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貿易重要性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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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服務貿易重要性范文

首先，成員范圍遠未符合啟動動機。盡管美國早在宣布參與TPP時就明確表示，美國需要改變在亞太經濟中參與度日益下滑的趨勢。亞太地區有175個優惠貿易安排，還有20個即將完成，有50多個還在商談；而美國只有14個FTA，其中位于亞太的只有9個。美國產品95%的消費者位于美國境外，通過拓展亞太市場能夠為美國企業創造就業機會，贏得發展空間。然而，現有的TPP談判國并未按照與美國貿易重要性或潛力重要性擇優選取，談判方的國別范圍與美國最初所稱嚴重不符，已經引起美國民眾的質疑。更為明顯的是，在亞太地區41億的總人口中，中印兩國合計占到50%以上，但TPP談判卻并未將兩國納入進來，因而即便談判順利完成也難以滿足美國的初始目標。

其次，流程創新拖延談判整體進度。美國政府在談判初期就獲得了國會的支持，流程前置雖然減少了談判完成后再去游說國會的麻煩，卻把更多的壓力轉移至談判階段。由于參議員為各州代表，眾議員為按照人口分布的代表，各州優勢產業和需求差異懸殊，且議員還受其所屬黨派的影響，談判中利益點的把握相當困難，國會的不同意見必然在談判中起到更多影響。早在啟動談判前，美國貿易代表就把處理TPP與已有FTA的關系、如何使得越南等國滿足TPP目標的高標準，以及如何處理無保留的開放與現實美國國內產業保護間的關系等三大挑戰向國會進行報告。另一新的特點在于，美國在TPP談判中增加了與利益相關者的交流，聽取意見，表現更為親民，不過利益相關者參與的隨機性和分散性對于談判整體進程會造成更多拖累。

第三，動機互異影響談判成果質量。美國認為，TPP的形成將有助于增加產品出口，但在零和博弈中，作為國際貿易的買方，表現可能就難有那么積極了。談判參與方的產業競爭優勢和興趣點各異。例如，新加坡和新西蘭的服務業相對發達，文萊、智利、秘魯的資源產業占比較大，越南、新西蘭、馬來西亞注重農產品的出口，而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則相對較為全面。各國希望通過TPP的簽署獲得經濟的增長，除全面取消關稅外，還涉及在安全標準、競爭政策、技術貿易壁壘、食品安全、知識產權、政府采購、綠色增長和勞工保護等諸多領域的協調，需要各國對現有的國內法律、法規、標準和政策進行全面的整理和修訂。即便這些談判方的政府愿意推進，也勢必遭到受影響的國內企業、行業組織等相關利益團體的強烈反對。

第2篇：服務貿易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 貿易戰略調整 服務貿易 競爭優勢

一、我國出口貿易面臨的瓶頸和貿易戰略調整

近年來，中國出口的產品競爭力不強、傾銷存在、知識產權侵權等問題使得出口貿易面臨嚴峻挑戰（顧衛平，鄧雅勤，2007）。中國通過出口初級產品和發展加工制造業獲得了貿易大國地位 ，但要從貿易大國發展為貿易強國，中國依然有很長的路需要走，而培育競爭優勢則是必由之路。

但是，國內學者多是從如何培育加工貿易競爭優勢的角度來研究培育貿易競爭優勢的，裴長洪和彭磊（2006）認為要充分利用加工貿易方式進一步縮短我國與發達國家產業結構上的差距，促進加工貿易的“落地生根”、推動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是當務之急。很少有學者從服務貿易的視角研究貿易戰略的調整。

二、發展服務貿易與貿易戰略調整的關系

發展國際服務貿易，對促進一國國內服務產業面向國際市場，參與國際分工、國際交往和國際競爭有著重大作用(江小涓等，2001）。據世界銀行公布的統計材料顯示:1980年～1998年，全世界農業和制造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從7％和25％下降到5％和20％，而服務業卻從56％上升到61％。在發達國家，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升到70％左右，服務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大多在70％以上。可見，越是發達的國家，它的服務貿易規模就越大，水平也越高，經濟的發展程度是與服務貿易的水平相聯系的(劉慶林，2004)。因此，發展服務貿易是中國轉變貿易結構不合理現狀的突破口。

除此以外，服務貿易還有以下的特點使它和貿易戰略調整息息相關：首先，服務貿易對貨物貿易具有替代性，不僅能減少全球資源和能源的消耗，有利于生態的良性、健康發展，而且對企業、對一國貿易增長方式也是有利的；其次，發展服務貿易，特別是進口服務貿易，能為經濟運行提供充分而有效的服務供給和支持，促進經濟的高效發展，從而促進貨物貿易及整個對外貿易的高效發展。

三、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現狀及面臨的問題

2004年，中國貿易進出口額均位居世界排名第三，中國躋身世界貿易大國之列；但與此同時，中國的服務貿易卻出現了近97億美元的逆差。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占貿易出口總額9%的現有水平，遠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

2006年我國貨物貿易總額超過1.7萬億美元，雖然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達1917.5億美元，比2005年增長22.1％，但服務貿易額僅有1928.3億,只占貨物貿易總額約11％，這個比重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由此可見,我國的貨物貿易發展迅速,但服務貿易發展緩慢,服務貿易所占的比重明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同時,我國服務貿易結構也并不合理,服務貿易優勢部門主要集中在海運、旅游等比較傳統的領域，旅游和運輸服務的出口占中國服務出口一半以上,而金融、保險、計算機信息服務、技術咨詢、專有權利和特許、廣告宣傳和電影音像等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務產業,發展速度相對緩慢,比重仍然很低。

最后，我國對外服務貿易管理方面仍有許多缺陷，如中央與地方在服務業國際貿易政策和規章方面還存在著一定的差別，缺乏統一的促進服務貿易發展的協調管理部門，服務業多頭管理、政出多門甚至相互掣肘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容易產生責任不明確、交叉和條塊分割、經營秩序混亂以及行業壟斷等問題。服務業的統計也不規范，在行業劃分標準、服務標準等方面有許多不符合國際慣例。

總之,中國服務貿易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和管理混亂的問題已經凸顯,如果不盡早解決這些問題,不僅會使服務貿易止步不前,更會拖延貿易戰略結構調整的步伐。相反的,如果服務貿易能夠快速地發展起來,那么貿易戰略結構調整的步伐就能夠加快。

四、發展服務貿易加快轉變貿易結構的政策建議

首先，政府應高度重視發展服務貿易的必要性。雖然，至今為止，服務業還沒有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但服務業的比重勢必逐步上升，并且將成為推動經濟進步的重要支柱，成為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因此，中國政府有必要加大對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的重視程度，在制定長期經濟發展計劃時，要考慮是否有利于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的發展。

其次，政府可以在兩個方面擴大服務貿易。一方面，政府要加強有關服務貿易的立法工作，以有效地規范外國服務提供者在中國的貿易活動。中國目前服務貿易的立法工作還很落后，服務業中許多部門都無專項法規。另一方面，政府對于暫時相對薄弱的服務行業在給予保護的同時，應對本國服務業提供一些政策和資金支持。

再次，加快國內服務業的發展，提高中國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服務業是服務貿易發展的基礎，要想提高我國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關鍵是要提高國內服務業的發展水平。要優先發展旅游服務、工程承包、勞務輸出等具有傳統比較優勢的行業。提高這些行業的知識含量和技術含量，增加貿易附加值。

最后，創新業績評價指標體系，加強企業戰略管理。在管理服務企業時，我們必須站在戰略的高度，綜合考慮貨幣的時間價值和風險因素，盡量實現人力資本、生產價值和財務價值最大化。

參考文獻：

[1]裴長洪 彭 磊:對外貿易依存度與現階段我國貿易戰略調整[J].財貿經濟,2006(4)

[2]顧衛平 鄧雅勤:轉變貿易增長方式的理論反思[J].上海經濟研究,2007(4)

第3篇：服務貿易重要性范文

國際服務貿易是指跨越國界進行的服務交易，即通過提供服務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涉及行業多達150多個，主要為運輸、旅游、通信、建筑、保險、金融、計算機和信息、特許權使用和許可費用、個人文化和娛樂服務等11個類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服務貿易有了較大的發展，服務貿易的年增長高于國民經濟的增長，也高于國內服務業的增長速度，對推動國內服務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根據《WTO2001年年度報告》，1990年我國占世界服務貿易份額為0.73%，2000年則為2.1%。與此同時，我國國際服務貿易的領域也逐步擴大，通信、金融、保險、技術貿易、經營管理咨詢、人員培養等服務進出口隨之迅速發展。通過這些服務貿易的發展，引進了國外先進的管理方法、技術和經驗，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

我國服務貿易發展初期，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服務貿易結構不合理。目前國際服務貿易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險服務、咨詢服務、信息服務、通訊服務、計算機軟件服務等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服務貿易方面，而我國在這些領域起步較晚，尚處于萌芽或較不發達階段，尚未在國際服務貿易中站穩腳跟。我國服務貿易的輸出，主要集中在勞務工程承包、遠洋運輸、旅游等勞動密集型部門和資源稟賦優越的部門，而在大量專業服務和高技術領域，則處于凈進口的狀態。

服務貿易管理體制滯后。我國對外服務貿易管理方面仍有許多缺陷。中央和地方在服務業國際貿易存在政策和規章存在差異性，缺乏統一的促進服務貿易發展的協調管理部門。服務貿易發展政策缺乏透明度，各有關職能部門在服務貿易方面上實行多頭管理，容易造成責任不明確、交叉和條塊分割、經營秩序混亂以及行業壟斷。

服務貿易方面的人才缺乏。服務貿易本身就是一種智力密集型產業，服務行業大多都是通過人的智力完成服務的過程，有的行業還需要專門的科學技術和專有知識。在服務貿易領域里，近年來就業人數增長迅速，但從業人員素質不高，經過專門訓練和培養的人員所占比例極低。在我國熟悉服務貿易的研究人員、工商企業家、金融家、會計師、審計師、律師和工程承包商等大量缺乏。

服務貿易立法不健全，服務貿易立法嚴重滯后。近年來，我國服務貿易立法有較大改觀，現已頒布了一批涉及國際服務貿易領域的重要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對構建真正適應我國市場經濟和國際通行規則需要的統一開放、有序競爭、規范管理的服務貿易體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同服務貿易廣泛的內涵和國際服務貿易發展要求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

針對現存問題，應采取以下對策。

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加大對我國服務貿易的支持保護。政府應進一步轉變觀念，提高熟悉，把服務業提到與工業、農業同等重要的位置；要加強服務基礎設施的建設，加強對人力資本及科技方面的投入，為加快發展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創造良好的環境。要充分發揮政府在服務業競爭能力培育中的作用。政府應加大對服務貿易企業，尤其是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企業的政策傾斜與扶持力度，實施積極的產業政策，完善財政、信貸等優惠措施，提高我國服務貿易的整體競爭力。健全我國國際服務貿易治理體制，實施有效的宏觀治理，統一政策，服務企業，保證我國服務貿易的順利發展。所以，服務貿易要發展，就必須加強整體協調。中國將推動建立各部門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互動、政府和企業緊密聯系的全國服務貿易協調管理機制。通過加強宏觀規劃、調查統計、市場促迸、政策協調、對外談判等工作，使政府管理更加務實、高效。

優化服務貿易出口結構。大力發展具有現實和潛在比較優勢的服務出口項目，同時不斷提高服務出口項目的附加值，從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出口項目向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項目過渡。積極推進服務貿易重點領域發展，形成有競爭力的產業體系。綜合全球服務貿易的發展趨勢、國際市場需求前景、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的部門發展潛力以及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等多種因素，按照“重點促進”、“深人挖掘”和“特別關注”三個方面就文化、軟件、建筑等開展出口促進工作。應重點發展國際旅游業、國際工程承包與勞務合作業、國際運輸業、國際金融與保險業、國際通訊業、國際信息與咨詢業和國際廣告業等行業，帶動服務業整體水平提高。積極發展新興服務業，主要是需求潛力大的房地產、物業治理、社區服務、教育培訓、文化體育等行業，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改組改造傳統產業，運用現代經營方式和服務技術，著重改造商貿流通、交通運輸、餐飲、農業服務等行業，提高技術水平和經營效率。

完善服務貿易立法，研究制定鼓勵服務貿易發展政策。針對服務貿易的特點研究起草相關法律，要在財政、稅收、金融、保險、外匯等方面提出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應建立和完善符合國際規則的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法律法規體系，制定與國際接軌的服務業標準化體系。建立統一協調的治理機構政府應加強對GATT、GATS、WTO等有關條款原則的研究，盡快建立健全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目標，又不違反國際準則的法律、法規；對服務市場準入原則，服務貿易的稅收、投資、優惠條件等要以法規形式規定下來，以增加服務貿易的透明度，使服務貿易真正實現制度化和規范化。

建立中國國際服務貿易統計制度，健全和完善服務貿易統計體系。商務部與國家統計局聯合《中國國際服務貿易統計制度》明確了中國服務貿易的統計標準、指標體系、統計方式和方式。要加強對服務貿易迸出口的運行分忻，實時掌握進出口的產業動態和國別市場格局，發現問題。加強與國際組織的聯系，跟蹤服務貿易統計規則的變化，不斷完善統計方法，調整統計范圍，細化統計項目，增強統計的時效性和可比性。

