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邏輯學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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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博弈邏輯學范文

一“圖象論”與命題真值

維特根斯坦是學界倍受關注的大師,其前后期思想的迥異恰當地詮釋了他的哲學主題:“哲學不是一種學說,而是一種活動。”①有趣的是,辛提卡博弈論語義學所強調的也是動態的理解命題,這與維特根斯坦哲學在本質上殊途同歸。

維特根斯坦哲學的主要貢獻之一就在于提出了著名的“圖象論”。維特根斯坦前期哲學和后期哲學的目的都在于通過研究語言的結構和界限來理解思想的結構和界限。維特根斯坦工作的基點,就是回到邏輯的出發點,即考慮命題的性質。這樣,真的界限就構成了語言的界限,維特根斯坦所考慮的就是關于事實的話語。“人給自己造出事實的圖象”②。維特根斯坦指出:命題是實在的圖象,“圖象是實在的一幅模型”③。“圖象是一種事實”④。“圖象所表現者即是其意義”⑤。“圖象的真假在于其意義與實在的符合與否”⑥。維特根斯坦認為,圖象與它所圖示的事實之間的關系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這種關系“由圖象元素與物項的配合而成”⑦,這種關系本身也是一種圖象;二是“凡圖象,不論只有什么型式但要能表象實在———對或錯———所必須與實在共有的東西,即是邏輯型式,亦即實在的型式。”⑧所以,“每個圖象亦是一邏輯圖象”⑨。“對象是簡單的”⑩。“對象構成世界的本體。因此不能是復合的。”

一切復合物必然可分解到不可再分的部分,這就是絕對簡單的對象,那么,這種絕對簡單的對象是什么?很顯然,維特根斯坦這一思想的形成深受羅素和弗雷格的影響。羅素對客體進行了區分,一類是親知的客體,一類是描述的客體,通過“親知還原”,描述的客體可以轉化為親知的客體,維特根斯坦對羅素的客體進行了擴展,認為屬性和關系也是一種客體。語言中的一個名稱來表示一個簡單的客體,通過這些客體的結合方式,指稱客體的名稱可以相互組合成句子。對于簡單的客體,我們無法定義它們是什么,我們僅僅能夠指示它們,這樣,我們也就無法言說這些客體是存在的,因為定義一個客體就是意謂著被定義項的存在。維特根斯坦的絕對簡單的對象實質上是羅素親知客體的變體,是經驗的客體。圖象論的主旨是說明圖象如何具有命題的內容,圖象可以看成一個句子,一個句子也可以看成圖象,這對于解釋最簡單句子的合理性是顯而易見的,那么如何處理復雜的句子呢?

維特根斯坦最開始的設想是用合取和析取處理一切復雜句子,這也是辛提卡采取斯科倫前束式處理量詞句的直接思想來源,但是維特根斯坦后來采取了另一個思路,代之以集成的圖象法,“凡對于復合體的陳述,都可解析成對于其成分的陳述,解析成一些把復合體完全摹狀了的命題。”即一個復雜的表達式的真值取決于組成它的表達式的真值,即命題就是基本命題的真值涵項,這樣,維特根斯坦就完成了語言的運作方式。維特根斯坦的這一思想源于羅素和弗雷格的啟發,羅素和弗雷格兩人都認為命題才是最基本的意義單位,主張將命題形式化,即用數學中的函數表示命題。維特根斯坦對這一思想的運用是水到渠成的。維特根斯坦認為,“命題是原初命題的真值函量”。“原初命題是命題的真值函目”。換句話說,“一切命題都是對原初命題做真值運算的結果”。“命題就是從一切原初命題的總和(自然也從其確是一切原初命題的總和)而得出的一切。所以,從某種意義可以說,一切命題都是原初命題的總括。”

命題與世界的圖象論包含了兩層含義:一是圖象的元素與事物之間具有對應關系;二是圖象與事實之間具有相同的邏輯形式。由此,在維特根斯坦看來,“圖象是實在的一幅模型”,“圖象是一事實”,“圖象所表現者即是其意義”。

正是因為命題具有相同的結構,才使得我們可以將其形式化,并且可以進行變項替換。那么,圖象如何與世界相聯系?在維特根斯坦早期哲學中,這種關系由名稱—客體的關系來決定,但是名稱如何與客體相聯系?與其說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是對前期哲學的反叛,不如說是進一步的深入,在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說中,名稱與客體的關系被受一定規則支配的人類活動所確定。在完成這個思想轉變之后,維特根斯坦不需要圖象論了,取而代之的是語言這種被規則所支配的特征。

辛提卡的博弈論語義學是將博弈的方法引入命題分析,他的研究涉及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命題的構成和命題的真假,第二個問題就是如何確定命題的真假。第二個是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討論的一個主要問題,其前期哲學為解決辛提卡的第一個問題提供了思想元素。命題是由概念構成的,而博弈語義學中的概念則直接對應維特根斯坦意義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維特根斯坦的存在是與事實相對應的存在,是以現實世界為界限的,所以辛提卡用他的可能世界改造了維特根斯坦的客體。在辛提卡看來,很多情況下,人們的語言交流所涉及的客體多是描述的客體,這些描述的客體有些能轉換為親知客體,有些不能,如“結構為H3O的水”,但是人們在日常的交流中又會涉及這些概念,自然在定義域D中也就應該包含這些元素,可以看出,辛提卡的客體是對維特根斯坦客體的擴展。辛提卡的客體分為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兩類,即在現實世界中存在和在可能世界中存在。而且很明顯的是,辛提卡的存在概念不是語義學層面上的,而是語用學層面上的語義,這在博弈論語義學的操作性中得以體現。在辛提卡的博弈論語義學中,定義域D中的個體必須能與可能世界中的對象一一對應,脫離了這種對應關系,我們就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言說何物,更不用說判定言說語句的真假。正如DanaScott所指出的那樣,語義確定一個實現不是必需的,它應該為證實一個實現是正確的提供標準。

在確定了命題的構成之后,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命題真假的標準是什么。辛提卡認為,命題是有意義的,命題的意義就是命題的真假值。博弈論語義學的處理方法是找到一個體用概念的名稱代入量詞所約束的變元,即參與人“我”在定義域D中找到相關的個體以證實語句,而參與人“自然”則企圖找到范例來證偽語句。那么,如何才是找到相關的個體呢?或者說,怎樣才知道代入個體后的語句為真?如前所述,辛提卡在擴展了維特根斯坦概念的基礎上明確了命題的構成問題,相應的,辛提卡的命題范圍較之維特根斯坦就寬泛的很多。辛提卡將博弈論語義學稱為“尋找并找到的”邏輯,尋找并找到了什么?就是找到一個適當個體代入后的原子句所反映出來的圖象與現實世界相符合。這不僅直觀,而且符合人們的日常交流。可見,在確定命題真假的標準上,辛提卡與維特根斯坦是一致的,就是采用圖象論的符合標準。辛提卡自己也曾明確指出,“博弈語義學不排斥圖示的(同形的)關系理論,圖示的(同形的)關系理論在原子句和現實之間建立了聯系。”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看出,要確定命題的真值,只要將命題與圖象做個比較就可以了。用辛提卡的話說就是,“名稱-客體關系曾經被建立,僅僅需要一件事,這件事就是將原子句和現實相比較。”

辛提卡指出:“維特根斯坦的圖像理論和邏輯語義學之間的相似性和非相似性更有趣。最重要的大范圍相似性之一,就是在兩個理論中,語言的基本元素和現實的特定方面之間的代表關系,用任何的方式都不能進一步的分析。”羅素指出,事實是意指那種使一個命題真或假的事物。而一個命題的本質就在于:它可以兩種方式,即以人們所謂的真的方式或假的方式對應于一個事實。最基本的事實是原子事實,與原子事實相對應的是原子命題,它肯定某物具有某種性質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種關系。原子命題的真假取決于它是否與原子事實相符合。在原子命題的基礎上,借助邏輯聯結詞就構成了分子命題。分子命題的真假取決于組成它的原子命題的真假,是原子命題的真值函項。在分子命題的基礎上,借助邏輯量詞可以構成更高一級的概括命題。其真假最終也取決于原子命題的真假。維特根斯坦繼承了這一思想,認為任何復雜命題經過分析都可以還原為最基本的原子命題。辛提卡由此得出結論:“一個指示性句子的表達在通常的本質上不是這些語言博弈的一個回合,在這些語言博弈中,給出了幾個構成成分的詞語,并且因此給出了整個句子的內涵。”在辛提卡的博弈論語義學中,我們根據可能世界理論可以確定定義域D,根據維特根斯坦的圖象論可以處理命題,并且將命題的具體處理方法轉化為真值函項的求解,那么,接下來要考慮的是,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為真值函項求解,并且這個方法是否可以形式化。遵循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思路,辛提卡找到了博弈論。

二“語言游戲說”與語義博弈

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說中的所謂“語言游戲”,實際上是把游戲當成是運用語言的比喻,即強調語言的使用,他指出:“我將把由語言和行動(指與語言交織在一起的那些行動)所組成的整體叫做‘語言游戲’”。維特根斯坦認為,語詞的意義在于使用,運用語言是一種活動,我們使用的語詞在不同的場合會有不同的意義,必須根據具體的使用環境才能確定語詞的意義,試圖通過孤立的邏輯分析來揭示語詞的意義,結果只能誤入歧途。維特根斯坦對語言的這種處理方法,實質上是從具體的語境動態地觀察語詞的用法,我們不能孤立地去問“什么是意義”這一類的問題,而應該說“什么是意義的解釋”。弄清一個語詞代表什么之前,必須首先掌握包括這個語詞在內的那種語言游戲,一個詞語的意義也就是它在語言游戲中的實際用法。維特根斯坦對于語言及其意義問題的思考,得益于一場足球比賽的啟發,同時,相較于足球比賽,語言游戲也存在規則,在維特根斯坦看來,遵守規則是語言游戲的靈魂,也是一切人類行為的必要條件。維特根斯坦用了很多篇幅討論規范和遵守規則。“遵守規則,做報告,下命令,下棋都是習慣(習俗,制度)。

