經濟增長的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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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增長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社會保障，經濟增長，三期生命周期，生育率，人力資本，儲蓄

兩期生命周期的世代交疊模型是研究許多經濟問題的優良工具，Diamond [1] （1965）提出了個人生命分為兩時期的世代交疊模型。該模型的優點是簡明、便于數學處理，主要缺點是回避了收人預期問題。在該模型中，個人工資收人只存在于生命的第一期，此工資收入對個人來說是已知數，因此個人消費決策不涉及工資預期問題。而在實際經濟中，在職者的消費決策都涉及未來工資的預期問題。如何預期未來工資收入對經濟系統的功態有重要影響。為了反映預期的作用，需要將個人生命為多個時期，至少分為三個時期，在此基礎上建立三期生命世代交疊模型，三期生命周期人模型比之兩期生命人模型的特點在于，在引進了教育及人力資本因素并且使教育及人力資本成為影響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的基礎上，考慮了工資收人的預期問題，使得模型更具說服力。

1 理論模型

假設一個單一產品的無限時期的經濟體，并且假設是三期生命周期的人模型。人在同一代際是確定的，他們在年輕時學習，年老時退休，在中年時具有一個單位的勞動時間。假定下角字母 t表示當期的時期，上角字母t代表當代人出生在 t-1，并且Lt代表在時期t的中年人人數。每一個中年人具有個孩子，并且必須投入v（固定的）的時間來養育一個孩子（這里），并且nt是對男女都適用的生育率。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中年人的效用是 Vt，一個中年人的消費是，老年時的消費是 ，孩子的數量是 nt，并且，每一個孩子的效用是 ：

由式（14）和式（15），可以看出，經濟增長率與對孩童教育的時間、收入投入以及儲蓄率成正相關，但是卻與生育率成負相關。從式（9），正如Barro[2] （1974）指出的：如果遺產是有效的，那么，社會保障增長率的增加與儲蓄率無關，相反，就是Feldstein[3] （1974）指出的：如果遺產是無效的，那么，社會保障增長率的增加將減小儲蓄率。根據式（8），可以得出，如果如果對孩子福利的偏好足夠強，那么遺產將是有效的；并且，社會保障增長率的增加將使得遺產與收入的比率提高（如果有效的話），因為，，這里社會保障對儲蓄與遺產的影響都是顯著的，這與先前在未引進遺產有效性的模型中，社會保障的相關影響很難判斷形成了鮮明對比。

總的來說，社會保障與生育率、人力資本投資、經濟增長率的相互影響關系是比較復雜的。一般地，社會保障增長率的提高將對生育率、人力資本投資以及經濟增長產生負面的影響。關于生育率，遺產的增加將提高社會保障稅率，這意味著養育孩子的成本提高了，關于這個問題，在Becker 、Barro （1988） 以及其他研究者之間發生了爭論，無論如何，社會保障稅率的提高將減小稅后工資率（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減小），這將導致生育率提高。從式（8），（9），（10），以及（11），當且僅當，時，，注意不等式成立的條件是α在增加，因此，當且僅當對孩子福利的偏好α比對孩子的數量偏好ρ強時，生育率將減小社會保障稅。由于社會保障稅率提高將降低稅后工資率，這將減小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因此社會保障將對人力資本投資產生傷害。

從式（12）和（13）中看出，但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對孩子質量與數量之間存在替代效應，如果在有效遺產的條件下，社會保障稅率的上升導致生育率減小，那么投資于每個孩童的人力資本投資將上升。而當遺產是無效的時候，無論如何，社會保障稅率的上升將減小每個孩童的養育成本，因此將提高生育率而減小投資于每個孩童的人力資本投資。

使用經濟增長方程式（14）做實證研究，初始值為第0期，我們將式（14）表達如下：

（10）

此方程的一個特別的困難是不能對人力資本進行直接的觀察，在這里我們用人力資本的自然對數值（教育水平）近似的逼近人力資本；我們也將逼近單位資本收入值的對數值（），使用y和y2的線性組合：，這里和（因為是y的增函數）。另外，我們近似地取。實證研究的主要任務就是探討系數d是正的，零，還是負的。實際上，一些其他的可以影響經濟增長跟其他變量的因素，如政治穩定和其他類型的政府支出并沒有包括在我們這個簡單的模型里。因此，當初始變量為社會保障支出時。

社會保障稅率τ的上升將使得式（10）中的產出的長期增長率上升。如果對孩童的福利的偏好強于毒劑孩童數量的偏好，該條件將成立。也就是說，如果對孩童福利的偏好足夠的強那么在式（8）中，給定初始收入以及初始股本，社會保障將提升均衡經濟增長路徑以外的經濟增長率。

總而言之，社會保障對經濟增長及其變量（生育率、儲蓄以及教育投資）的影響穩定的依賴于對孩童數量以及福利的偏好的相關強度對比。當對孩童的福利偏好較強時，遺產成為正，并且社會保障增長率的上升將通過不變的儲蓄率減小生育率提高教育投資的情況下，促進經濟增長率。相反，當對孩童的福利偏好足夠小并且使得遺產為無效的時候，社會保障的增加將提升生育率，減小儲蓄率、教育投資以及經濟增長率。這些不同的預期實際效果都有相關的實證研究作為證據。

2 實證模型研究

本文前一部分詳細介紹了三期生命周期人模型的假設條件、推導過程以及模型的結論，其后在此基礎上多位國外經濟學者建立了實證模型研究社會保障支出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特別是Giorgio.B，Carlotta.B（2000）[4]分析20個工業化國家的；Jie Zhang [5]（2004）使用1960-2000年的跨國面板數據進行了實證研究。

Giorgio.B，Carlotta.B（2000）分析20個工業化國家的社會保障支出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經驗模型，其模型如下：

1.Giorgio.B的模型中以自殺率代表社會穩定性，社會保障的基本功能中包括社會的“穩定器”，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應當降低自殺率，而自殺率應當有損于經濟增長，但是在我國自殺率的數據很難搜集，本文舍去對社會穩定性的影響分析。

2.Jie Zhang的模型中以革命和騷亂以及暗殺代表社會穩定性，我國社會政治狀況一直處于穩定狀態，所以關于革命和暗殺也舍去。

3.考慮到我國財政支出中的社會保障支出份額，模型中應當加入財政支出中的社會保障占比變量，用以研究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本文以下面三個方程來模擬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方程（16）的系數，，，，分別表示社會保障支出絕對值、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投資形成額、從業人員初中教育以上占總從業人口比重以及財政社保保障支出與國內生產總值的關系，為正值則促進經濟增長，為負則相反。

方程（18）中的系數，，分別表示社會保障支出絕對值、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以及財政社保保障支出與投資形成的關系，為正值則促進投資增長，為負則相反。

方程（19）中的系數，，分別表示社會保障支出對數值、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以及財政社保保障支出與人力資本的關系，為正值則促進人力增長，為負則相反。

若和與同時為正，則說明社會保障支出通過提高資本積累水平而促進經濟增長；若與同時為正，則說明社會保障支出通過提高在職人力資本技術水平而促進經濟增長。

3 結論

本文對社會保障支出影響經濟增長的理論模型及實證模型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三期生命周期模型將經濟增長、生育率、人力資本投資以及儲蓄作為內生變量，模型具備更強的解釋力。大多數先前的理論研究都聚焦于社會保障和實物資本積累的關系上，好像它是社會保障影響經濟增長的唯一渠道。但是最近的經濟增長模型強調了生育率與人力資本的重要性，本文的模型也顯示出社會保障通過生育率和人力資本影響經濟增長，與先前的大多數研究不同，本文的研究近似的是基于包括了影響社會保障的遺產、儲蓄、教育、生育率等變量的兩部門疊代經濟增長模型。

參考文獻

[1]Diamond .P，National Debt in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1965，（55）：1125-1150

[2]Barro RJ，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1974，（82）：1095-1117

[3]Feldstein， M. S.，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 ital Accumul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 1974，（82）：905 - 926

第2篇：經濟增長的理論范文

由于我國的人口基數大、生產需求較高，使得我國對能源的耗費量也是越來越大，這就間接或者直接影響到了林業經濟的增長。在能源系統中，林業資源占有相當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對林業經濟增長理論與實證研究就變得非常有意義。現今林業經濟增長理論有很多，但大多都是既費勞力又費財力的方式，而且對于林業促進發展時間也難以保證，這就需要我們對林業增長的理論以及方式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從而令林業經濟增長得到一定的保障。本文試圖通過對關于林業經濟增長的相關文章進行重新梳理，將我國現階段關于林業經濟方面的研究成果存在的缺陷以及內在規律發掘出來，并提出合理化建議，以期為我國的林業經濟發展提供相應的幫助，進而為促進整體的國民發展作出相應的貢獻。

2林業經濟增長的意義及內涵

林業產業在環境保護過程中占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不僅僅關乎著環境生態的平衡，更是影響著人類的生存發展。林業經濟增長是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重要內容，我國的經濟學研究者們根據國際的經濟增長理論對我國的林業經濟增長內生機制以及內涵進行了系統的分析，提出了林業經濟增長指的是國家及地區的林業經濟所產生的勞務和物質在一個較長時間內的實際總產支出的持續增長。隨著當前世界經濟向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發展，林業產業也已經成為了當前我國貿易發展的主要趨勢，林業經濟的增長將對經濟的變革和社會的進步產生深遠的影響。林業經濟增長能夠把國家的經濟帶向一個新的高度，將國家林業與地區林業有形或者無形的限制打破，使林業產業達到統一化、合理化、科學化、規范化和嚴謹化的產業高度，林業產業通過經濟的持續增長，對擴大就業、保障生態安全等都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不僅如此，林業經濟的增長對于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就業增收甚至于整個社會的發展都有著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

3林業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研究探討

3．1林業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整理，總結出影響林業經濟增長的因素可以分為以下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單因素對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其主要指的是科技投入、主要投資以及勞動力等單獨因素對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第二個層面，多因素對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通過有關學者研究分析，認為經濟增長主要為多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主要包括技術、資本、勞動力等三大要素，這三大要素的配置方式以及投入水平都能夠對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水平產生一定的影響。林業經濟增長的多方面影響因素除了這三方面，還包括經濟市場、運行制度，以及國家政策等其他影響因素。從不同角度的研究結果來分析，普遍存在著一個觀點，那就是學者們一般都認為經濟增長是各種要素綜合貢獻的結果。

3．2林業經濟發展的問題我國林業經濟發展的問題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3．2．1穩定性較差根據相關的林業經濟增長分析相關文獻，總結出我國林業經濟現階段的運行狀況良好，總體是呈現著增長的趨勢發展，但國民經濟增長遠低于林業經濟波動，造成了林業經濟發展穩定性較差的現象發生。