進一步放開服務貿易市場，提高服務貿易領域的國際競爭力。根據服務貿易自身的發展水平和承受能力，通過有序開放，不斷提高產業素質和整體競爭力，促進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服務貿易自由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因此應結合國際服務貿易發展趨勢，有步驟地將利用外資從生產領域擴大到第三產業，有重點、有步驟、分階段地開放服務貿易市場。

加快服務貿易人才培養工作。加強培養國際服務貿易的復合型人才，如熟悉服務貿易的研究人員、工商企業家、金融家、會計師、審計師、律師和工程承包商等。為適應服務行業發展對人才的需要，應多渠道、多方式加快培養服務業人才。全面推進職業資格證制度，建立服務業職業資格標準體系，以滿足市場對服務人才的需要。

研究服務貿易發展規律，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服務貿易促進體系。搭建服務貿易出口促進平臺，充分利用廣交會、廈洽會、文博會等平臺，增加服務貿易交易的內容；組織服務外包企業出國參加服務外包展覽，為企業創造參與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機會。

第4篇：服務貿易重要性范文

在經歷快速發展的同時，中澳經貿關系中的一些矛盾和利益沖突也明顯地顯現出來。尤其是占據兩國貿易重要份額的鐵礦石價格近年來的大幅波動，已經成為影響雙邊經貿關系發展的主要矛盾。如何尋求其解決之道，至為關鍵。為此需重新認識中澳經貿關系的特點。

中澳經貿關系：互補性還是依賴性？

中澳經貿關系具有很強的互補性。由于資源稟賦等方面的差異，兩國以往在傳統貿易領域表現出明顯的互補性。近年來，由于各自經濟發展的路向不同，這種互補性進一步深化。經過30多年發展，中國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大國，號稱“世界工廠”。同時，中國又是資源稀缺的國家。其資源品的絕對量雖不小，但人均擁有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國每年從本土向世界源源不斷地輸出商品，使得本就十分嚴峻的資源匱乏更雪上加霜。而澳洲是世界上主要的資源大國。較高的絕對蘊藏量和極高的人均占有量以及較少的本國工業需求，使得它可以將各種資源大量出口。

一般認為，當某國的主要出口產品類別與另一國的主要進口產品類別相吻合時，兩國貿易的互補性就強。這種互補性在澳洲鐵礦和中國鋼鐵工業之間表現得似乎最明顯。

中國的鋼鐵工業已是全球規模最大。2011年中國生產粗鋼產量超過6.8億噸，已占世界粗鋼產量的45%左右。2012年，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中國日均粗鋼產量仍達近200萬噸，年產量預計可達7.2億噸。由于中國鐵礦石數量相對不足，且品位較低，因而對進口鐵礦石有著巨大的需求。而澳洲鐵礦石品位高、產量大，且其國內需求小而主要供出口，其出口量占世界鐵礦石出口的40%以上，且其近年新增產量占世界新增產量的近60%。這就使得澳洲鐵礦和中國鋼廠之間，構成了世界鋼鐵產業鏈條上最主要的上下游環節，也使鐵礦石貿易成為中澳經貿關系中最重要的交易標的。2010年中澳雙邊貿易額突破1000億美元，其中僅澳對華出口的鐵礦石即高達494億美元。2011年中澳雙邊貿易額為1180.7億美元，增長30.9%。其中，澳大利亞對中國出口 745.6億美元，增長38.2%。

一般情況下，兩國間貿易的互補性越強，則貿易給雙方帶來的福利就越高。然而，在中澳鐵礦石貿易中，情況卻并非如此。

近十年來，澳洲出口中國的鐵礦石價格幾乎是年年瘋漲。其中，2004年環比上漲19%，2005年上漲70%以上，2006年上漲近10%，2007年上漲65%-71%，2008年上漲80%-100%。2009年因世界金融危機降價了約33%，但到2010、2011這兩年又大幅漲價。經過近十年的連續大幅漲價，鐵礦石價格從2002年25美元/噸左右，上漲到2011年下半年價格最高時達180美元/噸左右。

在價格瘋漲中，澳洲礦企大獲其利。如在2011年上半年，澳洲最大礦業巨頭必和必拓實現的凈利潤比上年同期幾乎倍增；力拓實現利潤同比增長30%。在當年產量并沒有大幅增長的情況下，如此高的利潤增長率只能來自于對產業鏈下游鋼廠利潤的侵蝕。

在上游礦企的不斷侵蝕下，中國鋼企的利潤急劇下降，已到了全行業虧損的邊緣。據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的統計，2011年中國鋼企的噸鋼利潤只有人民幣1.68元。鐵礦石這樣供需狀況基本確定的大宗資源商品，其價格居然能連年大幅上漲，主要原因在于少數礦企對于資源的壟斷地位，以及利用這種地位對于壟斷高價的瘋狂追逐。

多年來，國際鐵礦石市場形成了三大礦山的寡頭壟斷。近年，中國鋼企對進口鐵礦石依存度已達60%左右。而在中國進口鐵礦石中，澳礦所占比例達40%左右，即中國鋼企所需鐵礦石的25%左右由澳礦提供。可見中國鋼企對澳礦資源產生了高度依賴。與此同時，澳大利亞對中國的鋼鐵產品卻少有需求。因此，僅就中澳鐵礦石貿易而言，其主要特點并非互補性，而是中國鋼企對澳礦資源的單向依賴性需求。正是由于這種依賴性，使得中國鋼企面對鐵礦石不斷漲價幾乎束手無策。

鐵礦石價格的不斷上漲給中國經濟造成的損害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中國鋼企無法將因而增加的成本壓力向下游轉嫁，則勢必陷入全行業虧損，而龐大的鋼企是中國最重要的支柱產業之一，承受不起如此虧損；如果其向下游轉嫁，由于鋼材在經濟建設中的重要性，又勢必造成全社會范圍內的輸入型通脹。

可見，雖然從總體上看中澳貿易關系具有互補性，但在鐵礦石貿易這一領域，卻存在著澳洲礦企的資源壟斷和中國鋼企對澳礦資源的依賴。由于鐵礦石貿易在中澳貿易中占到50%-63%的極大比重，這種在單一重要領域形成的單向依賴性可以說已構成中澳貿易的基本特征之一。這種一方的壟斷性和另一方的依賴性特征顯然不能給雙方同時帶來福利。

如何化解中澳鐵礦石貿易中的矛盾？

中澳鐵礦石貿易中的矛盾和沖突，已是總體良好的中澳經貿關系中最主要的矛盾，如得不到較好的解決，不僅影響兩國間的經貿關系，還會影響到兩國間的其他關系。為此應當引起兩國間企業界和政界的重視。

化解這一矛盾和沖突，需要雙方共同努力。以中方的角度看，其所能采取的措施主要是控制產能，打破壟斷。

中國鋼鐵業產能增長是近十年來鐵礦石持續漲價的重要原因之一。2002年中國粗鋼產量為18237萬噸；2011年已達6.8億噸，十年間產量增加2.7倍以上。在鋼鐵產能成倍增長的同時，是鐵礦石進口量的成倍增長。

中國需求的成倍增長對國際市場鐵礦石漲價形成支撐，使得三大礦山有可能利用其壟斷地位對價格上漲推波助瀾。因此，要抑制鐵礦石漲價，中國鋼企就必須主動抑制產能。中國如此龐大且不斷增長的產量對于滿足內需來說，已是完全過剩。如果是為出口需要，那么在鋼鐵行業整體近乎虧損的情況下，則不啻“為他人作嫁衣裳”。以此觀之，中國鋼企擬實施的產能擴張，如報載已獲國家批準的寶鋼湛江項目和武鋼防城港項目，很可能將是中國鋼企的戰略性失誤。考慮到礦業巨頭對中國需求的依賴，考慮到澳大利亞等國經濟對鐵礦石出口的依賴，可以預期，如果中國鋼企在產能壓縮后，面對漲價反而會更加游刃有余，單個企業和全行業的經濟效益反而有可能提高。

為抑制鐵礦石價格瘋漲，更重要的是必須努力打破國際礦業巨頭的壟斷。為此，需要采取多方面的對策。

首先，中國鋼企必須加強團結，結成價格同盟，聯合行動。這些年來，在鐵礦石價格談判中，中國鋼企雖實行了某種性質的價格同盟，但因其組織化程度不高，內部控制力不夠，故所起的作用也不大。今后，如能在組織程度、貨源安排、行動策略、排他措施等方面作出進一步安排，中國鋼企應可以提高自身在價格博弈中的地位。

與價格同盟相比，建立鐵礦石現貨市場是一個更好更合乎市場化原則的方法。今年1月由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等發起設立的“中國鐵礦石現貨交易平臺”在北京啟動。這必將使中國在國際市場鐵礦石定價上獲得一定的話語權。

其次，應當在價格抗衡中采取合理有效的策略和措施。比如，在自身結成比較牢固的價格聯盟前提下，基于“長協機制”不復存在的局面，應對礦山巨頭采取有所區別、不同對待的策略，以打破鐵板一塊的寡頭壟斷。

其三，中國鋼企也應當在必要的時候求助于政府的力量，或求助于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前幾年有中國企業冀投資澳洲礦山以打破現有的資源壟斷時，西澳地方政府出面所作的設限行為就完全不符合貿易投資自由化原則，實質上是一種非市場化的投資壁壘。當時，中國企業本可以求助政府以啟動WTO的爭端解決機制。然而，中國企業卻沒有如此作為。

其四，還是要實施“走出去”的戰略，通過購并、直接投資等方法，打破礦企的寡頭壟斷。特別是要利用當前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有利時機抓緊實施，為今后的長期增長儲備資源。考慮到礦業巨頭是上市公司和中國龐大的外匯存量，中國鋼企和其他各類投資公司通過逐步地分散地持有其股票，以分享其超額利潤也是可以設想的一個途徑。

鐵礦石跌價：中澳重建戰略合作的契機

在中澳鐵礦石價格博弈中，澳洲政府和公眾應看到，雖然澳方在短期內會因價格暴漲從中獲利，但這種失衡也會對澳大利亞的長期經濟發展帶來問題。

首先，鐵礦石貿易的畸形繁榮掩蓋了澳洲制造業和服務業增長乏力的事實，可能造成聯邦政府在宏觀決策上的失誤。2008年10月，因為突發世界金融危機，大宗商品價格崩盤，鐵礦石跌價，在短短幾周內，澳元即對美元貶值33%。因鐵礦石價格波動導致的澳幣匯率暴漲暴跌無疑增加了澳洲的經濟風險，同時也使澳洲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變得更加困難。

同時，澳大利亞的整體經濟發展已對其鐵礦石出口及高售價產生了很大的依賴性。目前澳洲鐵礦石出口已超過煤炭成為其最大的出口商品，幾乎占其出口總額的20%。一旦市場變化，鐵礦石泡沫破裂、價格下跌，對澳洲整體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2011年9月以來，受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影響，鐵礦石價格已從最高時的180美元以上一路下滑到了目前（2012年9月）不到90美元。由于鐵礦石出口在澳對外貿易乃至整體經濟中的重要性，其泡沫的破裂對其整體經濟也會產生極大的影響。據報道，在前些年鐵礦石價格暴漲時，澳礦山內的熟練礦車司機的年薪可達25萬澳元（注：1澳元目前折合約6.46元人民幣）。而去年以來，某些礦企卻需要通過縮減項目，大幅裁員以應對鐵礦石價格下跌。這種狀況如持續，必然會使澳洲經濟面臨諸多問題。

今天回過頭去看，如果在以往鐵礦石價格不合理瘋漲的時候，有某種力量或有如“長協價”那樣的機制對之進行必要的約束，那么，它至少可以降低因鐵礦石價格大幅下降給澳洲經濟帶來的沖擊，熨平其經濟波動幅度。對澳洲來說，由于鐵礦石出口在其整體經濟中的極其重要性，抑制其價格泡沫或許是一個長期課題。

一時的價格暴漲暴跌只能使一方獲得短期利益，一個不健康的市場最終使得雙方的利益都遭受損害。因此作為世界鐵礦石貿易最主要的參與者，澳洲礦企和中國鋼企有必要重建某種戰略合作機制。2011年4月，中國副總理對訪華的澳大利亞總理吉拉德建議，“推動兩國能源資源合作建立長期穩定的戰略關系。雙方應當超越簡單的買賣關系，創新合作方式，持續實現互利雙贏。”如果說，當時因處在價格上漲階段，建立中澳鐵礦石貿易的戰略合作機制比較困難的話，那么，當前利用價格大幅下跌的時機來推進此種合作，阻力應當會減少很多。

第5篇：服務貿易重要性范文

一、金融危機對國際貿易發展的沖擊

1.全球需求減少。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已發展成為全球性經濟危機。世界經濟將陷入漫漫“寒冬”。這說明這次金融危機是歷史上最嚴重、規模最大的一次經濟危機。這次金融危機導致全球需求急劇減少,使得國際貿易全面萎縮,增速減緩,甚至出現負增長。據世界貿易組織預計,2009年世界貨物貿易量將下降9%。

