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教育差距現狀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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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鄉教育差距現狀范文
關鍵詞：城鄉差距；統籌協調；和諧社會；河北省
作者簡介：崔松虎（1962-），男，燕山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經濟學博士。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6.01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06-01-02
一、河北省城鄉差距現狀
2012年河北全省生產總值實現26575億元，比2011年增長9.6%。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3186.7億元，增長4.0%；第二產業增加值14001.0億元，增長11.5%；第三產業增加值9387.3億元，增長8.4%。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全省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2.0%，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為52.7%，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35.3%。年末全省常住人口7287.51萬人，其中城鎮常住人口3324萬，農村人口3962萬，城市化率僅為45.62%。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543元，比上年增長12.3%。農民人均純收入8081元，比上年增長13.5%。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12531元，增長7.9%；農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5364元，增長13.9%。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即：食品支出總額占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是衡量國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個指標。）為33.6%，比上年下降0.2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33.9%，比上年提高0.4個百分點。由此不難看出，農業和農村是全省經濟社會的基礎，農業以及農村的發展速度和質量決定著河北國民經濟的發展與和諧社會建設的進程。
（一）城鄉收入差距
“十一五”時期，河北省經濟總量首次突破2萬億元大關，人均GDP實現28350元。但城鄉發展差距表現明顯，2006-2010年間，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為13283.56元，而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的平均值僅為4799.67元。從這兩個數字的比較得知，城鎮和農村收入差距之大。2006年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304.56元，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為3801.82元，其差距是6502.74元，至2010年其差距擴大至10305.45元。從這一數字可以看出，河北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僅存在，而且還呈現越來越大的趨勢。
（二）城鄉消費支出及恩格爾現狀
2006年河北城鄉居民消費支出相差4848.16元，但隨后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到2010年城鄉居民消費支出相差2.7倍。2006年城鄉恩格爾系數之差僅為2.75%，而至2010年則上升至2.83%，2010年比2006年高出0.08個百分點。“十一五”時期河北省城鎮恩格爾系數平均值為33%，農村的平均值則為36%。可見，農村居民消費在食品上的支出大于城鎮，也就是說在生存基本需求支出比重上農村高于城市3個百分點，生活水平明顯低于城鎮居民。
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表明，其消費支出已經發生改變，食品消費支出在逐步減少，衣著、文化、教育、休閑娛樂等逐漸成為消費的主要方面；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卻保持在36%左右，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基本沒有變化，家庭消費支出仍然還是在食品消費支出上，教育、文化、衣著占的比重較低，說明農村的生活質量還亟待進一步提高。
（三）城鄉社會保障差距
1、城鄉社保項目及覆蓋率差異大。改革開放以來，城鎮社會保障已經建立起一套基本符合居民需求的包含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最低生活保障等一系列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而農村的社會保障則仍然處于不成熟狀態，雖然黨和政府多年來在大力發展農村社會保障事業，建立和完善農村養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在內的多項社會保障機制上不遺余力，但至目前仍未形成和建立起一套高效完整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
2、最低生活保障的差距。2006年河北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數871386人，至2010年僅增加至883475人。而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數則由2006年的665151人增加到2010年的1912638人。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數在2006年到2010年間增幅緩慢，而農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人數增長了近3倍，由此可見城鄉最低社保之差距。
（四）城鄉文化教育差距
農村文化教育的整體水平偏低，基礎設施比較低端并且短缺。截止2011年底，每百戶城鎮居民擁有家用電腦 74.74臺、家用汽車23.32輛、移動電話 197.3部；而農村居民平均每百戶擁有家用電腦僅9.69臺、摩托車57.36輛、移動電話115.36部。2011年農民家庭平均每人對文化教育娛樂的支出為315.41元，僅占平均每人生活消費支出的6.7%。
教育經費投入不均衡。目前教育的投資主體是政府，在教育投資上一般是以城市為優先，重點學校為優先。城市的重點學校獲得的教育經費最高，其次是一般市縣的學校，農村的學校最低。教育經費投入的差異，使城鄉學校的辦學條件和師資力量差距懸殊，農村學校師資和生源嚴重流失，并呈現惡性循環態勢。
二、河北省城鄉發展不協調的原因
（一）不同的體制是造成城鄉差距的重要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體制的差異大大縮小。但幾十年形成的城鄉不同的社會運行機制，仍在發揮作用，社會保障機制的不同、教育文化投入的差異、戶籍制度的存在等等，均影響和制約著城鄉差距縮小的速度和質量。
（二）政府宏觀調控的現實定位影響
黨的十五大以來，黨和政府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把宏觀調控定位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上，也使得經濟增長的成果未能真正公平地分配到社會的不同群體之中，引起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以及公共品供給差別的擴大，導致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差距的擴大。
（三）城鄉不同的產業特性
現階段農村經濟的發展，雖拉長、延伸了諸多農產品的產業鏈、價值鏈，但受農產品普遍具有需求彈性小的特征約束，難以形成消費的持續膨脹，注定了其收入增長必然要比第三、第二產業的發展速度遲緩。產業的差異加速了城鄉差距的擴大，農業的附加值低，致使農民增收有限。
三、河北省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的對策
（一）調節城鄉居民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一項重要內容。根據目前河北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現狀，必須把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做為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著力點與突破點。
由于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條件差異等諸多原因，現階段城鄉居民收入產生一定的差距是難以避免的，也是許可的。但收入差距過大甚至繼續擴大，不僅嚴重影響和制約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協調、可持續發展，甚至還將導致一系列不可想象的社會、政治后果，嚴重阻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及“經濟強省和諧河北”的實現。因此，黨和政府必須把“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作為當前乃至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工作的重中之重。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徑在于幫助農村消滅貧困，努力提高農民的素質和收入，并統籌協調城鄉收入分配關系，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完善農村公共財政體制，支持農村、農業的發展，提高農村基層財政自給能力。并嚴厲打擊各種涉農亂收費、亂攤派現象，切實減輕農民的負擔。
（二）深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
要加速推進城鄉一體化社會保障機制建設，縮小兩者在社會保障方面的差距。2012年河北省將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與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合并實施，統稱為“河北省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這在很大程度上為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機制邁出了一大步。政府還應加大對鄉村困難群體的社會救助力度，推進和完善農村最低生活救濟、新型合作醫療、養老等方面的保障機制，并積極擴大農村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切實解決農村、農民的具體現實困難與問題。
（三）加快發展覆蓋鄉村的文化教育事業
加快發展鄉村文化教育事業，調整教育結構與布局，優化配置教育資源，進一步改善農村辦學條件，提高農村中小學教育經費的保障水平，加強農村教師隊伍建設，加大城鎮教師對農村教育的支持支援力度，從各方面減輕農民教育負擔，切實解決農村基礎教育資源配置的公平與效率問題。在財政支出方面，加大政府對農村基礎教育的公共支出，尤其要加大財政對農村基礎教育經費的投入力度，建立農村基礎教育的經費保障機制，這是解決農村基礎教育短缺和不平衡，以及從根本上縮小城鄉教育差距的重要途徑。
加強和加速鄉村文化建設，創新文化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擴大先進文化向農村的輻射與影響。加快推進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建立多元化的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機制。縮小城鄉差距、統籌協調發展，不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前提，更是實現“經濟強省和諧河北”的現實選擇。此役打好，可乘勝前進；否則將是沙灘建閣，基動根搖。各級政府應該銘記，并努力踐行。
參考文獻：
[1] 張璐等.城鄉統籌發展的困境與路徑選擇[J].商業時代，2009，（03）.
[2] 崔松虎.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以河北省為例[J].經濟視角，2011，（08）.
