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藝和茶文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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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茶藝和茶文化范文
不過，我覺得我們現在再來討論中西文化(東西文化)比較，首先對中國文化、中西文化或東西文化這幾個詞義的認識應該和六十年前有所不同，更要正確一些，緊密一些：
1．無論是評議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都應該包括其全部文化發展過程，“中國文化”不應專指中國封建時代的文化，“西方文化”不應專指其資本主義社會文化。最好能將雙方全部文化發展過程進行對比，不能的話，也該以雙方的相同發展階段進行對比。這要比過去那種以不同社會發展階段進行對比合理得多，有意義得多。
2．中國文化不等于全部東方文化，西歐文化不等于全部西方文化。不宜將中國和西歐文化的對比看作是中西文化的比較，更不能視同東西文化的對比。
3．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在未完全融合為一體之前，各有本族獨特的文化。所以嚴格地說，在采用“中國文化”這個詞時，理應包括所有歷史時期中國各族的文化才是。只是由于漢族占中國人口的極大多數，整個歷史時期漢族文化較其他各族為先進，所以通常都將“中國文化”作為漢族文化的代名詞，這等于是習稱漢文為中文，漢語為中國話一樣，也未始不可通融。但是，猶如講中國通史不應局限于中原王朝的歷史一樣，今后我們開展中國文化的研究與討論，或編寫一部中國文化史，切不可置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于不問，專講漢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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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86年1月6日至10日由復旦大學主辦的國際中國文化學術討論會。
4．姑以“中國文化”專指漢族文化，漢族文化幾千年來是在不斷演變中的，各個不同時代各有其不同體貌，也不能認為古往今來或整個封建時代一成不變。中國文化各有其具體的時代性，不能不問時代籠統地談論中國文化。
5．姑以“中國文化”專指歷代中原王朝境內的文化，任何王朝也都存在著好幾個不同的文化區，各區文化不僅有差別，有時甚至完全不同。因此，不能把整個王朝疆域看成是一個相同的文化區。也就是說，中國文化有地區性，不能不問地區籠統地談論中國文化。
五四前后一般認為中國文化就是孔子思想，就是儒家的學說，就是綱常名教那一套，我看不能這么說。儒學孔教從來沒有為漢族以外的兄弟民族所普遍接受，例如藏族早先信苯教，后來改信藏傳佛教即喇嘛教；蒙族本信薩滿教，后來也信了喇嘛教；維吾爾族在蒙古高原時本信摩尼教，西遷新疆后改信佛教，宋以后又自西向東逐步改信了伊斯蘭教。所有少數民族都各有其獨特的信仰與文化，只有少數上層分子在入居中原后才接受儒家思想。
那末能不能說儒學、禮教是以漢族為主體民族的歷代中原王朝境內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呢?我看也不能。這一方面是因為幾千年的漢文化在不斷變化，有時代差異，另一方面是因為同一時代漢民族內部文化又因地而異，有地區差異，所以不存在一種整個歷史時期或整個封建時期全民族一致的、共同的文化。本文想專就歷代中原王朝范圍內的文化簡略陳述一下兩方面的差異，希望能引起研究中國文化的同志們的注意。
一
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這幾乎是讀史者人所共知的常識，本用不著我在此辭贅，但也不妨概括地指陳一下：
1．上古姑置不論。自孔子以后，經戰國、秦到西漢初期，儒家學說一直未取得思想界的支配地位；戰國是儒、墨、道、名、法、陰陽、縱橫等百家爭鳴時代，秦代尊尚法家，同時又盛行陰陽神仙之術，漢初則以黃老為顯學。
2．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此后的兩漢號稱為儒家的經學極盛時期。但經學大師董仲舒、劉向所宣揚的實際上是以陰陽五行附會儒術的一套，大談其天人相應、禍福休咎、災異，與孔孟以仁政、禮教為核心的學說已大異其趣。至西漢末乃發展為虛妄荒誕的讖緯之學。一般儒生治經專重章句，支離破碎，一經說至百余萬言。所以兩漢經學根本談不上弘揚了儒家思想。當時人們頭腦中的主導思想是鬼神、符瑞、圖讖。王充在其《論衡》里痛詆這一套世俗虛妄之言，讀其書者頗為之折服。但王充是僻處江東的會稽人，《論衡》這部書是直到漢末建安中才由會稽太守王朗帶到中原的許都后才得到傳播的，所以王充其人，《論衡>>其書，對東漢的思想文化發生不了多大影響。
3．魏晉時代思想界的主流是玄學，先是何晏、王弼祖述老莊，并用老莊來解釋儒家的經典《周易》，使之玄學化，《老》《莊》《易》遂并稱三玄。既而發展到嵇康阮籍“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其時佛教已初步得到傳播，道教開始形成。儒家經典盡管仍為京師及地方各級學校里的必修課目，但支配人們精神世界的，釋、道、玄的勢力已壓倒了儒家的禮教。
4．到了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代，佛道大行。梁時單是首都建康就有五百寺，由于僧尼不登戶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梁武帝、陳武帝、陳后主，都曾舍身佛寺為奴，由群臣出錢贖回。北魏孝文帝時，“寺奪民居，三分且一”。東西魏、北齊周對峙時期，兩國僧尼總數達三百萬左右，占總人口數的十分之一。茅山道士陶弘景是梁武帝的“山中宰相”。北魏自太武帝信奉寇謙之的天師道后，后此諸帝初即位，都要去道壇受符篆。南北世家甲族如南朝的瑯?王氏、北朝的清河崔氏，都世代信奉天師道。儒家的經學在南朝的國學中“時或開置”，“文具而已”，“成業蓋寡”。北朝在北魏盛時重視學校與經學過于南朝，至孝昌以后，“四方求學，所存無幾”。北齊時國學“徒有虛名”，“生徒數十入耳”。儒學在這個時期顯然已極度衰微。
5．隋唐時期佛道二教發展到執思想界之牛耳，一時才智之士，往往以出家為安身立命的歸宿。儒學亦稱昌明，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是一次經學注疏的大結集，舉世傳習，歷久不衰。統治者三教并重，一統政權并不要求思想統一。民間信仰則趨向于佛道。
6．理學是宋儒所創立的新儒學。自宋以后，這種新儒學對社會上層分子的思想意識確是長期起了相當深巨的支配作用。但理學雖以繼承孔孟的道統自居，其哲學體系實建立在佛教禪宗和道教《參同契》的基礎之上，以儒為表，以釋道為里，冶三教于一爐，所以無論是程朱還是陸王，宋明的理學絕不能與孔孟的學說等同起來。宋以后儒者主張排斥二氏者盡管代有其人，那是極個別的所謂“醇儒”，多數士大夫則都是既讀圣賢書，同時又出入甚至篤信佛道。綱常名教這一套固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人們所畢生追求的卻是功名利祿，他們所頂禮膜拜、崇信敬畏的不是儒教中的先圣先賢，而是佛、菩薩、玉皇大帝、十殿閻王以及各色神仙鬼怪。
明學之盛不亞于宋，且看謝肇?g所撰《五雜俎》所描述的明代士大夫精神面貌：
世之人有不求富貴利達者乎?有衣食已足，不愿贏余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進取者乎?有不貪生畏死，擇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諛惡謗，黨同伐異者乎?有不上人求勝，悅不若己者乎?有不媚神諂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輿，行無顧慮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見錢不吝，見色不迷者乎?有一于此，足以稱善士矣，我未之見也。(卷十三事部)
可見當時極大多數士大夫嘴上講的盡管是修、齊、治、平、仁、義、道德，頭腦里卻無非是富貴、鬼神、錢財、女色。
北京是當時的首都，江南是當時文化最發達的地區，而蘇州為其都會，按理說，北京、蘇州兩地的風尚，即便不能完全遵守周孔的禮教，總該相去不遠，實際情況卻大相徑庭。
“京師風氣悍勁，其人尚斗而不勤本業”，“士人則游手度日，茍且延生而已”。“奸盜之叢錯，駔儈之出沒，蓋盡人間不美之俗，不良之輩，而京師皆有之”?！伴L安有諺曰：‘天無時不風，地無處不塵，物無所不有，人無所不為?！薄?/p>
姑蘇“其人儇巧而俗侈靡。士子習于周旋，文飾俯仰，應對嫻熟，至不可耐。而市井小人，百虛一實，舞文狙詐，不事本業。蓋視四方之人，皆以為椎魯可笑，而獨擅巧勝之名”。(卷三地部)
在這兩個封建文化最發達的城市里，謝氏似乎并沒有聞到一點點忠、孝、仁、義、溫、良、恭、儉的周孔之教的氣息。
如上所述，可見中國文化一方面隨著時代的演進而隨時在變，各時代的差異是相當大的，決不能認為存在著一種幾千年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或代表的一成不變的文化。另一方面，五四以前，無論是從孔子以詩書禮樂教三干弟子以來的二千三四百年，還是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的二千年，還是從宋儒建立理學以來的七八百年，儒家思想始終并沒有成為任何一個時期的唯一的統治思想。兩漢是經學和陰陽、五行、讖緯之學并盛的時代，六朝隋唐則佛道盛而儒學衰，宋以后則佛道思想融入儒教，表面上儒家思想居于統治地位，骨子里則不僅下層社會崇信菩薩神仙遠過于對孔夫子的尊敬，就是仕宦人家，一般也都是既要參加文廟的祀典，對至圣先師孔子拜興如儀，更樂于上佛寺道觀，在佛菩薩神仙塑像前燒香磕頭祈福?？偟恼f來，控制當時整個社會精神世界的，是菩薩神仙，而不是周公孔子孟子?！段咫s俎》里有一條對這種情況說得極為精采明白：
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過于關壯?，……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觀音大士、真武大帝、碧霞元君，三者與關壯繆香火相埒，遐陬荒谷，無不尸而祝之者。凡婦人女子，語以周公孔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無敢有心非巷議者，行且與天地俱悠久矣。(卷十五事部)
除了崇信菩薩神仙之外，還有形形數不清的各種迷信，如算命、看相、起課、拆字、堪輿、扶箕、請神、捉鬼等等，無一不廣泛流傳，深入人心。甚至如近代史上負盛名的進步思想家魏源，也是一個堪輿迷。他在江蘇做官，在鎮江找到了一塊“好地”，竟不惜把他已在湖南老家安葬多年的父母骸骨，迢迢千里遷葬過來．我們怎么能說五四以前中國封建社會文化就是孔孟一家的儒家思想呢?