2.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全球金融危機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采取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措施,導致貿易保護措施泛濫,且頻繁發生,貿易摩擦增多,阻礙了國際貿易發展。新一輪貿易保護將呈現多樣化、隱蔽化、綜合化等特點,并且從傳統市場向新興市場擴散。2009年7月2日WTO了第三份全球貿易監督報告,指出89個國家和地區在2009年3月1日至6月19日期間共采取了245項新貿易措施,扣除由甲型H1N1流感引發的貿易保護舉措,全球新出臺的貿易限制措施是貿易自由化措施的兩倍多。

3.國際貿易方式發生一定變化。一方面,由于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網絡貿易方式方興未艾;另一方面,傳統的貿易方式受到挑戰,一些傳統貿易方式已不適應當代國際貿易的發展,一些傳統貿易方式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受到挑戰,如信用證、托收等結算方式的風險越來越大,由于進口商資金鏈出現問題,導致進口商欠款很普遍;使出口商的壞帳率越來越高,這就迫使企業必須采取更加安全、保險的貿易方式。

4.貿易融資困難。商業銀行惜貸在短期內將成為其經營行為。雖然各國央行不斷降息,向銀行注入流動性資金,但銀行不為所動,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失效。國際貿易主要依賴短期信貸融資,但是,目前貿易融資市場形勢已嚴重惡化,各國進出口企業獲得短期信貸融資越來越困難。

5.多邊貿易體制受到挑戰。戰后,關貿總協定及1995年新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它成功地推動了國際貿易的健康發展。然而,金融危機使得主要國家紛紛采取貿易保護措施,對WTO的原則、規則、制度等造成巨大沖擊,也使WTO多哈回合談判進展遲滯。同時,大多數國家都把區域經濟合作作為發展國際貿易的重點,輕視了多邊貿易體制。

二、金融危機后國際貿易發展的新趨勢

1.國際貿易將逐漸恢復并走向繁榮。全球金融危機使整個世界經濟陷入低谷,但是,世界經濟不可能永遠停留在低谷,因為,世界經濟的發展總是周期性的,危機過后世界經濟必將走出低谷,走向復蘇和繁榮,國際貿易也必將走向復蘇和繁榮,尤其是世界主要貿易大國對外貿易將全面恢復并進入快速發展的軌道。從目前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發展的形勢分析,2010年上半年國際貿易將出現恢復性發展,中國對外貿易將率先實現發展,2010年下半年或稍晚國際貿易將會進一步全面發展并最終走向繁榮。

2.貿易保護主義與貿易自由化呈膠著狀態,且此起彼伏。從歷史上看,貿易保護是經常性的,而貿易自由化則是短暫的。經濟全球化極大地推動了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但是金融危機爆發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采取了貿易保護政策,雖然他們還認為貿易保護是有害的,主張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未來,貿易保護不會退出歷史舞臺,貿易自由化也不會處于絕對統治地位,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從發展趨勢上分析,貿易自由化將成為多數國家貿易政策的主流。

3.從國際貿易總量分析,發達國家所占的比例進一步下降,新興市場國家的比例開始上升。以往的國際貿易,發達國家一直處于統治或主導地位。然而,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2008年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貨物貿易總額中所占份額達到38%。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比例將進一步上升,并且將獲得更多的貿易利益。

4.國際服務貿易將高速發展。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服務貿易迅速發展,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由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的10%上升到90年代的15%左右,進入新世紀以后則上升到20%以上,并且服務貿易的增長速度一直高于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呈現加速增長的態勢。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仍然處于上升通道,隨著各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商業性存在、服務外包等的迅猛發展,以及金融危機的消退,國際服務貿易將進入高速發展時期。

5.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將成為重要的貿易對象。科學技術已成為當今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將不斷涌現,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已成為或即將成為一些國家的主導產業。各國相繼制定了相應的政策措施,加快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未來,國際競爭主要是科技的競爭,在國際貿易領域則表現為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的競爭。在未來的國際貿易中,一方面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競爭會越來越激烈,另一方面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將不斷提高。

6.跨國資本流動將持續推動國際貿易的發展。跨國公司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量。根據聯合國跨國公司數據,2007年全球跨國公司總數達78817家,其分支機構794894家,在國際貿易中所占份額超過70%。目前,跨國公司控制著全球出口的40%,技術貿易的70%,國際直接投資的90%。跨國公司開展的對外投資及貿易活動極大地推動了國際經濟及國際貿易的發展,強化了國際貿易的壟斷程度;影響著國際貿易的地區分布,促進了發達國家對外貿易的發展;同時,跨國公司也影響著國際貿易的結構。金融危機后,跨國公司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將持續并有進一步加深的趨勢。

7.區域經濟合作將成為推動國際貿易的主導因素。目前,國際區域經濟合作勢頭迅猛,各種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不斷涌現,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把區域經濟合作作為一種戰略選擇,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以此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區域經濟合作實質上是成員國相互開放市場,是最惠國待遇的一種例外,成員國相互給予高于成員以外國家的貿易、投資優惠,這就給成員國帶來了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效應,能極大地促進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和投資。目前,區域經濟一體化成員之間的貿易占世界貿易的比重50%以上,從發展趨勢上看區域經濟合作仍將持續、強勁地發展。

8.網絡貿易將成為重要的貿易方式。電子商務和網絡貿易的出現,使國際貿易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掀起了國際貿易領域的一場革命。網絡貿易以其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增強企業競爭力,簡便易行,且無時間、地域限制,不受自然條件影響等優勢受到各國的重視。目前,網絡貿易在國際貿易中得到廣泛應用,網絡貿易占世界貿易額的比重超過20%。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貿易全面收縮的情況下,網絡貿易卻呈現逆勢上揚的趨勢,未來網絡貿易將呈現超常的發展態勢。

三、金融危機后中國外貿發展的對策

1.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進一步優化進出口結構。雖然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了巨大損失,中國也不可能獨善其身,然而,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潮,任何勢力都是不可阻擋的。因此,對外開放是我國長期要堅持的基本國策。同時,要深化外貿體制改革,在WTO基本原則、規則的基礎上,改革外貿體制,尤其要重視國有外貿企業體制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此基礎上,要進一步優化進出口結構。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發展,應采用進出平衡的政策,努力增加進口。

2.堅持反對并抵制貿易保護主義。金融危機導致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且有泛濫和蔓延的趨勢。近20年來,中國是遭受反補貼、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金融危機后,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措施有增無減,中國深受其害。2008年全球40%的反傾銷行為、70%的反補貼行為都是針對中國的。因此,中國應旗幟鮮明地反對貿易保護主義,與多邊貿易組織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建立反貿易保護的協調機制,抵制并化解貿易保護的政策措施。同時,建立反貿易保護的預警機制,充分發揮政府、中介機構、企業的作用。

3.在積極擴大內需的同時,努力擴大出口。投資、消費和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自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政府緊急啟動4萬億投資計劃,據國家統計局通報,到2009年前三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55057億元,它對GDP的貢獻達7.3個百分點;消費雖然有增長,但消費仍然不旺,它對GDP的貢獻只有4個百分點;外貿繼續下降,但降幅收窄,外貿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下降。因此,中國應從宏觀上調整三駕馬車的關系,積極擴大內需,以此作為經濟可持續增長的保障。同時,努力擴大出口,積極開拓國際市場,扭轉中國外貿繼續下降的勢頭。

4.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全球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損失,同時,也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機遇,尤其給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帶來了機遇。因此,要采取有效措施,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政府應加大對服務貿易發展的扶持力度,制定相應的扶持政策及產業發展規劃,建立健全服務貿易管理促進體系,引進市場競爭機制,逐步推進服務貿易自由化,優化服務貿易內部結構,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注重人才培養,建立并完善服務貿易法律體系。

5.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擴大知識、技術密集型和勞動密集產品出口。對于中國來講,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是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優化外貿結構的戰略舉措。因此,應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國家和地方應增加對技術創新、技術研發的大規模投入;增強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提高其核心競爭力;用高新技術嫁接、改造傳統產業,充分發揮傳統產業的作用;各地區充分發揮高新區的示范作用,使高新區真正成為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重要基地;在引進技術中要把引進、消化、吸收和創新結合起來,形成自己的技術優勢。同時,也要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大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

6.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發展跨國經營。實施“走出去”戰略是經濟全球化的客觀要求和必然結果,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到2008年底,中國8500多家境內投資者在全球174個國家(地區)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1.2萬多家。通過對外投資,發展跨國經營,能在更廣闊的市場上配置資源,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尤其對外能源項目的投資,對保證國家能源安全乃至經濟安全有著特殊意義。因此,國家應采取更加有效的政策促進企業發展對外投資。目前,應重視收購、兼并這一方式,同時,對外投資的重點應放在資源、高新技術等項目上。

第6篇：服務貿易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江門；外貿；經營

中圖分類號：F27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3）15-0123-02

一、調研的基本情況

2013年第一季度以來，江門外貿受國際金融危機持續擴散的影響增長速度有所放緩，為了解當前江門外貿企業的經營狀況及面臨的難題，近期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江門分院組織外貿調研小組對江門市外貿集團和江門聚德隆有限公司等一些外貿公司進行實地調研，就江門外貿企業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做了深入的調查和研究，初步掌握了最新最真實的信息，本調研通過訪談，整理出江門外貿企業目前經營所面臨的問題，然后針對問題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議，希望能有助于相關政府部門了解當前江門外貿企業經營面臨的困難，為外貿主管部門擬訂有關經濟政策提供參考。

二、江門外貿企業經營面臨的問題

（一）外需疲軟影響出口

根據我們與企業的訪談得知，目前企業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訂單的急劇減少，當然這與世界整個經濟背景是有密切聯系的，在整個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訂單的減少直接導致我市外貿企業的出口數量下滑。從2013年第一季度我市主要產品出口數量來看，飼料減少了6%、服裝減少了22.5%、家具減少了32.5%、金屬集裝箱減少了55%、日用不銹鋼制品減少了55.4%、燈具減少49%等。出口到西歐、北美地區的產品訂單數量下滑比較嚴重。需求疲軟是導致經濟下滑的最主要因素。

（二）出口產品缺乏競爭力

據我市外貿企業透露，訂單減少的另一個因素是我市企業生產產品品種單一，缺乏競爭力。出口產品以貼牌代工為主，缺乏核心技術，附加值低，這也反映了多數企業處于產業鏈低端，缺乏競爭力和定價權。我國是生產大國品牌小國，江門市也非常典型，多數企業沒有自己的品牌，諸如服裝、工藝品、家具等等，品牌基本上是空白。在目前這種競爭激烈的貿易環境下，必然會影響出口。出口品牌是出口產品的識別標志，是一種精神象征，一種價值理念，是出口產品品質優異的核心體現。出口品牌的重要性顯而易見，但江門出口品牌建設在全省仍處于中等偏下水平。從2012年廣東省工業類名牌產品的數據來看，全省508個名牌產品中江門占18個、肇慶占14個。我們將廣東省21個城市（含順德）按分層聚類分析的方法劃分為三個層次。其中深圳（35個）、佛山（46個）、順德（47個）、東莞（62個）、中山（63個）、廣州（71個）處于第一梯隊；肇慶（14個）、揭陽（17個）、潮州（18個）、江門（18個）、陽江（19個）、惠州（20個）、珠海（19個）、汕頭（30個）處于第二梯隊；河源（2個）、茂名（2個）、云浮（2個）、清遠（5個）、湛江（4個）、梅州（7個）、韶關（7個）處于第三梯隊。這一結構層次較準確反映了我省各城市的先進制造業發展水平。從2012年《中國500最具價值品牌》得到的數據分析來看，江門只有嘉寶莉和豪爵兩家企業進入500強，這兩家企業品牌價值分別為46.22億元和176.62億元，而肇慶沒有企業進入500強之列。從目前情況來看，江門的出口產品品牌建設在全省處于起步階段，而且從省名牌的出口產品類型來看，江門產品結構相對單一，且集中在汽車配件、摩托車、家具、紡織、衛浴等傳統制造業。

（三）企業經營成本劇增

一方面企業的融資渠道狹窄，利率高居不下，融資成本不斷攀升。另外，受金融危機背景影響，出口企業資金回籠速度減緩，出口退稅資金是企業應對危機的重要資金來源。而出口退稅政策執行中環節多、周期長、到位慢等問題，使企業不能及時足額享受到退稅政策的優惠。另一方面購買原材料的價格上漲，生產成本增加，導致產品價格沒有競爭力。第三、國內通貨膨脹加劇，物價指數不斷攀升，勞動力成本增加。第四、江門地理位置的制約，大的海運港口距離較遠，產品出口時需要先陸運再海運，無形之中增加了企業的成本。

（四）勞動力緊缺成為影響企業發展的瓶頸

中國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持續上升，2012年制造業農民工月均收入同比增長10.9%，2013年一季度主要監測城市工業地價同比上漲3.3%，企業經營成本劇增。勞動力緊缺成為影響企業發展的瓶頸。一些外貿企業由于招不到人，不得不將用工年齡一次又一次地放寬，一些企業由于招工不足出現產能閑置而不敢接大單，這對企業經營造成不小影響。招工難的主要原因是：中小企業絕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隨著企業生產經營日漸回升，用工需求增大，造成企業出現“用工荒”。

