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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貧困化增長的理論分析
(一)貧困化增長的含義美國經濟學家薩爾瓦多的《國際經濟學》(第8版)現在已經被許多高校作為《國際經濟學》雙語課程的教材,在該書第七章———經濟增長與國際貿易中,說明了貧困化增長(Immiserizing Growth)出現的原因。貧困化增長也稱為“不幸的增長”,由經濟學家杰格迪什·巴格瓦蒂提出,主要是指即使福利效應自身可增加國家福利,貿易條件也有可能下降很多,以至于使國家福利出現凈下降。
(二)貧困化增長出現的主要原因根據巴格瓦蒂的觀點,出現貧困化增長現象的原因與貿易條件的惡化有直接的關系,因為技術進步帶來的經濟增長使得一國的出口在貿易條件不變下大大增加;如果該國是一個大國,那么出口的增加過大會導致貿易條件惡化;若這種出口商品的需求收入彈性非常低,則會導致該國的貿易條件進一步惡化;再加上該國對貿易的依賴程度很強,以至于貿易條件的惡化引起國家福利的減少,從而出現了出口越多越窮的奇特現象。(三)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化增長”國際經濟學理論中提到的貧困化增長問題,主要容易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就中國而言,改革開放以來,其對外貿易增長迅速。據統計,2005年中國的貿易總額達到1.4221萬億美元,是1980年的78.5倍,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然而,伴隨著不斷擴大的貿易規模,貿易條件呈現出不斷惡化的趨勢。據測算,與1995年相比,2004年貿易條件下降了近35%。國內有不少學者對中國貿易條件的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基本研究結論就是貿易條件呈現出總體惡化的趨勢,而貿易條件的惡化導致貧困化增長現象的產生。貧困化增長現象不僅出現在了中國的貿易領域,更有甚者,在中國的教育方面也越來越明顯。
二、《國際經濟學》雙語教學中的貧困化增長現象
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大學雙語教學試點,其規模逐漸擴大,涉獵的領域也越來越寬泛,但是隨著雙語教學的不斷成熟,其教學質量、教學效果并沒有與其規模成正比,相反教學質量正不自覺地陷入“貧困化”陷阱。
(一)雙語教學的“三多”現象
(面向貧困地區招生“專項計劃”第一批本科院校)
目前,我省面向貧困地區招生“專項計劃”第一批本科部分院校因生源不足尚有缺額。現予集中公布,公開征集志愿。
一、征集志愿時間:
7月14日13:30—15日9:00,逾期不予受理。
二、征集志愿條件:
面向貧困地區招生“專項計劃”第一批本科院校限貧困縣和省級貧困縣符合條件的考生填報,貧困縣和省級貧困縣詳見《填報志愿指南》“山西省2019年全國普通高校招生院校專業計劃說明”第2頁第11條)。
其中,國家專項計劃招生院校:文史522分,理工492分;省級地方專項計劃招生院校:文史522分,理工487分。
國家專項計劃:限中央確定的我省21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縣和15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具有當地連續三年以上戶籍和高中連續三年學籍并實際就讀的考生,且符合2019年山西省普通高校招生統一考試報名條件、父親或母親或法定監護人具有當地戶籍。
省級地方專項計劃:限我省22個省級貧困縣,具有當地連續三年以上戶籍和高中連續三年學籍并實際就讀的農村考生,且符合2019年山西省普通高校招生統一考試報名條件、父親或母親或法定監護人具有當地戶籍。
關鍵詞:區域性貧困;可持續競爭力;生態補償;環首都經濟圈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3)01-0066-06
為解決區域性貧困問題,各國通常會按照一定標準,劃定具體的貧困受援地區,以采取特殊幫扶政策,實現貧困人口的大規模、迅速脫貧。1986年,我國成立了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啟動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村扶貧開發計劃,特別是針對農村貧困人口分布區域集中的特征,將貧困人口比較集中的縣確定為國家級或省級貧困縣,由政府直接組織資源進行集中幫扶。其中,1986年我國將農民年人均純收入低于150元的258個縣確定為國家級貧困縣,1994年為實施“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又將國家級貧困縣的數量擴大為592個;2000年為助推《2001—2010年農村扶貧開發綱要》的實施,在總量不變的情況下,對國家級貧困縣的具體范圍再次進行大幅調整,并改稱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分布在21個省(區、市),覆蓋了當年約71%的絕對貧困人口和67%的低收入人口①。
根據《2011—202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的規劃,“到2020年要實現貧困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扭轉發展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這對于貧困縣的發展又提出了新挑戰和新要求。因此,如何推動貧困縣經濟跨越發展、科學發展,對于加快扶貧攻堅步伐,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具有突出的戰略意義。
一、貧困縣是河北省區域經濟發展的“洼地”
河北省共擁有40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區)和12個省級扶貧開發重點縣,大多是1984年和1992年確定的,除張家口市涿鹿縣趙家蓬區以外,其他51個國家級和省級貧困縣基本上分布于環首都貧困帶、太行山區貧困帶和黑龍港流域貧困帶三大貧困帶上。經過近三十年的扶貧開發,貧困縣各項經濟社會工作取得了長足進展,像涉縣、平山、寬城等貧困縣還通過跨越式發展,邁進了河北省縣域綜合實力排名前30強的行列。但是,從整體水平來看,貧困縣與省內其他區域相比,卻存在差距不斷拉大的趨勢,成為河北省區域經濟發展和市場競爭的“洼地”。根據《河北經濟年鑒2010》的統計,2009年河北省貧困縣、河北省平均水平、河北省前30強縣②(區)的主要經濟指標對比如表1所示。
通過對表1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1. 貧困縣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低,貧困程度仍然較深。2009年貧困縣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為3 347元,而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為5 150元,其中,縣域經濟發展綜合排名前30強縣(區)的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平均水平達6 969元,貧困縣農民人均純收入與前30強縣(區)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差距達到3 622元,貧困縣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全省平均水平的65%,僅為前30強的48%。另外,從全省136個縣市農民人均純收入排名看,貧困縣基本上處于中間線80位以后,農民人均純收入最低的40個縣全部為貧困縣。
2. 貧困縣地方生產總值規模小,經濟實力偏弱。2009年河北省51個貧困縣創造的地區生產總值為2 544.2億元,河北省國民生產總值為17 026.6億元,僅相當于全省國民生產總值的14.9%。貧困縣地區生產總值平均為49.9億元,其中數額最小的新河縣僅為14.9億元,而2009年縣域發展綜合排名前30強縣(區)地區生產總值平均為202.5億元,貧困縣地區生產總值的縣均水平僅相當于前30強縣(區)平均水平的24.6%。
