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文化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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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畜牧文化論文范文
一是做好前期的申報和審核工作，對漢中市準備申報標準化示范場的養殖場進行前期摸底審查。二是明確目標任務，及時組織各縣區畜牧行政主管部門負責人、業務部門負責人及全市“百強養豬示范場”負責人，開展畜禽標準化創建活動、動員培訓，就《漢中市畜禽養殖標準化示范創建活動指南》進行詳細解讀，要求各縣、區和各示范創建單位高度重視，全面推進漢中市畜禽標準化規模養殖進程，帶動漢中現代畜牧業發展。
二、抓指導、強培訓、重服務
漢中市把標準化規模養殖作為提升畜牧業轉業升級的一個階梯。提出的“255”倍增生豬規模化養殖計劃，全市新增百頭以上的規模養殖大戶482戶，達到6562戶；其中千頭以上養殖場增加21戶，達到350戶，萬頭以上規模豬場增加3戶，達到12戶。全市規模場生豬出欄占總出欄的61%，較上年增加2.4%。開展百場示范創建活動，在全市通過調研摸底篩選出100個規模養殖場作為市級標準化示范場。通過媒體和漢中農業網對其建設規模、飼養量進行排序公示，并得到市級財政資金的有力扶持，極大激發創建工作的熱情。為加強鍛煉培養干部職工，提高工作熱情和技術服務能力，發揮技術單位的技術優勢，分別成立了生豬養殖技術、家禽養殖技術、牛羊養殖技術、動物疫病防控四支技術服務組，由高級技術專業人員帶隊，深入農村給畜禽規模養殖場和養殖戶提供技術咨詢、技術指導，承擔項目課題，開展專題調研，給農民群眾提供了便民服務。技術服務組先后為市直機關工委、市農業局、市委辦、市水利局、市老干局、市扶貧辦、市住房公積金管理處等單位和西鄉、漢臺、勉縣等有關縣（區）開展養殖技術培訓十多期，培訓人員近2000人，發放科技資料近萬份，發放科技教材200多冊，解決了全市畜牧生產中許多實際問題，贏得了農民的廣泛贊譽，在人民群眾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促進了畜牧科技知識的宣傳和普及。
三、創新模式和思維方式，提升畜牧業科技水平
按照“畜禽良種化、養殖設施化、生產規范化、防疫制度化、糞污無害化、監管常態化”的要求，一批現代化、標準化的養殖場、養殖小區相繼建成投產，并初步形成了“政府引導型、企業帶動型、協會牽頭型、項目推動型、農戶聯建型”五種發展模式，畜牧產業化步伐加快，生產方式得到較大轉變。實行品牌戰略，狠抓無公害、綠色產地、產品認證，注冊了“漢中黑珍珠土豬肉”“朱寰牌生豬”“無抗飼料”等畜產品商標。加大標準化示范帶動作用、提升漢中市現代畜牧業的科技水平。用高科技裝備武裝畜牧產業發展，用科技水平提升產業發展。引進新的養殖理念和新的科技成果，推廣自動飼喂新系統和無塔自動供料系統。從養殖場設計規劃到圈舍設備，再到糞污無害化處理，提升科技水平和生產水平。漢中市通過“百場創建、千戶推進”活動，以標準化創建為契機，全面推進漢中市畜禽標準化工作建設。動物防疫冷鏈體系、獸醫實驗室建設項目、鄉鎮獸醫站建設項目、生豬標準化規模養殖建設項目、畜牧產業化建設項目、大型沼氣池建設項目、一村一品建設項目等一大批重大項目的實施，對改善養豬基礎設施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從畜禽良種化入手，抓全市畜禽種源建設，借助國家農業部良種示范體系項目。建設一批科技水平高，技術和資金雄厚，管理規范的種豬場和種豬供精站、點，全面普及和提高畜禽良種化的水平，為漢中市畜禽良種化提供支撐。抓生產技術管理和制度建設通過技術培訓和百場示范創建，督導規范生產管理制度和技術工藝流程，并通過政府行為向畜禽示范場派駐畜牧獸醫技術監督員，用規范化制度化加強管理。要求防疫制度化、防疫標示明確、管理制度上墻、創建文本規范，制度完善健全。全面推進糞污無害化處理，加大環評力度，取締無證化經營行為，提高準入制門檻。對飼料添加劑和違禁藥品使用監管力度，定期督導檢查，確保畜禽食品上市安全。
四、加快畜牧業轉型，推進現代畜牧產業發展
第2篇：畜牧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 草原管理；草原畜牧業；草原恢復；對策
中圖分類號： S 812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95500（2012）06006707
草原畜牧業是以草原為基礎，主要采取放牧的生產方式，利用草原牧草資源飼養家畜來獲取產品，以草原畜牧業經濟活動為主的經濟類型[1]，是北方草原區的主要生產方式。多年來草原區的生態保護和生態恢復建設總體上沒有擺脫“局部改善，總體惡化”的趨勢，因此，全國90%以上的可利用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地退化、沙化、鹽漬化、石漠化，北方草原家畜平均超載36%以上，草原生產能力不斷下降，產草量下降[2，3]，相關的政策和措施沒有從根本上改善生態環境狀況的惡化趨勢，因此，反思草原畜牧業的理論體系和政策措施狀況尤為迫切。
1當前草原畜牧業發展的理論
筆者初步將國內的草原管理的理論分為4類，即系統發展論、本土發展論、替展論和游牧發展論。
1.1系統發展論
系統發展論是指從生態系統的角度，充分利用草原生態系統的各要素及其相互關系，合理匹配草原生態系統各要素與系統外各要素，充分發揮各要素效益的理論。系統發展論以任繼周的草原農業系統發展理論為代表[4]，任繼周[5]提出的草原4個生產層理論和系統耦合理論，充分利用界面理論，實現了資源的優化和各個層次的發展。在任繼周《河西走廊鹽漬地的生物改良與優化生產模式》[6]和《河西走廊山地―綠洲―荒漠復合系統及其耦合》[7]著作中，系統發展論都有具體體現。
1.2本土發展論
本土發展論是基于本土，本地的生產、生活和風俗傳統，以實踐經驗為基礎的發展理論。本土發展論著重強調本土經驗，對于當地發展不相適宜的策略持反對和抵制態度。本土發展論充分遵循草原畜牧業的發展規律，謹慎的對草原農業生態系統施加影響。持本土發展論的是以達林太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或社會學家。
達林太[8]認為制度安排不合理是造成內蒙古土地荒漠化的制度因素，農耕文化入侵是造成土地退化的文化根源。建立在以平衡生態系統為特征的美國草原基礎之上的理論，不適合屬于典型的非平衡草原生態系統的內蒙古草原。游牧變定居，牲畜行走距離增大，造成定居點周圍牧道增多、重疊利用，同時定居點周邊踐踏嚴重，導致荒漠化向周邊輻射。不合理的牧草引種導致物種入侵，排擠土著物種，破壞自然系統；引入改良的牲畜，由于采食和營養的不同，改變了當地草本的建群，使荒漠地帶的灌木失去了草食性動物的抑制，灌木瘋長導致土地退化。內蒙古的超載過牧，其實大部分屬于非牧民（移民），以及機關、企事業單位和某些個人，實際上真正牧民的牲畜一直未達到適宜載畜量的上限。
王曉毅[9]認為草原承包到戶是游牧停止、環境惡化的關鍵因素，人口和牲畜增加不是直接因素。一些地區的牧民搬遷了，但他們仍依靠牧區的資源，甚至消耗得更多。有些地方將最希望保護草原的牧民遷了出去，而騰出的空間轉給了資本和外來的流動人口，并沒有減輕對草原的使用，結果草原進一步縮小，受到更大破壞，嚴格執行休牧禁牧的政策不可能。依靠秸稈和購買的飼料將牲畜圈養，只能更多地榨取自然資源和資金（費草、費水、費藥、費工、費油），牧民肯定賠錢。況且草原上的食草牲畜又不可能完全圈養，特別是春季，這個季節是牲畜最希望早點吃到青草的時候，所以夜牧、偷牧就成為必然。牧民偷牧使政府開始與牧民玩“貓與老鼠”的游戲，罰款成了基層管理部門不成文的常規收入。因此，休牧禁牧只是增加了放牧的成本，并沒有減少放牧時間。草原土地承包后，牧民大面積開墾荒地，牧業向農業轉型。剛開始，畜牧業的發展受益于開荒種地獲得的資金和秸稈。但獲取利益的代價是大面積草原被破壞，山坡地水土流失等。
1.3替展論
替展論是改變牧區的生產方式或者讓牧區休養生息，將牧區的生產轉移到其他區域，實現牧區生產功能被替代，實現草原恢復的理論觀點。替展論本質上是系統的大耦合，通過消耗系統之外的資源發展畜牧業，緩解草原區的飼草料短缺。替展論以張新時、許鵬為代表，是目前草原管理理論體系的另一個主流，主張將退化草原保護起來，建設人工草地，進行舍飼圈養或者將牲畜轉移別處，實現草原的恢復和草原畜牧業的可持續發展。