二
中國史上自秦漢以后中原王朝的版圖都很廣大，各地區的風土習尚往往各不相同。任何時代，都不存在一種全國共同的文化。過去研究文化史的同志們，對這種文化的地區差異一般都沒有予以足夠的注意，在此我舉幾個朝代為例，簡要指出各區間的顯著差異。
(1)在漢武帝獨尊儒術約百年之后的成帝時，劉向將漢朝全境劃分為若干區域，丞相張禹使僚屬朱贛按區敘次其風俗，后來為班固輯錄于《漢書·地理志》的篇末。根據此項資料，其時全國只有齊地“士多好經術”，魯地“其好學猶愈于他俗”，三輔(京都長安附近，今關中平原)的世家“好禮文”，此外各地區全都沒有提到有儒家教化的影響，相反，到處流播著各種不符合儒學禮教習俗。例如：
三輔“富人則商賈為利，豪杰則游俠通奸”。“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翱棞?，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眾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奢靡，送死過度”。六郡(今甘肅東部、寧夏、陜北)則“不恥寇盜”。蜀士以文辭顯于世，但“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以上為秦地。
中原的河內則“俗剛強，多豪杰侵奪，薄恩禮，好生分。”周地則“巧偽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喜為商賈”。鄭地則“男女亟聚會，故其俗”。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陳地則“其俗巫鬼”。南陽則“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宋地雖“重厚多君子，好稼穡”，但沛、楚“急疾顓己”，山陽“好為奸盜”。
河北的趙、中山則“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廂，游媚富貴，偏諸侯之后宮”。太原、上黨“多晉公族子?e、，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聚送死奢靡”。鍾代以北“民俗?這澹?悶??椋?皇屢┥蹋???始街葜?浚?獵舫N??葜?紜薄Q嗟卦蚧貢A糇耪焦?岳礎氨隹拖喙??愿臼趟蓿?奕⒅?Γ?信?薇稹敝?住?SPAN lang=EN-US>
楚之江南則“信巫鬼，重祀”。吳人以文辭顯，“其失巧而少信”。
就是儒教比較最昌盛的齊魯二地，齊“俗彌侈”，其士“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魯地“去圣之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也不能算是風俗淳厚的禮義之邦．
(2)《隋書》的《志》本為《五代史志》，以南北朝后期梁、陳、齊、周和隋五代為論述對象。其《地理志》將隋煬帝時全國一百九十個郡按《禹貢》九州編次，各于州末略敘其風俗。
九州之中，兗、徐、青三州十五郡(今山東和河南河北與山東接境的一小部分，江蘇淮北部分，安徽淮北的東部)被肯定為教化最良好的地區。兗州五郡，“有周孔遺風，多好儒學，性質直懷義”。徐州四郡，“賤商賈，務稼穡，尊儒慕學，得洙泗之俗”。青州四郡， “多務農桑，崇尚學業，歸于儉約”；但齊郡(今濟南)“俗好教飾子女哇之音”，東萊“樸魯少文義”，是其缺失。
尚儒風氣次于兗、徐、青三州的是豫、冀二州。豫州十六郡(今河南大部分、安徽淮北的西部、山東西南的一部分、陜南東部及鄂西北一部分)基本被肯定為“好尚稼穡，重于禮義”，獨所在的河南(洛陽)則被譏為“尚商賈，機巧成俗”。冀州三十郡，在今河北中南部的七郡“人性多敦厚，務在農桑，好尚儒學，而傷于遲重”；今河南黃河以北的河內、汲二郡“俗尚于禮”，基本被肯定；惟介在其間的魏郡、清河則被譏為“浮巧成俗”，“輕狡”；在今山西中南部的七郡基本被肯定為“重農桑，樸直少輕詐”，惟“傷于儉嗇，其俗剛強”；自今山西北部北至河套東北五郡和河北北部東至遼西六郡“地處邊陲”，其人“勁悍”“勇俠”，風教異于內郡；惟涿郡(今北京)、太原“人物殷阜”，“多文雅之士”。
以上五州是黃河下游兩岸即所謂關東地區。
自關以西的雍州，即基本為儒家聲教所不及。長安附近關中平原三郡，風氣很壞：“人物混淆，華戎雜錯；去農從商，爭朝夕之利，游手為事，競錐刀之末；貴者崇侈靡，賤者薄仁義；豪強者縱橫，貧窶者窮蹙；桴鼓屢驚，盜賊不禁”。三輔以北以西的古“六郡”之地，比較淳樸，“性質直，尚儉約，習仁義，勤于稼穡，多畜牧，無復寇盜”。自此以北緣邊九郡(陜北、寧夏至河套)及河西諸郡則“地接邊荒，多尚武節”。
秦嶺以南長江上游的梁州，惟蜀地“頗慕文學，時有斐然”；“人多工巧，綾錦雕鏤之妙，殆侔于上國”；“然多溺于逸樂”，“貧家不務儲蓄，富室專于趨利，其處家室則女勤作業，而士多自閑”；“小人薄于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其邊野富人，多規固山澤，以財物雄使夷僚，故輕為奸藏，權傾州縣”。漢中與巴地則“質樸無文，不甚趨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漁，雖蓬室柴門，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諱；崇重道數，猶有張魯之風”。漢中以西蜀郡以北諸郡則“連雜氐羌，人尤勁悍；性多質直，務于農事，工習獵射，于書計非其長矣”。
長江中游的荊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喪葬之節，頗同于諸左云”；全州二十二郡中，只有南郡襄陽“多衣冠之緒，稍尚禮義經籍”。
以長江下游為中心的揚州地區比梁州荊州更為廣大，東北起今蘇皖鄂豫的淮南，中間為長江以南的今蘇皖滬浙閩諸省市，南至五嶺以南的今兩廣和越南北部。其中淮南八郡被譽為“尚淳質，好儉約，喪紀婚姻，率漸于禮”。江南嶺北十八郡則大抵“信鬼神，好祀，父子或異居”，又分為二區：“吳中”七郡(以太湖流域為中心、西包皖南宣城一帶，南包浙江寧紹金衢)“君子尚禮，庸庶敦龐，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評價最高；此外十一郡(今江西福建二省及皖南浙西之舊嚴徽二府。浙南之舊溫處臺三府)風教皆不及“吳中”，盡管也“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但豫章等郡有婦女“暴面市廛，競分銖以給其夫”，丈夫舉孝廉即逐前妻，廬陵宜春等郡又往往有畜蠱害人的惡習。五嶺以南十九郡風氣更差，“人性輕悍，易興逆節”，而俚僚則既“質直尚信”，又“重賄輕死，唯富為雄”，“父子別業，父貧乃有質身于子者”，“俗好相殺，多?k仇怨”。
總括《隋書·地理志》所載，當時被譽為尊儒重禮的，只有中原二十一郡荊揚十七郡共三十八郡，僅占全國一百九0郡的五分之一；就是在這三十八郡中，也還夾雜著不少違反儒教的風俗。至于其他五分之四的地區(按郡數計)，則幾乎沒有受到什么儒教的影響：中原經濟發達地區則機巧輕狡侈靡成俗，邊郡則失之于剛強勁悍；南方梁荊揚三州則普遍信鬼神奸祀。長江流域尊儒重禮的郡數已接近中原，這當然是永嘉亂后中原士族南遷的結果。
(3)《通典·州郡典》載天寶年間的三百多府郡，也是按《禹貢》九州分區記敘，州末各記上一段風俗。據此，其時：
冀州的山東(今河北) “尚儒”， “仗氣任俠”，而鄴郡(今安陽附近冀豫接壤一帶)“浮巧成俗”；山西人勤儉，而河東(今晉西南)“特多儒者”；并州(太原及迤北)“近狄，俗尚武藝”。兗州(今冀東南魯西)“人情樸厚，俗有儒學”。青州(今山東濟南以東)“亦有文學”。徐州(魯南蘇皖淮北)“自五胡亂華，數百年中，無復講誦，況今去圣久遠，人情遷蕩”，但又說“徐兗其俗略同”。豫州只說“周人善賈，趨利纖嗇”，而不及他郡。中原這幾州儒學的聲勢，比百五十年前《隋志》所載，大致并沒有什么進展，惟山東、河東多世族，故獨擅儒術。
關中的雍州京輔因“五方錯雜，風俗不一，稱為難理”；其西北諸郡“接近胡戎，多尚武節”；“其余郡縣，習俗如舊”。
長江流域上游梁州的蜀土“學者比齊魯”。下游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如舊，而江東因永嘉之后“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中游荊州“風俗略同揚州”，?雜以蠻僚，率多勁悍”。
五嶺以南于九州外別為一區，“人雜夷僚，不知教義，以富為雄”，“民強吏懦，豪富兼并，役屬貧弱，俘掠不忌”，“輕悍易興逆節”。
總的說來，盛唐時代的儒學興盛地區，北方則山東、兗州，南方則吳中，略如隋舊；惟以蜀土比齊魯，可能比隋代有所發展。
(4)《宋史·地理志》將崇寧時的二十四路合并為十二區，區末各有一段論風俗，較《漢志》《隋志》更為簡略，茲參以《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所載，略述如下：
中原諸路中，京東“專經之士為多”，河北“多專經術”，京西洛邑“多衣冠舊族”，文教稱盛。京東二路大率“皆樸魯純直”，“重禮義，勤耕?”；惟兗濟“山澤險迥，盜或隱聚”，登萊高密“民性惟愎戾而好訟斗”。京西二路“民性安舒”。河北二路“質厚少文”，“氣勇尚義，號為強忮”。此外河東則“剛悍樸直”， “善治生，多藏蓄，其靳嗇尤甚”。陜西二路“慕農桑、好稼穡”，“夸尚氣勢，多游俠輕薄之風，甚者好斗輕死”；惟蒲解本隸河東，“俗頗純厚”；被邊之地，“其人勁悍而質木”；“上洛多祀，申以科禁，其俗稍變”。
南方的江南東、西，兩浙，福建四路是當時全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尤以福建為最，多響學，喜講誦，好為文辭，“登科第者尤多”。但這幾路普遍“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兩浙“奢靡，奇巧”；江南“性悍而急，喪葬或不中禮”；江南福建皆“多田訟”．此外則淮南二路“人性輕揚”。荊湖南路“好訟者多”，此路“俗薄而質”，歸、峽“信巫鬼，重祀”。川峽四路“民勤耕作，…其所獲多為遨游之費”，“尚奢靡，性輕揚”；“庠塾聚學者眾”，文士輩出，而“親在多別籍異財”。涪陵之民，“尤尚鬼俗”。廣南二路“民婚嫁喪葬多不合禮，尚祀，殺人祭鬼”，“人病不呼醫服藥”。
這里有值得注意的兩點：一、兩宋是理學最昌盛的時代，可是除福建一路的“喜講誦”當即指此外，其他各路記載里竟概未涉及。當然，京東、河北、兩浙、江南和蜀中的“文學”“經學”，不可能完全與理學無涉；要之，由此可見，即使在宋代，理學怕也未必已為讀書人所普遍接受。二、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兩浙、江南、福建，同時又是普遍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的地區，可見宋代的儒家盡管已“冶三教于一爐”，但至少在民間佛道的權威顯然還是比周孔之教高得多。
(5)《元史》、《明史》、《清史稿》的《地理志》不載風俗；元明清三代的《一統志》中《元統志》今殘存已不及百分之一，《明統志》、《清統志》所載風俗一般僅?錄前代舊志陳言，不反映當代情況。所以中國文化在這六百多年中的地區差別并無現成資料可資利用，現在我只能就明朝一代，雜采諸書零星材料，略事闡述：
據清人黃大華所輯《明宰輔考略》，自永樂初至崇禎末，歷任內閣大學士共一百六十三人。茲按明代的兩京十三布政使司，表列這一百六十三人的籍貫如下：(內一人待考)
明制內閣大學士皆由翰林出身，所以這張表大致可以反映各地區文化程度的高下：南直、浙江、江西三省共得七十五人，占全國總數45％；加福建省共得八十六人，四省占總數53％，是全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其中又以相當今蘇南、上海的五府得十九人，浙江的嘉湖寧紹四府得二十人，江西吉安一府得十人，福建泉州一府得五人，尤為突出。中原的北直、山東、河南、山西四省合四十六人，占總數28％。此外陜西、湖廣、四川、廣東、廣西共得三十人，占18％。其中陜西二人都是最接近中原的同州人，廣西二人都是地接湖廣、省會所在的桂林人。十五省中，云貴二省全都不出一人。所以全國人才分布的總形勢是東南最盛，中原次之，西北西南最為落后；西北的陜西當今陜甘青寧四省區之地只出二人，西南的廣西和云貴三省也只出二人。
致位宰輔必須經由科舉，應科舉必須讀儒家的經典；但當時的儒學代表人物不是位極人臣的大學士或名魁金榜的三鼎甲，而是以道義名節自勵，講求修、齊、治、平之道的理學家?！睹魇贰穼⒁淮韺W家除少數幾個有事功列于專傳者外，編次為《儒林傳》二卷，共著錄一一五人。茲表列到——五人的籍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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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5”，據《明宰輔考略》當為“4”?！Ｕ咦ⅰ?/p>
東南四省占了全國總數76．5％，北方四省僅占16％，此外中南西南三省合占7％。除西南廣西、云、貴三省無人外’奇怪的是，畿輔之地北直竟亦無人，十五省中缺了四省，總的分布形勢基本與宰輔相同，而榮枯之差更大。這應該是由于宰輔出自科舉，科舉各省有定額，故分布面比較廣，比較平衡，而理學的授受傳播則自應由近而遠，僻遠處更難為傳播所及。可見科舉和儒術雖然是兩回事，二者都足以代表當時文化盛衰的地區差異。
為了企求早日完成這篇講稿，我未能為《明史·文苑傳》中人物作出分省統計；逆料做出來的結果與宰輔儒林不會有多大差別。
多出卿相、名儒、文入學士的地區，一般當然就是儒術禮教最昌盛的地區。如上表，《明史·儒林傳》中的人物以江西為最多，這是與明人著作《文武庫》①中所記江西風俗正相符合的。全省十三府，其中南昌、饒州、廣信、九江、建昌、撫州、臨江、吉安、袁州九府，都被贊許為“家有詩書”，“人多儒雅”，“比屋弦誦”，“尚禮崇德”，“力學知廉恥”等等。萬歷中王士性所著《廣志繹》，備載十四省(不及福建)民俗，他省皆不及儒術，獨稱“江右講學之盛，其在于今，可謂家孔孟而人陽明矣”(卷四)。但江右風俗悖于禮教者亦不在少。通省則“少壯者多不務穡事，出營四方，至棄妻子而禮俗日壞，奸宄間出”(《文武庫》)。其外出又不是經營正經工商業，往往用堪輿星相等術數，賴譚天懸河的辯才以騙取錢財(《廣志繹》卷四)。各府則南昌“薄義而喜爭”，建昌“性悍好爭訟”，瑞州“樂斗輕死，尊巫祀”，贛州“好佛信鬼，嗜勇好斗，輕生致死”，南安“多訟”(《文武庫》)。
浙江出宰輔僅次于南直，理學之盛僅次于江西，而紹興一府科名儒學之盛，又甲于浙江。然為顧亭林詈為“天下之大害”，“百萬虎狼”，窟穴于自京師各部至各級地方衙門的胥吏(《郡縣論》)，正是浙江的紹興人。
南直的文化中心，首推南京蘇州揚州三處。成書于萬歷晚期的謝肇涮《五雜俎》，痛詆蘇州人的儇巧，已見上文。南京則以秦淮煙月、舊院名妓著稱(《廣志繹》卷二)。而揚州人多以買童女經過一番如何做好姬妾的專業教養后以厚直出售為業，俗稱“養瘦馬”。以致“廣陵之姬”，成為名聞四遠的名產，達官巨賈，“欲納侍者類于廣陵覓之”。且業此者并不限于平常人家，“即仕宦豪門，必蓄數人，以博厚糈，多者或至數十人”(《廣志繹>>卷一、《五雜俎》卷七、《野獲編》卷二三》。三處如此，則南直風尚之多弊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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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初李培將此書輯入《灰畫集》，序中只提到此書為張文升所藏，下著撰人姓名。
南宋朱熹家居建陽，一生活動長期皆在閩中，故世稱其學為“閩學”，其影響直到明代還很深。建寧、延平、邵武、汀州上四府，有“小鄒魯”之稱(《灰畫集》引《方輿勝略》)。謝肇涮是福州長樂人，自詡“吾邑雖海濱椎魯，而士夫禮法，甲于他郡。…市不飾價，男女別于途，不不盜，不囂訟，不逋賦?！钡x氏又承認“今之巫覡，江南為盛，江南又以閩廣為甚。閩中富貴之家，婦女敬信無異天神”?！盎笥诘乩碚撸┪衢}為甚”?！白羁珊尬烈咭黄?，即請邪神”。而閩廣人好男色，尤甚于他處；福州又往往“乘初喪而婚娶，謂之乘兇”(《五雜俎》)。丘?F又指出“溺子之俗，閩之建劍為甚”(《大學衍義補》)。沈德符極言閩人之重男色，至以“契兄弟”比之于伉儷；甚者又有壯夫娶韶秀少年，與講衾?之好，稱“契父子”(《野獲編補遺》)。如此種種惡俗在福建的廣泛流行，可見所謂“小鄒魯”，所謂“最講禮法”，只是一些士大夫閉目塞聽所作的自我吹噓而已。
封建文化最發達的東南四省尚且不能按儒學的要求澄清社會風尚，其他地區當然更談不上了?？磥砩綎|的“士大夫恭儉而少干謁，茅茨土階，晏如也”，河南的風俗有“淳厚質直”之譽，多半是由于地瘠民貧而導致的，與儒學的教化未必有多少關系。所以山東、河南皆多盜，“宛洛淮汝睢陳汴衛”一帶，又有“同宗不相敦睦”，“同姓為婚多不避忌，同宗子姓，有力者蓄之為奴”這一類違反禮教的陋俗?！坝趾觅€，貧人得十文錢，不賭不休，賭盡勢必盜，故盜益多”(《廣志繹》卷三)。中原如此，西南廣西云貴等地民夷雜處，諸夷仍其舊俗，華人什九皆各衛所的戍卒，其不諧于名教更可想見。
三
總上所述，可見姑且不講全中國，即使未講秦漢以來的歷代中原王朝，專講漢族地區，二千年來既沒有一種縱貫各時代的同一文化，更沒有一種廣被各地區的同一文化。雖然儒家學說一直是二千年來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卻從沒有建立起它的一統天下，猶如基督教之于歐洲諸國，伊斯蘭教之于穆斯林國家那樣。各時代風俗習尚的地區差異，更充分說明了好儒尚禮的地區一般只占王朝版圖的一小部分，很難到得了一半。而在這小部分地區內，即使能做到“家有詩書，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誦相聞”，支配人們精神世界的，卻不可能是純正的孔孟思想，不雜二氏之說，不信鬼神。他們的行為準則，也不可能完全符合于儒家的道德標準、倫理觀念。
自五四以來以至近今討論中國文化，大多數學者似乎都犯了簡單化的毛病，把中國文化看成是一種亙古不變且廣被于全國的以儒學為核心的文化，而忽視了中國文化既有時代差異，又有其地區差異，這對于深刻理解中國文化當然極為不利。今天我在這里講的雖然很粗疏，很淺薄，若能因而引起一些同志們的注意，稍稍改變一下過去那種中國文化長期不變、全國統一的看法，則不勝幸甚!