“遵循規則類似于服從命令。人們是被訓練這樣做的;人們是以特定的方式對命令做出反應的。人類共同的行為方式乃是我們據以解釋陌生語言的參考系。”可見,規則和遵循規則是人們在實踐和交往中形成的相對穩定的行為準則和行為模式。這種語言游戲所遵循的規則究竟是什么?是否就是邏輯必然性?“維特根斯坦最終在他的認識論斗爭中失敗了”。

其實[論/文/網LunWenNet/Com]只要留意維特根斯坦前期哲學,我們不難發現維特根斯坦在處理這個問題上的缺陷,維特根斯坦指出:“我的根本思想是‘邏輯常量’不代表任何東西。事實的邏輯不可能為任何東西所代表。”“沒有‘邏輯的對象’、‘邏輯常量’(照弗雷格與羅素的意義),于此便顯然可見。”雖然維特根斯坦不承認邏輯常項的存在,但是認為客體具有邏輯形式,這種形式使得客體能夠聚攏。

辛提卡認為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受到博弈論的影響。“游戲概念的主要用法如此多地分享了像馮·諾意曼(vonNeumann)和約翰·納什(JohnNash)那些數學家構建一個詳細的游戲的一般理論的結構,那個理論旨在幫助科學家與哲學家理解有趣的問題的范圍。它們甚至包括了真理與意義的問題(以及其他的語言—世界關系)以供討論,維特根斯坦從中提出了他的語言游戲觀念。”

與維特根斯坦相同,辛提卡在確立了命題和世界的圖示關系之后,需要研究的就是這種關系是如何建立的,“處于這些描述關系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在辛提卡看來,單純的圖像論已經不能解釋這個問題了,圖像論的任務是描述關系,那么對關系的關系的刻畫,則需要另一個理論。辛提卡指出:比起那些為解釋語言與現實結合所需要的思想,維特根斯坦經常包含更多的語言博弈思想。“為了理解(一個給定的一階邏輯語句)F,我們顯然沒有足夠的時間和記憶空間,事實上,我們對一階語句的理解必須建立在對語句和世界的有限的逐步比較之上,而不是(潛在的)F的圖像本質。”“有時語言博弈能夠明顯的被發現用于提供詞語和它所刻畫之間的關聯”。

這里我想指出的是,或許我們用圖像論處理語句理解的時候已經不足道了,但更為恰當。辛提卡認為自己受到“維特根斯坦有關思想的啟發,強調受規則支配的人類活動,亦即尋求和發現語言游戲的重要性。”但是,辛提卡“比維特根斯坦走得遠得多,因為后者的思想是輪廓性的且不系統。”“在我沒有有效的方式找到我的下一步該如何行動時,我怎么可能在實踐中采取一個策略?”

這里有幾種選擇。也許有人會像在非確定性證據系統內所做的那樣提出某種思路,但是辛提卡建議把我的策略限制在遞歸中。這種限制的方法是非常精致的,它注意到了維特根斯坦對語言游戲中實際可游戲性的思考。辛提卡堅持認為語言目標導向語言本質,這可以幫助我們重新認識處于維特根斯坦形式化時期的游戲概念的意義。當時,維特根斯坦使用“游戲”來指稱目標導向的活動,諸如證實或者證偽的活動。辛提卡延用了這一思想,他說:維特根斯坦的“用法”概念強調的是一種活動,是一種構成一個詞的自然環境并使該語詞從中獲得其意義的活動。

因此,在他的博弈論語義學框架下所研究的語義博弈,可以被看作是“維特根斯坦意義上的一類語言游戲”。維特根斯坦認為邏輯常項不存在,在這點上,辛提卡與維特根斯坦所持的觀點不同,辛提卡認為邏輯常項是存在的,并且將邏輯常項與博弈規則做了比較,認為邏輯常項等同于博弈規則。與經典邏輯一致,辛提卡認為邏輯常項與自然語言中的連接詞是一致的。這樣,辛提卡就為博弈論語義學找到了至關重要的一環———規則的確定。辛提卡將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說與博弈的數學理論概念直接結合,“其結果就是那個既適用于自然語言又適用于形式語言的最現成的語義理論”。辛提卡認為,與一個語詞相關的語言博弈就是圍繞該詞發生的使該詞活動意義的活動,語詞的意義同樣需要在相應的使用中才能確定。我們所言說的語句是可以分解簡化的,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博弈論,通過將句子簡化為原子句,再依據名稱與所指的對應關系,我們就可以確定句子的真假。

辛提卡在吸取維特根斯坦哲學思想精華的基礎上提出了博弈論語義學,作為當代語義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博弈論語義學的運用并不僅僅局限于邏輯學的范疇,可以說,博弈論語義學的哲學意義與它的理論特征是密切相關的。理清其背后的哲學思想,不僅有助于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這一理論,并且大大擴展了我們思考語言和世界關系的哲學和邏輯學空間。

第2篇：博弈邏輯學范文

(一)有利于拓展邏輯學發展方向,更廣泛地體現邏輯學的價值

經過多年的發展,邏輯學呈現出多元發展的趨勢,出現很多邏輯分支或邏輯類型,成為一個龐大的系統,并在不同的領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與傳統邏輯比較,現代邏輯雖然成為了當今邏輯學發展的主流,其嚴密性、先進性以及在現代哲學、數學、計算機、認知科學等領域的廣泛應用和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但是,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一門科學的持續發展,要考慮它的適應群體和研究目的。論及此,必須提一下非形式邏輯領域被廣為引證的卡亨的一段話:在幾年以前的課堂上,當我正要結束(對我來說)迷人的、復雜的謂詞邏輯的量詞規則的時候,有個學生嫌惡地問道:他花了整整一個學期所學的東西,與諸如約翰遜總統決定再次升級越南戰爭的問題有何關系。我喃喃無語,就約翰遜方面說是糟糕的邏輯,然后就表示,邏輯導論不是這類課程。學生接著問道,什么課程處理這種事務。我不得不承認,就我所知,還沒有這樣的課程。這個學生想要今天大多數學生想要的一門與日常推理相關的課程,一門與他們聽到、看到的各種論證相關的課程,這些論證的內容涉及到種族、污染、貧困、性別、核戰爭、人炸以及在20世紀后半葉人類所面臨的所有其他問題。〔6〕28與此相同,吳家國教授也曾提及在國內發生的類似情況:1999年12月12日,為了紀念“學術百年”、面向社會宣傳邏輯學,北京邏輯學會舉辦了一場邏輯報告會,除專業邏輯工作者參加外,還公開售票,歡迎對邏輯學感興趣的人們參加。會上,邏輯工作者發言十分踴躍。然而,在會議結束時有一位中年女同志站起來發了言,她深沉地說:我是花錢買票來聽講的,本想學點邏輯知識對工作有用,可是,聽了以后感到聽不懂,不知道邏輯學對我有什么幫助。我很失望。〔7〕這些事例,充分說明了邏輯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不盡如人意的方面,甚至可以說不平衡發展的不足。在這種邏輯學與人們現實生活、思維實踐嚴重脫離的情況下,首先從北美興起批判性思維運動,從而推動了非形式邏輯的發展。武宏志、周建民、唐堅等人在《非形式邏輯導論》一書緒論中大量轉述國外部分邏輯學家的論述,指出數學邏輯(即通常說的數理邏輯—引者)的特征及非形式邏輯學家對數學邏輯的批評,提出了“邏輯學的實踐轉向”。〔6〕28目前,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的教學與科研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視并廣泛推廣,取得了較好的成效。鞠實兒教授曾提出:“假定存在一個邏輯類型,它或者是新的或已知的。如果它取代另一邏輯類型而成為被關注的主流,則稱這一歷史事件為邏輯學轉向”。〔8〕并在該文中提出了邏輯學的認知轉向。陳慕澤教授在《邏輯的非形式轉向》一文中確認邏輯學是以研究推理和論證的總體目標的前提下,解釋了邏輯轉向的三個意思:“第一,促使邏輯學在某一階段發展的動力,有別于上述總體目標;第二,邏輯學在此種轉向目標的推動下,取得了長足的實質性的進展;第三,此種進展不但對實現其轉向的目標,而且對實現邏輯學的總體目標有重要的意義”。〔9〕邏輯學的這些發展方向的轉變為不同民族思維方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啟發和理論依據。陳波教授在探討“邏輯的可修正”問題時指出了“作為研究對象的邏輯”和“作為理論形態的邏輯”的區別:“前者(指作為研究對象的邏輯———引者)就是我們在實際使用著的邏輯,這是一種客觀形態的東西。有沒有這樣的邏輯存在,是有爭議的。如果有這種邏輯的話,它大概存在于人類的語言實踐和思維實踐中,并且與人類所面對的外部世界也有某種關聯。于是,‘作為理論形態的邏輯’,就是對這種邏輯的描寫、刻畫或重構;它們是一種‘發現’而不是‘發明’;發現就含有描述性成分,就有真假對錯之分……,由此引出一連串復雜的哲學問題。當我說‘邏輯是可修的’時候,我不是指客觀形態的邏輯,這種邏輯是‘存在’那里、‘擺’在那里的東西,無法修正;至于它究竟是什么樣子,則見仁見智,難以獲得統一的見解。可以修正的只能是‘作為理論形態的邏輯’,即邏輯學家所構造的、并獲得公認的邏輯學說和邏輯系統”。〔10〕不同民族的思維方式就是存在于不同民族語言實踐和思維實踐中,并在他們認識世界、表達和交流思想等與外部世界發生一切關系時具有密切關聯、起重要作用的一種實際的思維現象,可視為該民族“作為研究對象的”邏輯。以邏輯學視角,用邏輯學理論,研究不同民族思維方式,掌握其認識世界、交流思想的基本規律,分析其形成的歷史文化背景,總結在有效交際過程中的主導推理形式,并與邏輯一般規律以及各民族傳統思維方式進行比較等等,都可謂是邏輯學今后在邏輯與文化的互動視域下值得研究的新領域,也是解決邏輯脫離人們思維實際的有效途徑之一,同時能夠充分發揮邏輯科學在不同民族思維實踐中的重要作用,體現其應用價值。

