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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探討
馬克思既不是勞動價值論的首創者,也非與生俱來的勞動價值論者,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歷程經歷了反對(異議)到轉折再到擁護的三個截然不同的歷史階段。新的時代背景下,社會的經濟、政治、科學和文化各領域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因此,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探討也不能停留在一般的結論性的陳述上,而是要在新的時代語境下突出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形成的過程尤其是其科學內涵拓展的闡述。
一、自成一家的理論創建——科學勞動價值論的形成與解說
馬克思之前,西方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勞動價值論的研究上已經占據了開拓性的位置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在這一點上,大衛·李嘉圖提出的勞動價值論可謂達到了資產階級界限內的最高成就。然而,由于社會實踐的制約和歷史條件的局限,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缺陷和嚴重的失誤,以至于1823年李嘉圖逝世后,勞動價值論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反而被曲解和庸俗化。
受理論紛爭局面的影響,馬克思最初對勞動價值論持有異議,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才得到最終轉變。至此,馬克思展開了對勞動價值論的邏輯思考,即以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細胞—商品為邏輯起點,分析價值、交換價值作為商品基本要素的內在規定性,進而推演出貨幣是商品內在矛盾運動的結果。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形成的,勞動是價值創造的源泉,因而也是理解勞動價值論的樞紐。馬克思說:“把價值看作只是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物化的勞動,這對于認識價值本身具有決定性的意義”。[1]但是,勞動不一定形成價值,勞動也并不只限于特定的范圍和某種單一的形式。馬克思認為勞動生產力是有多種情況決定的,包括勞動者的勞動熟練程度以及“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的應用程度”,等等。可見,價值形成離不開勞動,這里的勞動既有體力勞動也有包含了科學、管理等因素的其他勞動形式。
二、各執一端的理論爭鳴——價值論相關學說的辨析與探討
李嘉圖開啟的比較徹底的勞動價值論伴隨著李嘉圖的去世逐漸式微,19世紀70年代起開啟了半個多世紀的邊際效用理論稱雄的時期。所謂效用,是指商品用來滿足人們欲望的能力。它是消費者對一切商品和勞務的一種主觀心理感覺的評價,這樣就限制了理論的適用范圍和發揮作用的效力。
馬克思肯定了效用作為經濟學的一種分析工具所具有的積極作用,同時也對理論的缺陷進行了透徹的批判。分析兩種理論的區別,主要表現在:
首先,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價值的基礎生成論,效用價值論是價值的現實決定論。勞動價值論旨在強調資本主義大工業時期,養活資本家階級甚至整個社會的是一無所有、只能靠出賣自己勞動力為生的最廣大的無產階級。生產資料、機器設備、廠房只能轉移價值,只有工人階級的勞動不僅能轉移舊價值,還能創造新價值,勞動是價值形成的基礎和源泉。效用價值論意在說明商品市場上,消費者以現有的貨幣收入,在既定的價格水平條件下,如何對商品組合進行合理的配置,從而實現消費者利益的最大化。
其次,勞動價值論是尊重勞動和投入的價值論,效用價值論是服從欲望和需求的價值論。勞動價值論關注商品的生產和形成過程,強調無產階級的勞動是價值和剩余價值形成的根本性動力,沒有無產階級超過一定點的剩余勞動,就不會呼喚出隱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強大的生產力,因而勞動價值論尊重經濟發展中勞動的基礎性作用,為勞動者爭取工資、權益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和理論武器。效用價值論強調的是商品經濟大潮中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能夠滿足消費者需求和欲望的商品就能贏得市場,實現價值,否則,摔壞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產者。
三、日新月著的理論發展——新形勢下勞動價值論的再認識
馬克思以后的一百多年,社會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提出了挑戰,應對挑戰,就需要面對新形勢和新情況,探求對勞動價值論的再認識,基于前兩部分的論述,筆者認為應在以下幾方面正確理解和深化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
1.分析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健全分配體制
在存在商品經濟關系的條件下,價值的生產是價值分配的基礎,價值創造的多少也制約著價值分配的多少,但是,馬克思提出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制度,是基于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所有權的不同情況,而與勞動價值無關。價值生產的過程中,和勞動付出一樣,其他非勞動生產要素也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單純強調按勞分配是片面的不正確的。我國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既尊重絕大多數勞動者的辛勤勞動,又兼顧了要素所有者要素投入的成本和貢獻,這樣的價值分配機制有利于各種生產資源的合理配置,也能有效調動要素所有者生產的積極性,從而形成了各種生產要素同向運動的最大合力,避免了其中出現零和效應。
2.協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資關系
馬克思描述的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固有矛盾。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資本家階級和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是兩大直接對立的階級。資本家階級的財富建立在無產階級堆積的白骨之上,勞資關系緊張,資本家階級連續的武力鎮壓和工人階級不斷的反抗、罷工充斥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過程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資關系依然是生產過程形成的基本關系,雖然“資本剝削勞動”的現象在一定時期和一定范圍內仍然存在,但是勞動者和資本所有者是商品市場上平等的主體,雙方通過等價交換的原則進行商品買賣。不僅如此,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工具的正確運用,也為維護生產者的合法權益,形成和諧的勞資關系創造了有利的社會環境。
參考文獻:
新成立之后,中國大陸界對待馬克思理論的態度,非常驚人的相似于“五·四”運動之前國人對待孔子理論的態度——一儒獨尊,一切以孔圣為準則,迷信、神化、反。
中國學的就在于這種反科學的“孔圣范式”,而非樊綱先生所說的“蘇聯范式”,也就是對馬克思經濟學的迷信、神化,一切以馬克思為標準,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為標準,并且把一切正確或被認為正確的經濟學理論都說成是經濟學,而一切不正確或被認為不正確的經濟學理論都說成是非經濟學的這種范式。近十年前,由樊綱先生《“蘇聯范式批判”》所引發的“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的討論,并沒有找到中國經濟學的正確路向。
馬克思理論的“孔圣范式”不僅是中國(大陸)經濟實踐和經濟理論的阻力,也是中國(大陸)其他一切領域向前發展的主要障礙。
一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即一九九六年,中國(大陸)經濟學屆的精英們,曾經發起過一場“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的討論,據稱,這場討論是因為樊綱先生的《“蘇聯范式批判”》而引發。
當時的背景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進行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經濟學理論遠遠落后于經濟實踐,理論界認為傳統經濟學理論(樊綱先生所稱的“蘇聯范式”)嚴重束縛著我國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和經濟實踐。這套傳統經濟學理論既不能指導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實踐,也不能解釋現實中的各種經濟現象。同時,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間,理論界出現了大批與傳統經濟學理論觀點不一致,五花八門,躍躍欲試,似乎想突破傳統理論束縛的文章。
據資料顯示,這場討論的結果(比較主流的觀點)是,中國經濟學的未來走向,要堅持以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為指導,吸收西方經濟學科學有用的東西,結合中國經濟實踐的現實,發展我國經濟學。
實際上,經濟學,即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體系,最終還是占絕對統治地位。這場討論并沒有為中國經濟學找到正確的方向。
回顧我國經濟學理論研究近二十多年,即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的,可以看到,我們經歷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即上面提到的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的“準諸子百家”時期。這個時期,思想很活躍,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觀點,有重新詮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有照搬西方各流派經濟學的,有詮釋西方經濟學的,也有自己“創新”自造的,甚至有非經濟學的“經濟學”觀點的(比如用意義、管意義的價值概念解釋經濟學意義的價值等),五花八門,泥沙俱下。第二個時期是一九九0年至二00一年之間,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大規模引進時期。其標志是市場經濟理論的引進施行。這時期傳統經濟學理論,即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體系,被置之一旁。就如廣東珠江三角洲,大興土木,到處修建新樓房,而其旁邊的舊宗祠依然故我一樣。第三個時期即是二00一年到現在所開展的“勞動與勞動價值深化研究”時期。這時期是在市場經濟理論大放異彩的時候,想起了傳統經濟學理論。就如廣東珠江三角洲農村建起了大批新樓房之后,想起要用現代新的建筑材料翻新一下旁邊破舊的宗祠一樣(這只是翻新,重新裝飾而不是推倒重建)。“勞動與勞動價值深化研究”的結果是重新確認傳統的勞動價值論體系的地位。認為市場經濟理論,即效用價值論體系理論,雖然在經濟實踐中大放異彩,但這并不,更沒有動搖勞動價值論體系的統治地位,因為“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是相通的”,“勞動價值論隱含有效用價值論的意思”。昔日水火不相容,互為死敵的一對,今日認祖歸宗,同為一家!這樣便形成了經濟學一山藏二虎的局面。似乎一個“價值”有兩個答案,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事實上,這次的深化研究,對勞動價值論并沒有得出更深刻、更正確的認識,而只是多了一些錯誤的演繹罷了。
從上面所述可以看出,不管哪一個時期,即使聲稱“蘇聯范式”被批判及拋棄,我國經濟學主流都始終沒有減弱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體系)的迷信和神化,我們始終沒有擺脫傳統理論的束縛,也沒有擺脫樊綱先生所說的“蘇聯范式”的束縛。
二
我們很難想象,科學領域會有一種理論或理論體系,能有如馬克思理論這么大的能耐,這樣的神通廣大,無論是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或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無論是“地心說”,或是“日心說”。在我國(大陸)理論界,馬克思理論,始終被看作是絕對的真理,是真理的標準,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指南,它包羅萬象,無處不到、無所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不單是經濟學,科學的一切領域都是馬克思的天下。在大學教科書里面,就有哲學,政治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法學,文學,新聞學等等,不一而足。似乎沒有馬克思就沒有真理,馬克思是真理的代名詞。馬克思似乎是神而不是人。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在我們中國大陸比“孔圣”還“孔圣”。上個世紀“五·四”運動之前,孔子是我們的圣人,我們的一切言行都以“孔圣”言論為準則。“五·四”運動的目的是要結束封建,破除迷信,請來“德先生”和“賽先生”(民主和科學),結果卻是“孔圣”送走了,“德先生”和“賽先生”還沒有請進國門,“馬先生”————已捷足先登搶占了地盤。后來,我們便一切以馬克思為標準。一個外來的洋封建、洋迷信,替代了本國的土封建、土迷信。中國社會因此而封建依舊,迷信依舊。
于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象他的其他理論一樣,日益被教條化,被神化。以致于我國經濟實踐,一度以勞動價值論為依歸,實行錯誤的產品形式的計劃經濟體制。
而事實上,無論是從實踐方面,還是從理論方面來說,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都是一個幾乎完全錯誤的理論。
幾十年的經濟實踐已經證明,產品形式的計劃經濟體制是一個失敗的錯誤體制。而這個體制正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理論要求下的結果。
按照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資本主義商品的價值量,完全由生產商品的勞動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商品的價值由勞動所獨自創造;剩余價值是利潤的唯一來源,并且是工人剩余勞動所獨自創造的。所以,要消滅社會經濟的不公平,消滅勞動剝削,就必須消滅商品、消滅商品生產。因此,社會主義必須實行產品形式的經濟體制,也就是計劃體制。
因為,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榨取剩余價值,如果沒有剩余價值,無利可圖,商品生產就不可能繼續,就不可能存在。反過來說,只要有商品與商品生產的存在,就會有勞動剝削,就會有社會經濟的不公平。所以要消滅剝削,消滅社會經濟的不公平,就必須消滅商品及商品生產。
既然商品與商品生產消滅了,社會經濟實行產品經濟形式,就意味著社會經濟的調節手段是“計劃”。因為商品不存在,市場,即市場調節,也就不存在,剩下的就只有計劃調節。
所以說,社會主義產品形式的計劃經濟,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理論要求下的必然結果——不管馬克思原著里面是否曾經給社會主義經濟下過“計劃經濟”的定義。
有許多論者(包括上文提到的樊綱先生)認為“計劃經濟”是斯大林、是蘇聯教科書的“杰作”。而這只不過是他們的美好愿望罷了。因為他們不愿意看到他們的“圣人”及“圣經”有錯誤——如果不是因為他們本身知識的貧乏的話。
除此之外,對于勞動價值論的其他理論,我也沒有看到蘇聯教科書的解釋或演繹有什么根本性的錯誤,我只看到,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是幾乎完全錯誤的理論。
政治經濟學的根基及主干就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對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錯誤,本人在《談正確認識勞動價值論的根本障礙》,《價值難題新解》及《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錯誤》等文中已有較深刻的,在這里即不再重復,只作簡單的介紹(當然,也有相當的一部分學者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提出過懷疑,但是他們都沒有看出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致命點)。
首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關于商品的價值創造及價值決定的理論是完全錯誤的。
商品價值,即交換價值,是不同商品之間的交換關系或交換比例,它不是一個實質的、實實在在的東西,就象物體的比重一樣,根本不存在創造不創造的問題。實際上,我們是創造財富,而不是創造價值。只不過價值也用于衡量財富的多少,作為財富的一種尺度。但價值并不等同于財富,價值和財富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們往往把二者混淆了。我們知道,“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也不是財富的唯一源泉。其實,一切生產力因素(即資源)都是財富的創造者。
勞動也不是唯一的價值因素,甚至不是一個獨立的價值因素。商品價值的決定因素有兩個,一個是占有性,一個是有用性。商品的價值量由商品的占有性和有用性兩個因素共同決定。勞動(勞動耗費)只不過是占有性的一個特殊而普遍的形式而已,并不是占有性的全部。所以,它不是一個獨立的價值因素,更不是唯一的價值因素。
其次,剩余價值理論也是錯誤的。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是他的勞動價值理論——即價值創造及價值決定理論——的派生物。由于他的勞動價值理論是完全錯誤的,所以其剩余價值理論的正確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資本主義社會(或私有制條件下)的商品經濟活動,的確普遍存在著勞動剝削的情況,但是,勞動剝削并不是利潤的唯一來源,甚至可能不是主要來源。因為上面提到“一切生產力因素,即資源,都是財富的創造者”,而所謂利潤,實際上是資本家在經營活動中得到的凈財富,即除去成本財富的財富凈增長。所以,所謂的“剩余價值”并不是資本主義生產(經濟活動)的唯一目的或根本目的。
同時,勞動剝削也不是社會經濟公平的唯一敵人,更不是最大的敵人。社會經濟公平的最大敵人或主要敵人是資源的占有和消費(使用)的不公平。當然,勞動(勞動力)也是資源的一種。
再者,馬克思的基本經濟理論也是錯誤的。
本人的研究發現,左右一切社會經濟活動的基本規律,即基本經濟規律,是“效用最大化·生產耗費最小化原則(原理)”,而不是馬克思的“等價原則”。如果不考慮馬克思“價值創造,價值決定”理論本身的錯誤,“等價原則”充其量也最多是基本經濟規律,即“效用最大化·生產耗費最小化原則”,其中的一個小枝節而已。而實際上“等價”也只不過是“交換”的同義反復。因為“交換”本身就意味著“等價”。所以,所謂的“等價原則”幾乎不值一提。
三
上面提及的三個,即“價值創造及價值決定(因素)” 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基本理論,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根基及主干,也是馬克思經濟學的根基。而這三大理論都是完全錯誤的,或幾乎完全錯誤的。說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是一個幾乎完全錯誤的理論體系。
一個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幾乎完全錯誤的理論(體系),如何去指導我們的經濟實踐和理論,并且還要作為(真理的)標準?