3. 貧困縣地方財政收入入不敷出,收支差額持續擴大。2009年河北省51個貧困縣共實現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為64.5億元,平均每個縣為1.6億元。其中,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低于5 000萬元的有6個縣,分別為新河、廣宗、平鄉、康保、沽源、尚義,在5 000萬元~1億元的有16個縣,分別為武強、贊皇、饒陽、阜城、臨城、巨鹿、圍場、陽原、阜平、大名、威縣、廣平、館陶、唐縣、順平、海興。而前30強縣(區)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平均水平為6.81億元,貧困縣與之相差5.55億元,貧困縣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平均水平僅相當于前30強縣(區)的18.5%。貧困縣財政收支仍然全部處于入不敷出狀態,2009年收支差額平均為5.7億元,其中圍場縣最高,達到10.59億元。
4. 貧困縣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區域發展很不協調。從縣域經濟發展綜合排名看,涉縣、寬城、平山等少數貧困縣早已經成為事實上的經濟強縣,連續多年進入河北省縣域經濟發展前30強,其中2008年涉縣、寬城分別位列第13位和第19位。從主要經濟指標中,2009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最高的肅寧縣為5 216元,而最低的淶源縣僅為1 930元,僅相當于肅寧的37%。地方生產總值最高的涉縣達到183億元,而最低的新河縣僅為14.9億元,僅相當于涉縣的8.1%。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最高的涉縣為8.15億元,而最低的新河縣僅為2 132萬元,僅相當于涉縣的2.62%。
綜上所述,貧困縣作為河北省經濟發展的“洼地”,如何實現其跨越式發展和科學發展,成為“十二五”期間河北省亟待破解的難題。
二、加快河北省貧困縣發展,核心在于提升其產業可持續競爭力
決定區域競爭發展能力強弱的核心因素在于其產業競爭力水平。筆者認為,貧困縣貧困落后的根本性原因是產業發展滯后,由于產業發展方式粗放,要素積累和持續投入能力低下,產業結構升級緩慢,貧困縣缺乏有競爭能力的支撐產業,導致經濟規模擴張和地方財政收入、城鄉居民收入等增長乏力。因此,貧困縣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實現生存和發展,必須增強其區域產業競爭力。而且,由于河北省貧困縣大多處于生態環境脆弱地帶,產業發展與資源利用、生態保護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許多貧困縣面臨“產業競爭力低下—生存性貧困—生態環境破壞—產業可持續發展受限”的惡性循環,因此,考慮到生態資源對貧困縣產業發展的約束功能日益強化,必須將產業競爭力提升和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樹立提升產業可持續競爭力的理念。
所謂產業可持續競爭力是指某區域產業所具有的,在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范圍內,與其他區域同類產業相比,能夠持續地凝聚和優化配置生產要素,有效地向市場提品或服務,從而實現生存和發展的能力。筆者通過對貧困縣的產業結構高度化、產業市場占用率、產業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分析可以發現,河北省貧困縣產業可持續競爭力整體偏低,主要表現為:
1. 從產業結構高度化水平看,產業結構升級緩慢,弱質農業比重偏高,在參與現代分工和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如表2所示,2009年51個貧困縣農業產值比重平均為24.2%④,同期全省三次產業結構為13∶52.1∶34.9,貧困縣農業產值比重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11.2%。在51個貧困縣中,農業產值比重超過30%的貧困縣有11個,其中沽源縣農業產值比重最高,達到47.2%,農業產值在產業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另外,從非農產業發展情況看,貧困縣基本處于初級工業化階段,非農產業發展滯后。2009年51個貧困縣中工業產值比重低于30%的有7個縣,其中,沽源縣比重最低,僅為15.5%。特別是貧困縣規模以上工業產值小,缺乏有產業競爭力的骨干企業,如2009年51個貧困縣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為2 828億元,全省136個縣(市)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為14 517億元,貧困縣的個數占全省縣市總量的37.5%,但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總量僅占全省縣市總量的19.5%。
2. 從產業市場占用率和盈利水平看,產業產值規模偏小,市場份額狹窄。以產業市場份額和盈利水平為例,河北省貧困縣產業盈利能力偏低,市場份額狹窄。產業市場份額和盈利能力是反映產業市場競爭力的直接指標,從資料的可獲得性上看,我們以地方生產總值、產品銷售收入和利潤總額等數據來進行測評。2009年河北省51個貧困縣創造的地區生產總值總額為2 544.2億元,河北省國民生產總值為17 026.6億元,僅相當于全省國民生產總值的14.9%,顯示貧困縣產業產值規模偏小。從產業盈利水平看,2009年51個貧困縣產品銷售收入總額為2 577.9億元,平均每個縣為50.53億元,51個貧困縣產品銷售利潤總額為162.63億元,平均每個縣為6.26億元,其中產業盈利水平最低的青龍縣實現凈虧損為4 975萬元,蔚縣實現凈虧損為1 822萬元,阜平縣實現利潤額僅為61萬元。51個貧困縣產業利潤總額小于2 000萬元的有6個縣。產業盈利額偏小直接反映了貧困縣產業的市場競爭力低下⑥。
3. 從產業可持續發展能力看,產業發展面臨日益嚴峻的資源和環保約束。由于沿襲了粗放型的工農業發展方式,伴隨著脫貧致富欲望的增強,貧困縣人民只能向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過度索取,而對自然資源的低成本、掠奪式開發,又導致原本脆弱的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如環首都貧困縣普遍存在生態脆弱且繼續惡化的趨勢,突出表現為干旱缺水、河湖干枯,草場退化、土壤沙化,水土流失,等等。從水資源供給看,環首都貧困縣平原河段全部干枯斷流,區內已經到了無地表水可采的境地。張家口壩上四縣——康保、張北、沽源、尚義的草場覆蓋度已由90%降到50%左右。更為重要的是,環首都貧困縣處于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水源地和生態屏障區域,貧困縣生態環境的惡化直接威脅著京津冀北地區的供水安全和大氣環境質量。如位于張家口市宣化縣東南部洋河南岸的黃羊灘,每年被大風刮走的表土達1萬多噸,沙塵達2.6萬噸,形成揚塵或沙塵暴侵襲北京。承德市豐寧縣的沙漠化以每年3公里的速度向北京方向推進,而該處到北京的直線距離只有100多公里。
綜上所述,河北省貧困縣產業發展面臨市場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雙重低下的困境,因此,如何“雙管齊下”,實現產業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力的有機結合,即有效提升產業可持續競爭力,已經成為“十二五”時期推動其科學發展、跨越發展的必由之路。
三、提升河北省貧困縣產業可持續競爭力的路徑分析——以環首都貧困帶為例
如何提升河北省貧困縣的產業可持續競爭力呢?因為河北省貧困縣基本分布于環首都貧困帶、太行山區貧困帶、黑龍港流域貧困帶,各貧困帶縣域產業發展的基礎、面臨的突出障礙各不相同。因此,提升產業可持續競爭力的科學路徑也各不相同,本文特以環首都20個貧困縣為例,探索其對策思路。