第2篇：城鄉教育差距現狀范文
摘要:城鄉要素流動和城鄉政策對統籌城鄉經濟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要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就要從城鄉市場資源配置機制、城鄉公共產品投入機制、城鄉社會保障機制、城鄉規劃機制等方面入手進行統籌。
關鍵詞:統籌城鄉;機制;城鄉差距;區域政策;要素流動
一、城鄉經濟運行原理
(一)假定前提
城鄉社會是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城市居民從事非農產業,農村居民從事農業。居民都是理性經濟人,影響其行為的僅僅只是收入的多少。居民的純收入由自身能力收入、生活成本和福利保障補貼三部分構成,即純收入=自身能力收入-生活成本+福利保障補貼,可見純收入與自身能力大小正相關,與其生活成本負相關,與其所獲得的福利保障補貼正相關。這里的生活成本主要指城鄉居民獲得同等生活條件所需花費的成本,福利保障補貼是指同等條件的城鄉居民所獲得的國家福利保障等收入。其實,如果把生活成本小看成政府的生活補貼大,那么總收入=自身能力收入+政府生活補貼+社會保障補貼,這樣就可以把政府給居民的生活補貼和福利保障補貼統一為居民的政策性收入。由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居民自身能力收入都是在市場中實現的,因此可以把它稱之為市場性收入。這樣,居民的總收入就是由其市場性收入和政策性收入兩部分構成。
(二)運行分析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城鄉作為兩個不同的區域,所有的可流動的產品和要素都會在市場機制作用下自動流動從而得到有效配置。由二元結構和增長極等理論可知,城市在整個大區域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發展優勢。基于外部經濟、聚集經濟等原因,廠商、居民以及資本等可流動要素資源向城市集中,以謀取最大利潤和效用。城鄉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資源的時、空有效配置,實際上就是土地要素與其他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當實現社會資源的時、空有效配置時,可流動的要素和產品通過市場交換達到供求平衡,從而確定均衡的要素與產品價格;而土地要素則因空間聚集和其他要素與產品市場的均衡達到最佳利用,從而實現租金收入——土地價格的最大化[1]。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居民成了生產經營的主體,各種機制的運行最終要表現為居民的經濟行為(特別是生產經營行為),并要以居民的行為作為運動的基礎。因為盡管土地、資本等要素資源也是城鄉發展中的重要要素,但是它們都是由人來支配的,其價值都體現為其所有者的收入。因此,在城市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各種要素中,最核心的就是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的這種勞動力要素。作為理性的經濟人,居民追求生產經營中的利潤最大化,按最優化原則在各種約束條件的作用下配置家庭資源,參與農外就業、科技進步,參與合作經濟組織和農業產業化經營,因此,在城鄉發展過程中,城鄉居民會主動自覺地把自己所擁有的要素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
起初因城市聚集經濟的存在,人口不斷集中于城市,城市規模不斷擴大。但由于城市土地供給嚴重缺乏彈性,導致城市土地價格不斷攀升,再加上其他種種原因,致使城市聚集經濟效益減少,甚至出現聚集不經濟。而另一方面,隨著技術的進步,尤其是交通和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為邊遠地區土地的利用提供了機會,降低了城市土地的使用成本。由此可以預見,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城市聚集經濟的下降,城市的部分居民和其他經濟活動主體可能會向城外(農村)遷移,以減少成本,增加利潤。總之,出于經濟人的本性,不管是城市居民還是農民,都會作出選擇,使其收入水平達到最大。可見,在城鄉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市場主體對收入最大化目標的追求,會使主體在城鄉空間上位移,最終實現居民城鄉收入均等化,各種資源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居民是居于城市還是農村,只取決于主體的偏好,與其經濟收入無關。
當然,實現這個目標是個漫長的過程。正如繆爾達爾和赫希曼所描述的,發展初期地區差距會日益擴大,從長遠看地區間的發展將趨向均衡。這種設想也被稍后幾年的威廉姆森的研究所證實,并被概括為區域發展的“威廉姆森倒U字曲線”或“威廉姆森法則”。但是,如果僅憑市場的力量,沒有人能知道,包括威廉姆森本人,那種使地區差距狀況發生轉折的倒U形曲線的頂點何時才能到來。
由于居民的總收入由市場收入和政策收入兩部分構成,市場收入主要由居民的個人素質、知識、技能等決定,政策收入則由國家對待居民所處區域(城市或農村)的公共產品投入和社會福利保障等政策決定。可見,居民的總收入與他們自己的能力有關,也與他們所處的區域(是城市還是農村)緊密相關。相同條件的城鄉居民獲得的政策性收入不一定相等。
由于農業的特殊性,一般而言從事農業的市場收入低于城市工商業的收入。通過勞動力的區域間自由流動,同一勞動者在不同區域將獲得大致相同的收入,不然就會在城鄉區域間遷移,也就是說這樣就會最終導致相同能力的勞動者從事農業和從事非農業的收入一致。當然,這種收入與城鄉總的經濟發展水平正相關,而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卻又與政府的城鄉規劃水平正相關。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知:
1.如果居民在城鄉獲得的政策性收入一致,那么,這時勞動者是居于城市還是農村,對其沒有任何經濟上的影響,僅僅是生活方式的偏好不同罷了。
2.如果居民在城鄉獲得的政策性收入不一致,例如居民在城市的政策性收入大于農村時,那么,只有當相同能力的勞動者從事農業的收入大于從事非農業的收入并且之差不小于其城鄉政策性收入之差時,城鄉居民的收益差距才能縮小。如果相同能力的勞動者從事農業的收入小于從事非農業的收入,或者相同能力的勞動者從事農業的收入大于從事非農業的收入但之差小于其城鄉政策收入之差,那么,從事農業的居民就會往城市轉移,但是沒轉移到城市的農村居民與能力相同的城市居民相比則其收入可能要低,城鄉差距將不會縮小,甚至有可能會拉大。
3.如果居民在農村的政策性收入大于城市,那么,當相同能力的勞動者從事農業的收入小于從事非農業的收入并且之差等于其城鄉政策收入之差時,即可實現城鄉居民收入均等化。但是,如果當相同能力的勞動者從事農業的收入大于從事非農業的收入或者小于從事非農業的收入而之差小于其城鄉政策收入之差時,則城市居民會往農村轉移,直到其總收入均等為止。而如果當相同能力的勞動者從事農業的收入小于從事非農業的收入而之差大于其城鄉政策性收入之差時,則農村居民會往城市轉移,直到其總收入均等為止。
(三)結論
勞動力自由流動是保證相同能力的城鄉居民能獲得相同收入的前提條件,政府的城鄉規劃水平決定了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從而影響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政府對待城鄉區域的政策對于城鄉統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擴大或縮小城鄉差距,提前或延后實現城鄉的統籌發展。
二、城鄉經濟差距的現狀及原因
(一)城鄉經濟差距的現狀
在現實生活中,城市持續發展,人口持續向城市集中,而遠離城市的土地并沒有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地價格也并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我國城鄉差距懸殊,目前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已經成為當前社會的一個熱點和難點問題,并影響到社會穩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2]。在人均收入方面,從1978-2005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差距由2.57倍擴大到3.22倍,絕對差距由209.8元急劇擴大為7238元;如果用反映社會貧富程度的基尼系數來表示,1978年前我國基尼系數為0.20~0.24,1980年為0.33,1990年擴大到0.343,1994年突破警戒臨界點0.4,2000年后達到0.417,2005年《世界發展報告》認為已經達到0.447;從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恩格爾系數來看,1980年城鄉恩格爾系數分別為56.9%、61.8%,到2005年分別下降到36.7%、45.5%,兩者差距由當初的4.9個百分點擴大到8.8個百分點;2005年中國農村地區年人均純收入低于944元的仍有6432萬人。當然,這還不能真實地反映城鄉之間的實際收入的差別。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沒有涵蓋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的實物性補貼,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的實物性補貼(醫療、教育、養老金保障、失業保險、最低生活費救濟等等)考慮進去,城鄉收入差距可能要達到4倍~5倍,甚至是6倍[3]。