而就算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體系)是完全正確的,它就能作為我們一切行動(經濟實踐和理論研究)的指南及標準嗎?不是說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即“實踐”嗎?
馬克思是百家中的一家,并且是“一家”而已,為何馬克思理論能涵蓋一切,為何以一家頂一百家?為何獨尊一家而硬廢其余九十九家?這不是嚴重反的做法嗎?
所以,我們說,經濟學的,實質上并不是所謂的“蘇聯范式”的問題,而是“孔圣范式”的問題,也就是那種“一儒獨尊而百家俱廢”,“一馬獨嘶而萬馬齊喑”,“一枝獨秀而百花不放”的迷信、神化、反科學的“封建范式”的問題。
因此,我要在這里大聲發問:中國經濟學究竟應向何處去?馬克思理論是應該繼續“神化”還是應該轉為“凡化”?我們是要迷信還是要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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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
【關鍵詞】勞動價值論 企業改制 困惑與爭論 深化 認識
【中圖分類號】G4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3)05-0008-02
一、我國企業改革過程中關于價值創造的爭論和困惑
勞動價值論是古典經濟學家首先提出來的,不過,由于古典經濟學家的歷史局限性,在勞動創造價值這一問題上最終走向庸俗化。馬克思在對前人的研究成果否定和繼承的基礎上加以創新,進一步對勞動進行了詳細劃分,提出勞動包括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價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指出“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從另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作為具體的有用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二重性是馬克思首先揭示并進行科學論證的。勞動二重性理論使勞動價值論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馬克思“第一次確定了什么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么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它是整個思想體系的核心理論之一,是理解經濟理論和經濟思想的樞紐。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著重分析了物質生產過程創造商品價值的生產勞動,這和他所處的時代有關。
自從馬克思創立科學的勞動價值論至今,一個多世紀過去了。人類已經從蒸汽時代經過電氣時代、計算機時展到今天的信息時代。在這一過程中生產工具的自動化、智能化和信息化程度遠遠超出了馬克思那個時代的工具水平;勞動分工越來越細,新的工種不斷出現;生產要素的構成也在過去簡單的勞動、土地和資本基礎上進一步延伸出技術、專利、品牌、信譽、信息等;滿足人們需求的產品不論是物質產品還是精神產品都更加豐富多彩。因此,客觀上需要深化對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研究和認識。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這一問題在現實中遇到頗多困擾和爭議。
伴隨著我國企業產權制度的改革,企業改制過程中面對傳統經典理論的框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和挑戰。如北京大學新技術公司(即改制后的方正集團),在改制過程中就曾經遭遇過資本、信譽和品牌、勞動以及管理在創造價值的過程中到底哪個作用更大的經典爭論。
當然,類似方正集團改制過程中的困惑和爭論僅僅是我國眾多改制企業的一個縮影,企業改制中諸如此類的爭論還包括非生產性勞動、技術、信息等是否創造價值。那么,我們應該怎樣結合社會發展中出現的這些新情況和新問題與時俱進深化對勞動價值論進行再認識呢?
二、與時俱進深化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
筆者認為,面對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要解釋像北大方正改制中出現的困惑和爭論,需要從三個方面深化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
(一)深化對創造價值的勞動的認識
自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新技術的蓬勃發展和第三產業的迅速壯大,關于第三產業,即非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是否創造價值,創造價值的勞動的領域和種類及范圍等話題展開理論爭鳴。并相繼形成了“寬派”、“中派”和“窄派”。其中,“窄派”堅持只有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才能創造價值;“寬派”則認為馬克思《資本論》中顯然把創造價值的勞動定義得太窄了,理應拓寬;“中派”處于這兩派之間,但始終沒有找到劃分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原則界限。繼這輪爭論之后,哪些領域的勞動才能創造價值這一話題始終牽動著理論界的神經,并不斷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現。
筆者認為,首先,在劃分是否是創造價值的勞動標準上應該堅持這樣的原則:凡是提供有形商品或無形服務的勞動,都是創造價值的勞動。物質生產領域提供有形物質產品的勞動,包括農林牧副漁及制造業、建筑業以及第三產業提供各種服務和精神文化產品的勞動,如醫療衛生、體育、教育、保健等。其次,創造價值的勞動應拓展到部分自給性產品和服務的勞動,這部分勞動主要是指為勞動力的生產或延續及素質提高直接相關的勞動,這樣的勞動也是創造價值的。如作為家庭婦女,每天操持大量家務勞動,雖然這些勞動都是自給性勞動,但這些勞動是家庭所必需的,不可或缺、不能省略的,是為生產勞動力或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勞動付出。“沒有不吃不喝的勞動力”,自己不做,就要請他人來做。因此,這些勞動具有了交換價值的基礎和特性。當然,當這些勞動直接為他人提供,比如家庭婦女通過家政公司或其他約定為他人提供家政服務時,這種勞動創造價值的表現就更明顯了。再比如,廚師在餐館做飯給客人吃是創造價值的,在家做飯給自己和家人吃,也應是創造價值的,這兩種場合廚師付出勞動及勞動結果的使用價值,本質上沒有多大區別。
(二)深化對價值創造與財富創造關系的認識
古往今來,有很多經濟學家對財富和價值進行過闡述,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認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物質內容,同時又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但勞動并不是它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唯一源泉,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亞當?斯密認為,國民財富就是一個國家所生產的商品總量。
價值和財富是馬克思經濟理論中很重要的兩個基本范疇,但是現實生活中,由于諸多原因人們卻常常混淆,因此,對價值創造和財富創造也就容易混為一談。其實,價值和財富既有聯系也有區別。從二者的聯系來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價值還是財富,都離不開人類勞動。從區別來看,無論價值和財富所屬的范疇還是兩者的構成,都存在顯著區別:首先,價值是一個歷史范疇,只有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價值這個范疇才會存在,如果這些條件不具備,價值自然會退出歷史舞臺;但財富則是一個永恒的范疇。其次,就二者的構成來看,人類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但是,對于財富的創造來說,只有勞動是遠遠不夠的,“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如果脫離土地、資本、技術等物質要素,財富創造就是空想。再次,二者反映的關系也不同,價值反映了人和人之間互相交換勞動的關系,屬于生產關系范疇;而財富則不同,即使用價值是人們對大自然的改造和利用的結果,反映了經濟活動中人和自然的關系,反映的是生產力。第四,價值和財富的增長可能不同步,因為勞動生產率和財富增長成正比,勞動生產率越高,單位時間內創造的財富數量會增加;但是,價值則不然,勞動生產率提高以后,單位商品中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會減少,單個商品的價值也會相應減少。
總之,價值創造和財富創造不是一碼事,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但是,勞動、資本、土地、技術、信息、專利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財富創造。
(三)深化對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的關系的認識
1.價值創造和價值分配是兩個不同領域的話題。價值創造屬于生產領域的問題,主要解決價值的源泉問題;價值分配屬于分配領域的問題,主要解決價值的歸屬問題,兩者之間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
2.分配原則應堅持所有參與生產的要素都要參與分配(這是要素所有權在經濟上的實現)。雖然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但是,并不意味著勞動者要得到全部新創造的價值就是合理的。“馬克思早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針對拉薩爾派提出的‘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指出,在未來的、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勞動者也不可能‘不折不扣的’得到他所創造的全部勞動產品,勞動產品在分配給勞動者個人之前,還要做出各項扣除――為了維持社會正常的生產和再生產,還為了維持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轉。”所以,土地、資本、技術、專利、信息等要素雖然不直接創造價值,但是這些要素參與分配是要素所有權在經濟上的體現,堅持按要素的貢獻進行分配的原則有利于調動要素所有者的積極性,也有利于各種社會資源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對理論的研究,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繼承了理論,并把它作為制定政策進行社會管理的重要思想基礎,比如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和使用,直接關系到社會財富的分配,直接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而,深化對勞動價值論的研究就至關重要。
伴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理論必將不斷得以豐富、完善和發展。這是的理論品格,也是理論的生命力所在。中國對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最終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我們在教學中不應拘泥于經典理論的歷史局限性,實踐永遠是基礎,發展永遠是主題,敢于探索,敢于探討,相信我們的理論教學一定會與時俱進,跟上時代的步伐。
參考資料: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遲國維,《資本和勞動同時創造價值》整理,《山西發展導報》1993年11月26日
[3]謝富勝,《論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經濟評論》2003年第02期
在更長歷史跨度上考察,近代世界經濟體系形成以來,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實績普遍較差,從拉美、非洲到一戰之前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的俄羅斯帝國,莫不如此,以至于國際經濟學界造就了“資源詛咒”的術語。
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和源泉,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發展的必要條件。這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資源詛咒”現象之所以形成,產地的資源民粹主義思潮難辭其咎。
何謂資源民粹主義?這種思潮是將某種自然資源視為只有產地當地居民,甚至只有產地某一民族的居民才能使用、享受其收益的財富,即使沒有為此種資源開發付出任何勞動也要理直氣壯利益均沾,不分青紅皂白給下游用戶買主扣上“掠奪資源”之類唬人高帽。
資源民粹主義之誤,誤在其立論基礎就違背事實或失之片面,推斷更悖離邏輯。這種狹隘資源民粹主義與經濟學基本原理完全對抗。
首先,經濟學的基礎是勞動價值論,認為勞動是財富之源;無論是生活常識還是經濟學基本原理都告訴我們,沒有開發的資源本身不是財富,經過勞動開發出來的資源才是財富。因為某種資源出產于某地,就將這種資源視為只有當地居民、甚至只有當地某一民族的居民才能使用的財富,即使沒有為此種資源開發付出任何勞動也要理直氣壯利益均沾,卻無視和抹煞勞動者的作用,這本身就違背經濟學基本原理。
其次,沒有市場需求的資源不會得到開發,經過勞動開發出來的資源還需要經過市場才能實現其價值。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才將銷售環節稱為“驚險的一躍”。狹隘資源民粹主義把自然資源、特別是油氣產品銷往其他地方說成是對銷售地的恩賜,甚至把這說成是銷售地對產地的掠奪,殊不知在市場經濟下,要謀求發展,銷售市場才是最為重要的東西。
論文摘要:為了更好地深化和發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準確理解和掌握復雜勞動、創造性勞動和熟練勞動等范疇,運用比較和規范的方法分析復雜勞動及其相關問題。分析認為,復雜勞動是就勞動力形成過程的特點而定義的,創造性勞動是從勞動的作用結果而言的,熟練勞動是以同一勞動過程的重復次數為條件的。同時認為,復雜勞動不是創造性勞動,也不是熟練勞動,更不可能是簡單勞動的成千上萬倍;不同勞動者的勞動創造性可能很不相同,應當重視發揮創造性勞動的作用。
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基石,勞動兩重性學說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勞動價值論認為,復雜勞動是倍加的簡單勞動。但究竟什么是復雜勞動,在理解上很不一致:有的觀點將熟練勞動等同于復雜勞動,有的觀點將創造性勞動等同于復雜勞動,有的觀點甚至認為復雜勞動有可能是簡單勞動的成千上萬倍。這些理解既違背了馬克思的原意,又不符合現實,在實踐中也產生了許多危害;過高的評價了單純的正規教育作用,嚴重忽略了個人天賦的差異在接受不同類型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人們在接受正規教育之后創造性勞動的重要作用,扭曲了個人收人分配激勵作用的導向和教育資源的配置。因此很有必要對馬克思復雜勞動的范疇加以認真討論和澄清。
雖然,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指出:“一個鐘頭的困難工作,比一個鐘頭的容易工作,也許包含有更多的勞動量。李嘉圖也說過:“不過當我說勞動是一切價值的基礎,相對勞動量是幾乎唯一地決定商品相對價值的因素時,決不可認為我忽視了勞動的不同性質……。但他們都沒有明確使用過復雜勞動和簡單勞動這樣的概念。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這一對經濟范疇,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使用的。“復雜勞動是這樣一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要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 “簡單勞動是每個沒有任何專長的普通人的機體平均具有的簡單勞動力的耗費。”陰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在質上具有同一性。“一個商品可能是最復雜的勞動產品,但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簡單勞動。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在量上可以互換。“比較復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復雜勞動等于多量的簡單勞動。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換算是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后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因而在他們看來,似乎是由習慣決定的。”復雜勞動與簡單的區別具有相對性,它受社會歷史因素的影響。“簡均勞動,雖然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文化時代具有不同的性質,但在一定的社會里是一定的。”