3．2．2地區間存在較大的差異性由于我國的林業經濟發展較快，但是地區卻存在著比較大的差異，這就導致有些地區的發展速度遠遠高于其他地區，雖然有些地區在本土資源擁有量上具有著絕對的優勢，但是卻沒有完全對其進行利用，直接影響了發展，造成了全國區域的林業發展難以達到統一的水平線上，進而令各區域的資源擁有量的利用率不高。3．3林業經濟發展的問題對策針對于林業經濟發展問題的合理化建議主要包括以下幾點。3．3．1調整發展策略國民經濟的發展與林業經濟的發展是相互促進的，我國應該根據國民經濟的運行新機制對現行的林業發展政策加以調整，現階段，我國實行的是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安全型與資源節約型社會，因此可以在這個大前提下對林業經濟的發展策略進行合理科學的調整，進而推動森林資源的有效性利用，令林業得到快速穩步的發展。

3．3．2加大林權改革的力度如果想要實現林業經濟的發展就要加大林權改革的力度，繼續推進以林權改革為基本核心的林業改革，大力建立和完善林地使用權的相關制度體系，同時也要相應對林業行政管理機構制定更為嚴謹的監督管理體制，這樣才能在根本上對林業經濟發展的問題進行整治，進一步促進林業發展腳步。

4評述與展望

第3篇：經濟增長的理論范文

Smith（1776）認為，促進經濟增長有兩種途徑：一是增加生產性勞動的數量；二是提高勞動的效率。在這兩個增長途徑中，Smith更強調勞動效率對增長的促進作用。首先，他把勞動區分為生產價值的生產性勞動和不能生產價值的非生產性勞動，并認為生產性勞動創造財富，而非生產性勞動只消耗財富。所以，Smith認為，在勞動投入量中增加生產性勞動投入的比例將會促進經濟增長。

其次，對于如何促進勞動效率的提高，Smith認為主要取決于分工程度和資本積累的數量，因此分工協作和資本積累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因。基于分工可以使得勞動者的熟練程度提高，減少工作轉換所造成的損失，利于機器的發明，所以，分工使得單位勞動的產出量增加，進而導致收益遞增。至于分工的程度，他認為分工取決于交換，交換又取決于交換的能力，而交換能力的大小由市場容量加以刻畫。這樣一來，分工程度受制于市場容量的制約。所以，Smith認為市場容量的擴大導致分工加深，而分工又促使勞動效率的提高，并最終導致經濟增長。

除此之外，Smith也注重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他認為，資本積累可以使得資本存量擴大，與之相聯系的勞動數量增加，從而直接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資本積累往往與專業化和分工相聯系，從而也會借助于分工間接地促進經濟增長。

總之，Smith指出了分工和資本積累對勞動效率的提高以及經濟的增長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由于這些因素都有賴于投資，而投資又受到利潤的驅動，因而以自由競爭為理念的政府政策成為Smith的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所有這些思想，包括收益遞增、分工利于機器發明（技術進步）并導致勞動效率的提高、市場容量的擴大導致分工程度的加深等思想，都成為了后來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源泉。正如在上文理論模型的綜述中所歸納的那樣，Smith的經濟增長思想涵蓋了分工、貿易（交換）、技術和制度（政策）四大類因素，所以說，新增長模型無不與這位古典大師的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不僅僅是分工模型才與Smith思想有關。

Richado（1817）對于經濟增長的分析是圍繞著收入分配展開的。在考察了工資、利潤和地租的關系、變動以及影響這些分配比例變量的外部因素后，認為長期的經濟增長趨勢在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下而停止。他認為，土地的數量是有限的，而土地上生產的產品（谷物）也是有限的。隨著人口的增加，人們對土地上生產的產品需求增加，這將導致生產向肥力較低的土地上擴展。這就意味著，隨著土地投入的增加，土地上產出的增加越來越小，從而出現邊際收益遞減現象。收益遞減趨勢使得土地上產出的價值提高，從而又導致勞動的工資上漲，進而使得資本家的成本提高，利潤降低。由于利潤是投資的引導器，致使投資下降，最終導致資本積累減少。同時，由于土地產出的價值提高，這將引起有限土地的地租增加。但地主只進行非生產性消費而不進行投資，因此上述過程必將導致資本積累停止。

由此可見，Richado更注重Smith增長分析中的勞動量增加和資本積累的作用。但由于土地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這兩個因素對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小，因而資本主義的增長是有限的。不過Richado在這所論述的收益遞減與現代經濟學所講的收益遞減是有區別的。現代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是基于數量取向的，意指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隨著某一要素（投入）數量上的增加（同時質量保持不變），該要素的邊際報酬將逐漸下降。但Richado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是基于質量取向的，他指出收益遞減的原因主要是土地的質量將逐漸降低（而數量是不變的）。這也說明某些資源具有可耗竭的特征。關于這一點本文將進行一定的討論。

Malthus（1798）對經濟增長的討論是與他的人口原理聯系在一起的。在他看來，人口增長與產出增長是不同步的。人口以現有的人口數量為基數不斷增長，而其增長率會隨著產出的增長而進一步增大。由于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來源于土地上的產出，但土地上的產出卻遵循收益遞減規律。當土地全部被使用時，對土地的每一次改良，土地上的產出增加量逐步降低，因而“人口的增長有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的經常的趨勢”。所以，以人均產出表示的經濟增長會受到人口增長的限制。

如果人口得到增長，在邊際收益遞減的作用下，產出增加量減少，從而生活水平下降，進而導致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在均衡狀態下，人口增長率為零，從而經濟增長也為零。這種不愉快的結果是因為人口增長和經濟增長受到兩個不同規律的作用，任何耕種土地的數量擴大或技術進步都將導致超過產出增長的人口增長，即人口災難是不可避免的。可見，Malthus的人口增長是內生決定的，即人口增長取決于人均收入。同時，在經濟系統之外采用限制人口增長超過經濟增長的政策便是的事了。

綜上所述，古典經濟學家已經指出了經濟增長的規模性動因（資本、技術、土地）以及拓撲性機制（分工），也注意到了自然資源在增長中的特殊性。但他們的分析側重于農業生產占主導地位的經濟，肥力遞減等邊際收益遞減規律被過分地強化了。同時，技術進步的連續性則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樣，他們的分析顯得有些悲觀，即經濟增長不具有持續性。

十九世紀后半葉，以“邊際分析”為特征的新古典經濟學得以興起，標志著西方經濟學進入了一個新的成長階段。不過，新古典經濟學的貢獻主要在于其分析工具（邊際分析、一般均衡）的改進上，而不是經濟思想的提供上。值得細說的是Marshall對規模收益遞增的分析以及Shumpeter對創新的分析。

在對經濟增長動力的探源上，Marshall同樣認為，人口數量的增加、財富（資本）的增加、智力水平的提高、組織（分工協作）的引入等，都會提高工業生產，促使經濟增長。這些因素對廠商生產的全體影響表現為收益遞增。所以，經濟增長與收益遞增相聯系。

另外，Marshall還區分了廠商的收益遞減與行業的收益遞增。在長期均衡過程中，代表性廠商主要表現為收益遞減，而行業產出的變動則可以使得代表性廠商出現收益遞增。一方面，行業的擴大可以借助于廠商的內部經濟發揮作用，從而使廠商成本下降，呈現規模收益遞增；另一方面，行業產出的擴大也產生外部的經濟，也使得廠商出現規模收益遞增，這便成了后來經濟增長理論的“外溢”模型的思想淵源。

盡管Marshall對規模收益遞增給予了相當的關注，但他的基本理論分析仍是靜態的和局部的。所以，他更強調經濟中規模收益遞減現象，這與整個新古典理論相一致。直到1928年，A.Young在《收益遞增和經濟進步》一文中，才進一步論述了Smith和Marshall的分工、規模收益遞增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把Marshall對規模收益遞增的解釋推廣到了全，并對持續的規模收益遞增給出了一個內生化的解釋。

Marshall和A.Young對規模收益遞增、分工與經濟增長所進行的分析對新增長理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在理論模型的綜述中作了較多的說明。Shumpeter.J對過程的獨辟蹊徑，為新增長中的技術創新模型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

Shumpeter使用“創新”概念來解釋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他認為，在一個簡單再生的靜態經濟中，當所有的生產資源達到最佳使用狀態時，經濟處于均衡。如果經濟中各種投入量能維持給定的數據，這種均衡就會自行重復。不過，在靜態均衡中，沒有超額利潤、沒有積累、也沒有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的可能性來自于靜態均衡的破壞，而打破靜態均衡的關鍵乃在于超額利潤誘發的創新。

創新是指家對生產要素實現的新組合，包括：引進新產品、采用新生產、開辟新市場、獲取新資源、建立新組織等。Shumpeter認為，創新是企業家特有的職能，其目的是為了獲取超額利潤。他們的工作，既不同于發明家，也不同于資本家和勞動者，雖然他們沒有創造什么，但他們實現了新的組合。企業通過創新獲取壟斷地位，從而得到超額利潤，這便打破了原有的均衡狀態，于是經濟中的總收入增加，經濟出現增長。

同時經濟中存在著對創新的模仿。在超額利潤的誘使下，許多廠商開始模仿創新廠商，從而使得創新在整個經濟中展開，并使創新廠商的超額利潤逐漸減少并最終消失。此時，經濟來到了新的均衡狀態。在Shumpeter看來，創新是企業家特有的職能，而企業家的創新往往不能連續出現。由一次創新到另一次創新之間的演進，正是經濟的一個周期性變動。與傳統經濟理論不同，Shumpeter認為經濟發展（經濟增長）是伴隨著經濟周期（經濟波動）而出現的。總之，他的創造性破壞的思想及其波動性增長的思想以及創新性壟斷的思想是獨具匠心的，這給后來的新增長理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來源。

至此可知，新古典經濟學并不僅僅局限于“邊際分析與一般均衡”工具上的貢獻，其理論思想上的貢獻同樣是不可忽視的。

經濟學源于Keynes， J.M.（1936）的“有效需求”革命。與新古典的倚重于供給分析不同，Keynes則倚重于需求分析，從而給始于1929年的“大蕭條”一個有力的解釋。

Keynes本人認為，他的《通論》同傳統理論（新古典理論）之間的根本區別是：第一，傳統經濟學認為我們對有關未來的知識非常清楚，而事實上我們有關未來的知識是含糊的、不確定的和被動的；第二，傳統經濟學信奉Walras的一般均衡和薩伊法則識深化、組織創新活力，認為供給能自動創造需求，整個社會的總供求能自動達到均衡的狀態，而事實上是需求決定了供給水平，結果傳統學派由于缺乏有效需求理論，無法解釋就業水平和總產量的波動。所以，Keynes的經濟分析重心從經典學派（新古典）的供給層面轉移到了需求層面。基于此，現代經濟學才有了真正的均衡（兩種力量的交匯點）分析范式，而不是經典學派的恒等（單種力量的生長線）分析范式。

關于這一點，Keynes說：“經典學派所謂‘供給會自己創造自己的需求’——這句籠統話，是在對此二函數（注：總供給函數和總需求函數）間之關系，作了一個特殊假定。因為‘供給會自己創造自己的需求’這句話，一定是說：不論N取何值，即不論產量與就業量在何水準，f(N)與φ(N)常相等。故當N增加，Z（＝φ(N)）增加時，D（＝f(N)）亦必與Z作同量增加。換句話說，經典學派假定著：總需求價格（或收益）常與總供給價格相適應；故不論N取何值，收益D常與總供給價格Z相等。這就是說，所謂有效需求，不是只有一個唯一的均衡值，而是有無窮數值，每值都同樣可能；故就業量變成不確定，只有勞力之邊際負效用，給予就業量一個最高限度。”