第2篇：茶藝和茶文化范文
Key words:cultural differences; translation; translatability
翻譯作為跨文化交際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和文化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而語言 又是與文化相互交叉,相互滲透的——語言作為文化信息的載體,可以突破時空限制,承載 文化信息的多方面內涵[1]。因此,在語際轉換中,翻譯是譯者將一種語言文字所 蘊涵的意思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出來的文化活動,是一種忠實于原文的再創作,而不是簡 單地將詞和句進行轉移[2]27。從這一點看,翻譯是一種具有科學性、創造性的藝 術。但由于各個民族在政治制度、地理環境、風俗習慣、以及文學藝術等方面都存 在文化差異,在翻譯過程中如何對待和處理這些文化差異,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具有 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英漢文化差異的主要表現
文化是一種歷史現象,每一個社會都有與其相適應的文化。語言是文化 的組成部分,是文化的載體。使用不同語言的民族之間必然存在文化差異,這種文化差異會 造成翻譯的困難。英語和漢語在文化內涵上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宗教文化背景的差異
歐美人多信基督教,認為世界是上帝創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按上帝的旨意安排?！吧系邸边@ 個概念就具有濃重的基督色彩,如果我們不了解這些宗教背景,在翻譯時一味地追求文化的 等值,有時就會造成文化的虧損。因此,不同的引起的文化差異在翻譯中不容忽視 。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儒、道、佛是中國的三大宗教,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有道 教的“玉帝”、佛教的“閻王”、還有神話中的“龍王”。其中以佛教對我國的文化影響最 大,不少成語就和佛教相關。例如:苦中作樂、五體投地、現身說法、天花亂墜等。如果譯 者不了解宗教文化背景,勢必會給翻譯帶來困難。
2.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的差異
英美文化中最重要的價值觀念是個人自由,它是一種以個人為基本單元,強調“人人生而平 等”的文化。英美文化又被稱為“我文化”、“個人價值至上文化”。在這種注重個人尊嚴 的文化里,權力的重心更多地傾向個體。而中國傳統文化里最重要的價值觀念是“忠”和“ 孝”,人際交往很注意自我與談話對象的關系。中國文化又被稱為“我們文化”、“集體主 義文化”。例如,中國人常說“四海之內皆兄弟”、“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仁義 值千金”、“大樹底下好乘涼”等,這都說明中國人常把自己和所謂自家人視為一體并希望 能夠在自身以外找到安全之所;而英語諺語中卻說“God helps those that help t hemselves”(天助自助者),“ self is our centre”(自我是我們的核心),“life is a battle”(生活就是戰斗),這些英語諺語都在告誡人們:只有靠自己奮斗,才能 獲得成功和安全感。
思維方式的差異本質上是文化差異的表現,長久生活在不同區域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 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的思維方式。如東方人偏重人文,注重倫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 科學技術;東方人重悟性、直覺、求同、求穩、重和諧,西方人則重理性、邏輯、求異、求 變、重競爭等。不同的思維方式決定了各個民族按照各自不同的方式創造不同的文化,而這 種不同必然要通過文化的載體——語言得以表達。這種思維方式的差異常導致翻譯中一些詞 語的引申義不同,因此,我們要謹防翻譯陷阱。例如:漢語中的“拖后腿” ,如直譯成英語“pull one's leg”,其意思就變成了“哄騙取笑某人,愚弄某人 ”。再比如,中國人常用“黃色”表示低級趣味、庸俗、猥褻等,但 我們不能看到“yellow boy”,就譯成“下流男孩”,因為這 個短語在英語中指的是“金幣”。
3.歷史、地域、風俗習慣的差異
因為文化具有鮮明的地域性,所以區別于對方的“異質”客觀存在,而這種“異質”必然要 通過語言表達出來。如英語中不乏歌頌“西風”的詩篇,而漢語中卻常有贊美“東風”的詩 句;英詩多抒寫“夏日”之麗,漢詩多描繪“春天”之美。這些都與文化的地域性不無聯系 。
西方人起源于游牧,與奔馬感情深厚,因此,在英語中有大量帶“馬”的習語,如 “a will horse”(工作認真的人), “a dead horse”(徒 勞無益的事),“ ride on the high horse”(盛氣凌人)等等。而 中國自古以來 是一個農業大國,成語中很大一部分是農諺,如“眾人拾柴火焰高”、“拔苗助長”、“順 藤摸瓜”等。
英漢民族不同的生活經驗和風俗習慣勢必造成觀察、認識問題的角度、方式和方法的不同。 就話題的選擇來看,英美人交談忌諱涉及年齡、收入、婚姻、信仰等有關個人的話題,而中 國人見面就會問“你多大了、結婚了嗎、收入怎么樣”等問題。再比如,英國人對狗一般都 有好感,常用來比喻人的生活。例如:“top dog”(重要人物),“ lucky dog”(幸運兒),“love me, love my dog”(愛屋及烏)等 等。而中國民間雖然有養狗的習慣,但一般在心理上都厭惡鄙視它,常常用它來比喻壞人壞 事,如:狗腿子、狗急跳墻、狗仗人勢等。
二、文化差異下的翻譯策略
翻譯不單純是兩種語言在形式上的轉換,還包含兩種文化在交流中的 相互滲透和相互兼容。劉宓慶先生[2]20也認為:文化的可譯性是由認識的同一性 及語義系統的同構原理和人類思維形式的同一性原理決定的。但同構的相對性及語言的模糊 性決定了文化的可譯性是相對的。為此,譯者就要采取必要的翻譯策略,最大限度地傳遞文 化信息。
1.直譯
直譯是指按原來的意義和結構直接把原語的詞句轉譯成譯語的詞句,即如何在保持原語形式 的同時不讓其意義失真[3]。這種方法既可保留原語的民族色彩,又讓譯語讀者能 夠接觸大量的異族
文化,從而豐富目的語的表達方式。如:“條條大路通羅馬”,“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等,都是從英語直譯過來并被大家所接受的習 語。再比如:將“揮金如土”譯為“spending money like dirty” ,要比選用現成的英語成語“spending money like water”好,這樣 既不影響正確地理解原文含義,又保留了漢語的特點。總之,直譯重在忠實原文,從內容到 形式追求最大限度的“信”,但決不等于提倡在翻譯中搞形式至上的機械轉換。直譯可以保 持原文形象生動的比喻,巧妙的手法和獨特的民族風格,尤其適用于那些只為某民族所特有 ,具有獨特文化內涵的詞。 2.意譯
如直譯無法盡顯原作風姿或造成目的語讀者理解困難,則有必要借助意譯。意譯是指將別的 民族語言中的無等值物詞按照漢語的構詞方法和構詞成分進行仿照。如將“hold a wolf by ears”譯成“騎虎難下”;把“as thick as thieves”譯成 “親密無間”;“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譯成“ 本末倒置”。反過來,把漢語的“糟糠之妻”譯成“the wife who shared her husband's hardships”;“八仙過海,各顯其能”譯成“ each of us shows his true abilities”等等,都是采用的意譯手法。和直譯相比 ,意譯更注重意義,忽略細節,要求譯文自然流暢。換而言之,直譯和意譯的關系實際上就 是“形合”和“意合”的關系[3]。
3.音譯
音譯適用于專有名詞(人名、地名等)和一些特殊的文化現象。音譯中,漢字已經不表意, 只表音。如:“Beatles”是一支60~70年代在英國影響很大的吉他樂隊,音譯成漢語為“ 披頭士”,由這個詞我們中國人便可聯想到此樂隊樂手的形象、風貌。再如:“cool”音譯 成漢語“/，！/酷”。一個“酷”字把時下年輕人追求新潮、前衛、崇尚與眾不同、尋求個性發展 的言行與心態表現的活靈活現。
4.闡釋
越是民族色彩濃重的詞語和事物、越是作家個性鮮明突出的地方,翻譯越是離不開“釋”。 通過下面兩段文字的處理,我們可以看到闡釋對文化差異的有效彌補。
①His wife held the purse string.(他的妻子掌管經濟大權。)purse st ring是錢袋子,握著錢袋子即掌握著經濟大權。
②Since The Book of Poem begins with a poem on wedded love. I thought I w ould begin this book by speaking of my marital relations and then let other matt ers follow.(因思關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婦于首卷;余以次遞及焉。)譯者為使 原 文涵義明朗化,直接解釋說明了“關雎”與“三百篇”的關系及其內容,點出了作品的文化 淵源。
5.信息的增刪
由于英語和漢語存在差異,在雙語轉換中,有時為了求得源語與譯入語的表達在概念上的一 致,譯者常常需要在語言形式上作適當的變通。這既利于突出譯文中語言的合理性和規范性 ,也便于讀者認同和接受源語文化。在翻譯過程中,這種“變通”具體可體現為信息的增補 與刪減。例如:
①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was the epoch of belief,it was the ep och of incredulity.(這是一個隆盛之世,但也是一個衰微之世;這是一個智慧的時代,但 也是一個愚蠢的時代;這是一個有信仰的新紀元,但也是一個充滿懷疑的新紀元。) 譯文中添加了3個“但也是”,成功地反映了原文所描述的種種對比和矛盾,如不做這樣的 增補,則無法連接上下文,亦無從再現源語風格。
②It was Friday and soon they would go out and get drunk.(星期五發薪日到 了,他們馬上就會出去喝得酩酊大醉。)譯文中如不增加“發薪日”,讀者往往會產 生迷惑。在英國星期五是發薪日,這里的增補,使得“星期五”具體化,也讓文化信息一目 了然。
③In the street below a peddler was crying his wares.(房子下面有個小販在 沿 街叫賣。)譯文中略去“他的貨物”幾個字,不但無損原文的語義,而且更生動的再 現了源語中的情形。
④ …because he used to lend money to people in distress, and would neve r take any interest for the money he lent…(因為他常常借錢給那些有急難的人,從來 不要利錢。)譯文中將原句末尾處的介詞短語連同其中的定語從句通通略去,僅用一 個“利錢”與之對應,簡練地傳達了源語的語義和風格。
由此可見,要做好傳譯,譯者必須時時牢記信息增刪的目的,并以之為準繩,認真對照兩種 語言,發揮主觀能動性,該增則增,該減則減。同時,還要協調好信息增補與刪減之間的關 系,掌握好“度”的問題,決不能無中生有或隨意舍棄。
第3篇：茶藝和茶文化范文
［關鍵詞］跨文化交際;翻譯差異;融合
引言
由于人類環境、語言以及文化的不同，各民族的認知行為也有所差異，如果想要成功地開展言語交際，雙方應根據一定話語形式與話語原則進行。語言是文化的主要載體，傳遞內容多為一個民族的情感、習俗、思想以及傳統因素等形成的綜合體。譯者的任務應是在幫助讀者解讀原語語言符號的同時，破解原語中的文化內涵，也就是所謂的非語言符號。成功的翻譯更重要的是對兩種文化的熟悉程度，因為詞語要在一定的語境中才能夠具有意義。翻譯屬于跨文化交際中的一種途徑，它不僅是語言符號的轉換，還是文化之間的轉換。從哲學上講，所有的翻譯都需要被實踐檢驗，并且隨著社會實踐發展而發展和更新，語言翻譯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滿足社會需求而進行的語言實踐，也正因這一社會需求，語言翻譯實踐的未來走向被確定為跨文化交際翻譯。
一、基于跨文化交際翻譯的差異
(一)文化價值觀念的差異
由于傳統文化、社會環境以及社會體制各有不同，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價值觀念各異，因為受各自傳統文化影響過深，東西方人的價值觀念也差異甚大。中國文化中庸平和、謙虛禮讓、家庭和睦，更加主張個人服從集體，個人利益小于集體利益，無論是社會、家庭還是學校都向下一代傳授著這一傳統，所以中國人更加習慣將此傳統看作衡量人們人生觀、世界觀以及道德行為的標準。然而相對來說西方人則更加主張人格獨立、個人隱私權、個人權利、個人奮斗以及個人進取精神，通常將個人成功作為衡量人生價值的標準。譯者作為雙語使用者不僅僅要熟練兩種語言，也要深入了解兩種文化，以及兩種語言文化的行為規范，并且根據所在的環境來調整適合的社交行為與言語。在不同的語言中，有可能會因為“意識文化”的影響造成具有相同語言意義的詞產生不同的語用意義。例如，英語中的“grandfather”，譯成漢語時就要區分是祖父還是外祖父，因為中國人對于社會親屬關系特別重視，內外有別。由此可以看出，翻譯活動是在不同的文化傳統與社會背景下進行文化與交流，是在不同的文化前提和文化規范下進行的往來。
(二)語言文化的差異