馬克思關于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含義、性質、數量關系、換算途徑和它們的相對性都做了譯一分清楚的闡述。但在中國目前所進行的關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深化和發展的討論中產生了一些與馬克思的原意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有人認為創造性勞動就是復雜勞動,把復雜勞動與創造性勞動等同起來;有人把熟練勞動與復雜勞動等同起來;有人認為復雜勞動可以是簡單勞動的成千上萬倍;也有人認為在生產自動化條件下,僅有高中畢業水平的人按按電鈕就可以操縱機器體系,就可以使其創造的財富成千上萬倍地增加,用復雜勞動解釋無人工廠、無人車間的現象難以令人信服,并進而認為科學技術可以創造價值,物化勞動可以創造價值,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已經過時。馬克思提出復雜勞動和簡單勞動的概念已有一百多年的時間了,當代科技的發展也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知識經濟已經越來越成為人類社會的重要經濟形式。但是,我們認為馬克思關于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基本原理仍然沒有過時,它依然是剖析現實經濟問題的重要理論武器。我們應當緊密結合社會經濟飛速發展的實際,不斷地豐富和發展這一理論。
一、復雜勞動并非創造性勞動亦非熟練勞動
馬克思關于復雜勞動的定義是從勞動力的形成過程中的特點而言的。他認為復雜勞動之所以是倍加的簡單勞動,是因為前者的勞動力在形成時支出了更多的勞動時間(較多的教育費用和所放棄的收人可以歸結為一定量的勞動時間)。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目的是要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的運動規律。馬克思定義復雜勞動,也是為了便于考察“各特殊勞動部門中(勞動能力的)各種不同價值”而對于復雜勞動的進一步分析沒有必要也無暇顧及。我們要運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指導中國的經濟建設,就有必要對復雜勞動作進一步分析。稍作深人分析就可以發現,復雜勞動的勞動力形成至少有兩個途徑:一是正規教育,二是邊干邊學。后者又可分為接受長期正規教育后的邊干邊學和只接受短期正規教育后的邊干邊學。從勞動力形成時所支出的教育費用和所放棄的收人來考察,不同因素在復雜勞動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中,正規教育要遠遠大于邊干邊學。這里的邊干邊學主要是指學習時要有一定的費用支出,同時要放棄休息或娛樂的時間。創造性勞動是從勞動力發揮作用的結果來考察的,至于這種作用結果的原因可能很不相同。有的是接受了長期的正規教育;有的在接受短期正規教育后,邊干邊學;有的是對同一工作的經驗積累所產生的創造勝勞動。一般而言,勞動的復雜程度越高,其勞動越可能具有創造性。世界發明大王愛迪生一生獲得1000多項發明專利,他的勞動可謂很具有創造性了,但他只上了3個月學,在母親的指導下開始自學,12歲就當了一名列車報童,一邊賣報一邊讀書,21歲時就取得了第一項發明專利。一般而言,從事某一工作的時間越長,積累的經驗就越多,其勞動就越可能具有創造性。而工作經驗是勞動的副產品,其獲取并不需要支出更多的教育費用,也不需要放棄相應的收人,因而很難與勞動的復雜程度相聯系。勞動的創造性還與個人天賦、社會條件和環境機遇等因素有關,并不是所有的受過長期正規教育的人,其勞動都具有創造性,同樣是大學本科,或是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畢業,其勞動創造性的表現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把復雜勞動與創造性勞動等同起來,就是把勞動力形成過程的特點與其作用結果混同在一起,這既不符合馬克思有關復雜勞動概念的本意,也不能科學地解釋現實經濟問題。
關于復雜勞動與熟練勞動的關系,馬克思在不同條件下曾作過不同的論述。如果從勞動力或價格的角度講,兩者具有同樣的地位和重要性,因為它們對使用者具有同樣的作用;如果從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分析,較高級勞動和簡單勞動,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在偶然情況下甚至會互換位置。馬克思在分析影響勞動生產力的因素時指出:“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的應用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的應用程度包含了勞動的復雜程度,它與平均熟練程度并列,說明兩者是有區別的。從內涵上來講,勞動熟練程度一般總是隨著勞動者對同一勞動過程的反復進行而提高,它也是勞動過程的副產品,一般不與其支出的訓練費用成正比,而與同一勞動過程的重復次數有關,這與復雜勞動的含義是有明顯區分的。
二、復雜勞動不可能是簡單勞動的成千上萬倍
復雜勞動究竟為簡單勞動的多少倍呢?有人認為可能達到成千上萬倍,甚至更高。這顯然是不正確的。復雜勞動是從這種勞動力形成過程而定義的,而創造性勞動是從勞動發揮作用的結果而判別的。兩者之間還有很廣闊的中間地帶,其中知識經濟的作用尤為突出重要。一般而言,勞動的復雜程度越高,就越可能具有創造性,越可能充分有效運用科學技術,知識經濟作用的成分就越大,勞動生產力就越有可能進一步提高。從事復雜勞動的勞動力在形成時所多支出的勞動總是小于這種勞動的作用結果所節約的社會勞動。這是社會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的根源,也是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的航標。人力資本理論的產生也根源于此。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測算了美國1929一1957年國民經濟的增長情況,他認為約有33%的人力資本做出的貢獻,并于1960年提出了人力資本學說。人力資本之所以比物質資本具有更大的回報率,就是因為人力資本在形成時所支出的勞動量,后者是創造性勞動形成的財富所代表的社會價值量,它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量。其差別的根源在于知識經濟的作用,在于人們對相應的客觀規律的認識和自覺運用。中國著名水稻專家袁隆平在雜交水稻方面的成就為中國糧食生產做出了重要貢獻。據統計,從1976年至1999年,全國累計種植雜交水稻2. 2 x 108 hmr ,累計增產糧食3. 5 x108 t。而中國農業男性勞動者1996年每人平均提供的糧食產量僅為1.6 t,提高的糧食總計為36. 8 由此能否認為袁隆平勞動的復雜程度就是中國農業男性勞動者的近1 000萬倍呢?顯然不能。袁隆平勞動的復雜程度只能從他接受教育所支出的費用以及所放棄收人的角度來考查,至于他所作出的增產3. 5 x 108 t糧食的貢獻,既與國家對農業科研的支持和投人分不開,更與他的創造性勞動直接相關,也與其他相應社會條件的配合分不開。一種良種的增產效應,既取決于這種良種本身的質量和性能,也與它的推廣速度和使用面積有直接關系,而后者又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
關于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倍數,恩格斯認為僅有數倍之多。恩格斯說:“一小時復雜勞動的產品同一小時簡單勞動的產品相比,是一種價值高出2倍或3倍的商品。中國學者朱延福曾在1986年做出測算,估計博士畢業生的勞動復雜系數為簡單勞動力的18. 45倍。馬克思認為:“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后由社會過程決定的,……。”由社會過程決定,就是由市場機制決定,由不同性質不同復雜程度的勞動力的供求關系決定。符合社會需要的復雜勞動,由于其勞動力的培養費用支出總是小于它的作用結果所節約的社會勞動,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社會也總能給予較高的評價,因此,也就總能得到源源不斷的提供。如果社會評價過高,又會使某一特定部門的復雜勞動供給過多,從而超過社會需求,甚至造成這種勞動力的閑置和半閑置狀態,使其市場價格下降。這正如馬克思所說的較高級勞動與簡單勞動者有時會出現互換位置的情況。
三、在當代更應強調創造性勞動的重要性
復雜勞動的創造性由社會過程決定,也意味著社會總是把復雜勞動的支出與其作用結果加以比較和選擇。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科技發展水平和知識經濟的作用遠不及當代,復雜勞動支出與其作用結果之間的差距也遠不及當代,用這種比較來近似地折射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比例關系有一定合理性的。同時,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目的是要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的運動規律,至于具體的勞動換算問題無暇細究。“在闡明各特殊勞動部門中(勞動能力的)各種不同價值時,對這種費用的考察是很重要的,而在這里我們只是研究資本和勞動的一般關系時,這種考察卻是無關緊要的。” “復雜勞動的產品價值通過這種比較表現為一定量的簡單勞動;但是復雜勞動的這種簡化是由生產者背后的社會過程完成的,在闡述價值論時,對這一過程只能加以確定,還不能予以說明。”
至于勞動復雜程度并不高的高中畢業生按按開關就可以使整個自動化生產體系正常運行,即進行高效率、高質量、高技術的物質生產活動,就認為物化勞動也可以創造價值,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已經過時的觀點同樣是錯誤的。人們常用生產自動化條件下人的勞動依然是決定性要素,任何生產資料只能轉移價值不能創造價值的觀點;用生產勞動者范圍擴大的觀點;用超額剩余價值、相對剩余價值和國際超額剩余價值的觀點;用資本有機構成低的部門向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轉移剩余價值的觀點以及用從事自動化生產的工人勞動是復雜勞動的觀點來解釋無人工廠和無人車間現象,雖符合理論邏輯,但缺乏現實感和說服力。勞動復雜程度并不高的高中畢業生之所以按按開關就可以操縱整個生產過程,原因并不在于這些高中畢業生勞動的復雜程度如何,也不全在于這些科技人員和管理人員的勞動復雜程度有多高,而主要在于后者的勞動很具有創造性,特別是少數設計和研制這種生產自動化機器體系科技人員的勞動更具有創造性。這種具有高度創造性的勞動,能夠準確認識和掌握并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各種相關的客觀規律,像人類社會白白地使用風力、水力等自然力一樣無償地使用了自然界賜予的強大的自然力。所不同的只是后者表現形式隱蔽,不像前者那樣明顯,需要科技人員深入發掘罷了。這與只會按按開關的高中畢業生勞動的復雜程度沒有直接關系。
一、影響國際價值變化與特點的因素分析
在馬克思時代,市場交易方式相對簡單,市場空間和價值規律的作用范圍比較有限,充當世界貨幣的貴金屬的價值比較穩定。與之相聯系的,決定商品價值的因素及其作用力也比較易見,國際市場價格的變動能夠比較直觀地反映商品的國際價值。而在當代,新技術革命的作用不僅對決定商品價值的原有的傳統因素產生影響,而且還引發了一系列具有影響力的新因素。新舊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商品價值的決定更呈復雜化趨勢。再加上信息化、全球化引發市場結構的變化,使市場主體與客體之間,企業的生產經營與產品的出口營銷之間,存在著大量的信息非對稱性,所有這些,是導致新時期國際價值變化特點的主要因素。面對這些影響國際價值變化的因素,有必要進行具體的分析。
1 在新技術革命作用下傳統因素對國際價值的影響
(1)生產資料。在馬克思時代,作為第一次科技革命的產物――蒸汽機的出現及其在生產領域的應用,使直接生產過程所使用的勞動資料發生重大變革,即機器代替手工工具。大機器在生產領域中的普遍使用,成為當時生產方式的典型特征。在當代,直接生產過程中的生產資料的技術裝備水平遠非馬克思時代的普通機器所能及。在新技術革命的作用下,生產資料的構成中不僅勞動資料發生了質的變化,勞動對象的范疇也在擴展,出現了許多新的勞動對象。就勞動資料的變化特點來看,由于計算機在生產領域的廣泛應用,勞動資料的技術裝備水平大幅度提高,其自動化、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不斷提升,而且這些新技術、新設備的應用范圍在不斷拓展,即由發達國家不斷地向發展中國家輸出。這就使得生產過程中這些高科技含量的生產資料包括技術裝備和勞動對象,必然對國際價值產生新的影響,表現在產品價值中物化勞動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還表現在由于勞動資料無形損耗速度加快、折舊期縮短而產生對產品價值的影響等。
(2)勞動力構成。在馬克思時代,企業的規模較小,機器設備的技術含量較低,企業內部專門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的人員數量少,管理人員的數量極其有限,為機器生產服務的各類人員也主要在企業內部,很少延伸到企業之外,顯示出當時勞動的特點是:以體力勞動、重復型的簡單勞動、企業內部的生產型勞動為主,勞動者的組合結構以普通的藍領勞動者為主。而當代,在新技術革命的作用下,企業的生產再也不是停留在原來的普通機械上孤立地進行,高科技含量的設備引領著企業的生產不斷提高自動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致使直接生產過程發生了一系列質的的變化,與此相聯系的勞動過程也發生了相應的質變,使當代勞動出現了與馬克思時代不同的新特點――以腦力勞動、創新型復雜勞動以及企業內外部結合、生產型與服務型并重的勞動為主,勞動者的組合結構以白領勞動者為主。而作為當代勞動者主體的科技勞動者、管理勞動者和高級生產、服務勞動者所從事的高級的復雜勞動,對商品的國別價值和國際價值的影響作用,也遠遠超過馬克思時代。
(3)勞動生產率。在當代,由于高新科技在生產領域中的廣泛應用,生產商品的勞動生產率遠遠高于馬克思時代,對國際價值的決定產生了重大影響。具體表現在:勞動生產率提高導致各個國家內部單位商品的價值量降低,而世界市場上國際價值總量卻在增長。產生這一經濟現象的原因在于,從各個國家內部看,高新科技的應用引發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不僅使單位時間內生產的商品大量增多,而且使單位商品耗費的勞動時間大為減少,致使單位商品價值量下降。而從國際范圍看,高新科技引發了許多新產業、新部門的開拓,許多新產品、新服務的提供,大大增加了國際價值的總量;占據主導地位的大量高級復雜勞動力的使用,會大大增加國際價值的總量;先進技術裝備的使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增加產品總量的同時會消耗更多的勞動對象和生產設備,使轉移的舊價值增加,從而相應增大單位商品的國際價值量。這就是當代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對商品價值和國際價值的雙重影響。
(4)供求關系。戰后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作用下,世界市場獲得了長足發展,市場規模空前擴大,市場機制日趨完善,商品在世界市場流通的速度、范圍是馬克思時代不可比擬的。但信息化、全球化也引發了世界市場競爭的空前加劇,使由供求關系導致的價格波動更加明顯地影響商品國際價值的實現。一方面,各個國家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其政府、商會和企業紛紛加強營銷網絡、進出口渠道的構建與維護,以促進世界市場流通渠道的暢通,客觀上有利于國際市場商品的供需平衡。另一方面,各個國家為了牟取更大的利益,采取種種手段,對市場的供求施予國別政策和人為的影響,使國際市場供求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失靈。表現在有些國家為了提高本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不惜對出口企業進行明貼暗補,而對外則采取關稅壁壘和各種非關稅壁壘等措施,將別國具有競爭優勢的商品拒于國門之外,所有這些都不同程度地制約了國際市場上商品的供求平衡,進而影響了商品國際價值的實現過程。
(5)貨幣價值。在馬克思筆下,世界市場上是由黃金和白銀等貴金屬充當世界貨幣的材料。世界貨幣作為衡量商品國際價值量的外在尺度,其自身價值的變化,必然會對商品的國際價值量產生影響。在國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內在尺度不變的前提下,世界貨幣的價值變化與商品的國際價值量變化成反比關系。而如今,黃金、白銀等貴金屬早已退出流通領域,少數發達國家和地區聯盟組織的紙幣替代貴金屬在世界市場上流通,實際上執行了世界貨幣的職能,成為衡量商品國際價值量的外在尺度。這些國家和地區聯盟組織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會采取措施使本幣幣值變動,從而引發國際市場的匯率波動,進而影響世界市場商品國際價值的變動。
2 新技術革命引發的新因素對國際價值的影響。
信息化、全球化不僅改變著原有的傳統因素對國際價值形成的作用機制,而且引發了一系列影響商品國際價值的新因素。