2.城鄉教育存在嚴重差距[4],具體表現為:一是原來的《教育法》對農村教育存在歧視。《教育法》規定,農民要負擔教育附加費,而大多數城鎮居民則沒有這個責任;對義務教育學校的基建支出負擔方面,城鎮由政府負擔,農村則要求由鄉村負責,部分通過向農民集資解決。類似硬性規定對加大城鄉間教育發展差距的影響不可低估。二是城鄉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勞動力(15歲~64歲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為7.33年,比城市的10.20年低了2.87年。這種差距主要在于人口中各種文化層次分布的差異,農村勞動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明顯相對偏低,為8.46%,比城市低了35個百分點;而具有小學及小學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又相對過高,為47.62%,比城市高出31個百分點。三是城鄉教育投資差距。以小學生人均教育經費為例,2001年我國城鎮小學生均教育經費平均為1484元,農村為798元,城鎮是農村的1.86倍;初中生人均教育經費,城鎮平均為1955元,農村為1014元,城鎮是農村的1.93倍。在學生人均預算內公用經費上,城鄉差距更大:2001年我國小學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城鎮平均為95元,農村為28元,城鎮是農村的3.39倍;初中生人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城鎮平均是146元,農村為45元,城鎮是農村的3.24倍。四是城鄉教育的層次結構不合理。城鄉教育的辦學層次是教育發展的主要指標之一。在我國,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投入比初等教育多,初等教育的投入是地方政府的責任,中央政府的責任主要是投資高等教育。然而高等教育集中在城市并且在大城市,因此,農村的高等教育資源十分稀少。在我國農村,義務教育由于國家的重視和社會的支持,普及九年制教育在廣大農村都得到了實現,推動了農村義務教育的發展,也使農村的基礎教育和城市的距離有一定的縮小。但是,其教育層次僅僅限制在9年義務教育上,在高中層次和大學層次上的差異還是十分明顯的。農村的高中教育與城市差距巨大,在大城市,一般都基本普及高中教育,但是,農村的高中入學率還很低,有的地方還在28%以下;農村不僅沒有大學,就是農村孩子上大學的機遇也比較少。
3.城鄉消費差距有擴大趨勢[5]。其主要表現為:(1)城鄉消費水平差距拉大。1978年城鎮人均消費支出405元,農村為138元,以后逐年擴大,到2004年,城鎮人均消費支出為7812元,農村為2185元,農民消費在城鄉消費結構中的比重逐年下降。(2)城鄉消費結構存在差距。恩格爾系數的差距大,1978-2003年,農村的恩格爾系數由67.7%下降為45.6%,而城鎮的恩格爾系數則由57.5%下降為37.1%。(3)城鄉居民衣著消費差距大,城鎮居民比農村居民更重視衣著服飾,從支出額來看,城鎮衣著支出額從98.02元大幅度上升到567.05元(1996年),之后雖有下降,但仍維持在500元以上的水平,而農村居民衣著支出增幅一直不大,從30.86元增加到最高113.77元(1996年),之后降到100元以下。(4)城鄉住房、家庭用品及精神文化生活差距也很大。眾所周知,一般城鎮居民的個人收入主要用于消費和儲蓄,而農民的純收入除此以外,還要有一部分用于擴大再生產的支出。如果扣除農民擴大再生產的支出,城鄉差距將會更大。
4.城鄉差距還表現為[6]:(1)城鄉醫療差距大。目前,全國農村合作醫療的覆蓋率只有10%之多,80%以上的農民屬于自費醫療群體。近幾年,由于公共衛生供給短缺,醫療價格大幅度攀升,農村不少地方出現了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2)就業差距大。城市勞動人口的登記失業率為5%,農村勞動人口的失業率沒有人計算得出,拋開進城打工的1.3億勞動力不算,留在農村4億勞動力的利用率也只有50%左右。(3)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大。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在不斷下降。
當然,在這些差距中,收入差距、消費差距是最直接的經濟差距,醫療差距、教育差距、就業差距、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則是間接的經濟差距,因為醫療差距、教育差距和政府公共投入差距都會影響居民的就業和生活,從而影響其收入。
(二)城鄉經濟差距懸殊的原因
造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城鄉居民自身素質、能力的差距較大,這體現在城鄉教育差距上。但是除了居民個體的能力差異外,還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城鄉政策性收入差距造成的,但主要是城鎮居民享有較多的福利水平和擁有較多的財產積累,從而具有更強的消費支付能力。
在實際的城鄉政策上,確實也證明了這種城鄉差別。另外,地方政府在追求地方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各地支持農業生產的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總體上都呈現出下降的趨勢,政府對農業支出的份額始終大大低于農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投資政策系統不利于農業,這也是造成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還有,在我國城鄉公共產品供給制度上,中央政府主要以純公共產品的供給為主,由于農村社區的邊緣性、生產的分散性及公共產品受益的區域性,各類物品和服務對農村經濟的發展的直接效用并不大;地方政府作為準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也沒有相應地承擔起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而是按照“公共產品的受益原則”將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層層下推,大部分的準公共產品,特別是“軟”公共產品或者不能有效提供,或者最后由農民自己承擔。這種農村個人產品和公共產品關系的模糊與顛倒是中國農民負擔過重的原因之一。這具體體現在最主要的地區性公共產品供給上,如義務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水利設施、道路交通等實質上實行的是農村地區“自給自足”的政策。相比之下,城市公共產品由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提供[7]。還有土地征用制度也對農民存在著的明顯不公平,農民合法權益被大量侵占。這些因素都是造成城鄉差距的重要原因。
另外,城鄉要素不是完全自由流動,這不但阻礙了城鄉經濟的更快發展,也阻礙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的程度和步伐。
許多發展理論認為,勞動力從邊際勞動生產率近乎為0的農業轉移到非農部門,可以通過縮小兩個部門的邊際勞動生產率差別來縮小農村和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勞動力流動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一種重要機制。但是,現實卻出現了勞動力流動規模與城鄉收入差距同時擴大的情況。蔡昉(2005)對此作出的解釋是:如果勞動力流動不足以形成足夠大的力量,將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供給曲線向右下方移動,或者農村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曲線向右上方移動,或者甚至發生相反方向的變化,在勞動力流動發生的情況下,城鄉收入差距也仍然會保持甚至擴大。林毅夫等(2004)通過估計遷移者對收入差距的反應彈性,認為遷移的確是一種縮小差距的機制,但他們同時也觀察到,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區過快的發展速度,目前的遷移規模仍然不足以縮小現存的收入差距。