1. 發揮農牧交錯帶的耦合優勢,大力發展特色生態農業。環首都的壩上地區海拔相對較高,具有發展錯季蔬菜、馬鈴薯、食用菌等特色農產品的區位資源優勢,有利于構建環京津的綠色食品生產供應基地。因此,應按照不同區位的資源特點,合理調整農業結構,加快轉變粗放的農業產業發展方式,提升農業的現代化發展水平。(1)大力實施農業標準化生產,發展綠色科技農業。積極改良品種,推廣農業生產新工藝、新技術,加快無公害、有機產品認證工作,推動農產品的標準化生產,提高產品的綠色競爭力。(2)打造區域品牌,提升品牌競爭力。對于環首都貧困縣來說,在推行農業生產標準化、無公害生產的基礎上,打造統一的區域性品牌,提高當地農產品的知名度、信譽度,并依托龍頭企業和專業合作組織,增加與京津大型超市、果品批發市場、中高檔消費群體的直接對接能力,提高產業附加值。(3)提高特色農業的鏈條延伸和產業化經營能力。針對環首都貧困地區龍頭企業欠缺的困境,各級政府應依托產業化扶貧工程,選擇一批扶貧龍頭企業,加大信貸、稅收支持,增強其市場競爭能力。采取“特色基地/規模園區/專業村群+扶貧龍頭企業+扶貧合作社+貧困戶”的鏈條發展模式,拓寬農產品的加工增殖空間,提高現代農業的集群化、鏈條化發展能力。
2. 以產業聚集區為載體,加快傳統優勢工業的提檔升級。考慮到貧困縣的資源和產業基礎,環首都貧困縣應發揮傳統優勢工業的主導功能,在積極承接京津高新技術產業輻射的同時,加大對食品加工、醫藥制造、礦產開發等傳統優勢產業的改造升級。例如,壩上地區具有中成藥種植和加工的傳統,可通過壯大醫藥制造產業的核心企業,切實抓好傳統骨干產品的更新換代,并向保健飲料、植物色素、調味劑、日用化工品、化妝品等方面進行延伸,創建名優產品,打造特色醫藥產業集群。又如,精品鋼材、黑色金屬及壓延加工業、金屬礦采選業等作為張承地區產業關聯度較強的傳統優勢產業,可立足釩鈦等礦產資源優勢,進行可持續、深度開發,以產業鏈條延伸為重心,加快中高檔金屬加工業和關聯配套產業的發展,提升產業的加工增殖空間,降低對初級資源開采的依賴度,并積極構建生態循環經濟體系,減少廢物排放,促進循環利用增值。
為增強產業發展的集聚競爭優勢,減輕對周邊生態環境的壓力,應采取“點狀集約”開發的空間戰略,在產業發展環境較好、發展潛力較大的重點區域打造各類產業聚集區,并推動關聯生產要素、企業、產業向該區域集聚,以優化外部發展環境,增強凝聚承接能力,促進特色產業集群和產業鏈的形成升級。
3. 推動地熱、風能等綠色能源的深度開發,培育新興產業增長點。環首都的張家口、承德地區擁有豐富的地熱資源和風力資源,應加快這些環保資源的開發利用,打造新的具有可持續競爭力的主導產業。如張家口的風能資源儲量居全國之首,風電裝機容量可達700多萬千瓦以上,有地熱18處,極具開發價值。承德地區風能、水能資源豐富,具備建設大型風電基地和抽水蓄能電站的良好條件。特別是張北縣,近年來把風電開發作為重點招商項目,著力培育和發展“綠色經濟”,進行環保新能源開發,取得了產業發展、環境保護和綠色能源開發并進的效果。
4. 突出“皇家”“生態”兩大品牌,構建環京津休閑旅游產業帶。環首都貧困縣擁有極為豐富的自然、生態和人文旅游資源,旅游業也是當地頗具特色優勢和競爭力的龍頭產業。應以構建環京津休閑旅游產業帶為目標,加快休閑旅游與餐飲、住宿、交通等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使之成為區域產業結構升級的關鍵抓手,并以此提高區域知名度和美譽度,增強區域招商引資的凝聚力。為此,環首都貧困縣應重點建成一批特色休閑城市,圍繞溫泉、冰雪、海濱、草原等時尚休閑產品,謀劃建設一批重大核心項目,如仙那都國際生態休閑度假村、木蘭圍場狩獵場、茅荊壩七家森林溫泉度假城、崇禮中馬國際旅游度假區等,帶動長城、森林草原、民族風情、休閑度假等景區建設。為提升旅游產業的區域協同競爭力,應加強張家口、承德臨近縣市之間的合作,改變單兵作戰、惡性競爭的發展方式,實現產品宣傳、景點門票、旅游社、過路費等環節的資源共享,利益互讓。而且,以旅游業為龍頭帶動餐飲、娛樂、療養等配套產業的發展,引導游客消費需求的延伸,提高單位人次旅游者的旅游業產值,提高旅游業的關聯效應。
5. 以打造環首都經濟圈為機遇,承接高端產業輻射轉移。“十二五”期間,為更好地把握京津冀都市圈加速崛起的歷史機遇,河北省謀劃在承德、張家口、廊坊、保定4市14縣打造環首都經濟圈,事實上,廣義的環首都經濟圈應包括在區位上與北京相接或相近的所有縣市,為此,包括環首都20個貧困縣在內的重點區域都應加快與北京的產業、市場、要素、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全面對接融合,在承接輻射和開放創新中實現自身產業競爭力的“階梯登高”。為此,環首都貧困縣應根據市場運作規則,或者參與北京企業的配套生產、分工協作,引進一些符合區域生態要求,能發揮自身勞動力和資源優勢的生產環節;或者加強與北京科研單位、高等院校的合作,積極引入高新技術產業或改造傳統產業。而且,為完善與北京的產業承接和對接通道,必須構建長效保障機制:一是完善稅收、土地、金融等優惠政策,將新增建設用地向該區域進行傾斜布置,加大稅收減免力度,增強區域引資能力。二是盡快推動交通、通訊、信息、金融、旅游、公共服務體系等與北京的同城化、一體化發展。如通過高鐵、輕軌、地鐵、高速公路等立體交通設施建設,建成半小時或1小時經濟圈,增強區域承接能力。三是完善區域協調聯動機制。由于環首都貧困縣資本、技術、人才等高級生產要素短缺,產業發展環境和配套協作體系有待改善,對外部企業和生產要素的吸引力較弱,因此,在產業傾斜布局、公共產品供給和優惠政策引導等方面,應加大區域協調機構的功能發揮,強化組織管理機構的助推功能。
6. 健全產業發展的生態補償機制。為增強環首都貧困縣等生態功能型貧困縣實現綠色發展、持續發展、公平發展的能力,必須建立長效、科學的生態補償機制。一是進一步完善退耕還林、退草還牧和生態公益林補償工程,提高上級政府對貧困地區的生態補償標準,完善縱向生態補償機制;同時逐步建立橫向生態補償機制,以環京津貧困帶為重點,建立“水資源一攬子”定價補償機制,將為提供潔凈的水資源所支付的水利工程、企業撤銷兼并、職工失業等成本,都納入水資源定價考量因素中,按照“誰受益、誰付費”的市場調節原則,引導京津等生態受益區向受損區域支付合理的資源維護費和生態補償費。二是加快生態移民步伐。以壩上農牧交錯帶及燕山丘陵山地水源保護區、太行山地水土流失防治區為重點地區,調整產業布局和人口布局,增加移民投入,加大勞動力培訓力度,減輕生態脆弱貧困區的環境壓力,實現生態改善與產業發展的“雙贏”。
注釋:
①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在發展中消除貧困》,中國發展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頁。
②由于2009年河北省前30強縣(區)中有27個縣和3個區(唐山市豐南區、唐山市開平區、唐山市豐潤區),考慮到數據的可比性,本文只計算27個縣的相關經濟指標。
③河北省統計局:《河北經濟年鑒2010》,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12-627頁。
④該數據由表2的相關數據計算得出。
⑤河北省統計局:《河北經濟年鑒2010》,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12-619,636-643頁。
⑥河北省統計局:《河北經濟年鑒2010》,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12-619頁,636-6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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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Competitiveness Promotion of the Poor Counties in Hebei Province
Yuan Wenbin1, Liu Juan2
(1.China Industrial Security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2.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Hebei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達標工作開展后,貧困地區的農村中小學雖在體育場地方面有所改善,但體育室的裝備還非常簡陋,體育器材奇缺,品種單一,數量嚴重不足,有相當一部分小學體育器材的總價值不超過50元。目前貧困地區的農村中小學經過體育專業訓練的專職教師還很缺乏,特別是農村小學,其配備率更低,另外,體育函授大專畢業生"轉科"現象在有的縣很嚴重。中國農村學校體育現狀與發展戰略研究的報告指出,我國貧困縣體育教育的基金非常匱乏,湖北省貧困縣體育教育基金亦尤為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約當地的體育教育事業的發展。
二、相關文獻綜述
(一)已經取得的成果概述
1.成果來源.
