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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國際經濟危機; 中國經濟; 經濟前景展望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發展取得
舉世矚目的成就,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地位顯著提升,人民生活持續改善。與此同時,國際國內環境已經并正在發生深刻而復雜的變化,經濟進一步發展面臨的約束和限制因素也在增加。如何看待世界經濟走勢和國際環境變化? 如何看待中國經濟地位的上升與轉型階段的歷史使命? 如何應對國內外挑戰,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這些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一、世界經濟走勢及原因分析
( 一) 本輪國際經濟危機的演變及現狀
2008 年9 月,以雷曼兄弟公司破產為標志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先是造成以華爾街為中心的美國金融大地震,然后迅速席卷全球。2009 年末,希臘債務危機爆發,2010 年和2011 年,愛爾蘭和葡萄牙、西班牙及意大利也先后陷入債務危機,并逐步向歐元區核心國家蔓延。本輪國際經濟危機沖擊力極強,不僅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受阻,發展中國家也受到嚴重拖累。不僅金融領域傷痕累累,實體經濟也遭受重創。其破壞程度之深,歷史罕見。
世界經濟跌宕起伏,一波三折。2008 年四季度到2009 年上半年,發達國家進入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發展中國家增長速度也明顯放緩。
2009 年下半年起,在規模空前的刺激政策作用下,世界經濟開始復蘇,但很快被歐洲債務危機所阻斷。
2012 年8、9 月份以來,美國和金磚國家等局部地區出現向好跡象,但世界經濟增長依然乏力,發達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在這一過程中,世界主要經濟體采取多輪寬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盡管是必要的,但代價巨大,導致財政赤字和主權債務激增,央行資產負債急劇膨脹,國際流動性數度泛濫,金融市場劇烈動蕩,大宗商品價格高位波動。到目前為止,國際經濟危機還遠未過去,世界經濟復蘇仍步履維艱。
分國別和主要經濟體看:
1. 美國經濟復蘇艱難緩慢。
經濟增長波動乏力。2008 年GDP 下降0. 3%。
2009 年降幅擴大到3. 1%。2010 年,在極度寬松貨幣政策特別是刺激性財政政策作用下,增速回升到2. 4%。受本國房地產市場不景氣、歐債危機和全球需求疲弱的影響,2011 年增速又回落至1. 8%。
2012 年8、9 月份以來,在房地產企穩回升和消費溫和回暖帶動下,美國經濟出現回暖跡象,但增長動力仍然不足,預計2012 年的增速僅為2. 2%。
物價水平大起大落。2009 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下降0. 4%。2010 年和2011 年,物價水平有所回升,CPI 分別上漲1. 6%和3. 2%。2012 年前11 個月,受能源價格有所回落影響,CPI 同比漲幅回落到2. 1%。
失業率先升后降,但總體居高不下。其中, 2009年10 月一度升至10% 的1984 年以來最高水平,2009 年全年達到9. 3%,比上年高3. 5 個百分點。
2010 年,雖然經濟短期回暖,但就業狀況沒有明顯改善,當年失業率達9. 6%。此后在波動中逐步回落, 2011 年達8. 9%,2012 年9 月份降至7. 8%,為2009 年以來首次回落到8% 以下,11 月份繼續降至7. 7%。
對外貿易波動明顯,貿易持續逆差。貨物和服
務貿易進出口2009 年出現兩位數的大幅下降, 2010年和2011 年均為10% 以上的較快增長。但受全球需求疲弱的影響,2012 年前10 個月同比增速回落至3. 9%。外貿持續逆差,占GDP 比重2008 年一度高達5. 3%。
2. 歐元區遭遇二次經濟衰退。
GDP 從2008 年第二季度開始連續五個季度環比負增長。在各種刺激性的財政、貨幣政策作用下,從2009 年三季度開始微弱復蘇。2010 年上半年,經濟復蘇勢頭較為強勁。但2010 年下半年以來,歐債危機深化蔓延,經濟增速明顯放緩, 2011 年第四季度再度出現環比下降。2012 年前三個季度的環比增長率分別為0%、-0. 2%和-0. 1%,已陷入二次衰退。
CPI 大幅波動后維持在2. 4% ~ 3% 的水平。
2009 年CPI 漲幅從上年的3. 3% 明顯回落到0. 3%的低位,其中6 至10 月連續5 個月同比下降。此后,在波動中上升,并維持在2. 2% ~ 3% 的水平窄幅波動, 2012 年11 月同比上漲2. 2%。
失業率大幅上升。危機以來,歐元區失業率持
續攀升,2009 年達到9. 6%,比上年上升2 個百分點。2011 年進一步升至10. 1%。2012 年10 月份為11. 7%,是1998 年以來最高水平。
進出口貿易波動走弱。2009 年出現大幅下跌
后, 2010 年出現恢復性增長,近兩年則持續走弱。
3. 日本經濟屢遭重創。
2008 年,GDP 大幅下降3. 7%。2009 年再降
2. 1%。隨著寬松貨幣政策特別是就業、節能環保補貼等財政刺激政策開始發揮作用,2010 年GDP 增長3. 3%。但2011 年3 月份以來,日本地震系列災害、泰國洪災和日本政府“購島”鬧劇對日本經濟造成多輪重創。除三季度環比正增長外,2011 年第一、二、四季度GDP 環比分別下降2. 1%、0. 5% 和0. 3%。2012 年第一季度雖出現1. 3% 的恢復性增長,但第二季度開始再度放緩,僅增長0. 1%,第三季度則下降0. 9%,是過去8 個季度中第5 次下降,很有可能出現二次衰退。
通貨緊縮陰影揮之不去。2008 年CPI 上漲
1. 4%,2009 - 2011 年分別下降1. 4%、0. 7% 和0. 3%。2012 年6 至9 月連續5 個月同比下降。
就業市場復蘇緩慢。2009 - 2010 年失業率均為5. 1% 的高位,比2008 年上升1. 1 個百分點。
2011 年回落至4. 5%。2012 年前10 個月為4. 4%。
對外貿易屢受重挫。2009 年,進、出口分別大幅下降34. 8% 和33. 1%。2010 年恢復性增長。
2011 年出口又下降2. 7%,2012 年前11 個月同比繼續下降2. 5%。
4. 巴西經濟在大幅波動后低速增長。
巴西經濟對于國際金融市場和大宗產品市場依
賴較大,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的巨大沖擊,貨幣政策調整力度過猛,加上國際資本炒作,導致本幣雷亞爾急升急貶,巴西經濟起伏明顯。2008 年GDP增長5. 1%,比上年放緩1 個百分點。2009 年經濟下滑0. 2%。2010 年經濟強力復蘇,大幅增長
7. 5%。但2011 年大幅放緩至2. 8%,2012 年上半年再度放緩至0. 6%。
CPI 三落三起,波動明顯。同比漲幅高點分別
是2008 年10 月份的6. 4%、2011 年10 月份的7. 4%以及2012 年10 月份的5. 5%。
失業率小幅升高后穩步下降。2009 年為
8. 1%,2010 年降至6. 7%, 2011 年降至6%, 2012 年前10 個月再降至5. 3%。
進出口貿易兩度受挫,貿易順差明顯縮小。
2009 年,進出口總額大幅下降24. 6%,而2010 年和2011 年則分別大幅增長40. 6%和25. 3%。2012 年前10 個月同比又下降4. 4%。2011 年貿易順差192億美元,還不及2007 年的一半。
5. 印度經濟增長波動中明顯放緩。
2008 財年( 當年4 月至次年3 月) GDP 增長
7. 1%,比上年度放緩1. 9 個百分點。2009 年度和2010 年度分別加快至7. 4%和8. 5%。但2012 年前三季度再度放緩至5. 4%。盡管如此,印度仍是金磚國家中繼中國之后第二個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未出現經濟下降的國家。
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2009 - 2011 年,CPI 漲幅分別上漲10. 8%、12%和8. 9%, 2010 年1 月份同比漲幅一度高達16. 2%。2012 年前11 個月,同比仍然達到9. 2%的較高水平。
進出口貿易兩度受挫,貿易逆差明顯擴大。
2009 年進出口總額大幅下降19. 5%,2010 年和2011 年分別大幅增長39% 和36. 8%,2012 年前9個月同比下降9. 9%。2011 年貿易逆差為1463 億美元,比2009 年擴大78%; 2012 年前9 個月已達到1365 億美元,接近2011 年全年水平。
6. 俄羅斯經濟在大幅下滑后轉為低速增長。
2008 年GDP 增長5. 9%,2009 年下降7. 8%;
2010 - 2011 年分別增長4% 和4. 3%,僅相當于2007 年的一半左右。2012 年同比增幅從第一季度的4. 9%繼續放緩至第三季度的2. 9%。