在城鄉要素流動方面,從理論上講,二元結構理論,只談到了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轉移,從而縮小城鄉差距,卻沒有討論城市居民往農村轉移的問題。實際上,目前我們的人員流動主要是農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轉移,并且這種轉移還不是充分的、自由的,還受到很多的制約,勞動力的流動不是理論上的自由流動。因此,導致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不能轉移到城市,轉移到城市的人口也不能完全享受到城市的同等待遇,致使轉移人口擁有的農村資產沒有退出來,沒能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另外,由于國家的土地政策等制度約束,城市的人口基本上不能往農村轉移,導致那些在農業方面有專長和愛好的城市居民不能進入農村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樣導致了城鄉人力資源都沒有得到有效合理的利用。由此可見,城鄉差距懸殊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1.城鄉市場資源配置機制不完善,城鄉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動,尤其是城鄉勞動力要素流動受阻,得不到有效配置。
2.城鄉空間作用機制不能完全形成,市場主體不能根據市場收入在城鄉自由選址,致使城市向周邊農村在空間上的擴散步伐受阻。
3.城鄉公共產品投入機制不完善,致使在農村居民收入本已低于城市居民的情況下,農村居民獲得相同生活條件的生活成本又大于城市居民,從而加劇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
4.城鄉社會保障機制有欠缺,致使在農村居民收入本已低于城市居民的情況下,城市居民獲得同等條件下的福利保障補貼大于農村居民,使本已在收入上與城市居民相比差距懸殊的農村居民雪上加霜。
三、統籌城鄉經濟發展機制的構思
區域政策決定區域居民的政策性收入,影響區域的經濟環境,并且也對所在區域居民的市場性收入產生影響。
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城鄉經濟差距之所以一直這么大,甚至越來越大,原因就在于沒有很好地對城鄉建設進行統籌規劃,城鄉的政策性收入不一樣;同時,又不能使城鄉要素真正的自由流動,尤其是勞動力的流動受到嚴重的阻礙,致使資源無法得到有效配置,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難以縮小。
統籌城鄉經濟發展的目的不僅僅是要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縮小城鄉居民的差距,而且要充分利用城鄉要素資源,促進城鄉共同發展。因此,統籌城鄉經濟發展,不能寄希望于某個領導或某個領導班子,不能指望行政命令來強制執行,而應該從問題的根本入手,在遵循經濟發展規律的前提下,構建城鄉共同發展、縮小差距的機制。總的說來就是應該允許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同時,統籌城鄉政策,對城鄉建設進行統籌規劃。鑒于此,筆者認為統籌城鄉經濟發展應該從以下幾個“機制”入手。
1.要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要素資源配置的市場機制,讓城鄉要素資源在市場機制作用下自發流動,實現收入最大化目標下的有效配置,使居民城鄉市場收入均等化。
2.要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公共產品投入機制,使城鄉公共產品均等化。目前主要是增加農村公共產品投入,以使農村要素資源能夠得到更有效的利用,降低農村居民獲得城市居民同等生活條件的生活成本,同時也為農村居民自身能力、素質的提高提供更為有利的條件,從而使農村居民獲取市場收入的潛力和能力得到改善和提高。
3.要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社會保障機制,使農村居民能夠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權利,獲得相應的福利保障補貼。目前急需要做的是縮小、甚至均等城鄉福利保障補貼。
第3篇：城鄉教育差距現狀范文
關鍵詞：公平視域 城鄉學前教育 發展差異
針對我國城鄉學前教育發展差異的現象，需要采取有效的辦法予以改善。從教育公平的角度出發，聯系城鄉學前教育發展現狀，深入進行思考研究，尋找平衡我國城鄉學前教育發展的策略，為城鄉幼兒提供公平的教育平臺，真正讓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打破城鄉差距的阻礙。公平視域下我國城鄉學前教育任重而道遠，需要在實踐當中不斷的改進和完善，對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
一、我國城鄉學前教育發展差異
（一）教育機會不平等
城市學前教育與農村學前教育的差距十分明顯，這與城鄉地區的經濟發展有著很大的聯系，城市地區幼兒園數量多，孩子接受教育的機會與選擇也就更多。而農村地區幼兒園數量較少，無法獲得與城市同樣的教育選擇和機會，這就導致了城鄉學前教育機會不均等。城市兒童獲得學前教育的機會要遠遠高于農村兒童，甚至還有部分農村地區的兒童沒有學前教育的機會，無法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這是我國城鄉學前教育發展不平等的重要體現。換句話說，城市學前教育的起點要高于農村學前教育。無論是教育資源還是教育待遇，城市都要優于農村，進而城鄉學前教育的差距由此而拉開。城鄉教育機會不平等，是新時期我國城鄉學前教育發展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二）資金差距
城鄉學前教育發展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差距，與經濟發展有著直接的關系。農村學前教育受到經濟條件的制約，在教學資源投入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存在明顯的不足。反觀城市，憑借其良好的經濟條件，擁有充足的資金投入到教學資源投入和基礎設施建設當中，城市兒童享受到更為優質的教育資源和教育待遇，教育效果也自然十分顯著。農村地區則由于資金匱乏，在學前教育方面的資金投入力度不夠，和城市學前教育的差距也就體現出來，難以保證城鄉學前教育的公平與均衡。
（三）師資力量差距
在師資力量方面，城市學前教育教師的學歷和職稱符合學前教育的標準，而農村學前教育的大部分專任教師沒有相關的職稱且學歷較低。在學前教育當中，師資力量的差距突出的體現出來。城市學前教育擁有強大的師資隊伍，擁有先進的教學理念，能夠正確的指導和教育孩子。而農村學前教育則因為教師教育水平不高，在教學方向上很容易產生偏差，會直接影響到孩子的學習與成長。因此，面對我國城鄉學前教育發展差異，需要從農村學前教育著手，加強師資力量建設，為孩子提供更為優質的教育資源，拉近城鄉距離，促進城鄉學前教育的均衡發展。
二、公平視域下城鄉學前教育的均衡發展
（一）加大農村學前教育的扶持力度
公平視域下城鄉學前教育的均衡發展，需要以城市學前教育為目標，加大對農村學前教育的扶持力度。國家相關部門需要在教育資金上給予農村學前教育足夠支持，引進先進的教育資源，加強學前教育基礎設施建設。增設農村幼兒園，讓農村兒童享受和城市兒童平等的教育機會。學前教育建設的重點應當落在農村，以實現城市與農村的學前教育均衡的目標。在各方的幫扶下，農村學前教育將會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農村學前教育迎來了新的曙光。
（二）師資隊伍建設
加強農村學前教育師資隊伍建設，以全面提升學前教育水平，以改善師資力量的不足以及學前教育質量低的問題，以城市看齊，強化農村幼兒師資隊伍建設。借鑒城市學前教育的教學經驗，改進教育方法和模式，為孩子創造良好的學習和成長的環境。對于學前教育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師的職稱和學歷必須滿足任教的標準。國家教育部門應該根據根據農村地區的實際情況，為其分配高水平和高水準的教師，定期進行教師培訓，不斷的學習、積累和總結經驗，進而全面提農村學前教育水平。
（三）城鄉互助
在加強對農村學前教育的扶持的過程中，除了國家政府部門的資金支持以外，城市的幫扶也是有利的支持，為農村提供其學前教育的豐富經驗，積極的幫助農村地區學前教育的開展。城鄉幼兒園形成幫扶的關系。城市幼兒園將優秀的學前教育教師派遣到農村，將先進的教育經驗和理念帶到農村。而農村幼兒園教師到城市優秀幼兒園當中去“取經”，了解城市幼兒園的辦學情況，以作為經驗應用于農村學前教育當中。在城市的帶動下，農村學前教育正在隨著城市學前教育的腳步不斷的發展與進步，城鄉學前教育的差距正在不斷的縮小，進而滿足公平視域下我國城鄉學前教育發展要求。
三、結論
作為基礎教育重要的一部分，學前教育的有效開展，對孩子的學習與成長有著重要的影響。基于公平視域下我國城鄉學前教育發展，存在著十分明顯的差距，城鄉學前教育的均衡發展是重要的任務和目標。根據城鄉學前教育的具體情況，采取有效的辦法和措施，扶持農村學前教育，縮小城鄉學前教育之間的差距，實現公平視域下城鄉學前教育的均衡發展。
參考文獻：
[1]李歡歡.試論城鄉學前教育均衡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J].基礎教育研究，2012，（13）：7-10.
[2]洪秀敏，羅麗.公平視域下我國城鄉學前教育發展差異分析[J]. 教育學報，2012，（05）：73-81.