張新時建議將牲畜趕下山來，在農區發展人工草地，實行舍飼圈養，讓草原區恢復，而且要進行人工的干預和投入，加快草原區的恢復。建立產業化與集約化經營的現代人工草地畜牧業，實現草原的可持續發展[10-12]。許鵬[13，14]提出“生態置換”理論，建議將山區的牲畜遷到平原區，建立人工飼草料地，是山區退化草原恢復的策略。另外，蔣高明[15]還提出“以自然之力恢復自然”理論，此處將其歸為替展論。他提出“以地養地”、“以自然力恢復”、“畜南下、禽北上”，將畜牧業移到農區，充分利用農區的秸稈發展畜牧業，在草原區放養雞鴨鵝等家禽，減少草原區的破壞，充分利用草原區的草籽等優勢，推進草原區的恢復。
1.4游牧發展論
游牧發展論認為要恢復草原，保持草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全面恢復游牧，消滅游牧等于消滅游牧文化，就等于毀滅草原，文化荒漠化是草原荒漠化與沙塵暴的根源[16，17]。日本學者松原正毅認為“游牧和農業一樣，是人類歷史上很重要的生活類型之一”。在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選擇游牧經濟，是同大自然長期磨合的結果，也是人類向大自然學習的結果[18]。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不能只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待畜牧業和游牧民族，把他簡單地視為全球經濟一體化中經濟轉型和社會結構整合的單一對象，而要從文化多元性、人類可持續性的文明類型的高度去全面審視和闡述它保護生物多樣性以及固有的內在結構系統和類型[19]。
綜上，許鵬和張新時的草原恢復和重建策略本質上相同。任繼周提出的“系統耦合”理論從根本上也是與許鵬和張新時的觀點一致，歸根結底是資源整合和開發新的資源，保護好已經破壞的資源。王曉毅[9]認為，“單純的關注草原植被，忽視甚至依靠開采地下水恢復草原，結果只會對草原的生態帶來更嚴重的問題”。因此，發展人工草地時，對地下水的破壞會對草原生態系統造成更深遠的影響。所以，筆者更同意任繼周的觀點，因為它涉及草原生態畜牧業的各種因素，開拓了更廣的草原畜牧業的發展路徑。游牧發展論其實包含在本土發展論之內，由于游牧發展論的突出地位，以及歷史上的長時間應用實踐，所以才把它單獨列出來。
2當前草原畜牧業發展的政策
2010年夏，中國科學院舉行了“中國生態大講堂2010年夏季焦點論壇”，其主題是“草原生態系統服務與草原管理政策”，論壇有兩個核心觀點：（1）現行的草原政策存在誤區。論壇關注的議題包括草原管理的由上而下的草原政策、城市主導的草原政策、游牧的合理性、網圍欄、走“敖特爾”、休牧禁牧的游擊戰、“牧戶聯營”、退牧還草項目、京津風沙源項目等。研究表明牧民對退牧還草和休/禁牧持抵觸意見、并經常偷牧，牧民與基層官員達成了默契，致使這個政策難以落實。但根本上是因為這些政策和牧民的生產生活相脫節造成的。（2）游牧是一個順天應時的生產方式，不是落后的生產方式。因此，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應該充分考慮牧區的實際生產生活習慣，制定適合本地本土的政策。
目前我國有關草原區的重大戰略型政策包括草原承包制、草畜平衡制度、定居舍飼、休牧禁牧輪牧、退牧還草制度、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政策等。總體上摒棄了落后的、古老的、粗放的游牧管理方式。
2.1草原承包經營制度
草原承包經營制度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目的是為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明確草原權屬，落實草原承包經營權，強化草原承包經營管理，規范草原承包經營權流轉，充分調動廣大農牧民保護和建設草原的積極性，轉變草原畜牧業生產方式，保障草原生態安全，實現草原資源永續利用，促進和諧社會建設[20]。另外，草原承包經營制度的另一種存在形式――聯戶經營。目前，已在甘肅、內蒙古等多地實施，從一定程度上表明草原聯產承包制度面臨著新問題和新挑戰[21]。
2.2草畜平衡制度
草畜平衡制度，根據區域內草原在一定時期提供的飼草飼料量，確定牲畜飼養量，實行草畜平衡。國務院要求農業部要盡快制定草原載畜量標準和草畜平衡管理辦法，加強對草畜平衡工作的指導和監督檢查。省級畜牧業行政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草畜平衡的組織落實和技術指導工作。縣級畜牧業行政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草畜平衡的具體管理工作，定期核定草原載畜量。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加強宣傳，增強農牧民的生態保護意識，鼓勵農牧民積極發展飼草飼料生產，改良牲畜品種，控制草原牲畜放養數量，逐步解決草原超載過牧問題，實現草畜動態平衡[21]。
2.3退牧還草、劃區輪牧、休牧和禁牧制度
為合理有效利用草原，在牧區推行草原劃區輪牧；為保護牧草正常生長和繁殖，在春季牧草返青期和秋季牧草結實期實行季節性休牧；為恢復草原植被，在生態脆弱區和草原退化嚴重的地區實行圍封禁牧。各地有計劃、分步驟地組織實施劃區輪牧、休牧和禁牧。地方各級畜牧業行政主管部門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制定切實可行的劃區輪牧、休牧和禁牧方案[21]。
2.4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政策――經濟調控政策
從2011年起，中央財政每年安排專項資金，用于禁牧補助、草畜平衡獎勵、牧民生產性補貼和績效考核獎勵等方面，支持內蒙古、新疆、、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和云南8個主要草原牧區省（ 自治區）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全面建立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22]。“中國草地生態環境建設戰略研究報告”認為現在的補貼政策是對的，但是是被動的[23]。
3草原畜牧業發展理論與政策的關系
游牧發展論在目前被認為是落后、粗放的畜牧業發展理論，在目前政策中沒有體現。本土發展論長期以來沒有受到重視，近年來才有所重視，其標志就是973項目“中國西部牧草、鄉土草遺傳與選育的基礎研究”的設立，這是本土發展論開始受到重視的起點。而替展論在實踐中已經有所利用，許鵬的“生態置換”在新疆地區已開始逐漸落實；張新時[24，25]“建立六億畝高產優質人工飼草基地”雖沒有完全落實，但人工草地的建設也在有條不紊的進行中；蔣高明的理論已有部分實踐，諸如內蒙古草原興發的“草原綠鳥雞”，但在面上并沒有實現；表明了國內草原畜牧業科學理論在政策中有部分體現，在實踐中也有部分實行，但根本上來說，理論對政策的指導還相對較弱，并且存在明顯的滯后性。
我國草原區的承包制強調提高牧民的生產積極性，是借鑒了農區的土地承包制，而農區的土地承包制是發端于安徽小崗村的農民土地承包實踐。將部分地區的實踐提升為理論，然后在其他領域推廣。4種草原畜牧業發展理論在承包制也有部分體現。
草原生態補償制度是一種經濟調控手段。是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加，有能力來補償牧民休牧禁牧造成的部分經濟損失，從而促進草原恢復，改善草原環境，在本質上是政府拿錢購買生態服務。如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就是個很好的例子，相當于犧牲草原區的生產換來城市的良好生態環境。
總體分析，本土發展論在目前的主流的草原管理和決策理論中體現不多，游牧發展論當前是被摒棄的，認為是落后的生產方式；系統發展論和替展論都有部分實行，諸如草原區人工草地的建設，網圍欄的建設，休牧禁牧，可以說目前決策執行的基本是系統發展論和替展論的思想，本土發展論和游牧發展論被主流思想界認為是不適合現代化發展的落后思想和經營理念，不為主流科學界和實踐重視。
4當前草原畜牧業理論及政策存在的問題
4.1政策制定的問題
目前有關草原區的重大戰略型政策包括草原承包制（定居舍飼），休牧禁牧輪牧。摒棄了被認為落后的古老而傳統的游牧制度，實行牧民定居，舍飼圈養的現代化草原畜牧業。實施草原承包制的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實行以草原家庭承包為主的經營制，增強了廣大農牧民保護和建設草原的主人翁意識，使生產得到迅速發展。以發展生產為目的的承包制同時也帶動了公地的破壞、牲畜數量的大量增加和草原的嚴重退化。
