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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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梳理和歸納了稅制結構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相關理論與實證研究的基本成果，為后續研究做鋪墊。優化稅制結構是我國目前面臨的重要任務之一，系統性地梳理現有研究成果有助于弄清楚如何用好政府這只“有形的手”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和激發微觀主體活力，增強經濟增長后勁，從而抓住我國在全球新一輪產業變革中的機遇。

關鍵詞：稅制結構；經濟增長

一、引言

稅收在一個經濟體中的功能是多元化的，除了滿足政府必要的財政支出，同時還兼具收入和資源再分配、穩定經濟波動以及促進經濟增長等功能。政府通過設計特定的稅制結構，從而以最效率的方式達成合意的財政政策目標，并且可以減輕稅收對市場的扭曲、減少征稅成本以及激發社會經濟發展動力等（Stoilova，2017）。黨的報告指出，要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進一步優化稅制結構，更好發揮財政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作用。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面對以特朗普減稅政策為代表的全球稅收競爭的沖擊，稅制結構對于吸引投資和人力資本以及促進技術創新等作用被進一步放大。另一方面，隨著例如醫療、教育等民生支出的增加以及新一輪減稅降負政策的實行，我國面臨“降低稅負、保障財政支出水平、控制地方債務”的財政不可能三角（鄭新業，張力，2017），迫使我國進一步優化稅制結構，尋求新的稅種如碳稅、房產稅、環境稅等以及逐步提升直接稅比重等，以應對新的挑戰。近年來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門話題，本文旨在梳理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相關文獻，為后續研究奠定基礎。

二、稅制結構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理論梳理

稅制結構指的是一套規則、法規和程序，具體定義了：（1）何種事件或狀態會引起納稅義務，即決定了稅基和稅率（斯萊姆羅德，吉里澤爾，2019）；（2）構成稅制的各稅種在社會再生產中的分布狀況及相互之間的比重關系，即主體稅種的選擇和輔助稅種的組合；（3）稅收征收的規則以及不履行納稅義務的處罰措施以及；（4）稅負水平。根據岳樹民、李建清（2007）的觀點，稅制結構可分為三個層次：稅種構造、稅種結構和稅系結構。韓彬等（2019）將稅制結構分為：稅系結構，即宏觀稅制結構；稅類結構，即中觀稅制結構以及稅種結構，即微觀稅制結構。稅制結構的類型取決于其選擇的主體稅種，一般可分為：（1）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2）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以及（3）所得稅和流轉稅雙主體稅制結構。關于稅制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現有研究主要依靠于經濟增長模型的分析框架，具體可分為索洛增長模型和內生增長模型。索洛增長模型（Solow，1956）建立在包含資本和勞動兩種投入要素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上，并假設規模報酬不變，這意味著資本和勞動兩種投入的邊際生產率是遞減的。因此，雖然經濟增長依靠于資本的積累，但是如果外生因素沒有變化，則這個增長過程必將面臨其上限。所以，索洛增長模型將技術進步和人口增長作為決定長期經濟增長率的外生因素。依據索洛模型，稅制結構通過：（1）對企業和個人征收資本稅，從而改變資本存量；（2）對勞動征稅，從而改變勞動力供給這兩種方式影響經濟產出。由于索洛模型將長期經濟增長率歸結為外生的技術進步和人口增長，所以財稅政策只影響經濟的產出，并不影響經濟長期的增長率（Bujang，Hakim&Ahmad，2013）。通常，將技術進步內生化的經濟增長模型被視為內生增長模型。Romer（1986）首次提出了帶有技術進步的內生增長模型。Lucas（1988）強調了通過教育獲得的人力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通過人力資本的積累和創新使得資本的邊際生產率不會遞減，從而將經濟增長歸因為人力資本的增長。Barro（1990）以及King和Rebelo（1990）拓展了內生增長模型，考察了加入稅收系統后經濟的產出和效用。他們認為，生產性的政府支出和稅收扭曲會影響經濟的長期增長率，且所得稅率每提高10%，GDP增長率會下降2%。Engen和Skinner（1996）提出了稅收影響經濟增長的五種途徑，即稅收通過影響：投資、勞動時間、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勞動的邊際生產率以及全要素生產率來影響經濟增長。Benos（2009）認為，內生增長模型中的稅收分為兩類：扭曲性稅收和非扭曲性稅收，判定標準為是否會對資本積累產生阻礙作用。與索洛模型不同，內生增長模型將技術進步內生化，將人力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干中學等作為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而非外生給定的。所以，財稅政策可以直接影響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稅收不僅影響企業和個人關于儲蓄和消費的選擇，同時還影響人們選擇接受教育時間的長短。Prammer（2011）總結了對勞動征稅對居民決策的三種影響路徑：（1）改變了居民在勞動和閑暇之間的分配；（2）改變了人力資本的積累；當教育的邊際收益小于邊際成本時，勞動稅則會抑制人力資本積累，妨礙經濟增長（郭婧，2015）；（3）改變了居民在選擇職業和自主創業之間的選擇。此外，對資本征稅不僅會通過邊際稅率對企業和個人的投資決策產生負面作用，還會影響資源的跨期配置。同時，資本稅和勞動稅不僅分別作用于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本積累，還將共同影響全要素生產率，即技術進步。