根據符號學的相關理論，語言是一種具有意識化的符號，主要包括民族世界觀、道德及、哲學觀、思維方式、民族觀念形態方面的語言符號等信息符號。作為符號化系統，語言可以被分為地域化符號、社會化符號、民族意識符號、物質化符號和聲像化符號五大類。其中地域化符號指的是民族群落的自然環境、市政地名、江河湖海、氣候條件等。例如英語中的“thelandofpromise”等，以及漢語中“黑山白水”等。根據語言結構來劃分，語言中大量的成語、格言、俗語、歇后語、諺語、套話、典故、慣用語、俚語等都具有豐富的文化信息、文化背景以及文化特征，并且具備鮮明的比喻和形象，蘊含著強烈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但是因為英漢民族所經歷的發展階段不同，所產生和要求的詞匯也不同，例如中國的道教文化造就了俗語“這山望著那山高”，但是習慣了畜牧文化的英語則產生了“Thegrassisal-waysgreenerontheothersideofthefence”，兩者含義相似，但是內容本體迥異。由此可見，不同民族的人們由于不同的人文地理歷史氛圍而產生不同的比喻性用語，這些用語都具備強烈的民族特色，在長期的勞動習俗中總結了不同的事理，看到了不同的價值，接受了不同的歷史教訓，從而也產生了不同的表達和說法。
(三)思維模式的差異
思維屬于人腦中的一項功能，是人類對客觀現實的反應和對客觀世界的認知。思維摸不著、聽不到、看不見，而是以語言為主要表達形式。語言是思維的工具，是外化思維的主要載體，并且展現思維的成果。語言與思維兩者之間相互作用，但是雙方又屬于不平衡的兩端，其中思維決定著語言，不同的思維方式決定了多樣化的語言表達方式。人類思維在具有共性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個性，也就是民族性，這種個性反映了人類語言表達形式的差異，進而形成了各民族之間交往的障礙。往往導致世界各民族之間和睦關系受到影響的關鍵因素是由于思維模式的差異以及語言形式的復雜多樣。比如漢語中說“10路車”“三班”，英語卻要調轉過來，譯成“busNo．10”和“class3”。
二、基于跨文化交際翻譯的融合
(一)中西文化滲透的融合
在21世紀的今天，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信息的傳播，國際上的科技、政治、經濟、教育等領域的合作與交流都在不斷地擴大，國家和國家之間的接觸和交往也日漸頻繁，加快了各民族之間的相互交流和滲透，促進了不同文化的趨同和融合。語言是交流的工具和文化的載體，文化趨同會在語言的融合趨勢上直接體現出來，此外，語言的變化與融合也會記錄和反映文化趨同的發展趨勢。自從改革開放后，中西方文化開始多渠道、多方位地進行接觸和交流，大量出現了西方文化的術語名詞，例如超市、可口可樂和綠色食品等。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大量展現西方發達國家科學技術新成果的詞匯，例如電子郵件、電腦、電子商務等。這些詞匯的出現都展現出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以及中西文化融合的必然發展趨勢。西方文化也同樣受到了中華文化的影響，許多反映中華民族文化的詞匯也出現在英語詞匯中，例如Confucianism(儒教)、papertiger(紙老虎)、loseface(丟臉)等，這些詞匯都成為了英語中的正式詞匯。
(二)語言表達意義上的融合
不同民族的不同生活經驗形成了不同的比喻的民族性，同時也與美學趣味、風土人情、習俗風尚、地理、宗教、歷史等因素有關，所以也會在不同的事物上看到相同的價值。例如，在漢語中形容一個人膽子小，經常會用“鼠”來當做喻體，如“膽小如鼠”;而在英語中形容一個膽子小，經常會用“兔”來形容，如“Astimidasahare”。在漢語中形容“事后聰明”時，會取材于中國象棋稱之為“馬后炮”;而在英語中同樣形容這一喻義，則會取材于橄欖球稱之為“Mondaymorningquarterback”，因為橄欖球比賽通常在周日舉行，而周一上午的四分衛豈不就有“事后聰明”的意思。在漢語中形容一個人小題大做，經常會用“殺雞用牛刀”;而在英語中則稱之為“Tobreakabutterflyonthewheel”。這樣類似的表達，雖然在字面上的意義不同，但是喻義上都是十分相似的，所以在跨文化交際翻譯實踐中，可以通過意義的方式來表達實際的真正含義。
三、基于跨文化交際的翻譯差異與融合路徑
(一)得體原則
得體原則在跨文化交際翻譯的實踐過程中是一個不可以忽略的關鍵。無論是處于何種文化背景下的人們，他們都會在生活中存在著一些特殊的禁忌事項。如果為了追求意義的表達而觸犯了他們禁忌的生活詞匯，很容易在影響交際意義表達的同時，對交際雙方造成情感上的重大影響。例如，當翻譯者在跨文化交際的翻譯實踐中想要表達“落后國家”時，為了照顧其國家人民情感，應將“落后國家”翻譯為“發展中國家”，英語則是將其翻譯為“developingcoun-try”。這些詞匯能夠在表達出這些國家發展處于落后狀態的事實，也能夠避免對方在國際交往中的尷尬地位，由此可以看出在跨文化交際的翻譯實踐中，不違反禁忌的得體原則能夠充分發揮其自身獨特的作用?！暗皿w原則”在跨文化交際翻譯實踐中屬于意義上的“融合”，通過彼此語言層面上的“差異”，更好地完成跨文化交際實質的目標。
(二)意義原則
翻譯在任何一次交際活動中都應表達出最準確的意義，跨文化交際也是一樣。所以，意義原則與語境原則在跨文化交際翻譯的實踐中處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說，在進行跨文化交際翻譯時，不僅需要注意語言層面上的詞匯對等，還需要注意雙方的交際背景，以及表達意義是否準確。這主要是因為翻譯中詞匯的對等并不代表意義上的對等。所以，翻譯者還應根據具體的語境，來考慮不同的詞匯以及不同的表達方式來保持譯文與原文在意義表達上的一致。例如，漢語中的“教師”與英語中的“teacher”是對等的，但是在漢語里，它還表示對“教師”這一職業的尊重，是一種敬語，甚至對于所有資歷高于自己的人的一種尊稱。而在英語中其含義相對而言比較單純。所以，意義原則在跨文化交際翻譯實踐中能夠讓具體的翻譯借助語言層面的“差異”來實現意義層面上的“融合”。
(三)語境原則
翻譯者在跨文化交際的翻譯實踐最應該注意的就是語境。雖然對于一般的研究者來說，語境問題一直與具體的語言有關，但是在翻譯實踐的過程中，尤其是在跨文化翻譯實踐中，翻譯者需要關注的語境不僅僅包括譯文的具體語境，還包括源語言的語境。只有如此，交際雙方才能夠順利地完成交際活動，通過統一跨文化交際翻譯中的差異與融合現象來完成翻譯。否則就會造成對異國文化語境的忽略問題，從而導致翻譯工作不到位，無法讓讀者理解和接受。還有一個毋庸回避的問題，就是有些作品雖然翻譯句法上沒有漏洞和錯誤，但是讀起來沒有英文的感覺。研究者對其解釋為漢語與英語交際實踐的問題，但也會出現在任何兩種語言翻譯實踐之中。也由此得知，對于翻譯效果來說，語境是多么的重要。語境原則指的就是按照兩種語言不同的所處語境，通過增刪語境因素來完成翻譯實踐中的實際意義傳達，尤其是翻譯文學作品，語境原則更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結語
綜上所述，不同文化雙方之間既具有共性，又存在著差異，由于民族語言文化的差異性和英漢語言結構的特殊性，翻譯可譯性限度依舊是翻譯實踐中無法避免的客觀現實。研究翻譯與文化之間的關系，最先研究的應是文化與語言的關系，特別是在研究文化與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之間的比較上。除此之外，還應對譯入語的表達方式進行研究，其中也包括讀者對其的反應與理解。所以，基于跨文化交際的翻譯差異與融合應，在差異中尋求方式，在共性中尋求規律，在翻譯實踐中尋求融合。
參考文獻:
［1］常暉．跨文化交際翻譯中語境差異解讀———以武陵源旅游區為例［J］．學理論，2011(13):242－244．
［2］鄧炎昌，劉潤清．語言與文化:英漢語言文化對比［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
第4篇：茶藝和茶文化范文
關鍵詞：中外合資企業 經濟全球化 文化差異 整合
隨著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時代的帶來，眾多中國企業開始積極投身于世界經濟分工體系中來，即由傳統國內經營逐漸轉向跨國經營，由此產生中外合資企業。然而在合資企業的發展歷程中，企業中文化差異已經成為中外企業跨文化管理急需解決的客觀問題。現如今，中外合資企業跨文化差異已成為學術及和商界十分重視的話題。我國的中外合資企業從投資到經營，都要面臨文化差異產生的文化沖突等問題，所以這就需要合資企業在以多種文化為基礎的前提下，大力整合企業文化，將多元文化的員工凝聚起來，共同走中外合資企業的多元化經營道路。
一、中外合資企業的文化差異
（一）文化差異
所謂文化差異，就是指文化之間的不同與差異。中外合資企業的文化差異是指不同國家間的文化差異，這與企業跨文化管理中的文化相呼應。除此之外，它涉及到中外合資企業內部的不同文化差異及企業之間的文化差異。無論是企業內部還是企業外部的文化差異問題，其對中外合資企業來說都是非常重要。
我們都知道，中國人講究靈活，外國人講究規矩，這點在很多方面都得以體現，比如：美國企業重視財務管理，企業的所有經營活動最終都會體現在數字上；而傳統的中國文化的管理則是重營銷，卻不太重視風險把控環節。通常情況下，中國企業覺得一個決定不太會出現風險就可以了，但美國企業怕的不是風險本身，他們怕的是不知道風險究竟有多大，倘若沒有科學詳盡的風險評估體系，美國企業輕易不敢嘗試。
（二）文化差異對中外合資企業的影響
對我國的中外合資企業而言，其對企業經營的影響既有消極的一面，也有積極的一面。依據文化差異的相互作用理念，中外合資企業的文化差異水平與企業績效間有著此類關系，即假若企業的差異較小，就會造成企業員工創新意識薄弱，員工的技術水平及心理素質也較難適應復雜的經濟市場，從而造成企業績效相對較差；但如果企業文化差異水平太高，就會造成企業管理的混亂及無秩序現象的出現，進一步威脅到整個企業的發展。所以說，中外合資企業只有保持適當的文化差異水平，才能夠對中外合資企業帶來積極的影響。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中外合資企業員工才更富有創新精神，同時不會受到過度的管理約束，從而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及企業經營績效，進一步使企業的變革與進步成為可能。
1.文化差異的消極影響
中外合資企業文化差異會增加企業管理的復雜性。我們都知道，中外合資企業中的管理層面對的是來自不同國家、擁有不同文化的員工，他們有不同的人生觀、價值觀、及行為準則等，因此在企業工作中會有不同的行為及表現。文化多元性的企業構成就大大增加了工作的不明確性及企業管理的復雜性，如果處理不得當，甚至會造成中外合資企業管理中的混亂。因此，中外合資企業中的管理者就需要具備較高的綜合管理素質，以此來保證企業的順利運營，從而使企業的經營管理成本保持不變或減少。
2.文化差異的積極影響
假如中外合資企業的文化差異處理合理就可以使其成為企業發展的強大動力，從而大大增加企業的競爭力及市場活力。研究表明，一個具備多種語言能力的孩子日后更易成為位成功人士，類似的事在成年人中也得以體現，語言的功能不只是表達的體現，更是一種思考和體現思維的工具。不同的文化其思維方式也會十分不同，所以不同的文化充分體現出差異性對于個人的重要作用，中外合資企業的文化差異大大豐富了企業員工的思考及思維方式，從而大大擴展了他們的視野，強化了員工綜合素質。與此同時，中外合資企業中的多元文化差異現象，能夠使企業較好適應復雜多變的企業跨國環境，促使企業內部進行改進優化，進一步增強企業競爭活力和企業適應變化的能力。文化差異對于中外合資企業的積極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提高企業決策的科學性。中外合資企業文化差異在決策制定時，其主要作用體現在企業各成員之間擁有不同看法及認識，會使整個公司更能有效發揮集體智慧，從而對一個問題就能夠從各個角度及不同層次來進行解析，從而形成系統的網絡性的決策思路及規劃，如此一來，合資企業對相關問題的理解及認識也會愈加全面和深刻。經過企業不同員工的集思廣益及反復分析、比較后，會產生更多可供選擇的合理方案，這更加有利于保證公司管理層決策的合理性及科學嚴謹性，同時也能夠有效防止及避免由于個人偏見及認識失誤造成的決策判斷錯誤。
第二，提高管理人員管理的素質。中外合資企業中的文化差異會使管理層人員在意識到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的同時，也會對自身的管理手段及管理方法上不斷進行管理思考及反省，形成一套完整的跨文化管理的有效學習手段。所以說，合理的文化差異對于中外合資企業生存及發展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中外合資企業的經營管理過程中，管理層人員會自覺地進行企業角色轉換，漸漸培養國際品味及市場眼光，并下意識的開始熟悉及掌握國外社會、政治、文化及經濟環境，從而大大提高了其自身的跨文化綜合管理素質及相關能力。
第三，文化差異促使企業文化不斷發展。我們都知道，文化是不斷動態發展的。企業文化的差異是企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個主要矛盾，同時，企業文化差異也是文化不斷發展及進步的不竭動力。除此之外，在企業中文化的摩擦差異與交流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此消彼長。在中外合資企業的內部，相關員工要不斷與不同文化領域的員工及時進行交往及學習，相互取長補短，并尊重、認可對方的文化，盡一己之力在促進企業文化交流及社會發展進步方面做出一定的積極貢獻。
二、中外合資企業的文化整合
（一）文化整合的內容
企業文化整合內容方面的文化整合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即價值觀念的整合，企業制度文化的整合及物質文化的整合。另一方面，遵照企業文化要素對象的不同性，中外合資企業文化整合應包括企業形象的整合，企業價值觀念的整合以及企業制度文化的整合。還有人認為，中外合資企業文化整合的內容主要是：一是中外合資企業價值觀的整合。在中外合資企業并購中不同的企業會有不同的價值觀，所以，企業并購重組后，就要依據不同的企業價值觀將員工價值觀念的整合視為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二是企業不同民族文化的整合。中外合資企業文化與民族文化有十分密切的關系，尤其在跨國并購貿易中，來自不同國家的企業會帶來不同的多元的國家及民族文化。三是中外合資企業制度文化的大力整合。企業文化整合作為一項完整的系統性工程，具有過程性及長期性的特點，其在整合過程中的層次性決定了企業文化整合的整體層次性。
（二）文化整合的重要性及意義
對于文化整合，中外合資企業耍以開放的心態、包容的心胸和舍得的心境來迎接企業文化改革。企業的文化整合要勇于打破思維定式，建立新的行為規范，從而塑造完善的新企業文化。就現今而言，很多企業實行文化整合失敗的原因就是不能有效的運用合理的創新思維來重新塑造企業文化，以至于在整合時受到很大的阻力，最終導致失敗。在企業文化整合時，對文化的合理、及時的管理是促使文化整合和改革的有效方法。企業文化作為一種控制機制，一方面有助于激勵企業成員，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在復雜環境中規范企業員工行為的重要手段。
