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直接投資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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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外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一)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東道國市場規模是對外直接投資(FDI)的顯著決定因素，這一結論在實證研究中比較一致。20世紀90年代一些研究者對特定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表明真實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市場規模的變量是FDI的顯著決定因素。朱津津(2001)認為，GDP總量的規模較大，反映地區消費市場容量較大，就是市場需求較大。項本武(2006)在其研究中得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接受投資的東道國GDP是顯著負相關關系。
(二)雙邊貿易聯系。出口是一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FDI與出口之間被認為存在一種因果關系，企業最初的外國市場聯系是從偶然的、零星的產品出口開始。隨著出動的增加，母公司決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產品銷售子公司。最后，當市場條件成熟后，母公司開始進行海外直接投資，建立海外生產制造基地。此外，出口水平也是東道國市場的一個間接指示器。因此，用對東道國的出口作為反映雙邊貿易聯系和經濟聯系的變量，反映了產品在東道國市場的競爭力，是FDI的決定因素之一。
(三)東道國的匯率水平。國際投資從貨幣相對強勢國家流向貨幣相對弱勢國家，主要因為強勢貨幣具有購買力的優勢，可以在貨幣相對弱勢的國家獲得較低的資本成本。在一個低資本成本的東道國，外國公司能夠以一個比其母國國內公司低的貼現率來資本化其在外國市場上的未來收益，這樣就刺激相對強勢貨幣國家的公司更多地對外直接投資。根據這一理論，如果東道國貨幣相對于母國價值越高，那么母國貨幣在東道國的購買力越弱，從而對其直接投資越少；反之，則投資越多。
(四)東道國的稅收政策。大部分研究將稅收作為FDI的決定因素，理論上，高公司稅減少了公司凈收益，從而阻礙FDI。實證結果卻表現為兩種傾向：一部分研究并沒有發現東道國公司稅對FDI有顯著影響。Mutti＆Grubert(2002)的實證研究發現對出口市場的投資對當地的稅收政策十分敏感。Egger＆Loretz(2006)的研究證明母國的公司稅將促進其對外投資，東道國公司稅的保留則與母國對其直接投資有消極影響。
(五)投資環境。一個國家的經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法律環境。一個國家的治理基礎形成其投資環境，從而為其經濟增長創造有利的環境。因此，投資環境建設對FDI流入與流出來說是一個重要決定因素。這里，一國投資環境的好壞主要體現為產業增長潛力的大小和一國綜合治理基礎的高低。我們考慮用工業生產指數和人類發展指數來合成該變量。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建立
本文對相關變量的選擇具有可計量性的特點，以便引入后來的計量模型。參考國內外實證研究規范，本研究主要考察東道國市場規模、中國對東道國出口、東道國匯率和東道國的投資環境等宏觀經濟因素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OFDI表示中國外向的對外直接投資，GDP指接受中國投資的東道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代表東道國的市場規模；EXPO指中國對東道國的出口量，是中國與東道國雙邊貿易聯系的變量；EXCH表示東道國貨幣兌人民幣的匯率；IE代表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即考察以上四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
本研究使用的是時間序列的橫截面數據，因此用合成數據(Paneldata)的估計方法是合適的。合成數據(Paneldata)是指不同時刻對截面個體做連續觀測所得到的多維時間序列數據，能夠綜合利用樣本信息，使研究更深入，同時減少多重共線性帶來的問題。模型假定時間序列參數齊性，參數值不隨時間的不同而變化。使用變截距模型，將斜率系數假定為個體和時期恒量，也就是因變量對自變量的相關系數在時期和截面上一致。(二)回歸檢驗
本研究選擇了接受中國投資的17個國家的橫截面數據，樣本期為2004年和2005年。樣本國家每個樣本的被解釋變量為2004年和2005年中國對給定東道國的FDI年度流量，數據來源于《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6年版，單位為億美元。解釋變量GDP使用17個東道國2004年和2005年的真實GDP，數據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IMF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單位為億美元。解釋變量EXPO為中國對該17個東道國的年度出口數據，來源于《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6年版，單位為億美元。解釋變量EXCH，本文使用各東道國貨幣相對于美元的匯率作為變量，數據來源于聯合國數據庫(Unit-edNationsDatabase)。解釋變量IE代表的是一國投資環境情況，我們采用工業生產指數和人類發展指數加權(各占50％)來做變量。工業生產指數體現了按美元不變價計算的主要產業增加值的變化，代表了一國主要產業的發展趨勢。人類發展指數是人類發展的一項綜合指標，用以上兩個指標合成可以代表一國的投資環境。數據來源于國際統計年鑒2006年版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人類發展報告》2006年版。
三、結論
從以上模型的回歸結果，我們可以得到的結論如下：
第一，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各國的GDP顯著負相關，說明接受投資的東道國的市場規模越大，我國對其直接投資越少。由此可以得出，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并非市場導向型，東道國所具有的大的市場規模對我國的投資并無吸引力。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處于起步階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經驗不足，理論也不成熟，因此我國企業不太愿意進入發達國家的大市場。而對于發展中國家這些小市場，由于競爭壓力相對較小，有些國家經濟及技術發展水平還不及中國，中國企業進入后會擁有相對的資金和技術優勢，因此會被其市場吸引。
第二，對東道國的出口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正的顯著的決定因素，且邊際影響程度較大。我國對某個東道國的出口越多，對其直接投資也越大。從這一結論可以看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市場導向不明顯，更可能是出口導向型。由于先期對某個東道國的出口，使我國的企業在該東道國市場積累了更多地經營及管理經驗，對該東道國市場及相關經濟政策更了解，由于熟悉程度的增加從而降低了投資的風險，因此更愿意對其進行直接投資。
第三，東道國的貨幣相對于人民幣的匯率反向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這一結論驗證了前面所說的強勢貨幣的購買力優勢，人民幣的升值將有利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進一步擴大。
第四，東道國的投資環境正向顯著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可見好的投資環境和良好的東道國治理基礎對我國的投資具有很強的吸引力。這個實證結論與之前的研究結論一致。我國表現出對投資環境較敏感，表明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正在變得越來越規范，資金正在越來越多地流向能夠產生更多經濟效益的投資環境中去。第五，通過仔細研究2004年和2005年兩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發現中國對拉丁美洲的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投資額很大，如2005年分別為51.6275億美元和12.2608億美元，這在該年中國整體的對外直接投資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但由于這兩個地區并不是獨立的國家，因此沒有被選擇在我們的樣本范圍內。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之所以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鎮之地，是因為這兩個地區都是免稅地，是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的避稅天堂。由此可見，東道國的稅制能夠影響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低稅率和有利的稅賦政策是吸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顯著的決定因素。
第2篇：對外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服務業；FDI；實證分析；Granger因果關系
20世紀中葉以來，全球產業發展出現嶄新的跡象。以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為內容的服務經濟的迅速崛起，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服務全球化水平迅速提高，服務貿易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重達到1／5左右，服務業跨國投資占全球投資的比重已達到65％左右。在發達國家，服務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服務業的規模和地位也在迅速上升。世界經濟已經進入名副其實的服務業經濟時代，服務全球化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形式。服務業FDI作為服務全球化的一種重要形式成為服務能夠跨境流動的主要途徑，FDI中服務業所占比重逐步提高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我國加入VeTO后，服務業正在按照入世承諾逐步擴大開放，正在成為中國繼續較大規模吸引外資的新熱點。與此同時，山東省作為我國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一直是外商投資關注的焦點地區。近十年來，隨著山東省服務業的迅速發展(增速一直保持在12％左右，2007年更是高達14.7％)，外商直接投資也大量流入，2007年投資總金額達192702萬美元，較2006年增幅37.1％。服務業FDI的流入與山東省近十年來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關系?如果存在，對于山東省服務業FDI的流入和服務業發展之間做出深人分析，對于制定服務業開放政策，特別是引進服務業FDI的政策調整，促進山東省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及評述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外資(FDI)的大量涌入，理論界關于FDI的研究日益增多，現多集中在FDI對于東道國總體經濟效應以及對于某一產業發展的影響。目前；理論界對于FDI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爭論，相當一部分觀點認為外資的注入會對某一產業的發展以及總體經濟的發展產生積極效應；也有一部分觀點認為外資的大量注入會產生消極效應。