第4篇：城鄉教育差距現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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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白菊紅.農村人力資本積累與農民收入分配機理研究[D].2002
[4][美]西奧多?W.舒爾茨著.蔣武，張蘅譯.人力資本投資――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90
[5]張曉峒.計量經濟分析[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第5篇：城鄉教育差距現狀范文
關鍵詞：城鄉 居民收入差距 戶籍制度 對策
一、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的現狀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伴隨著城市與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的絕對增長，我國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問題一直存在。雖然最近幾年，隨著國家一些政策的出臺，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加快，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所降低，如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由2007年的3.33減小到2011年的3.13，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處于一個較高的水平，它嚴重影響到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成為擺在我國前進道路上的一個巨大障礙。
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不利影響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會阻礙我國經濟的發展，造成社會動蕩不安。在此，主要闡述城鄉收入差距過大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
1.不利于增加國內消費
根據凱恩斯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城市居民隨著收入的增加，邊際消費減少，尤其是耐用品需求的基本飽和，出現了消費疲軟的現象，其消費水平在提高到一定程度上時會趨于穩定，會把多出來的財富轉化為儲蓄；而農村居民雖然在低收入水平下具有較高的消費傾向，但由于總體收入水平不高導致購買力不足，阻礙了消費的增長。由于收入分配不均，社會整體消費傾向較低，這會導致有效需求不足，不利于增加國內消費。
2.不利于我國經濟結構尤其是需求結構的調整
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情況下，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會導致以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的萎縮，進而會導致以農產品等為主要原料的工業和后工業也會隨之萎縮，從而社會總產出會下降，導致物價上漲。這將會是一個惡性循環，會進一步導致收入差距，使得那些收入比較低的行業進一步受挫，而那些依賴這些低收入行業的其它行業會受到進一步的沖擊，最終會導致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的崩潰，給社會帶來很嚴重的后果。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是阻礙我國經濟結構和需求結構調整的一個主要因素。我國投資率過高，世界平均水平為20%左右，而我國在40%左右，由此導致我國投資拉動力度過大，消費拉動作用較小，而且，在消費不足的情況下，進一步的投資會進一步加劇產能過剩，進而阻礙經濟持續發展的進程。
3.不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收入差距過大會導致有效需求不足，阻礙經濟的持續發展。近年來，居民消費在GDP中占的比例持續下降，而社會投資占GDP的比重卻持續上升。然后本質上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如果沒有消費需求做引導的話，GDP增長的的后勁會不足。而追根溯源，消費比例持續下降的原因是利益差距的過度擴大，從而導致總體消費水平不高，影響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原因分析
1.國家政策方面的原因
建國之后，國家政策一度向城市傾斜，這些政策在為城市發展提供動力的同時造成了城鄉的發展差距，這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的主要原因。
1.1使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在市場機制作用下，資本會自動流向所獲效益大的城市，然而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迫使農村剩余勞動力滯留在農村。城市工業發展迅速，其規模不斷擴大，從而對勞動力的需求也不斷增加，然而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向城市，這樣，城市居民能普遍就業，且工資不斷上漲，而農村有大部分居民處于隱形失業狀態，即除了農忙季節其余時間都賦閑在家。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在使城市居民獲得較高收入的同時限制了農民增收，拉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1.2國家采取了二元化的工業發展政策，即從農業發展中抽取資金以支持城市工業發展，如建國初期實行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以及低價出口農產品以進口先進的工業設備。
1.3國家對城鄉的財政投入差距較大。首先，政府為城市提供了很多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居民不用承擔公共物品開支且能享受到公共物品所帶來的便利，而農村居民需要自己承擔一部分公共物品開支且公共物品不齊全。其次，由于農產品的獨特性質，需求彈性小，但經濟價值不高，而且很容易受自然災害的影響，在世界上，無論發達或者發展中國家，都會對農業有很大的扶持。而我國對農業的扶持力度和保護力度明顯比較低。
2.城鄉教育和就業制度差異，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
城鄉教育水平的差異導致了城鄉居民人力資本差異。我國在農村的教育投資明顯不足，農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教育落后導致農村居民知識貧乏，思想觀念落后，總體素質普遍偏低。相反，城市教育投資高，教學設施完備，有良好的教育環境和條件，受教育程度高的城市居民其總體素質普遍較高。在知識經濟時代，個人素質較低的農村居民其收入會明顯低于個人素質高的城市居民。更為重要的是，農村投資培養出來的高素質人才很大一部分是留在城市，這對農村是極大的損失，無疑拉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另一方面，我國勞動力相對過剩，企業對來自農村的勞動者采取歧視性待遇。農村勞動者相對于城市勞動者來說在求職時會處于劣勢地位，只能從事一些低報酬且城市勞動者不愿意從事的職業。不僅如此，農村勞動者的工資增長幅度也遠不如城市勞動者，還會被拖欠工資。所以，農村居民其工資性收入遠遠低于城鎮居民。就業方面的差距也導致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
3.城鄉不公平的社會保障制度強化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很不完善，雖然國家在城鎮逐步建立了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但在農村，不僅社會保障覆蓋面窄，而且保障水平偏低，社會保障體系很不健全。前面提到，城鎮居民的第二大收入來源就是轉移性收入。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轉移性收入為5708.58元，占人均總收入的23.80%，這源于城鎮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而與此相對應的是，2011年農村居民人均轉移性收入僅為563.32元，占人均純收入的8.07%。由此可見，不公平的社會保障制度加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四、縮小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議
1.改革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并完善相關法律制度以保障農民工權益
要改革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打破戶籍制度對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的限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使農民往第二和第三產業轉移。另外，完善勞動法相關法律制度，建立專門代表農民工利益的農民工會，提高農民工的社會地位，就拖欠工資和歧視待遇與雇主進行交涉，為農民工爭取應有的權益。
2.推進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建設
如今，我國城市取得了較快發展，工業化也有了很好的基礎，應當將發展的重心移到農村。鼓勵城市企業尤其是那些勞動密集型和自然品深加工型企業轉移到農村，以推進農村工業化、產業化建設。城市企業轉移到農村，不僅可以充分吸收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而且農產品深加工型企業可以推進農業產業化建設，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另外，工業的發展會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形成一條產業鏈，健全農村市場，共同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
3.加大農村教育投入，提高農村教育水平
要切實提高農村居民收入，必須真正提高農村居民自身能力，因此，首先政府應增加對農村的教育投入。教育是民族振興和社會進步的基石，同時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教育落后是農村地區經濟落后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我國很多農村地區，九年義務教育并沒有得到充分普及，由此可見我國農村地區的教育投資遠遠不足。國家應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資力度和強度，提高農村教師的工資水平和福利，這樣才能吸引優秀教師來到農村，提高農村學校的師資水平。其次，要鼓勵從農村走出去的大學生回到家鄉，為建設新農村獻言獻策，貢獻一份力。最后，要加強對農村居民的職業技能培訓，引導農村居民充分利用先進知識和技術，提高自身能力，獲取更高的收入。
4.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能夠調節收入分配，為此應當建立起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大社會保障覆蓋力度，提高社會保障水平。一方面，要拓寬農村社會保障資金來源，并保證資金專用，不得被挪作他用；另一方面，要在農村建立起完善的以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等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
5.綜合調控手段
在實際應用方面，還可以采取調節稅收、加大對非常態高收入階層收入的監管、對低收入者實施保護扶持政策、加快西部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的步伐、加強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增加對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等措施。要想減小城鄉居民收入，必須綜合各個方面各個因素，多管齊下，并且在人們心中樹立足夠的信心，讓人們看到共同富裕的美好未來。
參考文獻
[1]劉杜建，徐艷.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形成原因及對策研究[J].財經研究，2004，30（5）：93-103.
[2]安玉雪.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的原因及其解決途徑探討[J].生產力研究，2011（7）：110-111.
[3]蔣國建.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原因分析的國內文獻綜述[J].中國集體經濟，2008（3）：14-15.
第6篇：城鄉教育差距現狀范文
自兩年前中國政府宣布“基本普及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之后，許多擔心中國農村教育問題的人士似乎松了一口氣。但是透過表面的“達標”我們會發現，農村的教育狀況并沒有登上一個“新的臺階”。相反，在并沒有根除導致問題的根源而又遭遇農村稅費改革等新的制度環境時，它變得似乎更加突出了。只是問題的表現形式不同而已。
首先，“基本普及”這一含糊的語義背后所隱藏的問題是，在15%的人口——大約為1億8000萬人——所居住的區域還遠沒有普及，這也就意味著每年有數百萬少年兒童作為共和國的公民難以充分享受他們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即以官方公布的“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9.1%來看，由于學齡兒童的基數過于龐大，沒有入學的0.9%的兒童數量實際上超過了110萬人。這龐大人群的絕大多數當然是在農村，他們將成為未來的新文盲。
第二，正如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各地政府的作為所顯示的那樣，這種“普及”是在壓力型體制下“沖刺”的結果，一些縣鄉政府為了達成這一目標使用了各種手段，包括“弄虛作假”這一經典式的法寶。而不擇手段的結果是導致了許多后遺癥，比如許多鄉鎮所背負的沉重的“教育債務”，此外還包括入學率的下降和失學率的反彈。兩年前的一項抽樣調查表明：在已經通過“普九”驗收的1242個縣中，失學率超過5%的有209個縣，超過10%的有63個。在中西部，初中生輟學是一個帶有全局性的問題。而湖南省有關部門今年夏天對6個縣市的一項調查表明，農村貧困生的失學率高達30.4%（其中小學為39.7%，初中為20.0%），農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其中貧困家庭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竟高達92.1%.