通貨膨脹在高位波動中明顯回落。2008 年CPI 達13. 3%, 2009 - 2011 年分別為11. 7%、8. 8% 和8. 5%。
2012 年前11 個月同比漲幅大幅回落至4. 9%。
失業率在短暫大幅升高后逐步回落。2009 年
為8. 4%,比上年大幅上升2. 1 個百分點; 2010 年和2011 年分別回落到7. 5%和6. 6%, 2012 年前10 個月進一步回落至5. 7%。
進出口貿易兩度受挫,貿易順差明顯擴大。進
出口總額2009 年大幅下降37. 2%, 2010 年和2011年則分別大幅增長30. 2%和30. 3%, 2012 年前9 個月同比增速大幅放緩至3. 3%。貿易順差2011 年達1988 億美元,比2009 年擴大73%; 2012 年前9個月為1501 億美元,同比繼續擴大4. 2%。
( 二) 此次國際經濟危機的原因
引發危機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全球金融過度創
新與金融監管的缺失,但其背后有著深層的根源,實際上是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長期積累下來的問題和矛盾的大爆發。
1. “( 科技) 大發展———大繁榮———大泡沫———大調整”危機形成機制的再現。
20 世紀90 年代,在以信息業為核心的高科技
產業迅猛發展帶動下,美國經濟實現了異乎尋常的大繁榮。但2001 年IT 產業泡沫的破滅以及“9. 11”
事件的發生,對美國經濟造成重大沖擊。美聯儲連續13 次下調聯邦基金利率,直接促成了房地產泡沫的膨脹。與之相伴隨的經濟繁榮實際上是用新的、更大的房地產泡沫取代了原來的IT 泡沫。截至2006 年底,美國房價連續47 個季度上漲,累計漲幅達56. 1%。為防止經濟過熱,2
論文摘要:在人類文化的最初發展階段上,詩歌、音樂、舞蹈是連結最為緊密的藝術形式。《詩經》作為歌、樂、舞的集合體,它是中國有詩以來的第一部樂歌總集,并且在藝術形式、題材內容以及藝術淵源上與中國上古詩歌一脈相承。通過對二者繼承關系的探討,使我們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中華古文化。
伴隨著時代的腳步和歷史的前進,上古的神話、音樂到周代的《詩經》,中華古文化—歌、樂、舞在不斷地豐富和發展。三者是一個整體。正如格羅塞在《藝術的起源》中所證明的,在原始部落,也即人類文化早期,歌謠均是載歌載舞的。很少有舞而不歌或歌而不舞的,且“原始的抒情詩是合樂的,……最后,敘事詩或至少敘事詩的一部分,也不單單是記述的,是用宣敘歌唱出來的”。
《詩經》作為樂歌,它與中國上古詩歌傳統有著密切的聯系,本文就《詩經》作為樂歌的性質,以及它對上古詩歌的內容形式的繼承性方面加以探討。
在上古社會,由于文字沒有發明,人們的情感完全靠口頭交流,為了使內心情感得以淋滴盡致的表達,就配之以舞蹈,并加以歌唱,從而形成了中國古代最早的詩歌與音樂結合在一起的藝術形式。《詩·大序》開篇即言:
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聲。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吸嘆之;吸嘆之不足,故味歌之;味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用之也。
從而說明了詩、歌、舞是一體的。其實早在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中就是如此。如《呂氏春秋·音初篇》載,大禹治水不能與戀人涂山氏女相會,涂山氏女在等待時,便唱了一首戀歌:“候人兮猜!”這是現存最早最短的一首情歌,用歌唱代替語言,抒發內心的激動、期待之情。遠古著名的樂舞有《葛天氏之樂》、《云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武》等等。在《禮記·樂記》中:“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協同分工構成一個整體。
《詩經》作為詩、樂、舞的集大成,雖然只有文字,音樂已經不可耳聞,但我們從字里行間及每首作品本身的內容結構方面仍可了解到那個時代豐富的民俗音樂生活,以及詩樂的一般特點和演唱概況。其藝術淵源就是上古與樂舞結合在一起用以傳唱和表演的歌。在理清《詩經》與上古詩歌傳統的關系之前,我們首先要弄明白《詩經》作為樂歌的性質。
在“五四”時期,顧領剛在《論所錄全為樂歌》中指出:
春秋時的“徒歌”是不分章段,詞句的復杳也是不整齊的。《詩經》不然,所以《詩經》是樂歌。凡是樂歌,因為樂調的復奏,容易把歌詞鋪張到各方面,《詩經》亦然,所以《詩經》是樂歌。兩漢六朝的樂歌很多從徒歌變來,那時的樂歌集又是分地著錄,承接著《國風),所以(詩經)是樂歌。徒歌是向來不受人注意,流傳下來的無名氏詩歌皆為樂歌;春秋時的徒歌不會特使人注意而結集入《詩經》,所以(詩經)是樂歌。
顧領剛從《詩經》章段的劃分、詞句的復沓以及歌詞多方面的鋪張等,證明了《詩經》全是樂歌。此外,張西堂在《論是中國古代的樂歌總集》一文中也提出論證了《詩經》所錄全為樂歌。具體來說,《詩經》的樂歌性質可以表現在:《詩經》的興、聲韻、結構等方面,這將在下文中加以分析。
我們說《詩經》樂歌是對上古詩歌傳統的繼承,首先表現在詩歌內容上的傳承和發展。
原始社會流傳下來的詩歌常常以狩獵為內容,這也是當時生產勞動的需要,以《彈歌》為例:
斷竹,續什,飛土,逐肉。
表現原始社會人們用竹做弓,發射石彈狩獵的內容。又如在《尚書·舜典》中記載有“擊石柑石,百獸率舞”的樂舞,大約是人們以自制樂器伴奏,扮作各種野獸形狀來馴服百獸的愿望或歡慶勝利的場景。
這一狩獵內容在《詩經》中得以傳承,并塑造了許多栩栩如生的獵人形象,透過這些形象可以洞見先民祟尚勇力的樸素美。
田獵詩在《詩經》中分布廣泛,在《國風》中有《周南·兔陪》、《召南·野有死糜》、《召南·驗虞》、《衛風·有狐》、《鄭風·叔于田)、《鄭風·大叔于田》、《齊風·還》、《齊風·盧令》、《齊風·椅哇》、《秦風·驪戮);在《小雅》中有《車攻》、《吉日)等。有的謳歌獵人的勇猛,如《周南·兔陪》:
肅肅兔啥,標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兔陪,施于中過。赳赳武夫,會侯好仇。
肅肅兔借,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這首詩贊美了公侯衛士的英姿威武、勇力過人。正如方玉潤在《詩經原始》中的評價:“竊意此必羽林衛士,息嘩游獵,英姿偉抱,奇杰魁梧,遙而望之,無非公侯妙選。”此外,陳子展在《詩經直解》中又說“《兔陪》,獵兔者武士自贊之歌”。
有的則是展現了一幅規模宏大的狩獵場面,如《鄭風·大叔于田》:
叔于田,乘乘馬。執譽如組,兩珍如舞。叔在獲,火烈具舉。
擔拐基虎,獻于公所。將叔無扭,戒其傷女。 古代詩歌有進一步的了解。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移雁行。叔在獲,火烈具揚。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磨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鴿。兩服齊首,兩移如手。叔在獲,火烈具率。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栩忌,抑倉套忌。
詩正面鋪陳的描寫,展示了射獵的全過程。場面特寫歷歷如畫,如“叔”聚眾狩獵,獵火一起燃起,“叔”要開始捕獵,看他勇猛過人,敢于赤膊去打虎;他精于射術,馳馬駕車的本領無人能及。正如陳子展在《詩經直解》中“(大叔于田),亦為贊美獵人之歌”。
除此以外,《詩經》中的《齊風·還》還向我們展示了兩個友好的獵人形象。
以上可以看出,上古詩歌中有關狩獵的內容在《詩經》中得以充分的繼承并加以豐富。無論是在篇幅上,還是場面描寫和人物形象的刻畫上都遠遠勝于彈歌。
遠古樂舞的演出形式,一種是“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之歌八閡”(《呂氏春秋·古樂篇》),另一種是“八信…皮棄素積,錫而舞大夏”。(《禮記·明堂位》)《詩經》作為樂歌在藝術形式上也繼承了上古詩歌傳統的特點,從而保留了上古詩歌的口傳性和表演性。
西方學者帕里洛德有一個基本觀點“早期詩歌的基本性質是口述的”,而《詩經》就是口傳的樂歌,口頭傳唱的特點非常明顯。按口傳詩學的理論來看(詩經),就會發現詩中有很多固定的抒寫格式和套語,這正是中華民族在漫長的口傳詩歌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這些格式和套語又往往與音樂演唱的固定模式聯系在一起,也即“一花泯族在早期詩歌長久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音樂曲調和演唱程式,這些固定的音樂曲調和演唱程式往往決定了一首詩的語言形式。”正如《詩經》中存在著很多的重章疊句,這正表明了詩歌的民間性質,它是民間詩人依據固定的模式吟唱的,具有口傳性。以《衛風·木瓜》為例: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璐。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這首詩從結構上來看,運用的曲調是單純重復的方法,“一唱三嘆”,這是我國上古音樂中最常用的曲調結構。此外還有《魏風·伐植》、(采葛)等都用這種復沓結構,具有很強的口頭傳唱性,從而繼承了上古詩歌傳統的口頭性特點。另外,詩經中使用的是和原始勞動節奏相應的二二節拍的四字句。
