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哲學全文(5篇)

摘要:本雅明從語言哲學角度對翻譯的本質做出了精辟的論述，他的“純語言觀”、“可譯性與后續(xù)生命”以及“意指方式與精英讀者”等核心觀點對一系列翻譯問題如翻譯中原文、譯文、讀者的關系、翻譯中形與意的關系、翻譯立場的選擇以及經典作品的復譯等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引發(fā)了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翻譯界對翻譯理論和實踐的重新思考。

關鍵詞:本雅明;翻譯哲學;純語言;理論價值;實踐價值

瓦爾特?本雅明是20世紀翻譯界一位杰出的哲學家和翻譯家，對翻譯理論發(fā)展史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他在1923年為波德萊爾的詩集《巴黎風貌》所撰寫的序言《譯者的任務》一文對翻譯的實質、標準、方法等方面發(fā)表了獨到的見解，其觀點高屋建瓴，神秘獨特，將譯者從幕后推到了前臺，從邊緣推到了中心，從而極大地提高了翻譯的地位，一度被奉為“翻譯的圣經”。國外學者自20世紀60年代起就開始了對本雅明的關注和研究。美國女作家漢娜?阿倫特，英國翻譯家保羅?德曼，法國解構主義創(chuàng)始人德里達、以及美國詩人、翻譯家威利斯?巴恩斯等人均對本雅明及其翻譯思想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德里達的名篇《巴別塔之旅》就是在他認真研究本雅明翻譯哲學思想之后的成果。國外學者對本雅明翻譯思想的研究注重從哲學及語言學角度的挖掘，認為本雅明的翻譯思想重點是從語言的角度揭示翻譯的哲學本質，即翻譯行為所具有的形而上的本質與使命。然而，受長期以來的實用主義影響，我國譯界對交際翻譯理論、功能對等理論、翻譯目的論、文化翻譯理論等研究比較深入，對本雅明翻譯理論的價值認識還遠遠不夠。因此，本文擬從本雅明翻譯哲學的各個層面對其翻譯哲學思想進行再探討，并著力分析本雅明的翻譯觀對一系列翻譯問題的啟示，特別是對歷來爭論不休的一些問題的啟示，從而進一步揭示其翻譯哲學思想的理論及實踐價值。

一、本雅明翻譯思想概要解讀

(一)“純語言”觀

本雅明認為翻譯是一種追求“純語言”的方式，這一思想與他的語言宗教觀密不可分。本雅明理論的卓越與非凡正是基于這個包括一切的語言概念:大千世界是由語言構成的，最終的目標是理解世界的構成，在不完整的人的語言和上帝的語言間達成和諧。這種思想受猶太教神秘哲學思想影響很大，并在格爾肖姆?肖勒姆的宣傳下，被廣泛接受。為了體現(xiàn)翻譯的重要意義，一個前提便是首先要考慮語言理論，這是任何翻譯和可譯性概念的必要基礎。在《譯者的任務》發(fā)表七年前，本雅明曾發(fā)表了一篇更加形而上學的文章《論本體語言和人的語言》。在此文中，本雅明提出了人類語言中思想實體和語言實體的區(qū)別。本雅明假定了一個普遍的概念范圍，將其命名為“思想實體”，完全脫離且區(qū)別于“語言實體”。人的思想實體和語言實體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關聯(lián)的，但語言實體永不能包含整個概念范圍。因此，一種語言根本無法表達世界上的萬事萬物，因為各種語言都是不完整的。依據(jù)圣經的觀點，在天堂中曾經存在一種完整的語言，在人類企圖建造巴別塔通往天堂之后，上帝便將這種語言分裂成不同的語言。因此，特定的單一語言便是起初純語言的一部分，是不完整的，而翻譯就是要使語言完整，要將分解的“意圖模式”拼湊起來完善被認為是不完整的源語言。由此可見，“純語言”是本雅明語言哲學和翻譯思想的出發(fā)點和根基，它擁有超越性，是本體論意義上的“終極語言”。在此意義上，譯者的任務就是把具有親緣性的各種純語言的碎片拼接粘合起來，在目的語語言中把流放在原語語言中的“純語言”的可能性釋放出來，從而使各種語言相互補充、相互融合而趨于圓滿。