(1)網絡貿易。網絡貿易是在20世紀90年代信息技術革命的產物。實踐證明,網絡貿易顯著地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大大推進了國際貿易向快速化、簡易化的方向發展。具體表現在:一是在網絡貿易領域中,參與交易的各方只要支付少量的網絡通信費就可以獲得所需的信息,在此基礎上進行信息的存儲、交換和處理,大大節約了交易費用;二是參與交易的各方無須中介的介入,只要借助于全球性開放的互聯網進行直接的聯系與交易,大批的買賣瞬間即可完成,大大提高了交易速度;三是參與
交易的各方可以通過互聯網及時掌握世界市場的行情和需求動態,對于出口商來說,可以根據世界市場的行情和需求動態來安排商品的生產和組織出口,使商品的出口能夠與不斷變化的世界市場需求相適應,促進供給與需求的均衡,以體現國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調節作用的有效發揮。
(2)產業壟斷。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表明,壟斷對商品價值的形成和實現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在世界市場上,壟斷對商品國際價值的影響作用,也大體相似。在當今的信息網絡時代,壟斷出現了新現象,突出表現在信息產業自身的領域。由于信息產業是新興的產業,信息經濟具有規模效益遞增的特點,各國政府都把它作為戰略性產業加以扶持和保護,并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大力促進其發展,這就使得信息產業容易產生壟斷。再加上特有的經濟效益、高額的壟斷利潤使該產業中的壟斷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有利于促進其發展,以繼續強化其壟斷地位。這一切使信息產品的國際價值很大程度上受壟斷企業的個別價值所左右,壟斷企業為了獲取高額利潤,往往會憑借其壟斷地位制定產品的壟斷高價,使其大大偏離真實的國際價值。
(3)服務貿易。戰后,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服務貿易快速發展,其增長速度遠高于國際貨物貿易。與普通的貨物貿易相比,國際服務貿易具有自己的特征,給服務產品的價值決定帶來新的問題:一是有些服務具有獨享性。如數據信息處理、環境保護以及城市規劃等專業,涉及的是特定的主體和客體,部門之間、行業之間難以形成有效的競爭,也難于用統一的價值尺度來衡量;二是大部分的服務具有不可貯存性。這是由國際服務的供給與消費幾乎同步進行的特點決定的;三是貿易對象的兩權具有可分離性。在傳統的國際貨物貿易中,商品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同時轉移到進口者手里,國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只發揮一次作用。但國際服務貿易則不同,其貿易對象的兩權往往可以分離。如在技術貿易和知識產權貿易中,服務的出口者可以憑借其所有權,通過契約關系,在同一時期或不同時期分別向不同的進口者轉讓使用權,使產品的使用權得以多次轉讓。由于同一服務的使用權可以多次轉讓,多次參與國際貿易。國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調節作用也相應地發揮多次。
(4)組織干預。戰后發展起來的國家或地區間的經濟合作組織,都有其共同之處,即通過成員國或地區政府間的協商,逐步消除區域內的貿易障礙,促進區域經濟與貿易的發展。在有的經濟合作組織內部,例如歐盟,不僅在成員國之間拆除商品、服務的貿易壁壘,實行資本、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而且在組織內部推行統一的貨幣,從而使價值規律調節商品生產與流通作用越出了各成員國的國界,商品的價值也相應地由原來的國別價值發展為區域價值。區域價值的出現有利于國別價值向國際價值的過渡。然而,這些經濟合作組織對外卻依然維持一定程度的貿易壁壘,從而客觀上造成了統一世界市場的分割,又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國際價值的形成。顯然,國家或地區間的經濟合作組織的干預,對于國別價值向國際價值的發展和國際價值的形成,客觀上產生著雙重影響。
二、馬克思國際價值論的創新與發展路徑
眾所周知,馬克思沒能完成他所設計的按照由資本、土地所有制、雇傭勞動到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的順序來研究資產階級經濟制度的寫作計劃,也沒能留下關于國際價值研究的完整理論表述,散見于其著作中關于國際價值理論的相關論述,是100多年前馬克思在當時的市場背景下,依據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和科學方法,對國際價值問題所進行的初步探索,所形成的有關國際價值的論述大多是基于他的勞動價值論在世界市場的應用和邏輯延伸。這些論述,不僅成為后人繼續研究的有益借鑒,同時也為后人對國際價值的進一步探討留下充分的余地。
當今世界市場出現了與馬克思時代不同的新特點,也帶來了國際價值的新變化,需要我們對這一系列變化、特點進行新的探索,以此創新馬克思的國際價值論。在新時期,創新與發展國際價值論,需要運用馬克思的科學方法,研究信息化、全球化對國際價值帶來的影響及其引發的國際價值的新變化和新特點。不僅要研究當代國際價值形成的基礎條件,而且要研究國際價值的決定與國際價值的實現,還要研究國際價值規律的具體作用等問題。
從國際價值的形成看。在信息化、全球化作用下,生產資料、勞動強度、勞動生產率、貨幣價值等影響國別價值形成的傳統因素的變化,同樣是引發國際價值變化的因素。這些因素可以在不同的時段、以不同的組合方式對國別價值產生影響,其影響可以是同一方向、不同程度,也可以是相反方向、相同程度等多種組合情況。由于國別價值是國際價值形成的基礎,國際價值是國別價值在空間上的延伸,對國別價值的創新與發展研究,同樣適合于對國際價值的研究。此外,我們還需要注意在信息化、全球化作用下,供求關系、網絡貿易、產業壟斷、服務貿易以及組織干預等一系列新因素的出現與變化。研究這些發展變化的新因素在不同時段、以不同的組合方式,在方向、程度上對國際價值的形成所產生的不同影響,也是新時期探討國際價值論創新與發展的一條重要路徑。
從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看。價值規律在世界市場上的作用,實際上是其在國內市場作用的擴展和延伸。與國內市場相似,在世界市場上,價值規律的作用同樣是通過供求關系的變動影響價格的漲落,以此調節生產要素的配置和總勞動量在世界范圍的分配。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事實上價值規律所影響的不是個別商品或物品,而總是各個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獨立的社會生產領域的總產品;因此,不僅在每個商品上只使用必要勞動時間,而且在社會總勞動時間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類的商品上。……在這里,社會需要,即社會規模的使用價值,對于社會總勞動時間分別用在各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來說,是有決定意義的。”然而,與馬克思時代不同的是,戰后,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作用下,世界市場上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出現新的變化,即呈現出泛化、強化和更有效的特點。對這一系列新特點的深入探討,是研究新時期國際價值創新與發展的重要內容。此外,在新時期,價值規律的調節手段也有新的變化,即當今價值規律在通過供求關系調節世界市場的進程中,往往是通過利率、匯率以及利潤率等具體的經濟杠桿進行的。這些經濟杠桿會從不同角度、以不同的組合方式對世界市場的投資方向、投資規模、投資結構以及貨幣流量產生影響,進而影響世界市場生產要素資源的配置和世界總勞動量在各個不同生產領域的分配。對這一系列經濟杠桿調節作用的具體研究,是探討新時期國際價值論創新與發展的另一條重要路徑。
從價值規律的作用結果看。一旦商品從國別市場進入國際市場,隨著空間的變化,相應的,價值規律的作用及其優勝劣汰功能也從一國范圍擴展到世界范圍。在世界市場上,由于較發達國家和較落后國家的生產率水平差距較大,他們的單位產品價值差別也較大,這有利于較發達國家在市場競爭中獲得較高的利潤率。同時較發達國家還可以憑借對市場的壟斷,進行不等價交換,以較少的物化勞動換取較多的物化勞動,獲取超額利潤。所以,馬克思說:價值規律在這里有了重大的變化,一個國家的三個工作
日也可能同另一個國家的一個工作日交換。比較富有的國家剝削比較貧窮的國家。在新時期,盡管國際貿易和各國間的經貿往來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世界市場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和完善,價值規律的作用范圍和方式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但價值規律的優勝劣汰的功能依然未變,國際市場上不平等交換的機制依然存在。由于戰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具有不斷拉大的趨勢,在價值規律優勝劣汰功能和不平等交換機制的作用下,通過國際市場交易所實現的利潤由發展中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也就不可避免,這也就是戰后以來富國越富、窮國越窮、南北差距具有不斷拉大趨勢的重要原因。與此相應地,也引發了戰后國際經貿關系方面新的統治和依附關系。顯然,研究新時期世界市場上價值規律的作用結果,考察國際貿易所實現的利潤由發展中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的問題,這既是馬克思國際價值論在當代的應用,也是對當代國際貿易中國與國之間經濟關系的探討,它是創新和發展馬克思國際價值論的又一條重要路徑。
從國際價值到國際生產價格的轉化看。馬克思在研究國別價值時,詳細地探討了價值到生產價格的轉化,即人們通常所說的轉型問題。而在他經濟學著作和手稿中,雖然有不少與國際價值相關的論述,但關于國際價值轉型問題即國際價值轉化為國際生產價格問題,卻幾乎沒有涉及。即使在馬克思關于國際價值論述最集中的《資本論》第一卷第20章“工資的國民差異”中,其目的是在于分析比較各個國家由于勞動強度和勞動生產力的不同引發工資方面的差異,而不是專門著眼于對國際價值與世界貿易問題的研究。這就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空間。我們知道,戰后,在新技術革命的作用下,國際貿易與世界市場獲得了長足發展。伴隨著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的不斷發展,利潤率的平均化將不再局限于國內。在國際市場上,等量資本要求獲得等量利潤的規律也將會發揮作用。國家之間、地區之間、部門之間基于對利潤最大化的追逐導致的激烈競爭,必然會引發的生產要素在國際間的流動,盡管這種流動難免會遭遇到國家和地區之間各種形式的壁壘不同程度的障礙,但國際間的要素流動畢竟是一種趨勢,它最終將導致世界市場的利潤率趨于平均化,從而商品的國際價值也就會轉化為國際生產價格,當然這需要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過程。因而,我們可以根據馬克思研究國別價值轉化為國別生產價格的思路和方法,來探討新時期國際價值到國際生產價格的轉化問題,使馬克思關于國別價值轉化為國別生產價格的理論在國際上得以拓展和延伸,以此確立世界市場上商品交換中的國際生產價格形態,這是新時期國際價值論創新與發展的再一條重要路徑。
摘 要:本文簡要闡述目前大學生就業觀的三大特征,分析了理論中與大學生就業觀相關的理論,并結合這些理論提出了大學生就業觀的合理性,高校應怎樣引導大學生樹立科學的就業觀。
關鍵詞:;大學生;就業觀
大學屬于國家的高等教育,大學生自然就是國家重點培養的人才。大學生就業是實現自身價值和促進發展的主要形式,但是由于目前許多大學生的就業觀不合理,過分注重個人的利益,反而忽視了與社會價值的統一。而中許多重要理論對大學生就業觀有著積極的引導作用,能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科學的就業觀。
一、目前大學生就業觀主要特點
(一)主觀主義嚴重。主觀主義是現階段大學就業觀普遍存在的問題。大學生生活和學習的環境主要是學校,而校園環境相對比較封閉,大學生總體上都比較缺少社會實踐的經驗,其人生觀和價值觀很多受到教學影響,帶有較強的主觀認識。因此,大學生一旦面臨就業問題時,通常很難對自身的職業觀、崗位觀和個人發展有清晰的認識和定位,從眾心理比較嚴重,很容易受到身邊同學、教師或者社會輿論等一些外在因素的影響。突出表現就是“考公務員熱”,由于公務員制度的明確和完善,公務員成為許多大學生爭相競爭的崗位。據相關數據統計,2014年國家公務員招考的職位有11729,招錄的人數是19538,但是報考人數就上百萬,最終參考人數也有99萬,最終比例是51:1,其中大學生報考占據著較大的比例。但是根據一些大學生就業調查顯示,大部分的大學生報考公務員或者事業單位并不是因為職業理想,也不了解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具體就業問題,比如工作的方式、工作的具體內容和性質以及發展前景等,也沒有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判斷是否適合在這種崗位下工作,而是盲目的聽從教師或者家長的意見,對自己的職業需求沒有客觀的認識,帶有嚴重的主觀主義。
(二)功利主義趨勢。在市場經濟環境的影響下,許多大學生就業觀具有嚴重功利主義性質。一些大學生擇業和就業時,首先考慮的就是經濟收入的問題,只要應聘單位無法提供預期的薪資就會選擇放棄該職業。由于過分注重功利因素,致使大學生忽視了自身的職業興趣、個人的特點和能力、職業的長遠發展和社會的需求,有的大學生寧愿待業只為了從事高薪職業。正是由于這種就業觀念的影響,導致目前許多大學生出現就業的盲目和從眾的現象,使社會上人才分配嚴重不平衡,也不利于大學生個人職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個人主義明顯。市場經濟最大的特征就是競爭和自由,個人利益的獲取成為人們普遍的價值觀念。大學生就業觀的具體表現就是個人主義嚴重,以個人為中心,很多大學生待人接物時多數情況是以其自身為出發點。表現在就業上就是只考慮自身的需求,即單位可以給自己帶來哪些價值,而不是考慮自己能為給單位創造哪些價值,自身的水平和能力適合什么樣的工作,能得到什么水平的薪資等。大學生明顯的個人主義就業觀,不只束縛了其就業的方向和選擇,也導致其無法擁有長遠的職業發展。
二、中大學生就業觀相關理論
(一)勞動價值論。根據馬克思著作《1844經濟哲學手稿》對勞動價值的看法,他認為“勞動就是生命”,并將勞動作為人本質的特征,即“勞動是人的真正的本質特性”。但是就目前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而言,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社會的分工問題依然有待完善,目前人們生存和發展的手段還是以勞動為主。大學的參與社會勞動的形式主要就是就業,故而,大學生的就業問題上,研究者應結合中與勞動價值有關的理論,以引導大學生能樹立科學長遠的就業觀。
(二)社會價值論。在馬克思看來,人是“社會存在物”,“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系”。也就是說,“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道德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綜合”[5]。根據馬克思的看法,他認為人類的發展與進步是經歷較長的歷史考驗,并犧牲個人發展從而促進社會的整體發展。主要研究的內容也是通過揭示社會的發展規律,探究個人發展的方向,進而總結出個人與社會發展相互統一的辦法。從根本上來講,大學生就業觀中明顯的個人主義就是沒有把自己的就業問題與社會整體結合,將就業視為個人的發展前途,忽視社會發展的要求,使大學生個人的就業問題與社會的發展問題脫節,甚至形成對立的局面。因此,中有關社會價值的理論,可以有效地運用于糾正大學生就業觀中個人主義,為人們的研究提供豐富的理論資源。
(三)實踐理論。實踐理論是哲學中最為基本和重要的觀點,馬克思認為“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5]世界分為主觀和客觀世界,而實踐就是兩者的紐帶,起著聯系作用。人們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只有通過實踐活動才能檢驗自身的認識是否正確和科學,即“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下大學生就業觀中普遍存在主觀主義,其主要原因就是大學生沒有通過實踐來檢驗自身的就業觀是否合理和符合各方面發展的要求,過分看重自身的主觀認識,并以此作為職業選擇的標準,大學生就業的盲目性就成為必然趨勢。
三、用相關就業理論指導大學生樹立正確就業觀
(一)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以人為本”思想的核心是將人作為發展的重點,而不是將物質或者經濟作為發展的本質。而在價值理論中,個人的價值與社會價值是處于辯證統一的關系,同時價值理論還指出,人的本質特征是社會性。因此,大學生在進行職業選擇時,不能僅考慮物質和經濟層面的價值,應充分重視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既要從自身的特長、興趣和能力出發,也要結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
(二)將馬克思就業理論與大學生實際情況結合。人們的認識需要得到實踐的檢驗才能確定其科學性和合理性。大學生就業觀的樹立應以實踐為基礎,從自身實踐出發,明確自己的就業方向、就業能力,自身的優勢與不足。除了大學生的實踐之外,高校也應通過一些就業的實踐指導活動正確引領大學生就業觀的樹立。比如學校可以設置安排行之有效的就業課程,指導大學生對自身的就業情況有具體的認識,也可以在課堂上模擬企業招聘的情境,讓學生了解企業人才需求的具體條件。