目前，我國的許多管理是以中央政府制定重大決策，地方因地制宜，制定相應的地方性行政法規為主。地方上制定管理措施靈活性大，受利益驅使導致政策不利于草原永續發展。從人才引進方面，引進的工業人才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和礦產采選冶煉等破壞環境的工業領域[26]，而且某牧區的指導思想是“工業強旗”[27]，一半以上的GDP增速是靠工業發展，尤其是煤礦、礦藏開采和電力行業。“東烏旗工業強旗，優先發展礦產采選業、金屬冶煉和煤電石油等支柱產業，將最大的牧區打造成3大有色金屬冶煉基地之一”。錫林郭勒盟擁有內蒙古1/5的天然草地，眾多的露天煤礦、化工廠和發電廠使得千里草原變成新型能源基地[28]。
另外，在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經濟學家的話語權高于科學家和社會學家，這種不平衡的話語權機制導致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可持續性。
4.2政策執行的問題
政策執行過程中，措施不力，導致嚴重后果。在執行國家的草原管理方面，國家層面有農業部草原監理中心，地方各省區也有各級草原監理中心，地方上因地方政策和經濟發展需要，草原的可持續發展和保護被置于相對次要地位，著重發展工業，追求短期的高GDP，導致了草原破壞嚴重。如內蒙東烏旗造紙廠和開礦造成草原污染嚴重[29，30]，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地方政府開礦破壞草原，超量開采地下水[31]。內蒙古3次產業結構由2005年的15.1∶45.4∶39.5調整為2010年的9.5∶54.6∶35.9，總體上完成了由農牧業主導型向工業主導型的歷史性轉變[32]，也就表明了草原區歷來以粗放的畜牧業為主的生產方式變為了以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
4.3基層部門和牧民的問題
制定政策缺少公眾參與，不切合牧民的實際情況，基層部門冒進式發展。根據《新疆實施牧民定居工程規劃》，新疆將在2011～2020年，實現16.93萬戶、76萬多名牧民定居。為實現這一目標，新疆將加快“三個1000萬畝”高標準飼草料生產基地建設，讓定居牧民擁有充裕的生產資料，改變“人定畜不定”現象[33]。草原開墾和礦產資源的開發受益者是開發商和地方政府，而世代以游牧為生的牧民被排斥在開發利用資源之外，不但沒有獲益，反而因草原萎縮和環境惡化而受到損害[34]。
目前，我國在草原生態治理政策制定中還沒有實現公民的有序參與，這是導致我國現有草原生態治理政策不能實現政策目標的一個主要原因。草原生態治理的主體是農牧民，面對日益嚴重的草原生態問題，我們不能忽視廣大公民、特別是農牧民的作用，草原生態治理的好壞歸根到底要看農牧民的行為和態度[35]。
5對草原理論與管理現狀的思考
我國的草原管理政策制定實際基于兩個觀點：超載過牧和草原退化。相對應采取了休牧禁牧、飼草地建設、棚圈建設、生態補償等一系列措施。現行政策讓草原區徹底放棄放牧以恢復和改變草原功能，由畜牧業改為家禽業是不可行的，在關注自然和經濟的同時，必須實現持續發展。
“退牧還草”圍欄封育，涉及到飼草料基地選址和建設、棚圈建設的問題不好解決；“退耕還草”涉及到退耕牧民如何轉移，保持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問題；牧民定居下來之后，是否適應新生活及存定居牧民回流問題；“草畜平衡”中數量與草原的可持續發展呢。牲畜過牧是不是個偽命題[8]，過牧的本質問題及原因，是否存在農耕文化入侵游牧文化的狀況這些問題都是在采取措施時需要考慮的。
牲畜數量的盲目增加，一方面是人口的大量增加所致，另外也是由于經濟學上追求利潤最大化所致。但目前現狀表明上述問題是結果，而非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制度性的后果，草原退化也是制度性退化，制度性的問題不解決，問題會層出不窮。
“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36]認為，中國無法復制西方的現代化。西方基本是集約化的生產方式，對于中國的草原畜牧業是無法實行的，按照溫鐵軍的思想，在中國實現草原畜牧業的現代化，根本上還是工業對牧業的掠奪，破壞了原本原生態的草原畜牧業。這與王曉毅等[9]的草原退化的恢復是城市建設導向的觀點是相似。就是農牧區的發展是服從于城市的發展，而并不是真正基于農牧區而制定的政策。現在的生態補償根本還是當初農牧區服從于城市工業化付出的補償，而且只是償還了一小部分。
另外，現在牧區的煤炭開采，過分強調經濟發展，追求GDP，弱化了環境保護和畜牧業生產。2012年國務院批準實施的《西部大開發“十二五”規劃》中的核心目標之一是區域經濟增速和城鄉居民收入增速“雙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從均衡發展而言，西部確實需要“雙高于”，但實現這一目標所面對的生態環境挑戰，專家認為形勢非常嚴峻[37]。為了西部地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出發展經濟的目標是正確的，但是為了達到西部與東部同時實現小康社會而加速西部地區的發展，在目前的國情和體制下則必然會出現盲目快上，過度發展工業，忽視基礎性產業――西部的畜牧業發展的情況，從而僅僅實現了暫時的經濟的改善，而破壞了西部的生態環境，失去了永續發展的基礎。因此，一切發展都必須服從于自然發展規律，決策要充分考慮各方意見，提高決策的公眾參與度。而且我們以往的政策是工業化導向，城市發展導向的牧區退化恢復策略，而不是牧區發展導向的。另外，一個錯誤導向就是農區政策入侵牧區，這兩點必須改變，如果不改變，很難實現草原區的永續發展。
科學家和社會學家沒有有效交流，甚至國家各部門之間也是各自為戰。國家有關部門制定的大型國家級項目，涉及范圍廣，需要多部門聯合參與，項目管理者和參與單位壁壘嚴重導致了草原管理理論與實踐的知識長期得不到更新[38]。Daniel Miller[39]提出游牧民族的本土知識及經驗對中國西部草原牧場發展策略非常重要，這本身就是牧民對草原資源政策制定的貢獻，只是現在被忽視了。
6結論與建議
我國地域遼闊，自然條件和生產方式各異，很難用一個理論來規范各區域的生產生活，筆者總結的4個草原區的發展理論――系統發展論、本土發展論、替展論和游牧發展論，對目前的不同層次上的決策起了指導性作用，但由于這些理論的完備性或接受性的差異，在決策和實踐中起的作用差別很大，所以理論的深入研究需要進一步加強。
目前，牧區政策是城市發展和工業化發展導向，農區政策和農區生產方式入侵牧區集合體，而非牧區發展本身導向的政策，如果要想使草原回歸本原，必須充分了解草原區的發展規律和生產方式，實現草原共管，在此基礎上，做出引導性政策。
基于以上考慮，提出未來草原畜牧業發展的10條建議：（1）根據現有的草原畜牧業理論完善、修改或者制定新的決策建議；（2）應該充分利用系統耦合，拓展飼草來源，減輕草原壓力；（3）合理規劃草原的休牧禁牧計劃，使草原得到合理的休養生息，實現永續利用；（4）對草原恢復進行適度的影響，同時在水源相對豐富的地區發展人工草地；（5）加強鄉土牧草的研究，審慎引入其他地區的牧草；審慎的利用現代生物技術進行牧草和畜種的改良和新畜種的引進；（6）實現草原區的多種經營，養禽和養畜相結合，增加收益，減輕草原壓力；（7）停止一切不合理的，嚴重破壞草原的采礦企業；（8）加強政策制定過程的牧民參與度，實現草原共管；（9）加大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和旅游業等綠色產業的發展，將生態產品作為牧區另一經濟增長點；（10）建立游牧特別區域，實踐游牧恢復與當前政策草原恢復的比較，為草原更好的恢復和畜牧業可持續發展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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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畜牧文化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現代旅游業的發展必然會對目的地的各方面產生影響,旅游地文化變遷是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它的發展方向關系到旅游業能否健康持續發展。本文探討了旅游地文化變遷的原因、表現形式,并提出了使旅游地文化能夠良性變遷的方法,以期對我國的旅游接待地尤其是民族旅游地區提供一定的指導。