(二)可譯性與后續(xù)生命說

本文針對知識經濟學和管理思想的基本哲學概念進行了初步的探討。管理哲學實際上就是一般經濟管理思想和方法論的綜合集成總稱，它是一種經濟管理哲學和社會主義哲學的結合，具有兩大特點。盡管近年來關于商業(yè)哲學的許多學術研究也都正在不斷深入和加強，但是仍然存在著許多元問題需要進行闡明。在此基礎上，本文主要論述了知識管理哲學的各個學科特征和性質，研究的方法及其理論組成，以彌補先前研究的不足。在知識經濟的條件下，具有新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理論的知識管理被稱為"管理革命"。知識管理是一種自覺化的管理策略，是知識在管理過程中的傳遞，確保知識能夠被及時掌握。此外這種傳遞也可以實現(xiàn)知識的共享與組織應用，之后在工作內容中得到體現(xiàn)，實現(xiàn)工作效果的提升。要想實現(xiàn)知識管理，需要制定合理的策略，同時進行評估與技能提升。在各種知識的集成管理過程中，無論是領導支持還是管理體系設置，都需要不斷的完善與提高。為了知識管理在企業(yè)管理中能夠有效，同時具體應用到企業(yè)的發(fā)展過程中，使得知識體系與知識理念滲透進企業(yè)文化，就需要進行本質分析。企業(yè)知識管理的過程與哲學體系有關，需要從哲學分析知識管理的內涵，分析其運作規(guī)律，從而實現(xiàn)科學的知識管理。

1哲學知識管理

哲學"知識"的研究最早可能起步于古希臘羅馬時期，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時期以及現(xiàn)代馬克思主義，這些都已經是現(xiàn)在作為現(xiàn)代哲學研究發(fā)展史上主要研究的三大重點哲學主題之一。無論是唯心主義還是辯證唯物主義，它都要經過回答"什么是知識"這一問題的過程[1]。雖然沒有嚴格意義上詳細論述哲學中討論的"知識管理"，但從哲學的角度對"知識"的討論有助于理解知識管理中涉及的哲學思想。在西方哲學中，對知識的追求與人們對客觀世界的思考方式密切相關。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時代，柏拉圖把知識定義為"經過驗證的準確理解"，并認為知識和觀點之間存在著很大的沖突[2]。馬克思主義認為知識的本質來自實踐，社會實踐是所有知識的基礎，也是檢驗知識的標準。無論哪種知識被證明可以科學地反映客觀知識，它都是準確可靠的知識。由于從知識劃分的不同哲學觀點中獲得結果也不盡相同。把知識劃分為顯性和隱性的知識這兩個知識，強調了認知論在哲學領域中的重要性。知識可以分為顯隱性，按照是否可以直觀看到與理解來分別。如果能夠直接說明介紹，并進行儲存記錄的就是顯性，而較為抽象隱晦的就是隱性知識，二者在表達房間有較大區(qū)別，因此應用與知識管理也應該不同，一般來說顯性知識便于管理控制，知識類型的區(qū)別在于，必須對不同類型的知識進行不同的對待[3]。