(一)積極效應
1966年美國經濟學家錢納里(H.B.Chenery)提出了具有深遠影響的“雙缺口”理論。該理論認為，對于那些勞動力富裕，但是由于資本嚴重不足而存在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可以在不增加國內儲蓄時借助于外資來增加投資，以此來擺脫這種雙缺口的困境，從而促進該地區經濟的增長；Keller(1996)研究指出，一國技術變化往往是國外技術轉移擴散的結果，FDI通過解決東道國的資本短缺問題，以及為東道國帶來先進管理經驗、國際分銷渠道等實現國際技術擴散；Borenstein(1998)等人利用1970—1989年69個發展中國家的資料進行實證研究，證明了FDI的流入會直接導致技術溢出效應。
程大中(2003)認為在服務領域引進外資不僅有助于促進中國服務業資本深化的工業化進程，而且還有助于中國服務業競爭力的提高，以應付服務業對外開放的挑戰；郭文杰(2007)使用VAR等計量方法實證驗證了FDI作為經濟發展的補充資金促進了我國服務業的高速增長，同時為我國提供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極大推動了我國服務業的快速增長。朱春臨(2007)認為流向發展中國家的FDI除了作為生產要素促進經濟增長以外，還可能通過溢出效應促進東道國的技術進步；王小平(2005)實證分析了我國服務業利用外資的總量變動和結構變動，通過對服務業FDI占FDI總量的比重變動和貢獻分析得出服務業利用外資促進了服務業增長；戴楓(2005)對FDI與中國服務業發展的協整關系和因果關系進行了檢驗，認為，外資是推動服務業發展的動力之一，但是服務業的發展并不一定帶來服務業外資的增加。
(二)消極效應
楊亞平(2007)通過對廣東工業行業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得出外商投資企業通過水平溢出即對行業內的內資企業產生了“擠占效應”，這使內資企業生產率受損；游士兵(2006)應用灰色系統中的GM(1，N)模型定量分析了影響我國服務業發展的因素，中國現階段服務業的發展主要得益于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和服務業投入要素的追加，外商直接投資(FDI)對中國服務業的發展貢獻很少；葉軍(2007)認為大量引進外資在促進東道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一些外國投資者通過正當或者不正當的手段打擊合作伙伴、擠壓民族工業、荒廢中國傳統品牌、尋求和濫用壟斷優勢、損害消費者利益。論文
二、實證分析
(一)變量和數據選取
要計量分析服務業發展與FDI之間的關系，首先確定二者的指標序列數據。基于數據的可查，以山東省1993～2007年的服務業增加值(Y)作為衡量服務業發展的指標序列數據。按FDI進入的產業的差異，FDI主要分為制造業FDI和服務業FDI，這主要是基于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產出、服務和產品之間的差異所做的劃分。為了研究的準確性，選取FDI中進入服務業的部分，以下稱之為服務業FDI(x)。本文選取服務業合同利用外資金額作為山東省服務業FDI的指標序列數據，通過查閱歷年《山東統計年鑒》，山東省服務業合同利用外資數據只有2001～2007年；為避免數據偏少影響結論的正確性，1993～2000年數據參考王傳榮(2007)一文(見表1)。另外為了使研究結論減少誤差和更具科學性，考慮每期的人民幣與美元匯率的變化。為了增強數據的平穩性，在檢驗過程中對兩個指標序列取對數值(LNY、LNX)，不會改變原序列的性質和相互關系。
(二)數據平穩性的ADF檢驗
為了避免對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進行傳統的最小二乘法回歸分析產生“偽回歸”問題，在做回歸分析之前，先對時間序列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本文選取ADF檢驗方法對兩組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通過做LNY和LNX以及各自一階差分的折線圖分析來看(圖1和圖2)，時間序列LNX和其一階差分序列不具有明顯的上升或下降趨勢，其均值非零，進行單位根檢驗過程中，兩者選擇只包含常數項。時間序列LNY具有明顯的上升趨勢，而其一階差分序列有下降趨勢，兩者在單位根檢驗過程中都選擇包含常數項和趨勢項。滯后期的選擇采用赤池信息量準則(AIC)。檢驗結果如表2。
由表2可以看出，LNY和LNX兩個時間序列的原始序列在10％顯著水平下都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兩者都是非平穩時間序列。LNX和LNY的一階差分序列分別通過1％和10％顯著水平下的檢驗，其一階差分序列都是平穩序列，可以斷定兩者都是一階單整序列。這樣兩個時間序列就具備了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為此，進一步采用EG兩步法檢驗兩者是否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
(三)協整分析
根據協整理論，如果兩個序列滿足單整階數相同且兩者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則這兩個非平穩時間序列之間就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對于經過平穩性檢驗后證明存在同階單整的序列來說，要進行協整性檢驗，分析他們之間的協整關系。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rLt3j在1987年提出的EG兩步法進行檢驗，具體步驟如下：
1對LNY和LNX進行單位根檢驗，以說明兩者之間是否同階單整。通過上文中對兩者的ADF檢驗，可以證明兩者都是一階單整序列。
2對LNX和LNY進行普通最小二乘回歸，對回歸結果中的殘差序列e(e=resid)再進行單位根檢驗。如果殘差序列是平穩序列，則表明LNY和LNX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在此，以LNY作為因變量、IArX為自變量做回歸分析，并得到殘差序列resid，令e=resid。對殘差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根據／tiC準則，滯后期為4。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殘差序列e的ADF值-5.58小于1％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5.27，因此可以認為殘差序列e是平穩序列，表明LNY和LNX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
(四)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的意義在于它揭示變量之間是否存在一種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滿足協整關系的經濟變量之間不能相互分離太遠，一次沖擊只能使他們短時間內偏離均衡位置，而在長期中他們將會自動恢復到均衡位置。通過協整分析我們發現服務業FDI與服務業發展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但是這種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還需要進一步驗證。為了進一步說明山東地區服務業發展與服務業FDI之間的關系，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的方法進行分析。
由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的結果對滯后期長度的變化極為敏感，不同滯后期的選擇可能會得到完全不一致的結果。因此在滯后期的選擇上應該采取選擇多個不同的滯后期驗證其結果。若檢驗的結果一致，則得出的結論較為可信。此處，選擇了四個滯后期，運用Eviews3.0軟件運行，結果如表4所示。
結果顯示：在滯后2、3、4期的情況下，服務業增加值不是該服務業FDI的Granger原因，即山東省服務業發展沒有吸引FDI流入服務行業；FDI也不是服務業增加值的Granger原因，即服務業FDI的流入并沒有促進山東省服務業的發展。僅在滯后1期的情況下，服務業FDI的流入促進了山東服務業的發展，但是，沒有證據證明山東省服務業的發展促進了FDI流入服務行業。因此，無論在哪一期，山東省服務產業的發展都沒有吸引FDI流入服務業。
(五)結論
協整方程顯示，山東省服務業增加值與服務業FDI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通過對兩者因果關系的檢驗結果表明，當確定1％顯著水平，滯后期取1時，服務業FDI是服務業增加值的Granger原因，但是無論滯后期取多少，服務業增加值始終不是服務業FDI的Granger原因。這說明外資是推動服務業發展的動力之一，但是服務業的發展并不一定帶來FDI流入服務行業。
FDI作為資本存量的一部分，可以發揮作為生產要素的作用，但FDI不同于國內投資，FDI會帶來相對先進的技術，在生產、管理和銷售過程中會發生外部溢出。因此，服務業FDI的流人帶來了先進技術和現代化管理知識以及產生的溢出效應促進了山東省服務業的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進而導致服務業的快速發展。
雖然山東省服務業增長速度較快，但與發達國家、地區相比較，山東服務業的總體發展水平較低，無論是在服務業人均產值、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還是服務業發展的層次來看，都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山東省服務業發展水平不可能是服務業FDI流入的原因，而追求優惠的外資政策以及利用廉價的勞動力有可能是服務業FDI進入的主要原因。
三、政策建議
根據上述實證分析，服務業FDI作為服務產業發展的資金補充，不但發揮了作為生產要素的作用，還通過技術溢出效應推動服務業的發展。目前雖然山東服務業發展的整體速度驚人，但是服務業總體發展水平不高，因此服務業發展并不是FDI大量流入的原因。結合研究結論以及山東服務業發展現狀，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擴大服務業開放，提升產業效率
通過實證分析可以看出，服務業FDI流入帶來的先進技術和現代化管理知識以及產生的溢出效應促進了山東服務業的發展。FDI的流人是有益于山東服務業的發展，因此。在法律政策允許的條件下繼續擴大服務業開放，放寬市場準入，培養多元化競爭主體，以提高行業效率。尤其是對于一些壟斷比較嚴重的行業，如電信業、鐵路運輸等行業，加快市場化進程，積極引導外資流入。
(二)優化投資環境，引導FDI的合理流入
服務業FDI的流入對于促進山東省服務業的發展具有非常明顯的效果，而FDI的流入對于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具有較高的要求。為促進山東省服務業快速發展，在FDI利用方面需要優化投資環境，通過制定一些具體的外商投資鼓勵措施，在某些方面給予一系列的優惠待遇，并制定詳細具體的政策措施以保證其落實。