(二)有利于中國邏輯史的研究,豐富中國古代邏輯思想

西方邏輯傳入中國之后,中國有識之士大量介紹、學習西方邏輯的同時,圍繞“中國古代有沒有邏輯?”、“邏輯在中國歷史上的狀況應當如何認識與評價?”的問題開始了中國邏輯史的研究。經過一個世紀以來幾代學者的辛勤勞動和不懈努力,中國邏輯史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對中國邏輯史的研究對象形成共識,研究方法進一步科學化,研究成果可謂是洋洋大觀。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邏輯思想是邏輯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中國古代有豐富的邏輯思想,其中由于中國古代的歷史發展本身就是一個不同民族不斷融合的過程,其歷史的發展演變中當然也包括了不同民族的歷史文化的持續融合過程。因此,研究中國古代的邏輯思想,理應包括在不同歷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民族的邏輯思想。不同民族的思維方式不能說是不同的邏輯,但它是邏輯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在不同民族群體的思維實踐中占居主導地位并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們應該通過學習、研究不同民族思維方式來探究其規律性的因素,通過比較研究,豐富中國的古代邏輯思想。比如,蒙古族是我國具有悠久歷史的少數民族之一,長期以來在以蒙古高原為中心的北方遼闊草原為依靠游牧經濟生息繁衍,創造了有別于中原農業文明的草原文化,形成了獨有特色的蒙古族思維方式。蒙古人的為人處事方式與漢族人有別樣的一面。那么這是為什么?這種特征是怎么形成的?這些問題要從古代蒙古族的歷史文化背景著手,進行全方位、系統的研究,并與漢族古代邏輯思想進行比較,分析與漢族及其它民族思維方式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等。邏輯與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互動關系。張東蓀先生進行了邏輯與語言結合的研究,提出了自己關于邏輯與文化之間關系的觀點,有人稱之為“文化主義邏輯觀”。他認為:“邏輯是由文化所需要而逼迫出來的,跟著哲學思想走,是文化的產物,由于不同國家、民族的文化不同,因此邏輯就不同,不存在先驗的、普遍的邏輯,沒有唯一的邏輯,而只有在各種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不同邏輯”。〔11〕崔清田教授則在中西邏輯比較研究中充分闡明了邏輯與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他指出:“邏輯與文化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客觀聯系。這種聯系是由文化的整體性,以及包括邏輯思維在內的思維方式在構成文化整體的諸要素中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邏輯與文化的關系既表現為文化的整體特征和需求對邏輯的制約,也表現為邏輯對文化發展的影響。文化對邏輯的制約,決定了由特定歷史階段的特定文化所孕育出的不同邏輯傳統,既有共同性的一面,又有特殊的一面”。〔1〕156鞠實兒教授在《邏輯學的問題與未來》一文中指出,在某一文明內部,由不同的人群所創造的不同或具有顯著差異的物質和精神產品構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可以具有不同的邏輯。〔12〕眾所周知,中國邏輯學界“大邏輯觀”與“小邏輯觀”之爭可以說至今還沒有徹底結束。我們雖然沒有將大邏輯觀擴大化,持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邏輯,或者不同民族的思維方式就是不同的邏輯的觀點。但是,從中國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出發,將不同民族的思維方式或不同文化群體的說理方式作為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組成部分進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布留爾將原始人的思維稱作為“原邏輯”,并指出:它(指原始人的思維)不是反邏輯的,也不是非邏輯的。〔13〕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或一個文化群體的說理方式可以說是前邏輯或原邏輯,它體現著一個文化群體在認識客觀事物、表達思想、論證觀點等方面的規律、規則、程序、步驟、手段等共同的思維特點和思維趨向。將不同民族的思維方式或不同文化群體的說理方式納入到中國邏輯史研究范疇,能夠豐富中國古代邏輯思想,體現我國多民族的文化、思維相互影響、交融一體的特點,對中國邏輯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有利于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當今社會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信息傳播方式不斷進步,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日趨頻繁。不同民族文化從表面上看,有很多顯現的、可感知的差異,而其最本質的差異潛在于一種文化的深層次。這里包括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積淀的文化理念。這種理念在不同民族政治、經濟、歷史、文學、藝術、道德、宗教、風俗、語言文字等諸多領域起作用并處處得到體現。一個民族或一種文化群體的思維方式以及說理方式貫穿于該文化體系中,有學者稱之為文化的“本”和“紐帶”,認為在思維方式的作用下各種具體文化形態和形式聯結成為一個有機整體。不同文化群體之間或不同說理方式的人群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可以視為一種跨文化的論證。評價一個論證的好壞,有很多不同的標準。從非形式邏輯標準分析,其要素———“論證者”與“目標聽眾”至關重要。所謂論證者“就是指提出論證的人”。所謂目標聽眾“即是指論證者試圖說服的聽眾”。〔14〕面對不同民族文化群體之間或不同說理方式的人群之間的跨文化互動,不僅要考慮論證形式的共性,更要考慮涉及論證者和目標聽眾的文化差異性。和諧社會需要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和諧社會是通過社會主體———人的行為得以實現的,只有人人保持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社會才能夠和諧發展。每個人的行為都受其思維方式的制約,是思維方式的具體表現,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也是如此。在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交流、交往過程中,能夠多一些和諧、少一些沖突,其重要的前提之一就是對彼此思維方式的全面、正確了解。因此,對不同民族的思維方式進行認真研究,正確認識、全面了解不同民族文化各層面的具體狀態及其歷史演變,把握其文化的特質思維方式背后深層次的因素,是社會和諧發展的時代需要。鞠實兒教授曾提出“廣義論證”〔15〕概念,擴大了邏輯家族成員,在廣義論證的框架內考察不同文化群體的說理方式以及具有不同說理方式的人群之間的交流方式,將不同文化群體的說理方式納入到邏輯家族。廣義論證不僅考慮到論證中的語境變量,而且還將文化作為變量引入邏輯學的研究領域;強調博弈參與者的文化隸屬關系對論證活動的作用,從而允許我們在廣義論證的框架內考察不同文化群體的說理方式,以及具有不同說理方式的人群之間的交流方式。由于參與者的社會文化隸屬關系對論證的實施方式和論證結果的可接受性有直接的制約作用,事實上,如果博弈者使用的規則不被他們所屬的文化群體認可,博弈的結果將不會被相應的群體所接受,所以也就沒有規范性。這一理論的提出對于邏輯學發展和不同民族文化交流與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只有在這樣理論指導和“文明平等原則”〔12〕下,不同民族之間才能夠順利有效地交流,也只有這樣的原則下,不同民族文化才能平等、協調發展。

二、民族思維方式的研究方法

任何一門科學或學科不容忽視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科學的研究方法是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民族思維方式的研究,要借鑒中國邏輯史研究的成功經驗,采取比較研究方法和歷史分析與文化詮釋的方法。

(一)比較研究方法

比較研究方法是諸多學科普遍運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學科運用比較研究方法之后,在該學科研究領域出現過新的分支或研究方向。例如,比較文學、比較邏輯等。民族思維方式的研究,也離不開比較研究方法。因為,只有在比較中才能夠更好地體現不同民族思維方式的本質特征和一般規律。采用比較方法,必須堅持科學、客觀的原則,不能盲目比附或強行比較。要明確比較目的、對象,要通過不同民族思維方式所形成的歷史文化背景、主要特征的比較,總結出他們的共性和個性,全面、客觀地分析他們的異同特征形成的原因,掌握發展規律,分析發展趨勢,指導不同民族群體和個體之間的交流。

(二)歷史分析與文化詮釋方法

歷史分析與文化詮釋方法是中國邏輯史研究的一種成功的研究方法。即把中國古代邏輯史放在它產生和發展的具體歷史環境和文化環境中,將中國古代邏輯思想作為先秦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與當時的哲學、倫理學、政治學、語言學和科學技術等方面的思想以及文化發展的基本特征結合起來進行全面的分析、考察,從而得出全面、確切的結論。歷史分析與文化詮釋方法不僅糾正了過去中國邏輯史研究“據西釋中”、“簡單比附”方法的缺陷和不足,為中國邏輯史研究開辟新的思路,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而且對很多學科的研究都具有方法論意義。民族思維方式研究必須正確采用歷史分析與文化詮釋方法,把不同民族思維方式放在其產生和發展的該民族的特定歷史背景和文化環境中,進行全面考察、認真分析、高度概括、科學歸納,得出切合實際的結論。

三、小結

第3篇：博弈邏輯學范文

一、邏輯哲學和哲學邏輯、語言哲學之間的關系是什么? 二、怎樣理解邏輯的擴展?邏輯依然被定格為傳統的推理理論嗎?