2知識管理是管理科學的哲學發(fā)展

知識經濟時期我國企業(yè)管理和其他傳統(tǒng)的管理不同，它更多地注重對知識的管理。現(xiàn)在人們已經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知識管理工作在知識經濟的大環(huán)境中也變得愈加重要。所謂的知識管理既是由于知識經濟驅動的，又是推進知識經濟發(fā)展的需要。雖然知識經濟剛剛起步開始就已經實現(xiàn)，但是企業(yè)知識管理的生命力卻可以用其背景和實際應用價值作為判斷。現(xiàn)代企業(yè)發(fā)展過程體現(xiàn)了管理行業(yè)的發(fā)展歷程，首先是最初的古典管理模式，之后利用科學方法進行教育管理，之后是叢林教育管理階段，之后來到了現(xiàn)代企業(yè)管理模式。這種發(fā)展過程體現(xiàn)了企業(yè)管理過程中重心的轉移，也就是由生產能力追求轉化為員工綜合發(fā)展的追求，從追求能力到重視人權，由較強硬的管理模式轉化為軟管理與知識管理。工業(yè)經濟時代管理職能是一種以企業(yè)和生產者為導向的流水線管理功能，其管理的目標和主題應該是合理，高效地分配和有序利用勞動力，資本和自然原料資源，以適應企業(yè)和生產者為導向的各種大規(guī)模、多渠道的流水線管理。在現(xiàn)代工業(yè)經濟時期，利潤模型的重點就是通過降低成本、擴大規(guī)模，管理戰(zhàn)略主要包括產能管理、質量管理。在此期間，以企業(yè)生產計劃與質量控制體系為技術核心的cims和erp，以企業(yè)交貨及時與零庫存為技術核心的企業(yè)精益化生產，以企業(yè)質量與控制體系為技術核心的iso標準和6sigma方法都取得了空前的突破性進步[4]。在知識快速發(fā)展傳播的知識經濟體系下，以用戶體驗為中心，實現(xiàn)產品導向化發(fā)展與大規(guī)模智能化自動化生產。企業(yè)資源中最重要的就是企業(yè)的知識管理，知識重于企業(yè)的資本，成為企業(yè)發(fā)展最重要的資源。因此在當前的企業(yè)發(fā)展過程中，最重要的不是資本的利用與分配，而是知識的理解、整合、分配與利用。并對擁有的知識進行管理儲存，共享轉化，實現(xiàn)群體知識管理應用，提高企業(yè)員工的知識應用能力，提高員工專業(yè)技能。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傳播與使用能夠促進員工的技能提升與交流的促進。在新時代，管理的過程主要是為了實現(xiàn)勞動生產效率，增加企業(yè)收益，同時要重視員工的培養(yǎng)與個人發(fā)展，傳統(tǒng)的管理模式往往無法將這些方面全部兼顧，但是知識管理能夠實現(xiàn)員工技能的提升，也就是說，知識管理作為一種管理模式既實現(xiàn)了對于生產力的提高，也促進了員工的培養(yǎng)與個人發(fā)展。管理可以轉化成對于知識的創(chuàng)建，發(fā)展，共享及其他技術的培訓。知識生產率的改善與提高，附加值比率，知識資源的共享性和創(chuàng)新能力將會成為企業(yè)管理的重點和核心，而企業(yè)的知識經營管理也會是促進我國知識經濟發(fā)展的一個重要時期。

3知識管理的具體方法與哲學理念

知識管理的過程基于傳統(tǒng)管理模式，但是重點在于知識的發(fā)展與傳播，因此有創(chuàng)新與突破，哲學理念融入其中。知識管理體系既有基礎體系與基礎思想，同時還有應用于不同知識的技術理論。在理論知識的發(fā)展過程中，必須要分析其中的的重點理念，通過哲學內涵分析本質得到知識管理的具體應用模式。

摘要：中國古典園林崇尚人與自然的和諧，重視自然與人的統(tǒng)一，與老子的《道德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謀而合。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是老莊哲學中有關自然的思想的體現(xiàn)，是受傳統(tǒng)哲學影響的產物。

關鍵詞：道家思想；中國古典園林；審美思想；天人合一

在中國幾千年的古文明歷史中，經過奴隸社會的夏商周三個時代的文化積淀，進入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封建社會初期，在這個時期出現(xiàn)了不同學派以及各流派之間爭芳斗艷的局面，歷史上稱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時期。中國古典園林，作為集居住與觀賞為一體的建筑宅園，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它是中國古代文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凝聚，也是文人憂患心態(tài)的物化，寄托著自我超越心緒的樂土，承載了道家的出世思想，以及模擬自然，向往三山五池的意境目的，追求理想的道德境界和審美理想境界。力求順應自然，因地制宜，深悉自然特性，提煉山水精神，再造自然，一如自然。中國的造園藝術，反應了中國道教的哲學思想。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諧關系。以追求自然精神境界為最終和最高目的，本文便是通過分析道家哲學思想與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精神的共契，來探究中國古典園林中的道家思想的體現(xiàn)。