在中國期刊網上進行檢索.對最近十年間在核心期刊上發表的有關教育經費的論文進行搜索,供檢索到文章近百篇,體育教育經費的文章數十篇。
2.研究概述.
目前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中,對體育教教育育經費的各個方面均有相關文獻進行綜述.研究內容涉及到教育經費的來源、分配、支出和籌集等。
(二)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
從檢索到的文獻看,我國某些省份對教育經費的研究進行得比較深入,如西北地區.這些地區對體育教育經費的研究深入到了城鄉間的比較,貧困地區和富裕地區的比較,可以說已經涉及到了體育教育經費的各個方面.而在我省,這些研究還屬空白,從期刊網上檢索到的文章看,有關我省體育教育經費的問題有一些, 但專門涉及貧困縣體育教育經費的文章則相對較少,能夠參考和借鑒使用的則更是無幾。各地情況各異,情況千差萬別,經費問題涉及部門太多,經費數目的難以獲取是這方面研究不足的主要原因。
三、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一)研究方法
1.問卷調查法
(1)對我省19個貧困縣中的十個進行了抽樣調查,涉及縣級基教科室10個,共發放問卷10份,回收8份,回收率80%。
(2)對普通中、小學體育教研室發放問卷200份,回收160份,回收率80%。
(3)效度:問卷經過農村體育方面有關專家的審定,效度較高。
(4)信度:經同質性性度檢驗,即利用克龍巴赫a系數進行估計,將樣本分為兩份,經比較發現一致性程度較高,因此信度較高。
2.專家訪談法
(1)在課題中期交流會分組討論會上就有關貧困地區體育教育經費的問題對中國學校體育研究會的幾位專家進行了訪談。
(2)就有關貧困地區的體育教育經費的劃撥、器材的購置和體育教育經費的支出等問題,對市財政局、鄉財政所等等一些兄弟單位的有關專家進行了個別訪談。
(3)對一些在湖北省西部地區,包括襄樊、十堰、恩施、宜昌等市教育局體衛藝科工作過多年的同志進行了專門問題的訪談。
3.對比分析法
(1)將貧困縣之間的調查結果進行對比分析。
(2)將調查結果與非貧困地區的有關體育教育經費方面的情況進行對比分析。
4.文獻資料法
查閱了大量的有關教育經費和學校體育開支的政策文件、報刊雜志、以及相關的教育年鑒和體育年鑒等資料和文獻。
(二)研究對象:
以湖北省貧困縣里學校所在地在縣城里的體育教育經費的開支使用為研究對象。
四、結果與分析
(一)貧困縣學校體育的經費現狀
1.貧困縣學校體育的經費投入狀況分析
從調查體育經費投入的情況可以看出,湖北省貧困縣之間體育經費的投入不均衡,縣城關學校與鄉鎮學校及鄉村學校間的經費投入也未按比例呈現,說明經費投入的波動性較大,走訪發現不少地方體育經費投入的多少與地方當年財政收入、年度是否舉辦大型體育比賽活動有關,當年財政狀況好,年度有大型體育活動或特定比賽項目則經費投入多些,財政狀況較差或無年度比賽活動安排時,經費則相對較少。另有部分經費來源與年自籌或社會資助有關,如南漳獲得自籌和社會資助款7萬元。
2.貧困縣學校的體育經費狀況分析
(1)體育教師的工資狀況
近年來,國家在教師工資保障上立度較大,教師工資的按時發放有所保障和改善。據調查,湖北省非貧困縣體育教師月收入(包括基本工資、課貼以及訓練津貼)大約800-1200元。
貧困縣鄉村學校體育教師工資大約300-500元,鄉鎮學校體育教師工資約400-600元,縣級體育教師約500-800元.鄉村、鄉鎮及縣級體育教師工資的遞增幅度較大,同一級別的工資差額也較大,主要是因為小學專職體育教師人員較少,小學體育受重視層度不高,無課貼。中學體育由于存在升學考試,體育相對受到一定的重視,部分學校提供課貼,工資要高于小學。高中因存在高考且可帶體專隊,體育教師有一些訓練津貼,月收入相對穩定,高于中小學體育教師工資水平。
(2)對體育器材的經費開支狀況
對貧困縣學校體育固定資產如單杠、跳箱、鉛球、山羊、籃球架等進行估計金額發現,各校固定資產的波動極大,有的學校相對固定資產略高達3萬元,有些學校折算則僅幾百元,不足千元。按學校級別劃分,平均縣級學校固定資產為1.17萬元,鄉鎮學校約為0.65萬元,鄉村學校約為0.53萬元。按學校類別劃分,高中相對規模較大,設施較完善,固定資產略高,平均為1.4萬元,初中次之,平均固定資產為0.9萬元,小學規模差別最大,平均固定資產為0.05萬元。
(二)關于貧困縣學校體育經費不足的對策
中國農村學校體育現狀與發展戰略研究的報告指出,我國貧困縣體育教育的基金非常匱乏,湖北省貧困縣體育教育基金亦尤為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約當地的體育教育事業的發展。
通過對湖北省鄖縣、房縣、南漳谷城、建始等貧困縣的體育教育情況的調查,國家下撥的教育經費緊缺,無力支持體育工作,而體育又無專項經費,許多學校主要靠爭取、靠領導的重視程度,或采取從教育附加費和勤工儉學收入中擠壓的辦法,東拼西湊,數額極少,又極不穩定。
溯本根源,影響體育教育的一大因素就是體育教育經費的嚴重不足,逐步增加農村學校體育經費的投入,使學校體育經費在教育經費中占一定比例,是改善體育教育條件的一項重要措施。此外,要廣開財源,多渠道、多途徑籌措農村學校體育經費,爭取社會力量的支持,也是對體育教育的有力支持。
通過湖北省部分貧困縣的調查,不少貧困縣積極采取自我造血等方法增加體育經費,緩解了經費不足的壓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解決貧困縣體育經費不足的問題需要國家、社會和個人的共同努力,通過各種合法途徑來實現。
1、依法行政,預防截流。
2、教育部門要積極采取措施,從根本上扭轉忽視體育的狀況,把體育擺到應有的位置上來。
3、為中小學體育教學提供必要的經費保證。
4、為中小學體育教學提供必要的場館保證。
5、有計劃地解決中小學體育師資問題。
6、國家及各級教育和體育職能部門緊密協作,加強對中小學體育工作的領導。
7、加強建立和健全中小學衛生組織機構,密切體育與衛生工作的配合。
8、端正體育指導思想。中小學體育活動要普及化、經常化。
9、動員全社會支持和關心中小學體育工作。
10、開展對口支援、捐款、捐物
11、自力更生,尋求贊助和慈善基金
五、結論與建議
湖北省貧困縣市的體育經費的不足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不脫貧,體育經費的問題也永遠不能徹底得到解決,體育經費的不足,就是教育經費的不足,教育經費的不足也就是財政的不足,歸根到底還是貧困縣的經濟上不去。所以長遠的解決方法還是要國家社會和個人共同努力致力于貧困縣的經濟建設,把經濟搞上去了,體育經費不足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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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一年,是“十三五”規劃開局之年,也是脫貧攻堅首戰之年。我們堅持以在江西視察工作時重要講話精神和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精神為指導,圍繞“十三五”全省脫貧目標和重點任務,把精準扶貧作為提高貧困群眾獲得感和幸福感的“第一民生工程”,按照“核心是精準、關鍵在落實、確保可持續”的要求,強化組織領導,完善幫扶機制,加大投入力度,切實打好脫貧攻堅年度戰役。