(三)以就業理論的引導鼓勵大學生重視勞動,敢于創業。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中明確指出了勞動對于個人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這種理論在當下同樣適用。目前世界發展處于全球化狀態下,競爭和合作可以實現瞬間轉換,而勞動則是其中恒定不變的因素,只有通過勞動才能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生存。因此,大學生就業觀應重視自主創業的觀念,通過個人的勞動實現自身價值的提高和需求的滿足。同時,學校也應對大學生的就業進行正確引導,鼓勵大學生自主創業,為大學生提高有用創業信息和創業辦法,以此避免大學生創業走彎路或誤入歧途。
結束語:
是世界范圍公認的重要哲學思想,根據其勞動價值論、社會價值論和實踐理論,大學生就業觀中應將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統一,根據個人就業實際情況和社會發展的需求擇業。此外,大學生應具備創業意識,能通過自己勞動和努力創造更多的個人和社會財富。
(作者單位:長春科技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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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學上的權威崇拜及傳統經濟學的困境
經濟學的嚴重落后性已是眾所周知的事。無論是邁克爾?佩雷曼主張經濟學終結[i],還是陳綱先生指責經濟學家不如農民[ii],都已表明,人們對于經濟學術落后性的極度失望。“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出發點和庸俗化方向本身就決定了其滅亡的趨勢。不論是其自身的反思還是對立流派的批判,西方經濟學的非科學特征早已是不爭的結論了......或許,下一代人將不再跟隨薩繆爾森學習經濟學。”[iii]
的確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已遠不如其它自然科學。在18世紀時,物理科學、化學科學開始全面發展,同樣,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也吹響了經濟科學發展的號角。自18世紀以來兩百多年時間里,人類的物理科學、化學科學,甚至包括后來才開始發展的生物科學,現在都已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人類早已經能自由地遨游太空,早已經能精確地計算出宇宙飛船飛入的軌道位置以及能精確地計算出著陸地點,人類早已能制造出異常復雜的機算機,人類早已能精確地分析出任何物體的成份含量,并根據需要合成出特定的化工產品和新材料。但是人類的經濟科學卻遠沒有這么發達,在權威崇拜下,從根本理論上來說,仍然基本徘徊在亞當.斯密1776年的思維起點,雖然后來薩伊、馬歇爾、凱恩斯、熊彼特等不少人幾百年來在作大力的推進和修正,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客觀地說,在根本理論上幾乎未作出革命性的飛躍。這主要是因為經濟學上嚴重的權威崇拜。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尖銳地批評經濟學權威的危害,把某人的著作奉為圣經拒絕人們提出新理論和批評它的長短,對于真理必定是最嚴重的侵害。毫無疑問至今為止,甚至未來,不可能有哪一位大師的經濟學術能夠充當經濟學圣經的角色,因為經濟學是一門科學,任何人的智慧都不可能窮盡所有真理而無一點紕漏甚至繆誤的地方。只不過個別“天才”性的經濟學大師的學術之中或許有多一點智慧性的東西罷了。
經濟危機、貧富懸殊、工業化壓抑、環境污染、沙漠化、自私自利、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等等,都表明,傳統經濟學在權威崇拜意識的禁固下裹足不前,已不能解決現代人類社會的經濟建設。世界銀行在1991年發表的年度報告,開篇誠懇、鮮明地指出“推動經濟發展的原理還遠未被人們完全掌握”。
二、現代經濟學新革命的系統構想
為此,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學界要敢于跳出西方傳統經濟學的疆化思維,去努力尋求真理,進行一場現代經濟學新的革命,以更好促進中國的經濟建設。
(一)經濟學支柱概念的革命
我們認為,傳統經濟學中最落后的地方就是對支柱概念或者說研究的基本對象的固守,各國經濟學家還深受數百年前的產品觀影響。客觀地說,數百年前,以農業生產和新興的工業生產為主,當時的經濟學家們能夠提出產品的概念,并以產品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或者說以產品作為經濟最基本的細胞是非常科學的。但是就如化學科學不能停留在分子階段,還需進一步研究發展到原子、質子、量子,仍至將來還可能進一步發展一樣,我們認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支柱概念也需改變。
嚴格地說來,產品遠不足以囊括人類的整個經濟領域。諸如金融服務、保險、詩歌、歌曲、經濟學家的著作等同樣在商業領域流通的東西并非一定是產品。
因此,我們提出財富的概念,構想經濟學上以“財富”替代過去“產品”、“商品”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對象。所謂財富,我們將其定義為“就是能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財富在經濟學上并不是指金錢,而是指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金錢或者說貨幣只是商品類財富的權力憑證、度量工具。我們的這一類似的定義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曾提出過:經濟學應將財富看做是滿足需要的東西和努力的結果[iv],一些學者也開始在某些情況下使用,當然都還缺乏系統性,并且未與產品的關系進行徹底的清理,特別是只將以金錢來衡量的商品類東西才叫財富,反言之在過去的意識里財富就是金錢。為此筆者在《財富創造論》一書中盡可能全面地清理了財富與產品、商品的關系,系統地闡述了財富為經濟基本單位的事實以及應作為經濟學支柱概念的建議。根據定義,財富包括產品,也包括非產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包括物質類財富,也包括非物質類財富,包括有形的財富,也包括無形的財富,凡是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都是財富,都可以是經濟學研究和考慮的范圍。提出將財富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這應該更為科學。
在經濟學上進行這一研究對象的革命非常重要,它有助于經濟學界及經濟界更全面地研究社會的經濟建設。例如,環境,當然不是產品,通常也不是商品,但因為滿足人們的需要,因此也是財富。這有助于我們將其納入經濟建設考慮之中,而不是去發展“產品”、“商品”經濟破壞環境財富。依據這一思想,我們就會明白,財富不只是商品,不僅一輛汽車是財富,一灣綠水也是財富,不僅一只山羊是財富,一片綠色的草地和森林也是財富,它們都滿足我們的需要。當汽車造得很少時,因為其稀缺而顯得價格很高,因而我們毫無疑問地認為其是財富。而當我們的環境惡化,一灣灣綠水消失,符合需要的水變得稀缺時,我們每天生活上所用的水我們也不得不天天付出貨幣去購買,這時水似乎才變成了我們的財富。實際上水原來就是我們的財富,只是我們總覺得其太充足而不珍惜罷了。過去那種以稀缺性為預設前提的經濟學術思想已顯得非常落后而致命。長期以來,全球環境的破壞與惡化,與經濟學上的產品觀和商品觀不無關系。當然,也有人會認為,經過投入資金人工改造過的環境進入人們的生活領域,也可叫產品。實際上即使將改造過的環境稱為產品,同樣顯得比較牽強,經濟學作為科學是不宜為固守某一古老的概念和思維而牽強的。同時,未經改造的環境同樣從遠古就進入了我們的生活領域,我們每時每刻都不能離開,這一龐大的部分我們更不能遺忘,它是我們的寶貴財富。同樣,對于無數的非產品、非商品,因為有了財富作為總括,因此其創造、實現、分配、消費等情況也就能較好地納入經濟建設的考慮之中,這對于人類未來的建設非常重要。
總之,經濟的最基本細胞是財富,而不僅僅是產品或商品,因此以“財富”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更為科學。針對經濟學的現狀,現代新經濟學的革命可能首先必須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即支柱概念上進行革命,否則現代經濟學仍然不可能有突破性發展。
(二)經濟學中研究對象產生過程的革命
無論是非常局限的產品觀、商品觀,還是全面概括的財富概念,其產生實際上并非僅僅來源于生產。由于如上部分我們已提出了財富包括產品,也包括非產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因此下面我們直接使用財富的概念。
我們認為,財富首源于智力創造,然后是實現,而并非僅僅生產,而傳統經濟學在財富產生過程上應該說還基本停留在兩百年前的生產認識階段。這的確需要我們現代在此基礎上向前推進,或者說革命。例如,電腦沒有先經科學家們發明創造,是不可能生產的,一個企業沒有自己的科研人員們不斷研究創造出先進的電腦,其生產也幾乎是不能進行的;再如小說,其首先是作家的智力創作,創造出能滿足人們需要的高水平的小說才是至關重要,而并非印刷車間的生產至關重要,并且現在越來越多的小說不需要印刷生產,通過網絡即可銷售給廣大讀者。也就是說,經濟學應該更好地反映現實的經濟情況,應該將財富的產生過程進行實事求是、科學地研究與抽向歸納,只有這樣抽向歸納出來的基本理論才更符合現實經濟情況,從而才能更好地反過來演繹至現實經濟建設中,更科學地指導社會、企業、個人的經濟活動。
當然我們有必要對財富創造、財富實現、財富產生及財富生產等重要的概念進行重新整理定義,以有利于經濟學理論的突破與發展。所謂財富創造,是指人們為探索獲得新種類、新形式、新規格、新用途、新領域等等方面的財富,以大腦思維創新為主導的發明、發現、創作、設計等新財富的活動。它并非單純的大腦思維活動,也不是重復性地制作產品的活動。對于財富創造,我們提出了“以大腦思維創新為主導的發明、發現、創作、設計等新財富的活動”這一措辭,即創造不僅僅包括發明、發現、創作、設計這四大形態,還包括其它活動形態,這為現在復雜的各類創造形態以及未來可能新出現的創造形態留下思維的通道。定義中的“等”字非常重要,否則很可能使將來的研究、解釋固步自封。財富實現,就是使創造的概念性的財富成為事實或使成為能為人們消費、使用的事實。具體地說就是將所發明創造的新財富進行知識傳播、生產、銷售、服務等等活動,使其變成可以為人們直接需要并且供人們使用、消費的各類活動的總和。財富產生,就是人們創造實現財富的活動,它包括財富創造和財富實現兩個部分。財富生產,是指人們在農業和工業上,根據已經取得的財富知識,通過勞動和一定的要素的結合種植農產品和制造工業品的活動。財富生產只是財富實現中的一部分。如上所述,財富產生包括財富創造、財富實現,而財富生產只是財富實現的一部分。考察整個國民經濟時,用財富產生的概念更為全面準確。我們提倡在經濟理論上使用財富產生的概念,而避免再濫用產品生產的概念。如果一味使用生產一詞必會使我們繼續陷入過去的理論思維中,很難有系統的突破。
我們認為,財富的產生由兩階段構成:第一階段,財富創造階段。即財富首先要由科學家、研究人員等智力者創造,才可能有這樣一種財富。否則生產上不知道能生產什么。例如,如果沒有愛迪生發明創造出電燈,工廠再高明也不可能生產出電燈這一財富來。第二階段,財富實現階段。財富實現包括生產、運輸、銷售,還包括其它許許多多方面。這里我們用實現這一概念來概括財富產生的第二階段,而不用生產來代替,因為生產僅僅是財富實現中的一個環節、一個部分而矣,盡管過去“生產”在我們的眼里是多么的偉大和至高無尚,在20世紀中葉供過于求以后,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時甚至并不比銷售高多少。在過去的傳統經濟理論中,財富產生過程的核心和起點都是生產,在舊四分法中是生產、交換,因此認為財富是從生產中生產出來的,除了銷售可以對應于交換外,其它方面,如科學家、銀行、國家、服務人員、后勤人員、管理人員、資本等等,都只是輔助甚或是寄生的,當需要強調其重要性時,于是牽強附會地稱其為生產。運用綜合財富觀及財富產生的兩段論,我們就可以更好地解釋諸如科學家、銀行、國家、服務勞動者、后勤勞動者、管理勞動者、資本在國民財富中的作用,它們實際上都在進行著財富的活動,因具有財富價值或財富產生功勞而存在。
財富的產生由財富創造和財富實現兩階段構成。財富創造是首要的,沒有財富創造,便無財富實現可言。生產的地位也并非那么顯赫和功勞無量,在現代社會,沒有科研人員等創造出優秀的財富,生產變得毫無意義,即使在財富的實現環節,生產也未必就是全部,對一些財富如歌曲、軟件來說甚至未必就需要生產。這也告訴我們是到了應該好好全盤思考舊有的經濟學術理論的時候了。
總之,經濟學中財富產生的過程應該由過去理論中的生產一元觀,革命地推進到創造、實現的兩段論,也就是說,經濟學理論上對于財富的產生應該建立創造、實現的兩階段思想,生產實際上遠不能囊括財富的產生過程,生產只是實現階段的一個可能的程序而矣。例如,一個軟件,先是經過科研人員設計創造出來,即財富創造階段,然后還需要進行實現給社會,即實現階段。然而,實現階段也只是可能需要大批量地復制生產成光盤,即生產環節,然后通過運輸環節、銷售環節等實現到消費者手中。不難看到,即使在實現階段,也未必就只有生產,還有運輸、銷售、廣告宣傳等活動。同時,應該指出,現在許多軟件財富直接在網上進行銷售以換得貨幣,未必需要生產。這也告訴了我們生產一元觀在現代社會的落后性。盡管在農業上,糧實需要大量的農業生產勞動,在大部分工業制造上,工業產品需要大量的車間生產勞動,但是,經濟學不能一味停留在18世紀只研究農業生產和新興工業生產階段,兩百年后的現代需要更進一步,需要更全面地研究現代經濟。況且財富產生的兩階段論,并不是否定生產,而是更全面的地囊括了生產,只是有的財富的產生過程需要生產環節,有的不需要生產環節,有的財富生產環節的重要性占有極高的地位,有的則占有較輔助的地位。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其理論應該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應該說,財富的兩段論能較好地達到這一點。
當然,實事求是地說,基于初步進行研究,以及財富的無限復雜性,關于財富產生過程的研究及財富的兩階段理論,未必就包括所有財富,但它至少包括了現有經濟學中研究的所有財富。對于部分自然類財富,其同樣適用綜合財富觀思想,很大部分如煤碳、石油也能適用財富產生的兩階段論,少部分倘需要新的闡述或作例外處理,但其不影響科學理論的革命步伐。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在不斷完善中發展的。
因此,我們認為現代經濟學上是可以在研究對象的產生過程上進行革命性推進,樹立財富產生兩段論思想的。
(三)“四分法”的新革命
薩伊把政治經濟學劃分為生產、分配和消費三部分,后來詹姆斯.穆勒在薩伊的劃分之外又添加了交換形成“四分法”之外,此后人們對這種根本性的經濟理論問題未再作出什么突破性的見解,更無人對此作出否定性意見。后來的學者更是將生產作為社會經濟的核心和起點。把社會經濟生活領域劃分為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三部分,應該說在當時是很先進的。不過,現代人類的經濟理論應該在此傳統理論的基礎上有所發展。
薩伊和穆勒的這一理論用于考察古、近代工業生產、農業生產有極高的價值,但這一理論以生產為經濟的核心和起點,過份強調了生產的價值,排斥了許多重要財富要素的功勞,如創造、運輸、傳播、服務等許多方面都未包括進四分法中去,只是在現實中將其進行適應性解釋。作為根本理論這是殘缺不全的。在人類由工業生產時代過渡到新的時代后,這一理論運用于人類的財富經濟領域已顯得削足適履。現在已有許多經濟學家深深感到過去以生產為中心或起點研究經濟的嚴重局限性。如H.羅賓斯坦寫道:“新古典的價格、生產和產出理論不會引出一個創新理論來”。
社會的經濟生活領域劃分,并非僅僅是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更科學的劃分應該是:創造、實現、分配、使用(消費)。人類經濟生活領域除了財富實現外,還需要財富創造,而且財富創造是源頭。即使是財富實現,生產、交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還有服務、傳播、運輸等問題。在現代社會,服務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毫不遜色于工農業品的生產與銷售。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在一些財富領域甚至不需要生產。就如我們曾經指出的那樣,例如一個智力創造精英設計創造了一種游戲軟件財富供人們消遣享受,他未必需要將其生產成光盤,他可能通過網上傳播就完成了財富的實現工作,即使需要生產成光盤,我們現在都已感覺到光盤的生產在這一財富經營活動中已顯得無足輕重。再如,一首民間音樂經民間音樂家們創造出來后,人們口傳聲唱流傳開來,這一財富未必就經過了生產。因此,我們在學術理論上使用了財富實現這一提法,希望能具有更高的概括性。財富實現在不同的財富方面可能包括的內容及劃分會有所不同。對于大多數物質財富來說,它如傳統經濟理論劃分的那樣,具體包括生產、銷售(交換)等環節,對于部分物質財富來說,可能只是銷售,也可能只有生產,例如,農民自已種植稻米自己消費,他就只需要生產就行了,未必需要交換。而在許多財富方面,財富的實現并非一定需要生產,可能是服務等等。在理論研究時,我們不宜將財富實現界定為只包括生產、銷售、服務,因為僅這三方面很可能還遠不足以概括完財富實現的所有類型活動。我們主張在不能完全列舉時,留有余地,使其在迅速發展的現代人類社會具有更強的適應性。