一、道家的主要思想

道家的核心是“道”，認為“道”是天地萬物的本源，道自然無為、無形而實存、無所不在、無時不在，也是統(tǒng)治宇宙中一切運動的法則。道家哲學首先擺脫儒家社會哲學的進路，直接從天道運行的原理側面切入，開展了以自然義、中性義為主的“道”的哲學。主張在天道自然無為，人道順其自然的天人關系構架中，展開自身的思維體系。以幽深微妙的語言、高蹈隱逸之士的心態(tài)關懷世情。具有獨任清虛、超凡脫俗，追求返璞歸真的精神氣質，使人的身心得到真正的釋放。

二、中國古典園林

中國古典園林起始于春秋，發(fā)展于唐宋，全盛于明清。春秋時期中國的的政治、經濟、文化，已經初具形式，園林的建造也就應運而生。以“苑囿”的形式出現(xiàn)在中國園林發(fā)展史上，選址一般位于原有山水的自然風景區(qū)，借助天然地理優(yōu)勢，成為中國古典園林的雛形。它是供帝王、后妃、大臣及奴隸主貴族們游覽、觀賞及打獵的地方，它是模山范水的寫實園林，營建方式簡單，在“囿”中布置土山、沼池和臺，并且構亭、營橋、種植花木，使“囿”中有了成組的風景，這樣，以自然山水為主題的中國式園林開始萌芽。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滅六國，統(tǒng)一中國，建立中央集權的秦王朝封建大帝國，為了彰顯至高無上的皇權，大興土木、筑山理水，在“園林”中大筑宮室，開始以空前的規(guī)模興建離宮別館。在秦代短短的12年中所建置的離宮大約有五、六百處之多，僅在都城咸陽附近就有200余處。建造于這個時期的阿房宮按道家思想中的天上星座，來布列來安排地上皇家宮苑的布局，這就是道家哲學中的“天人感應”思想在帝都規(guī)劃中的具體體現(xiàn)，而上林苑、蘭池宮也以道家思想的神仙方士之說為為藍本，紛紛挖池筑島，模擬仙山。漢武帝時雖獨尊儒家，但也相信方士神仙之說，故在宮內開太液池，并在池內置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以象征東海神山。這種“一池三山”的建園模式，不僅模仿了自然山水，而且又在其間注入了象征和想象的因素，這一做法對后來園林的山池組合產生了很大影響。魏晉南北朝是我國古代園林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宗教盛行于全國，寺觀園林興盛發(fā)展。園林雖然繼承了古代“一池三山”的傳統(tǒng)，但拋棄了秦、漢以宮室樓閣為主的形式，造園藝術開始崇尚自然。這一方面是受我國山水畫發(fā)展的影響，另一方面是由于社會動蕩，受到道家思想的避世隱逸、崇尚自然野趣等思想的影響。逐步形成了以自然山水為主題的園林風格。隋唐五代至宋，隋煬帝開鑿大運河，溝通了南北來往，經濟空前繁盛，也推動了中國古典園林的發(fā)展。唐代國力強盛，所以園林規(guī)模更為宏大，仍是前宮后苑的形式，著名的有西內（太極宮）、東內（大明宮）、南內（興慶宮），并在驪山建華清池。城東南有曲江池，每年定期向市民開放三天，是我國最早的帶有公園意義的園林。文人學士參與的文人園，將山水畫，山水詩、山水園林三大門類互相滲透，形成了中國山水園林的獨特風格。宋徽宗趙佶，登位不久，嬪妃子嗣較少，帝位繼乏人，道士劉琨康建議在城東北建園林，壘石聚土為山，宋徽宗親自提名為艮岳，艮是八卦中代表東北方的卦象。不久后傳來喜訊，果然添了一子。從此徽宗更加相信道教，把天下佛寺改為道觀。清代自康熙以后，歷朝皇帝都有園居的習慣，故而北京附近風景優(yōu)美之地有許多行宮園林，西北郊先后建造了“三山五園”，即玉泉山的靜宜園、香山的靜明園、萬壽山的清漪園以及圓明園、暢春園等皇家苑囿。此外，拙政園、藝圃、留園、網師園、寄暢園等江私家園林，大量建造，成為當時的風尚。當時的中國古典園林是當之無愧的中國古典園林的杰出代表，其已完全達到了寫意山水園的絕妙境界，完全符合了計成“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造園理論。