許多哲學家和邏輯學家發現給出一個適合于當代邏輯現狀的定義并不容易,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當代邏輯具有很強的多元性和異質性。的確,在羅素談及邏輯是哲學的本質時,他所指的“邏輯”還是一種單一的邏輯。而當代哲學家在談論邏輯時一般指的是能夠系統地表述語言的形式推理結構的特定方面的邏輯,特別指的是經典邏輯之后的各種替代邏輯系統,或者超經典邏輯(extraclassicallogic),如廣義模態邏輯和各種反經典邏輯(anticlassicallog-ic),如自由邏輯、相干邏輯、多值邏輯、非單調性邏輯、概率邏輯、條件句邏輯、內涵邏輯、模糊邏輯、省缺信息邏輯、偏好邏輯、描述邏輯等。怎樣理解邏輯的擴展和增生?其實這個問題除了有學科自身內部發展的原因之外,還可以從邏輯與科學關系的角度加以分析。從科學與邏輯的關系看,科學中的證據和假設之間的關系是科學進步的基礎,這種關系涉及邏輯前提和結論之間聯系,而這正是邏輯的核心概念。在這種核心意義上,邏輯是正確推理的研究。它是證據和假設、理由和信念或者前提和結論的形式結構和非形式關系的研究。是一種推定式(單調)和非推定式(非單調或擴展)的推理研究,或者人們通常也稱之為蘊涵和歸納。特別是,邏輯涉及被詳加設計,以展示這種蘊涵和歸納的形式系統。更一般地說,它是一種證據、證明、蘊涵、支持、證實、確證或者證偽一結論的條件的研究。有這樣一個與科學相聯系的背景,我們也就不難理解20世紀的邏輯不僅包括形式蘊涵理論,而且包括非形式邏輯、概率理論,確證理論、決策論、博弈論、可計算性和認知模型。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邏輯的研究不僅從諸如哲學和數學這些傳統學科,而且也從諸如計算機和經濟學眾多其他學科受益匪淺。反過來,邏輯開辟了關于數學推理研究的新的可能性,因而促進了諸如集合論和范疇理論等與數學基礎研究相關的新的邏輯研究分支的發展。同樣,20世紀許多哲學分支如形而上學、認識論、數學哲學、科學哲學、語言哲學和形式語義學的發展與邏輯學的發展相向而行,相互滲透,相互影響。這些進步已經導致邏輯范圍進一步地拓寬,對邏輯的應用和范圍的更深入的理解。與邏輯系統的擴張相適應,邏輯的論題也由傳統的推理理論、悖論、謬誤和定義的研究擴展到廣義模態家族概念分析、概率、概率自然語言模型、精確概率推理、博弈分析、語義解釋、意向性結構、動態性、不確定推理、因果性論證、信息更新、信念修正、邏輯編程、因特網智能體、學習推理、甚至交往互動、認知表征、語言翻譯等方面的研究。可以說邏輯的觸角已經滲透到人類理性過程的各個方面,邏輯也由哲學和數學擴展到諸如語言學、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認知科學甚至經濟學等領域。新舊論題在這種新配置之下重新組合(如真性模態邏輯和時態邏輯、認知邏輯和道義邏輯的組合,相干邏輯和直覺主義邏輯的組合)產生出各種組合邏輯。在這種背景下邏輯事實上已經從關于正確推理這一單一主題的研究擴展到包括推理、(語言)分析和計算這三大主題。分析傳統上就屬于邏輯的范疇。邏輯必然要涉及語言分析,尤其是語言中的語義分析。語義分析既是邏輯應用的必要條件也是邏輯研究的內容之一。現代邏輯賦予分析以更為重要的地位,并且日漸成為邏輯學家實踐活動的主要部分。例如,哲學邏輯中的各個分支的主要問題來源是語言的分析。特別是像蒙太格形式語義學或者內涵邏輯,以及各種基于語言的邏輯分析的廣義語言邏輯的整個發展,只有在語言分析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清楚而準確的理解。在這些分支中語義分析往往處在問題的核心的位置。更進一步地說,邏輯與演繹、分析、演算和計算乃至自動化(automation)的概念有密切的聯系。亞里士多德是第一個將推理作為演算來處理的并取得成功的邏輯學家。在當代繼演算的代數處理和符號算法的發展之后,演算已經變成了一種普遍的工具,以至于人們期待最終的自動邏輯推理將像演算一樣被廣泛的應用。這就把我們帶入到邏輯、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和認知科學相互交匯的廣闊領域。當代邏輯的主要靈感也來自于這些領域。最后,這也是萊布尼茨普遍演算邏輯理想的一種現代擴展。

三、邏輯語言、心智和形而上學的在先性問題

第4篇：博弈邏輯學范文

實事求是地說，從表面解讀藺相如“大智大勇、威武不屈、不畏”的人物形象，其教育價值遠遠低于認識他的冒險主義傾向及引導學生怎樣看清這一面。前一解讀是當前語文界的主流認識，這也充分顯示出語文課程改革到底應該改什么。

筆者現對《廉頗藺相如列傳》另類教學思考作如下歸納。

一、由“充足理由律”判斷藺相如請纓赴秦的承諾是虛假的

藺相如的問題在于他出使前信誓旦旦的承諾是一個虛假的承諾，是夸海口。他說：“王必無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

在邏輯學中有一律——“充足理由律”。其基本內涵是在提出某種見解、主張或解決問題的辦法時，應該提出充足的理由予以闡述、論證。應該對情況有基本的分析，有應對的預案。但藺相如沒有，只有一個承諾。大家想一想，“奉璧往使”，自身在秦猶如羊在虎穴，面對秦人可能使詐的風險，藺相如沒有充分的條件保證“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顯然，這個承諾是虛假的。盡管事實上他做到了“完璧歸趙”，但那純屬偶然，是秦王大意造成的，或者是秦王從本心上并非有詐璧之意。否則，秦人一心要詐璧，嚴密封鎖其下榻的驛館，監視其一切異動，秘密盯梢其使團成員的出入，中途劫殺懷璧的隨從，他的計劃不就全部落空了嗎？把承諾建立在許多不確定因素之上，是完全違背“充足理由律”的。

二、由“矛盾律”判斷藺相如“完璧歸趙”的行為本身就是錯誤的

運用邏輯學中的“矛盾律”可以很輕松地發現藺相如“完璧歸趙”的行為罔顧趙國的安危，前后不一，背離了出使前確立的外交原則。

本來，藺相如在赴秦前，他給趙王分析形勢時說得很好，在秦強趙弱的背景下，為趙國安全計，當秦國提出以城易璧的請求時，即便秦國詐璧，趙國也應該“寧許以負秦曲”。作為弱國外交，它要用一切手段為自己創造和緩的生存環境，爭取時間，尋求發展，等待變化。因此，寧可舍掉這塊璧，讓秦國背負以城詐璧的理屈責任，自己也絕不主動挑事，給秦人以口實。

但事實上，藺相如在秦國卻違背了赴秦前與趙王定下的原則。當秦國還沒有暴露出詐璧事實的時候，他先發制人，趁秦王“齋五日”之機暗地派人送璧回趙國。這就授柄于秦，歸直于秦，把主動權完全奉送給秦國。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在秦強趙弱的形勢下，藺相如“完璧歸趙”的小伎倆實際上有引火燒身的危險，為趙國埋下禍端。

根據邏輯學“矛盾律”分析，在同一思維過程中，兩個相互否定的思想不能同為真，必有一假。因此，“矛盾律”要求人們在進行決策和執行決策時，一般情況下要相對穩定、連貫、一致，不能翻手為云，覆手為雨，變幻不定，出爾反爾。

“寧許以負秦曲”的原則同以無禮的方式冒犯秦王而實現“完璧歸趙”的行為是矛盾的。實際上藺相如既騙了秦王，又騙了趙王。

三、根據“選言判斷”為秦王設計正確的選擇

邏輯原理有所謂“選言判斷”之說。稍有邏輯常識的人都知道，“選言判斷”就是斷定幾種可能的情況至少有一種存在。比方說，教學方式或者是老師講解，或者是學生分組討論，或者是老師出題讓學生做練習；作為一名教師，在具體的課堂上，面對這些方式必然會從中選擇一種。

筆者認為，根據“選言判斷”規律啟示，應該想到有關事情有幾種可能的情況，然后從中選擇自己認為最為合適的去爭取。藺相如作為特使對秦趙之間的璧城交易方案應該有這樣幾種可能的清晰預測：或秦國真的以十五城易璧，或秦國以十五城詐璧，或趙國設法說服秦國停止這個活動，或趙國提出新的操作方式（比如以谷物作交換），或以送禮的方式以圖與秦國建立友好關系。藺相如的“完璧歸趙”并不在其列，它是不該發生的事。關于這一點在前邊的邏輯判斷中已經論述了。

懂得“選言判斷”的思維規律，從實踐的角度能提出幾種可能的情況還不夠，最后的關鍵問題是“選”。要把“選言判斷”的邏輯思維規律以文本為例子作分析，轉化為語文所承擔的人文性教育——讓學生獲取生存智慧。所謂“選”的過程，就是嘗試性解決問題的過程，需要辨別所提出的幾種情況哪些是真的、可選的。

因此，要對想到的可能情況作排除與選擇：“秦國真的以十五城易璧”，這是不可能的，秦不僅損失十五城，而且在政治上失民心；“秦國以十五城詐璧”，這也不可能，堂堂秦國為一塊璧而做行騙之事，有失體統，見笑于天下，不值得。那么，秦國到底有何居心呢？很可能是具有虎狼之心的秦國對趙國放出的外交風球，看趙國人的態度。從趙國來講，在秦強趙弱的背景下，既不能得罪秦國，也不能示弱，因此“以送禮的形式結交秦國”也不可取。這樣只剩兩種情況可作為外交博弈中的策略手段回應秦國，或說服秦王罷易璧之議，或由趙再提出可以操作的交易方式（比如說以璧易谷），這都是雙惠共贏的結局，但卻很有禮貌地讓秦國作最終的選擇。

當然，實現“罷易璧”或“以璧易谷”都得有當年燭之武說秦伯的智慧和誠懇態度，這樣的外交大使應該站在秦國的立場上，以利害關系游說秦王。

四、根據“假言判斷”構建“反事實假設思維法”，從正反看“完璧歸趙”

用邏輯思維種好“語文田”，但要避免邏輯學術語充斥其間，尤其注意以邏輯學原理為根據啟發學生的文學想象力，去評斷“完璧歸趙”可能存在的風險，去評斷藺相如應采取的正確做法，在“否定”與“應該”的比較中去認識“完璧歸趙”的失誤。

我們知道邏輯學中的“假言判斷”就是斷定某事物某情況的存在是另一種情況存在的條件。這是一種條件判斷。比如說，我們只有團結對敵，才能取得勝利。這就是說，我們內部的“團結”是“戰勝”外敵的條件。

據此，筆者就評判已經發生的事件提出了一種方法，那就是按照與原事件關鍵因素相反的運作方向去設定條件，作文學性虛構想象，去分析可能發生的情況。把這種可能發生的情況與原事件本身進行比較，就可以對原事件進行評判，可把此種判斷方法命名為“反事實假設思維法”。

此種方法，用一個公式概括的話，那就是：“假如……不……，而是……，那么就……”杜牧有詩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假如老天爺不給周瑜方便，偏偏不刮東風而刮西風，那么，失敗的就是周瑜。孫策之妻大喬、周瑜之妻小喬，這兩位東吳美女就會被曹操深鎖銅雀臺。