江門中小外貿企業實力小、待遇低、管理者素質普遍偏低，員工經常流失，大多數企業很少有工作時間超過五年的老員工。這些企業對于生產工人通常只有工資及獎金，對于辦公室員工通常只有工資提成，逢年過節也很少發放福利，就更別說什么五險一金了，結果造成的情況就是員工常常流失，尤其是那些優秀員工，根本就不會在這里長期工作，于是乎這些企業都成為了為大企業培養骨干的基地了。

（五）企業創新研發能力薄弱

江門中小企業創新能力，尤其是自主創新能力嚴重不足。目前擁有自己研發機構的不足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七十五的企業沒有一個專職人員從事研發活動。江門市中小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薄弱，主要是因為促進企業自主創新的技術進步機制尚未形成，企業缺乏不斷創新的動力和壓力。同時企業技術開發投入不足。大型科研設施嚴重匱乏，且使用效率不高，產學研結合的體制和機制還沒有得到根本突破。有些行業新產品產值甚至長期為零。特別是一些中小企業，長期在低價競爭中維持生存，無力引進高技術產品和創新人才，企業的自主研發、創新能力薄弱，抗風險能力和核心競爭力低下。

（六）內銷渠道不足，有待開發

全球經濟不景氣，海外消費信心與消費力的不足使得今年出口市場不好做，很多企業也逐漸開始有了內銷的想法，但是由于經驗不足，又缺乏相應的人才，內銷的渠道過于狹窄，銷量也極其不理想，需要進一步開拓市場和銷售途徑。

三、加快我市外貿發展的建議

（一）政府應加大扶持外經貿發展的政策措施

據很多外貿企業反映，在2009年金融危機爆發時，國家和政府的扶持政策很多，企業的外貿業務量并沒有減少，企業獲得資金的方式和成本都對企業非常有利，企業并沒有感覺經營特別困難，而在2013年，國家政府各項優惠的政策逐漸取消，面對外貿需求疲軟的窘境，很多外貿企業感覺壓力很大，反而比2009年更加難以經營。所以，江門市政府如果能搭建更好的服務平臺，進一步擴大融資途徑，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為企業提供更多的社會服務，加大獎勵措施，企業的業績應該會有好轉。

（二）全力推進品牌建設，加強品牌創建和培育

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發展自主品牌。創新是關鍵，創新是企業不斷發展的靈魂，是提高企業競爭力的動力。對外貿企業來說，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不斷開發新產品，可以盡量避開國外貿易壁壘。可是我市的外貿企業在創新方面做得并不好，很多企業反映沒有合適的人才，也沒有更多的資金投入到創新的行列。國家對自主創新的企業有很多的優惠，江門市政府同樣可以制定一些優惠政策給自主創新的企業，鼓勵他們創建自己的品牌，在資金上給以支持，在技術上給以幫助，使企業真正的活起來，提高競爭力。

（三）加強外貿人才隊伍建設

人才永遠都是企業的主要力量，引進人才，培養人才，留住人才不論是企業還是政府都應該十分重視。由于自身實力緣由，外貿中小企業不可能給予所有員工豐厚的待遇，也不太可能引進高技術，高能力人才，不過他們可以給予那些優秀員工和關鍵員工豐厚的待遇，要知道他們可是企業的頂梁柱，必須給予優厚待遇，此外，政府也要為高能力人才提供更好的生活服務和環境，解決他們的落戶、子女上學等問題，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從而留住他們的心，讓他們為企業長時間效力。此外企業必須改革用人唯親的用人機制，優化創新外貿人才隊伍，大力培養熟悉外經貿的專業人才和復合型人才，并通過多種方式、多種渠道，引進、培訓和用好人才。

第7篇：服務貿易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中美服務貿易；后危機時代；服務貿易結構

中圖分類號：F740.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0）12010607

在經濟全球化趨勢愈加洶涌的背景之下，世界經濟結構正在發生著深度變革，以金融及信息革命全球化發展為特征的科學技術革新浪潮正在推動世界服務業加速發展。如今服務業占各國經濟比重越來越大。據統計，目前服務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發達國家已達70%，中等收入國家接近60%，而低收入發展中國家也達到40%左右。隨著服務業國際分工的發展，國際間的服務交換規模也在日益擴大，2009年，世界服務出口額達到了3.省略

相比1970年的不足710億美元增長了45倍，目前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額已占世界貿易總出口額的1/5。同時，面對此次金融危機對全球貿易的影響，服務貿易占比較大的國家在后危機時代較快地出現了復蘇勢頭，其恢復速度快于依賴貨物貿易的國家。由此可見，服務貿易成為世界貿易的主流趨勢已是世界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

一、中美服務貿易比較

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服務貿易出口國，服務業高度發達。2009年，其服務貿易出口額已占世界服務貿易總出口額的15.4%，表現出其在國際服務貿易中的強勁優勢地位。另外，中國服務貿易也一直保持持續穩定發展勢頭，服務業產值占GDP比重年均增長0.6%，但由于中國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發展起步較晚，服務產品競爭力較弱，在與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雙邊服務貿易中一直處于失衡狀態，中國服務貿易無論是在整體服務貿易水平還是在部門結構等方面與美國相比都存在較大差距。

1.服務貿易發展水平比較

（1）美國服務貿易發展持續穩定，國民經濟貢獻度較高

服務業對美國的GDP及就業影響較大，以2005年為例，服務業產值占美國GDP的70.93%，當年從事服務業的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72.47%。自1984年開始，美國服務業產值占當年GDP比重就已超過60%，可見，伴隨美國服務業發展，其服務貿易在美國對外貿易中的重要性也日益顯著。

美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由1997年的4 220.2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8 799.4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到8.3%。其中，美國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比重，在1997―2003年間平均維持在28%左右，2004年達到30%并維持了4年，由于經濟緩慢復蘇，2009年小幅上升，達到33%。就服務貿易出口額總體而言，美國呈現上升態勢，僅2009年有小幅下降。其中，美國服務貿易出口額由1997年的2 560.9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5 091.8億美元，13年間擴大了1.99倍。2009年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比重達到15.4%，世界排名第一位。美國服務貿易進口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比重，在1997―2008年間平均維持在16%左右，僅1997年、2005年和2006年在16%以下，其余均大于16%，2009年明顯提高達到19.2%。美國服務貿易進口額與其出口額類似，總體呈現上升趨勢。其中，美國服務貿易進口額由1997年的1 659.3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3 707.6億美元，13年間擴大了2.23倍。2009年服務貿易進口雖有小幅下降，但其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比重達到11.9%，世界排名第一位。

（2）中國服務貿易增長速度較快，國民經濟貢獻度較低

作為第三產業的服務業對中國的GDP及就業影響較小，以2009年為例，服務業產值占中國GDP的42.6%，當年從事服務業的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33.2%。中國經濟結構中，由于第一、二產業占較大比重，第三產業比重較小，致使中國服務貿易雖然增長速度較快，但其對國民經濟貢獻度較低。

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由1997年的522.3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2 868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到34.5%，是美國年均增長率的4倍多。其中，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比重，在1997―2002年間平均維持在10%以上，2003年下降為9.57%并保持到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再次下降，降為8.7%左右，2007―2009年又小幅上升并維持在9%左右。就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而言，呈現總體上升的趨勢，僅有2009年相比2008年下降12.11%。其中，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由1997年的245.0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 286億美元，13年間擴大了5.25倍。2009年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比重為3.88%，世界排名第五位。然而，中國2009年服務貿易出口額僅是美國的1/4。中國服務貿易進口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比重，在1997―2007年間由16.30%下降至11.91%，2008―2009年稍有上升維持在12%以上。中國服務貿易進口額與出口額類似，總體呈現上升趨勢。其中，中國服務貿易進口額由1997年的277.3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 582億美元，13年間擴大了5.7倍。雖然2009年在世界服務貿易進口前十位國家中，中國是惟一與2008年相比沒有出現下降的經濟體（德國和英國進口額分別為2550億美元和1600億美元排名第二、三位，美德英進口額同比均出現10%左右的降幅），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比重為5%，世界排名第四位，但服務貿易總量只占到美國的1/3。

2.服務貿易結構比較

（1）美國服務貿易順差持續增加，各部門發展比較平衡

美國服務貿易自1971年起持續保持順差狀態。其中，1986年服務貿易順差僅103億美元，1997年則達到較高歷史水平，增至902億美元，10年間增長了7倍左右。2007年服務貿易順差突破千億美元，為1 296億美元，其中，服務貿易出口5 048億美元，進口1 296億美元。2008年和2009年美國服務貿易順差持續增加，2009年服務貿易順差額相比2008年雖下降了4%，仍達到1 384.2億美元。

2007年，美國服務貿易出口結構中，出口比重超過10%的部門分別是旅游、其他商業服務、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運輸和金融服務，其出口額各自分別占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24.17%、17.63%、16.75%、15.65%和11.82%。同時，政府服務、個人文化和娛樂服務、計算機和信息服務、保險、通訊、建筑服務分別占比4.15%、3.18%、2.58%、2.09%、1.75%和0.24%，合計在15%以下。2007年，美國服務貿易進口結構中，進口比重超過10%的部門分別是運輸、旅游、其他商業服務和保險服務，其進口額分別占服務貿易進口總額的25.27%、21.62%、13.91%和11.31%。同時，政府服務、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金融服務、計算機和信息服務以及通訊服務分別占比9.64%、6.62%、5.01%、3.92%和2.09%，而個人文化和娛樂服務以及建筑服務比重較小，分別是0.45%和0.16%。綜合美國服務行業進出口所占比重，各個服務部門發展符合美國經濟特點，沒有出現比重極大的部門，即部門間發展未表現出嚴重失衡現象。同時，以資本、技術密集型為主的新興服務部門出口占出口總額比重突出，在美國服務貿易出口結構中處于主體地位。

（2）中國服務貿易逆差持續擴大，各部門發展有所失衡

中國服務貿易在1984―1995年間保持小額順差，1995年開始出現逆差，后進入持續逆差狀態，并且自2002年開始逆差規模逐年擴大，特別是加入WTO后，服務貿易逆差更加顯著。其中，2004年服務貿易逆差額達到最高值95.5億美元，2004年以后服務貿易逆差呈現小幅縮小之勢。但2008年和2009年中國服務貿易逆差規模進一步擴大，分別達到115.6億美元和296億美元，2008年服務貿易逆差額比2007年增長51.9%，2009年比2008年增長56.1%。2009年中國服務貿易主要逆差行業為運輸、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保險和旅游，逆差額分別是230、106、97和40億美元。

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結構中，旅游服務貿易占比第一，2000年達到53.34%，自2004年之后呈現遞減趨勢。運輸服務貿易占比第二，且在2000―2008年間占比逐年上升［1］。而資本、技術密集型的通信、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計算機和信息服務、金融服務貿易占比最小。可見，中國一直以傳統服務貿易為主，資本、技術、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發展水平與傳統服務貿易相比差距較大。盡管如此，中國傳統服務貿易所占比重呈現逐年縮減趨勢，如旅游服務部門，而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服務部門占比逐年遞增，尤其是咨詢服務，2008年占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12.33%。2008年，中國服務貿易進口結構中，進口比重超過10%的部門是運輸、旅游和其他商業服務，分別是31.67%、22.75%和14.55%，合計70%左右。同時，咨詢、保險與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分別占比8.52%、8.02%和6.49%，而建筑與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分別占比2.75%和1.99%。通訊、金融、個人文化和娛樂服務以及政府服務占比較小，合計為2%以下。綜合中國服務行業進出口占比，部分行業占比極大，中國服務部門出口出現嚴重不平衡現象。

3.服務貿易地理方向比較

（1）美國服務貿易地理方向多元，涵蓋多個經濟體類型

英國、加拿大、日本、德國、墨西哥、愛爾蘭、法國、瑞士、中國和荷蘭是2008年美國前十大服務出口市場，占美國服務出口總額的55.19%。在前十大出口市場中，歐盟成員國占據五席，包括英國、德國、愛爾蘭、法國和荷蘭，合計占美國服務出口總額的27.77%。英國、德國、日本、加拿大、百慕大、法國、墨西哥、瑞士、印度和愛爾蘭是2008年美國前十大服務進口來源地，占美國服務總進口額的56.29%。在前十大進口市場中，歐盟成員國占據四席，包括英國、德國、法國和愛爾蘭，合計占美國服務進口總額的26.45%。事實上，歐盟、加拿大、日本、墨西哥和瑞士分別是美國前五大服務貿易伙伴。