現代社會遠不是兩百年前的工農業生產時代。在現代社會,生產已退出社會舞臺的中心位置,讓位于創造。因此,在薩伊和穆勒的理論上我們有必要進一步發展,還創造在人類社會經濟生活領域應有的地位。財富創造的確處于財富的源頭。生產、交換是在財富創造出來后的事。盡管諸如稻谷這樣的財富,一萬多年來人類每年都在不停地進行生產,而研究創造只是偶爾出現,但是依然是先有創造,后有生產,并且每一次重大的創造都是革命性的。沒有遠古時代智力精英們的創造,人類不可能知道生產稻谷。現代社會沒有諸如袁隆平這樣的智力精英的再創造,人類不可能生產高產的雜交水稻。創造在現代社會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例如,只有不斷創造出先進的手機財富,企業才能進行生產、銷售,否則生產出來的手機因為落后根本銷售不出去,企業只能停產倒閉。
經濟上不僅僅只有生產,還有銷售、傳播、運輸、服務、管理等等實現活動。用生產來代替這多得多的活動是不恰當的。因此我們認為在四分法之中,繼創造之后,應該用實現的概念來代表所有各種形態的實現活動。
為了更科學地論述新經濟理論,我們認為還應將舊四分法中的交換進行分解,關于銷售、流通方面的內容歸入實現部分,關于財富利潤方面的歸入分配部分。即劃分為:財富創造、財富實現、財富分配、財富使用,這樣更清晰明了,便于把握經濟的真實規律。
另外,我們基本繼承了消費的提法,不過在這基礎上改為使用。這樣更有利于對于社會財富經濟的考察。因為財富除了終端類財富,還有產生財富的財富。例如機床廠開發、生產供給的重型機床這一財富就不是終端類財富,而是生產財富的財富,該財富存在創造、實現以及分配問題,同時還存在使用問題,即許多企業購買該機床財富并非是拿去消費,而是使用。如果在財富四分法中使用“消費”的概念,顯然是無法描述和考察這一類財富的。因此我們用“使用”這一概念更為準確。再如,人們購買電炒鍋,雖然這一財富是終端類財富,但人們是將其用來炒菜,應該是使用,消費的提法好象也不太準確。人們購買筆、購買電腦也是如此。當然,我們希望在新四分法中用“使用與消費”這一更準確的概念,基于語言簡煉的原因,我們將其精簡為“使用”,也就是說在經濟學中新四分法創造、實現、分配、使用中的“使用”實際上還包括“消費”,即嚴格表述應該是:創造、實現、分配、使用(消費)。
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應該更全面地反映這一事實,因此我們認為現代濟學應該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舊四分法上進一步革命性推進到“創造、實現、分配、使用”的新四分法。新四分法單獨列出了創造的概念和以“實現”的概念取代生產的概念,應該更為科學、全面。新四分法單獨列出了創造,并以創造為首,對于國民經濟以創造為主導的發展提供了科學的經濟理論依據。
(四)經濟學應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
當人類發明創造了稻谷、麥子等的種植方法后,人類從狩獵時代進入了農業耕作時代,這一時代在于對這些財富進行種植實現以滿足人們穩定的生存需要。而當人類開始大量發明工業品,并發明了蒸汽機等機器化生產工具時,人類進入了工業生產時代,這一時代在于對工業品進行大量創造和大規模生產實現。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各國智力創造大規模展開后,人類進入了智力時代,在智力時代人們主要是更大規模地創造各類財富,然后將其進行實現。人類的發展總是圍繞財富的創造與實現這一主線而演進。
在現實生活中同樣如此,一個企業、一個社會均是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一個企業諸如質量管理、成本管理、財務政策、經營戰略無一不是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無不服務于財富的創造與實現。一個社會同樣如此,貨幣政策、投資政策等等都是圍繞滿足人們財富的需要,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
因此,我們認為人類的經濟學理論應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研究的基礎和主線,然后針對不同時期以及不同的具體問題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深入研究。尤其是現在,把握好這一主線,并特別注重最關鍵的財富創造問題,對于國民經濟的科學發展是非常有益的。
無論是現實問題,還是理論發展的需要,現代經濟學都應注重創造的研究。社會的經濟由財富的創造、財富的實現、財富的使用、財富的分配構成。在21世紀,經濟科學理論就應該反映這一基本事實情況,否則不可能科學發展。從現實來看,現代財富創造大規模展開,創造層出不窮,創造的情況幾乎決定一切,創造由人類經濟的幕后終于走上舞臺并且已占據主角的地位。幾乎每一種經濟問題都因創造而出現,因創造而變化。在18世紀、19世紀,人類工業生產時代,一個經濟學家他如果不深諳工業生產,他不會是一個好的經濟學家。在21世紀人類進行大規模創造時代,如果我們還忽視財富創造問題,我們將因理論脫離現實,而不可能是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
我們要注重財富的創造問題,以財富的創造、實現為基本主線,就需要走出生產一元觀的誤區。作為經濟學,其最基本的對象是什么?經濟學基本的對象是財富,而絕不僅僅是產品、商品的問題。在過去許多經濟學說里將產品和商品作為經濟的細胞,這不完善,因而不可能是很科學的。我們認為財富才是經濟的細胞,產品和商品只是財富中的一種。因此過去那種以產品、商品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不是完整的經濟學。財富包括產品、商品,也包括不需要生產的非產品、不需要交換的非商品,也就是說凡是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都應盡量納入經濟學研究考慮的范圍,這樣更為全面、科學。同時,社會經濟活動的內容是:創造、實現、使用、分配等問題,而絕不僅僅是生產、交換、消費、分配問題,更不是以生產為核心和起點的問題,生產僅僅是財富實現環節的一部分而矣,實現不僅包括生產、還包括銷售、運輸、服務、傳播等等。經濟學應從生產一元觀的誤區中走出來,否則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統計調查的結果是,我們即使是情況最好的企業,也存在大量的設備閑置。車間里擺放著世界先進設備而企業停產倒閉者更是數不勝數。這一切慘痛代價與過時的生產經濟理論統治整個社會的思想不無關系。既然“生產”是社會的核心,即然一切都決定于“生產力”的高低,既然發展的好壞取決于“生產率”,既然經濟學理論上都是這么說的,政府官員、企業管理者——經濟思想的學生們當然就“科學”地大力購買先進生產設備去促進“生產力”了。雖然一些經濟學以現實修正的辦法強調科學的重要性,但即然在根本理論上即薩伊—穆勒舊四分法上除了生產,只有交換,因此科學也就只是一種外來的東西而矣,一種在現實觀察中因其現實的極端重要性和血的教訓而才得以進入經濟學領域的要素而矣。
現在生產經濟學的思維即使在美國也仍然根深蒂固。不僅僅保羅.薩繆爾森先生,還是格里高利.曼昆先生都深受生產經濟思維的影響。被譽稱為天下第一的經濟學教材,并在中國繼《經濟學》后又一次掀起經濟圖書浪潮的曼昆先生著的《經濟學原理》,在關于整體經濟應如何運行上提出的原理是: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于其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各國及其不同時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別,源于其生產率的差別;在考慮任何政策如何影響生活水平時,關鍵問題是政策如何影響人們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為此決策者需要讓工人接受良好教育,擁有生產物品與勞務所需要的工具,以及得到獲取最好技術的機會[v]。實際上,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于其創造財富和實現財富的能力并與分配有關;各國及其不同時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別,源于其財富產生力(包括財富創造力和財富實現力,而不僅僅是生產力)的差別;在考慮任何政策如何影響生活水平時,關鍵問題是政策如何影響人們創造財富和實現財富的能力以及財富分配的情況,為此決策者需要讓勞動者接受良好的教育,擁有創造財富和實現財富的良好能力,并盡可能考慮財富發展效率與財富公平分配之間的最佳結合。
顯而易見,經濟學應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生產”、“有效需求”、“貨幣”、“就業”、“價格”、“自由調節”、“國家干預”等都應該在此基礎上作側重研究,否則經濟學很可能找錯方向。
(五)由生產率思維向財富產生率思維革命性轉變
數百年來經濟學術上有一個錯誤的說法,認為生產率一直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在工業經濟時代前期,提高紡織機的生產效率的確可以生產出更多的紡織品以滿足人類的需求。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后,舊產品的供過于求使得生產率并非還那么重要。遺憾的是經濟學的思維一直以來都還停留在生產率上。例如,中國二十世紀九十年最根本的問題與八十年代就有所不同,不再是生產率問題,在中國有大量從國外花高價購買的先進紡織生產機器閑置,生產率剩余了。生產率是為財富服務的,換句話主要是實現財富時在工廠里生產的快慢而矣。有沒有更能滿足人們需要的“紡織品”財富以及能不能銷售出去才是最重要的。創造或引入更能滿足人們需要的財富,并且賣得出去時,才可以進行生產,那時候生產率才變得有價值。
我們認為需要轉變的思維是,不能將產品財富種類假定為是不變的,也不能將生產假定為社會經濟運行的軸心或起點。過去古典經濟學發源于十八世紀工業生產革命時期,那時最顯著、最激動人心的是紡織機器的發明,即生產率的極大提高,大大增進了社會的財富。因此一些經濟學家們認為生產就是社會經濟的軸心,生產率就是經濟學最核心的命題。從學術發展的角度來看,過去的經濟學大師們是無可非議的,畢竟每位智者都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但是現代經濟學在這一點上應有所進步。如前所述,社會的經濟并非僅僅只有生產,還有服務,還有銷售,還有傳播,還有運輸,特別是還有創造,等等。因此應該更全面地來把握社會經濟,可以在傳統經濟學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基礎上推進一步,發展為創造、實現、分配、使用。另外,不能將產品財富作為全社會的所有財富,更不能假定其不變。全社會的財富,除了產品財富,還有文化類財富等等,除了工業生產、農業生產上的物質財富,還有服務以及其它形態的財富,除了商品類財富,還有非商品類財富,以生產上的產品財富來代替整個社會的財富就會導致以偏概全,在考察社會經濟時解釋上就會顯得牽強附會,在復雜的問題上很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人類的財富種類永遠在發展,不可能是固定不變的。過去在經濟學術上將社會的財富種類假定為固定,顯然這樣就會認為科學技術進步使生產率提高了,使財富增多了,使經濟發展了。“提高生產率”就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成了各國政府至今為止最時髦而又缺乏準確性的用語。而實際的情況是,電腦、因特網、手機等等信息財富的創造,并非僅僅是社會的生產率提高了,電腦、因特網、手機等更是一種人們直接消費使用的終端財富。
將人類現代創造出的類似這些難以窮盡的財富看作是生產率提高了,已顯示出傳統經濟學術的嚴重疆化與落后。而比這更為嚴重的是,因為生產率被西方傳統經濟學術上視作發展經濟的核心而傳授給學生們,當學生們走上政府、走上企業領導管理者的崗位后,它們在思維上就會受到“生產率”的困擾,當他們無法擺脫生產率理論這種經濟學思維支配時,顯而易見的是在制定企業發展大計上,首要的就是大力提高企業機器每小時能生產產品的效率;在制定國民經濟發展戰略時,首先考慮的是引導社會大力購買生產率高的生產設備,而不是首先考慮社會如何去最大限度地創造實現財富的問題。當生產率提高,生產出的產品大于需求時,經濟危機發生了,于是生產率成了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經濟學上以生產率為核心的思維是不妥的。
客觀地說,生產率的概念在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前期是很有價值的,因為那時社會財富的狀況主要體現在生產實現財富的能力水平。生產率越高,那么實現財富的能力越強。在生產不足的時代,能生產多少財富也就意味著能實現多少財富。提高生產率,社會、企業實現的財富也就越多。但到了二十世紀末情況發生了變化,生產率再高,生產出來的產品未必為社會所接受,當生產出的產品不為社會所接受時,這時生產率再高,對于財富也意義不大。顯然,現在社會的重心已不再是財富的生產,而是財富的創造,我們更應該關心的不是生產率,而是財富創造率及綜合的財富實現率,即應該關心社會或一個組織(如企業、科研機構)人均創造實現財富的能力。
國民經濟增長的原因不僅僅是生產效率的提高。經濟增長一方面是生產率提高、財富得到更廣泛實現,另一方面是新財富的不斷創造。在許多人看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生產率提高。在十八世紀時的確如此,那時候,生產率的提高使得英國生產出大量紡織品,滿足國內人們的需要,并向外輸出獲取了大量白銀。但是世界對特定的紡織品的需求總量是有限度的,當未達到限度時,生產率的提高使得財富能被大量生產出來,因此生產率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但是當達到限度時,這時候不能再多生產,經濟增長停止了,甚至如果消費者手里的紡織品更新不夠快,那么將會出現嚴重的負增長。實際上,經濟的增長在一定時期既有生產率提高的因素,還有財富在更廣范圍內實現的因素,更有各類新財富不斷得到創造的因素。十八世紀以來,主要是電燈、電話、塑料、尼龍、洗衣機、空調、汽車、電視、電腦、因特網等等數不勝數的大量新財富的出現,使得人類的財富得到突飛猛進的增長,而并非是紡織機等生產率的提高成為了人類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
生產率,是工業生產時代的一個概念,顧名思義,就是單位時間或者說單位勞動者生產產品的效率。也有人認為是單位時間或者說單位勞動者生產產品的水平。實際上,生產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而且隨著非生產性行業的迅猛發展,生產率的概念早已不能用來衡量整個國民經濟的狀況。但是,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人們仍然在采用生產率的概念來考察國民經濟。而且在學術解釋上將生產率內涵無限擴大,以彌補產品、生產、生產率作為經濟學支柱概念的先天不足。實際上,人類的經濟全貌是:首先是科學家等智力精英們發明創造一種財富,然后組織生產,將這種還是概念性的財富生產出來,另外還需要進行銷售將其最終變成為為人們消費的真真實實的財富。也就是說,在衡量國民經濟發展狀況時,應該采用財富產生率的概念。
財富產生率是指一個社會或組織人均創造、實現財富的能力水平。它包括財富創造率和財富實現率。財富創造率是指一個社會或組織人均創造財富的能力水平。財富創造率也可稱作智力創造率。財富實現率是指一個社會或組織在單位時間里人均實現財富的能力水平。它實際上包括傳統上人們所說的生產率,但它比生產率更廣泛、更有意義。因為它不僅包括社會或組織人均在單位時間內可以生產產品量的水平(即生產率),還包括社會或組織人均在單位時間內可使所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等財富為人們最終接受消費的能力水平。
財富實現率的概念還可用于解釋和分析商業企業。商業企業基本不存在生產活動,而主要是銷售、服務等實現活動,銷售或服務的財富市場范圍越廣,目標對象越多,那么這一種財富實現的程度越高,財富也越多。因此財富實現率的概率也可用于考察一個商業企業的經營情況。這是勞動生產率所不具備的。
因此,在新經濟學革命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在思維上由產品生產率的概念向財富產生率的概念進行轉變。
(六)勞動價值論的革命性推進
18世紀,亞當.斯密認為勞動(生產勞動)決定財富的價值。兩百年后這一觀點需要重新思考。一項財富的價值是其創造
誕生時起就已確定。例如科學家們發明了汽車,它具有陸上交通等價值,這時其價值一并與財富的名字及形狀、結構的誕生而誕生了。后來車間的生產只是將這種財富一個一個地生產實現出來。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需求量的大小并不影響其價值的變化,價格也不影響財富的價值。財富的交換價值并不決定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最主要的是其能滿足人們需要的情況和供需情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很難著摸和把握,實際上現代生產一種產品的勞動時間遠遠低于過去的勞動時間,但是其交換價值不減反增。
雖然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進一步研究了斯密的勞動價值論,但李嘉圖的價值理論仍需要進一步發展。
讓.巴蒂斯特.薩伊也不同意斯密的勞動價值論,薩伊認為生產的要素除了勞動外,還有資本和自然力。他提出效用、供求和生產費用決定價值的價值論,其中效用是各種財富的內在價值的基礎和來源,物品的價值是物品的效用決定的。并認為商品價格受市場供求關系影響,并且雖然供求變動決定著價格變動,但供求對價格的作用有一定限度,這個限度就是生產費用。這一論述雖然仍有一些不完善,但在當時是極具天才性。
站在現代社會,我們認為財富價值的高低自其被創造出來時就已確定,只要在實現中不會偷斤減兩;另外,財富的價值不等于財富的價格,財富的價格由需缺度決定,從而可能隨時變化。
當然對于財富價值的再思考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但我們贊成陶俊杰先生在《中國經濟大爭論》中的觀點:“經濟學家首先是科學家而不是政治家……社會需要作為科學家的經濟學家參與治國,需要由你帶來充滿遠見、不囿于政治派系利益爭斗的直言和坦誠!”