當明白什么是“反事實假設思維法”之后，就可以對“完璧歸趙”作反事實假設想象。在藺相如“完璧歸趙”的原事件中，秦王于大庭廣眾之前，“齋五日”“設九賓禮于廷”，準備接受璧的時候，藺相如卻早已把璧偷送回趙國。面對這尷尬的局面，秦王很冷靜，制止了群臣要懲罰藺相如的行動，“畢禮而歸之”。這就是原事實。那么，怎樣對已經成為事實的“完璧歸趙”做“反事實假設思維”呢？這就要對秦王“畢禮而歸之”的冷處理做反向思考。很顯然，學生就會作出明確的回答——“盛怒之下的秦王會殺了藺相如，以趙國騙人為理由，發兵邯鄲，要求賠償”。也許，還有更理性的學生提出——“也可以先不發兵，扣押藺相如，同時派使臣作嚴正交涉，責備趙王，要求賠償”。不管是外交交涉，還是大兵壓境，秦強趙弱，這些被動局面都是藺相如的“完璧歸趙”可能惹出的禍。置趙國于危機之中，存一璧又有何用呢？

當然，可能有學生不服氣這種假設性否定評判。因為事實上，藺相如做到了“完璧歸趙”。對此，我們還以“反事實假設思維法”去想象藺相如應該怎樣做，才能既保證趙國有尊嚴不失璧，同時又不會得罪秦國。如果想不出這樣可能的外交應對策略，是不足以服人的。

這時需作這樣的思索：與“奉璧往使”相反的做法是什么？與一心想著“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相反的做法是什么？

可以預料，學生能很輕松地想到“不奉璧”，也就是“空手單車西入秦”。而這樣做的結果，至少是沒有“歸趙”與“不歸趙”的問題了，也不會發生騙秦王的事情了，因為璧留在趙國了。

但是，學生不能想象“空手單車西入秦”怎樣能和諧地與秦王打交道。在教學中，我們不能指望所有問題學生都會回答。學生不會的問題，應該由老師來教。

既然反其道而行之，那就要徹底。不僅不是“奉璧往使”，而且要讓秦王主動打消“以城易璧”的念頭。當然，應該從根本上拋棄“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這樣的想法。

為此，藺相如應該仿效燭之武說秦伯，站在秦國的立場上，說明這其中的利害關系。

藺相如見秦王，首先說：“璧乃一物爾，十五城則非十五城，乃十五城民之所居也。若以十五城易璧，則必招民之厚怨也，大王恐陷重物輕民之不義也。秦，強國也，珍寶盡有之，豈能為一璧之故而棄十五城之民于不顧也。且臣素知大王誠信也，得璧而不予城，因一璧而見笑于天下必不為也。故為大王計，當罷以城易璧之議也。”

如果秦王說甚愛璧，堅持其意怎么辦呢？藺相如應該有預案，當面提出新的建議——“大王誠愛璧，趙國缺谷，趙王恤民之饑也，且不欲大王陷于民怨，愿以璧易谷。大王可予趙谷十五萬石，秦之民無惡言，趙之民有豐食，雙利也。若大王愿以谷易璧，臣愿質于秦，且秦強趙弱，豈敢逆大王之歡也。谷至趙，趙必奉璧。唯大王與群臣孰計議之”。

前者諫秦王罷以城易璧，后者思以谷易璧。從而把球又踢給了秦王，要么罷“以城易璧”，要么“以谷易璧”。總之，這都是雙方可以接受的，自然沒有風險。

最后，給學生留下三道作文題，讓學生以寫作的形式鞏固、拓展本課所講的內容，題目分別是：

1.故事新編：藺相如巧說秦王罷易璧

第5篇：博弈邏輯學范文

關鍵詞：博弈論 大學英語 教學互動 文化導入

根據大學外語教學改革的要求，民辦高校英語教學要符合民辦高校自身的特色，以面向社會滿足市場需求，培養高端技能性人才，跟上全球化的步伐為目標。要讓學生學有所得，學有所用。但在我們重視各式英語教學方法的研究以達到使用目的的同時，不能忽視英語教學中文化內容的導入。否則會導致學生既無法像在傳統教學方法中那樣學習掌握牢固的語法結構知識，又無法充分吸收語言的文化內容，不能真正地認識英美文化的本質，最終難以達到語言實際運用能力提高的目的，因此從博弈論的思維和策略分析方式研究目前民辦高校英語教學中的文化導入內容具有現實意義。

1.淺談博弈論

博弈論是由美國數學家摩根斯頓和范紐曼在二十世紀初創立的，約翰？納什等人對其進行了進一步的完善。博弈論是專門研究眾多理性個體間的相互沖突、相互合作的一種理論，這一理論不僅有著非常強大的詮釋理論的能力，而且有著跨學科的生命力。博弈論在各個領域都得到了滲透和擴張，語言博弈論就是該理論在語言文字領域的發展所產生的。哲學家、邏輯學家辛提卡在二十世紀90年代提出了“語言博弈”，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語言學博弈論。“語言博弈”的提出引發了眾多學者從博弈論的角度出發來探索英語教學以及課程設置上的一些問題。

2.博弈論與大學英語教學活動中的文化導入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要學會重視英語教學中文化內容的擴充。而在文化導入的過程中如果善用博弈游戲規則，依靠理性的思維和雙贏的策略在均衡中求發展，就是提升語言運用能力的捷徑。博弈是一種日常現象，適用于生活學習中的各個領域，也可用于民辦高校大學英語教學。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和學生就是博弈的主要參與人，文化導入的過程是師生之間的互動博弈過程。

3.大學英語教學中的文化缺失

3.1跨文化教學內容上的欠缺

許多學生通過之前的英語學習能夠背出或者說出簡單的英語交際用語，卻不能在實際語言環境中使用，這實際上是因為缺乏跨文化交際的內容或者沒有語境意識。很多情況下民辦高校大學生只能生搬硬套，無法進行有效的語言交流溝通。目前的大學生對于英語國家的人日常交流的普及性文化知識所知甚少，知識面比較窄，民辦高校的大學生更是如此。

3.2文化教學內容缺失原因淺析

有些教育者認為民辦高校大學英語教學改革要以實用為準則，課堂上就應只教授專業英語中的專業詞匯，專業文章，而且認為這些跟文化、文學等毫無關系，因此民辦高校大學英語教學課堂上應舍去文化類不必要的知識。通常在實際教學過程中，部分教師也沒有意識到培養學生文化意識的重要性，他們認為自己的教學目的是讓學生識記專業詞匯，翻譯專業篇章，完成教學任務，在教學中只涉及專業、行業知識，而不會涉及文化方面的內容。這種教學方式影響到了學生，使學生在平時的學習中忽略文化差異，造成了學生文化意識的淡薄。

4.文化導入在策略上的優勢

博弈是以游戲的方式在規則中探求利益。英語學習需激發好奇心， 如能在教學過程以博弈游戲的緊張感和幽默性的方式進行語言文化內容的導入，教師和學生的所得收益將頗豐。

4.1文化導入活動中所存在的師生之間合作博弈

博弈論又譯為對策論，就是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教師和學生作為博弈主體，在文化導入過程中形成雙向互動博弈。民辦高校教師要想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必須積極通過教材和各種渠道充分挖掘文化信息，充分備課，同時提高自身素質和文化修養，充分理解教學改革的本意，注重內涵，力求擺脫應試教育，真正提高教學質量。博弈中的另一主體學生作為理性參與人，在接收到積極文化內容的同時理性水平提高，文化素養提升，變被動為主動地參與教學和討論。教學過程隨著文化導入漸入合作型良性博弈狀態。

4.2文化導入方式

教師應把學生看作博弈主體而非被動學習者，通過分析學生的信息特征掌握學生學習過程中的文化缺失問題，通過擴大信息量，學生有意識地吸取和拓展相關信息。比如豐富教學的中英文化對比內容，使其熟識中國文化和英語國家文化異同，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在教學中，教師可以多追溯詞語起源，讓學生把詞匯具體形象化，同時也理解其實英語單詞不是單調的死記硬背。告訴學生單詞也有文化、有歷史、有故事，讓學生進一步了解西方國家的歷史，文化和。

博弈論的“游戲”性就是在假設條件和規范中主動思考獲取所得，如英語教學過程中的情境設置和角色扮演。教學中要為學生營造語言文化的交際氛圍。教師可以簡單地把英語的自我介紹作為引入，鼓勵學生自由發言，進入一個英語交流環境，以朋友的方式進行交流，學生沒有尷尬感也會很積極地投入，打破沉默，在自然的對話交流中學習，教師可在旁傾聽，稍作提示或修正。在這個過程中，學生會積極主動地參與課堂教學，了解和體驗跨文化差異，接觸不同社會文化背景，這就培養了他們的獨立性、創造性和團隊合作精神。

5. 結語

大學英語教學過程中要注重用積極的方式導入文化內容，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從博弈論中可透析教學智慧和策略。為了在探索中不斷發展，在傳授語言知識的同時讓學生通過類似博弈游戲這種較有趣的方式自然進入反復練習和操作的過程，并及時糾正錯誤，在語言學習和掌握過程中不斷完善提高。而這種把博弈論和文化導入同時引進到英語教學中的方法再民辦高校英語教學中尤為重要，而且起效。

參考文獻

[1] Nida，Eugene.A.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1

[2] 樓荷英 大學英語教師的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的關系――定性與定量分析研究[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5

[3] 束定芳 我看外語教學改革[J].國外外語教學，2001

[4] 許淵沖 文學與翻譯 [M].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第6篇：博弈邏輯學范文

［關 鍵 詞］ 教育口號；囚徒困境

［作者簡介］ 許建國，江蘇省江陰市教育局教科室主任，中學高級教師

“不要輸在起跑線上”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觀念，人們對此“集體無意識”，是因為其實際反映的是現實教育中一種新的囚徒困境。本文用博弈論的思想試圖從理論上尋求問題的解決辦法。

一、“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分析

“囚徒困境”是博弈論中的一個經典案例，1950年數學家塔克任斯坦福大學客座教授，在給一些心理學家做講演時，他用兩個囚犯的故事，將當時專家們正研究的一類博弈論問題，作了形象化的解釋。