歐盟是美國服務出口最大的目標市場，2008年，歐盟27國進口美國服務項目占全美服務出口總額的37.3%。同時，歐盟也是美國服務進口的最大來源國，從歐盟進口服務的增長率也高于從其他國家的進口增長率。就地區性而言，西歐和中歐國家是美國服務貿易的主要伙伴，交易多集中于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及通訊服務。加拿大和日本是美國服務第二和第三大出口市場，分別占比8.71%和7.84%。加拿大與美國無論是地理位置、生活方式還是經濟環境都有極大相似之處，因而加拿大不僅是美國服務輸出的主要接受國，還是美國服務進口的主要來源地，這在運輸、旅游和其他商業服務方面體現尤為顯著。近年來，伴隨著美國日益重視亞洲和環太平洋服務市場的拓展，韓國從1987年開始逐步成為美國生產出口的最大國家，同時，新加坡、中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服務市場增速很快。據WTO統計，2008年美國與中國雙邊服務貿易額為260億美元，同比增長13.1%，占美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的2.7%。其中，美國對中國服務出口160.9億美元，同比增長13.3%；進口99.2億美元，同比增長12.8%。美國對中國服務貿易順差額為61.7億美元，同比增長14%。

綜合看來，歐盟、加拿大、日本、瑞士、墨西哥和中國等國家在美國十大服務出口目標國之列，也是美國十大服務進口來源國的一部分。可見，美國服務貿易市場以發達國家為主，同時也包括墨西哥和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呈現出市場多元化特點。

（2）中國服務貿易地理方向集中，側重發達國家和地區

2008年，香港地區、美國、歐盟、日本和東盟是中國前五大服務出口市場。香港地區、歐盟、美國、日本和東盟是中國前五大服務進口來源地。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市場集中在香港及發達國家和地區，近年來東盟各國市場在中國服務貿易中的地位才有所提升。

香港地區由于地理位置、政治、經濟因素等特點，一直是中國服務出口主要目標市場，在旅游、運輸、建筑服務和咨詢服務方面體現尤其明顯。在旅游服務方面，中國旅游市場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區、中國臺灣、日本和韓國等亞洲國家和地區，占比60%左右，其中香港地區是旅游服務中的最大進出口市場。在運輸服務方面，香港地區也是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占中國運輸服務出口總額的33%。在建筑服務方面，香港地區不僅是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也是中國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僅次于東盟。此外，香港地區是中國咨詢服務第一大出口市場，在咨詢服務進口方面，香港地區和歐盟占據中國咨詢服務市場50%的份額。近年來，伴隨著東盟的日益強大以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東盟不僅逐步成為中國貨物貿易的主要市場，而且逐步成為中國服務貿易的重要伙伴，其中，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等服務市場增速較快。與此同時，伴隨中國經濟增長，歐盟逐步超越美國成為中國服務貿易重要合作伙伴，在建筑、保險、咨詢和計算機及信息服務方面貿易聯系日益緊密。

4.服務貿易體制法規比較

（1）美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較健全

美國服務業長期保持的比較優勢和服務貿易的快速發展與美國重視服務貿易發展密不可分，表現為美國完善的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健全的法律法規。鑒于國際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的差異，不能通過關稅措施對服務貿易實施保護，所以一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和相關法律規范對該國服務貿易發展意義重大。

在服務貿易管理制度方面，美國服務貿易管理機構主要是商務部和貿易代表辦公室［2］。其中，商務部負責服務貿易的具體管理工作，如統計服務貿易數據、制定服務貿易政策等，貿易代表辦公室則具體參與和負責服務貿易領域的國際談判和協調等事務。這種管理體制的主要特點是：第一，強大的談判能力不僅能將有利于美國自身的貿易政策貫徹到世界服務貿易體系中，還能加強美國對服務貿易的執行與監督能力。第二，實現貿易促進和貿易救濟相結合，在積極促進和擴大服務出口的同時，能夠快速針對服務進口及國外服務企業對國內服務業帶來的損害采取多種救濟措施。

在服務貿易法律法規方面，美國服務貿易法律法規以國會和聯邦政府行政命令為主［3］，包括了對外貿易綜合法案中的部分條款、對各個服務部門立法的相關條款和針對部分行業專門規定的市場準入制度等，但是各州也會單獨對服務貿易立法，如保險業和專業服務業的市場準入條件和限制法令就是由美國各州各自制定的［4］。此外，美國各州也會依據自身優勢行業制定服務貿易支持政策，如針對證券交易、企業產權等方面分別制定了《證券交易法》、《商標法》等。

（2）中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不順，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

中國服務貿易整體水平處于世界中下游水平，究其原因是中國經濟結構存在失衡，配套的立法工作沒有快速、全面展開，導致中國還未形成具有國際比較優勢的服務行業。所以，改革中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健全服務貿易相關法律法規對中國服務貿易未來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在服務貿易管理制度方面，中國服務貿易相關戰略和政策主要由商務部通過服務貿易司具體制定和協調，隸屬于商務部的服務貿易司還承擔第三產業利用外資、雙邊及多邊國際談判等事務。但在實際中，以上大部分工作是由中央其它部委及地方政府執行。這種管理體制存在諸多缺陷，主要表現為：第一，服務貿易整體缺乏統一的管理部門，各有關職能部門相互之間銜接不到位，降低了服務貿易管理效率，不利于中國服務貿易與國際市場接軌。第二，多頭管理現象導致中國對服務業的劃分標準、統計口徑等缺乏統一性，這與世界發達經濟體間缺乏一致性，在貿易往來中易引發摩擦［5］。

在服務貿易法律法規方面，中國服務貿易立法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為核心，以國家頒布的外資法為重要組成部分，以各部分制定的具體規定為支撐，具體規范中國服務市場。一直以來，中國服務貿易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相比中國發展速度嚴重滯后。中國雖然在近幾年先后頒布了《商業銀行法》、《保險法》、《廣告法》、《海商法》和《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等服務貿易相關法律法規，但互聯網通訊、電子商務等許多領域仍缺乏強有力的法律支持。此外，在已經制定的法律法規之間，仍然存在有漏洞、有矛盾的現象，這嚴重削弱了中國服務貿易相關法律法規的權威性和執行力。

二、后危機時代世界服務貿易發展趨勢

綜合以上比較分析可以看出，美國服務貿易的領先優勢來源于其服務業和服務貿易間已形成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態勢。具體而言，美國高度發達且結構合理的服務業為服務貿易的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并保證了美國服務貿易的全球持續領先地位。服務出口的不斷擴大吸引了國際更多資本和人才流入各個服務行業，這樣既有利于先進技術和各個生產要素有效結合，保證了服務業競爭優勢的最大發揮，也進一步推動了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伴隨著信息技術的提高，美國服務貿易在原來基礎上逐步趨向于服務貿易方式的網絡化、服務貿易內容的廣泛化和多元化以及服務貿易區域的國際化，服務質量進一步提高。簡言之，就是“國內經濟領先―服務業發達―服務貿易發展”的循環路線。當然，美國服務貿易和服務業的全球領先地位，與健全的服務貿易管理制度和完善的服務業立法是分不開的。

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全球服務貿易雖然有所波動，但就服務貿易本身而言，其受到世界和國家經濟的影響程度要遠遠小于貨物貿易，換言之，國際金融危機只是暫緩了各國服務業的發展，全球服務貿易蓬勃發展的趨勢沒有改變。后危機時代世界服務貿易將會呈現如下趨勢。

1.服務貿易結構更加平衡

國內外諸多學者研究表明，發展服務貿易可以搞活經濟，增強經濟的靈活性，這樣能有效應對外界沖擊，實現經濟結構的平衡發展。通過此次危機，各國充分認識到發展服務貿易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世界產業結構將繼續作用于服務貿易，驅動其快速發展。第一，隨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加快，國際產業轉移的速度和規模將持續擴大。一是服務業較不發達的國家，其轉移重心將從制造業轉向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二是服務業發展有一定水平的國家，其服務業轉移重心更傾向于從勞動密集型轉向金融、保險和咨詢等資本技術密集型，這些服務業也會成為后危機時代全球產業轉移的重點領域。第二，伴隨著技術進步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分工更加細化，許多原本依賴于制造業的服務行業逐步獨立出來，使世界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結構得到進一步完善。第三，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召開標志著世界范圍內能源競爭加劇，環境問題日趨嚴峻，這給世界貿易發展帶來巨大挑戰。服務貿易自身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高經濟貢獻度、吸納就業人數多的特點正好符合世界經濟持續發展的前提，是各國發展低碳經濟、綠色經濟的新動力。

因此，危機過后，伴隨著各國越來越重視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的新興服務貿易，當前以貨物貿易及傳統服務貿易占較大比重的局面將得到明顯改善，全球服務貿易結構將更加平衡。

2.服務市場競爭更加激烈

此次危機中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對經濟的推動作用促使發展中國家將更加積極主動地制定支持服務業發展的宏觀政策，并逐步開放各自服務市場，涉及旅游、運輸、保險、咨詢、金融、計算機和信息等服務市場，吸引外國資本和國際人才注入本國服務業，通過提升行業資本構成和人力資本構成，全面融入到全球服務市場中。近年來，亞洲地區普遍的開放性政策為亞洲各國自身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發展帶來機會，推動亞洲地區逐步成為世界服務貿易的重要市場。后危機時代，無論是各國出于自身發展需要主動開放服務市場，還是外部因素作用被動開放服務市場，毋庸置疑的是世界各國服務業將更加開放，各國將逐步實現“服務業―服務貿易―國內經濟”三位一體的良性互動格局。

伴隨著服務出口市場和進口市場逐步開放，市場呈現多元化態勢，盡管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間服務業競爭力差距較大，但這種差距最終會越來越小。為了擴大服務市場份額，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參與到全球服務市場上，伴隨著服務提供者逐漸增多，出現同一市場存在多個服務提供者的局面，發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競爭將更加激烈。

3.服務貿易壁壘更加廣泛

當代國際貿易已經從原來傳統的貨物貿易拓展到了涵蓋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更廣泛的領域。同時，伴隨著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地位日益突出，服務貿易成為各國政府貿易保護的重點領域。第一，世界各國逐步開放相關服務業，服務業整體開放度不斷上升，伴隨全球服務業的發展，全球服務業各部門間融合度不斷提高，新的服務貿易摩擦應運而生，這些摩擦不僅來源于發達國家，也來源于發展中國家。第二，由于國際服務市場參與主體的多元化、服務需求的復雜化、服務范圍的廣泛化，世界服務市場競爭愈加激烈，各國出于自身的經濟利益，為保護本國銀行、保險、信息等敏感部門免受外來競爭紛紛設立貿易壁壘。第三，危機過后，在世界經濟從衰退走向緩慢復蘇的進程中，由于全球主要經濟體復蘇進程的差異性，部分國家為提高國內就業率和保護國內市場，貿易摩擦也從貨物貿易各項產品向服務貿易單個部門及整個行業擴散，這對未來產業遭受損害埋下隱患，由此進一步體現出服務貿易壁壘廣泛化的趨勢。

后危機時代，無論是世界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發展導致的服務貿易摩擦增多，還是由于各國政府為保護本國經濟和國內市場設立服務貿易壁壘，其涉及服務業內容將更加廣泛，服務貿易壁壘將更加普遍。

三、后危機時代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對策

全球進入后危機時代，在世界服務貿易結構更加平衡、服務市場競爭更加激烈、服務貿易壁壘更加廣泛的背景下，中國應依據國情，加快國內相關服務業的發展，縮小中國服務貿易逆差，在提高服務業對國民經濟貢獻度的同時，健全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和相關法律法規，真正提升中國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整體競爭力。

1.加快國內服務業發展，強化微觀主體競爭能力

中國無論是服務業發展水平對服務貿易發展的推動力度，還是服務貿易發展對經濟拉動力度均不足，服務業國際競爭力無論是出口方面還是進口方面均較弱。因此，中國若想從根本上提高國內服務業競爭力，縮小與美國在服務業及服務貿易方面的差距，必須從提高微觀主體競爭力著手，在加大服務業科技研發及自主創新力度的同時，重點關注服務業人才培養。第一，加大服務業各部門技術投資，鼓勵自主創新。技術投資具體表現為相關技術基礎設施的建設，如經濟技術數據庫、信息共享系統等，為技術創新奠定良好基礎。此外，在引進先進技術過程中，服務業不能一味引進而不進行消化、吸收、再創新，要保證科學技術的優勢得到充分發揮。所以，結合中國自身經濟特點，在大力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基礎上實現有效的再創新，真正達到“科學技術―服務業―服務貿易”三者的循環效應。第二，注重服務業人才引進，加大人才培養力度。先進技術的引進必須與人力資本有機結合才能發揮出最大效應，才能促使中國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競爭優勢發揮出來。因此，一是針對中國現有服務人員進行多層次培訓，多渠道設立職業培訓機構。二是依據中國服務業從業人數特點及其分布狀況，有計劃、有目的地適時調整高等院校及職業類院校相應專業設置。三是加強國際間合作與交流，多渠道引進高級短缺人才。通過人才培訓、人才培育、人才引進等措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專業服務人才數量不足、質量不高的問題。