第3篇：對外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資額最大的國家，但是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性發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以東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區為中心的環渤海經濟圈。據有關數據顯示：目前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有87.84%分布在東部地區，9.09%分布在中部地區，而西部地區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對華投資的如此不均衡，跨國公司進行投資區位選擇時考慮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學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二、文獻回顧
英國學者鄧寧在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和卡森的內部化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對跨國公司及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做了全新的解釋。他指出：一個企業進行直接投資是有三個因素決定的，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鄧寧把區位優勢看作國際投資區位選擇的關鍵因素，并把區位因素歸納為市場因素、貿易壁壘、成本因素和投資環境，隨后又補充了語言、習慣等非經濟因素。
根據鄧寧的理論，伍德沃和羅爾夫對影響出口導向制造業國際分配的主要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根據他們的分析，跟投資選址呈正相關關系的因素有：GDP、匯率貶值、免稅期限、自由貿易曲的規模、政治穩定因素、制造業的積聚度、土地面積等；而與選址呈負相關關系的因素有：工資、通貨膨脹率、運輸費用、工會組織等。
樸商天（2004）以中國市場為研究對象，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性差異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對外開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勵政策與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而工資水平、研發人力則對直接投資起著反作用。基礎設施對選址呈正相關關系，但對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活動的影響正在減少。
這些理論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FDI區位選擇的動因，前兩個是以多個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對我國具有一定的借鑒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國的現實情況。樸商天雖然以中國為研究對象，但他只簡要的講述了影響地區性差異的因素，對某些區域存在著哪些具體的問題方面并沒有解釋。本文根據這些學者提出的因素，結合中國東、中、西部的具體情況，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啟示。
三、影響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張立（2002）對FDI在我國省際分布的決定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引入了各省執行FDI優惠政策的時間，結果顯示，各省執行優惠政策的時間先后對FDI的流入有著顯著的影響。我國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作為政策開放較早的地區，利用自己東南沿海的區位優勢、政策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通過建立開發區和工業園區，最先成為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的集中區。1992年中國開放內陸城市并實行也沿海地區相同的鼓勵政策，推動了中國中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近幾年外商對中西部的投資有所增長，特別是長江中上游地區，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貴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但中西部地區已經開始了引進外資的征程。
2勞動力成本及工資水平因素
勞動力成本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決策的成本因素中最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強調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資水平，工資高低與外商投資呈負相關關系。樸商天（2004）通過實證分析，驗證了這一關系的正確性。作為人口大國，中國具有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這種成本競爭優勢對跨國公司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勞動力導向戰略是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重要的區位選擇戰略。除了成本因素，勞動力素質也直接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高低。特別是在一個東道國內部，低勞動力成本經常意味著低的勞動生產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更具有吸引力，這就是外資沒有因為勞動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區的原因。
但是過高的工資水平也會抑制外資的流入。以長江三角洲職工平均工資衡量的勞動力成本顯示，上海、寧波、杭州、南京和蘇州等地的工資水平，遠高于長江以北地區城市。工資成本對FDI分布的影響就是，未來的長三角地區外資可能會更傾向于投資到工資水平較低的周邊地區，甚至轉移到區外。工資成本的上升對長三角的外資流入是一個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區開發較早，當外資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來越少，而成本不斷攀升，對FDI起到了明顯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單位土地面積的GDP衡量，深圳、汕頭、廣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國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來，珠江三角洲在引進外資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的比重在持續上升。
4.基礎設施質量
基礎設施（公路、鐵路、港口和信息通訊等）和基礎工業的發展狀況決定著社會生產的規模和效益，特別是具備一定投資規模的大型企業，如果生存在一個基礎設施薄弱的經濟環境中，將會導致投資收益遞減。在我國，各地區的投資硬環境差異非常大，例如東部沿海的廣東省和江蘇省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相當完善。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1年，東部地區的交通線路綜合密度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區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僅為29公里/平方公里，與東中部地區相差甚遠，成為外資進入的“瓶頸”。
5集聚效應區域產業基礎是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發達工業化國家（hakrabarti，2003），外國資本在這些國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的分布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集聚效應（Figueiredoetal，2000），區域產業基礎越強，外資企業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該地區投資。Headetal（1996）對我國931家外資企業進行了研究，發現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產業基礎的城市——獲得了更多的投資，而集聚效應則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響。
對于集聚現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研究視角。他結合城市經濟學和區域科學，認為：聚集效應的關鍵是規模經濟，特別是外部規模經濟；聚集能導致生產某一種產品的平均成本下降，進而產生遞增的規模效應。聚集效應體現出一種路徑依賴，進而影響后續FDI的聚集(吳豐，2001)。外商直接投資的聚集效應體現在增量FDI的區位選擇受到特定區位的FDI存量的影響，即當某一地區的外商資本控制的廠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傾向于投資該區域國家或區域(許羅丹、譚衛紅，2003)。許羅丹、譚衛紅(2003)、王劍、徐康寧(2004)、吳豐(2001，2002)對FDI在中國表現出的聚集效應進行了研究闡述，均認為外商投資的聚集效應明顯。為了在運輸成本最小化的條件下實現規模經濟，制造企業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場或潛在市場區域選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決于制造業的分布。區域產業基礎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進入具有雙向促進關系。資本的進入增強了該地區的產業能力，同時也強化了外資的集聚機制。以蘇州為例，該地區的IT制造業目前已具備了相當完整的產業鏈，在開發區周圍25公里內可以達到98％的產業配套率。這種配套體系在吸引跨國公司進入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蘇州由此成為全球IT制造業最重要的集聚區之一。臺灣十大筆記本電腦公司有九家在蘇州投資，包括明基、華碩、華宇、臺達在內的臺灣20家最大的電子信息企業，有16家人駐蘇州，隨后相關配套企業相繼進駐，產品包括線路板、電腦配件、主機板、掃描儀、鼠標器、及電池和筆記本電腦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業，形成較為齊全的IT產業配套體系，這種產業鏈投資方式既使企業具備了較強的競爭優勢，又增加了蘇州招商引資的吸引力。
行業的地區集中可以提供一個足夠大的市場使得各種各樣的專業化供應商得以生存。在我國，另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是廣東東莞，這里集中了大量的來自海外特別是臺灣地區的計算機和電子設備制造商，是公認的全國電子產品配套能力最強的地區，在此設廠，有助于廠商增強其競爭力和建立競爭優勢。有了特定產業的聚集，就能吸引相關的FDI進入，而我國西部就非常缺乏這種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環節。