中外合資企業文化整合在企業發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為不論在資產重組的準備階段還是企業及貿易雙方達成資產協議時，乃至在以后的企業資產重組后的實施過程中，都充斥著各方文化的碰撞及差異現象。中外合資企業文化整合問題如得不及時解決，一定會影響到企業的重組進程，加大企業管理運營成本，同時降低企業經營效率，從而造成企業重組失敗。所以說，在中外合資企業文化整合中，管理者不但要考慮如何更好地進行企業的資源配置，同時更要考慮該采取怎樣具體合理的手段及措施來實現企業文化整合，從而以統一協調的企業精神及共同的發展戰略和目標，以此保證中夕卜合資企業的持續發展并獲得最佳效益。良好的企業文化交融可以有效地激發員工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培養其團隊精神，從而提高企業運營效率，同時也是推動企業不斷發展、創新的靈魂支柱。
第5篇：茶藝和茶文化范文
一、引言
最近幾十年來，文化多樣性與全球化趨勢的影響不斷擴大，文化敏感性與文化適宜性教學引發了教育研究者的濃厚興趣。文化適宜性教學強調教學對文化的敏感性，尊重不同背景的學習者與教育者的不同世界觀與認識論、不同民族的文化傳統與文化多樣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文化適宜性教學的傳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95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教育中運用母語》（TheUseofVernacularLanguagesinEducation）[1]，這一文件高度重視文化適宜性教學。50年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報告《多語言世界的教育》《Educationinamultilingualworld（2003）》[2]中重申了其對文化適宜性教學的積極態度。2007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投票表決的方式通過了《聯合國關于原住民權力的宣言》（UnitedNationDeclara-tionontheRightsofIndigenousPeoples）[3]，該宣言規定了原住民傳承文化的權力，并積極倡導文化適宜性教學，該宣言得到世界上143個國家的贊同。聯合國頒發的這些綱領性文件對于各國政府重視文化多樣性，推動教育公平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影響。在國際組織的積極倡導下，一些國家的政府部門開始重視文化適宜性教學，例如，美國阿拉斯加“原住民教育聯合會”于1998年制定了《阿拉斯加文化適宜性學校標準》[4]，中國也在高中學校推行具有文化特色的語言教學[5]。總之，文化適宜性教學得到國際社會、國家政府的高度重視。本文從教育神經科學的角度來證明文化適宜教學的必要性與可行性。理解文化對腦功能與結構影響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對于教育決策與教育實踐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人腦的可塑性為人類的可教性奠定基礎
在人類社會中，文化無所不在，文化之于人就如同水之于魚一樣。Li曾經論及文化在不同的認知層面所發揮的作用，因此在人類思維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6]。她從遺傳學、發展科學等多種學科，列舉了大量的證據來描述在個體基礎上，文化—基因共進化、遺傳與神經漸成性（neuronalepi-genesis）、認知與行為層面之間的聯結與反饋如何隨著不同文化環境的變化而產生變化的普遍規律。人腦在生命的早期具有強大的可塑性，這種可塑性持續終身。生命早期的這種強大可塑性為人類的可教育性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但是成人的文化學習經驗也同樣會影響腦的結構與功能。例如，加拿大郵件分發工人根據由字母（符號表征系統）與數字（數字表征系統）組成的郵政編碼來分發信件，成千上萬小時的工作經驗改變了他們腦中的類別表征，使得他們的數字表征系統與符號表征系統似乎成為一個更為獨立的分類表征系統[7]。相同形狀的字母與數字在大腦的不同區域加工，這種加工在神經結構上的分離只能是由于經驗的影響而造成的，而不是由于進化的作用，因為社會與文化對字母和數字類別的劃分具有任意性[8]。與非駕駛員相比，倫敦出租車司機海馬后部的空間導航區體積與灰質密度更大，而且隨著駕駛經驗的增加而增大[9]，這可能是由于成千上萬小時的空間導航與城市道路的探索而導致了出租車司機的腦對空間敏感的腦區神經結構的發展。3個月的拋接球學習使得成人兩側的顳中回和左側頂內溝后部區域變大[10]，老年人學習這一技術也同樣表現出腦結構的動態變化[11]。而更為突出的是，2個小時的集中訓練會使調節顏色的視覺區域（左側視覺皮層的V1或者V2區）理論前沿教育神經科學與文化適宜性教學蕁蕁灰質體積變大[12]。所有這些神經科學的證據都表明，持續性的文化經驗會改變腦的結構與功能，進而影響人們加工信息、理解世界的方式。文化差異也會影響人腦的結構。齊和帕克等[13]測量了140名老年與年輕的新加坡中國人與美國人的皮層厚度與密度。研究發現，兩種文化的年輕人在腦的體積上基本相等，但是在許多結構上，會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呈現降低的趨勢。在皮層的厚度上，與亞洲人相比，美國青年在前額葉以及右側頂上小葉厚度增加，亞洲人的左側顳下回更厚，這可能是由于文化的影響而造成的。在老年組間沒有差異，部分是因為老年組內部皮層厚度變化增大。研究認為，西方青年前額葉厚度的增加可能是因為西方文化更加關注推理、問題解決、獨立思考的文化影響而產生的結果，而東亞文化更加遵守命令和背誦記憶。這一大樣本的研究表明，在前額葉、顳葉、頂葉區域的體積上存在顯著而可靠的年齡差異。而且，東西方的老年人和年輕人在這一體積上的差異是相同的，表明是強大的生物作用，而不是環境作用，調節了腦的結構，使之隨年齡的增長而產生變化。但是，也需要考慮其他解釋，比如東西方人的飲食、遺傳和環境差異，也可能是這些與文化本身沒有關系的因素所造成的影響。另外，由于老年人的經驗在樣本中差異很大，因此，很難系統地評價隨年齡而產生的腦結構的體積變化。要測量這種差異需要非常大的樣本以及對文化經驗的詳細了解。所有這些研究證據表明，文化經驗與文化價值觀不僅塑造了人腦的結構，而且也改變著人腦的功能[14]。文化價值觀與文化經驗作為環境因素的一個部分，同樣對人的認知與神經結構、功能產生影響。因此，我們可以說，環境與經驗塑造了人的認知結構與神經功能。人腦結構與功能的可塑性持續終身。這種持續性的神經可塑性是人類可教性的基礎，“在人類的可教性與人類的可塑性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15]。
三、文化價值觀影響人類的外顯行為與人腦的思維方式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東亞、南亞等國家在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中采用了西方的教育理論與實踐，給這些國家的教師與學生帶來了新的挑戰[16]。對于這一問題，認知科學與神經科學的研究提供了哪些證據？尼斯貝特（Nisbett）及同事的研究框架[17][18]得到了心理學、哲學與神經科學的支持，研究證據包括行為證據、眼動證據與神經科學證據，這些研究成果為我們了解東西方文化差異對人腦思維的影響提供了科學的證據[19]。尼斯貝特等提出的研究框架表明，東亞與西方的不同文化價值觀與信仰對信息加工方式與理解世界的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20][21][22]。根據這一研究框架，東亞人在道教與孔子的哲學思想的影響下，傳承了集體主義文化與辯證思維的哲學傳統，因此思維方式表現出整體加工，更關注情景刺激特征[23]，更具有場依賴性，對環境的共變性表現出更敏感的特征[24]。表現在語言的學習中，東亞雙語者更關注英語或者漢語的詞與詞之間的功能或者關系，而較少關注詞與詞之間的類別屬性,體現出一種關注關系而不太注意分類的特點。另外，與英語測試相比,大陸與臺灣中國人在漢語測試中更關注關系，而香港與新加坡中國人在英語和漢語的測試中關注關系的程度相同[25][26]。而西方人，源于古希臘的個人主義哲學傳統，強調邏輯思維，表現為基于規則與特征的分析與注意分類的認知加工方式。西方人在還原主義與適用主義哲學思想的影響下，繼承了個體主義的文化，因此，在思維方式上，更加關注分類信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文化文化價值觀、文化實踐與文化產物對人類心理過程的實質性影響在于人們是如何界定自我以及與他人的關系的。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認為，一切與自我有關的事物都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自我的一部分，即自我是與自己相關的一切所構成的。自我具有獨特性，決定了個體是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行動的。我國學者朱瀅系統地考查了東西方哲學、心理學、神經科學層面對自我的研究，發現這三個層面對自我概念的研究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27]。大量的心理學、文化神經科學的研究表明，個體的自我概念受到東西方文化的影響。東方亞洲文化塑造了相互依賴型的自我，而西方文化塑造了獨立型的自我。相互依賴型自我強調人與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的協調統一性，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依賴關系。自家人（in-groupmemebers）是自我的一部分，自我與非自我的界限就是自家人與外人（out-groupmemebers）的區分。獨立型自我強調自我體現在個體身上，與社會、自然分離。自我與非自我的界限就是個人與他人的區分。因此，西方人的自我概念突出個體的自我，排除自我與他人的聯系。從哲學的視角來看，西方人的自我概念突出個體自我的主動性，而在心理學上，西方人的自我概念突出個體自我的獨立性。與哲學和心理學的觀點相一致，神經科學上則發現西方人的內側前額葉只表征自我而不表征母親。而與此不同的是，中國人的自我概念突出個體自我與他人之間的聯系。在哲學上，中國人的自我概念強調本我決定自我，自我與他人、他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心理學上，中國人的自我概念強調自我包含著父親、母親、好朋友等非常親近之人；與心理學相一致，在神經科學的研究中發現，與西方人相比，中國人在思考親密他人（如自己的母親）的時候，在腹內側前額葉皮層的激活程度高于西方人，表明東方人將親密他人看作是自我的一部分，而在判斷自我的時候，前額葉內側和前扣帶回激活更強[28][29][30]。因此，中國人的內側前額葉既表征自我，又表征母親。由此可以看出，西方人的自我是相互獨立的，體現了個體主義的觀點，而中國人的自我是相互聯系的，體現了集體主義的觀點。集體主義或者個體主義的價值觀對自我判斷或者對他人判斷的影響會激活內側前額葉的觀點也得到了喬等人[31]的研究支持。東亞人和西方人對自己面孔的識別也存在文化差異。在高、低威脅情境下判斷自我面孔和導師面孔的行為研究中，中國被試對自己導師面孔的識別速度快于對自己面孔識別的速度,而美國被試在兩種情境中都表現出對自己面孔的優勢效應，這表明在相互依賴的集體主義文化中，社會階層概念對個體的影響（或者威脅）大于相互獨立的個體主義文化[32]。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中國師道尊嚴的傳統文化對個體學生的影響。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也得出了與這一行為研究一致的結論。英國和中國文化背景的被試都能夠快速識別自己的面孔,但是英國被試識別自己面孔的速度更快，這表明自己的面孔更容易引起英國被試的注意[33]。而且在對面孔加工的深度方面，兩國文化背景也對被試產生了影響。英國被試對自己的面孔進行深度識別，而中國被試對熟悉面孔也會進行深度識別，因此集體主義的文化對中國被試產生了影響[34]。何登等人[35]的研究則更進一步表明，東亞被試接觸西方個體主義文化的時間越久，反映西方文化的神經激活模式越強。東西方人這種不同看待自我的方式首先會影響個體與他人的關系，進而會影響個體的態度與行為以及個體在多元文化世界中的交流與合作。
（二）整體思維與分析思維在有關西方人與東亞人的思維方式的研究中，神經影像研究與行為研究一致表明，東方人更多地體現出整體思維的特點，而西方人表現為分析思維的特點。有關西方高加索人與東亞人在觀察線框刺激材料的研究表明，西方高加索人在絕對判斷任務中更精確，而東亞人在相對任務中判斷更精確。西方人采用的是關注重要信息（focalinformation)的分析策略。在這個研究中，西方人關注的是線條，而東亞人則采用關注編碼情景信息(即線框中的線條)的整體思維策略[36]。與此研究相一致的是，何登等人[37]運用腦成像的研究技術驗證了東亞被試與西方被試在判斷絕對任務與相對任務時所激活的神經網絡。研究發現，東亞人在完成絕對判斷任務（與前景無關）時，更多地激活了前額葉—頂葉網絡，而西方人則在完成將線條與情景整合起來的任務（即相對任務）時激活了這個網絡。這個研究巧妙地運用磁共振技術表明，文化適宜性的任務需要較少的神經資源，而非文化適宜性任務則需要更多的神經資源。這兩個研究分別從行為層面與神經機制的層面揭示了文化對思維方式的影響，而且這些研究似乎表明，文化適宜性的任務更有利于認知加工。因此，在教學中，采用文化適宜性的教學任務也將更有利于學生的學習。識別面孔的情緒特征是21世紀的領導者與勞動者所需要的重要技能，而這種技能的形成也會受到東西方文化的影響。東亞人在識別面孔的時候，主要看面孔的中央部分，對面孔進行整體加工，而西方人則更多地關注眼睛與嘴巴，傾向于對面孔進行分析性的加工[38]。研究表明，在面孔的情緒識別中也存在著種族優勢。與識別異文化群體成員的表情相比，人們識別同文化群體成員的面部表情更準確。文化神經科學的研究證實了行為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在人們識別同文化群體成員的情緒時，與情緒加工有關的腦區激活程度更強。例如，日本人和美國高加索人看到自己文化族群中的成員所表達的恐懼情緒會激活更多的杏仁核區域，這表明對恐懼的反應也會受到文化的影響[39]。