上古詩歌藝術形式中的表演性,在《詩經》樂歌中往往表現為詩句起興的動作姿態。
“賦”、“比”、“興”是《詩經》最典型的結構方式,在鐘嶸的《詩品》中可歸納為:“故詩有三意焉,一日興,二日比,三日賦。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錢鐘書在《管錐編》中也指出:“有聲無義,特發端之起興也。兒歌市唱,觸而多然。”由此可見,“興”在《詩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紀初甲骨文學者對于“興”字源和字形上的分析,指出了“興”是一種集體性的動作,并且伴隨著有節奏的聲音。簡單來說,“‘興’的最初含義就是由群體實施的、伴隨節奏的聲音和動作”。
在學校領導的大力支持和推動下,我積極推進新課程改革試驗,走過了一個艱難的歷程,目前仍處在探索階段。我在小組建設、前置作業、學科團隊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也獲得了學生的支持。現在把我在新課程實施過程中的一些有效探索總結如下,希望對新課程的改革實施有所裨益。
一、解放思想,大膽改革,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
教育界長期墨守成規,應試教育大行其道,學生厭學、老師厭教、家長著急、社會關注,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老師每天過得特別累,學生卻很輕松。這種反常現象只能說明,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不改革就不能發展。而改革首先就要改變傳統的觀念,追趕時代步伐。
1.要改變知識觀。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傳統知識主要是靠傳授的,獲取渠道相對單一,且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不傳授,不正統就不行。現在知識傳播的渠道非常廣,是信息時代,學生獲取知識的手段和渠道也非常多。所以,老師要改變知識觀,拋棄陳舊的說教,建立活的發展的知識觀。
2.要改變育人觀。傳統教書育人,學生的出路非常窄,現在早已不是“學而優則仕”的年代了,學生的出路非常寬廣。所以,傳統教書育人觀已經過時了,現在更要關注學生獲取知識和將來生存的能力。因此,老師要改變育人觀。
3.要改變課堂觀。現在老師已經不再是權威,或者老師知識權威的形象已經不在了。而相對而言,課堂渠道雖然是主渠道,可是,單調、枯燥、沉悶、生硬、陳舊的課堂已經不適應學生發展的需求了。所以,老師要改變課堂觀。不要自己獨占課堂,要讓學生成為課堂的主人。
4.要改變學生觀。“時代前進了,學生也發展了。”其實,這是一個錯誤觀點,說明老師已經落后了。“90后”的學生身上有許多新東西,我們要去接受、引導,而不是排斥、輕視。現在的人還能那么輕易地迷信權威嗎?學生亦然。所以,我們要改變學生觀,不要再用老眼光去看待現在的學生。
5.要改變課程觀。新課程不是老教材,是一個引導,老師必須去開發新課程,而不是依賴新課程。新課標也不是老大綱,也只是一個引導。新課程要求老師具有更高的專業水平,才能駕馭和使用好,也才能引導學生發展三維目標。三維目標也是一個籠統而靈活的東西,需要在課程中去開發和豐富。
只有老師觀念改變了,思想解放了,把心放在學生上,而不是放在知識上,我們才能放下包袱,大膽改革,解放和發展學生的學習能力。學生學習能力提高了,興趣才能真正培養起來,學生自主學習的精神才能發揚光大,我們老師的沉重負擔才能減輕。
二、變革管理思路,充分信任學生,發展學生的自主管理能力
現代管理倡導人性化、人文化、科學化。管理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卡,而是通過管理最大限度地發揮團隊力量和個人潛力。學生管理尤其如此。因為我們是育人的,而且對象是未成年人。所以,搞好班級管理尤其要講求科學性。我們班主任老師現在覺得管理難度太大,臉上每天寫滿了疲倦和憤怒,因為我們還停留在傳統的思路上,什么都要管,什么都不放心。累得要死,而學生并沒有變得勤快。因此,必須把具體管理任務交給學生去做,老師才能從繁雜的日常管理事務中抽身,老師才有時間和精力去思考更值得去思考的管理問題。
1.建設小組,變老師管理為學生管理。小組建設就是把全班學生分成若干小組,選舉小組長,讓小組長負責本組的日常管理。怎么分?要根據本班情況。我現在把學生分成八個大組,每個大組又分成兩個小組。大組長管理小組長,小組長管理組員。這樣,就把管理任務具體分解到學生中間去了,管理工作就下移了,這就減輕了老師的管理工作量。那么,這個組長一定是班級骨干,能帶動其他同學。有管理,就有考核。考核就是以組為單位進行獎懲。這樣做是為了提高學生的團結意識和凝聚力,也希望把一些問題學生通過小組管理,在小組層面解決掉。
2.班干部職能轉型。由于管理中心下移,所以,班干部的管理工作也就相應減輕了,班干部職能轉變成督促、檢查和評價,可采用加減分的方法考核小組。一周一匯總,一月一總評。獎勵和懲罰的辦法,由學生們去想,努力做到獎勵獎到他們心里去,懲罰也要罰到心里去。
通過小組建設和班干部職能轉變,使得更多的同學能參與到班級管理工作中來,這也有利于調動更多學生的積極性,有利于發展更多學生的管理水平和能力。
3.打造學科團隊,轉變課堂思路。新課程的核心是轉變課堂教學模式,把學習的自還給學生。怎么能實現呢?在小組的基礎上,選出學科團隊,每小組選1人,8個組選出8人構成一個學科的學科團隊。學科團隊成員成為本小組的學科骨干。學科團隊成員要負責本小組的學科學習、作業批改、問題反饋,同時要協助好學科老師做好前置作業的設計、完成和檢查。通過學科團隊的建設,使更多的同學直接參與到學習過程中去,就為課堂展示、研討、合作探究奠定了基礎。
4.設計前置作業,轉變課堂模式。以往課堂是老師主宰,學生配合。現在首先要讓學生動起來,前置作業就是要讓學生在課前動起來的有效手段。前置作業怎么設計?原則是怎么讓學生好學、愛學,就怎么設計。所以要充分用好學科團隊,發揮學科團隊的作用,和老師共同設計前置作業。前置作業提前下發,讓學生以組為單位,認真準備,老師可以指導,然后,課堂展示、探究,學生提前有目的地準備,就為課堂的展示打下了基礎。通過展示環節,實際上就是把課堂還給了學生,轉變了課堂模式。學生通過討論、展示、交流,這樣一種自主合作學習模式,就大大提高了課堂學習效率。而且,還可以充分發揮學生的特長,培養了學生的能力。
這里就有一個問題,也是課堂能否高效的核心問題,那就是前置作業一定要突破教材的束縛,讓學生能從生活實際出發,從自己的體會出發,有話可講。在學生展示的時候,一定要讓學生展示一個完整的思路。學生可能講出問題來,老師要多鼓勵和積極評價,鼓勵學生大膽展示。學生展示出的問題,就是他們真實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就是課堂效率提高的保證。因此,一定要鼓勵學生展示。
三、以評價為推手,以學生為根本,提高老師駕馭課堂的能力
小組建設、前置作業、課堂討論、展示、交流、小結和評價,就生成一種靈活生動的新課堂模式。在這個模式的運作中,老師的及時評價是非常關鍵的。這個評價隨時都發生,對學生的學習行為隨時都要做出準確的評價。當然這個評價是以小組為單位的。以評價作為重要推手,推動課堂向前發展。對前置作業的設計和完成情況、小組內的討論、展示、質疑、板書等都要及時做出中肯的評價。這個評價,絕不是盲目的夸獎,既要指出精彩之處,也要指出不足之處。不再是單純地對知識的關注,而主要是對學生主體的關注。由于是學生自己在講,所以,老師及時的點評就有的放矢,具有醍醐灌頂的效果。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不正說明了老師的點評的時機嗎?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地產指數;Granger因果檢驗
文章編號:1003-4625(2008)10-0014-04中圖分類號:F832.6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change rate and the real estate index of stock market after RMB exchange rate reform is empirically studied using daily data as a sample. Econometrical methods such as correlation analysis, co-integration test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are adopted an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long-term co-integration relation between exchange rate and the real estate index, and exchange rate is Granger causality of real estate index. The RMB appreciation is the main reason that real estate plate wins the market index.