三、稅制結構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梳理

關于稅制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將現有實證研究主要歸納為三個方面，第一是考察稅系結構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第二是研究稅類結構對于經濟增長模型中生產函數的各變量的影響，即以不同課稅對象考察，具體分為流轉稅類、所得稅類、財產稅類、資源稅類等；第三是分稅種考察稅種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1.稅系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我國一直實行的是以間接稅為主，直接稅為輔的稅制結構。直接稅包括：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等，間接稅包含：增值稅、消費稅以及關稅等。以直接稅為主體稅種的稅制結構以公平的收入分配為主，效率為輔。反之，以間接稅為主體稅種則更重視經濟發展效率。直接稅的優勢體現在：（1）由于以所得稅為例的直接稅具有累進特性，有助于實現社會公平的目標，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強；（2）有助于自動調節宏觀經濟穩定；（3）對商品價格沒有直接的影響。間接稅的優勢為：（1）稅基廣，稅源足，有助于提高政府收入；（2）征收成本和難度較小，有助于減少偷逃稅現象。對于直接稅和間接稅的爭論自公共財政理論問世以來就一直存在，并且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可以建立一個對經濟增長友好的環境（Bernardi，2013）。Harberger（1964）較早地評估了直接稅和間接稅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其研究表明稅收政策并非是一個影響經濟增長的有效工具。但直接稅的支持者則認為，直接稅有利于經濟增長。王亮（2004）通過建立我國1992年~2002年稅收擬合模型，得出我國應加大直接稅比重的結論。余紅艷和沈坤榮（2016）評估了我國分稅制改革后的經濟發展績效，認為我國目前所得稅的稅源不足，降低了直接稅的收入調節作用，降低了經濟增長的績效。韓彬等（2019）利用1998年~2016年省際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稅系結構、稅類結構以及稅種結構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間接稅占直接稅的比重每提高1%，人均GDP增長率會下降0.6020%。然而，反對者則認為直接稅不利于經濟增長，如Romero-Avila和Strauch（2008）根據歐洲15個國家近40年的數據建立分布滯后模型并得到結論，政府消費和征收直接稅會對實物資本積累和人均GDP增長率造成強烈的負面影響；W觟Hlbier等（2016）認為直接稅的扭曲作用要大于間接稅。2.稅類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由于各個國家所設置的稅種不盡相同，因此許多學者依據稅類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研究。多數結論認為所得稅類稅收會影響資本積累、挫傷勞動者的積極性等，從而不利于經濟的長期增長。與此同時，以增值稅（VAT）和商品服務稅（GST）為代表的流轉稅類由于不會影響資本積累，屬于非扭曲性稅收，被認為對經濟增長的損害較小。此外，財產稅類則被認為有益于經濟增長。劉海慶，高凌江（2011）認為，目前我國征收的財產稅多屬于地方稅，其征收不僅可以緩解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還可以提升征收所在地的公共服務水平，進而吸引人口流入并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Arnold（2008）使用21個OECD國家的面板數據，考察了稅制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得到了稅制結構中影響經濟增長的稅種的排名。他認為，征收財產稅和消費稅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遠大于征收所得稅，并且復雜多檔次的累進所得稅不利于經濟的長期增長。Myles（2009）回顧了不同生產函數下的各稅類對于GDP增長的影響。Szarowská（2013b）認為，資本稅會對經濟增長造成阻礙，勞動稅次之，具有強累進性的所得稅對經濟增長也會造成負面影響，而消費稅與上述稅種相比對企業和居民的決策影響最小，所以被認為是增長友好型稅種。Shevlin，Shivakumar，Urcan（2019）利用歐洲24國家1995年~2010年的數據進行面板回歸以及格蘭杰因果檢驗，其結論為消費稅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正效應，而勞動稅顯著阻礙了GDP增長。3.稅種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國現行的是以增值稅和所得稅為主的雙主體稅制結構，而增值稅是我國第一大稅種。根據財政部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我國增值稅收入達到56378億元，約占稅收收入的39%。由于增值稅具有強勁的財政收入功能而受到很多國家的青睞，在OECD國家的稅收總量里有大約32%的稅收收入來自增值稅（Leeetal.，2013）。增值稅的優點體現在：增加政府收入、提升經濟效率、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出口、拓寬稅基、征收方便等。