2.縮小國內服務貿易逆差，把握服務業開放速度

服務業拉動經濟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中國服務業只有個別部門如旅游、運輸、建筑等發展突出，大部分行業及部門拉動經濟發展的能力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這在信息技術、金融、保險和資訊類等新興服務業表現尤為明顯。所以，中國應以縮小服務貿易逆差為目的，積極擴大傳統服務貿易出口的同時，分層次、有重點地開放中國資本、技術、智力密集型服務業［6］，并控制服務業開放速度。第一，維持中國傳統服務貿易固有優勢，積極擴大勞動密集型服務貿易出口。一是加大傳統服務部門的營銷力度，提升傳統服務部門的競爭力，提高傳統服務部門對經濟的拉動能力。如將旅游和文化相結合，衍生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旅游服務產品，借助中國豐富旅游資源，擴大旅游服務貿易出口。二是重點發展運輸服務貿易中的海運服務貿易。運輸服務貿易是中國服務貿易逆差最大來源，而海運服務貿易在運輸服務貿易中占比最大，2003年開始這一比重就已超過60%。伴隨著中國海運運力的快速上升，積極調整海運結構，加大海運領域國貨國運的比重，在遵循海運逐步自由化的原則下，政府通過引導海運企業聯合與重組，提升中國海運乃至運輸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第二，適度開放資本、技術、智力密集型服務業，掌握服務業各部門開放速度。一是適度開放資本密集型行業，在開放的同時，完善這些行業的競爭機制，提高其在市場機制下承受考驗的能力。同時，通過采用和引進國際標準，促進國內智力、技術密集型服務業相關標準的規范化。二是關注經濟安全。服務業掌控大量資金、技術、信息的流進流出，影響著國內市場的穩定。如果本國服務業尚未具備國際競爭能力，過快開放可能對經濟造成嚴重影響。同時，在服務業開放的問題上，做到履行承諾但不做出超承諾的讓渡。

3.拓展服務貿易地理方向，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中國服務貿易無論是出口市場，還是進口來源地都以發達國家和地區為主，呈現市場單一化特點，這對后危機時代服務貿易尋求大發展極為不利。一旦貿易伙伴中個別區域經濟遭受嚴重沖擊，中國服務貿易及相關服務業必定受到牽連，這將阻礙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我們應加快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和簽訂的進程，有效擴大市場半徑，并拓展中國服務貿易地理方向，有效地分散服務貿易市場過于集中和單一的風險。第一，對于已經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應強化其所涉及的服務貿易領域的合作。如在中國與新加坡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新加坡政府自由貿易協定》中，主要服務合作領域包括醫療、教育和會計等服務業，因此中國要根據自由貿易協定側重點的不同，合理利用區域貿易合作機制，有效促進中國衛生醫療、教育和財務會計等服務業的發展。第二，對于正在談判的自由貿易協定，包括中國與海合會、澳大利亞、冰島和挪威等，一是在談判進程中，加強并拓展服務業合作領域，保障雙方在部分服務貿易領域做出重要承諾。二是積極推進談判進程，爭取早日實現自由貿易區對服務貿易的促進作用，使雙邊服務貿易額迅速增長，實現其對經濟的推動作用。第三，對于那些尚未與中國建立優惠制度安排的國家，在條件成熟時積極啟動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如在金融、保險、咨詢等資本密集型服務業中日本和韓國與中國有諸多合作，且日韓雙方在以上領域具有國際領先優勢。所以，中國在積極啟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的基礎上，需重點關注日韓具有優勢而中國缺乏競爭力的相關資本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

4.健全服務貿易法律法規，完善服務貿易救濟制度

中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存在諸多缺陷，法律法規的制定也并不符合GATS要求。因此，制定和完善既符合中國實際又不違背服務貿易總協定的法律法規是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當務之急。就服務貿易制定統一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而言，實現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和相關法律法規的配套性，同時，在貿易救濟政策制定方面，經過全球經濟危機后，更應受到中國政府的重視。第一，從中國國內經濟和就業增長出發，優先制定那些有利于環境、信息、能源、衛生醫療、交通物流及金融、保險等服務業的法律法規，以提高這些代表新經濟的服務部門的競爭力。無論是對現存法律法規進行修改完善，還是新制定相關政策，需要通過引入國際競爭政策推動這一進程。第二，完善現存服務貿易的預警機制、應對機制和爭端解決機制。一是針對服務貿易風險分布的主要行業，及時跟蹤國外相關產業及部門的政策變化，密切關注國外對中國某些行業進行知識產權調查的動向，迅速預警信息，實現預警信息從商務部到地方政府再到企業的順利傳遞，同時實現預警信息從地方向中央政府的有效反饋。二是針對國外對中國服務企業貿易救濟調查中的不合理、不公正做法，中國地方政府、服務企業應積極利用有關國家和地區的司法制度進行申訴。三是中國政府應積極爭取國際談判主動權，要求外國取消具有歧視性的服務貿易保護措施。同時，對國內不具有競爭優勢的服務業和敏感業制定具有保護性質的法律條款，達到保護國內服務業和就業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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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服務貿易重要性范文

中圖分類號 X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0)05-0102-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5.017

一般而言,港口城市的興起,說明城市發展活動與港口有相當程度的依存性與關 聯性,港口經濟在城市整體經濟中占據一定比重,港口作為城市系統的組成部分,在其逐漸興盛中扮演著經濟行為活動的重要參與者及載體的角色。然而,根據本研究對世界上數十個國家、港口 的歷史與經濟文獻的調研,隨著港口城市的進一步演變,港口城市與港口之間的關系(以下簡稱“港城關系”),卻遠非“港興城興、港衰城衰”之類傳統觀點所能概括得了的。

1 港口城市演變趨勢的復雜性

18世紀曾為經濟世界中心的港口城市――阿姆斯特丹,在發展中過于依賴對外貿易及其帶來 的比較優勢[1],而忽視對于自身工業基礎的保護,導致其經濟基礎脆弱;而在15世紀以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主導地中海甚至當時歐洲世界的威尼斯,現在卻以豐富的觀光資源與水城稱號聞名于世。還有因戰事而被迫通商開埠的香港,卻在近20年來成為國際主要的金融、商務、航運中心。以上事實均說明,港口城市演變類型的多樣化,確實是存在于宏觀歷史尺度上的必然現象。又如上海,自1840年上海港開埠至1843年,即便依靠 長江而擁有強大的腹地資源,其吞吐量仍落后于廣州、寧波及廈門;直至1855年,方逐漸發展至占全國從英國進口總貨值的87.8%,對英國出口貨值相當于廣州港的6.8倍,從而成為全國最大港,至20世紀30年代更晉升為國際級大港[2]。

上述各港口城市發展歷史與現況,說明了其本身在發展過程中并非按照某一既定的發展模式與路徑進行,而是在各種可能促使其發展、演變的各種因子相互、接續甚至是同時作用下進行發展。

可借用數學簡單的象限概念,從港城關系切入,對港口城市演變的可能趨勢建立概念模型。此模型以港口與城市各自的演變走向來加以區分,僅以港口與城市二者之間關系的相對性進行分類(見圖1)。在此港城發展的可能趨勢示意圖中表明,港口與港口城市的發展至少存在四種趨勢,每一種趨勢又可能受特定因素影響而在一定的發展時空下發展為另一種狀態。

無論從歷史事實還是從邏輯概念來分析,港城關系具有復雜性與多維性。可是,在主流的“港興城興、港衰城衰”基本假設中,過度強調了港口經濟 對于城市發展的決定性,將港口視為港口城市發展函數唯一的自變量,從而阻礙港口城市實現具有自身特色的可持續發展。

對于歷史上港口城市的變化,如何把握其演變趨勢

圖1 港口城市可能演變趨勢

Fig.1 Possible evolvement tendencies of port city

的內在邏輯?對于具體的港口城市而言,又如何選擇適合自身的發展戰略?本文將從對發展要素理論的分析出發,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港口城市做案例研究,以探求思路。2 港口與港口城市發展要素之間的關系

港城關系之所以呈現出復雜的形態,其根本原因在于港口發展與港口城市發展的決定性要素并不完全一致。雖然在港口城市發展的初期,港口發展與城市發展密切相關,但是從長時期來看,港口發展與港口城市發展的關系僅僅是相互耦合的關系,而絕非相互決定的關系。

發展要素,指的是特定社會組織實現進一步發展所需環境條件、經濟條件和社會 條件的綜合性因素,既可以是諸如人口條件、資源條件、設備條件、資金條件的具體要素,也可以是諸如政策條件、文化條件的抽象要素。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由于其功能、結構等本質屬性的差別,發 展要素并不相同;即使是相同類型的社會組織,由于其發展目標、 發展階段等存在差異,發展要素也并不必然相同。港口的發展要素包括港口天然條件、海運交通條件、區位條件、腹地經濟條件、國際貿易條件或港口城市產業結構等。對于港口城市而言,其城市的屬性為根本屬性, 高宗祺等:港口城市演變趨勢的剖析及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0年 第5期因而其發展要素更多地體現在港口城市人口素質、城市整體生態環境基礎、國家及區域發展政策、內陸經濟大背景等。港口與港口城市的發展要素既存在相同之處,也存在巨大差異,并不完全一致。 由表1可知,將可能影響港口城市與港口發展之發展要素進行比較,并將其影響性由小至大 以一個星符號至三個星符號區分,可以發現,對港口城市可能產生較大影響的第三產業比重,對港口的發展并未有正面的效益;在港口城市發展初期占有一定影響性的港區設施、港區天然條件、腹地經濟等發展要素的重要性則在一定發展階段下衰減。

港城關系既有互動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但從根本上來說,二者各有發展的動力。因此,港口城市的發展并不取決于港城之間矛盾處理的好壞與否。以下從時空維度與目標維度加以說明。

從歷史上看,在港口城市發展的進程中,港口與城市演變呈現出階段性的關系。港口城市發展初期,港口對于城市僅有貨物運輸與物資堆存的基本功能,在此階段,城市發展依賴于港口的轉運功能和對外貿易功能;當城市的發展藉由港口提供的貿易以及中轉過程而開始壯大,港口產業的發展帶動更大規模臨港工業的發展時,港口作為城市發展的支柱產業而存在 ;在城市逐漸發揮自身的作用而吸引更多要素,產業結構更大規模地向第三產業趨近時,城市 發展就開始由城市活動本身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作為 增長來源,或者由于國際貿易的不斷發展,導致一區域中另外出現更加具有經濟效益的港口。無論在哪種情形下,港口產業為城市所帶來的邊際效益在此階段開始下降,港口的發展受阻。

從目標追求的角度分析,城市所追求的是更加全面的目標,諸如居民的幸福、更好的生活質量、城市人口與規模擴大、GDP增加以及環境質量的提高;相對而言,港口在城

表1 港口城市與港口發展要素比較圖

Tab.1 Comparison of port city development factors and por t development factors

發展要素

Developfactors天然條件

Naturalcondition人口條件

Populationalcondition區位優勢

Advantage oflocation港區設施與活動

Harborestablishment&

activity腹地經濟

Hinterlandeconomy第三產業比重

Proportion oftertiary industry政策支持

Policysupport國際政/經氣氛

The politics/economicsituation aroundnations生態環境條件Environmentalcondition港口城市港口 市中主要擔任運輸鏈的一環,承擔經濟、生產效率、市場競爭、產業活動規模和商 業發展的職能,關注的目標也更加 集中。港口的發展往往意味著更大的海運及集裝箱吞吐量,電子化的港區操作系統與更為便捷的物流,也包含更為寬敞的倉儲空間。

因此,無論在空間上、時間上還是追求目標上,港口與港口城市的演變趨勢并不必然完全相同,“港興城興,港衰城衰”的發展模式僅僅是說明了二者的演變存在著同向的可能性,卻無法改變演變走向也會相異的事實。在港口城市發展初期,港口積極參與到城市發展的進程中,由于地理空間上的接觸和相互依賴的關系,港口城市通常是早期商業聚集之所和運輸中心;當港口城市逐漸發展,或者港口逐漸在國際貿易中喪失競爭力時,港口作為城市的一種 產業形態就可能走向衰落。

3 港口城市演變趨勢的類型及其分析

根據前述港口與城市各自的演變趨勢進行組合,可以將港口城市演變趨勢劃分為四類:港口與城市同步發展(模式I)、港口發展而城市衰落(模式II)、港口與城市同時出現衰落(模式III)、港口衰落而城市進一步發展(模式IV)。以下將以國內外典型港口城市發展歷史過程,并選擇相應可判別發展要素(人口數、GDP增長、港區活動、人均所得、第三產業比重等),對這些演變趨勢的類型加以闡述。

3.1 港口與城市同步發展(模式I)

具備港口資源的城市在發展過程中,港口的運輸集散條件同時也是城市經濟活動所必需的發展要素,港口與港口城市的發展要素高度一致,從而使港與城呈現同步發展的狀態。相應地,城市各種配套政策與基礎設施也不斷完善,來滿足港口發展所需,港口成為城市發展的主要增長點。這種模式以香港最具代表性。香港本身所具有的地理區位優勢不再贅述,但港口真正發揮作用當屬1841年后。1841年,英國剛占領香港不久即宣布香港為自由港,意圖鼓勵各國通過香港進行貿易活動。各國商人和商船紛至沓來,加上港英政府不斷興建基礎設施以強化港口的發展要素,香港作為轉口港很快初具規模。而從港口自身的發展要素來看,隨著中轉貿易額大幅增加,更因蘇伊士運河的開通,使得居于西太平洋航線上的香港成為英國在遠東地區的中轉貿易中心[3]。但當時香港最主要的貿易項目仍是勞動力(苦力/奴隸)與鴉片[4]。香港的城市規模則起源于清末時期眾多逃難移民的涌入,此為其第一階段的增長期[5]。在奴隸貿易中衍生的外匯轉匯與對英金融業務,在當時開始發展,并奠定日后金融業發展的基礎[4]。