（三）情景加工與物體加工東西方人在知覺方式上也存在著文化差異。在東西方文化的影響下，人們對物體與情景的關注程度不同，理解的方式也不同。大量的跨文化研究表明，西方人習慣于選擇性地注意重要事件（focalevents），而東方人更習慣于注意社會與物理環境中的重要事件[40]。西方人對于重要事件的這種選擇性關注有助于對這些事件的內在特征進行分析，但是卻容易忽視他們所賴以存在的情景。高等人[41]運用磁共振技術將加工物體的腦區與加工情景的腦區分離，發現與物體加工有關的腦區在側枕葉，而與重復情景加工有關的區域是海馬旁回。在此研究的基礎上，簡肯斯等人[42]運用適應性磁共振研究的范式，評價不同文化對一致情景與不一致情景的神經適應性。中國被試在側枕葉表現出對不一致情景的更大神經適應，這個區域是物體加工區域。這說明，由于中國人對整個情景敏感，因此在加工不一致的情景時投入了更多的神經資源，而美國人則似乎沒有受到不一致情景的影響，因為他們主要加工的是物體。
四、文化連續體與文化適應的動態性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當今多元文化的環境中，很多個體無法簡單地被歸為東西方文化的任何一個維度。東西方文化這兩種文化類型不是相互對立的關系，而是處于一個連續體的兩端。某一社會的文化類型處于這兩端之間的某一點上[43]。從自我到非自我也是一個連續體，每一個體可以在這一連續體上找到一個位置。東方文化中，表征更接近自我的親密他人（如母親）的腦區，與表征自我的腦區一致[44]。瑞[45]研究了相依性美國被試的自我解釋程度與神經表征的關系。自我解釋是指個體思考自我與他人關系的一種方式。自我解釋受到文化的影響。強調個體獨特性的西方文化環境中的人常常具有典型的獨立性自我解釋，而受到東亞集體主義文化影響的人常常具有相依性自我解釋。該研究發現，處于自我到非自我連續體中較遠離西方文化的、具有較高相依性自我解釋的美國被試，在自我參照的思維加工中，其內側前額葉皮質和后扣帶回皮質的激活高于母親參照加工。這可能是因為，自我解釋更多地依賴于情景記憶、反思性評價或者心理理論與社會信息的整合來進行自我評價，而不僅僅受到個體態度、信念和行為的影響。此外，東亞文化也可能對自我解釋的神經機制產生影響。文化具有復雜性，文化的有些方面在較長的時間尺度上表現出穩定性，而有些文化特質則在宏觀與微觀的時間尺度上表現出動態的發展性。不同規模的人口遷移與個體流動給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帶來了新的文化價值觀、文化實踐與文化信念，是文化變化的主要源泉。生活在多元文化環境中的人，不管其屬于哪一個國家或者文化群體，都能夠同時獲得與擁有不同文化圖式的能力，并能以適合其社會文化環境的方式來思考與行動，根據他們所處的不同的社會文化情景來轉換這些文化圖式。人類具有在不同的文化中進行心理轉換的能力，表現出一種根據文化的變化而動態變化的特征。因此，文化對人的影響不是單向的、一成不變的，個體具有適應文化的主觀能動性[46]。如前所述，東方集體主義文化對應于相依性自我，而西方個人主義文化對應于獨立性自我。在這兩種文化中（雙文化者）成長的人，能夠根據不同的文化情景通達不同的自我概念，靈活地改變認知策略。這是因為“雙文化者”在這兩種文化的影響下形成了雙文化腦（biculuturalbrain）,即擁有兩套神經表征，從而可以根據不同的文化環境動態地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調節[47][48][49]。例如，對亞裔美國人的內隱評價加工表明[50]，文化不影響他們的腹內側前額葉皮質的活動———該區可能與自我信息的自動化加工（覺察有關），但是文化卻會影響背內側前額葉皮質的活動，這個區域可能與評價加工有關。因此，集體主義—個人主義文化價值觀動態地影響雙文化者對自我參照信息評價過程中的神經表征，而不影響其覺察加工。這些研究表明，就像多語言學習者可以靈活地在不同的語言間進行切換，在不同的語言共同體中自如地運用不同的語言，在多元文化環境中成長的學習者也能夠運用適當的認知和神經資源，根據當前情景中不斷變化的文化需求而靈活地做出認知反應，或者在不同的文化認知習慣之間進行切換。
第6篇：茶藝和茶文化范文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夏日炎炎”“火辣夏日”,夏天總與酷暑炎熱聯系在一起。而在莎翁的一首十四行詩中卻有這樣的詩句,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我能不能拿夏天同你相比?/你啊,比夏天來得可愛溫煦。)
詩人把情人比作夏天,可愛而溫煦?！跋奶臁睅Ыo中國人和英國人的聯想竟是如此的迥異。
二、生產勞動
英語中與水產、航船有關的詞語非常多,如fish in the air(緣木求魚)、an odd fish(怪人)、miss the boat(錯過機會)等。漢語中這類詞語就少得多。原因在于英國四周環水、水產捕撈業和航海業在其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故而多此類詞語。而在中國只有沿海地區才有漁民結網捕魚,所以該類詞語相對較少。
要表達“用體力負運東西”的動詞在漢語中有許多,如“扛、荷、挑、擔、抬、背、馱、負、提、挎”等,每個詞都有一定的負運的東西與之相應(如,挑土、擔水、提箱子),真是細密之極。在英語中卻只有一個carry來泛指這個動作。漢語之所以將這個動詞細加區分,大概因為中國長期處于農業社會,體力勞動特別多的緣故。
三、風俗習慣
學習英語時,我們發現英語中的稱謂名稱比漢語中的要少得多。例如,英語中cousin一詞,對應于漢語的表兄、表弟、表姐和表妹等。我們看到,漢語把表親關系區分得非常嚴格,既要說出性別,又要分出大小,根本不像英語籠統一個詞了事。英語中的稱謂為數不多,除dad,mum,grandpa,aunt,uncle等幾個稱謂經常使用外,其他的幾乎都不用。
四、
漢英語言中涉及宗教的詞語數目龐大,蔚為壯觀。比如,“天公”“陰陽”“菩薩”等。語言是思想的直接反映,兩種截然不同的宗教詞匯是兩個民族宗教觀念迥異的真實寫照。在英國,則以基督教為主要宗教。該教于597年傳入英國。在隨后相當長的時間里,大量與此相關的詞語陸續匯入英語行列。這里既有古英語時期由拉丁語滲入英語的詞、如angel(天使)、monk(僧侶)等,結果英語中涉及宗教的詞語遠比其他語種來得多。
五、歷史典故
用典是每個民族日常交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們常常在不自覺間運用出于各自民族文化遺產的典故,比如中國人會說,“真是馬后炮”“原來是個空城計啊!”西方人則會講That all Greek tome.(我對此一竅不通。)He’s a Shy lock(他是個守財奴)。而西方人的典故則多出于莎士比亞戲劇和以后英美文學中的許多其他人物或名稱、希臘、羅馬神話、《圣經》中的人物和事件以及傳統的體育項目,如美國的棒球、橄欖球等。
六、個人主義價值觀
在西方文化中,與“自我”(self)相關的觀念可以說是根深蒂固、無所不在。在英語中就有許多以自我為中心的詞匯,如“self-absorption(自我專注)、self-admiration(自我贊賞)、self-cultivation(自我修養)等等。故此西方社會盛行的是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強調個人自由、不受外來約束。而中方文化強調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先國家,后集體,再個人,先利民,再利己”的話語隨處可見。
第7篇：茶藝和茶文化范文
［關鍵詞］西班牙語 身勢語 文化差異 跨文化交際
［中圖分類號］H02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2）04－0042－02
引言
身勢語（Kinésica）也叫身體語或體態語，指交際者通過身體各個部位的行為動作來表達一定的信息。身勢語是非言語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交際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在情感的表達手段中有65%是靠身姿、手勢、表情等身勢語完成的，正如David Abercrombie所指出的：“我們用發音器官說話，但我們用整個身體交談?！敝袊臀靼嘌纼蓢捎谖幕瘋鹘y和風俗習慣存在差異，身勢語也不盡相同，同一手勢在不同文化中所表達的意思可能差別很大，因此有必要對中、西兩國的身勢語作一比較，從而加深對中、西兩國文化差異的理解，減少跨文化交際時因身勢語而造成的障礙。
一、中國和西班牙身勢語比較
身勢語包括基本姿態、基本禮節動作以及人身體各個部分的動作所提供的交際信息。有些身勢語行為是與生俱來的：無論是中國人還是西班牙人在快樂時都會不自覺地微笑，悲傷時也會不自覺地落淚，害羞時會臉紅，生氣時會蹙眉，受到驚嚇時眼睛會不自覺地睜大。也有很多身勢語是后天習得的：如西班牙人吃飯時會用餐刀切割食物，再用叉子將食物送到口中，中國人則用筷子夾起食物再將其送到口中。身勢語包括的范圍非常廣泛，我們僅從身姿語、手勢語、表情語、目光語、身體接觸等方面對中國和西班牙身勢語的異同加以比較。
（一）身姿語（postura corporal）
身姿語主要包括交際者的身體動作、坐立姿勢、頭部動作等等。中西兩國許多身姿語具有相似性，比如點頭均表示對某觀點的肯定和贊同，搖頭則表示否定和反對，在正式場合中伸懶腰、打哈欠都是不禮貌的。也有許多身姿語所傳遞的意義是不同的。蹺二郎腿是兩國都有的現象，但是這在西班牙是一種自我戒備的姿勢，而在中國則是比較普遍的坐姿。需要指出的是不管在西班牙還是在中國腿蹺得太高、腳尖指向別人，或者不停地晃動都是不禮貌的行為。另外在中國，小輩或者下級在長輩和上級面前最好不蹺二郎腿，否則給人一種不謙恭的感覺。
中國和西班牙人在非正式的談話或者正式的會議時采取站立還是坐著的姿勢也是不同的。比如在朋友聚會時中國人喜歡請客人坐下交談，而西班牙人將客人迎到家里后，客人便可以隨意走動、站立或是坐下，也可隨意拿取主人準備好的餐前小點和飲料。在比較重要的宴會或者慶祝活動中，中國人也通常是坐著的，如果有人站著會被認為是不禮貌的。而西班牙人則無論男女老少都是站著的，也可以隨時走到朋友面前交談，有時甚至很難找到一把椅子，這是同中國習慣非常不同的。在觀看演出或者話劇結束時中國人和西班牙人都會鼓掌表示祝賀，不同的是中國人一般是保持坐著的姿勢，掌聲持續半分鐘左右便自然會停止鼓掌。而西班牙人為表示對演出的肯定和喜歡會起立鼓掌，并且通常持續很長時間，有時演員已經謝過幕了，聽到持續的掌聲還會出來再次謝幕，以示對觀眾的喜愛的感謝。
（二）手勢語（gestos）
手勢語是通過手和手指動作及形態來代替語言交流和表達思想。在中西兩國文化中都存在非常豐富的手勢語。比如在中國每個數字都有相應的手勢語，西班牙也有手勢語來表示不同的字母。中西兩國有些手勢語及其表達的含義都是相同的，如大拇指向上都是表示“太棒了”，但大拇指向下在西班牙是“太差了”，在中國表示同樣的意思一般伸小拇指。有些相同的手勢語表達的含義卻是截然相反的，如將一只手手掌放至脖子的高度，在中國是“抹脖子”“砍頭”的意思，而在西班牙則是“我吃飽了”。西班牙是個肢體語言非常豐富的國家，許多手勢語都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表1所列出的手勢語只是比較常見的一小部分。
除此之外，西班牙還有一些手勢語是對對方有侮辱性和攻擊性的，如豎起中指，或者由食指和小指組成的“牛角形狀”等等。因此在與西班牙人進行交流時一定要慎用手勢語，否則可能會引起不小的尷尬。
（三）表情語(expresión facial)和目光語(mirada)
表情語指臉部活動所流露出來的情緒、態度的傾向性，是最具表現力的人體語言之一。由于生理原因，各國人們在表示喜怒哀樂等情緒時的表情都大同小異，但也有些表情語是后天習得的，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主張女子“笑不露齒”，即使很開心也要“掩口而笑”。西班牙人則崇尚表情外露，喜怒哀樂溢于言表，甚至有時表現得有些夸張。
人們常說“眼睛是心靈的窗口”，可見目光語的重要性。目光接觸是目光語的重要部分。在中國文化中盯著別人看是很不禮貌的行為，特別是男人盯著陌生女人看被視為“冒犯”的行為。小輩在傾聽長輩講話時眼神要適宜地向下低，以示尊敬。在西班牙文化中這種現象恰恰相反。在別人說話時看著他表示對對方談話的關注。如果有陌生人盯著你看則表示贊美和欣賞，有時這種目光語還會伴著言語出現：“¡Qué bonita chica!”（真漂亮?。?/p>
（四）身體接觸（contacto corporal）
身體接觸也是身勢語的重要方面。人們打招呼問好的禮節是身體接觸的重要表現。中國人在打招呼時習慣于保持一定的禮貌距離，如果是非正式場合，不熟悉的人或者是關系一般的人只是微笑或點頭示意；如果是關系親密的女人之間有時會拉拉手，男人會互相拍拍背，以示問好。中國人在正式場合下會互相握手，但是力道跟時間的長短很有講究，過輕或過重或時間過長都是不禮貌的，整只手全部握著也是不禮貌的，一般來說握三分之一就好了。
西班牙人只有領導高層在正式場合時會握手，普遍的問好禮儀是行“吻禮”，但男士跟男士之間一般不行吻禮，而是先握手再互相輕輕拍幾下背。女士跟女士、女士跟男士之間要行吻禮，一般是先貼右臉頰，再貼左臉頰，同時嘴唇嘟起在空氣中做出吻的動作并發出吻的聲音。如果真的吻到對方的臉頰是不禮貌的。在親友之間特別是父母與孩子、爺爺奶奶與孫兒孫女之間為了表達感情會真的吻在臉上甚至嘴上，有時還會吻上很多次。在西班牙的公共場合看到戀人親吻是很平常的事，中國雖然如今也有此現象，但普遍還認為是不文明的行為。在中國常常會看到男人和男人之間“勾肩搭背”，或者女人和女人之間拉著手挽著胳膊走路，這在西班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因為他們認為這代表了兩個人是“同性戀”。