Key Words: RMB Exchange Rate;Real Estate Index;Granger Causality Test
一、引言
2005年是中國金融市場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相繼實施的股權分置改革和匯率制度改革讓中國金融市場翻開了嶄新的一頁。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當日,人民幣匯率由1美元兌8.27元上升到8.11元,升值2%。自此,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擺脫了長期在8.27徘徊的狀態,開始了持續的升值旅程。
從國外的經驗看,本幣持續的升值以及升值的預期,會吸引大量資本涌入,而房地產市場就是承接資金的重要場所之一。以日本為例,20世紀80年代,日元經歷了大幅度的升值,尤其是自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后,3年間日元累計升值107%。而80年代中后期,日本地產業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房地產價格飛速上漲。5年間,日本全國住宅用地價格上漲96%,商業用地價格上漲119%,東京地區綜合用地價格上漲幅度更高達162%。然而,伴隨著泡沫的破滅,到了1997年的時候,住宅用地價格比最高點時已下降了52%,商業用地更是下降了74%。泡沫的破滅造成土地交易幾乎無法成交,而金融機構則被壞賬緊緊包裹無法動彈,一些大銀行紛紛破產或重組,日本經濟陷入全面的衰退,至今未能恢復元氣,20世紀90年代被稱作日本“失去的十年”。而我國臺灣省、韓國、泰國等亞洲新興經濟體均經歷了類似的過程。
匯改后,人民幣持續走強,人民幣對美元不斷升值。人民幣匯率目前的走勢有點類似日元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狀態,人民幣進入長期升值通道,并將可能推動股市與樓市等資產價格進入長期上漲階段,人民幣升值對中國房地產業未來幾年的走勢構成重要的影響。股市素有一國經濟的“晴雨表”之稱,股票的價格指數能夠敏銳地反映一個行業的景氣程度以及發展前景。圖1中可以看出,從2005年7月22日到2008年4月30日,上證指數從1046點上升到最高點6092點,然后調整到3693點附近,大盤的最大升幅為482%,累計升幅為253%;而地產板塊指數則從741點上升到最高點8204點,然后調整到4841點附近,最大升幅為1007%,累計升幅為553%,均遠遠領先于大盤。從2007年10月16日大盤最高點至2008年4月30日的調整行情中,大盤指數下跌39.4%,而地產板塊指數下跌32.9%,可見,在調整行情中,地產板塊的跌幅也小于大盤。而這期間,人民幣匯率從8.11升值到7.00,經歷了震蕩上行的單邊上揚,累計升幅超過15%。本文嘗試通過分析匯率與地產板塊指數的長短期關系,從人民幣升值的角度探討地產板塊跑贏大盤的原因。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分析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外學者對匯市與股市的關系做了一系列研究。Ajayi and Mougoue(1996)運用8個發達國家的數據分析了股票價格與匯率之間的短期和長期關系。他們的研究表明股票價格的上漲導致美國和英國兩國貨幣的貶值,同時貨幣貶值又導致短期股票價格下跌。Abdalla and Murinde(1997)以亞洲新興資本市場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表明,印度、韓國、巴基斯坦、菲律賓四國存在著匯率對股價的單向影響。Granger等(2000)研究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究竟是貨幣貶值導致股市下跌還是股市下跌導致貨幣貶值的因果關系,實證結果表明,日本、新加坡和泰國顯示出匯率引導股價的正相關關系,其余地區和國家如中國臺灣、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都表現出股價引導匯率的負相關關系。Padhan(2006)采用1990至2004年期間的數據分析了印度股市與匯率的動態關系,結果顯示,存在著從匯率到股市的單向Granger因果關系。Hwang(2006)運用1973年到1996年的數據分析了加拿大多倫多股票交易所300指數與加元兌換美元的關系,結果顯示股票價格對匯率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都沒有影響,但本幣貶值對股票價格的長期走勢有重要的影響,短期影響不大。張碧瓊、李越(2002)利用1993年12月―2001年4月間的日數據,運用ADSL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匯率和滬深股市指數存在著長期協整關系,但沒有證據顯示B股市場和人民幣匯率之間存在相互關系。
以上文獻分析不同國家不同時期中股市與匯市的關系。不過,從現有文獻看,匯率與股市相關行業指數的實證分析尚處于空白狀況。從理論上分析,人民幣升值對地產業的利好因素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第一,人民幣升值一般說來意味著我國經濟發展形勢比較好。良好的國民經濟形勢為與其息息相關的房地產行業提供了較佳的外部條件。宏觀經濟健康發展會帶動投資的增加和企業的擴張,土地、廠房、辦公物業的需求上升;并且我國居民收入及支付能力不斷提升,拉動居民對商品房投資的需求。第二,從全球的角度來看,人民幣的持續升值意味著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價值不斷提升。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前提下,國內外投資者會選擇中國房地產作為投資組合的配置資產。即使在中國外匯管制的條件下,這一資產配置需求仍然存在。第三,在長期的升值壓力之下,人民幣繼續升值的預期非常強烈,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賭”人民幣升值的國外熱錢會繼續流入,其中一部分將進入保值增值功能較強并且比較容易套現的房地產市場,進而加大房地產的投資性需求。可見,人民幣升值可以促進地產業的繁榮,并且鑒于地產板塊在中國股市中所占權重較大,本文選擇地產板塊研究匯率與行業指數的相互關系。
三、模型設計與實證研究
(一)數據樣本
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制度正式拉開了序幕,本文選取2005年8月1日①至2008年4月30日的日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匯率采用直接標價法下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USRMB),即1美元兌換人民幣的數量,股市數據采用上證綜合指數(記作SSI),地產行業指數(記作EST)的日收盤價。匯率數據來自國家外匯管理局官方網站(safe.省略),股市數據源自天相數據庫。為了使兩個市場數據逐日匹配,刪除了5個匯市開盤而股市休市的匯率數據,最終獲得668組日數據作為本文的研究樣本。相關性檢驗表明,匯率與地產行業指數之間高度負相關,達-0.84①(p