6“核心一”體系（CPS）。在對外直接投資比較集中的地區，往往會形成“核心一”體系（CPS），在空間一上的表現即為圍繞“核心”區域形成的“核心一”（CP）結構。因此，與核心區域的地理接近性，成為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我國“核心-”體系的結構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與投資國相鄰，易于吸引投資。例如我國廣東的東莞、深圳等地區，由于毗鄰香港，而成為外資最先進入我國的地區之一。山東的青島、威海等地則由于與日本、韓國接近，而成為日資和韓資集中的地區。CP結構形成后，會在該地區產生一種引力，企業在選址時將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業關系，形成集聚效應。第二種是對外直接投資在核心區域選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國配套企業進入，這些企業在核心區域附近選址，形成了以產業配套為特點的區域。1993年，臺灣明基公司在蘇州新區投資設廠，同時還召集其臺灣核心配套廠商，吳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區位優勢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業人駐，從而在以蘇州為核心，以吳江為的地區形成了以產業配套協作體系為特點的CP結構。
基于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促進區域經濟特別是中西部經濟發展的幾點啟示：
1.接受并推行投資自由化
加快西部對外開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進長期性外國直接投資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促進市場競爭原則，通過減少或消除特別針對外國投資者所采取的歧視性措施，取消市場準入限制，促進市場競爭。外國直接投資參與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潛力也非常巨大，要創造寬松的環境，鼓勵外資進入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優先發展領域，允許外資公平參與國家重大工程項目或公共項目的公開競爭招標。二是享受國民待遇的原則，即外國投資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國投資者，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在稅收等方面“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另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貸款、融資、投資等方面“非國民待遇”的歧視性措施，嚴禁對各類外資企業亂收費和變相增加非生產性負擔。三是提供制度保護原則。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發揮市場經濟機制來促進投資自由化和吸引外資，同時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制定相應的競爭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資和貿易的負面影響對市場競爭的破壞效應。四是盡量減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瑣的政府干預。無論是提高企業經濟績效，還是提高西部地區整個經濟的效率，關鍵是增強市場的競爭性。在此意義上，投資自由化就是經濟市場化，競爭游戲規則的公平、公開化以及監督機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積極開發人力資源
就西部而言，開發人力資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義。因為西部地區最大的資源是人力資源，也是中國目前就業壓力最大的主要地區之一，由于政府投資本身創造不了多少就業，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有效的人力資源開發政策，吸引外國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這對擴大就業、緩解失業壓力具有重要作用。這就要求政府不僅要實行直接影響FDI的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將人力資源開發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發展教育，積極培育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鼓勵外資企業對其員工進行人力資源開發以提供更多的培訓機會，增加中央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鼓勵少數民族控制人口增長，在逐步解決“收入貧困”的過程中逐步解決“人類貧困”、“知識貧困”和“文化貧困”問題等。
3.實行跨國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
吸引跨國公司是中國和西部獲取全球知識與技術的重要來源，也是西部縮小與東部和發達國家知識與技術差距的重要途徑。提高西部地區產業競爭力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善待跨國公司，把吸引跨國公司的技術、資金與西部和中國相對巨大的消費市場等互補性優勢結合起來，吸引世界上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國際競爭力最強的跨國公司大規模投資于西部，并發展跨國公司和國內企業的后項聯系，鼓勵與本地區著名的大企業聯盟，提高其市場競爭力。這是西部開發最好的吸引外資策略。
第4篇：對外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一） 題目
銀行聯系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理論機理與實證研究
（二）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1.研究背景
由于美國次貸危機而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國際金融市場陷入停滯，金融市場的危機不斷傳播最終造成了全球范圍內的國際經濟的混亂，嚴重擾亂了國際經濟。在 2003 - 2007年期間強勁增長的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在隨后兩年中出現了明顯的大幅下滑。從那時起，研究人員就強調了金融與投資之間關系的重要性。
許多國家積極尋求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因為他們認為跨國企業將通過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增加資本積累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促進經濟增長。事實上，大量的實證證據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往往會為本國和東道國帶來凈收益增長效果。這就促使研究人員徹底的調查其決定因素。有力的影響因素包括市場規模，文化和地理接近度，相對勞動力市場稟賦和公司稅率（Eicher等，2012;Blonigen和Piger，2014年)。金融發展，特別是兩國之間的銀行聯系當然也應該加入這個名單。
2.研究意義
本文通過測試銀行聯系是否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為這類不斷增長的文獻做出貢獻。我們論文的主要貢獻有兩方面：首先，我們展示了一種新的渠道，在這種渠道之中，金融通過向銀行提供銀團貸款形成的銀行聯系的積極影響展現了對投資的重要性。其次，我們證明這種影響可能對于當地金融發展程度越低的國家越大。
第5篇：對外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走出去
一、關于企業走出去理論概述
對外直接投資起源于發達國家，主要為發達國家探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決定因素以及行為決策等。 美國學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1970年在其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經營：一項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提出的壟斷優勢理論。海默認為一國企業能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必須具有其獨特的壟斷優勢，即獨占性的生產要素優勢，否則由于高額的成本很難與當地企業進行競爭。
英國經濟學家拉奧提出“技術地方化理論”。這種理論要求發展中國家在引入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后不是簡單的模仿、生產、應用而是再經過本國科學家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生產出另一種產品或功能更加健全的產品以后再進行推廣，也叫技術再創新。這樣經過再創新的產品在國際上就會有競爭力，從而促進企業“走出去”。
二、中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機遇
現在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在自身的努力和國家政策的扶植下已經漸漸的步入正軌，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恢復期也已經過去，現在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正在朝著符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趨勢的方向上發展，這正是新一輪改革中帶來的機遇。
（一）貿易壁壘、貿易摩擦促進對外直接投資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貿易保護主義在發達國家越演越烈，特別是歐洲國家，如2005年歐洲各地的制鞋業者抗議中國進口的皮鞋而導致的中歐制鞋業爭端，中美知識產權爭端，中美鋼鐵業爭端，中日紡織品業爭端等等。在這種形勢下，李猛和于津平通過利用中國與90個國家之間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得出東道國對中國實施57年的非關稅壁壘會顯著影響當期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二）人民幣升值對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機遇
近幾年，中國貿易順差過大給別國帶來嚴重的貿易逆差，以美國為首的幾個發達國家對中國的出口采取了非關稅貿易壁壘等措施來減少中國產品的出口，人民幣被迫升值，由開始的八塊多升為現在的六塊多，人民幣升值導致我國產品出口受阻，但同時也給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機遇。正如王鳳麗利用協整分析技術和誤差修正模型得出我國企業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可以將傳統制造業企業向其他發展中國家轉移，這樣不僅可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而且可以帶動國內一些相關設備和零部件出口。
三、中國實施“走出去”戰略挑戰
（一）對外直接投資結構不合理