“囚徒困境”說的是在一次嚴重的縱火案中，警察在現場抓到兩個犯罪嫌疑人。于是，警方把他們隔離囚禁起來，要求坦白交代。如果他們都坦白，每人將判刑5年；如果他們都不坦白，因證據不足，每人將只判刑1年；如果一個抵賴而另一個坦白并且愿意作證，那么抵賴者將判刑10年，而坦白者將得到寬大釋放，免于刑事處罰。在警察的政策規定下，甲、乙兩個囚徒都有兩個選擇：坦白或者不坦白。作為理性人，囚徒甲會考慮：如果我坦白，乙也坦白，我有5年刑期；乙不坦白，我則當場釋放。如果我不坦白，乙坦白，我有10年刑期；乙不坦白，我有1年刑期。權衡比較，可以得知：無論囚徒乙是否坦白，我坦白都是有利的。同樣的考慮也會發生在乙的身上，所以最終的結果是兩者都會坦白。

因此，所謂“囚徒困境”，實際是經濟學上的一種原理，說的是人際關系博弈的一種非常微妙的心理，既揭示了個體理性與群體理性之間的矛盾――如博弈雙方均選擇對自己收益最大、風險最小的策略，導致的是對大家都不利的結局，也揭示了個體理性本身的內在矛盾――從個體利益出發的行為最終也不一定能真正實現個體的最大利益，甚至會得到相當差的結果。

二、“不要輸在起跑線上”的囚徒困境分析

從博弈論視角分析，如果我們把人生發展的“賽跑”看做一場博弈，那么，正是由于與“輸贏”關系最為密切的多方主體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最終導致了“不要輸在起跑線上”成為一種新的“囚徒困境”。這種困境的成因，我以為主要有二：

1.學校之間的不均衡發展。

從表面上看，學校在“起跑線”問題上處在被選擇的位置，但現實中不難發現，學校之間無論從經濟、生源還是社會聲譽上都存在著利益最大化的博弈。一方面這與多年來缺乏全面、科學的評價標準，僅單純以升學率評價學校、教師和學生的評價機制有關；另一方面則與我國的教育資源配置現狀有關，歷史上的“重點學校”政策［1］，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優質教育資源向一部分學校集中，加上長期的累積效應，使城市與農村、重點學校與薄弱學校之間，在硬件設施、學校文化、教育質量、師資水平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失衡。近年來，隨著國家教育均衡發展政策的強力推進，這種現象有所緩和，但客觀上造成的歷史欠賬非短期能夠解決。在這樣的背景下，為鞏固和爭取好的“起跑線”，各校之間為利益展開博弈，一定程度上陷入“囚徒困境”，這也是中小學“減負”政策在學校層面遇到很大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2］

2.家長之間的“假想敵”幻覺。

作為利益博弈的重要主體，“望子（女）成龍（鳳）”的歷史傳統，現實中生存需要滿足的不確定性，導致廣大家長產生了諸多關于孩子未來發展的“假想敵”，從而有意無意地成為了“起跑線”、“囚徒困境”的推動者。

假設有學生家長甲和學生家長乙兩個，作為博弈的參與者，一般都有兩個選擇：（1）把人生看做長跑，正視發展的差異性，即使孩子在現實的如考上好學校等即時競爭中不一定占優勢，也不糾纏于所謂“起跑線”；（2）把人生看做短跑，為獲取現實的如考上好學校等功利目標的即時實現，不惜通過增加學生負擔、擇校等方式，選擇好的“起跑線”。從一次博弈的結果看，由于目標往往現實而功利，如考上好學校等，所以出現的四種情況是：

A.學生家長甲選擇（1），學生家長乙選擇（2），乙獲得更大的即時收益；

B.學生家長甲選擇（2），學生家長乙選擇（1），甲獲得更大的即時收益；

C.學生家長甲、乙同時選擇（1），會得到同樣的即時收益；

D.學生家長甲、乙都選擇（2），也會得到同樣的即時收益。

在這種博弈情境中，學生家長甲會這樣考慮：如果我選擇（1），學生家長乙會不會選擇（1）呢？可以看出，無論學生家長乙是否選擇（1），學生家長甲只要選擇（2），他至少能與學生家長乙保持同樣的收益，并且還有勝出的可能。考慮到這一點，學生家長甲肯定不會選擇（1）。同樣，學生家長乙也有類似的“理性”權衡過程。所以，在現實中學生家長甲和學生家長乙都不會選擇（1）。如此“假想敵”的幻覺，在博弈的“囚徒困境”中，“不要輸在起跑線上”的意識得到了不斷的強化。

市場經濟時代，教育這塊“大蛋糕”同樣吸引了各個集團的利益關注。20世紀80年代末期，“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現象，使“一切簡單得只剩下分數時，分數便成了一切”成為一種不可思議的現實。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有關培訓機構及時把握商機，“不要輸在起跑線上”這個激勵考生的、直白而形象的口號便被推出并迅速流傳開來，［3］隨之而來的自然是有關培訓機構的滾滾利潤。即便到了社會發展的今天，社會包括家長對教育的理解有了更大層次的提升，但患得患失、寧可信其有的“囚徒困境”心理依然支撐著這一觀念的“可持續”發展。

其實，如果我們把“不要輸在起跑線上”進行一下概念剖析，不難發現其本身就是一個經不起推敲的偽命題。“不要輸在起跑線上”包含的核心概念有這樣幾個：“輸贏”問題關系到教育的目標；“賽跑”隱喻的是人生發展；“起跑線”代表的是起點的重要性；至于“誰在賽跑、誰在組織和參與了賽跑”蘊含的是參與主體，筆者以為主要是被動的孩子、無奈的家長、不健全的社會評價以及無比積極的市場。從理論上看，兒童發展確實有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大教育家本杰明?布魯姆有相近的論述，皮亞杰也有兒童思維發展的階段論，馬卡連柯更明確指出：“教育的基礎主要在5歲以前打下。”［4］但即便如此，哲學上所說的關于度的把握原則、人生發展目標的多元化選擇、現實中關于“起跑線”問題諸多鮮活的正反案例，均能充分說明重視起跑線的重要性，但不能夸大到絕不能“輸在起跑線”。而從“起跑線”的隱喻看，按照基本常識，起跑線對短跑可能非常重要，但對長跑、馬拉松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以此推論，人的發展究竟是短跑還是長跑呢？顯然是后者。可見，“不要輸在起跑線上”這個命題大前提錯誤，按照邏輯學的三段論，自然難以推出結論的正確性。

三、走出“不要輸在起跑線上”

“囚徒困境”的實踐建議

1.利用強化的力量，改變教育的博弈結構。

按照博弈論觀點，“囚徒困境”的出現一般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重復博弈的結果。當一次選擇的結果得到正強化或負強化時，強化的性質往往決定成員個體的下次選擇，這就為誘導每位成員合理的個人選擇提供了機會和可能。國家在利用諸如“減負”、“規范辦學行為”、“推進素質教育”、“推進教育均衡發展”等政策消極迎戰的同時，要真正負起責任來，如果能運用其強大的權力工具和宣傳攻勢，在修訂的《義務教育法》、新出臺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執行上，在禁止學校收取擇校費和治理“占坑班”等的督查力度上，在社會核心價值觀（倡導“能力本位”）的引導上，打破原有的博弈規則，讓學生獲得更多的機會，也許多少可以緩解目前的兩難局面。

2.協調集體理性與個人理性，改變思維的不利模式。

“囚徒困境”利己主義的思維方式是：只要對我最有利，不管他人是否吃虧，群體是否受損。一個人理性困境的根本癥結在于當事人自認為這是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但實際的情況卻恰恰相反，這種排斥和漠視他人與群體利益的選擇正好使自己、他人和群體都吃了虧。利人才能利己。日本學者松義郎在《人際關系方程式》中提出，個體活動的方向要與群體的方向相一致，這樣個人的才能方能得以充分發揮，群體才能有更好的整體功能，否則個體很難達到自身工作的最佳效果，群體工作也要受到損失。在“起跑線”問題上，學生家長、學校和社會，任何一方，在大的教育體制無法改變的背景下，都要減少區域性的內耗，站在一個更廣闊、長遠的時空中來考慮問題，來決定自己的價值判斷，來影響自己的行為選擇，從而減輕困境中的痛苦。選早、選好起跑線真的那么一勞永逸嗎？未必！格賽爾的研究說明，心理發展的兩個因素中，成熟較學習更重要，強制性訓練和不當的過量學習之“性價比”很低，所獲成績和暫時性優勢在進一步的成熟過程中會很快消解掉，而生理、心理上的負面作用難以評估，對學習和事業，乃至對人生發展的影響更不可測。［5］

3.培養與形成社會合作，改變結局的兩敗俱傷。

“囚徒困境”的例子，說明兩個囚徒只有共同合作才是他們最佳的選擇，這樣的選擇會使他們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囚徒雙方的利益都會實現最大化。所以，合作才是他們擺脫困境的唯一出路。這也說明在追求集體利益時，合作是必要的，而且由此產生的結果可能是最優的，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人們不應該忽視合作的重要性，否則就極易陷入困境。現行制度下走出“起跑線”問題背后的無序競爭，必然需要進行合作式的博弈――大家都立足長遠、淡化“起跑線”選擇，都不為眼前利益而不惜增加學生的學業負擔。當然要實現這樣的合作，除了政府負起責任、思維方式更理性外，區域之間、校際之間實現教育的均衡發展才是根本。

參考文獻：

［1］袁振國.論中國教育政策的轉變[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137.

［2］朱鏡德,朱曉青.中小學學生減負與“囚徒困境博弈”論[J].教育科學,2002(8):11-13.

［3］連文星,連明.芻議“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謊言實質和蠱惑模式[J].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5):120-122.

［4］馮建軍.現代教育學基礎[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223-224.