為了消除大盤的影響,本文將研究匯率波動對RES②(以下簡稱地產指數)的影響。本文依次采用了單位根檢驗(Unit Test)、協整檢驗(Co-integration Test)、格蘭杰因果檢驗(Granger Causality Test)、脈沖響應(Impulse Response)等技術方法。數據處理軟件為Eviews5.0。
(二)單位根檢驗
由于股市及匯市數據都是時間序列,本文運用的向量自回歸(VAR)等方法要求系統中的變量是平穩序列,為了避免估計過程中出現偽回歸的問題,需要首先檢驗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序列平穩性的最常用方法是ADF檢驗,檢驗結果見表1。
注:1.(c,t,p)為檢驗類型,c和t表示帶有常數項和時間趨勢項,p表示所采用的滯后階數;2.滯后期根據AIC信息準則;3.臨界值采用1%顯著性水平下Mackinnon臨界值,***表示在1%置信水平下顯著。
從表1可知,原序列ADF檢驗值均大于臨界值,是不平穩的。而它們的一階差分都小于1%臨界值,是平穩的,原始序列均是I(1)(一階單整)過程。
(三)協整檢驗
如果幾組時間序列都是不平穩的,但其差分形式都是平穩的且具有相同的單整階數,那么這些變量的某些線形組合有可能是平穩的,如果存在這樣的線性組合則說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本文采用Johanson協整分析方法,檢驗結果見表2。
注:1.趨勢假定:無確定趨勢;2.滯后期采用AIC和SC值最小,極大似然值最大來確定,最佳滯后期為2期;3.**代表在5%的置信水平下拒絕原假設。
從表2可以看出,兩組檢驗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并且不能拒絕最多一個協整關系的假設,可以認為,地產指數與匯率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并且從標準化的協整方程的系數符號看,人民幣升值會引起地產板塊價格的上揚。由此可見,從長期看,人民幣升值是地產板塊跑贏大盤的原因之一。
(四)Granger因果檢驗
從協整檢驗結果看,地產板塊指數與人民幣匯率存在著顯著的長期穩定關系,即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法進一步研究他們之間的因果關系。
Granger因果檢驗法由Granger(1969)提出,如果一個事件X是另一個事件Y的原因,則事件X領先于事件Y,即事件X 引起事件Y。計量分析中,主要看現在的y能夠多大程度上被過去的x解釋,加入x的滯后值是否使解釋程度提高。如果基于(xt,xt-1,xt-2…)和(yt,yt-1,yt-2…)兩者預測的yt+s的均方誤差,小于基于(yt,yt-1,yt-2…)預測yt+s(s>0)得到的均方誤差。則可得出結論:x的前期信息對均方誤差的減少有貢獻,則稱x對y有Granger意義上的因果關系。
Granger因果檢驗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傳統的基于VAR模型的檢驗;另一種是最近發展起來的基于VEC模型的檢驗。向量回歸誤差修正模型(VECM)由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如果非平穩的序列間存在著協整關系,則更適合用VECM來檢驗序列的因果關系。VECM的建立過程如下:首先估計各變量的協整方程,并以其殘差作為表示“偏離均衡狀態”的誤差項,并入包含變量一階差分多期滯后項的向量回歸模型中,構成誤差修正模型:
等式(1)中,ECTt-1=yt-1-α-bxt-1,即協整方程的殘差項。γ和βi(i=1,2…,p)分別用來說明變量間的長期和短期因果關系,可以用t統計量與F統計量來判斷系數的顯著性。
從表3,表4可以看出,在檢驗USRMB是否為RES的Granger原因時,誤差項和ΔUSRMB的各滯后項的系數都顯著異于零。可見,無論從短期還是從長期看,匯率波動都是地產指數波動的Granger原因。而在檢驗RES是否為USRMB的Granger原因時,ΔRES的滯后項均不顯著,僅有誤差項的系數顯著異于零。可見,地產指數波動對匯率波動的短期影響不明顯,但是有一定的長期影響。表4中基于VAR的檢驗結果與上述結論保持一致。
(五)脈沖響應函數
為了動態地刻畫匯率波動對地產板塊超額收益率的影響,我們將應用基于VECM的脈沖響應函數來分析USRMB對RES的動態影響。脈沖響應分析的主要思想是分析誤差修正模型中一個內生變量的單位沖擊給其他內生變量所帶來的影響。此處采用Pesaran and Shin(1998)提出的廣義脈沖方法(Generalized Impulse Response),這種方法克服Cholesky分解不唯一的缺點。
圖2列出了地產指數的脈沖相應函數,橫軸表示響應函數的追蹤期數,縱軸表示地產指數對解釋變量的響應程度。匯率對地產指數的首期沖擊大小為0.15%,第2期沖擊達到最大值0.35%,以后各期逐漸減弱。由上面分析可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對地產指數的短期走勢具有一定的動態影響。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意義
本文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運用相關性分析、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檢驗以及脈沖響應等計量方法,在控制了大盤因素后,研究了匯改后人民幣匯率與地產指數的關系。主要有以下研究結論:
(一)匯改后人民幣名義匯率與地產指數無論從短期還是長期看都具有緊密的關系,從短期看,人民幣升值對地產板塊的股價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從長期看,地產指數與人民幣匯率具有穩定的協整關系,人民幣升值對地產行業有長期的利好影響。
(二)人民幣匯率是地產指數長期以及短期波動的Granger原因。從短期看,匯率對地產板塊的波動有一定的解釋作用。
(三)人民幣升值是促進地產板塊跑贏大盤的原因之一,關注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可以提高判斷地產板塊未來走勢的預測能力。這一點有一定的實踐指導價值,證券分析師在做相關的行業分析,可以借鑒本文的結論。
本文的研究結論蘊含著很深的政策含義。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同時推動了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等資產價格的上揚,如果證券價格以及地產價格的上升幅度脫離了宏觀經濟的發展速度,則會形成資產泡沫,泡沫的長期膨脹則會累積金融風險。當宏觀經濟出現拐點時,大量投資資金迅速從證券市場、房地產市場抽逃,價格泡沫的破滅則會引發毀滅性的金融危機(如東南亞金融危機)。國家相關部門要控制金融市場的風險源頭,調控好人民幣的升值節奏以及房產價格的上漲幅度,重點關注外匯市場、證券市場、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動態,加強相關的預警機制的建設,防范可能發生的金融風險。
參考文獻:
[1] AjayiRA, andMMougoue.On the dynamic relation between stock price and exchange rates[J].Journal of Finance Research,1996,(19):193-207.