文化變遷,是西方人類學理論學派提出的理論,起源于人類學家對欠發達國家或地區與外界文化接觸的研究,是人類學家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20世紀70年代以后,對于文化變遷的研究視野不斷擴大,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并應用到了旅游業上。隨著旅游的發展,大量的游客涌入一些交通閉塞的旅游地,給當地的文化帶來了極大的震撼。在旅游者所帶來的異文化沖擊下,旅游地文化變遷從物質層面開始,逐漸滲透到精神和制度文化層面,最后促使整個旅游地民族文化趨同于現代化城市文化,導致許多傳統文化遺失。而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往往就是這些即將消逝的民族文化,一旦完全被外來文化所同化,可能導致當地旅游業的蕭條甚至停滯。因此,從文化變遷理論出發,研究旅游地文化變遷的動因和策略選擇,不僅是出于民族文化保護的需要,也是當地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一、文化變遷與旅游地文化變遷
人類學家認為“文化變遷”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內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通過文化內部的整合而出現的有別于過去的文化形態,表現在技術、工藝、食物、服裝等方面,包括價值觀、習慣和社會關系。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則常用“社會變遷”來指代非物質文化的變化,其中包括價值觀、習俗、制度和社會行為。本文所指的文化變遷側重于指較為明顯的變遷——受到外界壓力的影響下產生的文化變遷。
基于以上觀點,本文認為,旅游地文化變遷是隨著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大量的旅游者涌入一個文化背景不同的旅游地,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文化形態,在多種文化相遇、碰撞、交融和整合的過程中,由于文化勢差的客觀存在,使得客源地文化較多地“流向”目的地,長此以往潛移默化地影響旅游地文化,使得旅游地發展成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社會文化形態。文化變遷的核心是價值觀的變遷,受社會經濟條件的制約,不隨人的意志而改變。文化變遷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同于暫時的文化變化,當暫時的文化變化逐步改變原有的文化形態,就產生了變遷。
二、旅游地文化變遷動因分析
在現代社會,旅游業發展所產生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傳播是導致旅游地文化變遷的最主要動因:
1.文化傳播、交流中主客雙方接觸的不對等性
一般情況下,旅游者與接待地居民的接觸是短暫且有限的。旅游者在一個接待地的逗留時間是短暫的,與當地居民實際接觸的時間有可能更少。而且在十分有限的時間里,他們所接觸到的多為旅游接待人員,雙方分別扮演的是服務與被服務的角色,旅游者難以通過旅游企業工作人員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但是對于旅游地居民來說,他們接觸的不是某個具體的游客而是旅游者群體,是長年累月地同文化反差很大的旅游者群體的直接或間接接觸。所以說,盡管旅游文化傳播和交流是雙向的,但卻是不平等的。旅游者給接待地帶來的影響遠比他們接受接待地的影響大的多。
2.文化傳播、交流中主客雙方經濟地位的不平等性
客觀地說,區域間的文化傳播無淪采取哪種傳播形式,都是以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向較后進的地區傳播為主導的。經濟欠發達國家或地區,在旅游業發展的過程中,更容易受到來自發達國家或地區游客所攜帶的強勢文化的沖擊,在文化交流融匯中更多地居于一種被動性的地位。比如,在旅游活動中,旅游者與當地居民之間,一個在休閑,另一個則為這個有錢的休閑人忙碌;一個在臺上表演,另一個則在臺下欣賞、拍照、錄像,雙方形成一種明顯的非對稱性關系。由于經濟上的不對稱,使旅游活動變得不單單是旅游經歷的買賣,還會給當地人帶來金錢等觀念的改變,從而使當地人改變自己去迎合游客,淪為“被旅游者”,影響到當地人的文化表述及文化認同,然后在不知不覺當中慢慢地發生文化變遷。
3.文化傳播、交流中旅游地文化相融區間的擴展
任何本土文化在與外來文化接觸時,通常會有選擇地接受和吸收與本身文化價值觀相契合的內容,而排斥與本身文化價值觀不相容的東西。但是,在經濟利益的刺激下,旅游地對外來文化的接受范圍會較一般情況有很大的擴展。旅游地為了招徠游客,必須滿足旅游者的需求,于是違心地接受外來文化中某些與本土文化價值取向相悖的東西。有的學者將其稱為“虛意接受”,即當地并不打算或不愿意接受外來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別是與本身文化價值觀相抵觸的部分,但出于經濟利益方面的考慮,就會有意識地作出讓步,甚至主動迎合旅游者的需要。接待地的“虛意接受”,最初往往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虛意接受”的東西便會逐漸擴散,潛移默化地使本土文化發生變遷。
三、旅游地文化變遷的具體表現
文化的變遷是永恒的現象,有些在表面上,直接看得見,摸得著,而有些文化現象,是在深層發生變化的。一般說來,物質文化的變遷速度快于非物質文化,而從非物質文化的變遷看,一般說來總是制度首先變遷,其次是風俗、民德,最后才是價值觀。
1.物質文化變遷。指那些外在化、具有明顯的數量結構或物質形態的變化。直接由于旅游業發展而引起的生計方式、居住習俗、生活方式等的改變,都屬于這一類變遷。例如,九寨溝以“翠海、疊瀑、彩林、雪峰、藏情”五絕聞名于世,其內原有居民以前主要以耕作、畜牧和傳統的手工藝為生;1984年九寨溝對外開放,部分居民開始經營旅游業。至2002年,景區內居民都徹底停止了耕作和畜牧,基本都從事旅游經營或與旅游相關的工作。
2.非物質文化變遷。指因旅游活動產生但無法觀察到其直觀的物質形態的變化。由于旅游的發展而潛移默化地改變了旅游地居民價值觀念、思想意識和文化意識和生活方式,都屬于非物質文化變遷的表現。例如,四川與云南交界的滬沽湖地區是摩梭人聚居地之一,其文化是植根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母系文化。改革開放后,摩梭人積極采取措施吸引游客,滬沽湖很快成為旅游勝地。外來不同文化形態人群與當地人的相互交流與融合對摩梭母系文化產生了沖擊,使其發生了一系列變化:母系家庭小型化,婦女在家庭中的傳統地位開始下降,出現固定專偶走婚,家庭管理實權開始由男性掌握等。
四、旅游地文化良性變遷的策略選擇
眾所周知,旅游業發展對旅游地文化變遷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能使文化良性變遷,從而在保持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不變的基礎上,不斷豐富其外在表現形式,擴充文化傳承媒介的種類和數量,使傳統文化得以永久延續。也可能使文化負態變遷,使其嚴重商品化、扭曲化,民族個性、民族精神被淡化,直到消失。但不管旅游地文化是向積極方向還是向消極方向變遷,文化變遷都是客觀存在的,而唯有文化的合理變遷才能持續吸引旅游者的到訪。綜上分析,為了實現旅游地文化的合理變遷,促進旅游地的可持續發展,應從以下幾方面加以努力:
首先,加強旅游業的宏觀管理。加強政府相關部門在旅游業發展初期的規劃、引導以及旅游業發展過程中的監管工作,規范文化旅游產品市場的生產和消費行為。針對目前旅游市場上少數為謀求短期利益的生產者生產劣質文化產品、破壞傳統文化、損害旅游者利益的行為,要積極進行監管查處工作,在旅游文化社區內部建立起傳統文化自我建設長效機制,增強旅游地合理開發、生產及創新的自覺性。只有強化政府的宏觀引導和管理職能,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規,加大對發生消極文化變遷現象的旅游社區的引導監管力度,才能保證旅游市場的健康發展和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其次,強化本土文化,提高文化自覺性。一個民族沒有“自我”的概念,就會在失去“自我”中被他文化同化,文化自覺缺失的民族會在不知不覺中失去本民族的文化,這樣,本民族文化的良性發展就無從談起。當然,強化文化自覺,并不是主張文化中心主義,而排斥其他文化,關鍵在于與它文化接觸、交流的時候,本民族成員如何實現文化自覺,取其精華,排其糟粕,真正做到豐富民族文化的內涵。