第7篇：博弈邏輯學范文

論文關鍵詞 社會危害性 刑事違法性 罪刑法定

一、犯罪概念綜述

概念是人們對客觀事物認識成果的總結。犯罪概念是刑法學的基本范疇之一，在刑法理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犯罪概念是刑法學研究的基本范疇，若離開了這一基本范疇，其他問題就無法進行研究。然而，由于犯罪問題是一種十分復雜的社會現象，要想對形形的犯罪現象的內在本質及外部特征做出科學的概括，的確并非易事。“研究犯罪問題，即犯罪是什么的問題，首先要明確，站在什么立場，要解決什么問題？站在立法者的立場，要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中，框定社會成員的某些行為是犯罪，就要先于刑事法規，確定將被框定為犯罪的該類行為所具有的共同本質和特征，而所謂犯罪概念，就是對這類行為共同本質和特征的描述；而站在司法者和守法者的立場，要求有可操作的明確標準，來幫助其辨認某些行為是否已經構成犯罪，故所謂犯罪概念，必然不能排斥法律的規定，而僅做所謂本質性的空泛定義。”

我國關于犯罪概念的最基本特征，1997年新刑法實施以前，刑法理論學界一般認為是犯罪的實質特征，即“社會危害性”，如高銘暄等教授認為“行為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質的特征。”而1997年新刑法修訂以后，隨著罪行法定原則的確立，有學者認為，社會危害性離開了刑事違法性就不能成犯罪的特征，社會危害性至多是一個理論刑法學的概念，故應從刑法解釋學中將社會危害性逐出或消解，將刑事違法性作為犯罪的唯一特征。針對這種由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的現象，趙秉志等學者提出了“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之間是一種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片面強凋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的對立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同時，也有許多學者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觀點，如有學者直接提出了“新的具有雙重結構的中國刑法理淪的犯罪概念應當由‘立法概念’與‘司法概念’組成，就是把犯罪慨念分為說明尚未在法律上規定為犯罪但是應當在法律上規定為犯罪的行為的‘立法概念’和說明已經在法律上規定為犯罪行為的司法概念’，立法上的概念是指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應當由刑法規定為犯罪，適用刑罰予以處罰的行為。司法上的犯罪概念是指符合刑法規定的構成要件、應當適用刑罰予以處罰的行為。還有學者指出，犯罪不僅僅是一個刑法問題，而且是證據法和程序法的問題；犯罪不僅僅是一個事實問題，而且是一個法律問題。只有建立一個刑法、證據法、程序法統一的全方位的犯罪概念，才能為刑法提供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

筆者認為，這些新的觀點的提出，確實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對于以往片面強調“社會危害性”或“刑事違法性”的觀點來說，無疑具有較大的進步：筆者在此僅就在司法實踐中如何適用犯罪概念做一簡要論述。

二、犯罪概念在刑事司法上的認定

對于司法者認定犯罪的標準時，我同學者普遍認為只能以“刑事違法性”為唯一標準，如李海東在他的《刑法原理人門》就說到：社會危害性容易以其“犯罪本質”的外衣為突破非行法定原則提供一種貌似具有刑法色彩的理論依據，因而對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這一命題進行了嚴厲的批評。筆者認為這些害怕司法者以“社會危害性”而架空“刑事違法性”的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他害怕司法者以“社會危害性”這一具有模糊性的標準來隨意出人罪，導致司法擅斷，但是我們應當看到，在司法領域適用“社會危害性”標準是為了出罪而非入罪，是以該行為具有“刑事違法性”為前提條件的，具體操作如下：

首先，對于司法人員來說，判斷一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應先運用“刑事違法性”標準，即法律是否有明文規定為衡量標準。如果一個行為縱然有多么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但是刑法對此卻沒有做出明文規定為犯罪的情況下，也即實質合理性與形式合理性發生沖突的情況下，則遵循“罪刑法定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則不能認定該行為為犯罪行為，當然，如果這類行為頻繁發生，可以通過及時頒布單行刑事法律，并在適當時候納人刑事立法體系，使之罪刑法定，在實踐中，主要包括三種情形：

1.行為既具有社會危害性也具有刑事違法性。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危害性標準與刑事違法性標準之間沒有發生沖突，即把該行為認定為犯罪，既符合實質正義，也符合形式正義。

2.行為既不具有社會危害性也不具有刑事違法性，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根據社會危害性標準還是刑事違法性標準，都應該認定該行為不構成犯罪。

3.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但不具有刑事違法性。行為雖然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但由于刑法的滯后性和穩定性，刑法沒有對這類行為做出相應的規定。在現實生活中，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還是很多的，比如國家考試舞弊行為，非國有公司、企業工作人員的玩忽職守行為，國家工作人員的某些玩忽職守行為，等等。這些行為當然是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但由于刑法中沒有明文規定，因此，目前還不能把它們作為犯罪來處理，即使立法者認為有必要將其作為犯罪來處理，還必須通過立法程序，經過立法的1認可”，才能將其“轉化”為犯罪，否則仍然不是刑法上的“犯罪”行為。顯然，有人肯定會對這樣做的合理性提出質疑，但在現代法治社會中，這也是維護法律權威、防止司法擅斷、實規一般公正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其次，當一個行為完全符合刑事違法性標準時，也并不當然地認為其就構成犯罪。此時，還應當運用“社會危害性”標準予以矯正。糾其原因，是由“社會危害性”的內涵是隨著歷史和社會發展而不斷變化的，不是一成不變的，這種易變性在社會轉型時期表現地更為明顯。這種變化具體表現為：以前沒有社會危害性或具有較小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現在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Pl：以前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現在沒有或只有較小的社會危害性。但由于刑法本身的穩定性和規范性，它不可能及時地做出相應地凋整。“刑事違法性作為判斷罪與非罪的標準，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正確的，因為大多數具有刑事違法性的行為都是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然而，社會生活紛繁復雜，具有刑事違法性但不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在特定的情形下是完全可能存在的。所以在是具有“社會危害性”和是否具有“刑事違法性”之間就可能產生脫節的現象，在實踐中就可能存在“行為具有刑事違法性但不具有社會危害性。對此，學界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根據《刑法》第3條“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認為這種行為應嚴格按照法律定罪處罰，堅持“刑事違法性”標準；第二種觀點認為嚴格按照法律條文本身的規定對面臨這種沖突的行為論罪科刑，無疑是“合法”的，但卻可能違背基本事理和人之常情，與民眾的普遍期待和正義感情相脫節，這樣的“嚴格依法辦事”結果的合法性背后顯然缺乏正當性的支持，或者說雖然在表面上堅守了法律的權威性和穩定性的內在價值，卻在更大范圍內不適當地侵蝕了法律的外在的社會價值，削弱，損害了公眾對法規范的尊重和認同。

綜上所述：根據罪刑定原則，以“刑事違法性”作為判斷標準，但對于第四種情形，即行為具有刑事違法性但不具有社會危害性或較小社會危害性的行為下，則應以“社會危害性”標準將其出罪。

三、罪刑法定原則的功能——兼評我國《刑法》第3條

我國《刑法》第3條就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不得定罪處刑。”學者普遍把前者稱之為積極的罪刑法定原則，將后者稱之為消極的罪刑法定原則。在“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下，法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就不能“入罪”，在奉行“法律至上”的現代法治國家中，在這一點上似乎沒有什么爭議，但如果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的，是否就必須認定為犯罪呢？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從“罪刑法定”原則的歷史起源來看，罪刑法定主義是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刑法的罪刑擅斷中產生的，是資產階級用以反對封建國王利用刑法進行壓迫的利器；而罪刑法定主義在世界范圍內逐漸傳播，并最終成為普遍的刑法基本原則，正是源于它彰顯了保障市民社會不受國家權力過度干預的機能。罪刑法定主義的產生是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博弈的結果，是市民社會用以維護其安全的工具。

第8篇：博弈邏輯學范文

關鍵字：思維能力 思維障礙 發散思維 最近發展區

一直以來中學物理學科上課以教知識為主，每節課教師要按計劃完成既定的知識目標，每到考核教師時，通常也是以其學生掌握知識的多少和程度來評價的。這使得教師在學生的思維方法指導方面不重視，致使學生解決問題時思考的角度單一，思維不靈活，不能充分挖掘問題的潛在條件，不能把已知的條件和已掌握的知識重組，從而獲得解決問題的思路，總之，學生學習存在諸多思維障礙。

一、中學生常見思維障礙

1、思維定勢

例如圖1所示滑輪組，將480N的物體以0.3m/s的速度勻速提起，繩子自由端的拉力為200N（不計摩擦和繩重）。求：（1）滑輪組的機械效率；（2）若用該滑輪組將重600N的重物勻速提升2m時，拉力做的功。

解答：（1）動滑輪上繩子股數n=3，

η= = = =80%

（2）W′有用= G′h′=600N×2m=1200J

W拉= = =1500J

分析：學生錯解第二問是犯了思維定勢的錯誤，認為不同滑輪組的機械效率不同，而同一滑輪組的機械效率一定相同。事實上，在增加同一滑輪組提升的重物時，將增大有用功在總功中所占的比例，既增大機械效率。正確解法：由題意nF=G+G動，則G動=nF-G=3×200N-480N=120N，提起600N的物體時的拉力 =G+G動= =240N，拉力 做的功W拉= nh′=240N×3×2m=1440J。

2、解決問題時脫離實際

例如在一次考試中，有一名學生在計算熱機效率的問題時，由于中間過程計算錯誤，得出熱機的效率為80%，學生意識不到自己錯了，讓錯誤的答案留在試卷上，說明學生沒有考慮熱機的實際效率，熱機中蒸汽機的效率只有6%-15%，汽油機的效率為20%-30%，柴油機的效率為30%-45%，不可能達到80%，從而沒能發現自己的錯誤，不能及時糾正。

3、分散思維欠缺

例如八年級物理上學期經常考查的一個知識點，在探究凸透鏡成像規律時，依次把點亮的蠟燭、凸透鏡、光屏放在光具座上，但是無論如何移動光屏都找不到清晰的像，可能的原因是＿＿。答案是：蠟燭可能放在了等于一倍焦距的地方了，即當u=f時，不成像；也有可能就是放在小于一倍焦距的地方，即當u