所以，用Keynes的總供給函數和需求函數來解釋“均衡”與“恒等”的概念差別就是：“均衡”表征總供給函數與總需求函數相互交叉的一個點；而“恒等”表征總供給函數與總需求函數處處重合的整個一條線。其實，關于均衡分析方法早已被Marshall使用過，只不過他是使用的是局部均衡分析，而Keynes是在總體水平上使用均衡分析。順提一句，倒是Walras的一般均衡概念具有實質上的“恒等意義”，因為它是薩伊法則（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翻版，并且Walras定理（總超額需求價值為零）就是Walras本人的觀念性原則。

基于Keynes的理論，Harrod.R.(1939)和Domar.E.(1946)分別獨立地建立了經濟增長理論。盡管二者所建立的模型存在著一些差異，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Harrod-Domar模型的關鍵假定是生產要素勞動和資本不能相互替代，即總量生產函數具有固定的比例。在儲蓄率、人口增長率不變且不存在技術進步和資本折舊的情況下，得出有保證的經濟增長率為gw=s/v，其中s為儲蓄率，v是資本－產出比。模型的結論是：經濟增長率隨著儲蓄率的增加而提高，隨著資本－產出比的擴大而降低。

不僅如此，引起人們更多關注的是他們對穩定增長條件的說明。按Harrod的說法，經濟實現充分就業條件下的增長穩定性取決于實際經濟增長率gA　、有保證的經濟增長率gw　和人口增長率gN　三者之間的吻合度，要實現完全穩定增長，必須要求gA＝gw＝gN　。但在于，這一條件不能自發實現。按Harrod的解釋，gA與gw　的差異來自經濟現實的與投資者意愿的資本－產出比之間存在的差異，且這種差異并不能依照經濟體系本身自發地加以調節，從而使得經濟出現不穩定。如果gA>gw　 ，則實際資本－產出比低于投資者意愿的資本-產出比，從而投資者會進一步投資，這會進一步提升實際經濟增長率，直至受到勞動量的制約才會停止。相反，如果gA

鑒于Harrod-Domar模型得出的結論過于悲觀，且不穩定性的結果與二戰后西方國家實際經濟波動也不完全相符，因此許多西方學者嘗試建立新的模型，以便說明經濟增長的動力。

Solow-Swan(1956)建立的增長模型奠定了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該模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處于經濟增長理論的正統地位。

Solow模型修正了Harrod模型的生產技術假定，代之以資本和勞動可平滑替代的“新古典”生產函數，從而有效地解決了Harrod模型中經濟增長率與人口增長率之間的不能自發相等的困難。在既定的勞動數量下，隨著資本存量的增加，資本的邊際收益遞減保證經濟增長穩定在一個特定值上。而有保證的增長率與實際增長率之間的不穩定則因該模型沒有投資的預期而被回避掉了。這樣便可得出經濟穩定增長的結論。

不過，Solow模型中的儲蓄率仍是外生給定的。Cass-Koopmans(1965)將消費者最優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從而內生化了儲蓄率，這樣便建立了一個更為一般的經濟增長模型。

Cass-Koopmans采用的數學形式來源于Ramsey(1928)的論文。在該論文中，Ramsey構造了一個動態優化的模型，并運用古典的變分法得出了決定儲蓄率的Keynes-Ramsey規則，從而奠定了研究最優積累和增長問題的基礎。

盡管實現了儲蓄率的內生化，Ramsey-Cass-Koopmans模型與Solow-Swan模型對長期穩定增長狀態的結論是相同的，即經濟的長期增長率取決于外生的人口增長率和技術進步率。基于這種不愉快的情況，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出現的“新經濟增長理論”對新古典模型做了根本性的修正。

與新古典增長理論相比，新增長理論從不同側面探究了經濟增長的源泉和機制，并在更大范圍內解釋了經濟現象，也提出了促進經濟增長的相關政策。這在本文的增長模型綜述中作了詳細的介紹，在此只作簡述。

依照Larry·Jones(1997)的分類，從模型中對生產函數刻畫的角度來看，新增長理論可劃分為凸性模型和非凸性模型兩大類。凸性模型強調生產過程中的規模收益不變特征，其代表作是Sergio.Rrbelo(1991)。這類模型可以認為是AK模型的推廣。

非凸性模型則設定生產函數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特征。該類模型認為，持續的經濟增長有賴于持續的規模收益遞增，而導致規模收益遞增的動力（因素和機制）卻各有千秋。所以，本文正是從經濟增長的動力角度來綜述各種經濟增長模型的。

從動力角度看，新增長理論可以分為四類：技術類（外溢和發明）模型、分工類模型、貿易類模型和制度類（制度、分配制度、產權制度）模型。可見，新增長理論已突破了傳統增長理論所強調的動力因素（勞動數量、資本存量），轉而強調比較“軟”的動力因素（人力資本、分工、貿易和制度等）。同時，新增長理論也突破了傳統的增長動力機制（完全競爭機制）提出了壟斷性競爭機制和正費用交易（協調）機制。

就供給層面效應的假定（規模收益遞增）與外部機制（完全競爭等）之間的匹配上，新增長理論做了不同的選擇。如技術外溢模型用溢出效應平抑了收益遞增與完全競爭之間的緊張；而分工模型（Borland和Young）引入交易費用來沖消收益遞增性，進而使收益遞增與完全競爭得以相容；另外一些模型（Aghion和Howitt）則放棄了完全競爭，代之以壟斷競爭，讓需求力量進入了增長模型中，即以需求層面的遞減性來抑制供給層面的報酬遞增性。這個思路體現了重大的變化：由Walras的恒等分析范式向Keynes的均衡分析范式的轉變，但這個轉變是不徹底的，沒有涉及到最終需求。

就供給層面規模收益遞增的內部機制探究上，新增長理論沒有作特別的論述，只是將內部機制產生的結果體現在生產報酬遞增性函數上。這正是本文所要關注的方面：生產報酬遞增何以得到出現。

第4篇：經濟增長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分工；報酬遞增；經濟增長；迂回生產

中圖分類號：F091.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1-0-01

經濟理論的不斷產生和發展為尋求一個共同的目標，即國民財富的增加和經濟的增長。根據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突破經濟增長瓶頸的主要方法就是提高專業話水平和加強社會分工，以此來擴大市場容量，增加勞動和產品的供給和需求，達到經濟增長的目的。因此，研究分工理論成為研究經濟增長的出發點和關鍵點。

一、斯密的經濟增長理論和分工思想

古典經濟學創始人亞當·斯密（Adam Smith）將物質財富的增加即國民經濟的增長歸因于兩個方面：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勞動數量的提高。一方面，勞動數量取決于國民人口數量，而人口數量在短期內不會發生變化（除自然災害、瘟疫等除外）；另一方面，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取決于勞動分工。因此可得，國民經濟的增長和物質財富的增加源于勞動分工。他歸納了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機理：第一，勞動者的技能因業專而日進；第二，分工免除了工作轉換造成的時間損失；第三，機器的發明和使用使一個人能做許多工作。他認為：分工之起，由于交換力，分工范圍，亦首先于交換的范圍，也就是市場容量的大小所局限，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在生產實踐中，機器的產生替代了勞動、經驗的積累和協作的提高促進了分工，分工的產生提高了生產效率，這就為經濟增長奠定了基礎。斯密的分工理論是一種循環累積的過程，經濟的增長拓展了新的市場，市場的擴大促進了分工的產生，分工的產生進一步加快經濟增長的步伐，這就是斯密分工理論的精髓。

二、馬克思的分工理論

馬克思的突出貢獻是將分工劃分為自然分工和社會分工，并在此基礎上說明了生產組織運行的原理。自然分工是人類分工的起點，就是在勞動過程中按照性別和年齡進行分工；社會分工是指人類從事各種勞動的社會劃分及其獨立化和專業化，它包括一般分工，特殊分工和個別分工三種分工形式，其中個別分工是組織內部分工，特殊分工和個別分工為組織外部分工。馬克思使用辯證的觀點看待分工與組織理論：一方面，由社會分工和組織相結合而產生的組織理論使組織成為有機的分工系統，這樣的分工系統使組織內部運行的更加有效率；另一方面，分工也進一步為組織的分化和整合創造了條件。組織可大可小，將整個社會看成一個組織，各行各業就是這個組織的分工部門；將一個行業看成一個組織，每一個生產部門就是這個組織的分工部門，分工的產生在促進這些生產部門形成的過程中這些生產部門也進一步促進了分工的發展。馬克思認為：隨著勞動工具的分化，生產工具的行業也分化，一旦工廠手工業的生產擴展到這樣一種行業，分離和獨立的現象就會發生；一旦工廠手工的生產擴展到某一種商品的特殊生產階段，就又會變成一個獨立的行業。這就是馬克思提出的產業結構發展的原理。

三、楊格的報酬遞增與經濟發展理論

楊格在前人的基礎上開辟了分工、報酬遞增和經濟增長的動態分析思路，提出了著名的楊格定理：市場規模擴大引致分工深化，分工深化又引致市場規模的擴大，這是一個循環累計、互為因果的過程，即經濟發展。在楊格定理中，市場規模內生于經濟增長而不是外生的約束力量。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迂回生產和產業間分工。迂回生產即先生產生產資料，再用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生產消費品，迂回生產的過程提高了生產效率，產業間的分工是將復雜的過程轉化為一組簡單的過程，而在這一系列簡單的過程又導致了機器的使用，使分工進一步發展。楊格認為：報酬遞增的特征主要是資本化或迂回化的經濟，運行機理為：隨著產業分工的發展，企業內部經濟分解成為專業化程度更高的多個企業的內部經濟和他們所產生的外部經濟，報酬遞增通過產業分工產生，產業分工又使資本化或迂回化的生產方式得到實現。重點在于：當這種迂回生產方法在整個社會而不是在單個企業內部運行時，報酬遞增和經濟增長得以實現。他從宏觀角度把報酬遞增的主要實現歸因于迂回的生產方法和產業間分工，產業間中間產品的產業和迂回程度的增加，能產生整體的報酬遞增，這不僅是經濟發展的條件，也是產業結構不斷演進的條件。

四、三種不同分工理論的比較

第一，斯密較多的分析了工廠手工業內部的分工，沒有具體的分析社會分工，馬克思對社會分工做出了詳細的分析，指出工場手工業的內部分工要求社會內部分工達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形成，同時工場手工業的分工又會反作用于社會分工，促進社會分工的發展；斯密分工理論認為在市場無限大的情況下，分工的不斷發展可以促進經濟的不斷增長，但馬克思從無產階級角度出發，看到了分工產生的消極作用，分工的產生是勞動產品分配不均衡、所有制產生的根源。

第二，在斯密的分工理論中，專業化的分工與經濟增長呈現出互相促進的關系，但由于市場容量不能無限擴大，分工的發展又受到市場容量的制約，楊格使用“分工一般取決于分工”這一動態思路將市場范圍內生于經濟發展后便解決了這一難題，在經濟不均衡的過程中，生產方式的不斷變化改變了生產活動而影響生產，而這樣的變化是不斷積累，經濟就以這樣的方式內生自我演進。