而對于增值稅的爭議大多集中于其累退性和收入效應。累退性使得增值稅成為一種"不公平的稅收"，也是部分西方國家（例如美國）放棄使用增值稅作為主體稅種的根本原因。而對于增值稅收入效應的批評體現在征收增值稅會擴大政府規模進而加大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因為增值稅有著類似“印鈔機”的功能（Bird，2005；Gravelle，2011）。盡管如此，仍有很多學者認為，增值稅可以促進經濟增長（Onwuchekwa，Aruwa，2014；Simionescu&Albu，2016；姚春蕓，鐘萍，2016）。此外，多數學者同意企業所得稅對經濟增長的負面作用最大（Johanssonetal.，2008；Vartia，L.，2008；Dackehag&Hansson，2012；Daniel&Jefferey，2013）。Arnold等（2011）的研究表明，企業所得稅對經濟增長具有最明顯的阻礙作用，因為企業所得稅對全要素生產率和企業投資率具有明顯的負面作用。Canavire，Martinez和Vulovic（2013）用向量自回歸法和面板數據回歸分析了不同稅種工具對拉丁美洲經濟增長的影響。他們認為，個人所得稅對經濟增長沒有造成預期的負面作用，減少企業所得稅和提高國家稅收征管水平會提振經濟增長水平，征收消費稅對拉丁美洲的經濟增長顯著正相關。Asllani和Statovci（2018）強調了減少基本品稅率和提升奢侈品稅率對于經濟增長的必要性。Shevlin，Shivakumar，Urcan（2019）利用歐洲24國家1995年~2010年的數據進行面板回歸以及格蘭杰因果檢驗，其結論為消費稅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正效應，而勞動稅顯著阻礙了GDP增長。四、結論與建議本文梳理了稅制結構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理論基礎，并且從稅系結構、稅類結構以及稅種結構這三個角度歸納了稅制結構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相關實證研究。然而從現有結果看，學界對于稅制結構的經濟增長效應尚未達成統一觀點，其原因可能歸結為不同國家在不同時間所處的發展階段、政策目標以及國情均不相同，任何稅制結構以及稅種的設立都是特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與國家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情況相匹配，故稅制結構的經濟增長效應也有所差異。但多數學者認為，與消費稅和財產稅相比，對勞動和資本征稅不利于經濟增長。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國內外環境發生了復雜而又深刻的變化。對內，我國目前處于“三期疊加”時期，即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面臨著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走高質量發展道路的迫切要求。所以，進一步深化稅制改革，即用好政府這只“有形的手”，與市場“無形的手”積極配合，減少財稅政策對市場的扭曲，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從而激發全社會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對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以特朗普減稅和中美貿易沖突為代表的事件對我國經濟增長以及國民經濟預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因此，要堅持實行積極的財稅政策，把減稅降負做到實處。在此，本文提出幾點建議。一是進一步深化和推進稅制結構改革，提高我國稅收體系的競爭力。黨的指出，要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稅體系以及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調節職能，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縮小收入分配差距。這就要求我國在降低間接稅比重的同時，逐步提升所得稅等直接稅在稅收收入中的比重，強化所得稅的收入分配效應以促進社會公平。二是進一步推進減稅降負政策，為我國后續經濟增長釋放新動力。在黨中央全面落實結構性減稅的戰略部署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對于研發創新的支持力度，如提升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加速固定資產折舊、降低高創企業的所得稅負等。同時，由于高創企業的資本構成多數為輕資本企業，即固定設備較少，人力成本較高，所以應進一步完善增值稅的抵扣鏈條。此外，應進一步簡政放權，減少政府非稅收入，簡化辦事審批流程及其過程中的收費環節，切實降低企業成本。三是加快建立健全房產稅和環境稅征收機制，助力我國經濟綠色健康增長。房產稅要將重心放在財富分配調節和為地方政府提供財力支持上，從而促進社會公平和緩解地方政府財政壓力。通過征收環境稅，如碳稅等，倒逼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真正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

作者：平浩希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