第三，從1986年《義務教育法》頒布之后到2000年實現“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間，總計有1億5000多萬少年兒童完全沒有或沒有完全接受義務教育。這其中包括未入小學的近3200萬人、小學階段失學的3791.5萬人、小學畢業后未能升學的5000多萬人，以及初中階段失學的3067.6萬人。這一龐大人群的一部分顯然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顯示著他們的存在：從國家今年公布的“8500萬青壯年文盲”，到各地以種種暴力手段威脅著社會的低文化層青少年犯罪。這些事實尤其需要教育行政官員們的深刻反思，同時也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面耀眼刺目的鏡子。
2，城鄉教育對比：差距究竟有多大
農村教育問題的另一個表現在于同城市的比較。這方面的直觀感受往往會讓有良知的人痛心疾首：從北京市某所花費3億元人民幣建設的小學，到貴州、甘肅乃至于距北京數十公里內存在的“危險校舍”；從城市的“中產階級”或“白領”們每年要花費數千元去培養其子女的“綜合素質”，到農村那些尚未實現溫飽的家長們要為籌集數十元的學雜費而一籌莫展；從城里重點小學或“實驗小學”的教師們到“新馬泰”去度假旅游，到廣大農村里的多數教師領不全他們每月的薪水……新世紀的天空下“農村中國”與“城市中國”的兩幅圖景，的確顯得“光怪陸離”，讓我們看到城市教育的虛假的繁榮和農村教育的真實的危機。
不過，僅憑直觀感受來評說城鄉教育差距可能會被一些“權威人士”指斥為以偏概全。為此我這里提供兩個系列的重要數據，即城鄉各教育階段升學率的差距和城鄉中小學生人均教育經費的差距，以此來進行全面的觀照。
就教育機會的差距而言，在小學階段，除了因高度殘疾而無法入學的極少數情況之外，幾乎100%的城市學齡兒童都進入了小學，而農村每年尚有100萬左右的兒童沒有入學。在初中階段，在《義務教育法》公布之前的1985年，與城市的小學畢業生幾乎全部（升學率為101%）升入初中相比，農村小學畢業生的升學率只有64%，其中貴州、廣西和三省區農村不到50%.到1999年，農村的升學率上升到了91%，但低于90%的省區仍有15個，其中貴州和內蒙分別為72.4%和75.7%，更只有38.1%.全國則有130萬的農村少年在小學畢業后即走向社會成為“勞動力”。
義務教育階段城鄉教育機會的差距，到了高中階段進一步擴大。從初中畢業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來看，城市的升學率從1985年的40%提高到了1999年的55.4%，而同期農村則從22.3%降到18.6%，兩者的倍數差從1.8倍擴大到3倍，絕對差從17.7個百分點擴大到36.8個百分點。而許多省區內部的城鄉差距要大于全國的情況：1999年，城鄉差距超過3倍的省區達15個，超過4倍的有5個。安徽和貴州省的城鄉差距都在3.6倍（分別為55.7%：15.4%56.2%：15.4%），湖北達到3.9倍（71.4%：18.4%），山東（72.3%：16.8%）和河南（57.4%：12.9%）則分別達到4.4倍和4.5倍。在上述省區，城市的升學率都超過了全國城市的平均數，而農村的升學率則低于全國農村的平均數。
關于大學階段的城鄉教育差距，可以用學生的城鄉分布來對比。據對1989全國高校錄取的61.9萬名新生的統計，來自農村的學生占總數的44%，城市的占56%.以各自出身的人口母體為基數來換算，可知當年大學階段城鄉教育機會的差距為4.9倍。而隨著高中階段城鄉教育差距的擴大和近年來高等教育“高收費”的影響，相信這種差距90年代末之后進一步擴大了。不過，由于缺少全國的數據，我們難以給予量化。而從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1999年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的情況來看，來自農村的學生只有902人，占總數的17.8%，這與同年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近70%形成鮮明對比。通過計算可知，在這兩所生產“精英中的精英”的著名學府，城鄉之間教育機會的差距，若以城鄉高中畢業生的數量為基數，可以量化到7.7倍；如果以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為基數，則可以量化到10.3倍！
讓我們再來看看城鄉之間因教育資源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在校生人均教育經費的差距。它在相當程度上涉及教育質量問題。
就全國范圍而言，1993年，城市小學生的人均經費為476.1元，農村為250.4元；城市初中生的人均經費為941.7元，農村為472.8元。差距分別為1.9倍和2倍。到1999年，兩者的差距都擴大到3.1倍，絕對金額分別為1492.2元：476.1元和2671.2元：861.6元。
如果將比較的單元下放到省級行政區，城鄉之間的極差將更加突出。1993年，上海市（包括所屬郊區）小學生的人均經費高達879.2元，而安徽農村只有125.6元，相差7倍；北京市初中生的人均經費為2157.7元，貴州農村僅為214.1元，相差10倍以上。至1999年，極差進一步拉大，小學生的城鄉差距擴大到11倍（上海市3556.9元：貴州農村323.6元），初中生的城鄉差距則擴大到12.4倍（北京市5155.2元∶貴州農村416.7元）。
而同一省區內部城鄉之間也同樣存在著巨大差距。以貴州為例，在整個90年代，其城鄉小學生的人均經費差距都在3倍，初中生都在4.2倍。鄭州市1999年小學生的人均預算內教育經費為河南省農村平均額的5.9倍，相當于滑縣農村的14.7倍；關于初中生的情況，最高的新鄉市與全省農村的平均數相差5.9倍，與最低的延津縣相差11.4倍……
3，教育財政改革：“以縣為主”的局限
應當看到，城鄉之間的巨大教育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城鄉經濟差距的結果。但同時也必須承認，它是教育資源的汲取和分配制度即“分級辦學”制度的必然歸結。
自1985年實行的以鄉鎮為主的“分級辦學”制度，作為一項至為重要的公共政策，未能起到統一調配資源以確保全體適齡人口平等地享受義務教育權利的作用，而是在單純強調發揮地方“辦學積極性”的邏輯下，將應該由政府、社會和家長共同承擔的義務教育的“義務”主要轉嫁給了農民，將理應由各級政府共同承擔的責任主要轉嫁給了鄉鎮和村。其結果是，不僅給廣大的農村和農民造成了沉重的負擔——1985—1999年間向農民提取的“教育費附加”總額超過1100億元，1993～1999年間向農民征收的“教育集資”超過516億元；鄉鎮財政則普遍成了“教育財政”——，而且進一步強化了城鄉分割的二元教育制度。它不是將城鄉之間的經濟差距在教育層面上縮小，而是將其擴散和放大，從而造成了農村教育的遲滯和城鄉教育差距的擴大，農村少年兒童的失學和教師工資的大面積拖欠也隨之變成了幾乎不可逃脫的“宿命”。
所幸的是，在“分級辦學”制度運行了16年之后，它的弊端終于得到了承認——雖然是一種誰也不負責任的默認——。去年6月，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農村義務教育實行“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新體制。今年4月26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強調要實現兩個轉變，即把農村義務教育的責任從主要由農民承擔轉到主要由政府承擔，把政府的責任從以鄉鎮為主轉到以縣為主。5月中旬，國務院辦公廳又在相關文件中對“以縣為主”作了詳細規定，其核心是縣級政府負有確保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責任，即通過調整本級財政支出結構，增加教育經費預算，合理使用上級轉移支付資金，做好“三個確保”（即工資發放、公用經費、危房改造及校舍建設），而鄉鎮不再承擔義務教育投資責任的重壓。新體制運行一年之后，據新華社的報道說，全國已有75%的縣市實行統一發放教師工資，今年內則要求全部推行到位。
上述轉變應該說是一個較大的改進。在縣這一級更大的行政區域內調度教育資源，較原來的制度有利于提供農村教育資金，有利于減輕鄉鎮政府和農民的負擔，也有助于緩和鄉鎮政權因向農民攤派教育經費而造成的緊張和沖突。不過，進一步的分析會使我們發現，縣一級財政的實力決定了這一新的制度的先天缺陷，由此不能抱過大的期望。
在現有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下，縣級財政所占份額很小，加上鄉（鎮）級財政也只超過全國財政收入的20%（中央政府占51%，省和地市兩級占27%）。在現有的2109個縣級行政區域中，財政收入超億元的縣不足600，包括574個國家級貧困縣在內，財政補貼縣多達1036個（均為1999年數據）。大部分縣連維持“吃飯財政”的水準都困難，一些縣全年的財政收入甚至不夠用于教育的支出。
基于此，絕大多數縣級財政顯然無法擔當教育經費投入主體的責任。進而言之，“以縣為主”仍然沒有擺脫教育上城鄉分割的格局，因為縣級行政區域仍然屬于“農村”，從鄉鎮為主到“以縣為主”，只是在農村內部調整教育資金的汲取和分配方式，并不能從根本上改善農村教育的基礎條件，縮小近20年來越拉越大的城鄉教育差距。從對這項制度的最大預期來說，“以縣為主”的教育財政可能緩解一縣之內教育上“貧富不均”的情況，但卻難以改變一個市或地區內部、一個省區內部、以及全國范圍內極端“貧富不均”的局面，無法消除城鄉之間教育的天壤之別。