通過近幾年對外投資行業投資額可以看出，在對外直接投資所占行業中，主要集中在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采礦業、批發零售業、金融業這四個行業，這四個行業總的投資總額占2012年對外直接投資額的72%。而高技術行業對外直接投資占比較小，在2012年科學研究、技術服務、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等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占年度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3.1%左右，可見在對外直接投資結構上還是存在著很大的不協調，需要進一步完善。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階段滯后于經濟發展階段
如果采用GDP來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的話，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3年公布的全球各國GDP總量來看，中國以GDP總量9.1814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而按照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的《公報》顯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全球排名第11位。薛求知、朱吉慶運用實證分析得出中國現階段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實際情況與理論預期還存在較大差距，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階段滯后于經濟整體發展水平。
四、總結
我國政府高度重視中國企業“走出去”，也正積極的進行改革以促進企業的發展，從而促進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我們要繼續深化改革，加快培育中國的跨國公司，打造出具有世界核心競爭力的海外企業，提高全民自主創新精神，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增強產品設計、研發能力，增強市場營銷和跨國經營能力，逐步形成自己不可替代的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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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uckley P J. Casson M. 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the Macmillan Press，second edition.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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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anaya Lall（1983）.The New Multinationals：the Spread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s. New York：John Wiley&Sons，pp.250268
[5]李猛，于津平.貿易摩擦、貿易壁壘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研究.世界經濟研究，2013
第6篇：對外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通用電氣(以下簡稱GE)公司是美國的一家擁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大型跨國公司，業務涉及制造業、服務業、高技術產業等眾多領域，擁有全球員工30萬人，遍布一百多個國家。近一個世紀以來，GE公司的對華直接投資一直是其國際化戰略中的重要一環，其中的動因研究，不論對于解讀各種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還是對于中國企業的“走出去”戰略選擇，都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GE中國的發展歷程
GE公司的對華投資始于1910年的電廠投資。1925年，GE公司買下丹麥人于19世紀初在中國創辦的慎昌洋行，創辦了中國電氣工業的第一家制造廠。1929年，GE公司投資創辦了上海電力公司，該公司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外資企業。1979年，GE公司在北京設立了辦事處，從此大規模進軍中國市場。后來又在上海和廣州設立辦事處，逐步建立起一個全國性的經營網絡。
迄今為止，GE的所有工業產品集團均已在中國開展業務，總投資超過15億美元。隨著中國加入WTO以后各要素市場的逐步開放，GE的金融業務也正積極尋求在中國發展的機會。
截至2008年底，GE公司在華銷售額為46.4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了近80％。盡管受金融危機沖擊而業績下滑，GE公司并沒有放慢在華投資的步伐。2008年，GE旗下的通用汽車(GM)在前三季度虧損數百億美元的狀況下，仍堅持每年在華投入10億美元不變，于當年年底在上海投資2.5億美元建立中國園區，用作亞太中國總部，并設立通用汽車前瞻性科研中心。GE公司全球副總裁兼亞太區總裁羅瑞立于2009年年初表示，在GE的亞太區幾個市場中，韓國和泰國市場狀況都比較弱，而印度的發展也在減緩，GE在一些地區的發展確會暫緩，但絕不是在中國。
二、GE對華直接投資特征及動因分析
GE中國的產品和服務涵蓋家電、航空、消費類電子產品、配電產品、能源、金融、醫療、照明、媒體與娛樂、油氣、軌道交通、安防、水處理等諸多領域，是跨國投資中多元化經營屈指可數的成功案例。GE對華直接投資的成功，是對一系列跨國投資理論的極好的詮釋。
(一)GE公司具有特定的壟斷優勢
壟斷優勢理論也稱為特定優勢論，是美國經濟學家海默(S，HHymer)于1960年在其博士論文《一國企業的國際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研究》中首次提出的。海默認為，市場的不完全競爭是跨國公司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而跨國公司持有的壟斷或寡占優勢是其實現對外直接投資利益的條件。GE在中國提供的產品基本上都是高科技產品，所提供的服務中，對商業和消費者的金融服務占有極大的比例，這充分體現了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
GE進入中國存在以下兩個要素：一是GE公司具有企業特定優勢，即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壟斷優勢，主要體現在其技術優勢、先進的管理經驗、雄厚的資金實力、規模經濟優勢和完備的信息銷售網絡上。二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始進行市場化改革，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著一個不完全的國內市場。在中國的要素市場中，由于技術和知識市場的不完全性，GE公司面臨著知識外溢的損失，而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以及對相關產業高關稅的設置，也成為GE選擇在華直接投資的重要動因。
此外，根據凱夫斯(R，E，Caves)1971年對壟斷優勢的發展，產品的差異能力是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優勢。GE公司在中國注重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自己的技術優勢對原有產品或服務進行革新改造，使其與中國當地其他生產者的產品或者服務有所差異，與在美國的GM產品相比也更加中低端化，以此來適應不同層次和不同地區消費者的偏好，吸引更多的消費群體，從而擴大產品的銷量，為其帶來優勢的維護和強化。此外，通用獨特的商標品牌也是一種無形資產，能夠吸引國內的消費者，有助于其業績的增加。
根據美國學者尼克博克(F，T，Knickerbocker)1973年對壟斷優勢理論的發展，GE公司對華直接投資是一種防御性的投資，是由寡占反應引起的。以GM的對華投資為例，全球汽車行業是由幾家大公司占統治地位的行業，每一家大公司對其他大公司的行動都十分敏感，緊盯競爭對手，一旦其采取對外直接投資，就緊隨其后實行跟進戰略，以維護自己的相對市場份額。GM資本進入中國，就是對德國大眾的一種跟進，其目的在于抵消對方率先行動所帶來的好處，避免給自己帶來風險。
(二)GE公司的產品生命周期進入直接投資階段
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弗農(R，Vernon)認為，在開發新產品和技術的優勢當中，主動的直接投資的出現將是不可避免的階段，因為廠商為國外提供最好的服務要比謀求利潤的最大化更重要。因此，當廠商出口產品在東道國市場達到一定份額水平時，對東道國直接投資就是必然的結果。這一階段的投資在弗農看來是一種被動的市場競爭方式。當GE公司的產品對中國的出口面l臨威脅時，GE就立即做出強烈的反映而直接在華設廠生產，這是對預期利潤的考慮，不僅僅是傳統的銷售收益與總成本之差，還包括因市場份額下降所導致的收入減少部分。
(三)GE公司對華投資是一種邊際產業的擴張
比較優勢投資論，也被稱為邊際產業擴張論或邊際比較優勢論，是由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小島清(K，Kojima)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根據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比較成本理論提出的，其主要核心就是，“一國應該從已經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即邊際產業)開始對外直接投資，并依此進行”。GE公司在中國投資的很多領域如家電、消費類電子產品、配電產品等都是其國內已經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符合小島清理論的核心內容。這種直接投資實現了雙方貿易的互補和擴大，是一種順貿易導向型的對外直接投資。
(四)GE公司對華投資尋求內部市場根據拉格曼(A，Rugman)的內部化理論認為，由于國際市場的不完全性，以及某些產品(如知識產品)的特殊性質或壟斷優勢的存在，導致跨國公司在國際市場的交易成本的增加，而通過國際直接投資，將外部市場內部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風險。
一方面，由于中國要素市場的不完全性，GE公司中間產品的進入面臨著一系列的壁壘；另一方面，由于GE投資中國的相當多的一部分領域都是中國技術比較落后的領域，為避免其核心技術在外部市場上轉讓可能發生的產品外溢，GE選擇在華直接投資設廠。GE將中間產品(主要是核心技術)在其相關行業的企業內部轉讓，以內部市場來代替外部市場，以避免外部市場不完全造成的損失，謀求企業整體利潤的最大化。
(五)GE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看重區位優勢
鄧寧(J，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由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三個核心理論組成的。GE選擇中國進行直接投資，就是綜合考慮了中國經濟增長迅速，國內市場廣闊，外資政策優惠等區位優勢而最終做出的選擇。在GE中國的多領域經營中，對華直接投資的選址仍然集中在上海、北京、廣州三個城市，體現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中的區位選擇。三個地區繁榮的經濟水平，發達的金融市場，較高的消費者購買力，廣闊的市場容量，滬寧杭、京津唐、珠江三角洲發達的工業基地體系，都成為GE投資的重要動因。