因此,要強化本土文化中重要的價值觀,樹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防止出現“客尊主卑”的思想和行為;并且要鼓勵接待地居民加強自身修養,樹立正確的人生觀,提高文化鑒別能力,以自覺吸收外來文化中先進的東西,抵制腐朽的思想意識和生活方式。
再次,加強文化交流,實現文化補償。人類文化多樣性和區域性決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類歷史的前進,離不開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對于任何一種傳統文化而言,擁有文化輸出和文化接受的健全機制,方能獲得文化補償,贏得空間上的拓展和時間上的延展”。歷史上中華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動,如中原文化與北方游牧文化交融,中原農耕文化與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交融。中國各民族文化內部交流、互動的同時,還廣泛汲取世界文明成果,如印度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外域文化。正是由于中華內部各族文化和域外文化相互借取,不同文化相互激蕩,實現文化整合和創新,才締造了有容乃大的中華文化,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要充分發揮文化交流的平臺作用,積極開展對外文化交流,拓寬范圍,疏通渠道,提高交流水平。加強民族文化發展的宣傳工作,利用各種條件和機會來擴大民族文化精品的展現并吸收外來文化精華,促進民族文化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1]李偉:《民族旅游地文化變遷與發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第4篇：畜牧文化論文范文
諺語凝聚著人類的智慧,閃爍著真理的光輝。它或出自民間,或出自于名著和圣賢之手,通俗易懂、形象生動、寓意深刻、釋理精辟,因而代代相傳,影響深遠。醫學英語諺語是英語諺語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養生、治病的哲理豐富,而且語句精妙絕倫,真正體現了知識性和藝術性的完善結合。在醫學英語諺語的漢譯時,怎樣在譯語中充分展現這種結合是一個值得科技翻譯工作者潛心研究的課題。為此,本文特從醫學英語諺語特點的分析入手,探討其漢譯的基本方法,旨在醫學英語諺語的漢譯研究方面拋磚引玉。
1醫學英語諺語的特點
醫學英語諺語具備普通諺語的所有特點,如:高度的概括性[1]、鮮明的民族性[2]和歷史性[3]等。此外,就其知識性和藝術性的結合而言,它還具備以下特點:111醫學知識的普及性大眾首先通過自身對日常生活中普通醫學知識的密切觀察和領悟,再經過一段時間的歸納和總結,最后以諺語這一獨特的語言藝術形式表現出來并在大眾中流傳就形成了醫學英語諺語。如從信息學的角度分析這一形成過程,我們不難發現:醫學英語諺語的制造者和傳播者均是大眾。憑他們對醫學知識的了解和領悟,不可能在醫學英語諺語中攜帶較濃的專業色彩。因此,他們歸納和總結的信息(醫學知識)具有普及性。比如:Desertedisesesmusthvedeserteremedies.(沉疴有猛藥);losemouththesoflies.(病從口);goodmediietstesitter.(良藥苦口);Likesurelikes.(以毒攻毒)。
112醫學知識的局限性醫學英語諺語制造者和使用者均非懂醫學專業知識的大眾,他們對醫學知識的歸納、總結和運用,難免表現出一定的局限性[4]。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隨著科技的發展和人類社會的進步,人們對有些疾病的治療和對有些養生方法的認識會發生一些改變,但醫學英語諺語又有可能因其獨特的語言藝術性而保留下來。這時,醫學英語諺語的知識性和藝術性就很難達到完美的統一了。比如:在16—19世紀,歐美民間曾一度流傳這樣一種治療發燒的方法:饑餓法。關于“饑餓法”的作用,在英語中用Feedolddstrvefever.(飽感冒,餓發燒)”這句諺語加以歸納和總結。從現代醫學的角度看,發燒與禁食沒有任何聯系,但這句諺語因其獨特的語言藝術性和歐美民間存在一些“饑餓法”的奉行者而仍在流傳(WshigtoTimes1997:19ov.8)。又如:一個世紀前,人們認為:牛奶營養價值不高,飲用之后一般聚集在肝臟內并由肝臟消化。為了自身的健康,在飲用牛奶后最好飲用別的飲料以清洗這些積聚在肝臟中的牛奶。所以,在英語中曾一度流行這樣一句諺語:Ifyouwouldliveforever,youmustwshmilkfromyourliver.(想長壽,必須把你肝臟聚集的牛奶沖凈)。眾所周知,現代醫學認為:這句諺語的說法無論是從生理學,還是從解剖學或保健學的角度來分析均是錯誤的。這句醫學諺語也因此在民間逐漸走向消亡,但這一過程需要一段時間。
113寓意的雙重性有些日常生活中應用的諺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語,如果借用到醫學中來,往往被賦予新的寓意。他們相對其它諺語而言,其寓意具有雙重性。例如:Littledoftefillsgretiles.(普通:小錢成萬,粒糧成倉;醫學:小病不治成大病);rekigdoorhgslogoitshiges.(普通:嘎吱作響的門用的時間長;醫學:病夫多長命);Oefiredrivesoutother.(普通:火能滅火;醫學:以毒攻毒);stithitimesvesie.(普通:小洞不補,大洞吃苦;醫學:小病不治,大病難防);Theswsigswhedethomes.(普通:天鵝臨死歌聲妙或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醫學:回光返照)。
114表達的規范性諺語是人們長期生活經驗的總結,用詞生動、精練,文體口語化,讀起來朗朗上口,便于記憶和流傳。一經定型,往往對語言的發展,尤其是新諺語的產生起到較好的規范作用。比如:早在1913年[5]有了ledykeesdotorwy.(一天吃個蘋果,醫生自己走)之后,下列諺語便應運而:oiodykeesdotorwy;ikedykeesdotorwy;miledykeesdotorwy;smiledykeesthedotorwy;從中不難看出,這些諺語均套用了同一程式:XdykeesYwy.非常有趣的是,這一程式不僅用于構建醫學英語諺語,同時也廣泛應用于現代英語的創作,比如:宣傳土豆藥用作用的廣告詞:ottodyouldkeehighloodressurewy.又如:宣傳避孕藥(具)的廣告詞:illdykeesthestorkwy.effortdykeesfilurewy.o2domdykeesIDSwy.除了在廣告方面加以套用外,在日常生活中也得以廣泛應用。比如:1978年尼克松水門事件之后,人們常說:risisdykeesimehmetwy.risisdykeeshisledershiwy.說明偵探小說作用的諺語:murderdykeesoredomwy.murderdykeesdotorswy.等等。
115廣泛的接受性醫學英語諺語說明的事物或總結的規律多以母語是英語的民族為立足點,與其歷史、自然環境、生活習慣、特產風貌息息相關。醫學英語諺語雖然具有鮮明的民族性,但它是對生活的高度總結和概括,它的制造者和使用者均是大眾。因此,醫學英語諺語除了對于母語為英語的使用者來說具有廣泛的接受性外,對于母語為漢語的譯語使用者,同樣具有廣泛的接受性。這是因為,即使醫學英語諺語使用了民族的特色詞匯,但這些詞匯所要表達的內容仍具有高度概括的一般哲理,大眾對于一般哲理的理解是相通的。這是醫學英語諺語漢譯時采用“套譯法”的前提條件。116歷史的繼承性WolfggMieder(1995:2)在研究醫學英語諺語形成的過程時發現:醫學英語諺語的形成至少要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沉淀才能流傳開來。因此,醫學英語諺語不可能涉及艾滋病和埃博拉腸炎等現代病(他認為:這些疾病尚未抽象化和概念化)[6]。此外,由于醫學英語諺語歷史久遠,有些在醫學知識方面存在局限性的諺語退出歷史舞臺仍需一段時間,如需漢譯,為避免誤導,需采用“加注法”進行翻譯。超級秘書網