這一年,我們完成了政策體系的頂層設計。2016年以來,省委省政府及時召開全省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全省精準脫貧攻堅推進會,多次召開省委常委會、省政府常務會和省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會議,深入研究扶貧重大課題,確立目標任務、強化責任措施,明確以25個貧困縣,2900個“十三五”貧困村、200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為精準扶持對象,精心謀劃發展脫貧、保障脫貧和健康脫貧“三大攻堅戰”。著力健全完善了脫貧攻堅政策保障體系,形成了以省委省政府《關于全力打好精準扶貧攻堅戰的決定》為宏觀決策,省兩辦《關于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實施意見》為中觀指導,微觀操作層面已出臺了貧困縣考核、貧困退出、定點幫扶、行業部門實施方案等文件。
這一年,我們提升了貧困群眾的幸福指數。2016年全省農村低保標準為月均270元,農村五保分散供養標準達到月均290元,均已超過國家貧困標準。
這一年,我們取得了首鷸年的首戰告捷。減貧年度目標超額實現,我省年初制定任務為70萬人脫貧,實際減少貧困人口87萬,全省貧困人口降到113萬,貧困發生率降到3.3%,比2015年底下降2.4個百分點。貧困地區農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繼續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個百分點,預計達到9113元,收入增長率達11%左右。貧困群眾生產生活條件明顯提升,500個貧困村退出、井岡山市和吉安縣2個貧困縣摘帽的減貧目標有望全部實現。
回首往昔,我們倍感驕傲;展望未來,我們信心滿懷。
2017年是脫貧攻堅深化之年,我們將繼續深入貫徹落實扶貧開發戰略思想,圍繞省第十四次黨代會“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設富裕美麗幸福江西”的戰略目標,扎實加大發展脫貧、保障脫貧、健康脫貧推進力度,努力打造脫貧攻堅的“江西樣板”。
我們將切實做好貧困縣考核、貧困退出驗收工作。堅持脫貧攻堅的目標導向,對貧困退出嚴格評估,嚴格驗收,對“虛假脫貧”嚴肅追責。做好精準扶貧和摘帽貧困縣的第三方評估工作,確保高質量的脫貧。
我們將不斷壯大脫貧攻堅力量。研究出臺《全省脫貧攻堅責任制》,進一步壓實各級黨委政府的主體責任。加強干部作風建設,扎實做好結對幫扶工作,確保扶貧責任落實到位。不斷激發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內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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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本科提前批:7月5日
藝術本科第一批、體育本科批:
a.深度貧困縣藝體本科7月12日
b.免費師范藝體本科7月14日
c.普通藝術本科第一批、體育本科批7月17日
藝術本科第二批:7月24日
藝體專科批:
a.深度貧困縣藝體專科7月28日
b.免費師范藝體專科7月30日
c.普通藝體專科批8月2日
征集志愿時間
藝術本科提前批:7月10日
藝術本科第一批、體育本科批:
a.深度貧困縣藝體本科7月12日-13日
b.免費師范藝體本科7月15日
c.普通藝術本科第一批、體育本科批7月20日、22日
藝術本科第二批:7月25日
藝體專科批:
a.深度貧困縣藝體專科7月28日-29日
b.免費師范藝體專科7月31日
c.普通藝體專科批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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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差異;ESDA-GIS;空間計量;貧困縣;中國
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4)05-0153-08
區域差異始終是經濟學和地理學研究的熱點問題,適度的經濟差異對于資源的高效配置和產業的合理轉移有幫助,經濟差異過大反而會弱化業已形成的分工與協作,甚至有可能影響到社會穩定[1]。研究區域間經濟差異的空間格局及其成因,可以為落后地區加快發展和發達地區保持競爭力提供政策制定依據[2]。我國由于不同區域間在自然稟賦、區位條件、政策傾斜、發展歷史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致使區域經濟差異顯著,不僅表現在沿海與內地之間,東西與南北之間,甚至在同一區域內部也存在較大差異。這引起了學者的高度關注,開展了大量學術研究。從研究尺度看,既有全國[3]、三大地帶[4]、大經濟區[5]和省域[6]層面上的宏觀研究,也有基于縣域[7]和鄉鎮[8]視角的微觀研究;從研究對象看,既有針對發達地區[9]和欠發達地區[10]內部差異的研究,還有針對如省際邊緣區[11]和鐵路沿線經濟帶[1]等特殊區域的跨界研究;從研究方法看,既采用傳統的統計分析手段(變差函數[12]、Gini系數[13]、信息熵[14]、Theil指數[15]等)和計量經濟模型(趨同模型[16]、小波分析[3]、隨機前沿模型[17]等),也借助空間計量學方法(空間自相關[2]、地理加權回歸[6]、趨勢面分析[11]等)展開研究。
我國已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時期,但全國仍有1.28億的貧困人口[18]。加快貧困地區發展,尤其是縣域經濟發展是減少農村貧困的根本途徑。國家級貧困縣是經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認定的國家實施經濟扶持的縣級行政區特定稱謂,研究其經濟時空差異是科學制定縣域經濟發展戰略的前提和基礎。目前,國家級貧困縣空間差異的研究鮮見報道,全國范圍的格局研究更是少見。針對上述不足,本文以592個國家級貧困縣為案例,基于GIS空間計量測度方法,分析經濟差異的時空格局,以期為貧困地區空間格局有序開發及區域協調發展提供科學參考和決策依據。
1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國家級貧困縣概況
1986年,國家首次劃出273個國家貧困縣;1994年,國家啟動“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國家貧困縣擴大為592個;2001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取消了沿海發達地區的所有國家級貧困縣,增加了中西部地區的貧困縣數目,但總數依然為592個,同時將“貧困縣”的提法改為“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2011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2012年3月,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在其官方網站公布了最新的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總數雖仍為592個,但空間分布上有所調整。1994-2012年,調出的縣有127個(圖1),主要位于內蒙古(12個)、陜西(11個)、山西(10個)、山東(10個)和遼寧(9個)等省區,這些縣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如內蒙古鄂爾多斯市的伊金霍洛旗、烏審旗和準格爾旗依靠豐富的煤炭資源大力發展能源產業,2010年3個旗的人均GDP均超過1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均在8 700元以上,高于全國平均水平47%,貧困縣的稱謂已不合時宜。調入的縣也有127個,主要位于內蒙古(12個)、四川(11個)、陜西(11個)、湖南(10個)、河南(9個)和山西(9個),這些原本并不貧困的縣由于不同的原因在發展中逐漸落在了后面。調整后的國家貧困縣全部分布在中西部地區,其中西部省份占375個,中部217個;按所屬省區來看,云南省最多,有73個,其次是陜西和貴州,各有50個。