摘要:中國書法藝術深深根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中，蘊含著豐富的中國傳統(tǒng)哲學思想。本文首先討論陰陽思想、中庸之道、天人合一思想等中國哲學思想在我國書法之中的體現(xiàn)。然后分析如何繼承我國書法傳統(tǒng)，如何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更好的書法創(chuàng)作，最后分析穩(wěn)定書法結構和發(fā)展現(xiàn)代書法之間的關系，以更精確地把握我國書法藝術的發(fā)展。

關鍵詞：書法；哲學思想；穩(wěn)定結構

一、我國書法藝術中哲學思想的體現(xiàn)

中國傳統(tǒng)文化博大精深，以儒家思想為核心，融合了道家、佛教思想，對我國書法有著非常巨大的影響，也正是在儒道釋三種哲學文化影響下形成的書法藝術，成為中華傳統(tǒng)文化之中一顆璀璨的明星。總起來說，在我國書法藝術之中主要體現(xiàn)著以下三種思想：陰陽、中庸之道、天人合一，接下來就對這三種思想進行一一分析。

1）陰陽思想的體現(xiàn)。物體由太陽光照射下，向陽的一面為陽，背陽的一面為陰，這是陰陽二字的本意。中國古人將此二字引入哲學之中，指代一件有形或者無形事物互為相反的兩方面，也代表著事物的兩級對立，代表著矛盾的存在，代表著世間萬物的成長與消亡。陰陽二字也滲透到書法之中，一個字寫出來，寫作者必須把握好字虛實、大小、方圓、剛柔、奇正、疏密，一個字的陰陽要恰到好處，才能陰陽互通，達到美觀和諧的境界。一個字的虛實、大小、方圓、剛柔、奇正、疏密，又能讓書法形成千姿百態(tài)的藝術形象；白紙黑字，代表著陰陽相生，有道是“黑處是字，白處也是字”，寫好一個字的關鍵在于如何處理白與黑的比例。

2）中庸之道思想的體現(xiàn)。中庸本意是儒家的重要道德標準之一，是指待人接物要保證中正平和，要做到因時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中庸之道在書法之中體現(xiàn)在對藝術表達的準確性和完整性，一件優(yōu)秀的書法作品能準確地表達創(chuàng)造者的情感思想，而且風格不會太過，也不會不足。筆力剛勁之時不能太過霸氣，筆力柔美之刻亦不能太過嬌媚；精巧之時萬不可嘩眾取寵，中拙之時也不能過于平淡。過大或過小、過疏或過密、過淡或過濃都不能叫做美。書法也要講求那個度，那個能準確而又完整地表達藝術和諧的度。在《蘭亭序》之中，王羲之瀟灑自如，揮毫潑墨，“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他仰望廣闊的天空，俯瞰蒼茫的大地，不禁沉思人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尺與度，只有中庸之道才能讓一個人安然馳騁在這蒼茫天地之間，沒有度，就無法生存，更無法達到“信可樂”的快慰。