二、身勢語反映中國和西班牙文化差異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也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鏡子。身勢語作為非言語行為的一部分，是一個社會群體所共同享有的，因此具有該社會群體的文化特征。通過對中國和西班牙兩國身勢語的比較，能很好地反映出兩國的文化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兩點：
（一）
中國人和西班牙人身勢語的差異首先反映了兩國的不同。西班牙以天主教為國教，許多身勢語都同宗教有關。西班牙人做彌撒時要穿著整齊，表情嚴肅，靜靜地坐在座位上聆聽牧師講經。領取圣餐時要自覺排隊，領到圣餐后還要在胸前畫十字以示對上帝的敬意。畫十字時要用右手的大拇指、食指和中指聚攏，無名指和小指握起，按照從上到下，從左到右的順序畫起。結束后要親吻大拇指和食指形成的“十字”，同時身體微微半蹲，這些都結束后才離開教堂。在社會生活中我們也常?？吹轿靼嘌廊吮硎靖袊@、祈禱、祝愿等情感時會不由自主地在胸前畫十字，因為天主教的信仰已經深入心底，滲透在生活中了。中國雖然沒有統一的，但是各個宗教對我國文化都有深刻影響。特別是佛教和道教文化，在我國發展的時間最長，影響也最大。比如中國人在祈禱或祝愿時常?！半p手合十”，便是受了佛教文化的影響。
（二）民族性格
中國文化歷史悠久，五千年文明燦爛輝煌，這使中華民族形成了鮮明的民族特點，主要體現為傳統的儒家思想和兩千年封建禮教的影響。中國人注重名分，講究倫理，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要上下有別，長幼有序，不能逾禮，這在身勢語中得以很好地體現。如在傳統的中國的課堂上，老師走進教室時學生們要同時起立向老師問好，待老師答禮后示意學生坐下才能坐下。學生在回答問題時也要起立以示尊敬。上課時學生要仔細聆聽，不能交頭接耳，不能隨意走動，更不能擅自離開教室，否則是對老師的不尊重。老師在講課的時候也是一直采用站立姿勢，一個高高的講臺和獨立的講桌便將師生的距離拉開了。而在西班牙的課堂上不管是向老師問好還是回答問題時學生都不需要起立，有問題時也可以隨時打斷老師。老師上課的姿勢也是很隨意的，有時站立在學生前面，有時會邊講課邊在教室中走動，甚至有時會直接坐在課桌上，就像在與朋友自在地交談。這與西班牙人自信外向的性格是分不開的，也充分體現了他們強烈的自我意識，講究自由隨意、個性張揚，人人平等，即使是一國首相也與平民百姓是平等的。
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中國人的性格還體現為謙虛禮讓、禮貌待人，如為了表示尊敬要用兩只手給別人遞東西，也要用兩只手接過別人遞來的東西；親戚朋友聚會時輩分小的人應主動為大家添茶倒水，別人為自己倒茶或斟酒時應張開一只手放在杯子邊以示感謝；客人離開時要將客人送到門外等等。在公共場合或者有陌生人、長輩在場時都應儀態端莊、舉止得體，“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懶散的姿態會被認為是粗俗無禮的表現。西班牙人只有在很正式的會議上才會講究衣著得體、舉止合宜，在生活中對于身勢語則沒有中國人這樣講究。此外中國人還普遍延續著傳統的含蓄內斂的性格，講究“訥于言”，認為“言多必失”，因此傾向于少言寡語，經常以目光語或沉默代替語言。西班牙人性格更為直爽多言，比如平時的飯后閑談（sobremesa）他們便可以聊上一兩個鐘頭，如果之后不需要工作，恐怕一直聊到下一餐飯的時間了。而且西班牙人說話的時候往往伴隨豐富的手勢語，這同中國人也是不同的。
三、小結
身勢語是交流信息、傳遞思想、表達感情的重要手段，在交際過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能夠有效地輔助言語行為的實施。對中國和西班牙身勢語進行比較，可以使中國的西班牙語學習者更好地了解兩國身勢語的異同，在交際時使用恰當的身勢語，達到更好的交際效果，避免交際失誤的產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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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賈玉新.跨文化交際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
第8篇：茶藝和茶文化范文
關鍵詞：跨國并購；文化；整合
中圖分類號：G0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117（2012）02-0374-02
企業并購在西方已有100多年的歷史，并先后掀起了五次影響全球的并購浪潮。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也已有了20多年企業并購的實踐。近年來，跨國并購更是成為了世界經濟強勁的發展潮流，成為全球經濟一體化明顯的標志。但歷史證明，跨國并購績效往往與期望相去甚遠。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管理整合不利，其中又以文化整合問題最為突出。
一、跨國并購后的文化整合概述
企業不僅僅是簡單的廠房、設備、工人等組成的生產單位。在企業并購、重組時，除了解決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配置有形資源，還要進一步考慮如何消除雙方在文化上的沖突。在對并購后的企業文化進行整合時，首先要對企業文化進行定義和分析，這樣才能找到管理整合的入口。
我國的學者對企業文化結構的看法大致相同，認為可將其分為三個層次，即物質層、制度層和精神層。物質層主要包括廠容廠貌、產品包裝、企業技術工藝等，反映的是一個企業的經營思維、管理哲學、審美意識；制度層主要包括工作制度、責任制度等各種企業制度，反映的是一個企業所遵循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行為規范；精神層面則是一個企業的價值觀、領導與員工共同信守的信念，是一個企業的核心與靈魂。相應的，并購后的文化整合也可從這三個層面來進行。
二、跨國并購后文化差異的表現
由于跨國并購發生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企業之間，其差異非常之大，文化沖突也往往更為劇烈，整合也就更加困難。整合過程中，企業員工自身精神層面上價值觀念的不同是阻礙文化整合順利進行的巨大障礙。筆者將主要從Hofstede的文化理論中權力距離、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男性化/女性化等幾個維度來分析文化差異的表現。
權利距離的差異，主要體現在文化整合的制度層面上。權力距離大的文化中，組織多采用高聳型結構，等級層次分明；而權力距離小的文化中，多采用扁平化的結構，上下級之間關系比較平等，沒有嚴格的等級觀念。因此，企業的等級制度、授權、決策方式都會受社會文化的影響而存在較大的差異。若兩個權利距離差異大的企業合并，新企業的組織架構設計將面臨較大困難，授權方式可能會產生分歧，決策方式也可能導致管理者或其它員工的不滿，最終導致企業內部結構混亂，公司治理出現問題。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差異，與企業員工之間的相互關系聯系緊密。集體主義文化中，人與人之間相互依存、團結合作，員工對組織懷有忠誠感和效忠心理；而個人主義文化下，員工可能更特立獨行、注重個人利益。因此，企業并購后可能出現員工合作不愉快、彼此之間不能理解各自的價值觀念而產生人事矛盾，導致團隊效率低下、人員流失等問題。甚至可能會使企業的愿景、使命不能同時被雙方接受，這些現象就體現了企業間精神層面上的文化差異。
男性化/女性化的文化差異使企業的管理風格呈現出不同的樣態。男性化企業一般強調剛性管理，管理者往往更關心生產，增加對效率、工時的注重，較少地關心人際關系和激勵因素；而女性化企業則強調柔性管理，管理者推崇以人為中心的“人性化管理”，更關心全體員工的價值取向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當兩種文化相互碰撞時，可能就會產生管理上的沖突與分歧。尤其是績效考核方面，男性化文化中往往更注重個人成就、為組織所作出的貢獻等，而女性化文化中資歷、關系等因素也會對個人成績產生較大影響，所以考核標準可能難以讓雙方都滿意。
總的來說，文化差異主要會給跨國并購后的經營帶來如下幾個挑戰：
第一，文化差異使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職員有不同的需求和期望，從而增加了工作意義的不明確性和復雜性，甚至導致跨國公司管理中的混亂和沖突。
第二，文化差異使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管理人員難以達成一致協議，使跨國公司的決策活動變得更加困難。
第三，文化差異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職員對決策方案和管理制度理解不同或執行程度不同，從而使跨國公司的決策實施和統一行動變得更加困難。
三、公司并購后文化整合的主要內容
（一）精神層
精神層面的文化是企業最核心、最深層次的文化，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次核心的制度文化和表層的物質文化，是行為的終極根源；它是一個企業的價值觀、企業員工共同堅守的信念，是將一個團隊凝聚在一起的一股力量，也是一個企業崇高的使命與愿景。
1、企業使命
對于企業來說，使命是實現組織價值、激勵組織不斷前進的核心信念。企業的使命指明了企業存在的根本目的，為全體員工樹立了一個目標。價值觀決定一個人是否會去做一件事，而信念則決定這個人做一件事能否堅持到底。只有領導與員工有共同堅守的信念，企業才能得到長期的發展。所以企業并購后需要讓每一位員工明白自身的使命，如此才能確保組織行動的統一性。
2、企業愿景
企業的愿景是企業對未來的憧憬，是盼望實現的愿望，是畢生為之奮斗的夢想。愿景能夠激發人的潛能，通過改變心智模式來創造企業經營的奇跡。一般來說，愿景包括三個要素：期望性、推動性、可實現性。
不同的企業都有其獨特的使命與愿景。在企業并購之后，必須將其使命與愿景很好地傳達給新企業的每一位管理者以及普通的員工并得到認同、必須將企業的使命與愿景明確清晰并不斷呈現給企業的員工，這樣才有可能在潛移默化中形成一種團隊成員之間凝聚力與向心力、團隊成員對組織的忠誠度與效忠熱情。
由于精神文化影響制度的制定和行為習慣，或者說制度與員工行為習慣往往是深層價值觀的體現，所以企業并購后文化整合的基礎就是精神層面文化的整合。只有減小了企業雙方精神文化差異，盡量使其融合，才有可能讓團隊成員凝聚在一起，為企業目標共同奮斗。
（二）制度層
制度層面的文化是企業次核心的文化，它往往反映了組織的做風、領導的管理風格等等。明確的制度是企業正常、有序、穩定、高效運作的保證。
組織架構、管理機制、決策機制、績效考核機制、激勵機制、薪酬福利制度等都是制度層面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并購后該層次文化的不相融合會使相應的制度實行受阻礙、企業目標難以達到。
1、組織結構
處在不同規模、發展階段、不同行業的企業所行之有效的組織結構框架都是不盡相同的，比如高聳型和扁平化的組織結構、穩定的和相對靈活的組織結構等。不同的組織結構有其獨特的特點，也會形成與之對應的獨特的組織架構文化，如高聳型的結構中組織文化較為官僚化，員工之間交流少而扁平化的結構下員工之間感情更加深厚、更強調合作等。企業必須根據自身并購后的實際情況整合組織結構文化，設計滿足自身需求的、有利于實現并購后協同效應的結構。
2、決策與溝通機制
決策是集權化還是分權化，是自上而下或是自下而上；溝通是上行溝通還是下行溝通，是單項溝通或是雙向溝通，反饋是快還是慢等都會影響到組織的決策正確性、及時性、工作效率高低。所以，并購后企業必須對這些機制長期以來形成的員工們適應的、習慣的制度文化加以整合。
3、績效考核制度
有的企業注重績效考核，按數據說話；而其他一些企業可能更注重資歷、工齡、感情等因素。并購后企業必須設計一套為大多數員工所接受的公平公正的績效考核制度，才能有效激勵員工提高績效。
4、薪酬福利制度
不同國家、地區薪資水平存在較大差距，如最低工資標準、休假、工作時間等。并購后若員工認為自身的薪酬福利不公平或者不能達到期待的標準，則可能造成企業人力資源的流失。并購后企業應如何設計福利薪酬制度也成為了必須考慮的一個問題。企業可以綜合考慮當地情況、員工績效、橫向縱向的對比來確定薪酬福利制度。
5、行為規范
特定的企業有其長期以來形成的行為規范，而且很多行為規范都不是明文規定的，可能是非書面的員工之間的一種默契、習慣，是一種行為文化。當企業并購以后，這種行文文化就會被打亂，如果不對其進行整合，可能會使組織秩序混亂，員工無所適從。企業必須對他們進行相關的培訓，必要時還應包括對跨文化基本知識的學習，使雙方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三）物質層：工作環境
不同企業之間有著不同的工作環境，包括辦公場所的布局、設施、氛圍、員工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親密程度等。這些看似細小的東西也非常重要。所謂“細節決定成敗”。尤其是跨國并購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員工對工作環境有著不同的需求，只有滿足員工不同的、特殊的需求，才能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提高工作效率。比如個人主義的、注重個人隱私的文化中可能傾向于隔成小間的辦公室，而集體主義、注重關系的文化中也許更喜歡大家一起在寬敞的空間里辦公，彼此沒有隔閡；又如美國職員多穿工作服、西服上班，工作即為工作，而印度員工則喜歡穿平時生活中的衣著上班，辦公桌上經常擺滿家庭照片、佛像等，工作生活融為一體。
結束語：跨國并購后的文化整合是并購后企業能否正常運行并達到預期目標、實現協同效應的關鍵因素，必須引起管理層的高度重視，并做到員工同管理層一起努力，從各個層面研究文化整合的策略與方法。企業只有在精神層、制度層和物質層這三個層面上對文化進行有效的整合、減少差異，真正使兩者融為一體，才能使并購企業健康成長，走向成功。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商學院
參考文獻
[1]劉光明.企業文化.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11.