【關鍵詞】激勵 管制 投資回報率 價格上限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從英國和美國開始,世界各國相繼開始電力產業改革,其中價格管制改革一直是各國改革的焦點。目前,各國電力市場基本上都采用了價格管制工具,較具代表性的有美國的投資回報率(ROR)模型和英國的價格上限(RPI-X)模型。而我國的電力產業處于發展期,有著不同于發達國家電力市場的特點,即有供應不足的問題,又有著電力企業效率普遍低下的問題。本文通過對投資回報率(ROR)模型和價格上限監管(RPI-X)模型的比較研究,結合其它研究中國電力市場價格管制的文獻中的理論和方法,針對我國電力市場價格管制面臨的主要問題,提出了一個新的綜合價格管制與激勵模型,為政府電價管制提供理論參考。
一、兩種主要的價格管制模型
1、投資回報率(ROR)模型
投資回報率管制(Rate of Return,ROR)又稱費率管制。該模型實質是政府、企業及消費者就企業投資回報率達成共識而簽訂的一種合約。其模型為:
R(p,q)=C+S(RB)(1)
式中R為企業收入函數;C為成本費用如燃料成本工資稅收和折舊等;S為政府規定的投資回報率;RB為投資回報率基數(Rate Base)。
在ROR模型下企業通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加的收益會因為管制價格的調整而消除,對企業不能產生效率激勵,因而導致企業存在X-無效率(X-inefficiency),另外還會因為事先約定的投資回報率而刺激企業過度投資,產生A-J效應;管制雙方要就投資回報率的水平問題進行反復的討價還價,管制者為正確計量成本和投資基數要付出高昂的信息成本。
2、價格上限管制(RPI-X)模型
價格上限是Littlechild在1983年提出的一種管制模型,該模型的應用以英國為代表,其模型為:
Pt+1≤Pt?(1+RPI-X)+Z(2)
其中Pt+1為管制的當期價格水平;Pt為上期的價格水平;RPI為零售價格指數(Retail price index),有時也用消費價格指數CPI表示;X為效率因素,是生產效率的增長,代表技術進步率;Z為調整項。
RPI-X模型克服了ROR模型中激勵不足的問題。但在運用RPI模型時,管制者不可避免地要考慮企業的投資回報水平和實際成本,以確定初始價格水平P0,可見RPI-X更像具有固定管制滯后期的ROR管制方式。
二、中國電力市場價格管制與激勵模型的構建
1、我國電價管制面臨的主要問題
在電力市場價格管制領域,我國仍面臨著電力供需矛盾明顯和電力企業效率低下的問題。因此,我國的電價管制需要同時解決如何激勵投資和如何激勵企業提高效率兩個問題。而ROR模型僅能解決激勵投資的問題,RPI-X模型僅能解決激勵企業提高效率的問題,都不能同時解決這兩個問題,因此,有必要構建一個適合中國電力市場的價格管制模型,改善中國電價管制的局面,更好的我國促進電力市場的發展。
2、成本的重新劃分――活動成本與沉淀成本
在ROR模型和RPI-X模型下,電力按照綜合成本(embedded cost)定價。從管制的角度出發,必須區分哪些成本是費用型的(對利潤無貢獻),哪些成本是回報基數型的(對利潤有貢獻)。因此,根據成本與初始投資的相關性,將綜合成本重新劃分成兩類:
(1)沉淀成本(sunk cost),指與初始投資相關的部分(貸款的本金利息、資本金回報)。
(2)活動成本(active cost),指與初始投資無關的部分(燃料費、用水費、材料費、流動資金借款利息、工資福利費、保險費、管理費等)。活動成本的計算公式為:
在ROR模型中,C項主要由活動成本構成,C的降低意味著企業效率的提高,而在ROR模型中,C的降低被價格的調整完全抵消,企業不能保留效率提高帶來的收益,不能激勵企業提高效率;而RPI-X模型中,企業只有不斷降低綜合成本才能提高利潤,綜合成本中活動成本的降低提高了企業效率,但沉淀成本的降低意味著投資的減少,所以不能激勵企業進行投資。
因此,必須承認沉淀成本的利潤相關特性,又要利用活動成本的效率相關特性,才能解決我國電力監管中即要激勵投資又要激勵效率提高的問題。
3、中國電力產業價格管制與激勵模型的構建
根據沉淀成本的利潤相關特性和活動成本的效率相關特性,本文以ROP模型和RPI-X模型為基礎,結合二者優點,構建了一個綜合的價格管制與激勵模型:
其中:Pt+1=管制當期價格水平;RPI=零售價格指數;X=效率因素;VAt=上一期活動成本;VS=管制當期沉淀成本;μ=最大收益率(非固定收益率,因為本模型是價格上限模型,電價并非總能達到上限)。
同其它的管制模型一樣,本模型也需要一個價格調整期,國際上價格管制模型的調整期在3年左右。如果物價指數穩定,可以適當延長,反之,則應該適度縮短。在本模型中,(1+μ)?VS項是對沉淀成本利潤相關特性的認同,即對投資的認同,此項說明與初始投資相關的沉淀成本VS可以收回,且可以取得最高不超過μ的回報率,投資風險不大,因此,可以很好的激勵企業進行投資活動,避免了RPI-X模型中投資激勵不足的問題;而(1+RPI-X)?VAt項是對活動成本VA的剩余索取合同,是對活動成本效率相關特性的認同,RPI是零售價格指數,代表了活動成本VA的增長幅度,而X代表了社會或行業的技術進步率,代表了活動成本VA的減少幅度,二者共同影響著企業的活動成本,決定了企業效率的高低。模型中,每一期期初VA的確定由上一管制期的VA通過(1+RPI-X)修正得到,企業如果通過努力使自身的效率提高超過了社會平均效率進步(RPI-X),則超出部分的收益由企業保留;而活動成本VA的增幅如果大于(RPI-X),說明企業實際效率的下降,則多余的部分將由企業自行承擔,可以激勵企業努力提高效率,避免了ROR模型中效率激勵不足的問題。因此,本模型結合了ROP模型和RPI-X模型的優點,即能激勵投資,又可以激勵效率,可以解決我國電價監管中面臨的兩個問題,適合我國電力市場目前的特點。
三、模型參數的確定
1、RPI、X的確定
參數中RPI、X是模型的外生變量,含義同RPI-X管制模型相同,其確定也相同,由監管機構根據統計數據計算給出。
RPI的確定:零售價格指數RPI是由政府統計部門公布的,它反映零售生產資料和主要生活消費品價格的綜合變動情況,也可用消費價格指數CPI表示。X值的確定:技術進步率X可以通過比較前后兩年的全要素生產率(索洛殘差,InA=InQ-αInL-(1-α)InK)得到。
2、μ的確定
μ是電力企業投資的最大回報率,是模型的內生變量,且μ值的大小直接影響了電價的高低。
第一步:當年電量-電價曲線的繪制。根據歷史數據,統計出每個交易時段的市場清除價P和交易電量q就可以做出全年的電量-電價曲線,根據電量-電價曲線?籽=f(q)可知此年度的電力的平均價格可表示為:
式中VSt-1為上一期(即去年)的活動成本;VA為當期期初(即今年初)的沉淀成本。
RPI是零售價格指數,代表了活動成本VA的增長幅度,而X代表了社會或行業的技術進步率,代表了活動成本VA的減少幅度,二者共同影響著企業的活動成本,決定了企業效率的高低。模型中,企業如果通過努力使自身的效率提高超過了社會平均效率進步(RPI-X),則超出部分的收益由企業保留,激勵了企業提高效率。
μ是電力企業投資的最大回報率,又直接影響了電價的高低。μ的確定以電量需求曲線(電量-電價曲線)為基礎,說明該參數的確定是以現實電力市場為依據的,監管機構正是通過確定μ的值,一方面確保使電力企業可以獲得一定的投資回報率(在0到μ之間),另一方面又控制平均電價漲幅合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數。
四、結論
通過對投資回報率(ROR)模型和RPI-X模型的分析,從我國電價管制面臨的主要問題出發,得到了一個綜合的價格管制與激勵模型。即能激勵投資,又能激勵電力企業提高效率;可以用宏觀經濟數據和電量-電價曲線確定模型中的各個參數,具有很好的操作性,適合我國目前的電力市場情況,為我國電價管制提供了理論參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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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土地管理局:
你局鄂土辦函〔1991〕27號《關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幾個法律問題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現答復如下: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管理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實施條例》)第六條第一款規定:“依法改變土地的所有權、使用權,或者因依法買賣、轉讓地上建筑物、附著物等而使土地使用權轉移的,必須向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門申請土地所有權、使用權變更登記,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更換土地證書。”因此,凡是土地所有權、使用權變更,只有按照這一規定辦理的,土地變更才具有法律效力。土地管理部門在辦理變更登記手續前,應當對當事人的變更登記申請進行審查。
二、非法轉讓土地,是非法所得的前提條件。構成非法轉讓土地行為,其所得的款額都屬非法所得,應按照《實施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處理。
三、《實施條例》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以下簡稱《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制定并頒布的,與《土地管理法》配套實施。因此,依據《實施條例》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當事人不服,在法定的期限內不起訴又不履行的,根據《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由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關鍵詞:市場微觀結構;價格調節因素模型;價格發現效率
作者簡介:戴亮(1964-),男,江蘇丹陽人,貴州財經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金融投資;
趙靜(1986-),女,湖北天門人,中國銀行貴州省分行,碩士,研究方向:金融投資。
中圖分類號:F830.9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7.43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07-95-03
對于市場微觀結構的定義,最權威并且具有代表性的是O’Hara(1995)。O’Hara(1995)將市場微觀結構理論界定為:“在給定的交易機制下,對資產交換過程與結果的研究”。Madhavan(2000)認為:“市場微觀結構理論研究的是關于投資者的潛在需求如何轉化為現實交易的過程。”市場微觀結構有廣義和狹義的內涵,廣義的市場微觀結構是交易制度的總稱,包括價格發現機制、清算機制、信息傳播機制等,狹義的僅僅包括價格發現機制。