第三，楊格的分工理論不局限于單個企業的產出-投入，從系統化和動態化的角度對“斯密定理”中的市場規模做出了界定，強調整個社會、產業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將迂回生產的方式等同于“資本化的生產方式”，楊格的分工理論繼承了斯密的研究成果，也與馬克思的分工理論成功實現對接。

參考文獻：

第5篇：經濟增長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方式；人力資源管理；影響因素。

一、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對人力資源管理的影響。

（一）不同的經濟增長方式要求不同的人力資源結構。

經濟增長方式是指推動經濟增長的各種要素的各種要素與組合方式組合起來推動經濟實現增長的手段、途徑、方法、方式與形式的總和，或者說，就是指經濟增長來源的結構類型。經濟增長的質量、速度及效益受一定的經濟增長方式的直接影響，不同的經濟增長方式則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經濟效果。經濟增長在人類社會的發展的進程中由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這多種因素組合和利用的不同方式決定了不同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同類型人力資源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不同。隨著資源和資源競爭的時代正被以科學技術競爭為核心的知識經濟時代所代替，人力資源尤其是創新型人力資源的作用將愈益凸顯。

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對人力資源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力資源不僅要具備一定的技術創新能力、分析問題的能力、實踐操作能力，還應該具備團結合作能力、協調能力和適應能力等。這些客觀要求迫使人們必須樹立長期的、終身學習式的人力資源開發觀念，不斷地調整開發內容與方向，改變和更新自身的人力資源結構，以全面發展為宗旨，適應復雜多變的動態環境。在提升經濟增長質量的同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而人也在促使經濟增長過程發生了重大改變。這一改變離不開持續性的人力資源開發理念。持續型的開發理念，則意味著長遠的眼光、功于后代的思想。首先，強調人自身的持續性。人在整個經濟增長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人的自身健康、自然壽命、人們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無不影響著經濟發展的進程。其次，強調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的持續性。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意味著從資源消耗、環境破壞向資源節約、環境友好方向轉變，意味著人們從破壞自然向保護自然方向轉變。最后，強調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持續性。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中，對科技創新、結構調整、人員流動及職位轉換等等提出了更高要求。當高素質的勞動者努力的邁向工作門檻的同時，較低素質的勞動者也同時會挖掘自身的潛力，學習新的理論、知識、技能，來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和能力，從而尋找適合自己的工作崗位，或是與其他人一同競爭職位。

（二）對人力資源管理的影響。

首先，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對就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一是對就業機會的影響。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中，由于先進科學技術的應用，使得資源有機構成提高，生產單位產品所耗用的活勞動減少，必然是資源替代勞動力。二是對就業形式的影響。隨著增長方式轉變過程中生產工具和工藝體系的不斷革命，特別是自動化和控制技術裝備的廣泛采用，高新技術行業的從業人員越來越多，需要生產中腦力勞動者的比重，以及在勞動者的生產勞動中腦力勞動消耗的比重有明顯的、急劇的增加，生產中技術人員、研究人員和熟練技工的比重日益增大；通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推進了高新科學技術的應用，互聯網非常發達且速度增快，人們之間聯系的途徑發生了巨大變化，一大批新的就業方式出現，如網上交易和消費、移動辦公、家庭辦公、網上就業、彈性工作制等形式縮短了工作時間，極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為用人單位和員工提供了雙重便利。三是對人力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實質上是專業分工的細化和產業集聚的過程。人力資源利用的范圍和程度也不斷拓展，社會分工的細化、新興產業的形成為人力資源作用的發揮提供了不斷拓展的空間，利用深度也必將隨產業的發展而深入、人力資源利用效率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速度而提高，人力資源利用的效益也隨產業結構優化而提高。

其次，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對人力資源配置產生影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要求人力資源的配置格局必須有所改變，人力資源的配置區間更需趨于平衡，比如對職業、地區、國際、產業間的配置具有重要的影響：一是對職業間配置的影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程中的高新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使傳統的機器發生了質變，人力資源由直接參加勞動變為對勞動過程進行調節控制，實現勞動過程的無人化，生產率大幅度提高，產業結構得到不斷的調整、優化和升級，人們更加傾向于服務性的工作。二是對地區間、國際間人力資源配置的影響。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促進了科技進步，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升級，在這種變動之中，地區間、國家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人們關注的不僅僅是挫敗競爭對手的而獲得的商業利益，更多的是如何與競爭對手共存、共贏、共利、尋求多方合作與發展，在自身發展的同時以促進整個社會福利的提高。

再次，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對人力資源管理方式的影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伴隨著新興產業的出現，新興產業的出現和發展對高素質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大，新興人才不僅要面臨隨時變化的復雜環境，還要能夠專有所長，解決突如其來的難題。這使得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日益受到重視，高素質人才對管理的標準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管理主體加大管理的深度與廣度，創造新型管理方式，提高管理的質量和水平，使高素質的人受到更加豐厚的物質待遇和更為人性化的人文關懷，這種人力資源管理機制的轉變體現了科技創新、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對高端人才的需求。知識的增長、積累和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人才的職業視野、知識結構與傳統人才相比有較大的變化，隨之而來的必然是管理機制的大幅度轉變。

最后，對人力資源開發及方式的影響。現實經濟、社會中不對口就業是常態，眼高手低、動手能力和實際操作能力差的人員大量存在，人員素質與就業崗位的錯位與裂痕越來越大。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資源開發不適應現有經濟需求，不能緊跟經濟形勢的變化進行適當的調整，這意味著有效的市場引導機制和反饋機制的缺乏。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所體現的產業結構的轉變和科技進步的發展，產生了對人才素質變化的巨大需求，充分利用現有的國內外資源，針對主導產業發展所需的人才，將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密切結合，采取引進與外派、國內外的校際合作、校企等多種方法，提高培養人的市場化程度，與市場節奏密切保持一致，保障人力資源的個體和集體素質和能力的開發的實施力度。

二、強化人力資源管理應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對策。

（一）注重人力資源向人力資本轉變是適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必然趨勢。

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是有區別的，如人力資本是通過對人力資源的投資形成的，強調以某種代價獲得人的勞動能力，而付出的代價會通過對人力資本的使用，獲得更大的價值回報。人力資源這一概念強調人必須經過開發而形成一定的能力，要充分挖掘人潛在的各種勞動能力，并將這些能力充分發揮出來。人力資本是對自然人力資源進行投資的凝結，是技術和知識的人格化，強調的是人的各種能力外化的過程。人力資源是一個宏觀的、概括性的范疇，通常指單純的自然人力資源。人力資源側重表達人力的實體形態或數量方面的規定性。而人力資本強調投資收益回報、價值增值、所有者權益和人力的個體素質或精神存量的形成和積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需要具有綜合素質的復合型人才。人力資源管理的核心就是為培養企業人才、提高員工的質量和高質量員工的比重，抽出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用于員工的教育、訓練等各種智力、知識、技能開發活動。企業花費在教育、培訓等人才綜合素質再提高方面的知識和智能資本比單純的人力投入更能帶來更長期的經濟效益。只有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科學地開發人力資源，才能使其員工的綜合素質不斷得到強化和提高。

（二）人力資源開發是適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必要前提之一。

人是生產力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人力資源開發實際上是一種價值和資源分配。人力資源開發價值與資源的分配性涵義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投資于人力資源開發的人財物的分配；二是人力資源本身的配置與利用。不僅如此，人力資源還可導致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收益遞增。在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源開發越來越多地受到各國企業的關注與重視。如何最大限度地開發人力資源是每個企業面臨的首要問題要形成企業的人力資源開發的動力，需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培養員工的自我開發意識。積極上進的員工總是希望將自己的開發動機付諸實際；消極待命的員工總是被動地產生鏡像動力再對自身潛力進行開發；頑固保守的員工則會安于現狀拒絕任何形式的人力資源開發活動。二是培養企業主和管理者對人力資源開發動力形成的引導習慣。

企業主和管理者必須引導員工的個人潛能開發，不但要對自我開發積極的員工予以表揚和獎勵，同時還要鼓勵在人力資源開發活動中表現不積極的員工活躍起來，讓員工認識人力資源開發與個人發展的必然聯系。

（三）、進一步優化教育結構以適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目前我國政府在公共教育投資上面臨雙重壓力：一是居民對公共教育投資需求強烈與政府財政緊約束的矛盾；二是面臨公共教育投資如何在不同層次、類型教育上進行更有效分配的選擇。基于以上分析，在充分保證基礎義務教育公共資助的前提下，政府應堅持人力資源投資市場化與公共教育投資重點化的政策取向，各級學校應根據經濟發展階段適時調整培養模式。首先，加大培養創新型人力資源的力度。培養創新型人力資源的普通高等教育是公共教育政策的支持重點。由于基礎學科研究、高尖端技術研究領域的知識創新等，對社會具有較大的正外部效應，能夠使社會的新知識或新技術得到增長，因此，政府可以利用公共資助來糾正市場失靈，比如讓公立高校擔負精英教育之責。作為高校，則應采取通才教育與專才教育高度結合的培養模式，在通才教育基礎上培養創新人才———通才基礎上的專才，使受教育者的創新技能不斷增強。其次，技能型人力資源培養應該走市場化道路，并且要調整培養模式。在我國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的轉變過程中，像普通技能訓練等類型的人力資源，正如索洛模型中的儲蓄率效應一樣，對社會只有產出的水平效應，沒有長期增長效應，應該走教育投資市場化之路，如讓民辦高校擔負培養大眾化人才之責。這一類技能型院校要加強基礎的完善，采取復合型人才培養模式。在當前義務教育資金嚴重短缺的情況下，應轉變單一的政府辦學體制，積極推動教育投資多元化，使教育改革和發展朝著多種所有、多種辦學形式的方向邁進，如采取公辦民助、民辦公助、國有民辦、中外合作辦學等多樣化形式。最后，政府要不斷優化人力資源作用發揮的環境。目前，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仍然存在城鄉分割現象，人力資源的流動機制也不完善。所以，政府應加大用人機制改革的力度，健全和完善勞動力市場機制；應規范文憑管理制度，提高文憑的含金量，充分發揮其篩選和識別作用以提高人力資源配置效率。

通過教育普及提高廣大勞動者的科學文化素質，使其具有掌握科技知識和綜合運用科技的能力，通過教育改革注重受教育者創新意識和創造能力的培養，實現全面的素質教育。為了實現我國未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必須解決教育投入不足和嚴重的地區差異問題，通過優化教育結構，提高教育投入的回報率，積累更多的人力資源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做出更大貢獻。

參考文獻：

[1]鄭新成。基于經濟增長方式的人力資源開發淺析[J].特區經濟，2010.

[2]唐爽。企業人力資源開發管理和保護的幾點思考[J].決策導刊，2010.