從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理論永遠是在發展的。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理論,同樣是必須不斷向前發展的,這樣才能維持其生命力。尤其是勞動價值理論,在18世紀、19世紀達到科學及真理的顛峰后,由于后人不恰當的疆化死守,一兩百年來再沒有得到發展和推進的機會,從而因落后而很少被人們真正接受。
站在現代來看,我們認為,科研等勞動創造了財富,而一般勞動繼科研等勞動之后實現財富。也就是,將勞動進行細分,勞動中的如科研等類型的創造勞動創造財富,勞動中的一般勞動實現財富。如科研發明勞動、設計勞動、創作勞動等為創造勞動,如生產勞動、銷售勞動、服務勞動、運輸勞動、管理勞動、普通技術勞動等為一般勞動。人類社會的任何財富的產生,都離不開創造勞動與實現勞動,因此是勞動創造與實現了財富。這是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科學發展,
雖然只是將勞動細分為創造類勞動和一般勞動來發展勞動價值論,但這一推進是非常重要的,這一推進,更符合實際,因而更能為人們所理解和認同,從而使勞動價值論保持其真理性與生命力,更好地為人們理解和接受。同時,這一理論,使我們根據時代的進步,科學地運用勞動價值論來解決部分問題,即作為一個社會來說,科研等創造勞動是首要的,沒有科研創造勞動,就沒有新形態的滿足人們需要的新財富,一個社會很難進步與發展,社會需要更加重視創造勞動在現代財富中的極端重要性;而實現勞動則是必要的,沒有大量的一般勞動去實現財富,財富也只是一個概念而矣,人們依然得不到任何現實的財富,社會需要充分肯定一般勞動的重要功勞。資本不創造財富,也不實現財富,但在現代社會一項財富的創造與實現,往往都遠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達到的,需要許多人組合起來進行創造和實現,要將勞動力組織起來,以及組織起必要的資料,就需要大筆的資本,資本也就起到組織財富產生的作用。往往是資本充足,那么創造上就能更好地組織優秀的科研人才進行創造,實現上則能組織足夠的人力進行大規模生產和在更廣闊的市場上進行銷售。這就更好地說明,資本不創造財富,但它在一國財富的創造與實現上非常重要,這使我們能更好地從經濟理論上正確地看待資本以促進國民經濟建設。
也就是說,用社會必要勞動進間來解釋勞動價值論已不適應需要,而將勞動進行深入研究細分為創造勞動和實現勞動后,我們能更好地科學繼承與發展勞動價值論。
同時,應該指出,經濟學是一門經濟領域的科學,而不是政治學,不宜將其政治化,否則很難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即使是關于創造勞動、實現勞動以及資本等各要素在財富中的重要作用,這也只是經濟學術的研究與探索而矣。
(七)財富的價值、價格及需缺度問題
我們認為一項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汽車自其創造出來后,其就具有運輸的功能,創造得越好,其價值越高。生產率的提高,不影響其價值的改變。同樣在生產上投入再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其價值依然不變。財富的價值也不因為供需的變化而變化,它自其被創造出來后就已經恒定。財富的價值也就是財富的功能或效用,其能滿足人們需求的功能是跟隨著財富客觀存在的。我們不同意財富的價值因人們需求的變化而變化。人們的需求變化,只能說財富需要不斷地創造更新,以滿足人們變化了的需求。某一財富的價值是不變的,除非其諸如老化等降低了效用、生產的不力使其功能不全等。財富的價格漲跌并不一定意味著財富的價值發生了變化,財富的價格往往是以價值為基礎,當然一定程度上也以成本為基礎,但同時深受供與需之間的影響。例如在涌泉邊,水是一文不值的,但是水仍是能滿足人們需要的財富,其價值并不因為其價格為零而為零。雖然在沙漠里,也許一瓶水可能有人愿意以千金相買,但是其價值依然是恒定的,即仍然只能是滿足人們對水的需要。人們在沙漠里不喝水要被渴死,同樣在涌泉邊不喝水也會渴死。不能因為某種財富稀缺時就認為其價值升高了。無論是生產多少,無論價格怎么漲跌,無論是提高了生產率還是未提高生產率,每一個該財富的價值量都是不變的。供需的差距也不改變財富的價值,人們一頓只吃一個面包,供應十個面包,人們還是只吃一個面包,每個面包的價值量還是不變的,只不過其它九個面包的價值被浪費了。我們認為某一財富的價值是恒定不變的,當然進一步新創造出來的新一代財富,其能更好地滿足人們的需要時其財富價值是會提高的。但是新一代財富已不是原來特定的財富,就如今天的日光燈、藝術燈已不是愛迪生那時發明的白熾燈一樣,即使今天改進了的白熾燈也不是那時的白熾燈,應該看作一類財富但是屬兩項財富或者屬兩種規格的財富。進一步創造,新的財富價值量提高了。財富的效用價值似乎也有時間性的情況。例如五十年前的一部法律可能對于當時來說是很有效用價值的,但到了現在效用價值可能已所剩無幾。但就這一例也不否定該法律的價值的恒定性。該法律的價值在于在那個時代條件下具有特定的價值功能。不能苛求其在新的條件下也能滿足新的需要。滿足新的條件下的需要是新的法律的事。
一項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在生產上投入再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其價值依然不變。同樣財富的價格也并非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例如,農產品投入的社會必要時間遠高于高科技產品,但是價格遠低于高科技產品。因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已很難適應現實經濟問題。關于財富的價值及價格問題我們不主張經濟學上仍然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上徘徊不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充其量在一定范圍內可作為參考而矣。
我們認為財富的價格受需缺度的影響。所謂需缺度就是一項財富人們對其需要的迫切程度、購買能力與這種財富滿足人們的情況、在供給上稀缺的程度兩方面的結合。需缺度越高的財富,價格越高。需缺度低的財富,價格相應較低。財富首先要為人們所需要才可能有價格,這是前提。而財富的價格深受供需情況的影響。在十八世紀以前的布宜諾斯艾利斯,那里動物很多,但耕種的糧食很少,物以稀為貴,面包的價格比鮮肉還貴。在遠古時代,一碗飯也能很輕松地換到一只野兔。如上面所述,水是我們必須需要的,當我們居住在涌泉旁時,水也就沒有價格。相反,如果在沙漠的要道上銷售水,那么我們會發現,它可能比石油還要貴若干倍。某種財富為人們所迫切需要,并且供應量少時,價格就會上升,這時候生產銷售這種商品利潤就較高,經營者就會增大實現供給,或新的經營者就會加入。
相反,某種財富不為人們所迫切需要,并且供應量大時,價格就會下降,這時候生產銷售這種商品利潤就較低甚至虧本,經營者就會減少實現供給,或退出這一財富實現事業。財富活動與人們的需求密切聯系,隱含了利潤的價格在其中起到氣象儀和調節器的作用。我們需要明白財富的價格深受供需情況影響。當糧食很稀缺時,糧食的價格會比任何工業品都還貴。只不過現代人類每年能生產供給的糧食量就一般地來看已經不為人們所憂愁,至少不為工業國家所憂愁。那種認為農業產品附加值很低的經濟學說不正確。對于電腦,設想不存在繼續創造,生產率大幅度提高,生產供給的人非常多,那么每臺的價格有一天會下降到令人吃驚的水平,其“附加值”將低得并不比糧食高多少。實際上由于已有大量人在生產和銷售供給電腦,現在我們經常聽到許多商家抱怨電腦這一高科技產品財富“附加值”并非很高。
在研究國民經濟時,需要注意一個問題,那就是財富的價值與財富的價格不對等問題。例如,一塊電子手表,在二十年前值5元,今天其更先進,財富值更高了,但是其價格并未得到多大增長。再如,一部某款手機,5年前的價格設為5000元,現在其價格可能500元也難以賣出去。財富的價值與價格不一定是對等的,某一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而其價格則深受需缺度的影響。
(八)財富換財富原理
作為經濟學,倘需論述財富換財富的問題,財富換財富這是人類的經濟規律,也是經濟學中的重要支柱之一。
財富首源于創造,創造出來后人們依據所創造的財富知識進行生產,以滿足生存、幸福的需要。從原始社會進入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后,隨著人類創造的財富越來越多,人類開始了一定程度的分工。這時候大多數人種植農作物,少數人開始進行手工工業產品的生產,雙方都需要進行交換,以滿足生產、生活的需要。這時候由于創造的財富還比較少,分工、交換都還比較初級。而隨著紡織品機器、蒸汽機等的發明,以及大量其他不計其數財富的創造,人類進入工業生產社會后,這時候,社會分工深化。往往是一個人不可能生產滿足自己生活、生產需要的所有財富,只能創造、實現供給某一或某些特定的財富,然后進行社會化交換,供給社會中需要此種財富的他人,從他人手里獲得可以購買到其他財富的貨幣(也即社會化財富的憑證),才能用貨幣去購買自己生活、生產需要的財富。也就說,人們各司其職,從事不同的工作,為社會供給特定的財富,從而獲得貨幣,購買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例如,一個工廠的工人們,他們需要生產出社會需要的某一工業品財富,銷售供給其他人后,獲得貨幣,然后用所獲得貨幣去購買糧食、衣服等自己及家庭生活所需要的財富。再如,一個公司的服務員,他們需要向社會供給服務財富,得到社會的他人認可消費后,才能獲得貨幣,然后用所獲得的貨幣才能購買到自己及家庭生存、幸福所需要的財富。總之,隨著人類所創造財富種類的眾多,每個人或每組織體的人只能供給其中一種或少部分種類的財富,必須參與到社會分工中去。這就是分工的原因。
在社會化分工的時代,除了社會救濟、贈與等外,社會更一般的規則是,一個人要獲得他人供給的財富以獲得生存和幸福,必須用自己供給的特定財富去交換,即財富交換財富。財富換財富,這是現代人類社會的基本原則,也是現代社會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基本規律。財富換財富,包括商品化的交換,也包括非商品化的交換。
財富的商品化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在現代,財富的商品化是一個趨勢。一個作家以自己全部的勞動來創造供給人們需要的小說財富。他需要生存、需要過上起碼的現代生活,因此他所創造提供的財富,別人如果需要,應該用自己手里的財富來與其進行交換。如果其它人不用自己手里的財富交換就能免費獲得作家創造的財富,那么這位作家實際上就是在無償地向他人供給財富。而這位作家是需要生活的,是需要養活其家庭成員的,他除了自己擁有小說原稿這些特定財富外,就一無所有,而最終會被餓死,要么轉行以求生存。著作權領域如此,整個專利領域也是如此。
一般說來,財富的商品化并不是什么十惡不赦的事。在自然經濟時代財富不商品化,人們通過自己種地自己可以養活自己。但是在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社會,每一個人不可能都去種一塊自留地。在未來,甚至可能90%的人沒有自留地,而只能從事其它非農業財富的供給。社會的這90%的人要獲得糧食需要將自己供給的財富商品化,去向農民換取糧食。而農民也需要將自己種植的糧食的絕大部分商品化,去換回工業類財富、文化類財富、服務類財富等現代社會生活所必須的財富,包括去換回化肥等生產類財富。而在這90%的人中,每個人又可能在從事著不同的財富供給,他們之間也需要用自己供給的特定財富才能換回別人供給的財富。
總之,財富的商品化是一個趨勢,實際上是財富換財富規則的體現。雖然以我們過去的觀念很難接受商品化問題。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社會財富更加廣泛的創造與生產形成了社會分工,而社會分工使得商品化成為必然。財富的商品化實際上就是財富的社會化交換而矣。
當然,我們并不是說所有財富都要商品化交換,而仍有大量財富是經過非商品化進行交換的。如許多基本財富就是由公共財政購買變成公共類的財富,作為全社會共享的福利。例如修建街道、普通公路是需要大量資金的,這些都是人們普遍需要的財富,如果這些財富為修建它的人進行商品化經營,每個人從這里過都需要收費,那么顯然是不妥的。但修建者又不能無償勞動,如果這樣,那么修建者會最終破產和餓死。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會向大家聚集稅收來購買這一財富,將其變為公共財富由全社會不再付費就可共享。
再如思想類財富以及許多難以商品化的科學學術財富,特別是基礎研究,這些財富是難以商品化的,雖然它們是非常優秀且極為重要的財富,但幾乎沒有任何個人和企業愿意花足夠的價錢來購買交換這些財富。這樣的結果是為社會創造供給了這些優秀財富的科學家們往往處于極度貧困的境地,要么他們有其它職業來支撐他們的這些高尚的財富創造供給活動。在歷史上,以及現在,往往是這樣,搞這些財富創造的通常是家境不錯者,或者有其它職業獲取生活來源者,或者是領取國家工資的少數科研工作者,而普通平民很難能從事這些財富的創造。秀才往往是貧窮的,這就是社會未很好遵循財富換財富的原理所致。這大大地制約了優秀財富的創造。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會以公共財政來支持這些優秀財富的創造和供給。
社會化的現代社會,一個規律就是財富換財富,我們總是在從事著不同種類的財富供給,我們用自己供給的特定財富換取別人手里的社會化的財富。我們常常看到,我們養山羊、種土豆、造汽車,然后拿去賣,從而能獲得別人手里的貨幣。因為財富換財富得到良好的體現,因而我們自覺地大量地養山羊、種土豆、造汽車。可是,我們在環境財富上卻很難看到財富換財富,因此我們很難看到有人專門去大量種樹、植草。因為其植再多的樹、種再多的草維護了環境,但沒有人愿意拿錢去購買,其將因換不到財富而不能生存。以至于很長時間來,沒有多少人去保護環境,反而是更多地人砍伐樹木去換貨幣,養殖更多的山羊吃盡草坪去換貨幣,以至于無數森林變成戈壁,無數草原變成沙漠。良好的環境也是大家所需要的,由于很難讓個體分別購買,只能由社會公共部門代表大家來購買。因而,將全社會聚集起來的稅收的一部分拔給環保個體和地方也就理所當然。雖然這不是商品化的財富交換,但實際上也是符合財富換財富的原理。當環保上財富換財富的原理得到良好體現時,當進行環境保護能換到財富時,就會有更多的人去搞環保經濟,專司環境保護。
當然,在社會財富換財富的基本規則之上,我們也需要發揚無私奉獻的高尚精神。但作為經濟學理論應該充分考慮到人們往往只有在能基本生存的情況下才更容易無償供給。
總之,在經濟學中提出基本理論后,還需提出財富換財富的基本原理。這有助于我們全面考查國民經濟建設問題。
三、現代新經濟學構想的演繹與驗證
科學的理論應該從現實中的現象進行抽象歸納,使其具有高度的理論指導意義,并且隨著時代的進步情況,使其盡可能具有時代性的真理意義。當然這還需要對其進演繹與驗證,看是否有矛盾的地方,或者不能解釋的地方,如果沒有,那么這一理論則是極科學的,可以上升為較長時期內的理論;如果有,那么顯然這一理論還有局限性,但如果這一局限性遠比過去的理論小,那么應該說是值得肯定的,以后倘需進一步發展,如果這一局限性比過去的理論大,那么這一理論則是失敗的,應該給予否定。
對于經濟學革命新構想我們在這里進行一些演繹與驗證。
(一)理論驗證
[關鍵詞] 政治理論 教學改革