通用汽車(GM)在華設立的七家合資企業和兩家獨資子公司都位于上海，是源于上海固有的、不可移動的要素稟賦優勢。上海位于中國東部沿海的中心位置，交通便利、基礎設施齊全、金融發達、開放程度極高，滬寧杭的重工業基地也為汽車制造業提供了豐富的原材料資源，上海發達的經濟和高消費水平、長江流域的廣闊腹地也為通用汽車的銷售提供了潛在的市場容量。此外，還有中國低價格的勞動力，中國政府對幼稚產業的優惠和扶持，都成就了GM對華投資的重要戰略選擇。
(六)GE中國實行多元化經營
GE公司近百年來在華進行直接投資，而且經營領域涉及金融、工業、醫療、基礎設施等較多方面，這樣有利于降低對外直接投資的經營風險。我們可以看到，GE中國的很多業務領域都是有相關性的，或者存在著上下游產業鏈的關系，這樣有利于公司低成本高效率的運作和規模效益的實現，為其穩定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其全球業務的夸張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三、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啟示
(一)注重壟斷優勢的培養
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是其對外投資獲利的根本條件，也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所在。中國企業要走出去，必須注重核心技術研發，采用與國際接軌的先進的管理經驗，大力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實現規模經濟優勢，并加強完善的信息銷售網絡的建設，建立有效的營銷渠道。此外，中國企業也應當在國際經營中注重本土化戰略，使產品或者服務貼近東道國消費者的需求，并盡可能的與當地品牌形成差異化，實現企業特定優勢。
(二)實現邊際產業的轉移
紡織、輕工、家電一直是我國的支柱產業。這類產業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企業不斷壯大，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也不斷增強，但是企業的市場占有率、利潤增長率也呈現下降的趨勢。為延長其生命力，將其有選擇地轉移到該產業成本相對較低、正處于成長中的地區，不僅可以為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創造條件，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東道國的比較優勢，重新發揮對國內經濟的積極作用。因此，我國的邊際產業可以到亞非拉國家和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得到更廣闊的生存空間。
(三)建立國際化內部市場
當今的國際市場是不完全的，存在著市場交易費用，而我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又過多地采用綠地投資的新建方式，與內部化方式相比有明顯的局限性，也存在著更大的風險。因此，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應該更多地采用并購的方式，建立國際化的內部市場，實現跨國流動要素在企業內部的轉移，來防止技術知識外溢，降低交易成本，并最終提高國際競爭力。
(四)注重區位選擇
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在瞄準發達國家市場的同時，也應該積極進軍發展中國家和一些不發達國家。區位的選擇與產業的選擇是相互關聯的，我國的產業對一些國家的地區具有潛在的優勢，而這些國家和地區就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潛在市場。因此，東盟國家和其他周邊國家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首選，其次獨聯體國家和波羅的海國家，非洲和拉美發展中國家也是我們對外投資的重要市場。在一國國內投資地點的選擇上，對外投資的中國企業應該選址在經濟繁榮、市場廣闊、交通便利、政策優惠的大中城市，以盡可能控制成本、降低風險，實現企業利潤的最大化。
第7篇：對外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形成;經濟增長;東盟;PVAR模型
一、引言
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成立，對雙方進一步加深合作提供契機。中國和東盟多數國家同屬發展中國家，經濟具有相似性，都在通過擴大開放程度，吸引外資促進經濟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對一國資本形成和經濟增長的作用如何，成為研究的熱點問題。本文通過研究最早的5個東盟成員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的資本形成和經濟增長情況，分析東盟國家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形成額、經濟增長三者的關系，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參考，促使國內企業更好地依靠中國-東盟自貿區，參與東盟國家的建設開發。
二、東盟五國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形成、經濟增長關系的現實描述
自20世紀90年代后東盟國家加快開放進程，外商直接投資大量流入東盟五國，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外商直接投資減少。危機影響消減后，外商直接投資數額上升，東盟五國依舊是外商直接投資吸引較大的地區。從投資數額上看，新加坡作為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對外商直接投資吸引力最大，人力資源豐富的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對外商直接投資吸引力也較強，相對來說，菲律賓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較弱。目前，對上述東盟五國最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分別是美國、歐盟、日本。目前，外商對東盟國家的直接投資涉及農林漁業、礦產采掘業、制造業、建筑業、貿易業、金融保險業、房地產業和服務業，制造業、采掘業仍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重點，而從長期來看，與貿易相關的服務業是外商直接投資所青睞的熱點。以外商獨資、合資、收購兼并等形式進入東盟國家外商直接投資，拓寬了東盟國家的資金來源。外商直接投資為東盟國家創造了巨大的就業崗位，為東盟國家經濟增長作出貢獻。
三、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擇
本文重點研究的是外商直接投資與資本形成的關系。選取最早的5個東盟成員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的數據，主要變量如下：資本形成額占GDP比重（k）：體現一國資本形成狀況。外商直接投資凈流入占GDP比重（fdi）：體現外商直接投資的指標。國內生產總值增幅（GDP）：反映一國GDP的指標。由于非平穩時間序列式在基于傳統的計量經濟分析方法估計和檢驗時將失去通常的性質，故需要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綜合面板數據特征，選取滯后期二期，運用stata 11.2軟件，采用PP檢驗、IPS檢驗、fisher檢驗、Levinlin檢驗分別檢驗數據的平穩性，初始面板數據不平穩，但對其進行一階差分后，面板數據均平穩，面板數據的平穩性為PVAR模型可靠性提供了保障。
（二）數據來源
本文出于數據完整性和代表性等原因，選取1981-2011年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資本形成額占GDP比重、外商直接投資凈流入占GDP比重、國內生產總值增幅等指標，分析上述地區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形成、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數據均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為本文的模型研究分析增加可靠性。
（三）模型構建
本文采用面板數據向量自回歸計量方法對東盟五國數據進行分析，所用程序為采用stata11.2中連玉君所編程序。
其中為系數，i表示國家，t表示年份，為隨機擾動項。面板VAR模型包括以下步驟：（1）利用System-GMM方法對東盟五國數據進行估計，研究變量之間的回歸關系;（2）生成脈沖響應函數，通過脈沖動態反應圖來觀察各變量對沖擊的反映情況。
1.System-GMM估計結果。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動對資本形成額作用顯著，對第一期的資本形成額呈負相關，說明短期內外商直接投資對東盟國家的資本形成有擠出效應。這主要因為東盟國家企業與外資企業相比實力較弱，短期內外商直接投資會減少其發展機會。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動與第二期資本形成額呈正相關，長期條件下，外商直接投資促進東盟經濟增長，帶來嶄新的投資機遇，拉動其國內資本增長，促進東盟國家形成新的資本投入再生產。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動對后兩期外商直接投資呈負相關，表明一定時間內流入東盟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有限，主要原因是東盟國家開放程度有限，阻礙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外商直接投資對第一期GDP有正的效應，說明外商直接投資促進東盟國家經濟增長。由于外商直接投資對第二期GDP反映結果不顯著，無法判斷其對第二期GDP的影響。
GDP的變動對第一期的資本形成額和第二期的外商直接投資作用顯著，均呈現負相關關系，從經濟學角度，體現了要素的邊際作用遞減規律。另一方面也說明東盟國家的開放程度有限，外商直接投資可以進入的范圍較窄，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形成障礙。
2.脈沖響應分析。為進一步檢驗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形成額、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使用脈沖響應函數進行分析。
（1）外商直接投資對資本形成額的直接影響。從分析中可以看出，最初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會減少東盟國家的資本形成，即發生擠出效應。但第一期后迅速回升，并在第二期時外商直接投資對資本形成額的促進作用達到最高，之后影響逐步降低。原因在于外資企業進入東盟國家后，會相應的拉動配套設施的建設，帶動當地發展，形成集聚效應，為資本形成創造有利條件。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外商直接投資對東盟國家資本形成的作用時間較短，說明當前東盟國家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效率不高，投資結構局限，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流向投資周期短、利潤回報快的行業。在此類行業中，外商直接投資迅速轉化為生產要素進行生產，促進經濟增長。但隨著外商投資企業利潤的匯出，對資本形成額造成負面影響。此外，面對資本形成額的變動，外商直接投資長期內變化不大，表明東盟國家資本形成額對外商直接投資基本無影響。當前東盟國家資本遠未達到飽和狀態，其國內發展仍需要大量資金扶持。