中央政府似乎試圖通過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和對貧困地區教育援助的力度來解決“以縣為主”后農村教育財源不足的問題，但迄今為止，努力遠遠不夠：“十五”期間總的投入額度只有330億元，包括總計50億元的“國家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工程”資金；每年50億元用于中西部貧困地區中小學教師工資發放的專項資金；30億元的“中小學危房改造工程”資金（2001-2002年）。這些資金只相當于數年之前國家和地方政府一年內對農民收取的“教育費附加”和教育集資的收入。而即便將所有資金——不再出現中途截留——都用于國家級貧困縣，每縣每年能夠分得的部分也只有1000多萬元，最多能解決“吃飯”問題。有鑒于此，有必要采取更大的舉措來加以調整。
一是從教育平等和縮小城鄉教育差距的理念出發，限定義務教育階段教師工資水平和生均公用經費、教學設備的最大差距，以確保農村義務教育條件的改善和城鄉義務教育階段差距的縮小。參照目前的現狀，生均公用經費差距在全國范圍內不應超過2倍，在同一省區內不應超過1倍，教師工資水平也應以不大于上述倍數為宜。當然，確定最大差距并非要將城市中小學的現有條件和教師收入砍下來，而是大幅度提高和改善農村的辦學條件。
第7篇：城鄉教育差距現狀范文
［關鍵詞］居民收入；城鄉差距；建議
［中圖分類號］F2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31-0124-02
1 城鄉居民收入的現狀
從基尼系數的反映情況來看,改革開放前我國的基尼系數是0.25,2002年已經達到0.454,提高了80%,而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城鄉差距。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經歷了從擴大到縮小,又從縮小到擴大的趨勢。如果用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相比的話,從國際一般情況角度出發,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是農村居民的1.7倍,而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一直超過這一標準,1978年這一比例為2.57∶1,1985年達到最低點1.8∶1,1997年為2.47∶1,2001年繼續擴大,為2.9∶1,2003年擴大到3.23∶1,2004年為3.2∶1。但是這個結論并不能真實地反映城鄉居民間的收入差距,因為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沒有包括城市居民能夠享有的各種實物性補貼(醫療保險、失業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等),如果把這些考慮進去的話,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要達到4～5倍,甚至更多。
2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對社會產生的影響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中,合理的差距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起到促進作用,反之則產生負面效應。考慮到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較大,所以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對社會產生的影響以負面效應為主。
2.1 正面促進作用
（1）促進農業的發展。當城鄉居民收入達到工業化所需要的水平時,企業能夠在農村用最理想的價格獲得工業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從而促進工業的發展。而留在農村的勞動力則能夠獲得更多的農業資源,在現有的生產條件下,合理進行資源配置,推動農業的發展。
（2）使農民向城鎮居民轉變,提高農民素質。城鄉收入的適度差距可以吸引更多的農村居民來城務工,一方面會促進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由農民變市民,使其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明顯提高；另外農村居民可以接受城鎮居民的先進思想和先進科技手段,在提高勞動水平的基礎上提高了勞動素質。
2.2 負面效應
（1）影響社會穩定,抑制經濟發展。經濟發展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農村的穩定對社會穩定起著關鍵作用,因此,沒有農村的穩定,經濟就不會得到長久的發展。我國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70%,是社會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合理與否,會對社會穩定產生直接影響。當今社會貧富差距偏大,收入分配不合理對社會秩序存在隱患,貧困階層不斷擴大,必定會引發社會成員對社會的不滿,進而帶來社會問題,造成社會局勢的不穩定,最終影響經濟的發展。
（2）影響農村消費水平。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會影響農村消費市場的擴大,造成農村購買力偏低,難以促進經濟的發展,從而影響全國經濟的發展。
（3）造成農村教育水平投入不足。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擴大會導致農村教育投入不足,而這一情況又會反作用于農村居民素質,使農村居民收入缺乏有力的保證。要想提高農村居民收入,首先要提高其受教育水平,只有加強人力資本投入,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居民收入難的問題。
3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產生的原因
(1)收入不均衡。行業壟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此行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但是,另外會造成城鄉居民收入間的差距。由于行業壟斷是由政府主管部門主管,再加上一些行政體制的影響,使得該行業的人員幾乎都成為高收入者。受行業壟斷的影響,其不符合市場發展規律,忽視市場的調節功能,是壟斷行業和非壟斷行業出現了收入上的差距。再加上權勢在收入中的影響,使得收入形式嚴重變形。這些不平衡因素都成為影響城鄉居民收入的重要方面。
(2)城鄉戶籍制度的影響。城鄉戶籍制度是計劃經濟留下的產物,也是劃分城鄉的基礎,符合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它已不再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協調發展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
(3)市場操作不規范。在市場機制尚不健全的情況下,保證市場操作規范的前提是法律制度的先導作用。由于我國當前的法律制度還存在不健全以及執法不嚴的情況,使得非法收入大量存在,而且由于市場操作不規范,造成城鄉信息不全面,這種情況下會引起農業布局的不合理,從而造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
(4)受教育機會不平等。在社會中,受過高等教育人員的收入水平明顯高于未受教育人員的收入水平,由于軟硬件投入不足,尤其在農村地區,這顯然剝奪了農村居民的受教育機會。中央政府部門掌管主要財力,但在義務教育經費上只承擔一小部分,而絕大部分是由財政力量薄弱的縣鄉及政府承擔,而實際上縣鄉的財政收入是對農民的征收,這無形中增加了農民的負擔,而城鎮居民則不需要繳納這部分費用,這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城鄉居民間的收入差距。
4 縮小城鄉差距的措施
(1)完善法制建設。逐步完善法制建設,依靠法律的強制性作用,嚴格管理政府官員的瀆職和壟斷行為,保證參與機會的均等,嚴厲打擊不正當競爭行為,通過反壟斷法律法規,逐步消除壟斷,降低壟斷行業的準入標準,促進資本的合理流動,消除非法收入滋生的環境,縮小同行業間的收入差距。
(2)改革城鄉戶籍制度。改革城鄉戶籍制度的目的是為了使人們享有同等的權利,它的本質是消除由于戶籍制度帶來的種種差別,實現城鄉居民享有發展機會的同等權利,以及社會地位的平等,使戶籍只承擔人口的管理職能,不再和經濟利益相聯系。
(3)加大對農村的資金投入。農村的發展速度比不上城鎮的發展速度,這和資金的投入多少是離不開的,因此,要想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加大對農村的投入力度是必不可少的。要加大對農村的資金投入,確保農業生產的基礎設施的充足,增加技術引進,發揮政府的導向作用,同時,要改革農村金融體制,提高金融行業的服務水平,廣泛吸收閑散資金和外資,擴大農業資本投入,通過各種投入,逐步完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的保障制度,為農民創造一個和諧的發展環境,使他們的生活有所保障。
第8篇：城鄉教育差距現狀范文