1.2 研究方法
1.2.1 探索性數據分析(ESDA)
常用的區域差異分析方法包括統計法、公理法、社會安全函數以及模型法,前3種方法均為基于數字挖掘的分析推導法,缺乏空間視角,無法實現地域差異空間格局的可視化表達,也忽視了鄰域的影響。本文采用基于GIS平臺的ESDA技術,包括全局Moran’s I指數和局域Moran’s I指數(LISA)。ESDA是得到學界認可的較為理想的數據驅動分析方法,已被廣泛用于區域差異的研究中,篇幅所限,計算公式詳見文獻[19]。引入GetisOrd Gi*來判別不同空間位置上的高值與低值集聚狀況,計算式詳見文獻[20]。
1.2.2 三維趨勢分析(Trend Analysis)
用于揭示空間物體的總體分布規律,忽視局部變異。一般來說,任一表面可分為兩部分:確定性的全局趨勢和隨機性的短程變異[21]。三維趨勢分析反映了描述對象在空間區域上變化的主體特征。
1.2.3 Markov chain與空間Markov chain
馬爾可夫鏈是研究在無后效性條件下時間和狀態均為離散的隨機轉移問題的方法。無后效性是眾多地理或區域經濟現象演變過程的狀態轉移都具有的特征,因此,馬爾可夫鏈成為了研究區域經濟增長俱樂部趨同的最常用方法。具體做法是把連續的人均GDP數值離散化為n種類型,計算每種類型的分布及其年際變化,據此近似逼近區域演變的全過程。區域經濟增長在地理空間上并非孤立而是受到周邊區域的影響與作用,處于一個具有狀態特征的鄰域環境中。傳統馬爾可夫鏈忽視了區域單元的空間相互作用,空間馬爾可夫鏈引入空間滯后(空間權重矩陣與區域屬性值的乘積),以區域i在初始年份的空間滯后類型為條件,將傳統的k×k馬爾可夫矩陣分解為k個k×k條件轉移概率矩陣。對第k個條件矩陣而言,元素mij(k)表示以區域在t年份的空間滯后類型k為條件,該年份屬于類型i而在下一年份轉移為類型j的空間轉移概率[22]。
1.3 數據來源
為便于了解國家貧困縣整體經濟空間差異,分別選取1994年與2012年公布的592個貧困縣名單中的縣域作為研究對象。人均GDP是研究區域經濟發展問題時最常用的指標,因為其可以較充分地反映區域差異的內涵,而且數據的易獲取性、可信性和完整性好。考慮到數據可獲取的最早年份,本文以縣級人均GDP為基本分析變量,2010年按2000年人均GDP的不變價計算。數據來源于2001-2011年《中國縣(市)社會經濟統計年鑒》與《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縣區界線、縣城位置等獲取自國家基礎地理信息中心1∶400萬數據庫。
2 區域差異時空分異特征
2.1 總體分異特征
采用ArcGIS 9.3的全局趨勢分析方法,以正西和正南方向為X和Y軸,以貧困縣縣域人均GDP為Z軸,制作三維透視圖,將透視角度合理旋轉后用以揭示貧困縣縣域經濟的總體空間特征及其趨勢(圖2)。在空間分布上,國家級貧困縣總體呈現東―西遞增,南―北遞減的趨勢。2010年較之2000年,這一趨勢有所減小。
3 經濟差異趨同分析
3.1 縣域經濟“俱樂部趨同”的時間特征
將國家級貧困縣按歷年全國貧困縣人均GDP的平均值劃分為4種類型:①低水平:人均GDP低于全國平均的50%;②中低水平:人均GDP介于全國平均的50-00%;③中高水平:人均GDP介于全國平均的100-150%;④高水平:人均GDP高于全省平均的150%。表1為2000-2010年國家貧困縣縣域人均GDP類型的馬爾可夫轉移矩陣。由表1可知,2000-2010年間國家貧困縣縣級單元經濟類型具有如下的轉變特征:
(1)依據縣級經濟發展程度的類型劃分,國家貧困縣區域經濟增長存在著4個趨同俱樂部。表1顯示,對角線上的概率值均大于非對角線上的概率值,在任一個時期內,區域保持原有經濟發展程度類型的概率至少為0.761,說明4個俱樂部趨同的穩定性都較強。其中,位于兩端的低水平趨同俱樂部和高水平趨同俱樂部,其穩定度最高,保持原有發展類型的概率分別為0.942和0.957。“中間階層”趨同俱樂部的穩定性較為均衡,相對而言中高水平趨同俱樂部的穩定性最差,向中低水平類型轉變的概率(0.179)較大。
(2)不同發展類型間轉換的概率較小,最大僅為0.179,約為對角線最小概率的23.52%;而與對角線不相鄰的轉換概率均為0(跨等級轉變的概率為0),表明在2個連續的年份之間不存在低水平發展縣域向高水平以上的趨同俱樂部轉變的可能,反之亦然。這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也是一致的,經濟發展是個連續的進程,短期內的跨級類型遷越或衰退均難以實現。
(3)就相鄰類型的轉變而言,中高水平縣域向中低水平趨同俱樂部轉變的概率最高,達0.179,大于逆向轉變即中低水平地區向中高水平趨同俱樂部的轉變概率的0.068。與之類似,中低水平向低水平趨同俱樂部轉變的概率(0.133)大于其逆向轉變的概率(0.058)。而高水平向中高水平趨同俱樂部轉變的概率(0.043)則稍小于其逆向轉變概率(0.060)。
3.2 俱樂部趨同的空間解釋
在Markov chain的基礎上引入鄰域影響條件,建立空間Markov chain概率矩陣(表2),從而定量分析區域所處的鄰域環境如何影響其向某種趨同俱樂部轉變的概率。從表2中可以看出,與表1相比,不同的鄰域環境導致區域的類型轉變概率差異較大,說明空間位置對區域的趨同俱樂部有著重要作用:與等級越高的縣域相鄰,越有利于某縣域向更高等級的趨同俱樂部轉變;與等級越低的縣域相鄰,縣域向更低等級趨同俱樂部轉變的概率也越大。具體而言,對于低水平俱樂部來說,在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的鄰域環境等級中,其向中低水平趨同俱樂部轉變的概率分別為0.033,0.072,0.108和0.188,依次增大,表明與等級越高的縣域相鄰,越有利于低水平俱樂部的經濟增長,繼而向中低水平趨同俱樂部轉變。對于較低水平俱樂部,其向低水平俱樂部轉移的概率大都遠大于向中高水平俱樂部轉移的概率,這說明高等級鄰居區域環境對中低水平俱樂部的經濟增長有抑制作用。中高水平和高水平俱樂部的轉移則不具規律性,反映出低水平鄰域對中高和高水平縣域的影響較弱。
4 經濟空間差異原因與對策
4.1 資源基礎
4.2 區位條件
區位既決定了區域開發的次序與機遇,也影響到區域經濟的發展程度和發展速度。2000-2010年,國家貧困縣低-低類型的縣域主要集中分布在省際邊緣地區,這些地區多為丘陵山區,生態敏感脆弱,距高水平區發展的縣較遠,接受高水平縣域的輻射和帶動作用小,在競爭力、經濟外向度和發展活力等領域處于相對劣勢地位,退化為經濟發展的“盲區”。
4.3 空間近鄰效應
依據Tobler的地理學第一定律[23],任何地理事物或現象之間都存在相關性,這種相關性與空間距離有關,越鄰近的事物相關性越強。從國家貧困縣縣域經濟發展差異的空間分異格局來看,空間鄰近效應也不容忽視。以中部的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為例,距離中原經濟區、皖江沿江地區、鄱陽湖、長株潭等經濟區較近的縣域,便于最大化地接受經濟區的輻射,空間溢出效應顯著。另一方面也說明,具有不同特質的空間格局,往往是由地理變量的空間關聯所導致的鄰域空間的趨同與分異,以及距離空間的增強和衰弱而形成。
5 政策啟示