2醫學英語諺語漢譯的基本方法
211直譯法所謂直譯法是指在醫學英語諺語漢譯時盡量保持原文意義、形象和語法結構。如:goodsurgeomusthveegle’seye,lio’shertdldy’shd.一個好的外科醫生應該具備鷹眼、獅心和女人的手;oueofrevetioisworthoudofure.一分預防勝似十二分的治療;Erlytoedderlytorisemkemhelthy,welthydwise.早睡、早起,富裕、聰明、身體好;Hewhoeverwssikdiesthefirst.一病則已,一病嗚呼;Studysikesswhileyourewell.無病當思有病時;Oftedlittleetigmkesmft.少吃多餐,使人健壯;Theremedyisworseththedisese.治法不當,越治越糟;Everydisesewillhveitsourse.每種疾病的病程都不一樣;oslee,ohelth.沒有睡好,不可能身體好。212意譯法所謂意譯法是指在醫學英語諺語漢譯時雖脫離了原文形象和語法結構,但仍能充分體現原文的意義。比如:TheesthysiisreDr.Diet,Dr.QuietdDr.Merrym.如直譯為“最好的醫生是飲食先生、靜先生和樂先生”不妥。可以意譯為:“要健康,最好做到:注意飲食,保持平靜和快樂的心態”。Moredishes,moredis2eses.食多病;Mediiesreotmettoliveo.藥不能當飯吃;redisthestffoflife.飯是生命之柱;Etredtlesure,drikwieymesure.多吃飯,少喝;Oftedlittleetigmkemft.少吃多餐,使人健康。213套譯法所謂套譯是指用漢語中功能上與醫學英語諺語相同的諺語進行翻譯。比:Disesesomeohorsek,utgowyofoot.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utterisgoldithemor2ig,silvertoo,ledtight.早餐吃飽、中餐吃好、晚餐吃少;livigdogisetterthdedlio.好死不如賴活著;etterfigeroffthyewggig.長痛不如短痛。
3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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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畜牧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王建革；環境史；生態社會史；水文生態史；景觀生態史
近年來，環境史研究逐漸發展成為熱門學科，來自文理各個領域的學者廣泛參與到環境史討論的隊伍中，逐漸形成一個聯系較為緊密的學術共同體，并在理論界和現實社會中發揮重要影響。環境史研究要求學者立足于生態系統的核心層，即人類與自然相互作用的界面，考察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王建革教授，二十多年來一直致力于環境史研究，研究視野從蒙古草原逐漸南下到華北平原，再到江南，先后出版了《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江南環境史研究》等著作，尤其是《江南環境史研究》一書，更彰顯了其匯集農學、美學、歷史學、社會學之力打造出的景觀生態史研究路徑，將環境史理論研究推進至哲學層次，同時也使學界看到了環境史研究的現實人文關懷及其對當今生態文明建設所具有的重要理論指導意義。
一、學術背景
20世紀80年代，王建革在山東萊陽農學院學習農學。當時的萊陽農學院農學學科分化并不明顯，農學本科生需要學習土壤肥料學、作物學和育種學等學科知識，這段學習經歷為王建革日后從事農業史和環境史研究奠定了寶貴的學術基石。綜合而嚴格的農學學習，使他更為直觀且深刻地觀察、理解了生物與無機物之間的相互作用。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制約與促進，技術作為中間媒介在人與自然關系互動中的作用，以及貫穿其中的能量與物質流動，這些對于解讀農業典籍、思考以農立國的中國傳統社會，是極其有益的。在《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一書完稿時，王建革回憶說：“時光一去二十多年，非常幸運，以前所學的，特別是所受到的農學訓練，幾乎都用上了。我深深地知道，這種幸運不是人人都有的。”①后來他到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今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前身，簡稱“農遺室”）攻讀農史研究生。20世紀90年代農遺室的學風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要求學問必須面對現實，即把古農學的知識與農業生產現實相對應；二是重視田野調查。當時人類學尚未興起，農遺室的學生已比其他史W和社會科學的研究生更注重田野工作。當時農遺室許多著名的農史專家，除了李長年和郭文韜等導師外，繆啟愉、王達、宋堪慶等幾位先生也給當時攻讀研究生的曹樹基、蕭正洪和王建革等人上過課。繆啟愉先生擅長立足農業現實，依據鄉村習慣與地方知識體系進行考證，他在研究《齊民要術》時就借用了20世紀50年代大量可見的傳統農業技術，用于解讀中國古代技術。王達先生對《補農書》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亦是將學術研究與實證考察緊密結合的實踐。如今，近九十歲高齡的王達老師對曾與陳恒力先生深入桐鄉農村進行農業調查的情形仍然記憶猶新。在農遺室，王建革先后師從章楷、郭文韜兩位先生。在碩士研究生階段，他以“山東植棉史”為題進行碩士論文研究，對20世紀50年代以后華北的農業生產開始有了系統的了解。攻讀博士期間，他的論文研究方向是人口壓力與農業的問題，其中涉及生態史的一些基本問題。在這個階段，聞大中先生利用《補農書》對古代江南生態系統進行分析，將中國17世紀江南高效循環的生態農業介紹給國際生態學界，引起了很大反響，也給王建革提供了極為有益的啟示。受聞大中和郭文韜兩位老師的鼓勵，王建革嘗試從生態史角度著手展開研究，將生態系統理論引入傳統時代社會，嘗試探索生態―社會史的研究路徑。但由于這方面的研究在當時國內學術界尚無先例可循，國外的生態史學術專著也未大量引入國內，探索之路困難重重。
1992―1995年在南京農業大學讀博士期間，王建革發表了論文《小農與環境――以生態系統的觀點透視傳統農業生產的歷史過程》，這是國內較早的生態史論文。他在文中提出了小農生產的生態性和社會性，因而在物質循環流和產品循環流的水平上，以生態學理論為依據，系統地分析了農業生態系統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并結合我國農業生產的歷史實際，探討了小農在自然生態系統以及社會系統之間所處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的歷史過程，進一步揭示了我國傳統精耕細作農業技術的生態學背景。此后，王建革對于人口、資源、農業與社會發展的討論逐漸深入且細化。農業生產涉及自然與人文多方面要素，這對研究者提出了較高的綜合知識背景要求。為此，王建革奔波于國內各大圖書館，查閱分散在相關領域的文獻資料。20世紀60―80年代，國際學界的人類生態學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王建革在北京圖書館讀到了人類生態學著作，并從中汲取了大量的學術營養，為他在生態史中的一系列學術探討奠定了理論基礎。
二、華北與內蒙：生態―社會史領域的探索