[2]王朝暉.跨文化管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第9篇：茶藝和茶文化范文
翻譯;異化;歸化;策略;文化差異
如果我們把語言比作是一塊織物的話，文化便是這塊織物的部分經線或緯線，它已巧妙地融入語言中。語言各不相同，文化各有特點。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實際上是不同文化之間共性與個性的外顯形式。無論個人還是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獨立生存發展，于是在各個民族需要交流的前提下便有了翻譯活動。翻譯絕非兩種語言之間的簡單轉換，甚至也不是語言、專業知識及翻譯技巧的簡單相加，翻譯是運用一種語言把另一種語言所表達的思想內容準確而完整的重新表達出來的語言活動，因此必然涉及兩種不同的文化。在翻譯過程中，我們對這些文化因素作何處理呢?尤其在當今社會政治經濟背景之下，在文化方面人們提倡文化多元化，追求文化平等，交際與文化都具有以人為本的特質，人文關懷在翻譯界已經贏得高度的重視，翻譯中文化因素的適當傳達顯得更為重要。對于一個譯者而言，不但要了解兩種語言之間的異同，更要了解語言背后兩種文化的異同，從而在翻譯活動別是在文化因素的轉換中選擇有效的轉換手法，促進文化之間的溝通與融合。
1.文化與語言及翻譯過程中文化的傳達
近幾年來在翻譯界掀起了文化熱潮，認為翻譯不僅涉及兩種語言的轉換，還涉及兩種文化的轉換。那么到底如何界定文化呢?一般認為，“文化”是指不同的人種、民族、社會成員所特有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行為方式及其與之密切相關的一切后天習得的方面。從共時角度看，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它是該民族在其生存與發展過程中歷史地形成的，凝結著這一民族世世代代在其賴以生存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下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成果，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從歷時的角度看，文化又處在不間斷的進化中，各個民族的文化在相互交流中產生影響，互相滲透，互相吸收，從而使各個民族文化關系處在一種動態變化中。
由于各個民族所處的自然條件、社會環境、歷史狀況的差異，使其文化自然而然地呈現出各種各樣的形態，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差異。即使在同一民族文化下，也會出現不同的亞文化，所以說文化之間的差異是絕對的。但是這種差異也包含著相似性，也并不排除完全重合的情況。因此，不同民族文化在“異”的前提下，表現出若干“同”的成分，既有共性，又有個性。這些共性是文化之間進行溝通的基礎，而這些個性正是該文化所特有的異質成分，表現了文化的多元和多樣性。簡單地說，文化指的是一個社會的整個生活方式，“一個民族的全部活動方式”。文化的范疇很廣，包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文化與語言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語言反映文化，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并受文化的制約。翻譯是將一種文化環境里產生的作品移植到另一種文化環境里，因此是一種跨文化的活動。任何翻譯都離不開文化的傳達。然而，不同的民族在自己的生活環境下，創立了自己特有的文化體系，也被自己的文化所塑造。由此所產生的各民族文化的差異常常導致人們理解上的困難，有時甚至引起誤解。那么，在英漢互譯中怎么處理兩種語言間的文化差異呢?筆者認為在翻譯中可采用歸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和異化法(foreignzing method)。
2.歸化策略
從語言文化共核來看，人類語言有90%是相通的，這就為歸化翻譯奠定了基礎。歸化作為一種思想傾向，表現在對原文的自由處理上，要求譯文通順，以符合目的語讀者興趣?！皻w化”的一般做法是抓住原文語用意義，從目的語中選取與原文語用意義相同的表達來翻譯。也就是說“歸化”法是將原文獨具特征的東西采取“入鄉隨俗”的方法融化到目的語中的轉換方法。歸化是語言形式上或者語言形式所負載的文化內涵傾向于目的語的翻譯策略?？偟恼f來，就是反對引入新的表達法，使語言本土化。例如:(1)“煞風景”若譯成“Kill the scenery”將無人理解。最好還是按照英語的表達習慣譯成“be a wet blank”更能為人接受。(2)“拍馬屁”譯為“lick sb’s boots”比“pack the horse’s buttock”更妥當。從以上兩例可以看出歸化更為讀者考慮，從目的語出發。其長處就是能使譯文讀上去或聽上去更通順地道，能給讀者帶來一種親切感。
2.1意譯法
當原語中帶有文化色彩的詞語在譯語中沒有完全相對應的詞語，且用異化策略中諸法均譯不通時，譯者可不拘泥于原語的語言形式和字面意義，用跨文化的“對等”詞來表達出原語的文化信息。
請看例句:
Mr. Brown is a very white man. He was looking rather green the other day. He has been feeling blue lately. When I saw him he was in a brown study. I hope he will soon be in the pink again.
布朗先生是個非常忠實可靠的人。那天，他臉上頗有病容。近來他悶悶不樂，我看到他時他在沉思之中。希望他早日恢復健康。
顏色詞語不僅反映著顏色的物理屬性，也折射著民族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同一種顏色可表達不同的文化心理，引起不同的聯想。英語的顏色詞通常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如上例中的顏色詞就無法通過直譯來達意。又如“You are a lucky dog.”“Love me ， love my dog.”“Every dog has his day.”通常譯為“你是個幸運兒”、“愛屋及烏”、“凡人皆有得意日”。此處若把“dog”直譯為“狗”就很不合適了。因為dog(狗)在英漢兩種語言中的內涵相差甚遠。在西方國家，狗被認為是人類忠誠的朋友，以狗喻人則使語言生動形象，通俗貼切;而在漢語文化中，狗則是“勢利”的代稱，具有明顯的貶義，把人比做狗，更是罵人的臟話。若此處“dog”譯為“狗”，不能體現源語的幽默，反被誤認為是罵人之語。
2.2替代法
將原語中帶有文化色彩的詞語(物象)轉換成譯語中帶有同等文化色彩的詞語(物象)。這種用法多用于習語和比喻性詞語的翻譯。如:亞洲四小龍譯為:four Asian tigers， as strong as a horse 譯為:力大如牛。前例的譯法除了考慮到英、漢語兩種文化中“dragon”(龍)的不同的文化象征外，還考慮了兩種文化中的“tiger”和“龍”的相同的文化象征后例則說明了兩種文化中“horse”與“?！痹谖幕饬x上是對等的。因為英國古代以馬耕為主，英國人對馬有深厚的情感，因此，在英美文化中馬是勤勞和吃苦耐勞的象征。與此相反，在漢語民族的文化心理上，牛是吃苦耐勞的象征，是很通人性的動物。中國自古以來主要靠牛耕，且牛秉性勤勞忠厚，自然形成了中國人對牛的熱愛和贊譽。
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間存在許多共性，但個性的存在也不能忽視。民族間的差異及其民族文化的特征決定各民族所使用的語言符號的差異。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在不同歷史進程中會選擇各自獨特的語言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因此，不同文化下的語際交流，被某一文化所確認的語言符號移植到另一文化環境中，如果仍采用“異化”譯法，就必然不能被人理解，從而使交際中止或失敗，也達不到翻譯的主要目的。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采取以目的語為歸宿的方法，即“歸化”的方法來傳遞源語信息，這樣才能使譯文對譯文讀者所起的作用能與原文對原文讀者所起的作用一樣或相似，因為譯文讀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觀念來理解譯文的內容。
歸化的譯法是“撇開原文的詞語和句法，抓住其語用意義，從譯語中選取與原文語用意義相同的表達方式譯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意譯就是在源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之間取得“文化對等”。通過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的方法，譯者就可能使源語文本所反映的世界接近目的語文化讀者的世界。只有這樣，讀者才能更好地理解譯文，理解原文作者的意思，才能真正達到交際目的。
轉貼于 3.異化策略
在西方，對異化的定義有如下幾種:
韋努蒂認為，異化就是偏離本土主流價值觀，保留原文化的語言和文化差異。韋努蒂提出“阻抗”式翻譯，即異化的翻譯策略，使譯語讀者和譯者在閱讀和寫作上擺脫來自強勢文化的文化限制。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將異化定義為: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異域性、故意打破目標語言常規的翻譯。
一般認為，異化是指在翻譯過程中采用原文的表達方式，使譯文充滿異國情調。
異化翻譯能再現原文的表達方式，不僅豐富和完善了譯文的表達力，而且人們更能通過譯文了解他國文化，更真切地感受和認識異國他鄉，從而實現翻譯的本質。具體地說，異化就是不改變原文的文化、語言、文體等特征傳達原文的內容，要求讀者向作者靠攏，適應原文(source-oriented)。
3.1直譯法
用譯語中的“對應”詞譯出原語中文化信息。這個“對應”詞的語義及社會語用價值必須與原文的一致，這樣譯語才能與原語做到語言意義和文化意義上的等值，并盡可能多的保留原語文化特征，開闊譯語讀者的文化視野，促進兩種文化間的交流。
請看譯例:
以出自《紅樓夢》的譯文為例:
原文:只因薛蟠是天性得隴望蜀的，如今娶了金桂，見金桂的丫頭寶蟾有三分姿色，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她。
楊譯:Now Hsueh Pan was a living example of the saying“to covet the land of Shu after getting the region of Lung. ”After marrying Chin - kuei ， he was stuck by her maid Pao - chan’s charms. As she seemed approachable as well as alluring ， he often flirted with her when asking to fetch him tea or water.
“得隴望蜀”比喻人心不足，欲望難平，國人熟悉，但國外讀者并不知曉。楊憲益夫婦在此采取了異化方法直譯而未加腳注，有其原因:1)這段話后半截正是對“得隴望蜀”的詮釋，即使目的語讀者不懂“得隴望蜀”的意思，也能從后文猜出它的含義;2)直譯法能體現原文的民族風格，同時也使英語國家了解東方文化，且沒有引起岐義，一回生、二回熟，下次再見到這樣的詞語也就一目了然了。
3.2移植法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源語所負載的文化信息在目的語中根本就沒有與之相關的內容。這時，我們便可用異化手法將源語中的信息以近乎保持其本來面目的方式傳入目的語中。這種方法不僅賦予譯語全新的語言成分和新穎別致的表達形式，而且有利于兩種異質文化和語言的相互交流和滲透，推進它們的相互融合。這既能保存原語文化的異國情調，又可以吸收外來語，豐富譯語語言文化，使兩種語言文化能夠相互兼容、相互影響及相互促進從而達到相濟相調，相得益彰的積極效果。如：Solomon（所羅門）一詞在20世紀80年代初方平、王科一的《十日談》譯本中還作了腳注：“古代有名的聰明皇帝”（第六日故事八）。現在翻譯時若再碰到，恐怕沒有再作腳注的必要。因為“所羅門”作為智者的代稱，大多數中國讀者已是耳熟能詳了。當中國人了解到“wash hands”在英文里是表示上廁所的委婉語后，“洗手間”一詞隨即進入大眾詞匯。諸如此類的詞還有“卡拉OK”（karaoke）、“嬉皮士”（hippie）、“丁克家庭”（dinks）等。
3.3音譯法
音譯法常常用于英、漢語的人名和地名，但一些有特定文化意義的詞匯也需要如此處理。如下列詞匯：“Litchi”(荔枝)，“ kowtow”(磕頭)，“wonton”(餛飩)，“toufu”(豆腐)，“Kongfu”(功夫)等等。“邏輯”(logic)，“引擎”(engine)，“馬達”(Motor)，“巧克力”(Chocolate)，“高爾夫”(Golf)，“黑色幽默”(Black humor)，“肥皂劇”(soap opera)，“白色謊言”(white lie)，“香檳”(champagne)等已經成為漢語詞匯的一部分。
3.4譯注法
原文中的一些歷史事件、人物、典故等往往帶有一定的文化色彩。譯者可先直譯，然后在此基礎上采用增詞和加注等方法予以解釋或說明文化背景。這樣既可以保留原文的文化色彩，也有利于讀者對原文的理解。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中，有這么一段話:“難道這也是個癡丫頭，又像顰兒來葬花不成?”因又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了;不但不為新奇，而是更是可厭。
”“Can this be some silly maid come here to bury flowers like Frowner !”He wondered. This reminded him of Zhuangzi’s story of the beautiful Xi -shi’s ugly neighbor ， whose endeavors to imitate the little frown that made Xi -shi captivating produced an aspect to hideous that people ran from her in terror. The recollection of it made him smile. “This is imitating the frowner with a vengeance”， he thought，“—if that is really what she is doing.Not merely unoriginal，but down -right disgusting !”
對“東施效顰”這一出自莊子的典故，霍克斯采取了典型的增譯法，不僅解釋了這一典故的來源，還說明了這一典故的含義，這樣一來，分不清東施、西施的西方讀者也能自然地領略到中國古典文化的神韻和本文深層的文化涵義。
下面是《紅樓夢》第三回中的一個句子選自楊憲益夫婦譯本的譯文。
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
譯: She looked more sensitive than Pi Kan ，① more delicate than His Shih.②
注:①A prince noted for his great intelligence at the end of the Shang Dynasty.
②A famous beauty of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h.
楊譯直譯加注，介紹相關的文化背景，讓英語讀者更好地了解“比干”、“西施”人物傳說的文化內涵。
總之，以源語文化為歸宿的方法即異化法，能把一種文化及語言中心信息以幾乎保持其本來面目的方式貢獻給另一種文化和語言，豐富了源語言和目標語言的文化內涵，也促進了不同國家和民族的人們的相互理解和交流。這也正是翻譯的重要目的。
因此，不論是“異化”還是“歸化”，它們在語言文化交流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都有其存在和應用的價值。當今世界朝多極化方向發展，各國交往日益密切。在文化交流中我們提倡文化多元論，因為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存在的歷史原因和合理依據，在翻譯中我們就應該以文化平等為指導，要通過翻譯來加快文化的交流，要充分發揮翻譯維護并促進文化多元發展的作用。而作為翻譯手段的歸化和異化的取舍，就應該在我們具體的翻譯實踐中哪一種更能促進文化交流為選擇標準。兩者的關系決不是矛與盾的關系，而是各有所長，相互彌補。關鍵是譯者要把握適當的分寸，根據具體情況靈活運用，要考慮語義對應、社會語用價值、譯入語的民族文化心理、兩種語言的文化互動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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