一、我國教育公平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盡管近年來，在教育大發展的環境下，各地的教育差距依舊十分顯著，且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之間的差距仍在擴大。沿海發達地區與西部貧困的少數民族自治縣的教育差異很大。在我國東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之間，小學入學機會平等較令人滿意，但少數民族自治縣初中入學率問題比較突出。隨著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少數民族自治縣和農村教育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整體仍然落后，教育機會不均等的現象突出。
我國地域性差異造成我國教育嚴重失衡，最主要的表現就是我國東西部差異。西部地區地域遼闊，但其惡劣的自然環境造成經濟發展缺乏凝聚力。從實施西部大開發以來，西部省市的經濟發展水平都超過了以往最高水平。但從近幾年經濟發展現狀來看，東西部之間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而且其增長率還呈現出逐年擴大趨勢。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較快，經濟實力強，對教育的重視程度高，對此投入的款項也較多，而在西部落后地區，因其經濟落后，很難拿出專款發展教育，導致西部現實教育暴露出眾多問題。
基礎教育公平不僅表現在東西部差異上，在城鄉之間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經濟因素的差異最直接影響城鄉教育的公平。城鄉之間的教育資源也存在著很顯著的差距。農村中小學校的校園設施不完備，教學硬件不能滿足學生的需求。
二、教育機會不平等的原因
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得到了迅猛發展，但是由于歷史原因、地理條件和國家政策等原因的影響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問題十分突出，而教育發展直接受經濟影響，特別是區域財政的支持。經濟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緩慢，無法適應社會的飛速發展，地區教育也受限于經濟的發展水平，造成了教育發展的巨大差距。歸根結底，教育不公平是經濟發展不均衡導致的。
學校的教學資源配置不合理，重點學校依靠本身的優勢，享受著優質教育資源，享有特殊的不公平的教育資源優先政策。在西部偏遠地區、少數民族聚集區經濟落后，教育發展水平低，各方面都無法和重點學校相比，又無法享有很好的教育資源配置，這如同惡性循環一樣，直接導致了教育資源配置的差距越來越大。錄取分數線和錄取率不公平，給一些小城鎮和農村地區的學生接受平等教育造成阻力，人為地加大了城鄉、區域差距。高校招生中的“定向生”、“保送生”、“專升本”等，也是制造教育不公平的源頭。
各種的政策制度的不完善，也直接導致了基礎教育的不公平。國家政府的不同政策取向，往往加劇現實社會中的教育不公現象。對于歷史形成的經濟、教育發展差距來說，改進政策調整、制度完善來增進社會教育公平，是比較容易實現的。因此我們要重視教育中的政策因素，促進教育公平的實現。
三、在改革發展中擴大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的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核心。當今社會，教育公平直接影響到我國經濟的發展程度。社會現代化經濟發展的提高以及公民權利意識敏感度的提高，之前低水平下的教育已被打破。我國社會正步入一個關注社會公平和教育公平的新進程。教育在地區經濟發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主導作用，在我國農村和經濟落后地區，優先加大教育投入，普及發展教育，對于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公平原則的實現，能夠得到最高的投資效益。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價值在教育領域的體現，主要包括教育權利平等和教育機會均等。通過發展教育，促進教育權利平等和教育機會均等，通過制度改革和政策調整來實現教育公平，加大對落后地區和弱勢群體的教育扶持力度。用一切手段來發展教育擴大教育機會，縮小區域教育質量的差距。通過制度創新、政策調整來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滿足教育發展對教學資源的需求，實現城鄉初中、高中和整個高等教育的跨越式發展。
第9篇：城鄉教育差距現狀范文
國際貿易對我國區域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的快速增長，使得我國的城鄉的實際收入逐漸的增長。但隨著收入水平的不同，我國的城鄉差距逐漸的增大，導致經濟的發展受到阻礙。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逐漸的擴大，使得我國的經濟發展受到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面臨嚴峻的考驗，縮小城鄉差距至關重要。本文將在國際貿易的角度進行實際分析，分析國際貿易對城鄉差距的影響。
一、國際貿易與城鄉收入差距現狀分析
改革開放，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增長，同時國際貿易水平的也得到了極大程度的發展，呈現出平穩增長的趨勢。在經濟的不斷發展進程中，城鄉的收入程度逐漸的提升，但是之間的差距卻逐漸的增大。在實際的數據的體現當中，我國的城鄉差距連續十年達到實際的經濟警戒線，使得整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受到相應，使得城鄉的分配不均，導致經濟問題的產生。
在經濟的實際發展進程中，我國的東部地區由于沿海對外貿易的發展程度較高，城鄉的收入差距較大。西部地區由于處于我國的內陸地區，則相應的差距較小。同時城鄉的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與政府的政策也有著相應的關聯，政策的約束同樣是這樣的差距產生的重要原因。但對于國際貿易對于城鄉的收入差距的影響，準確結果還存在一定的爭議。
二、國際貿易與城鄉差距實例分析
在進行國際貿易以及城鄉差距的實際實施當中，根據相關的學者的研究，在進行國際貿易的實施當中，影響城鄉收入的差距的主要變量的因素有二元經濟因素、教育的發展水平、GDP增長以及地理位置的影響。這四個變量是主要的影響國際貿易發展的關鍵因素，并將這四個變量因素進行回歸方程的帶入，實現對其進行整體的分析。
我國是幅員遼闊的國家，在實際的經濟發展進程中，內陸以及沿海地區的發展明顯的存在差距，并且經濟風格以及制度確立完全不同。這使得進行經濟分析以及城鄉收入研究的過程中出現一定的問題，本文針對實際的變量分析以及全國各個城市以及省份進行數據分析，制定出相應的回歸方程模型。
公式的在實際的表示當中體現的是總貿易量以及進出口對于城鄉收入的影響，通過這樣的方式進行實際的研究，能夠實現貿易程度以及收入差距進行有效的分析，實現城鄉收入差距的具體體現。針對四個變量應該進行實際的帶入，通過對于二元經濟進行帶入研究，實現農業以及非農業的實際的發展，通過這樣的方式進行實際的數據計算，反映二元經濟的實際發展程度。在實際的GDP的帶入當中，應該充分的考慮經濟的發展因素，通過對于經濟進行實際的對比，實現城鄉收入差距的分析。
在我國的中部以及西部地區，國際貿易對于城鄉的收入差距的影響不是十分的明顯，這就使得地方政府的影響在城鄉差距當中占據主要的地位。對于我國的東部沿海以及經濟發達地區，在實際的影響過程中政府的主要影響還不是相當的明顯。
三、國家貿易與城鄉差距有效措施
(一)改善勞動流動性
加強農村的戶籍改革，是促進城鄉差距的重要因素。對于農村居民的戶籍進行實際的管理，應該進行逐步的完善。就能行戶籍的管理不只是對于實際的戶籍進行更新，更是優化健全完善的勞動力流動力有著重要的作用，通過實際的機制實施，促進勞動力與城市的有效的溝通。使得城鄉之間的差距與交流形式逐漸的增加，促進城市社會的保障體系的完善。通過實際的城鄉之間的交流，才能夠有效的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為勞動力進城務工提供相應的便捷基礎，實現制度以及社會保障的雙重促進。
(二)加強教育程度
經濟的發展，與教育有著重要的關系。城鄉的收入差距逐漸的拉大，使得農村的實際教育面臨的著重要的考驗。在我國經濟的發展進程中，應該重視加大農村的學生的教育的投入，使得農村學生普遍接受義務教育，提升整體的知識水平與體系，為未來經濟的發展奠定基礎。同時應該大力的培養農業知識，增強進城務工人員的職業技能的培訓工作的開展。提升進程務工人員的綜合素質，并且參與國家組織的職業技能活動，增強農村的實際經濟的發展，并運用高科技以及信息化的手段進行農業生產，實現生產信息化，促進農村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縮小差距。
(三)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對于縮小城鄉的差距這一問題，應該進行及時的優化金融體系改革，促進經濟的發展。在金融體制的改革過程中，應該重視農村的各項資金的支撐，為農村的實際發展提供資金保障。建立完善的金融發展的體系，實現農村的信用融資的環境，為農村當中的資本流通提供相應的保障。同時政府應該加強調控的力度，實現資本在弄進的金融環境的以及經濟的發展中占據重要的地位，實現農村資本的改革，縮小實際的差距。
(四)優化貿易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