1996年，王建革到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做博士后工作，也邁出了生態―社會史具體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這期間，他開始探索從人類生態學的角度闡述我國歷史上社會制度、人口壓力與生態環境變遷之間的聯系，并發表了《人口、生態與我國刀耕火種區的演變》《資源限制與發展停滯：傳統社會的生態學分析》《人口、制度與鄉村生態環境的變遷》《人口、生態與地租制度》等論文。在思考人文與生態關系的同時，王建革也開始著力分析影響生態系統的核心自然因素，如關于土壤肥力的探討等甚是精彩，這些探索為他的博士后研究“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奠定了基礎。1999―2006年間，王建革默默無聞地在學界做一位這樣的學者：嚴密地梳理“滿鐵資料”以及民國調查、筆記小說等文獻資料，又致力于田野考察，圍繞生態與社會展開嚴謹的論證，發表了關于華北和內蒙的三十余篇論文。此后，《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和《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兩本專著的出版則是水到渠成。
方萬鵬在書評中寫道，王建革在“在地域社會的研究中貫穿生態史學的方法……該書的研究視角不存在學術標簽的跡象，而是真正踐行了生態史學的理論”①。全書圍繞生態環境與鄉村社會的主題，探討了傳統社會末期黃河以北、太行山以東、燕山以南的廣大地區的生態環境及其對應的社會特征，這是王建革將生態學理論與思路融入到歷史學、農業史研究的具體實踐，其研究成果展現了人與環境的歷史，既是物質作用的過程，也是心靈、思想和人類整體社會關系對外界反映的歷史。全書從影響生態系統最重要的自然因素開始論述，然后逐個講述諸要素狀態，繼而分析生態系統的運行與調控，可見其清晰的生態系統理念與研究邏輯。首先，不同的水環境產生不同的政治與社會效應。鑒于干旱對華北平原農業的重大影響，一方面，對水的治理衍生出灌溉與社會的問題，從而決定了水利的自然形態與社會組織形態；另一方面，水環境影響著沿河地區的土壤肥力或沙化進程，來自人類社會的農業變遷也影響著土壤的肥力。水土環境是自然體系中最核心的基礎要素，也是該著展開論述的基礎。其次，王建革論述了生態系統中的諸要素狀態，作物、家畜、人是農業生態系統的主體。農作物是人們主要的食物來源，因此耕作技術歷來為人們所重視，并且固化到人們的生活周期中。畜牧業供給人口的能力弱于種植業，且由于取食關系，一個地區所負載的人和動物的數量相對穩定，當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牲畜必然減少，因此在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畜牧業呈現萎縮趨勢。最后，該著進一步分析了生態系統在以上要素基礎上的運行情況。各要素以取食關系建立聯系，保證物質與能量流在系統中往復循環，但人口過度增長，在排斥家畜畜養的同時，也影響了農作物的種植，從而影響了傳統社會末期人們的飲食與營養水平，“三料危機”的出現也警示了生態系統的失衡。而災害是生態系統運行中的重大波動，由此衍生的社會應災機制、聚居方式都與生態文化有關，面對生態壓力，人們也形成了不同的關于人與環境的信仰理念。在該著中，王建革運用投入產出法分析了近代農業生態系統，重新審視了傳統經濟史中關于租佃的一些認識，彌補了此前學者們對近代華北生態關注的不足，也詮釋了環境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對歷史學發展的卓越貢獻。
《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出版之后受到了學界的高度評價，鄒逸麟先生說：“華北平原是我國傳統社會的主要農業基地，也是災害頻發、社會矛盾較尖銳的地區之一。考察其農業生產、技術水平、鄉村的生態和社會變動，剖析其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對了解當今華北平原的農業與社會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作者在滿鐵資料為主的鄉村調查資料基礎上，收集大量方志材料，進行實地考察，歷時十年，寫下了這部專著，使華北平原從清代到民國時期的農業技術、生態環境以及鄉村社會諸方面的研究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②葛劍雄先生也高度評價了王建革的學術研究：“王建革教授是農學博士，在農業開發、土地利用、生態環境等方面有扎實的基礎，又在歷史地理、社會史等方面做了較深入的研究，所以該書既有科學原理的探索，又充分運用了文獻研究、社會調查的成果，資料豐富、觀察細致、論證合理，是一項溝通文理的綜合性研究，在近年來同類成果中居領先地位。”③
圍繞著蒙古草原的生態問題，王建革于2006年出版了《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一書。他研究蒙古的機緣來自對華北社會的研究，在查閱“滿鐵”資料時，王建革看到了大量關于對內蒙古地區豐富且詳實的調查資料，這批資料對當時的人口數量、牲畜頭數、牲畜結構和游牧規律、放牧特點等均有詳細的調查，是進行生態史研究的珍貴資料。草原、游牧、農業是蒙古社會傳統的三大支柱，草原上的人、牲畜與作物的關系構成了農牧業生態問題，所以，王建革以“滿鐵”和其他日占時期的資料為核心，輔以舊方志和筆記小說、20世紀50年代的檔案資料，運用生態人類學和歷史學方法，由草原生態和游牧生態的內容進入話題，在此基礎上揭示了游牧生態與蒙古社會的關系，論述了畜群與蒙古社會的關系，以及蒙古游牧社會在漢農業滲透后所發生的重大變化。《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的研究邏輯與《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一書建構在相同體系下，比較而言，前者關注的生態要素略為簡單，但生態系統的層次清晰明了。自然系統中物質與能量流在草原植被―畜群―人之間往復循環，這是蒙古社會生態運行的基礎。蒙古社會中人的經濟與社會地位甚至階級關系均不同程度地受畜群的影響。而在文化層面上，農耕技術滲透的過程是蒙古社會流動性降低的過程，此后，社會結構、文化、制度等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均是建立在生態系統變遷的基礎上，因此，結合生態系統的變遷來闡釋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互動就更有說服力。研究蒙古社會時，王建革多次到蒙古草原開展田野調查，其著作鮮明的“文理結合”“注重實證研究”“對滿鐵資料的謹慎和靈活使用”①特征多被學者們贊譽。
三、以水文生態為基礎的江南生態環境層次研究
告別了蒙古與華北，王建革將目光投向了江南。不同的地理特征造就了不同的社會形態，水是江南社會的靈魂，理解江南的關鍵也在于對水的理解和把握。王建革汲取了歷史地理學前輩關于水文研究的精華，并結合自己的知識背景，融會貫通地開始嘗試探索各層次生態系統的歷史，并通過《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和《江南環境史研究》兩本著作揭示了生態系統的層次。《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是以吳淞江下游地區為中心區域的研究，其揭示的層次基本在水文、土壤、農業與社會諸方面，而《江南環境史研究》則是以吳江和杭嘉湖為中心地區的研究，進一步豐富了這個層次。
《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從氣候、水、土等自然環境基礎要素寫起，然后到技術、社會組織、結構層面，最后到制度、文化層面展開分析。全書共有九章。第一部分關注基礎的水文環境，根據水文生態原理重新解讀了古人關于三江水文生態的一些理論；考證了太湖東部沒有三江，只有逐步形成的吳淞江，以及周邊的塘浦河網對吳淞江上游河道的形成也產生影響。在江南水鄉，水環境變化往往會引起鄉村社會體制和農田景觀的相應變化，故該著在第二部分分析了大圩時期的河道水環境、鄉村社會體制及農田景觀變化。“水環境與圩田的改制，實是江南許多制度變化的重要原因”②，家、鄉村共同體、豪強對水環境的不同認知影響了他們的治水實踐。李明慧在評論《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對目前環境史研究的啟示時也看到了這一點，說：“……如地方百姓與官府、地方與中央之間在治河方面的矛盾。結合這些社會內部的矛盾來考察或許會使生態環境史研究更為豐富。”③在水環境變化的基礎上，農田景觀隨之改變，繼而導致唐宋轉型期的詩歌呈現出小區域化、微妙化、多面化等特征。在第三部分，該著結合常熟縣的河道與水利社會狀態個案，主要描述了宋以后小圩模式發展，以及水利共同體在內容上的變化。第四部分是關于稻田生態歷史的獨特分析，水環境、農作技術、社會組織都對土壤變化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一部分作為個案研究，作者從水鄉環境和水利入手，接著以肥料和土壤之間的生態聯系為主線，分析了農村傳統農業生態系統的投入產出比，認為傳統時代的農業生態系統的效率遠遠沒有發揮其增產的潛力。第五部分研究傳統生態系統的信息流，涉及一個廣泛的地方性知識體系。在農業生態系統中，人往往發揮著主導作用，傳統時代的農人們對各種環境因子都有著精細的觀察，并依據這些觀察采取相應的決策，這也是后人理解的傳統時代人與環境關系最為關鍵的部分。王建革站在生態系統觀的高度，解讀文集、詩歌及其他關于水文、水利、農業著述等史料中有關水環境與土壤、農業等要素的關系，對吳淞江流域的主要河道和河網形成時期的水環境進行了長時段的歷史考察，圍繞水環境和治水，考察了自然系統與鄉村社會之間的頻繁互動及其構成的多姿多彩的歷史過程。