本文結論的政策啟示是:①貧困縣應制定多中心發展和多區域聯動的空間開發策略,借助交通等基礎設施的連接,強化中心城市的核心帶動作用,加快城鎮化發展步伐等措施,逐步改善蕭索型縣域的鄰域發展環境,降低因生態脆弱、區位不利等帶來的經濟發展強波動風險。②縣域局部空間關聯模式應引起關注,空間上提升擴散型區域的輻射效應,弱化極化型效應區,避免出現新的蕭索貧困區。③強化縣域經濟的跨行政區合作,打破阻礙經濟發展的行政區劃限制,革除影響區域協調發展的體制弊端。
參考文獻(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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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貧困標準;扶貧政策;回顧與展望
貧困測度是監測貧困狀態和制定反貧困政策和戰略的重要依據,貧困的識別和度量是把握貧困狀況、認識貧困對象、理解貧困深度的窗口。中國建國60年來,中國貧困線測度經歷了多次變化,扶貧政策以及扶貧問題的研究也經歷了多次調整,回顧與總結這些變化可以為將來做好扶貧工作提供借鑒。
一、關于貧困線的確定
(一)“生活救濟線”
從嚴格意義上說,這不是一條貧困線。1978年以前,由于絕對貧困人口數量龐大,國家經濟實力薄弱,扶貧主要是通過緊急救濟計劃和依托自上而下的民政救濟系統。在農村表現為政府提供的社會救濟、自然災害救濟、優扶等。這是一種單純的輸血式救濟扶貧,不能救濟對象從根本上最終擺脫貧困。在扶貧方法上很大程度上僅局限于對貧困人口實施生活救濟,對邊遠落后地區(主要是老、少、邊、窮地區)輸送物資,進行外部支援和財政補貼。
(二)啟動線
政府有組織的扶貧工作開始階段所確定的貧困線。農業部1981年首次確定了中國用來劃定貧困縣的第一條收入線,即使用人均集體分配收入40元和50元來劃分1977-1979年的窮縣和窮隊。1986劃定國定貧困縣的標準是1985年農民年人均純收入150元以下的縣(老革命根據地縣和少數民族縣則為200元),或者是1984-1986年3年平均人均純收入低于300元的牧區旗(縣)或低于200元的半牧區旗(縣)。
(三)攻堅線
“八七”扶貧攻堅階段確定的貧困線。1994年,國家制定“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對國家扶持的貧困縣進行了較大的調整。調整的標準是“四進七出”,即1992年全縣農業人口人均純收入低于400元的列入國家貧困縣,讓1992年全縣農業人口人均純收入超過700元的縣退出貧困縣行列,當時一共確定了592個國定貧困縣。
(四)世紀線
新世紀扶貧階段使用的貧困線。2001年5月第三次中央扶貧工作會議頒布并實施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扶貧標準基本延續了“八七”扶貧攻堅階段的標準,但進行了適當的調整,村級瞄準成為中國新世紀農村扶貧工件的基本出發點,同時在稱謂上也有所改變,“國定貧困縣”改稱為“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數量還是592個。
(五)“統一線”
2008年12月27日,國家宣布上調扶貧標準。對2007年人均收入1067元以下的農村人口將實施同樣的扶貧政策,扶貧對象共計4320萬人,占全部農村人口的4.6%。這一次調整可以被看成是又一次貧困線的調整,因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表示,從2009年起將對農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實施扶貧政策,取消將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區別對待的政策,因此與前面的政策在指向上有了很大的不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文把這次調整稱為“統一線”。
二、關于貧困標準的創新調整研究(代表性觀點)
(一)實行國際通行標準線
研究者認為世界銀行根據33個發展中國家貧困狀況的研究結果,提出了人均每日消費1美元的國際貧困標準,而中國原有的貧困標準只相當于人均0.7美元左右,這就導致了對中國貧困人口多少的爭議,因此貧困標準有必要盡可能地與國際標準接軌。
(二)建立以人為本的綜合標準
研究者認為,在現有以經濟收入為核心的標準的基礎上。應該增加醫療保健、文化教育等非經濟收入因素。有的學者從廣泛的社會文化角度來考察貧困,認為貧困還應包括文化生活的缺乏、身心健康的不良、甚至權利和地位等政治因素的欠缺。
(三)貧困標準應包含生產標準
童星、林閩鋼等研究者認為現行貧困標準僅僅考慮收入和消費,排除了生產因素,屬于傳統農業的范疇,應該用特困線、溫飽線、發展線、小康線和富裕線的劃分來代替現行單一的貧困線、脫貧線,這樣才能更全面地反映農戶生活的層次及其差距,全面衡量農村的貧困狀況。
三、關于扶貧政策方面的研究
(一)現行反貧困戰略中的制度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關于反貧困戰略中的制度研究,開始逐步展開,到90年代在認識上取得了巨大進步。在這些實踐及研究中,有兩個方面的工作具有典型的代表意義:一是微型信貸即小額信貸的實踐,二是參與式社區發展的實踐。這兩個方面的實踐對貧困農戶的直接支持以及對扶貧資源有效利用的結果顯示了生命力。
(二)扶貧模式研究
中國扶貧的模式和策略大致有3類:傳統的扶貧策略,主要以救濟為主;把扶貧工作轉向依靠普及科技知識的軌道,但僅僅依靠各農戶推廣科技興農,很難抵御自然災害的風險;走科技+市場之路。研究表明,政府、公司和農戶是組建公司+農戶模式缺一不可的主體。政府是啟動、組織者,同時也是約束公司偏離扶貧目標的監督者。公司是農民進入市場、實現社會支持系統的載體。
(三)民間組織的扶貧狀況研究
所謂民間組織扶貧,就是“非營利性非政府組織”,相當于“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扶貧。在中國反貧困工作中,各類民間組織以不同方式在扶貧工作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由于民間組織自身的靈活性、專業性、公益性以及民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政府扶貧的不足。但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很少有人專門研究民間組織的扶貧活動。大概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晚期,相關研究才逐步發展起來。
(四)中國在扶貧開發領域與國際組織的合作情況研究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的《我國扶貧開發的偉大歷史進程》認為,從根本上說,解決中國的貧困問題。要靠中國人自己,但是,發達國家和國際組織對中國的援助和支持,毫無疑問地會加快中國扶貧開發的進程。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方面的工作有了明顯的進展。與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國際組織的合作,與荷蘭、日本等國政府的合作以及與福特基金會等的合作,都有很大的發展。這些合作對緩解中國的貧困狀況有非常直接和重要的作用。這些合作項目的實施,不僅有利于解決貧困人日的溫飽問題,而且有助于通過借鑒國際社會多年積累的扶貧經驗和形成的科學方式,提高中國扶貧開發工作的整體水平,而后者的意義更重要、更深遠。
(五)中國扶貧政策、機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研究