本文實證研究的前提為:用開盤價格序列代表集合競價機制下的收益形態;收盤價格序列代表連續競價機制下的收益形態,通過描述兩個市場的收益形態差異。參照Amihud和Mendelson(1987)的理論模型和實證方法,借鑒匡霞、陳敬良對中國證券市場價格發現效率一文中的思路和方法,選取上海市場和深圳市場兩個具有代表性的指數:上證180指數和深圳成分指數作為樣本數據,探測了我國證券市場價格發現效率。實證結果表明,開盤價格具有更大的正態偏離性和更大的波動性;同時,我國證券市場對系統信息存在過度反應,并且上海市場高于深圳市場,同時,在反應速度上上海市場也比深圳市場價格反應快。
一、實證研究的理論框架
其中:vt取對數值表示在t時刻的股票的內在價值, pt取對數值,表示在t時刻股票的觀測值,價格調整系數0
為了考察市場價格與股票內在價值的偏離,也即是市場信息通過股票內在價值的影響來研究市場是否對信息完全反應或者過度反應,在求解價格調整因子g的時候,相關文獻采用的方法是引入不同間隔收益的方差,設VAR(Rjt)為間隔收益為j的方差,則gj為收益間隔為j的價格調節因子,
假設k為gk=1的收益間隔,根據Yakov Amihud和Haim Mendelson經驗分析,通常認為在間隔10-15天的時間市場價格對信息能夠做出完整準確的反應,在本文接下來的實證分析中k取值為12天。其中σ2e為企業內在價值方差,σ2μ為噪聲方差,將二者代入公式4-8,整g=0的時候,市場上新的信息沒有在價格上反映出來,也就是說價格方差中并沒有包含價值的收益率的波動部分;0
價格因素模型還進一步將市場價格調節因子區分為對企業的特定信息和系統信息的反應,方法是用ARMA(1,1)模型調節并且計算出自相關系數和移動平均系數,然后運用公式解相關系數:
二、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上證180指數和深圳成分指數2007年1月11日至2009年2月3日共500個數據進行價格發現效率檢驗的樣本數據,數據選擇的是兩種指數開盤價序列,價格因素模型的邏輯是考察證券的市場價格與內在價值之間的偏離,因為證券的內在價值在一定的時期內可以看作是不變的,實現這種考察的模型方法通過引入一個假設天數,這個天數為市場價格與價值一致的時間,已有文獻得出的結論是認為市場在10-15天之間價格能夠對信息做出完整的反應,本文選取的是12天。首先,通過對兩個市場作收益率序列波動圖,證明了不同的交易機制影響了股票收益率的概率分布,即影響了股票的價格行為,繼而根據模型計算價格調節因子。方法如下:
第一步:首先根據實證要求的天數,對數據進行間隔收益的調整,從間隔1天到間隔12天,收益率仍然取對數收益率。
j為收益率間隔天數,文章中從0,1,2......到12天, k為市場價格調整因子 g=1(即完全調整)的時候的收益間隔天數,k=12。
第二步:系統調節因子的計算過程需要運用ARMA(1,1)模型,一般先將數據用ARMA模型進行調節。首先進行ARMA(p,q)模型定階,p代表自回歸成分的階數,q代表移動平均成分的階數:通過EVIEWS軟件進行分析,可以看出,對數收益率自相關圖形的自相關函數(AC)在二階后顯著趨于0,偏自相關函數(PAC)在二階之后顯著趨于0,也就是說p=2,q=2,屬于ARMA(2,2)。但是模型要求采用的是一階情形(ARMA模型階數一般最高為2階),因此需要調節,將收益率數據做差分調節,以期符合ARMR(1,1)模型。
從圖2和圖3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證券市場對系統信息都存在過度反應,當市場上有一些與市場系統有關的信息時,在短時間以內,兩個市場都作出了過度反應,上海市場在第5天左右,深圳市場第7天左右會對過于反應的價格作出調整,但是調整時(下轉第174頁)間很短,其中,上海市場過度反應超過深圳市場。將我國的市場與美國紐約市場相比較可以看出,NYSE市場在反應過程中也存在反應不充分和一定程度上的過度反應,然而市場第七天左右能夠對市場系統信息作出完整準確的反應。
三、結語
本文研究了既定交易機制下上海、深圳兩個市場的價格發現效率,在研究上海、深圳市場價格發現效率時忽略了企業特定的信息對系統信息的反應。這樣做的主要原因是考慮到選取的樣本為指數數據,相對弱化了企業特定信息,從而重點研究交易機制的價格發現效率的影響。這樣做的弊端是可能會使結論的精確性受到影響。文章得出結論是我國證券市場在一定程度上具備價格發現功能但是市場對系統信息存在過度反應,導致這樣結果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文章中所選取的研究數據是開盤價收益率序列,相關文獻也已經證明了開盤價格具有更大的正態偏離性和更大的波動性。一些研究中對我國市場過度反應的現象的原因主要歸因于政策,并且認為市場的系統風險過高。最后,在市場的過度反應中,上海市場高于深圳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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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婦科疾病的復雜化,采取高質量的婦科護理,有利于協同提高患者的臨床療效,改善患者的預后。婦科護理是指對婦科疾病患者及妊娠、分娩及產后的婦女進行護理干預的過程[1]。由于婦科疾病患者對病情的認知程度較差,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焦慮、抑制等不良情緒,不利于提高護理依從性。有關報道,在婦科護理中實施個體化健康教育,有利于協同提高婦科護理效果,提高護理依從性及滿意度。對此,本研究旨在探討在婦科護理中實施個體化健康教育的臨床效果。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我院于2013年6月~2015年6月治療的96例婦科疾病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對照組48例,年齡22.3~38.9歲,平均年齡(35.4±4.8)歲;疾病類型:子宮肌瘤12例、子宮內膜異位癥10例、卵巢腫瘤8例、宮頸炎8例、陰道炎8例;觀察組48例,年齡23.5~37.6歲,平均年齡(36.2±4.5)歲;疾病類型:子宮肌瘤11例、子宮內膜異位癥11例、卵巢腫瘤10例、宮頸炎9例、陰道炎7例;兩組資料無統計學差異(P>0.05)。
1.2方法 對照組采取常規護理,囑咐患者嚴格遵守醫囑、指導患者合理用藥、向患者講解病情及支持患者及時復診,積極接受治療;觀察組在常規護理的基礎上,實施個體化健康教育;包括飲食指導、運動指導、病情監測、用藥指導及心理干預;在飲食指導中,保持合理的飲食結構,以低脂限鹽、清淡及營養豐富的食物為主,多食用富含維生素的食品,避免食用溫熱食品;在運動指導中,注意勞逸結合及循序漸進,以參與有氧運動、伸展運動及增強肌力運動為主,提高機體的免疫力;在病情監測上,為患者建立個人健康檔案,定期進行實驗室檢查及影像學檢查,詳細記錄患者的生命體征,綜合評價患者的病情;在用藥指導上,以采取安全有效的藥物為主,注重聯合用藥,監測病情,按時按量服用藥物,防止嚴重藥物不良反應的發生;在心理干預上,向患者詳細講解婦科疾病的危險因素、病因、治療及用藥情況,提高患者對病情的認知程度。
1.3臨床效果觀察指標 對比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的焦慮自評量表(SAS積分)、抑郁自評量表(SDS積分),綜合評價患者的護理滿意度;SAS積分的界值為50分,其中50~59分為輕度焦慮,60~69分為中度焦慮,70分以上為重度焦慮;SDS積分的界值為53分,其中53~62分為輕度抑郁,63~72分為中度抑郁,72分以上為重度抑郁;護理總滿意度=(非常滿意+滿意)×100%[2]。
1.4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12.0軟件處理實驗數據,計量資料使用 (x±s)表示,實施t檢驗;計數資料使用χ2檢驗;以P
2 結果
2.1兩組患者的SAS及SDS積分對比 護理前后,觀察組患者的SAS積分及SDS積分改善程度顯著大于對照組;具有顯著性差異(P
2.2兩組患者的護理滿意度對比 觀察組患者的護理總滿意度為91.67%,顯著大于對照組的77.08%;具有顯著性差異(P
3 討論
【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ways of life with different ages,genders,marriage status,and occupations.METHODS: Subjects marked Chinese Personality Scale (QZPS) and the score differences were compared by ages,genders,marriage status and occupations.RESUL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among subjects of different ages,genders,marriage status, and occupations.The elder the subjects,the lower the scores on Ways of Life (F= 1068, P
【Keywords】 China;personality;personality scale; occupations; age factors
【摘要】 目的: 探討中國人處世態度的特征以及與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和職業的關系.方法: 各種職業被試共1672名完成中國人人格量表(QZPS),根據其在“處世態度”維度上的分數,比較不同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和職業的被試在分數上的差異.結果: 不同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和職業的被試在處世態度人格維度上的分數存在顯著差異,年齡越大處世態度分數越低(F=1068,P
【關鍵詞】 中國;人格;人格量表;職業;年齡因素
0引言
西方“大五”人格結構的確立是根據詞匯學假設,在系統收集英文人格特質形容詞并進行評定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并已經得到了一系列實證研究的支持[1].由于文化和語言方面的差異,中國人的人格結構與西方的“大五”模型并非完全相符,而且采用“詞匯學假設”,通過對中文人格特質形容詞的系統收集和評定,發現中國人的人格結構由7個因素構成,而不是西方人的5個因素[27].王登峰等[810]在此基礎上編制了測量人格7因素的中國人人格量表(QZPS),并對其信度和效度進行了驗證.