以港口為依托,香港通過開展紡織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使該產業就業人口提升到全港就業人數的40%,為香港對外貿易的進一步拓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逐漸進行產業升級與第三產業蓬勃發展的背景下,目前香港第三級產業占經濟總產值的90%以上,就業人口達86.6%,而GDP總額也從1 261億元人民幣增至1.4萬余億元人民幣元,漲幅超過1 000%(見圖2)。 同一時期,香港人口與人均收入也明顯增長(見圖3)。人口數從20世紀80年代的514萬人增至20 07年的690萬人,增幅達34.2%;而人均收入則從近70 000港元增加至當前的20萬港元左右。

圖2 香港GDP總值與二三產業結構變化

Fig. 2 General GDP and secondo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change of Hong Kong

圖3 香港人口與人均GDP變化狀況

Fig. 3 Population and per capita GDP changeof Hong Kong圖4 香港近15年港口發展

Fig. 4 Port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in recent 15 years

注:1TEU表示一個20英尺標準集裝箱。與此同時,通過海運總吞吐量及集裝箱數據說明其港口的發展狀態。香港的海運運輸吞吐量自1993年9 610萬t上升至2007年的17 734.7萬t,年均增加5.636%[6 ];其集裝箱的吞吐量自1993年的920萬個增長至2007年的2 399.8萬個,年增長率高達10.716%[7](見圖4)。事實上今年香港在全球集裝箱港口吞吐量排行榜中預計仍位居第3,僅次于上海與新加坡。 香港這種港城同步發展的模式表明,香港依托港口條件的發展建立并經營城市,同時也積極發展第二、第三產業以強化港口進一步發展的腹地條件,從而實現二者發展要素的相互支持,使港城關系表現出同步可持續發展的態勢。

3.2 港口發展而城市衰落(模式II)

當港口產業及與其直接關聯的產業占港口城市經濟規模相當高的比例時,港口城市的功能開始轉向為港口服務,城市越來越集中地為港口發展服務。此時,雖然城市依舊為港口進一步發展所需的要素提供支持,但城市作為一個整體的發展要素卻顯得供給不足,尤其是城市其他產業發展所需的動力嚴重缺乏。其具體表現為港口發展凌駕于城市其他產業發展之上,而城市的其他功能,如市民福利和生活質量,提高幅度卻不那么顯 著。于是,形成另一種港口城市演化的類型,荷蘭的鹿特丹市以及法國的勒哈佛為此類港口城市的典型。 鹿特丹市是荷蘭的第一大港口、第二大城市,自1250年于鹿特(Rotte)河畔建壩,于1328年開始港口營運。1340年至19世紀中期,鹿特丹的人 口從2萬增至10萬。至20世紀初期,由 于工業的發展以及港口的擴張,人口急速增加至40萬人。20世紀60年代,鹿特丹成為世界最大港口,當時居民已達歷史最高峰的73萬人,而現在的人口約維持在60萬人左右[8]。鹿特丹人均可支配收入約為18 000歐元,與其它荷蘭主要城市的對比見圖5,可發現 鹿特丹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長率在荷蘭四大城市中排名最末,僅8.45%。而若以人口數來考察鹿特丹的城市發展(見表2),鹿特丹自1995年以來人口持續維持在60萬以下,人口密度持續維持在2 800-2 900人/km2左右,城區面積也未有顯著增加。在表2中還可發現,2005年的城區面積雖增加約15 km2,但增加的主要是水域部分。換言之,城市規模的擴大乃是港口區 域的進一步擴大引致,而非其他產業的發展所引起。

考察鹿特丹港口的表現,則得出另外一個結論。圖6為鹿特丹港近十年來的集裝箱與一般貨物吞吐量變化情況。可以發現,1999-2006年間,貨物總吞吐量從3 億t左右上升至3.8億t[11-12];集裝箱從628萬個標準集裝箱上升至950萬個標準集裝箱。事實上,鹿特丹盤踞全球第一大吞吐港達43年之久(1961-2003年),近期其排名降至第三,但整體而言,其港口功能確實仍處于相當穩健的持續增長中。但其城市的發展 卻呈現出人口、城區規模穩

表2 鹿特丹城市人口與密度相關數據

Tab.2 Related data of Rotterdam population and density

指標Index鹿特丹Rotterdam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1995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5人口598 275592 660595 389598 467599 859599 544596 597588 718742 951城區面積304.13304.24304.24304.24304.24304.24319.35-219.07土地面積204.33208.61208.61208.61206.45206.45206.44-166.32水域面積99.7995.6395.6395.6397.7997.79112.91-52.75人口密度(人/km2)

Population Density (人/km2)2 9282 8412 8532 8702 9052 9022 889-4467尼德蘭區 Nederland455468472475479481---圖5 荷蘭主要城市人均年所得[8-10]

Fig.5 Annual per capita income of Holland main cities[8-10]

圖6 近10年鹿特丹港口吞吐量表現[11][12]0Fig.6 Cargohanding capacity of Rotterdam in

recent 10 years[11][12][13]

圖7 鹿特丹產業就業人口結構變化[8-10]

Fig.7 Employed population structure change inall industries of Rotterdam[8-10]定,并無明顯城市活動擴張的外在表征。事實上,城市發展過程就是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的過程[14],考察鹿特丹就業人口所從事的產業類別(見圖7),可知雖然 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口占所有就業人口的絕對多數(約85%),但近10年鹿特丹城市就業人口的整體發展趨勢卻不再進一步向第三產業靠攏,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鹿特丹港口的功能持續高效成長,鹿特丹市的整體 發展漸趨穩定。

從鹿特丹市的發展情況來看,城市的發展要素明顯向港口發展要素的范疇集中,而作為城市自身綜合發展所需的第三產業,發展卻相對緩慢。在這種發展理念指導和發展要素的配置模式下,港口在城市經濟結構中一枝獨秀,而城市的其他產業則逐漸衰落,城市層面上的可持續發展受到影響。

3.3 港口與城市同時出現衰落(模式III)

對于因港設市的港口城市,雖然港口在一段時期內可扮演城市經濟發展增長極的角色。但隨著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重心的轉移,由于其發展要素的高度一致,無論港口還是港口城市,都將面臨發展要素供給不足的問題。特別是港口城市,在港口衰落的過程中,城市的其他發 展要素如果仍然處于嚴重不足的狀態,那么,以港口貿易、物流轉換與交易中心為經濟支撐的港口城市就會在整體上出現衰落。

瀏河港古稱劉家港,位于婁江與長江交匯處,西距南京約316 km,東可通往海洋。在元明時期是我國最大的海港之一,為當時我國海外貿易、海上漕運與鄭和七次下西洋的航海基地[15]。瀏河港興起于元初開放的對外貿易政策[16],允許各國商人自由往來中國進行買賣。由于劉家港擁有廣闊的腹地作為貿易港口,可外通琉球、日本,因而被稱為“六國碼頭[15-16]”。而提供瀏河港崛起的關鍵因素,是在明初陸上絲綢之路遭阻與黃河奪淮導致大運河在北京至揚州段的淤積,致使原本使用內河的南北物資運輸只好改為海運,而離當時南京最近的劉家港就成為首選港口[17]。事實上,由于這種據海口之險的區位,在元明時代瀏河也被看作是海防重地與軍事港口[16]。至明永樂元年,采取所謂“摯淞入瀏”方案,將吳淞江水導引至婁江以增大其水量,使其河道浸潤而流,迅不受淤”,地深港闊可容萬斛之舟[17]。

從離港船只的增加與糧食起運量也可理解瀏河港當時的繁華:至元十九年(1282)從瀏河出海的海運船為60艄,至延佑元年(1314)已達1 653艄;至元十九年運糧46 050石,而 到了天勵二年(1329)運糧數達到3 522 163石,前后40年間增加了76倍[18](見圖8) (明時一石相當現代之94.4 kg)。伴隨著朝貢貿易的興盛,海盜活動也同時猖獗,于是明政府下令禁海。后清廷政府為清除明鄭勢力在順治12年(1655)至康熙十四年(1675)間5次下達禁海令;另三次遷界(1661、1664、1679)更造成“昔之閶里繁盛者,化而為墟矣,昔之鳩宗聚族者,化而星散以,戶口凋零,典籍失矣,兄弟離散,神主遺之”[16]。

從發展要素的理論來分析,造成瀏河衰敗的關鍵有三方面:其一,政策要素供給下降帶來腹地經濟鏈的切斷。由于明遷都北京(1420年),并開始疏通北京、揚州段的大運河,因而降低了海上漕運的需求,瀏河的城市產品生產受到影響。其二,交通優勢不再。婁江的嚴重淤積與長江口的崩塌[17]致使港口條件喪失。其三,國際貿易條件缺乏。國際貿易中心在此后逐步向上海轉移,瀏河作為港口的地理優勢與貿易優勢都有所喪失。當然,瀏河自身在產業結構上的單一性也反映出這種因港設市的港口城市發展戰略的潛在風險。

3.4 港口衰落而城市進一步發展(模式IV)

雖然港口發展所需的要素條件不再,港口城市是否必然淪入“港衰城衰”,則有待商榷。其原因在于,對于港口城市來說,港口的發展要素在城市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的比重并不大,港口的衰退并不能對港口城市的發展構成重要影響。在某種條件下,港口在城市中的功能角色發生變化,不僅不會影響城市本身的發展,反而可能使城市以新的模式繼續發展。

截至2005年,倫敦市有751.7萬常住人口,人均收入可達每周540歐元。自1991-2005年,倫敦市的人口增長率為10.08%(見圖9),相比較而言,英國的人口增長率僅為4.56 %。從倫敦對于英國的經濟貢獻進行分析[19],英國于1995-2005年經濟總產值從6 400億 歐元增至1萬億歐元;而在此過程中倫敦的貢獻率也從15.2%逐年增長至2005年的17%,而若從GVP指數角度審視,英國的人均經濟增值為100,則倫敦的人均增值從128上升至136。如果參考倫敦的產業結構對經濟增加值的貢獻(見圖10),可發現近10年來倫敦的第三產業所 占比例仍穩定增長(82.7%增加至88.23%);第二產業則穩定地自17.23%下降至11.7 3%。這些現象說明,倫敦的城市發展呈現一種穩健上升的格局;第三產業則因比例過低而幾 乎無法從圖上顯示其比例。

但在同一時期,倫敦的港口則表現出緩慢下滑的趨勢。如圖11所示,根據同一時段英國前幾大港口城市的進出口吞吐量資料,倫敦港整體的港口貨物進出口吞吐量從1996年的5 287萬t左右降至5 191萬t,10年內沒有任何增長,反而下降了1.82%;格里姆斯比(GrimsbyImmingham)卻從4 681萬t增加至6 403 萬t,增加36.78%,成為英國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事實上,聯合王國(UK)的港口進出口吞吐量從1996年的5.5億t上升至5.8億t[20], 增長5.5%。而英國最大的現代化集裝箱港口費利克斯托港,近五年來全球排名也僅排在30名左右,倫敦港根本無法進行相關作業。 雖然港口業在城市經濟中的比重下降,但由于其他產業特別是第三產業的發展逐步趨向成熟和穩定,城市發展

圖8 瀏河港的港口貨運發展

Fig.8 Port cargo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of Liuhe Port圖9 倫敦與英國人口變化(1991-2005年)

Fig.9 Population comparison of London and UK

(1991-2005)圖10 倫敦的產業結構與經濟增值[19]

Fig.10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increase of London[19]

以及城市經濟規模擴張仍維持一定的速率。倫敦的發展狀況表明,隨著港口城市的不斷發展,港口城市的發展要素已經與港口經濟繁盛時期出現巨大差異,城市的發展要

圖11 英國主要港口的吞吐量狀態(1996-2006年)

Fig.11 Cargohanding capacities ofmain ports in UK (1996-2006) 素不再以港口經濟為核心進行配置,城市發展的內涵發生了轉變,在新的發展模式下同樣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4 港口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思考港口城市的發展戰略攸關區域甚至國家的可持續發 展。從港城關系的角度分析港口城市的演變趨勢,發現港口城市發展模式并非僅僅為港城關系的產物。導致港口城市不同演變趨勢的關鍵在于,港口城市的發展要素與港口的發展要素存在不一致性,港口城市發展的動力也就并不只是港口或港口經濟,城市根據所處的發展階段來配 置、調整發展要素的能力才是關鍵。

因此,對于中央政府、省級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來說,由于其對于所轄各港口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更多地是給予指導性的意見,一方面應當把握港口發展與國際貿易發展之間的關系,并注重引導各港口之間形成相互配合、優勢互補的局面,另一方面則需要統籌兼顧包括各港 口城市在內的全局性的整體利益,通過政策的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為港口城市配置政策要素,明確港口城市的發展方向。