二、 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

我們知道，教材沒有提供明確的思維訓練內容，沒有系統的思維訓練練習，也沒有安排思維訓練的課時。而中學階段是學生思維高速發展的階段，如果讓學生自由發展，不利于中學生更好更快的掌握學習方法、學習內容。教師有目的的加以指導和給予適當的訓練，會促進學生細維能力的發展。因此我建議從以下方面來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

（一） 在課堂上注重知識的同時，更要注意學生思維能力的培養。

學生的思維能力往往是在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得到培養和發展的。因此，首先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善于創設問題，啟迪思維，提出的問題要在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否則不能調動學生思維的積極性，只有使學生在他們已有的知識基礎上，對提出來的問題能進行創造性比較、分析、綜合，最后得到正確的結論，這樣的問題才能啟動思維，提高他們的思維能力。其次，要給學生留出充分的獨立思考和小組討論的時間，根據問題的難易和學生的思考、討論狀態控制時間，不能以教師的指導代替學生思考或小組討論，學生自己的努力思考、討論解決問題的過程就是獲得知識培養思維能力的過程。隨著學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不斷提高，學生的思維能力才能隨之得到發展。例如物理學科常用的思維方法有 ：1.理想模型法2.累積法3.臨界法4.特值法5.類比法 6.控制變量法 7.綜合分析法8.圖象分析法9.假設法等。掌握這些思維方法一方面促進學生思維能力的發展，另一方面加深了對學科知識的理解。

（二） 利用導學案，每天給學生留一個思維游戲。

思維的培養不一定非要在課堂上，也可以以"趣味題""試一試""你行嗎?"等的形式出現在導學案上，可以不出現在正文里，只占一個小角，甚至寫在頁腳的位置，第二天要給出正確的答案。思維游戲的選擇應注意幾個方面：1所選小游戲應具有趣味性和挑戰性；2、游戲內容應涵蓋邏輯學、心理學、概率論和博弈論等多方面的知識；3、游戲涉及的思維應包括發散思維、邏輯思維、創新思維、逆向思維、綜合分析思維等；4、游戲的難度應在學生的最近發展區。5、應集中在一段時間內進行一種思維的訓練，在學年內不同種類的思維訓練應循環進行。一個小游戲學生在享受樂趣進行挑戰的同時，思維就得到了鍛煉和發展。

第9篇：博弈邏輯學范文

關鍵詞：動態環境；合作競爭；邏輯分析

1、引言

隨著以信息技術為標志的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在生產生活中得到極其廣泛的應用，致使人類社會進入一個大數據和和云計算的復雜環境，企業組織面臨的競爭狀態呈現出復雜動態多變的特點，傳統的單一靜態的競爭環境已經一去不復返。研究表明，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組織面臨的競爭環境并非裸的處于你死我活的紅海狀態，而是處于一種“競爭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競爭”的合作競爭狀態，如何動態把這種競爭的特點，制定合理的競爭策略，成為企業組織克敵制勝的關鍵。理性分析，與傳統零和博弈的競爭相比，這種復雜動態多變的競爭環境背后有著深刻的邏輯淵源。本文擬結合當前復雜環境的時代背景，展開對企業組織動態競爭的邏輯分析，擬為企業管理者提供決策參考。

2、復雜環境下動態競爭的重要性

當前，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世界進入經濟一體化的全新發展時期，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得到深度發展，各國企業組織面臨國際和國內二個市場的競爭，整個競爭環境從深度到廣度已經完全非同往日，企業組織內部、競爭企業之間、外部競爭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彼此之間存在的相互關系錯綜復雜，既相互交織彼此聯系，又互相提防彼此競爭。正是源于這種情況，企業組織之間的競爭所涉及的內容與范圍將越來越寬，企業組織所承受的競爭壓力將越來越大，競爭對手與合作伙伴之間的界限也將變得越來越模糊。為了提升企業自身競爭優勢，使企業處于不敗之地，無論是管理者還是企業組織，都必須對當前這種復雜動態多變的競爭環境回國以理解和認識，并且必須有效學習應對這種復雜動態多變的競爭狀態的手段和策略。然而，正如“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一樣，盡管競爭規則在全球化競爭和全面技術革新面前被打破，但新的競爭規則也將得到誕生，完全不可預測的市場環境和越來越復雜的競爭態勢，在帶給企業組織危險的同時，也為企業組織提供了全新的競爭機遇與發展環境。只要合理掌握和運用各種應對手段，以動態的競爭思想應對動態變化的市場環境，企業組織完全可以在新的動態環境中獲得新生。

3、復雜環境下企業必須確立動態競爭戰略

隨著動態競爭環境的到來，企業組織必須摒棄傳統的靜止競爭思維，必須以動態競爭的心態去迎接全新的競爭態勢，這就要求企業組織必須進行傳統競爭的重構，對過去單一的成本領先、集中戰略、差異化戰略進行整合，構建動態競爭戰略。這種動態競爭戰略要么是建立在對競爭對手行為和反應的準確預測基礎上，要么是建立在對消費者需求滿足程度基礎上，要么是建立在對外部環境發生全新變化之后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傳統的那種單一的靜態的競爭戰略已經不適應當下的競爭環境，企業組織可以借鑒傳統競爭戰略的思想，但必須迎合當前的競爭環境來構建動態競爭戰略。可以說，企業競爭戰略永存或競爭戰略永遠有效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從邏輯上來分析，企業組織動態競爭戰略的形成與確立受到當前復雜動態多變環境下多方面作用力的綜合影響與作用，任何單一方面的影響因素很難對企業動態競爭戰略產生關鍵性的影響，只有動態把握和宏觀駕馭各種復雜多變才能綜合制定出符合時展的動態競爭策略，提升企業競爭優勢，促進企業組織可持續發展。結合企業的實際來分析，行業競爭中的領先者往往充分利用自身現有的資源與能力優勢，以竭盡全力去迎合外部競爭環境和競爭態勢，盡量打壓行業中的其他競爭對手，以保持及改進企業在行業中的現有競爭優勢。而行業中的競爭對手除了充分利用自身資源與能力優勢，還會結合其他競爭手段（如進行技術創新、造成行業壟斷、加強行業準入等），不斷拉近自己與行業領先者之間的距離，直至趕超領先者成為行業佼佼者，企業組織在資源與能力上的動態競爭主要體現為人、財、物、管理、技術、信息、經濟規模、生產速度、市場營銷、售后服務等不同方面，而且還體現在組織中的競爭優勢總是處于維持、改進、破壞、削弱、增強等動態循環中。正是各種不同力量的共同作用，使企業競爭戰略不斷發生沖突、碰撞，企業對動態競爭戰略的需求變得越來越迫切，不同企業組織現有競爭戰略的迅速失效，而新的競爭戰略的不斷產生，單一狀態下的競爭戰略生命周期越來越短，新老戰略的更替變得越來越頻繁。

4、復雜環境下動態競爭的內容

復雜環境下的動態競爭主要是指在當前全球經濟一體化狀態下，由于產業集中度相對較高，企業組織為了爭奪市場地位和行業話語權而產生的具有對抗性的各種競爭手段與競爭行為。與傳統市場競爭不同的是，在復雜環境下的市場競爭十分激烈，企業之間對資源與市場的爭奪出現的結果也是不確定的。復結合雜環境下的動態競爭來看，企業之間的競爭往往呈現一個企業戰勝另一個企業以后，完全或不完全占領并奪取其市場份額。盡管這種動態競爭狀態十分慘烈，但從長期來看，企業之間的競爭適應生態種群之間“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競爭規律，競爭的結果就是使優先種群得到進化和發展，落后種群必須適應新的環境才能生存。探究出現動態競爭結果的原因，主要在于動態競爭競爭環境呈現出如下特點：市場環境已相對穩定，市場規模已初步達到飽和，市場需求已經很難增長，組織之間只能圍繞既定的市場空間進行，在市場總體空間無法增加的情況下，某一市場份額的擴大其實是另一個市場份額縮小。由于企業利益直接來源于競爭行為與競爭結果，由此導致了企業之間的競爭更加熾熱，大多數的競爭直接針對競爭對手。在此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企業和員工深受這一競爭文化的影響，企業之間的競爭狀態更加復雜動態和多變，競爭變得更加不可琢磨。

結合現實與理論研究來看，復雜環境下企業組織動態競爭的行為與動態競爭效果主要取決于三個方面。（1）競爭企業是否是處于相同的行業。企業之間的競爭往往并不局限于規模與技術等因素相同或類似的兩個企業之間，主要是競爭企業是否處于相同行業或領域，處于相同行業或領域的企業才是產生競爭的根源。（2）競爭行為是否針對特定對手。競爭往往是針對特定的對手而展開，而復雜環境下的動態競爭企業之間的交互性很強，彼此之間間的競爭節奏也非常快，因為當前的競爭不再是單一的產品或服務之間有形競爭，而是關于質量和價值等無形競爭，競爭的不可琢磨性大大增加。（3）競爭效果與對手反應是決定動態競爭激烈程度的關鍵。研究表明，競爭對手對競爭戰略反應將對競爭效果產生直接影響。競爭戰略所帶來的復雜程度不僅與競爭策略本身有關，更與競爭對手、顧客和競爭環境的反應有關。如果競爭對手或市場不輕易接受競爭，競爭并不會由此產生，而競爭對手、競爭環境一旦接招，由此引發的競爭結果將是難以預料的。

5、結束語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時代的來臨，全球經濟在很大程度上進入融合發展的全新時代，企業組織之間面臨的競爭和市場都呈現出世界性特點，我國企業要想在全球競爭中獲勝和取得可持續發展，除了必須全面融入到世界經濟大潮流以外，還中必須迎合當前復雜動態多變的競爭環境，制定動態競爭戰略，不斷提升自己的資源與能力優勢。與許多大型跨國公司相比，迄今為止，我國很多產業發展不成熟，企業組織的規模與技術平臺有限，國際競爭意識淡薄，抵御全球競爭的能力相對較弱。隨著我國全面融入全球競爭，我國企業將長期處于與外國企業處于同一平臺進行競爭，如何在動態復雜多變的環境中，與技術、資金、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進行競爭，注定成為我國企業急待解決的現實問題。而解決好這個問題的唯一辦法是從心理和行動上迎頭趕上并適應當前動態競爭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