盡管中國政府在農村扶貧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扶貧實踐中也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經驗,但在扶貧體制和治理結構方面還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從而影響了扶貧投資的效率。
1、扶貧政策中存在的問題。資金短缺是扶貧政策失靈的一個重要因素。現行扶貧政策中存在的問題遠遠比資金短缺要復雜得多。在扶貧理念上。重消極救助輕積極扶助;在扶貧目標上,重數量輕質量,短期行為嚴重,不注重對扶貧成果的鞏固;在扶貧主體上,重政府和行政行為,忽視了各種社會力量和因素對扶貧工作的貢獻;在扶貧客體上,重貧困區域,輕貧困村、貧困戶等類型;在扶貧內容上,重改善供給,輕刺激需求(即只重視改善貧困地區生產生活條件);在扶貧方法上,重外部注入,輕內部培植經濟增長點:在扶貧資源上,重經濟和物質,輕思想和精神:在扶貧產業選擇上,重工業項目,輕農業項目:在扶貧組織實施上,重被動服從,輕主動參與和自我發展;在扶貧效益評估上,重經濟效益,輕社會效益、心理效益。
2、中國當前扶貧機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扶貧開發工作還面臨著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在扶貧對象瞄準上,還沒有形成動態的精準識別和瞄準機制;在扶貧項目選擇上,還沒有建立有效的選擇機制:在扶貧資金使用上,還沒有形成多元化、突出重點的投入機制:在扶貧管理工作上,還沒有建立有效的分工合作機制:在扶貧監管評價上,還沒有形成信息對稱、及時有效的監督評價機制。
3、中國扶貧在治理結構方面面臨的主要挑戰。中國扶貧治理結構方面的挑戰有:政府部門過度主導扶貧資源的分配和使用;財政體制不利于貧困地區的發展:商業銀行執行政策性扶貧貸款中存在利益沖突;缺乏有效的監督、評估系統和問責制度;非政府機構發展不足和缺乏生存的法律環境和與政府間的合作協調機制:貧困人口缺乏參與:扶貧部門之間缺乏協調;城鄉扶貧體制不協調。
四、新時期農村貧困標準與政策設定展望
綜合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結合中國各地區和當前農村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的農村貧困標準的設想應該與以往有所不同,扶貧政策也必須有所調整。
(一)新農村貧困標準設定應綜合多重因素
在新的歷史時期,貧困標準的設定必須考慮以下因素:現行絕對貧困標準:貧困地域農民面臨的不確定風險因素:文化教育因素;醫療保健因素;發展費用:休閑娛樂因素;權利缺失造成的不平等因素等。貧困標準測定可以簡單表述成以下模型:貧困標準=現行絕對貧困標準+貧困農民面臨的不確定風險支出+文化教育支出+醫療保健支出+發展費用+休閑娛樂支出+權利缺失造成的不平等因素損失支出。
(二)政策設計要偏重非物質消費需求
在扶貧政策的設計上,應該從各地貧困鄉村和貧困人口的特點出發,將扶貧的重點轉向貧困人口的非物質消費需求上,強化教育,立足從根本上提高貧困人口自我生存和自我發展的能力;同時針對不同鄉村和不同人群的貧困狀況,實施分類扶貧。
(三)改變觀念,積極創新,提高現有扶貧政策與措施的效率與作用
完善開發式扶貧,在做好“自然資源開發”的基礎上,同時側重“人力資源開發”;實現開發式扶貧和救助式扶貧的有效結合,致力于建立一個以開發式扶貧為主并有針對性地結合救助式扶貧的綜合扶貧體系;建立城鄉統籌的一體化扶貧體系;建立合理的信貸扶貧體制:加強國務院和各級扶貧領導小組的政策制定和組織、協調、考核功能;發揮民間組織在扶貧中的作用,發動非政府組織來動員高收入人群,為低收入弱勢群體狀況的改善出錢出力;改變增長方式,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同時實現增長和公平的目標。
(四)嘗試“梯次移民”方式,實現異地脫貧
在扶貧方式上。局部地區可以從當地實際出發,通過“梯次移民”方式,適當集聚人口,依靠群體力量優勢實施脫貧。所謂梯次移民是指在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和實際情況的前提下,由政府提供資金支持并有組織地把分散的村莊整體遷移到生存條件相對較好的區域,以便形成人口集聚效應,同時把村民按照標準進行分類,不同性質的村民按照他們的意愿和實際情況遷移到不同的區域,如中心村、集鎮、縣城、直至大中城市,成熟一批遷移一批;通過發展集群農業來提高農戶抵御風險能力和市場談判能力;通過鼓勵科技人員直接下鄉創業來彌補欠發達地域的人才真空,從而從根本上推進貧困地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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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南科大仍然采取“基于高考的綜合評價錄取模式”(“6+3+1”的考核模式),報考學生須在全國統一高考后,參加該校自行組織的能力測試和面試。其中,高考成績占60%,南科大能力測試成績占30%(包括機試和面試),高中學業成績占10%,學校按考生綜合成績擇優錄取。此外,2017年南科大增加了綜合評價招生優錄政策,在數學、物理學、化學、信息學、生物學國家級競賽中獲得二等獎(含)以上的考生,可免予參加學校組織的能力測試。
值得一提的是,與往年相比,占總成績10%的高中平時學業成績一項被拆分,將由7%的高中平時成績和3%的綜合素質評價成績組成。綜合素質評價將從創新實踐、學科特長、藝體素養、社會責任、思想品德5方面10個子項來評價考生綜合素質。除擁有發明創造、獲得學科競賽獎項外,堅持做義工、從事社會調查、鋼筆字寫得好等均能為錄取加分。
南科大協理副校長韓蔚表示,這種綜合評價錄取模式革除了“唯分數論”“一考定終身”和“片面應試教育”等傳統考試招生制度的弊端,有利于選拔具有學科特長和創新潛質的優秀學生。
為吸納優質生源,南科大還規定,通過該校綜合評價條件、高考成績排省理科前200名的被錄取考生將納入“國際英才”計劃,學校拿出約40萬元人民幣資助其到世界前10名左右的大學學習交流1年。高考成績排省理科前400名的被錄取考生將獲得10萬元校長獎學金。
據了解,自2015年在云南首次招生起,南科大已錄取云南籍優秀考生45人,僅從高考成績看,招錄考生高考平均成績高于一本線110分,排名省內理科前2%。
貴州:國家級貧困縣平塘實施15年教育免費政策
中國新聞網消息 中國國家級貧困縣平塘縣在貴州省率先實現了從學前教育、義務教育到高中教育的15年教育免費的全覆蓋。
地處中國西南腹地的貴州,是中國貧困人口最多、面積最大、程度最深的省份。平塘縣隸屬貴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是中國國家級貧困縣,有相當一部分貧困人口生活在深山區,生活相當艱難。為提高平塘縣學前教育普及程度,致力教育扶貧攻堅,近日,貴州省平塘縣發文,決定從2017年春季學期起,貴州省平塘縣全部免除戶籍在該縣學前教育階段(幼兒園、小學附設學前班)就讀的建檔立卡貧困戶兒童保育教育費、學前教育費和取暖費,對已收取相關費用的立即組織清退。
此舉是平塘縣繼2016年投入580萬元免除普通高中階段就讀學生學費、住宿費后的又一惠民力作。2017年,平塘縣又投1 200余萬元經費實現兩項免費政策,將讓目前在園(班)的1 159名貧困幼兒享受幸福教育。至此,平塘縣在貴州省率先實現了從學前教育、義務教育到高中教育的15教育免費的全覆蓋。
除此之外,平塘縣在2005年就制定了高考、中考獎勵政策,對在高考、中考中取得優異成績的學生及學校進行獎勵,對貧困的高中畢業生進行資助,至今共發放獎勵3 043.8萬元,獎勵優秀學生986人,資助高考貧困生1 66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