第6篇：經濟增長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產業結構系數 經濟增長 結構調整

[中圖分類號]F061.2；F1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09)07－0097－06

一、文獻的回顧與問題的提出

在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中，許多經濟學家在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的關系上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經濟學家有：庫茲涅茨、錢納里和羅斯托。庫茲涅茨提出：經濟增長因素主要是知識存量的增加，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結構方面的變化。這里的結構方面的變換主要是指產業結構的變動趨勢。錢納里把經濟增長過程看作國民經濟結構的一組變化，國民經濟結構的變化主要還是指產業結構的變化。羅斯托認為：現代經濟增長在本質上是一個產業部門變化的過程，它植根于現代技術所提供的生產函數的累積擴散之中，這些發生在技術與組織之中的變化只能從產業經濟部門的角度來加以分析。離開了對現代經濟增長中產業經濟結構的分析，也就不能解釋經濟增長發生的原因。

在國內，研究產業結構的優化和經濟增長的也不乏其人，但主要是從實證的角度進行研究。例如，朱慧明、韓玉啟(2003)研究了產業結構的調整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經過Granger因果檢驗，認為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了經濟增長，但經濟增長不能影響產業結構的變動。劉建平(2006)“以廣東省為例來研究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結果發現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之間是相互作用的關系。毛健(2003)以典型國家的經濟增長軌跡，對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變化進行了綜合分析，認為產業結構的優化，既是經濟增長的客觀要求，又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綜觀國內外的研究成果可見，產業結構的優化與經濟增長實際上是互為因果的耦合關系，經濟增長將導致產業結構發生變化，而產業結構變化又能促進經濟增長。反之，產業結構落后也必將制約經濟增長。在國外的研究中，產業結構效應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已經在理論上證實，但是其作用的大小至今沒有可以衡量的方法。在國內的實證研究中，也沒有體現產業結構效應的作用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往研究的缺陷，也就是本文想嘗試解決的問題。為此，筆者引入產業結構系數的概念，主要從產業結構之間的協同效應所產生的產業結構系數的角度去研究經濟增長。產業結構系數是蘊藏在經濟體產業比例之內的，并不能直接通過計算所得，而只能通過間接的驗證來推算其大小。其存在與否，是本文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如果存在，那么它的大小和影響機制，就是本文需要深入研究的第二個問題。基于上面的考慮，本文將利用廣州市和海南省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產業結構經濟體進行對比驗證，從產業結構系數來考察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拓展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新視野。

二、產業結構系數與經濟增長分析

本文采用目前研究產業結構理論最主要的三次產業分類方法。雖然三次產業分類法是一種有效的產業經濟理論分析工具，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人類經濟活動的日益復雜化，這種分類方法的缺陷也越來越明顯，很多產業的歸類存在著爭議。在統計學意義上這種分類使得各產業之間是相互獨立的，體現不了產業之間的相互作用。為了便于數據的統計，我們研究產業結構問題以三次產業分類法為基礎，但試圖在經濟增長模型中體現產業結構之間協同效應所產生的作用。

假設：(1)在整個經濟體中，只有第一、二、三產業，這三類產業包含了所有細小的產業門類，也就是國民經濟的所有產業。每個產業的資源依賴程度不同，資源的依賴程度由產業特性來決定，這里就暫不做詳細闡述。(2)經濟體的產出都需要使用三種生產要素即資本、勞動和自然資源，對于自然資源的約束暫時不納入考慮范圍。(3)人口在長時間內保持基本不變。在不考慮不同產業結構對生產影響的條件下，生產函數關系式如下：

Y=F(X1，X2，X3，A)　(1)

其中，Y是國內生產總值，X1、X2、X3分別表示第一、二、三產業的產值。A表示經濟制度和技術水平。對于該式中的任何一種產業都有： Xi=f(L，K，R，a) i＝1，2，3　(2) 其中，L是人力資本，K是資本，R是自然資源，a是技術進步。對于第三產業而言，也在很大程度上間接地利用自然資源，它割舍不了與第一、二產業的聯系。對每一個產業內部來說，技術進步是內部影響因素。如果單純把X函數帶入到(1)式，則沒有了產業結構概念，更沒有產業結構的痕跡。而

Y=b F(x1，X2，X3，A)　(3)

其中，b為產業結構系數，作為產業結構變動狀態的一個指標，它對整個生產函數產生影響。產業結構系數反映經濟體的三次產業之間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協同效應，進而對整個經濟體的產出產生影響，從而影響經濟增長。b有可能大于l，有可能小于1，有可能等于l，但是大于O。

產業之間的結構不協調，使得總體的生產過程不順暢，就會有資源浪費或者資源利用不足，三次產業的整體協作能力不強，此時OO但是不等于1的情況，就像點與線的關系：b=1只出現在一個時間點上，很難捕捉與驗證，而其他的情況則是出現在一段時間內，具有持續性。另外，b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并沒有產業結構絕對好壞的標準，產業結構的好壞要根據經濟體的發展階段、經濟基礎、自然資源的狀況、技術進步等等因素而言。兩個不同的經濟體有不同的產業結構，把一個經濟體的投入放到另外一個經濟體內生產，如果產出大于該經濟體的實際產出，則說明另外一個經濟體的產業結構要優于該經濟體。通過產業結構系數，可以看出產業結構的優化對于經濟增長起重要作用。對此，可以從圖1直觀地看出，如圖1所示。

投入的生產要素在三次產業之間進行配置，影響國民生產。三次產業之間也有生產要素和產品的流動，從而相互之間的協同效應共同影響國民生產，這種影響通過產業結構系數作用于整體的產出。在產業結構合理化的過程中，b的大小是逐漸改變的。一個經濟體的產業結構系數也有可能從大于1變成小于1，這跟當地產業政策、資源、技術水平有很大的關系。參照不同經濟體的產業結構，可以為該經濟體的產業結構轉型和優化提供指引。

余江、葉林(2008)認為，在存在資源約束的情況下，如果各產業的技術進步率相同，那么經濟體中對資源依賴程度大的產業比重越大，則經濟體的增長速度越慢。但是，如果產業的技術進步率存在差異，那么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以中國為例，余江(2006)的研究顯示，雖然中國1999年開始出現的重工業比重上升導致了能源消耗強度上升，但是這一時期重工業在節約能源方面的技術進步也是最快的。該時期中國能耗強度上升不僅僅是由于能耗強度大的重工業比重上升造成的，輕工業和其他的節能技術進步率趨緩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除了產業結構變動以外，加大節約資源方面的技術投入，也是有效降低資源消耗的重要途徑。三次產業的影響因素眾多。從靜態來看，三次產業比例要協調，這也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條件，產業之間有投入要素的競爭，也有產品之間的相互需求，更有勞動力之間的流動。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伴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勞動力的流動從第一產業轉向第二、三產業，產生了極具中國特色的“農民工”，而第二產業發展也提高了第一產業的生產率。從動態看，各類產業內部及三次產業之間的增長與發展的速度要相互協凋，不能“一產獨大”。馬克思的社會生產理論也證明，生產資料部門和消費資料部門是相互需求的，其中一個部門的擴大再生產與另一部門對該部門產品的需求有密切的聯系。總之，三次產業雖然被人為地劃開，但是其內部的經濟聯系是不能割裂開來的。

綜上所述，產業結構協調與否肯定會影響到經濟增長，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資源的消耗利用率、資源的配置、技術進步、產業比重來作用于經濟增長。這些影響，通過產業結構系數可以間接反映出來。

三、從產業結構系數分析經濟增長的實證案例

對經濟增長的計算，Romer認為，長期經濟增長是由技術進步(含經濟制度的變遷)貢獻的，而短期經濟增長則是由資本和勞動等要素投入的增加所貢獻的。然而，資本、勞動和技術是在一定產業結構中組織在一起進行生產的，對于給定的資本、勞動和技術，不同的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個主要問題。對于產業結構變動及其系數的大小，并沒有一個確切的數值，本文主要通過現實值和預測值的比較，從側面反映產業結構系數的存在。

本文選取廣州市和海南省作為研究對象。我們并沒有選取兩個省份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我們主要是想從不同的產業結構中得出產業結構系數的存在。只要具有兩種不同的產業結構，省份和城市并沒有多大的影響。廣州市與海南省產業結構明顯不同，廣州市產業結構是“三、二、一”，海南省是“三、一、二”。從對比中我們希望可以發現產業結構系數的存在，并初步估算其大小，為產業結構的合理化提供數據支持。以廣州市的1978-2007年的數據和海南省1982-2006年的數據為基礎，利用計量經濟分析方法，爭取對以上的理論進行驗證。

本文主要運用第一、二、三產業的產值對國民生產總值的影響來計算。由于計量經濟模型無法直接體現(3)式中的b的存在，而b是個常數，這對于經濟增長的模型并沒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們還是采取經典的經濟增長模型，∞公式如下：

Log(Y)=α+β1Log(X1)+β2Log(X2)+β3Log(X3)+ε

其中，Y、X1、X2、X3為國民生產總值、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產值，a為常數項，ε為隨機擾動項，主要采取對數模型進行回歸。在模型中并沒有體現出產業結構系數，我們會對數據對比分析然后進行檢驗。以第一產業的產值為基數來計算廣州市和海南省第一、二、三產業的比例關系，從而可以看出廣州市和海南省的產業結構的比例關系，如表1、表2所示。

由以上的比例數據可以得出圖2、圖3。

從表1、表2和圖2、圖3中，我們可以得出：廣州市的產業結構變動主要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之間。1987年以前是第二產業居于主要地位，1987年以后產業結構變動加快，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1994年；1994年以后第三產業居于主要地位，而第二產業也穩步上升，但是速度小于第三產業。海南省則是從第一產業比重最大直接過渡到第三產業比重最大的階段，第二產業所占比重最低。對于這種產業結構，產業結構系數是存在于產業結構的比例之中的。對廣州市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可得出廣州市的GDP與三類產業之間的關系式。該關系式是從廣州市歷年的產業結構變化中得出，其中必然隱藏著產業結構系數的身影。把海南省的三類產業的產值代人該關系式就會得出另外一個GDP，我們暫且叫做預測GDP。預測GDP是海南省在三類產值固定的基礎上，投入到廣州市的產業結構中進行綜合作用的結果。則有：(1)預測GDP>實際GDP，則說明b>l，海南省的產業結構與廣州市相比不夠合理；(2)預測GDP

不過從表1、表2和圖1、圖2的圖表中我們可以看出，第三種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接下來我們可以進行計量經濟分析。對于廣州市的數據，我們以1993年作為分界線，分別對兩段數據進行分析，再對總體進行分析，則有表3。

由以上回歸的結果的檢驗可知，效果很理想。D，W統計量表明沒有明顯的序列自相關存在；R2項也有力地說明了三次產業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解釋程度相當高。在第一階段第一產業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而從第二階段和整體來看都是一種負作用。這也充分說明了產業結構變動以第二和第三產業為主，而廣州市的農業對廣州的經濟發展呈現延滯的作用。第一階段第二產業的貢獻最大，當第二產業產出增長1％，國內生產總值就會增長0.5301％；第二階段貢獻率降低為0.460677％，而整個過程中第二產業貢獻率為0.575236％。第一階段第三產業產出增加1％的時候，國內生產總值增加0.381326％，第二階段上升為0.5222023％，第三產業總體貢獻率為0.440864％。從分階段來看，產業結構已經從第二產業占主導轉向第三產業占主導，但是從總體來看，第二產業居于主導地位，第三產業的發展空間很大，第三產業在廣州市還處于加速發展階段。廣州市的產業結構變化基本符合世界產業結構的發展趨勢。