《江南環境史研究》在地域上延伸了《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的研究區域，從吳淞江中下游轉至中上游和嘉湖地區。更為重要的是，在《江南環境史研究》中，王建革關注的生態系統要素逐漸增多，且將自然生態系統與人的生境密切結合。該著以吳江和嘉湖地區的水環境，由人與水環境互動而產生的水文與地貌的變化，農業與水生植物的變化，以及士人階層對環境感知的變化為重點，分四部分展開分析。第一部分涉及純粹的無機自然，包括湖泊、河道以及自然的降水與天氣的冷暖。首先分析了吳淞江口的陸淤引起的太湖東部地區水網與地貌形態的變化，然后分析了吳江長橋以西的水環境引起的圩田和地貌變化，特別是分析了太湖沿岸的淤積和湖田形成的過程，最后分析了吳江與吳淞江中下游地區的水旱敏感性。在這里，作者分析了人們長期關注的溫度和降雨在不同地表下的反映的問題，也是環境變遷學者長期關注的問題。水環境豐富時期，水災較少，旱災基本上不發生，而隨著人口增加和開發程度加巨，豐水程度下降，水旱暮υ齠啵吳淞江中下游逐步形成高地，產生了旱災敏感。第二部分分析了與人類關系最密切的那部分自然環境，即關系到生態環境的核心層――鄉村和農田，主要研究了嘉湖地區生態環境的形成過程和桑基農業的歷史發展。歷來關注桑基農業的學者眾多，但是放到農業生態系統中進行考察，王建革是最為精辟的一位，如書中分析：
湖羊飼養所對應的小環境與桑基農業生態環境有天作之合。民國調查報告有：“如果每頭羊全年產肥平均為二千五百斤，那么三要素的總量將是：氮，二十點七五斤；磷酸五點七五斤；鉀，十六點七五斤。而一畝桑地全年對肥料三要素的要求為：氮，二十點二五斤，磷酸四點三斤，鉀十一點二六斤。恰與一頭羊所產的肥料相符合，農民習慣，全年羊肥的大約百分之六十五用于桑地，百分之三十五用于水田，加上蠶沙（用于水田），河泥和其它肥料，可以完全一畝田稻一畝地的用肥量需要。就農村施肥的一般水平言，一頭羊的肥料可以解決一畝田和一畝地的大部分用肥需要。‘以桑養羊，以羊養桑’是這一帶農民的傳統經驗。”生態系統的自循環滿足了小農在小生境下的經營。”①
在人口壓力和農業開發作用下，自然景觀向鄉村景觀轉變，農田景觀逐漸精細且加強。第三部分分析了野外的自然和人對自然的審美，不但講述了水生植物在水環境變化下的變化，也講述了文人對水生植物的審美反應。在這一部分，作者對江南生態系統的分析明顯多了一個重要因素，即野外具有審美意義的植物，這些植物在生態系統中處于關鍵的生態地位，一方面提供了眾多生物的生存環境，有利于保持生態系統多樣性和穩定性，另一方面也是人類獲取生存資料的重要來源。所以，對野生植物狀態的探討，更有助于全面理解生態系統的運行與發展。第四部分是關于人對環境感知的研究。人對環境的反映，一部分體現在社會組織方面，諸如為了適應水環境而產生的水利型社區等，這部分內容較早地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并已經形成諸多討論；另外還有一部分體現在審美方面，涉及人文與藝術，長期以來這方面的研究是不足的。由于這一領域的資料內容主要記錄在文學史或藝術史中，如何將它應用到生態環境史研究中，作者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討。如為了分析不同群體對生態系統的反映，并從認知層面分析環境變化對人的審美的影響，王建革從早期詩賦、中期山水畫到后期江南私家園林的相關內容中旁征博引，論述精辟。從全書的表達來看，前半部分以自然生態系統為主，后半部分側重環境與文化的關系分析，特別是變化的環境對人類審美的影響，系統講述了一個自然與人文互動的生態文明發展過程。
四、景觀生態史領域的探索
景觀產生于人與環境相處的歷史過程中，“景觀不是環境中的某種自然要素，而是一種綜合的空間，一個疊加在地表上的、人造的空間系統。其功能和演化不是遵循自然法則，而是服務于一個人類群體……用于加快或減慢自然過程……許多人造的空間組織形成已經與自然環境如此地融合，以至于它們本身與環境已經難以區分、難以辨認。”①由此可見，景觀更是一個地域性顯著的生態系統。王建革從生態系統的邏輯出發，解讀和處理史料，對影響景觀形成的水、土、植物等自然因素和不同群體的觀念等社會因素逐層分析，繼而解釋自然與人文的互動，既在理論研究中取得了方法、觀點的諸多創新，也對生態文明建設有啟示意義。
在對華北與內蒙的研究中，王建革已經關注到了景觀史內容。《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一書中，他對水利社會中政治景觀和棲居景觀的分析是一個突出的案例，村莊形態及分布、社會組織機構的運行都顯著受到灌溉的影響。因此，王建革綜合河流、地形、農業、戰爭、社會習慣等因素，揭示了傳統社會末期華北鄉村景觀呈現出一種內聚的形態。而在內蒙社會，水草是游牧生態基礎，繼而衍生了游牧社會特有的景觀：從逐水草而居到有規律的游牧。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結成的游牧單位與界限劃分是本土的政治景觀，而農業滲透之后，村落形態逐漸鞏固，定居加強，畜群放牧也逐漸從夏、冬營地游牧到耕地與耕地之間留下草地，或者村邊保留牧地，無論是政治景觀還是棲居景觀都發生了顯著變化。
轉到江南研究之后，王建革對景觀的分析更為豐富。作者在《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的研究中，在持續關注政治景觀和棲居景觀的同時，對野外空間的探索逐漸增多。野外空間中動植物群落的變化、空間大小的變化直觀地反映著人地關系，但學術界相關研究甚是缺乏。他根據大量文人歌頌自然的詩詞，在史學呈現上復原了唐宋時期的豐水環境下，由河道與河岸上的樹木花卉、野生植被、圩田中的農作物等共同塑造的江南景觀，尤其是對鄉間野生植被的關注與研究，豐富了景觀史研究。另外，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群體的觀念也影響著景觀的形成與發展。宋代以后，在人口壓力與資源破壞的影響下，水與田野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尤其是在小農經濟興起以后，家景、鄉景、野景都趨向微型化。景能怡情，尚可喻志，因此，景觀可作用于人的心靈從而影響文明的進程。“環境不但使人產生了空間感、時間感，還產生了四時循環的感覺和認識”②，動植物的生長變化如何渲染人們的環境審美、時序感、家鄉歸屬感等，在《江南環境史研究》中都有更為豐富的論證。從《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的出版到2016年之間，王建革撰寫了十余篇關于江南水土環境、鄉村景觀的學術論文，一幅幅立體的傳統鄉野景觀畫面逐漸在史學上呈現出來，待《江南環境史研究》出版，便引起學術界一片好評。
在王建革的景觀史研究中，景觀要素豐富且層次分明。在影響景觀的自然要素中，地貌是最基本的因素，而河道等水體又深刻影響著地貌，因此，他的著作分析均以水為核心，之后延伸到土壤，植被；社會因素中，結合歷史進程，考察國家、鄉村共同體和小農在不同階段對景觀產生不同的影響，農業景觀、野外風光、聚落形態構建了景觀的變化。《江南環境史研究》作為一部較為純粹的環境史著作，對上述要素的分析更為詳細，且長時段的考察更為系統。早期的江南，景^中自然成分居多；唐代開始，來自國家的力量加強，農業開發大規模實施，農田景觀豐富起來，但野生花卉及其他植物依然廣泛存在，圩田、樹木、田野與植被立體化風景有序而多態，直到唐代末期，農業開發成熟，村落依然擁有優美的野生植物景觀；五代開始，小農力量增強，在精耕細作體系下，桑基農業景觀增多；宋代以后，在人口壓力下，水面多被大規模地分割開發，逐漸破碎，景觀呈現出更多的人為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