（2）外商直接投資對資本形成額的間接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對資本形成額的間接影響主要體現在一定時期內外商直接投資有限。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動對下一期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動呈負相關，東盟國家目前的開放度有限，在行業準入和項目審批上，對外商直接投資造成限制。而從長期看，上期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動對下期無影響，表明外商直接投資東盟國家的局面不會改變，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對資本形成額的直接影響仍將持續。此外，外商直接投資變動促進第一期GDP增長，第二期后影響逐步趨于零;而在分析中，GDP變動對第一期資本形成額影響為負，第二期后影響逐步趨于零，綜上從另一個側面表明，東盟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了投資周期短、利潤回報快的行業，不利于東盟國家長期資本形成。GDP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呈負相關，表面上看違背市場規模與外商直接投資正相關的規律，實際是由于GDP統計口徑中包含外資企業匯出本國的生產額，致使GDP統計指標未能正常反映其國內生產狀況，此類狀況在分析中也有體現。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通過System-GMM估計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筆者發現東盟國家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形成與經濟增長存在以下關系：第一，短期內外商投資對東盟國家資本形成存在擠出效應，長期內存在擠入效應。第二，東盟國家資本形成額短期內促進其經濟增長、長期內對經濟增長作用有限。第三，外商直接投資短期內促進東盟國家經濟增長，長期對東盟國家經濟增長貢獻有限。造成此類現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流入東盟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大多投資于投資回報高、回報快的產業，外商直接投資結構不合理，未能全方位調動國內生產要素，造成資源錯配。因此，東盟國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應采取以下策略：
首先，擴大開放程度，加快對外商直接投資項目的審批，保證外商直接投資長期的長期流入，形成生產資本，拉動經濟增長。東盟國家經濟要發展，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的政策非常必要。國外資本實力較強，資金雄厚，技術先進，可以給本土的企業帶來危機意識和競爭意識。
其次，引導外商直接投資流入行業，調整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對外商直接投資進行甄別，對與國內產業具有較大關聯性的外商直接投資實施優惠政策，從而鼓勵其進入。同時減少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資本的擠出，出臺相關政策完善外商直接投資配套措施，使外商直接投資更多用于其國內生產。
再次，完善外商直接投資法律法規，保障外商企業利益，同時完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政策，利用中國-東盟自貿區等平臺，更多讓外資企業了解自己，吸引更多外資。此外，建立動態評估體系，及時反饋外商直接投資狀況，以便適時采取相應措施，調整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資金性質，促進外商直接投資推動區域經濟發展。
最后，東盟國家需加強對其國內私人資本的扶持力度，東盟國家市場經濟起步晚的國情決定其國內私人資本并不發達的現狀。本土私人資本和國外大型企業相比，還是顯得非常弱小的。東盟國家發展自身經濟時需要練好內功，強大的私人資本能充分發揮外商直接投資對其的促進效應。
第8篇：對外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人民幣升值對外直接投資跨國并購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化的發展和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我國的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對外貿易規模擴大．外匯儲備不斷增加．2007年底我國的外匯儲備達到了創記錄的1．5萬億美元．資本流動性明顯增加同時．經濟快速增長使能源問題日益突出．國內外市場競爭加劇．與主要出口對象國的貿易摩擦增多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加大了支持國內企業“走出去”的力度．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到海外直接投資．尋求新的發展空間據中國商務部網站消息．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2007年9月14日聯合(2006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截至2006年底．中國5000多家境內投資主體共在全球172個國家（地區)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近萬家．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簡稱存量)906．3億美元，其中非金融類750．2億美元．占82．8％．金融類156．1億美元．占17．2％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的2006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0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位于全國家(地區)排名的第13位。這使人不由得聯想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日本企業的對外投資熱．驚嘆中國的對外投資時代正在到來
1當前中國的對外投資與當年日本對外投資的相似性
當前我國企業向海外發展的狀況與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企業對外投資熱的確有相似之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1二者都面對日益增多的貿易摩擦
當年美國因貿易收支逆差問題對日采取措施．引發了日美貿易摩擦．在迫使日元升值以后．日本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提高．出口競爭力下降．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通過大規模海外直接投資特別是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際經貿摩擦．實現了對歐美等國家的出口現在．中國制造業特別是家電、紡織日用工業品等領域的產品出口屢屢受到一些國家實施的反傾銷調查等限制為減少和規避貿易摩擦．促進出口．中國的一些企業也尋求到海外投資設廠。
1．2二者在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方面都以并購式投資為主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是以新建投資為主要方式．并購式投資迅速增加還是在日元大幅升值以后由于中國目前所處的國際環境較80年代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全球出現前所未有的企業并購浪潮．在這種形勢下，購式投資日趨活躍．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首次超過100億美元．其中通過收購、兼并實現的直接投資占到當年流量的一半200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突破200億美元．其中通過收購、兼并實現的直接投資約占四成。
1．3二者的對外投資熱都出現在本國貨幣面臨巨大升值壓力的背景下
20世紀80年代．為削減本國巨額貿易逆差．美國不斷對日本施壓．迫使日元不斷加速升值如今．中國同樣面臨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快速升值的巨大壓力
2中日兩國對外投資的本質區別
從總體上看．當前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熱與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日本企業的海外擴張相比．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差異還是占了主流
2．1兩國國內市場條件不同
一般情況下．一目的國內市場越小．本國企業走向海外的驅動力越大日本國土狹小．國內市場發展空間有限20世紀50～60年代．很多日本企業就十分重視開拓國際市場80年代．日本在許多領域國內市場趨于飽和．企業紛紛在世界范圍內多層面、全方位地尋找有利的投資機會與日本相比．中國的市場容量大．仍具有尚未開發的潛力．雖然本國企業到海外發展有尋求更廣闊市場的動機．但總體上這方面的需求在程度和迫切性上明顯低于日本目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更主要目的是利用資源、獲取技術和品牌等。
2．2二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
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實現了經濟追趕歐美的目標．在許多關鍵性領域已占據優勢．市場經濟趨于成熟．國內存在大量剩余資金．對外投資達到較高水平1985年度．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額為122．2億美元．到1989年度達到675．4億美元．成為位居前列的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大國．并且面向發達國家的投資所占比重較高．尤其對北美的不動產、對歐洲的金融和保險等領域投資增長迅速相比之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正在全面構筑市場經濟制．無論在經濟實力、市場發展狀況方面，還是在企業經營資源、競爭能力、國際市場整合經驗等方面．與日本的差距還很大中國企業的海外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對外投資規模有限至今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額僅相當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日本一年的投資額．差距十分懸殊．而且面向發達國家高層次領域投資的條件還不成熟．從這個角度講．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時代尚需時日。
2．3兩國對本國企業海外發展的政策導向不同
日本在二戰后的很長一段時期內．限制外國資本進入．鼓勵本國企業到海外發展。日本政府開始鼓勵外國企業對日投資還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中國則相反．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國內資金短缺，政府一直強調“招商引資”．不鼓勵對外投資1999年．中國政府才明確提出讓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并在2000年3月召開的九屆人大三次會議上將企業“走出去”作為國家戰略正式提出近兩年隨人民幣的不斷升值及國內外競爭的加劇才大大放寬了對國內企業對外投資的限制.