我們接著把海南省的三次產業產值數據代入到廣州市的關系式中，估算b的大小，有表4。

從表4可見，把海南省的三次產業的產值放在廣州市的產業結構中，就會得到高于海南省實際的GDP，即預測GDP。把預測的GDP除以實際的GDP，就可以估算出產業結構系數b的大小。隨著歷年產業結構的變化，b的大小也隨之發生變化，但b都大于1。由此可見，產業結構優化的作用蘊藏于回歸的結果之中。

以上實證分析表明：產業結構系數的確存在，并反映著產業結構對GDP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廣州市的產業結構比海南省的產業結構合理，雖然產業結構系數都大于1，但廣州的系數大于海南的系數。

雖然兩個產業結構都是以第三產業的比重最大，但是廣州市以第二產業支撐第三產業的發展，第一產業的比重最小。而海南省的第二產業比重最小，這種畸形的產業結構不利于海南省的經濟發展。海南省的產業結構不合理是海南省經濟落后的最主要原因。廣州市的產業結構趨向于“經濟服務化”，正在步入“后工業經濟”。而海南省的產業結構雖然第三產業比重最大，但是其結構不合理，直接導致了其生產要素和經濟效益的流失，不利于經濟增長，迫切需要產業結構轉型。如果不大力發展第二產業。將使海南省的經濟發展有可能陷入惡化的境地。

四、結論

從以上實證研究可以得出四個結論。第一，由模型Y=b F(X1，X2，X3，A)可知，產業結構系數是在內部各個產業確定的情況下，反映宏觀的產業結構協調程度對總產出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其具體的機制是：兩個不同的產業結構對比肯定會有不同的系數，該系數也是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動而變動。第二，廣州市的產業結構調整是符合世界產業結構變動趨勢的，且正在逐步向著合理化和高級化方向發展。隨著產業結構系數的逐步變大，從而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也在不斷增強。廣州市正在進行更深層次的產業結構調整，第三產業的比重正在加大，第二產業正向高加工、高附加值產業發展，這使得廣州將迎來新一輪的經濟高速增長。第三，海南省的產業結構則嚴重阻礙了本省的經濟發展，需要在以后的經濟發展中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大力發展第二產業。海南省的經濟增長一直處于低速增長。遠遠小于其本來應有的經濟增長速度。由海南產業結構系數較小可見，產業結構的合理與否，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可小視。第四，第三產業的發展必須以第二產業的發展為基礎，跨越以第二產業占主導的階段而直接發展第三產業，將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阻礙作用。總之，產業結構對于整個經濟體的作用是客觀存在的，產業結構系數可以反映出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程度。產業之間協調可以使得產業之間生成協同效應，從而更好地促進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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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經濟增長的理論范文

摘要：改革開放是中國實現經濟增長與發展的轉折點，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漸進變革，中國經濟實現高速增長。不可否認制度的變革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關鍵的推動作用，這也從一個方面印證了新制度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的科學性。因此，探討新制度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從經濟增長的靜態與動態兩個角度深度剖析理論的內涵，以期為中國進入后危機時代的經濟增長提供理論借鑒就有著尤為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制度變遷；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3－0006－03

一、新制度經濟學派對制度含義的解析

（一）制度含義

在新制度經濟學派中，“制度”（institution）是指社會中的“游戲規則”，它是被創造出來規范人們之間交流的。制度通過給人們建立行為規范降低了人們交流中的不確定性。正是因為擁有了制度，人們之間的日常交流才形成了慣例，我們知道怎樣與別人打招呼，知道在各種場合應如何舉止。制度結構具有三個組成部分：正式法規、非正式法規、實施機制。

正式法規是指經濟社會中的文本法規。最典型地，憲法是一國最根本的正式法規，而且正式法規可以通過國家或企業得以建立和形成。

非正式法規是指社會中的非文本法規。它包括文化、行為準則、作風標準，等等。生活在不同國度的公民從小就開始學習這些非文本法規的準則和態度。

實施機制是制度結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只有將正式法規和部分非正式法規付諸實踐才能保證制度具有看得見的作用，保證制度效率的實現。

（二）制度的樞紐――科斯定理

“只要產權是明晰的，并且交易成本為零或者很小，則無論在開始時將產權賦予誰，市場均衡的最終結果都將是有效的”這就是科斯定理所陳述的內容。仔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

（1）當交易成本為零時，不管產權如何分配，有效的產出總會實現。

（2）當交易成本為正時，產權如何分配將對經濟產出具有重大影響。

以資本主義社會為例，產權是私有的，那么，對財產的所有權必須進行清楚的界定和執行。制度的一個重要作用即界定和實施產權。國家的制度框架決定了交易成本，從而決定了經濟獲得潛在產出和收入的程度，現實經濟中交易成本總是存在且非常顯著，因此，制度總是具有重要意義。

二、制度與經濟增長

（一）經濟增長理論回顧

經濟學界自亞當?斯密之后對經濟增長驅動因素爭論了200多年。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真正起步是20世紀50年代索洛和斯旺構造的新古典增長模型，談模型構造的生產函數由資本K和勞動力L作為自變量。羅默、盧卡斯等都為將技術進步納入該框架進行了研究。新制度經濟學代表諾斯和托瑪斯認為，資本存量增加的本身，并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乃是增長的結果，而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制度因素。而且諾斯通過對1600―1850年這250年間海洋運輸生產率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盡管技術上并無重大進步，只要制度因素充分發揮作用，同樣可以促進經濟增長。

（二）新制度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認為，一國的制度結構是開啟財富潛力的鑰匙。從靜態角度看，制度決定了交易成本和經濟組織獲取專業化和勞動分工收益的能力。從動態角度看，制度決定了激勵結構。經濟組織正是在激勵結構下經營和決定是否采取措施改進技術。一個經濟體停滯不前是因為制度禁錮了經濟發展，一個經濟體之所以能夠保持增長，是因為該國的制度鼓勵并推動經濟的增長。

1.制度與經濟增長：靜態模型

經濟學中用“生產可能性曲線”（如圖1所示）來表明一國的產出的最優可能性邊界。兩條坐標軸分別代表經濟社會生產的兩種商品X和Y，生產可能性曲線意味著一個經濟體在現有的技術水平條件下，運用其全部生產要素資源（土地、資本、勞動力及企業家才能等）實現全部最優產出。

靜態情形下，我們假定一國在一定時期內，技術水平相對穩定，這意味著該國無法通過技術促進經濟增長，要做的只是提高現有的技術使用效率。反映在圖中即生產可能性曲線內部（即A點所在的區域）被稱為生產無效率區域，存在著經濟資源未被充分利用的情況。如果這些資源能夠得到充分利用，那么經濟就會實現增長。即一個經濟體可以在技術水平保持不變的情形下實現圖中A點到B點移動。

現在我們分析靜態情形下，制度促進經濟增長傳導機制路徑：

制度交易成本市場創新勞動力分工（專業化過程）生產力經濟變化

在技術不變的情形下，制度將如何影響經濟增長，我們分析其傳導機制。一國經濟要實現發展要依賴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是眾所周知的。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一條重要途徑就是勞動分工，即提高生產過程中專業化程度。這一點在斯密的《國富論》中早已強調：“（一名工人）可能用盡所有的努力，一天也只能生產一根針，或者還生產不出一根針，當然生產20根針更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在現在這種工作方式下，不僅整個生產過程是一種特定的交易，而且該過程還可以分為很多不同的部門，同樣地，這些不同的生產部門中一些比較重要的部門本身也是一種交易。第一名工人專注于金屬線的拉長，第二名工人專注于金屬線的拉直，第三名工人切割金屬線，第四名工人匝箍金屬線，第五名工人對針頭進行打磨。針頭的制作需要兩到三個完全分開的工序，甚至把針放在紙板上本身也可以是一道工序。用這種方式來看，制造針這樣一種生意可以分為大約18種不同的操作步……”

當然，實現專業化這一過程是存在市場風險的，因為在勞動分工越來越細的同時，人們逐漸只對某種特定的工種越來越熟練，而對其他工作則很生疏。比如說腦力勞動者可能不再熟悉如何去種植莊稼、建造房屋等體力勞動。因此，隨著勞動分工與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人們越來越依賴于市場體系來滿足不同的需求與無限欲望，這就要求市場必須存在而且要運行良好。

經濟社會中市場存在并且運行良好所需的條件：（1）經濟中必須存在對特定商品與服務的需求。（2）經濟中必須存在供給。市場上不能缺少供給方，而對于供給方來說，選擇是否進入該市場受其總成本與總收益的制約。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交易成本非但不為零，往往還非常大，因此供給是結合勞動力、原材料、技術和一系列交易的過程。具體來說，生產者獲取原材料并加工成產品從而形成供給，這一過程中生產者必須與這一環節所有參與者：原材料所有者、勞動力、資本所有者、批發零售商等建立契約關系，這一過程中生產者不管與誰進行交易，都存在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成本相對較低，那么就會有大量的供給在市場上出現，否則進入市場的供給商就會望而卻步，甚至沒有供給者進入該市場。（3）消費者對產品掌握足夠的市場信息。這是一個理想假設條件，現實經濟運行中，往往達不到，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市場失靈情形發生。信息不對稱問題的產生，也導致了交易成本的巨大。（4）必須存在穩定的貨幣體系使買賣雙方彼此認可和信任。如果貨幣價值穩定并且值得信任，那么交易成本就會較低。但往往由于經濟的波動及普遍的通貨膨脹的存在，使得貨幣價值并不穩定，這就使得談判成本變得非常高，從而大大提高了交易成本。（5）產權必須明晰。即供給方必須正當合法地擁有商品及服務的所有權，并能合法地將所有權在市場中轉讓給需求者。一旦商品產權不明晰，則交易成本將大大提升。（6）買賣雙方必須建立一份公平合理的契約或協議以防止欺詐行為的發生。在這一過程中對契約或協議的執行成本可能是構成交易成本中最大的一個方面。這就需要國家有完善的法律系統監督契約的執行，一旦沒有足夠的外部約束力環境則交易成本會很高。

因此，一個成熟完善的市場體系要運行良好就需要有較低的交易成本。一旦實現較低的交易成本，對市場經濟的供求雙方來說，交易也就變得更加明確和順暢。

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的制度框架、交易習慣、法律制度及管理制度等方面都決定了交易成本的大小。而政府在決定如何讓經濟與市場良好運行方面發揮著根本性的作用，因為他們是“游戲規則”即制度的制定和執行者。政府經濟職能的關鍵是建立一個能降低交易成本的、運轉高效的制度框架。政府創建的機構必須能降低測量和執行交易的成本。正式規則必須能明確界定進行交易的商品和服務的所有權。一個經濟體的非正式制度必須能夠促進供求雙方信任并尊重法律法規，同時執法要客觀公正。