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改革,已經不是什么新鮮的話題了,但時至今日,改革的成效卻不容樂觀。那么真正解決政治理論課教學中所存在的問題的出路到底何在呢?這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一、以聯系歷史語境的視域,彰顯理論的知識趣味性
對知識的渴求是隨著人們物質生活的不斷滿足而日益增長的。人們對某方面的知識是否積極主動地去求取,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對對象能否產生興趣,也就是說主動接受是以興趣為前提的,或者說是建筑在學習熱情基礎之上的。那么作為涉獵哲學、政治、經濟、歷史、文學、藝術等廣闊領域、博大精深的理論課,同其他一些專業課相比,在相當一些高校的課堂上,學生卻對其顯得冷漠,甚至厭倦。本來政府已把理論課的重要性強調到了不能再高的程度,然而一邊是,高校的講壇上教師在那里用心良苦地講,一邊是學生昏昏欲睡者有之,做著與本課無關的事情者有之,答非所問者亦有之。這樣一種怪圈,既大煞了理論課的風景,也枉費了教師們的一片苦心。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呢?究其原因,理論本身的知識性毋庸置疑,大學生們的求知欲亦不容懷疑。我覺得問題的癥結就在于,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將政治理論課帶有的意識形態教育特性片面強化,以單調的理論說教方式,以強制的灌輸形式對學生進行政治理論教育。使得原本百科全書一樣的系統知識體系遭到消解。從而使學生生厭,甚至反感,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所以若改變此局面,就要求我們在進行理論課教學的過程中,必須突破傳統的政治理論課教學思維定勢,走出單調的教化誤區,在注重理論課所具有的意識形態教育功能的同時,將其博大而精深的知識特性也能充分地展現出來,即把理論放到與之產生、形成和發展密切相關的歷史大視域當中,在闡述理論產生的動因、淵源以及在與之相對立的派別觀點相比較之中,將其深邃的知識傳授給接受者,寓教于知識傳授的過程中,使求知者在潛移默化中熏陶情操、凈化心靈、獲取智慧,如此方能顯現出理論的魅力之所在。
我們不妨以基本原理課當中的政治經濟學為例,首先應向學生闡述馬克思傾盡自己的全部精力,刻苦研究、深入探討經濟發展規律的動因是什么?他在闡述自己的理論觀點、原理、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過程中,又是怎樣完善和發展了前人的優秀成果、成為人類理論思維結晶的?他的理論的形成有哪些方面知識支撐?在其發展進程中與同時代并存的理論即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又有著怎樣的關聯等等?在這種歷史語境的回顧中,與橫向的比照分析中,不僅使教師與學生一起重溫理論的發展史,進一步加深對理論深入的理解,而且也能將學生帶入一個廣袤的知識海洋。試想如果我們的大多數教師都能做到這一點,將會大大提高學生們對理論課的興趣及學習的主動性、自覺性。當然,新形勢下政治理論課的高要求,是對我們高校政治理論課從教者知識結構與能力的一種挑戰,沒有豐富的知識儲備與積累,沒有對哲學、歷史、政治、經濟、文學、藝術,包括宗教等知識的廣泛涉獵,就無法勝任新形勢下的政治理論課教學。只有走出自己的專業局限,涉足廣闊的知識領域,不斷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真正做到博大而且精深才能擔此重任。
二、以聯系理論動態的視域,展現理論的科學真理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信息時代的到來,當代特別是90后的大學生與過去相比見多識廣,每天都在獲取著大量來自各方面的信息,而且對事物有較強的判斷力,并在所關心的問題上有較深的理解力,有自己獨立的想法和看法。同時又有較強的參與意識和思辨能力,愿意發表自己的見解。面對這樣新一代的大學生,怎樣使他們的優勢得到最充分的發揮,怎樣使他們的潛能得到最大的發掘,怎樣盡量縮小其與理論的距離感,增強親切感?這就要求我們不僅僅注重理論自身的固有的內在的邏輯統一與基本內容,更重要的是把握當代或中國化的理論觀點的最新研究成果,即站在理論研究的前沿,引導、啟發學生深入思考,聯系他們感興趣的理論動態、熱點問題、解決他們的思想困惑,如此才能使他們真正以敬服的心態理解和接受理論的科學真理性。
例如,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提示社會經濟運動規律的科學,就體現在馬克思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各派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有關學說進行了系統的歷史的分析批判,同時以論戰形式闡述了他自己的有關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重要見解,構成其科學體系。馬克思的不朽功績在于,在繼承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科學成分的基礎上,又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創立了科學的價值論特別是勞動價值論,并運用這一理論進一步發現了剩余價值論,在科學的思維方法指導下,以其敏銳的洞察力,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剩余價值的來源、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剝削與被剝削的對抗關系和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所代替的必然趨勢。因此引起了政治經濟學領域的革命性變革。也正是這一理論的真理性與科學性,使得在百余年漫漫人類歷史長河中,始終熠熠生輝,放射出奪目的光彩。
然而,政治經濟學理論作為當時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同任何理論一樣,也具有明顯的歷史規定性,這種歷史規定性給出了諸如“所需解決的問題、何種方法解決問題、問題解決到何種程度”等一系列客觀現實條件,從而對人們有意識的活動劃定了相應限度的可選擇空間。深刻認識這種歷史規定性,將十分有助于我們把政治經濟學理論作為一種富有時代特征的科學理論加以理解和挖掘,而不是將其作為形而上學的教條。政治經濟學在完善和發展前人優秀成果的同時,并沒有終極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目標,相反,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創造,則為后人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這也就需要我們要與時俱進。運用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一般性的帶有最普遍指導意義的結論,去分析、研究距理論創始人所生活的時代已久遠的當代社會的現實問題。
理論的基本原理雖然為我們研究和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的新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然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許多情況已發生了重大變化,與創始人當時所面對和研究的情況已有很大的不同。更何況在馬克思所生活的時代,資本生產方式還沒有獲得充分的發展,人們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認識水平還受到一定的限制,這也就決定了經濟學并不是完美無缺的,在有些方面表述的還不是很清楚,甚至還有個別遺漏的地方。如關于商品價值量的決定問題,馬克思當時只論述了物質產品的價值量決定問題,而未涉及精神產品和勞務商品的價值量決定問題,也未能涉及科技產品和知識產品的價值量決定問題,更未涉及無形資產和知識產權的價值決定問題,而這些問題,既是現實社會中的焦點敏感問題,同時也是理論界各抒己見、頗有爭議的同學們感興趣的問題。
作為施教者應勇于應對這樣的問題,而不是知難而退回避這些問題。要處理好教材內容與學術領域爭議的熱點問題的關系,著眼點應放在以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審視這種變化,力戒主觀偏見性和形而上學,全面準確地介紹當前理論界的新觀點、新理論、新材料,使學生既了解學科的學術動態、前沿成果,又幫助學生提高獨立的判斷力,分析思辨能力。教學形式可采用課堂提問、研討、辯答等方法,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在活躍的課堂氣氛中,了解學生對這門理論課所理解掌握的程度及對現實問題認識的深度,從而適時有針對性地加以引導。同時,也能加深教師自己對前沿理論成果的把握,進一步提高作為一名理論課教師應具有的素質功底與能力。
三、以聯系社會現實的視域,發揮理論的功用實效性
某一門知識的功用如何,這是接受他的人不能不關心的實際問題。比如政治經濟學的功用性,不但是在過去曾對無產階級的革命和解放斗爭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使社會主義運動取得了偉大的成功,而且還在于他在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問題時所闡明的發展規律,有些屬于社會化大生產的共有規律,有的是關于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共同規律,它是被百余年的社會歷史實踐所反復證明了的真理,今后仍將是我們行動的指南。為什么只有馬克思突破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可逾越的界限”呢?這是因為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是在科學思維方法指導下進行的。同時馬克思經典作家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沒有也不可能窮盡關于經濟學方面真理性的認識,這一理論也有著歷史的局限性,并不是盡善盡美的,但對于一門科學理論來講,這些問題的存在并不損害其合理的內核。誠然,它所研究和解決的問題,與我們今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很大的不同。我們傳授給學生的東西,幫助學生解決的根本問題,是教他們學會如何運用馬克思經典作家所采用的科學的思維方法去觀察、認識、分析經濟生活當中的現實問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
這就要求我們一定要把理論緊密地與我們的社會現實生活結合起來,因為無論是從對的繼承與發展并重的關系來講,還是就理論課本身帶有特性的角度講,還是從教與學雙邊活動的內在統一性來說,我們從教者,都是處在主動的位置上。也正因為主動權掌握在教師手里,因此,這門課教學效果的好與壞、教學質量的高與低,都與其他專業課一樣,取決于教師如何講授和講授什么。也就是說,當前這門課的效果欠佳,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主要原因是沒有突破傳統的政治理論課教學理念,有的還是被動的單調地從理論到理論的教學,或強制地去灌輸,這樣的結果只能造成學生厭倦甚至逆反。我覺得若要改變這種狀態,必須走出教化的誤區,必須結合學生感興趣的社會問題,挖掘理論深邃的底蘊與內涵,從而達到“傳道、授業、解惑”的目的,使學生在一種寬松的學習氛圍中,在知識的滿足中,在困惑的解決中,形成正確的思想觀念與價值標準。根據自己在政治理論課教學中的探索與體會,我覺得為能達到這樣一種效果,采取“專題式”講授教學方式頗為有效。因為這種方式能夠融系統傳授政治經濟學理論,透析社會熱點、難點問題,傳播社會信息,幫助學生解惑答疑并引發深入思考,從而提高學生理解、認識、分析問題等能力于一體。在這里不妨以政治經濟學原理中“運用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分析當代社會剝削”這一專題為例來說明此中道理。
我在這一專題中,第一個層面交待給學生的是應該如何理解“剝削”這一政治經濟學中的基本概念的內涵,使學生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制度,隨著社會的變遷與發展,剝削形式有了較大的改變。由于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剝削現象的存在難以避免,從而加深對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第二個層面就是引導學生聯系當下社會現象,對剝削做出基本的價值判斷和客觀分析。對剝削不能以道德的批判代替理性的評價,而是要對其歷史與現時的合理性給以充分的肯定。同時在對資本剝削做出深刻剖析的基礎上,對較之資本剝削頗為隱蔽的權力剝削即腐敗做出更為深入的分析,因為這一剝削無論是就它的產生根源的復雜性,還是就它的危害程度的嚴重性,以及治理的艱巨性都是資本剝削所不及的。通過對這一社會現實問題的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理論更貼近現實和更具穿透力。第三個層面就是引發學生就我國社會的剝削現象進行深入的理論思考與討論。思考之一,如何發揮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剝削,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思考之二,如何最大限度地抑制剝削的消極作用。思考之三,如何使人們在思想上筑起一道防腐拒變的堤壩。正是在這對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社會現實的對比分析與思考當中,從而使學生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當中體味到理論的價值與功用,才能真正學會恩格斯所明示的觀察、思考和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正如同志所說,“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實行,那么,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
從以上三個方面闡述可見,政治理論課教改,應與時俱進并要有所創新。但創新并非是盲目的幻想,而是在已有的教學基礎上的新發展。雖然具有一般原理性的理論內容并不會因時間的改變而改變,但這并不否認順應新時代的發展與需要,我們對其解讀的逐步深化,即由原來過于強化它的意識形態功能,到著眼于既保持其理論的意識形態的屬性,又充分挖掘這一理論本身的豐富內涵和功效。即以聯系歷史語境、理論動態、社會現實的三大視域,去彰顯理論的知識趣味性,展現其科學真理性,和發揮其功用實效性,從而以這一理論體系自身的感染力,去感化、陶冶學生,使他們通過求知而受教,進而達到理想的教學目的。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