香港雖在韓戰期間受到禁止對我國轉運的限制而沖擊其重要的轉口貿易業務,但當時香港政府積極開展紡織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并將就業人口拉到全港就業數的40%,為香港對外貿易的進一步拓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是香港的第一次發展路徑調整;然而至20世紀80 年代,因整體制造業占香港達22%的總體生產總值,港府決定逐漸進行產業升級,現在的香港第三產業占總體經濟生產總額的90%以上,就業人口達86.6%,而整體的GDP也從1 400億港元增長至1萬6千余億港元,整體增漲幅超過1 000%,這是香港的第二次發展路徑調 整。從結果而言香港的發展是成功的,雖然香港所面對的危機與目前我國其他港口城市所面對的全球情勢有所差異,但成功的關鍵在于其發展方針的調整機動性與戰略制訂的高瞻遠矚。 其他港口城市均擁有自身的優勢,這些優勢可以是自然資源秉賦,也可以是豐富的勞動力、技術資源或區位優勢,但如何真正將既有優勢差異化而形成競爭對手無法超越的、新的比較優勢,將是港口城市在面對挑戰與發展危機時首先需要思考的。否則面對一個逐漸衰退的全球市場與眾多與自身條件相似的競爭對手,這種競爭最終將流于商業利潤與商務服務相互消減過程,而這樣的過程將對港口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造成根本性的傷害。

因此,對于港口城市發展的決策者而言,在選擇可持續發展戰略時,固然要考慮中央政府和 省級政府的政策因素,但同樣重要的,則是應該清楚認識自身發展要素的特點,并將中央政府的政策要素納入自身的發展要素中予以綜合配置。在此過程中,要考慮它們之間存在的差異與復雜關系,根據港口發展要素與港口城市發展要素在整體發展過程中重要性的變化,采取靈活的發展策略,主動地配置發展要素,及時調整各種發展要素之間的比例,以適應自身的發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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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volvement Orientations of Port Citie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GAO Zongqi1 CHANG Dunhu2 YE Wenhu1

(1. China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2.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第9篇：服務貿易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交易成本；企業的本質；企業形態；企業網絡；企業制度創新

一、引言

“企業理論”是現代微觀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于1937年發表的《企業的性質》一文，開創了現代企業理論。他的后繼者Oliver Williamson、Klein、Oliver Hart、Bengt Holmstrom、Jean Tirole等人則豐富和發展了企業理論。科斯認為，在現實經濟運行中，企業最重要的約束變量不僅是生產成本，而且還包括交易成本，企業就是為了節約交易成本產生的，企業的本質就是作為市場機制或價格機制的替代物。企業產生以后就形成了兩種交易，企業外部的市場交易和企業內部的交易，兩種交易方式都會產生成本，當內部交易的成本小于外部交易的成本時，企業就產生了。所以，企業本質是一種資源配置的機制，企業與市場是兩種可以互相替代的資源配置方式。科斯因此開創了一個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工具分析企業組織的充滿活力的研究新領域，建立了一個具有廣泛解釋力的分析框架，并很快就取得了企業理論的主導地位，對經濟學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企業發展的外部環境及企業自身組織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科斯傳統的企業――市場兩分法已無法完美詮釋企業的存在，該理論必須在經濟的動態發展中不斷地發展，方能對發展中的企業實踐做出解釋和指導。

二、科斯現代企業理論面臨的現實挑戰

1.信息經濟時代的挑戰

傳統大工業時代是典型的車間經濟，產品價值分割的基本單元是一個個的企業。企業和企業間的關系不過是市場中存在的兩兩相互獨立的契約綜合體，企業與市場的關系只能是交易成本的替代權衡問題。因此，當我們把經濟活動抽象為企業內和企業外的市場時，關于企業邊界的討論是簡單的，科斯主義分析框架也呈現為“企業――市場”的兩分法特征。

然而，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和信息時代的到來，企業只能越來越專業化于其核心業務，原來附屬于企業的采購、批發部門已逐漸衍生為獨立的物流與供應鏈集群，物流企業集群內部和制造企業之間除了物流交換形成的市場之外，還派生出了信息交換市場，市場的內容豐富并且復雜化了。企業存在的形態也發生了改變，處于某一個分工序列上的企業越來越依賴于其它企業的能力，企業間因為形式多樣的長期合作關系而結成的企業間網絡將越來越多，并且形式日益復雜化。出現了區別于原來依靠技術紐帶而形成的上下游企業一體化集群的新型產業鏈條，鏈條中新環的生成不是因工藝和要素在車間變換形態等制造業意義上的“產業革命”式的擴張，而是以車間后工序的最終產品需求為基礎的“市場構造”的擴張。該鏈條把以前的企業集群鏈結起來并沿其車間終端延伸，原來的生產車間不過是鏈條的最低端，隨著鏈條環節的每一次延伸，產品價值會成倍地向上增長。此時，價值分割的基本單元首先是以最終產品價值實現序列為單元的產業鏈，然后才是鏈條環節中不同位置的企業為單元的第二次價值分割。企業形態發生變化后，市場也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新古典模型，隨著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過程的加強，不再是誰生產得多誰就能獲得最多的價值，而是誰掌握的信息多，誰才能在產業鏈的價值分割中獲取最高的價值。因此，傳統的“企業――市場”靜態兩分法已不能適應現代經濟的現實變化，它容易導致人們只關注在生產技術和組織制度的改進方向上尋求產品價值的提升，而忽視了車間延伸鏈條上的高價值增殖能力。

2.現代集群經濟的企業組織形式的挑戰

在新古典經濟學里，等級制企業組織和市場組織一樣是天生就存在的，經濟組織除了企業和市場之外，就沒有其他的組織類型了。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現實經濟組織的很大一部分，既不是純粹的企業科層組織，也不是完全競爭的市場組織，而是介于這兩者之間的中間性體制組織。威廉姆森在《交易費用經濟學：契約關系的規則》一文中指出，有3個高低程度不同的交易特性，它們是：交易重復的頻率、不確定性和資產專用性，與它們相互配合的規制結構也不會相同。經濟組織若具有3個不同的交易特性組合，不同的經濟績效就會產生，各個經濟組織的效率邊界各不相同，市場機制會選擇更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即當這3個決定因素程度較低時，市場組織就是最有效率的組織；當3個變量較高時，企業等級規制結構替代市場規制結構就是有效率的組織安排；而介于這兩者之間時，“三方規制”和“雙邊規制”的中間經濟組織形式就是最有效率的組織結構，產業集群就是其中的一種。作為一種新的制度安排，中間性體制組織是一種具有較高效率的企業合作制度，它是企業與市場之間經過相互作用和相互滲透形成的，相比較于市場組織和科層組織，它具有自己鮮明的特征，根據這些鮮明的特質，產業集群的本質可被概括為：一種介于科層組織和純市場之間；比科層組織靈活、又比市場穩定；具有中等偏高的信用程度；具有適中的資產專用性；既相互獨立又相互依存、既合作又競爭；企業之間建立長期的貿易關系不一定需要以契約來維持，而主要通過信任和承諾來進行協作的一種中間性體制組織，集群內的每個企業都可以獲得集群外的企業所沒有的競爭優勢。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中間性體制組織也被稱為企業網絡組織，產業集群是一種稠密性的地方企業網絡。與科斯的企業理論相比較，企業網絡尤其是稠密性的地方企業網絡用更廣闊的視野看待經濟活動，它承認技術依賴和市場依賴，并由此認為企業間存在資源的依賴性和互補性活動。就企業間資源依賴方面而言，當企業無力通過企業內部資源和市場的優化配置解決能力約束問題時，企業就可以通過突破自身邊界約束來實現企業間優勢互補和資源共享，以獲得1+1≥2的效果。換言之，此時企業的行為不是由市場機制和企業內部要素決定，而是由企業間的關系所決定；同時，企業為了獲得和合理利用各種資源，就必須與其他企業交互作用，這是由企業間資源的互補依賴性所決定的。雖然并購是企業控制更多各類資源的最直接辦法，但在很多情況下并購的成本可能太高，也可能會極大地降低企業靈活性，這是得不償失的。因此，如果企業間的資源互補活動是短期和偶然的，或者通過彼此的信任就可以解決，“內部化”就沒有必要，這時企業網絡具有更高的效率， 這是因為相比較于“一體化”的大型企業，為數眾多的專業化企業能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這既不會喪失彼此協作的效率，又可以獲得專業化分工帶來的好處。從互補性活動方面看，企業只是從事某種與它自身能力相適應的專業化分工活動，所以它們的活動必然是相互補充和依賴的，企業間必然需要相互協調，企業網絡的優勢和效率就更為突出了。這此也就是產業集群獨具競爭優勢的根源。

3.來自企業制度創新的挑戰

一個國家的產業要走到世界的前列，就不僅要在技術上能夠領先，更重要的是在企業制度的創新上走在前面，而且能夠創造出比較經典的企業制度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在個性化的新經濟環境中，企業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就要最大程度地讓顧客滿意，而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企業建立創新機制來激發員工的創新能力，“海爾”曾經在這方面進行了探索，它創造的市場鏈創新旨在將企業發展重任與市場壓力轉化為員工的責任和動力，即以海爾文化為導向，將OEC管理模式作為創新的基礎，在集團公司的宏觀管理下，把企業內部原來各流程、工序及崗位之間行政化的業務關系變為平等的市場關系，市場中的利益調節機制隨著這些關系被引入企業內部，外部市場訂單也隨之轉變為內部市場訂單，最終形成企業內部以訂單為核心、各工序、崗位間自行運行的內部市場業務鏈。這一業務創新由于把市場機制引入了企業內部，使員工都意識到了市場競爭的無情和壓力，認識到顧客滿意的重要性。通過這一內部化的市場機制使員工真正成為獨立經營的主體，極大地激發了員工的創造力。

4.來自企業競爭手段變化的挑戰

價格競爭手段曾經是企業間競爭的主要手段，價格競爭的核心是如何有效地降低產品成本來擴張市場份額，獲取更多收益。現代經濟中，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需求層次的上移，消費者對價格的敏感度降低了，價格競爭手段也退居其次，在白熱化的競爭中，企業間的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核心競爭力”的競爭層面上。“核心競爭力”是指企業在競爭性的市場中所具有的、能夠持續地比其他企業更有效地向市場提品或服務，并獲得贏利和自身發展的綜合素質。這種綜合素質包括了企業的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是企業所獨有的、難以被競爭對手所模仿的資源，企業的技術、制度、管理能力、品牌、商標、文化、商譽、形象等無一不囊括其中。這種能力使得企業具有某種異質性，從而在市場上具有一定的壟斷地位，因而具有為企業帶來租金的潛力，可以保證企業持久地發展。因此，應該更加重視研究交易選擇和組織安排的收益問題，而不是僅限于科斯傳統的“成本節約”的框架；必須實施企業“能力體系”的再造，建立起與市場競爭和市場、環境變化相適應的綜合能力體系，企業基于一定的能力體系，則可以產生對已有資源進行配置的“附加或放大”效應，也就是能夠促使企業的資源實現高效或最佳配置。

三、科斯現代企業理論的發展展望

沒有一種理論能永遠完美地詮釋現實，而必須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不斷更新和發展，科斯的企業理論同樣如此，適應現實經濟的變化，未來該理論的發展有如下啟示。

1.企業組織形態變化的啟示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企業組織形態日益復雜和多樣化，這一變化使得我們要重新思考經濟學關于企業與市場關系的主流認識，這對中國產業發展的戰略選擇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對傳統的企業與市場關系的再認識對于指導我們在世界經濟產業鏈條上進行工業布局的定位，發展車間延伸鏈條環節以及大力發展信息市場，利用信息資源優勢獲取高端收益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企業網絡的啟示

產業集群競爭優勢的存在說明，企業網絡的出現降低了生產成本和（或）交易成本，從而促進和擴大了市場交易的范圍和規模，市場一經擴大又可以支持更大規模的企業發展；同時，下降的交易成本又會刺激企業增加對外銷售和采購，如此又將擴大企業規模。因此，市場擴大可能會降低交易成本，從而提高了經濟活動中企業的重要性。這一事實正好與企業交易成本理論的解釋相反。說明企業和市場并非是唯一的替代關系，它們經常是同向發展的。此外，中間性組織的存在表明，傳統的企業――市場兩分法已不能適應現代經濟的現實變化，必須更正為企業――企業網絡（中間性組織）――市場的三分法，方能在一個動態的和更為廣闊的視野中看待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并且將研究的重心轉移到企業間的網絡組織，從而對經濟現實作出合理的解析。

3.企業制度創新的啟示

“海爾”的市場鏈制度變革所帶來的成功是傳統的“企業――市場”兩分法所不能解釋的。它也充分說明企業和市場不是互相替代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

4.企業競爭手段變化的啟示

交易成本是無處不在的，但是它不是企業存在的唯一理由。未來要突破唯成本論的框架，適應現實經濟的變化尋求更加多維化的解析空間。企業應該更加重視研究交易選擇和組織安排的收益問題，打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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