制度影響著交易成本和經濟的最終表現，圖A 的傳導機制很好的總結了這一過程，即：一個經濟體的制度框架決定了交易成本的水平，從而也就決定了該經濟體市場運行水平。而市場運行水平至關重要，如果市場運作良好，就能促進經濟實現高度專業化和勞動分工，一個社會的專業化水平越高，其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也就越高，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條件下，生產率的提高促進了產出水平的增加，實現經濟增長。

2.制度與經濟增長：動態模型

現在我們分析動態情形下，制度促進經濟增長傳導機制路徑：

制度組織行為創造性破壞過程 技術升級社會財富

在經濟增長的動態的情形中，我們將放棄技術不變這一假設，認為存在著技術的進步性。我們知道，經濟增長分為粗放型增長與集約型增長。粗放型是指靠投入到生產過程中的資源總量增加，實現產出的增長。這種方式往往受到資源稀缺的制約，而且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不可持續的。集約型是指通過提高生產技術，使資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從而實現生產可能性曲線向外擴張。在這種方式下即使一個經濟體資源有限，但通過提升技術使有限的資源具有更高的生產率，可以實現社會生產和消費比以前更多的商品和服務。因此，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動態情形下實現經濟增長的關鍵。

我們仍舊是從后向前分析傳導機制的流程圖。為實現經濟在長期的集約型經濟增長，一個經濟體就要不斷提升技術水平。那么，提高技術水平主要依靠三個關鍵因素：

（1）鼓勵并培養人們的創造能力。一個經濟體中的個人和企業要有足夠的自由去思考并實踐新想法。社會要提供一定的激勵機制并愿意處理新技術未成熟之前所帶來的破壞。以美國為例，通過實現提供R &D基金給高校和研究者，對技術發展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2）資本市場運行良好。將一個新想法付諸實踐是一個充滿風險并且昂貴的過程，往往研發者并不具備足夠的啟動資金。因此，資本市場運行良好，實踐新想法的人或機構往往能夠找到更好的財務支持，從而促進經濟水平的提高。

（3）促進企業機構不斷改進產品或規避風險。這個過程被稱為“創造性破壞”過程，來源于熊彼特的著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書中生動的描述了這一過程：“創造性破壞過程”在熊彼特的著作是這樣寫的：“開拓新市場，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從工藝商店和工廠到美國鋼鐵公司等組織的發展表明了相同的工業突變的過程，如果我可以用生物術語，那就是不斷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不斷摧毀舊的，不斷創造新的。這種創造性的破壞過程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事實……”（《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英文版Page83-84）

經濟體產生新技術的第三個關鍵因素是促進企業機構不斷改進產品或規避風險，即“創造性破壞”過程類似于達爾文的進化論，反映的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如果一個經濟組織不能持續的應對經濟環境的變化，那么很自然它將在競爭中被淘汰。而制度能為企業提供使其良好運轉的框架結構，從而降低交易成本，鼓勵創造性過程。

因此，一個經濟體隨著時間的推移要實現集約型的經濟增長，它的技術水平必須得到提高，而技術水平提升需要激勵機制、較低的市場交易成本、企業的創造性毀滅過程，而恰恰只有制度能實現這一過程。

制度在長期中影響著交易成本和經濟的最終表現，圖B的傳導機制很好的總結了這一過程，即：良好的制度框架會促使企業面對瞬息萬變的經濟形勢，采取合理有序的應對行為，并通過創造性毀滅的過程等手段實現技術的進步，實現長期中產量的增加，促進經濟的增長。

第8篇：經濟增長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 人力資本 投資

新經濟增長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我國正處于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這是一個生產和技術發生著巨變的經濟增長的新時期。我國經濟增長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為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提供了無盡的創新動力。基于此，本文就新經濟增長理論對我國人力資本發展進行研究，希望可以為我國人力資本發展提供借鑒思考。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分析：

1.增加人力資本的存量

人力資本是體現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產知識的存量。盧卡斯的經濟增長理論（ 盧卡斯模型） 將人力資本作為一個獨立的因素引入索洛模型， 視其為索洛模型中技術進步的另一種增長動力形式， 視人力資本積累為經濟長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并使之內生化、具體化為個人的、專業化的人力資本， 認為只有這種特殊的專業化的人力資本的積累才是增長的真正源泉。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提出了工人技能的增強是經濟進步和經濟福利增長的基本源泉，并首次論證了人力資本投資和勞動者技能對個人收入和工資結構的影響。通過人力資本的投入，教育和訓練勞動者，提高勞動要素的質量，增加人力資本的存量，進而可以提高生產率，促進經濟的不斷增長。增加人力資本的存量，基本途徑是大力發展教育，全面提高勞動者素質。從增強我國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為個人發展提供更多機會、發揮每個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的角度出發，這是全面的人才開發戰略。

2.注重發展高等教育

21 世紀是知識經濟占國際經濟主導地位的世紀。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 這種經濟直接依賴于知識和信息的生產、擴散、應用。可以預見， 知識經濟將逐步占據國際經濟的主導地位。資的長期的利益刺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新經濟增長理論說， 知識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現代經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于知識。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1997） 的研究， 經合組織國家的有形投資正越來越多的向信息和通信技術等高技術部門， 經合組織主要成員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中有50%以上是以知識為基礎的， 這表明人類歷史上一個全新的“知識經濟”的到來。高等學校主要培養的是高級專門人才，在現代社會中，科學的分工很細，不同專業需要不同類型的科技人才。人的知識結構是不同的，知識儲存量也是有限的，人才都是相對而言的，每一個科技工作者都有著自己的長項和弱項，通才是不存在的，也是很難去培養的。教育要面向經濟建設，為經濟建設服務，要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不斷培養相應的人才。近幾年來，我國高等院校持續大幅度擴招，，在擴大高等教育受教育面，提高勞動者素質，促進就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根據高等教育發展的實際情況下，適當控制招生的增長速度，相對穩定招生的規模，著力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為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切實把高等教育重點放在提高質量上，經報國務院同意，教育部、財政部決定實施“高等學校本科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這將進一步促進我國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我國高等教育已進入大眾化階段，應注意培養高層次的領軍人才、創新型人才，不斷達到和保持更多學科、更多領域的領先水平、尖端水平，以取得自主創新優勢，提高經濟增長中的科技含量。通過質量工程的實施，使高等學校教學質量得到提高，高等教育規模、結構、質量、效益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機制基本形成；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取得突破，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顯著增強；教師隊伍整體素質進一步提高，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的結合更加緊密；高等學校管理制度更加健全；高等教育在落實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作用得到更好的發揮，基本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3.發展職業技術教育

我國一方面存在著大量的下崗失業人員，另一方面存在著嚴重缺乏技術工人和技工的狀況，這表明我國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迫切性與重要性。

與高等教育相比，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更具有廣泛性和實用性。因為在實際經濟進程中對專業技能人才有更大量的需求，而且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級專門人才也需要不斷掌握相關技能，提高實際操作能力。職業技術教育所培養的專業技能型人才，應當掌握某一技術崗位的專業技能，能夠高質量地完成崗位操作，并達到相應的熟練程度。而培養職業技術人才可以倡導企業與高校的合作。因為熟練的專業技能需要實踐性的教學，不能緊靠課堂理論傳授，只有經過實踐，學練結合，技能才會提高。職業技術培訓是培養技能型人才的有效途徑，它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將普通勞動者培養成具有一技之長的專業技術勞動者，這大大有利于勞動者科技文化素質的提高。這恰恰適應了我國人口眾多，教育普及率低、技工比較缺乏的國情。職業技能培訓還可以培養復合型人才，其培訓的成效也比一般的教育形式要好很多。國家投入資金，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職業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建立健全國家獎學金、助學金制度。這將進一步促進我國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

4.總結

綜上所述，經濟增長需要不斷提高物質資本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而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有大批的科學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的存在。從我國實際出發，應在加強基礎教育，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掃除青壯年文盲的基礎上，注重發展高等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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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經濟增長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天山北坡經濟帶；增長極理論；可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F061.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5－0140－03

新疆的領土面積占全國總面積的1/6，由于地理環境、自然資源、地理位置、經濟基礎及歷史的原因，各地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天山北坡經濟帶在改革開放30年來發展較快，以其完備的基礎設施、便利的交通、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和豐富的資源等絕對優勢，率先成為新疆經濟發展最具活力的核心地帶，代表了全疆經濟發展的主流方向。產業布局理論有杜能的農業布局圈層理論、區位理論、增長極理論等，但是，結合新疆天山北坡經濟的發展狀況，該區域的經濟發展適合用增長極理論來進行分析。

一、增長極理論產生的背景及內涵

（一）增長極理論產生的背景

增長極理論（Growing Polar）[1]是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發展模式。在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歷程中，人們對其發展模式有兩種差異較大的主張：一個是區域平衡發展模式；另一個則是不平衡的發展模式。

主張區域平衡發展的人們認為，所謂的區域平衡發展就是要在區域與區域之間、區域內部各產業部門之間以及產業內部各行業之間，基本保持同步與平衡的發展，特別是在區域內部各產業部門的發展上，要保持平衡，保持產業部門的全面發展，即第一、二、三產業部門要實現同步發展，而不能有所偏廢，以實現各產業部門之間的合作與協調。區域平衡發展理論為我們描繪了一幅美好的藍圖，但是，該理論卻忽略了以下幾個事實：

1.世界上尚沒有一個發達區域能夠有實力推動區域范圍內的完全平衡發展，更何況是欠發達區域。

2.將投資資金平均地分散投入到各產業部門中，對各產業的發展所起的作用就被弱化了，結果主觀上希望各產業均衡發展，而事實上卻是各產業發展水平低下，區域經濟增長乏力。這樣的結果無法形成規模效應。

因而，區域的平衡發展只能被歸為一種理想狀態，它是人們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一種美好愿望，但是，卻忽略了區域經濟發展的現實條件，所以，在區域發展中所起的理論指導作用不是特別顯著。

區域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主張者則是從區域發展的現實條件出發，認為一般地區不具備實現全面均衡發展的實力，在發展過程中要根據不平衡發展規律，立足于本地區的實際，實現有重點、有差異、有特點的發展。在不平衡發展的系統中，總是存在著支配性的因素，它代表著整體的行為，因此，要在不同的時期選擇支配全局的重點地區、重點部門進行發展，投資也應該選在若干區位條件良好的增長極地區進行，而其他地區則可以借助增長極地區的輻射作用而逐步發展，最終實現區域的發展。可見，區域經濟不平衡發展模式承認區域之間發展條件的不平衡性，主張一部分地區率先發展，然后帶動其他地區發展。這種模式正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并用來指導經濟建設的實踐工作，因而影響力較為深遠。

增長極理論正是區域經濟不平衡發展模式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在不平衡發展理論為大多數國家接受之后，增長極的發展理論模式開始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

（二）增長極理論的內涵及在經濟發展中的應用形式

1.增長極理論的內涵

“增長極”這個概念最早是由法國的經濟學家弗朗索瓦?佩魯于20世紀50年代初提出的，當時這個概念是建立在抽象的經濟空間上。

最初的增長極概念是十分抽象的，沒有與個體的經濟現象發生聯系。在佩魯研究的基礎上，法國經濟學家布代維爾將增長極與具體的經濟區域聯系起來，提出了區域增長極的科學概念。即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發展的不平衡性，資金、物資、能量、信息、人才會逐漸聚集到少數條件優越的區域，使之成為區域經濟增長的中心，這個中心就是區域的增長極。