3）天人合一思想的體現(xiàn)。“天”是指自然界，“人”是指人類和人類社會，人類和人類社會從自然界中形成，與自然界肯定存在各種各樣的影響和聯(lián)系。中國的書法也是一種天人合一的藝術，天是指自然界的運動，人是指寫作者的思想和情緒，書法融合了自然界生命的節(jié)奏，只有天人合一，把自然界的運動和寫作者的思想相結合，才能寫出真正美的書法。宋代書法沉著痛快，是因為那時的書法家面臨一種＂國家多難而文韻不衰＂的局面，文人墨客將自身融入到國家命運之中，以書法抒發(fā)自身情懷，體現(xiàn)出天人合一的境界。要寫出一篇優(yōu)秀的書法作品，一方面要創(chuàng)作者全身心得投入進去，表達出真正的感情，另一方面隨意涂鴉不是真性情，優(yōu)秀的書法作品還要求創(chuàng)作者有深厚的書法功底。王羲之的《蘭亭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就是因為該作品中做到了“天人合一”，既有王羲之書法功夫的沉淀，又有其真性情的流露，只有這樣的書法作品，才具有真正的美學價值，才能流傳千年。

摘要:以提升當前理想信念教育實效為目的，從一般層面上探討了理想信念教育對重塑中國精神、完成黨的歷史任務和推動人類文明進步所具有的重大現(xiàn)實意義;闡述了關于理想信念教育的哲學基礎，即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它使理想信念教育思想具有科學性和實踐性;指出了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既要堅持以理服人，也要堅持以情動人，是科學性和人民性的統(tǒng)一;分析了關于理想信念教育的思想在新媒體時代具有的重要時代價值。

關鍵詞:思想;理想信念教育;哲學基礎;實現(xiàn)路徑

理想信念是革命成敗的重要因素，是一個民族是否具有歷史尊嚴感的重要群眾心理基礎。1957年，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指出:“中國人要有志氣。我們應該教育全國城市、鄉(xiāng)村的每一個人，要有遠大的目標，要有志氣。”［1］十四五歲時輟學在家期間，從表兄文運昌那里借得早期改良主義者鄭觀應所著的《盛世危言》和馮桂芬所著的《校邠廬抗議》等書籍，“讀了這些書，開闊了視野，萌發(fā)了愛國思想，激起恢復學業(yè)的愿望”［2］。1925年11月21日，在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的調查表上，填寫了自己對于當時內憂外患交迫的中國所抱的“主義”。他說:“本人信仰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3］不但自己在社會歷史變化的洪流中善于和勇于投身到時代最有意義的實踐活動中，而且還經常用自己的方法引導(或影響)其他人確立人生理想信念。1920年，他曾發(fā)起組織星期同樂會，交談個人思想，“有時也邀請信仰無政府主義的人參加，用自己掌握的思想影響他們”［2］。在后來的革命和建設中，始終非常重視理想信念教育問題，他在《讀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強調:“我們要教育人民，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集體，為了后代，為了社會前途而努力奮斗。要使人民有這樣的覺悟。”［4］具有高尚的情操、遠大的理想和堅定的意志，是人的全面發(fā)展的內在要求。

一、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意義

正確的理想信念對塑造中國精神、履行歷史使命、推動文明進步具有重要的意義，理想信念在社會實踐中生成了自身的實際價值，從而將意識形態(tài)的東西轉化為現(xiàn)實世界的物質力量。

1．理想信念教育是重塑中國精神的需要

關于理想信念教育的思想，既是出于革命工作的實際需要，也是出于人的全面發(fā)展的需要，更為重要的是，經歷了(和經歷著)中國社會風云變化的歷史事件，對中國的前途和未來抱著極大的歷史使命感，和當時的所有進步人士一樣，因為對封建主義思想、資本主義思想在中國實踐應用的悲劇性結果的沉重哀痛，而走上了信仰共產主義的道路。“從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到1919年的的前夜，共計70多年的時間，中國人沒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中學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5］馬列主義從其本性來說不崇拜一切舊有的東西，它對舊勢力采取一貫而堅決的批判與斗爭。在看來，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能夠重塑中國精神，使其在外侵內患中激起人民戰(zhàn)斗精神，喚醒沉睡的民族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