通過對中國人人格量表(QZPS)所測量的不同被試人格特點的分析,可揭示不同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和職業等被試的人格結構特點,從而驗證中國人的人格結構以及QZPS的效度.中國人人格的7個維度分別為外向性、善良、行事風格、情緒性、人際關系和處世態度.本研究的目的是比較第7個人格維度,即處世態度在各年齡、性別、婚姻狀況以及職業等人群的人格特點.處世態度(Ways of life)反映的是個體對人生和事業的基本態度.高分者往往目標明確、堅定和理想遠大,對未來充滿信心、追求卓越;低分者則安于現狀、得過且過、不思進取、退縮平庸.該維度包括自信和淡泊兩個小因素.① 自信(Assertiveness): 反映對理想、事業的追求.高分者對生活和未來堅定而充滿信心,工作積極進取;低分者無所追求、懶散和不喜歡動腦筋.② 淡泊(Not seeking fame and wealth): 反映對成就和成功的態度.高分者無所期求、安于現狀、退縮平庸;低分者則永不滿足、不斷追求卓越和渴望成功.
1對象和方法
1.1對象
1672名被試.男881人,其中工人農民385人,行政管理315人,教科文衛181人,婚姻狀況為已婚404人,未婚477人;女791人,其中農民314人,行政管理302人,教科文衛175人,婚姻狀況為已婚379人,未婚412人.年齡分布為20~62歲,青年組(20~35歲)768人,壯年組(36~45歲)435人,中年組(46~62歲)479人.被試的選擇是隨機進行的,由北京大學的400名志愿參與的大學生假期回鄉時邀請當地熟悉的人填寫問卷.所有參與研究的大學生及填寫問卷的被試均得到一定報酬.
1.2中國人人格量表(QZPS)中國人人格量表(QZPS)由王登峰等[6]編制,共包含180個項目,測量人格的7個維度及其18個小因素.被試對每一個項目都做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的評定.
1.3方法
采用問卷法進行研究.由大學生寒假帶回QZPS問卷,邀請他們熟悉的學生以外的人員作答.統一指導語,被試單獨作答QZPS,每個被試都得到一定報酬.
統計學處理: 統計處理采用方差分析,采用SPSS110進行處理.
2結果
2.1處世態度人格維度的方差檢驗各組被試在處世態度維度及其兩個小因素(自信、淡泊)上的平均分數和標準差見Tab 1.以處世態度為因變量,性別、年齡、職業和婚姻狀況為預測變量進行多元方差分析,主效應中年齡(F=1068,P
Fig 1表明,男性被試中行政管理組的處世態度分數最高,其次是教科文衛組,最低的是工人農民組,且差異顯著;而女性被試中行政管理組與教科文衛組之間分數差異不顯著,但都顯著高于工人農民組.Fig 2表明,在青年組和壯年組,工人農民組和教科文衛組分數差異不顯著,但都顯著低于行政管理組;但在中年組中,教科文衛組的處世態度分數最高,其次是行政管理組,最低的是工人農民組,且差異顯著.
2.2自信因子的方差檢驗以自信為因變量,性別、年齡、職業和婚姻狀況為預測變量進行多元方差分析,主效應中婚姻狀況(F=389,P
2.3淡泊因子的方差檢驗以淡泊為因變量,性別、年齡、職業和婚姻狀況為預測變量進行多元方差分析,主效應中年齡(F=3135,P
3討論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的心理學研究一直采用西方的理論和概念,特別是通過修訂西方的量表,直接應用于有關的研究和教育咨詢、臨床研究以及職業指導等相關領域.有關中國人人格結構的研究表明,中國人在描述人格特點時有自己獨特的角度,西方人格量表很難涵蓋中國人特有的生活內涵與經驗.本文采用本土的測量工具QZPS,對中國人人格結構中處世態度這一維度進行研究,得到了一些有意義的結果.
按照A. H. Maslow[11]和K. S. Yang[12]的觀點,對人生和事業的追求屬于人類的高級動機,科文衛和行政管理人員的分數可能會高于工人農民,男性分數可能高于女性,而且隨著年齡的增加分數可能會降低.這一推論在本研究的結果中得到了證實: 中國人的處世態度存在明顯的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和職業差異.
處世態度的總分反映的是個體進取和追求卓越的傾向,存在顯著的年齡與職業以及性別與職業的交互作用.工人農民與教科文衛人員的性別差異不顯著,但行政管理人員中男性分數顯著高于女性.事實上,在工人農民和教科文衛人員中,性別對個體的事業發展和人生追求并沒有太大的影響,至少在機會上的差異不大.但行政管理人員中盡管也強調男女平等,但女性的事業發展畢竟在目前還遠遠沒有達到平等的程度,女性的發展機會遠遠低于男性.同時,隨著年齡的增加,工人農民和行政管理人員的處世態度分數遞減,而教科文衛人員在壯年組分數降低以后到中年組又顯著增加.說明前兩組被試年齡越大,事業發展的機會或個體追求卓越的愿望就越小,這與實際情況是一致的.而教科文衛人員中青年組分數較高,但在壯年組分數有所降低,反映了個體追求卓越的期望水平越來越接近實際;但由于職業的特點,這組被試隨著年齡的增加其事業和人生發展的機會實際上也在增加,因此其人生和事業的追求也會相應地提高,只是這時的較高水平的人生追求比青年組的追求更能反映真實的情況.因此本研究中揭示的在處世態度維度上性別和年齡與職業的交互作用應該是對現實中群體行為的驗證.
在對處世態度小因素的分析中,自信分數存在顯著的職業差異,但只有行政管理人員與工人農民的差異顯著,年齡與職業的交互作用與處世態度總分的趨勢一致,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同時,已婚者比未婚者的自信分數低表明結婚以后人們對事業的追求有所降低.結婚意味著個體開始組成自己的家庭且需要在家庭生活中投入比婚前更多的精力,因此對事業和名利的追求必然會有所降低.值得指出的是,這一特征其實在所有職業中都具有一致性.
淡泊是對個體淡泊名利傾向的反映,青年組分數顯著高于另外兩組應該是對現實情況的真實反映.職業與性別的交互作用顯著,即男性中行政管理人員淡泊名利的傾向最低(或最不甘于碌碌無為),教科文衛人員次之,工人農民最高;但女性中則是工人農民和行政管理人員分數沒有差異,但均顯著高于教科文衛人員,這可能再一次反映了在行政管理人員中女性與男性的差異.
總之,處世態度是中國人人格結構中直接反映個體動機水平,特別是成就動機或追求人生發展動機的人格維度,其分數的高低決定了個體為人處世的基本態度和特點.本研究對不同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和職業人員的分析,不僅反映了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和職業的不同特征,而且這些特征與群體行為實際情況的一致性也為中國人人格量表(QZPS)的預測效度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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