2.增長極在經濟發展中的應用形式――點軸開發理論

該開發理論是增長極理論在具體區域開發時的應用，它運用網絡分析方法，把國民經濟看成是由點和軸所組成的空間理論形式。其中，點即增長極，軸即區域內的交通干線。

該理論是生長軸理論和中心地理論的發展。其中心思想是：隨著連接各中心地的重要交通干線，如鐵路、公路、河流及航空線的建立，會形成有利的區位條件。方便的區位條件使得人口的流動十分便捷，運輸費用也隨之降低，從而降低了生產成本。新的交通干線對產業和勞動力產生新的吸引力，形成有利的投資環境，使產業和人口向交通干線周邊聚集而形成新的增長極。這種對地區開發具有促進作用，形成了區域開發紐帶和經濟運行通道功能的交通干線被稱為生長軸。在一定假設條件下，經濟中心在地域空間上呈現出三角形分布的特征，其吸引范圍為六邊形，不同等級的經濟中心體現了其吸引力范圍的差異。

因而點軸開發理論重點論述了經濟的空間移動和擴散是通過點對區域的作用和發展軸對區域經濟擴展的影響，采取小間距跳躍式的轉移來實現的。其基本思路如下：

（1）在一定范圍內，選擇若干資源較好、具有開發潛力的并且有重要交通干線經過的地帶，作為發展軸予以重點開發。

（2）在各發展軸上確定中心城鎮(增長極)，并確定其發展方向和功能。

（3）確定增長極和發展軸的等級體系。首先集中力量重點開發較高級的增長極和發展軸，再逐步轉移到級別較低的增長極和發展軸上。

二、天山北坡經濟帶經濟發展與增長極理論

（一）天山北坡經濟帶的形成

天山北坡經濟帶是形成于山麓洪―沖積扇的條帶狀綠洲城鎮帶, 經濟帶面積9.54萬平方公里，占全疆總面積的5.7%；人口454.44萬，占全疆的25.6%；2000年經濟帶的國內生產總值占自治區的50%以上，其中，工業產值占自治區工業產值的65%以上。它東起烏魯木齊，西至烏蘇，長約250千米，以烏魯木齊為中心，包括昌吉、米泉、阜康、瑪納斯縣、呼圖壁縣、石河子、奎屯、克拉瑪依、烏蘇、沙灣縣和農六師、農七師、農八師，共8市3縣3個農業師[2]。天山北坡經濟帶有著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和地緣優勢，天山北坡是新疆兩大林區之一，煤的探明儲量約100億噸，以克拉瑪依為中心的準噶爾油田產量高達800萬噸，從而構成了以農牧業和能源為主的資源優勢，地緣優勢指新亞歐大陸橋橫穿新疆，境內有312國道穿越，北疆鐵路沿線的兩個交通樞紐城市地處其中，為其快速發展提供物質上的準備。

天山北坡經濟帶作為新疆最有吸引力、最有優勢的地區走均衡型發展道路的效果是不理想的，因為各地區同步發展，各部門齊頭并進，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基建戰線必定拉的過長，故天山北坡經濟帶在宏觀經濟上實行戰略傾斜發展面臨著兩個關鍵問題：1）選擇增長中心，2）確定增長極，率先推出優之更優的地區和部門并創造條件讓它們快速發展，輻射帶動全區的經濟發展。對天山北坡經濟帶增長中心和增長極的選擇問題,可以借助增長極理論(GrowingPolor Theory)來解決。增長極理論從區域角度出發說明一國一地區的經濟增長不可能均衡地同時在所有地方發生，總是在一些條件較好的地點率先開始，通過集聚而發展成城市，并且成為經濟增長的極核帶動周圍地區經濟的全面發展。通常，增長極選取在工業區或交通發達的地方，它們對周圍地區起著吸引和支配的作用。總的說來，增長極好似一個具有強大活力的磁場極，能夠產生吸引和擴散作用。通過具有增長極地區的優先發展，輻射帶動相鄰地區的發展，實現共同繁榮。

作為全疆唯一的大城市烏魯木齊，第三產業占GDP的比例均高于60%且逐年上升，多項指標均高于其他市縣，而奎屯、石河子的工業利潤逐年呈現較大的負增長，但其政治、經濟、文化的綜合發展水平和社會地位明顯高于其他市縣，克拉瑪依的第二產業占GDP的比例中均高于78%且持續上升，人均GDP高出烏魯木齊兩倍多，一直處于經濟發展的巔峰。作為工礦資源型城市，專業化作用非常強，唯一的職能特點是以石油開采和石油加工為主的重工業是工業經濟增長極，奎屯作為北疆鐵路沿線的客貨集散地，其交通戰略地位相當重要，近幾年發展迅猛，顯示其是交通經濟增長極；石河子是一個工業主導地位突出、農業基礎地位鞏固的對外開放城市,雖然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日俱增，但工業的經濟效益卻不甚理想是綜合經濟增長極。這幾年，昌吉的工業總產值、農業總產值在經濟帶處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像特變電工、屯河集團、麥趣爾蛋糕店在新疆同類企業中占舉足輕重的地位，有產生規模經濟效益的創新能力是綜合經濟增長極;瑪納斯在這六年中農業總產值一直居全經濟帶第一，1999年人均GDP位居全經濟帶第三，1998年棉花產量居全國第12位。呼圖壁的天山毛紡廠是迄今為止新疆唯一能與溢達集團的10萬紡錠相媲美的企業，二者是農業和地方經濟增長極；阜康近幾年GDP不高，有的指標在全經濟帶處于下線，因此必須以交通的發展，增強本市的自我積累和自我創新能力是旅游經濟增長極；烏蘇、沙灣要立足于大農業資源優勢，尤其考慮到政府在沙灣的紅色產業和在烏蘇的啤酒花產業中的技術開發，抓住時機，借助科技，實行超常規、跳躍式發展是農業經濟增長極[3]。根據以上分析，結合各自的特點，特別是著眼于各自的具體條件和發展構想，以及與其他市縣和全區經濟發展的聯系，將天山北坡經濟帶經濟增長極劃分為以下等級：

全區核心增長極：烏魯木齊

工業增長極：克拉瑪依

綜合增長極：昌吉、石河子

交通增長極：奎屯

旅游增長極：阜康

農業與地區增長極：瑪納斯、呼圖壁

農工增長極：米泉

農業增長極：烏蘇、沙灣

（二）天山北坡經濟帶的意義

1.經濟意義

天山北坡經濟帶是新疆的經濟重心，是以農牧業和石油、煤炭等能源資源開發為重點的綜合經濟帶。農業集約化程度和機械化程度較高，農業產業化的基礎與條件較好。工業初具規模，新疆的大中型企業、中央在疆企業和兵團的企業大多集中于此，形成三足鼎立格局。

在這一經濟帶上，已初步形成我國重要的石油、石化基地和西北重要的輕紡、食品工業基地，國有企業比重大。90%（有17家）的上市公司分布在這里，但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層次低，產業鏈短。第三產業比較發達，初步形成了大流通、大經貿的格局，但信息技術在流通領域中的應用不廣泛。城鎮化程度高，城鎮化率達69.8%，社會基礎條件好。并且資源的配套組合程度很高，在農業自然資源、能源與礦產等方面都有比較優勢，干旱生態環境和綠洲經濟更有別于內地省區，具有研究與開發的廣闊領域和發展前景。經濟發展速度高于全疆平均水平，烏魯木齊市人均GDP 1.8萬元，克拉瑪依市人均GDP 4.2萬元，天山北坡經濟帶農牧民人均純收入一般在2 500元～3 500元之間[4]。但在綜合經濟實力、基礎設施建設、科技進步等諸多方面與東部地區比較仍有較大差距。今后的發展將更多地決定于依靠科技進步和科技創新的程度。

天山北坡經濟帶生態環境具有脆弱性和不穩定性，環境污染具有累加性。隨著經濟發展、資源開發、城鎮化速度加快和人口增長，綠洲承載能力和生態環境將面臨巨大的壓力。研究新疆特殊的生態環境是經濟帶一項重要的科研基礎性工作，對新疆的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科技意義

天山北坡經濟帶的科技基礎是在解放后逐步建立起來的，并在改革開放階段得到進一步發展，代表了新疆科技的總體能力和水平。天山北坡經濟帶集中了全疆的主要科技人員；全區中央所屬和自治區所屬的主要科研機構126個，有83個分布在該經濟帶；全區高等學校20所，有15所集中在該經濟帶；企業技術開發力量也大多集中于此。新疆高等學校的研究開發機構39個，有35個分布在該經濟帶;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已建立企業技術開發中心35個，有29個分布在該經濟帶。

目前，天山北坡經濟帶已初步形成了能反映區域特點的科研開發體系，也形成了與優勢資源轉換相適應的若干優勢科學技術領域。特別是農業科技開發、引進與推廣，對新疆農業連續20年的農業豐收和農業高速增長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在工業科技方面，油田勘探與開采大量采用高新技術，并通過研究開發實現技術的本地化和二次開發，使石油產業的科技水平達到了國家先進水平。在農業機械、風力發電設備國產化方面形成了有自己特點的技術系統；在特種變電設備等單項技術方面的創新，有了重大的突破。在基礎地質、礦業勘察上集聚了國家地質領域的眾多科技人才，大量引進新方法和新技術，科技能力和水平有了很高的層次，為新疆的礦業開發展示了良好前景。同時，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的大量應用推廣，為新疆傳統產業的改造和升級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撐。國家級烏魯木齊高新技術開發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已初步形成規模，在天山北坡經濟帶還建設了四個高新技術園區，為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提供了基礎條件。天山北坡經濟帶還具有區域性國際科技合作的良好前景[5]。

21世紀初是我國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的關鍵時期。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現代科學技術己成為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索。以資源型經濟為特點的天山北坡經濟帶既面臨著較大的發展機遇，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特別是天然氣和棉花兩大資源屬全球范疇配置的重要資源，受到國際市場的競爭和挑戰。這就要求天山北坡經濟帶的資源產品有足夠的競爭力，必須依靠科技進步和創新，實現生產和經營的低成本和高質量。

國家在“十一五”期間強調以科技進步為動力。天山北坡經濟帶將以其區位、資源、交通、經濟實力等優勢，率先發展，發揮先行示范、輻射帶動作用，對科學技術將有更多方面的新的需求。特色農牧業及深加工產業，石油、石油天然氣化工基地建設，發展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化，以高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以及建設西北國際大通道等方面，都對科技發展提出廣泛的研究領域。特別是天山北坡經濟帶的開發建設是在脆弱易變的生態環境中進行的，要保證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與生態環境建設協調和同步發展，必須科學合理地展開。這對于縮小地區差別和保持社會穩定是十分必要的。

參考文獻：

[1]馬勇.旅游規劃與開發[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40.

[2]陳畢業.新疆天山北坡經濟帶科技發展規劃研究[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190-198.

[3]魏志輝.西部大開發與新疆天山北坡經濟帶的發展[C]//西部大開發與新疆經濟發展戰略.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304-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