2．4兩國對匯率政策的處理不同
1985年9月“廣場協議”簽訂后．日元出現持續大幅度升值的態勢．與升值前的日元兌元匯率相比．三個月內升值20％．到1987年底升幅達50％．1995年4月一度突破80：1大關．日元升值3倍左右而當前我國人民幣的升值．由于吸取了日元加速升值的教訓，采取了一種漸進、有管理的升值過程．因此不會帶來像日本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資產嚴重泡沫化的惡劣結果另外，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大舉向海外擴張之際已實現資本自由化．而目前人民幣還沒有實現資本項下的自由兌換
2．5兩國對外投資主體不同
日本對外投資的主體是民間企業．而從中國2006年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數量分布來看．多元化格局明顯．有限責任公司所占比重仍超過國有企業位居首位，國有企業占了26％．位于第二位．私營企業12％．排第三位．這也是為何中國企業的海外大型并購案件往往給人以非商業操作印象的原因。
3有中國特色的對外直接投資新思路
通過以上比較分析．筆者認為，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戰略不應完全仿效日本．而應借鑒日本的教訓．走出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對外投資之路。
3．1實行漸進性的、有管理的匯率政策匯率政策對31本企業大舉海外擴張和泡沫經濟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
用在當前人民幣面臨不斷升值壓力的形勢下．我國一定要根據實際情況實行漸進性的、有管理的匯率政策．既要支持有條件的企業積極地“走出去”．又要防范投資的盲目性和經濟泡沫的形成
3．2在支持企業“走出去”的同時。加強和完善金融監管體制。有效防范金融風險
長期以來．為促進經濟增長．日本政府支持銀行貸款。助長了銀行放貸的隨意性．加上日本金融監管體制不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銀行風險意識淡化．經營中出現的問題被隱蔽和積累下來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日元升值和寬松利率的背景下．金融資產迅速膨脹．過剩資本到海外大肆收購，并大規模流入房地產市場1986～1991年．日本對外房地產投資累計額522億美元．占這一時期整個對外直接投資額的比重為19_4％其中．一些項目是在投資回報預測不準確的情況下盲目進行的．既不充分了解當地市場和國際資本市場操作規則．也沒有進行嚴格全面的詳盡調查．結果在泡沫經濟崩潰后蒙受巨額損失較為典型的事例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日本對美國實施的幾起震驚世界的大型并購案．如三菱公司在收購洛克菲勒中心大廈后不久．便以半價再次賣給原主：一度成為日本人囊中物的卵石灘高爾夫球場也在收購后的轉手之間損失掉幾億美元這些曾經讓日本人痛快、美國人緊張的并購案件如同曇花一現，最終損失慘重。所以．我國在鼓勵企業“走出去”的同時．有必要加強和完善金融監管體制．對貸款對象進行嚴格的資信審查．并促使銀行提高風險意識和抵御風險的能力
3-3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中國企業要注重培育自己的技術和品牌優勢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大都是建立在自己的技術和品牌優勢基礎上，如索尼公司、松下公司等我國缺少自己的技術和品牌．要想真正立足于國際市場．提高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樹立品牌形象十分重要。為此必須加大對發達國家的前瞻性高科技產業的學習型投資學習型對外直接投資是一種逆向型的對外直接投資．目的在于汲取國外先進的產業技術和管理經驗．帶動國內產業升級．創造新的比較優勢應將技術密集型產業投資于發達國家．一方面．可以繞過貿易壁壘．更直接地學習利用外國的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理念．跟蹤世界動態．并向國內傳輸和擴散．充分發揮技術的溢出效應和示范效應．推進產業升級：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東道國優勢擴大生產．提高市場占有率．增強企業國際競爭力。
3．4企業“走出去”要制定有步驟的國際化戰略。進行充分的調查研究日本索尼公司收購哥倫比亞電影公司案件．因缺乏務實性的投資規劃和長遠的戰略考慮．到1994年索尼公司背負了27億美元的巨額虧損我國企業在“走出去”時．一定要制定明確的海外發展規劃和戰略，對投資地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語言等環境進行充分的先行性調查研究若采取合資方式對外投資．在選擇合作伙伴時一定要仔細調查和了解對方的資產、信譽、經營管理等狀況。在定位投資目標時．要深入研究項目的可行性．不僅要考慮投資項目對本國產業發展的重要性．還要考慮在海外的實際操作性
第9篇：對外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FDI，貿易結構，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貿易結構的決定是國際貿易理論回答的基本問題之一。從古典比較優勢理論誕生以來，經濟學家試圖從不同的角度解釋決定貿易結構的因素，形成了不同的理論流派。一些西方經濟理論對外商直接投資和動態比較優勢，貿易結構的變化進行了闡述，而較為著名的是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雁行”理論。維農把國際貿易與FDI產生的原因統一在“產品生命周期”的概念之下，將產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與國際化經營區位選擇，方式選擇聯系起來，并證明了投資是在貿易基礎上進行的比較優勢轉換的結果。而“雁行”理論認為在一個經濟相對落后而且對外開放的國家，某一產業可以通過吸收國外資本和技術而獲得發展。近幾年，國內學者關于FDI與貿易結構的關系也做了許多研究，江錦帆（2004）發現FDI在中國經濟增長中存在資本效應和外溢效應兩方面的作用協整檢驗，外溢效應對出口貿易有積極影響。江小娟（2002）對FDI與中國出口競爭力的關系進行了定量了研究核心期刊目錄。她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與國內企業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份額進行了比較，認為FDI有利于優化中國的出口商品結構，提高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劉重力（2000）比較研究了中國出口商品結構與國外出口商品結構，發現FDI促進了我國機電產品出口的增長。已有的文獻上看，這些研究都是從國家層面上來研究FDI與貿易結構的關系，而對于浙江省這樣一個出口大省來說，研究FDI對出口貿易結構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浙江省貿易結構的現狀
（一）、外商投資企業對浙江省出口的貢獻
外商投資企業作為浙江省FDI流入的典型代表，其對浙江省出口的貢獻可以看出其對浙江省貿易的影響，我們用外商投資對浙江省出口貿易貢獻度來衡量其對浙江省出口的影響；“外商投資對浙江省出口貿易的貢獻度”是指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在整個浙江省出口貿易總額中所占的份額，表明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的作用力大小。
表1 1997-2008年浙江省外商投資對其出口貿易貢獻度
年份
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
(單位：萬美元)
浙江省出口額
(單位：萬美元)
貢獻度（%）
1997
246640
1011113
24.39
1998
268295
1086623
24.69
1999
332783
1287125
25.85
2000
534843
1994279
26.82
2001
709961
2297747
30.90
2002
919969
2941102
31.28
2003
1304773
4159499
31.37
2004
1964667
5814638
33.79
2005
2726282
7680353
35.50
2006
3795210
10089427
37.62
2007
4725567
12827293
36.84
2008
5426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