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碳減排工作方案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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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企業碳減排工作方案范文

關鍵詞：中國，碳排放權交易，障礙，對策

一、碳排放權及其交易

碳排放權是指權利主體為了生存和發展，由自然或法律所賦予的向大氣排放溫室氣體的權利。由于CO2是最普遍的溫室氣體，國際慣例是將其他溫室氣體折算成CO2當量來計算最終的減排量，這種權利實質上是權力主體獲取的一定數量的氣候環境資源使用權。它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絕對性。一旦獲得排放許可，排放權人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駛排放權時，其他人不可侵害或妨害。二是排他性。企業通過付費等方式獲得排放配額時，其他企業就失去了搭便車的機會，即當它進行排放時，環境質量會因突破臨界點而急劇下降。三是支配性。排放權人一旦通過合法途徑獲得排放權，在法律范圍內可自由行使占有、使用、收益、處置排放權的權利。四是可轉讓性。通過排放權的分配，排放實體有動機減排，減排成本低的組織獲得超出其減排成本的額外收入，減排成本高的組織可通過購買排放權節約成本。

碳排放權交易是指排放者在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指導和監督下，依據有關法律法規，通過市場交易機制，平等、自愿、有償地轉讓碳減排后的富余指標，以實現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削減，取得較低成本的減排效果，從而保護和改善氣候環境質量的民事法律行為，又稱“碳交易”、“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其概念源于1968年美國經濟學家戴爾斯提出的“排放權交易”，興起于兩大國際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主要思想是，在滿足環境要求的條件下，賦予特定主體合法的碳排放權利，并允許這種權利像商品那樣買入和賣出，合同的一方通過支付另一方獲得溫室氣體減排額，買方可以將購得的減排額用于減緩溫室效應從而實現其減排目標。具體而言，即首先由國際機構（國家、組織）根據環境質量目標研究確定溫室氣體最大允許排放量，并將其分割成若干排放量到各個國家（區域）；該國（區域）政府進行再分配，并通過建立碳交易市場使這種權利合法地買賣。排放者從其自身利益出發，自主決定買入或賣出排放權。2004年，全球碳排放市場誕生，2011年全球市值達1760億美元。專家預測，2012年可望超過石油成為全球最大的交易市場。

二、國內碳排放權交易進展及障礙

（一）試點進展情況

中國盡管還不承擔溫室氣體減排義務，但高度重視并積極應對，先后《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管理暫行辦法》、《溫室氣體自愿減排項目審定與核證指南》等文件，積極推動國內碳交易。2008年，上海、北京、天津先后建立交易所，邁出了構建碳交易市場的第一步。2009年國家宣布，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中長期規劃。國家“十二五”規劃明確指出“要探索建立低碳產品標準、標識和認證制度，建立完善溫室氣體排放統計核算制度，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場”，到2015年全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國務院《“十二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也指出“要探索建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立自愿減排交易機制，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加強碳排放支撐體系建設”。

2011年10月，國家批準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湖北、廣東及深圳啟動首批碳交易試點。要求試點地區設立專職人員，安排專項資金，編制實施方案，制定管理辦法，測算并確定總量控制目標，制定排放指標分配方案，建立碳排放權交易監管體系和登記注冊系統，培育建設交易平臺，做好試點支撐體系建設。2012年3月以來，北京、上海、廣東、深圳等地先后制定工作方案和管理辦法，研究制定重點行業、企業溫室氣體排放強制報告格式和核算方法指南，籌建重點單位能耗在線監測系統，推進認證核查體系建設，建立與完善交易平臺和交易登記注冊系統，開展碳交易總量設定方法等研究，并召開了試點工作啟動會。據統計，被納入“北上天深”試點交易的行業涉及鋼鐵、陶瓷、石化、化工、有色、電力、建材、紡織、造紙、塑料、化纖、航空、港口、機場、鐵路、商業、賓館、金融等，排放量在1萬噸以上的企業，企業數超過2000家。2012年10月，廣東4家企業花費6799萬元認購了130萬噸碳排放權。這是國內基于總量控制的首宗減排交易。

（二）主要障礙

1.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標準尚未統一

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尤其是在“三可”（可測量、可報告、可核查）方面，標準化正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溫室氣體管理標準體系至少應包括基本圖形標識標準、排放計量標準、從業機構和人員方面標準等。目前國際上的標準有ISO14064系列標準（包括組織與項目級溫室氣體計量標準、溫室氣體盤查與審定標準）、審查機構或其他評級機構標準ISO14065、審定員與核查員能力標準ISO14066、產品碳足跡計算與評價標準（包括ISO14067、PAS2050、TSQ0010等）。但這些標準在中國并不完全適用。國內缺乏統一的統計方法學和標準，這導致排放量和減排量數據口徑統一，對形成全國性碳交易市場是一個障礙。

2.能耗與溫室氣體排放數據不完備

掌握每個區域的溫室氣體排放數據是設計減排目標、確定總量及總量分配的基礎。而很多城市的排放家底是一筆糊涂賬，存在項目不全、底數不清、數據不準等問題，造成統計數據缺乏可比性。這至少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方面，存在統計能力不足的問題。目前，全國各地均在編制2005年的溫室氣體排放清單，但部分基層在2005年不具備科學統計能力，數據不準確。另一方面，存在協調機制的問題。對企業進行碳盤查，就得要求企業暴露家底，這是很多企業都不希望發生的事情，很難調動企業的積極配合性，以致碳檔案的建立困難重重。此外，很多城市的能耗數據在經信委，但牽頭碳交易試點工作的是發改委，這導致應對氣候部門不能“順暢”拿到重點用能企業的能耗數據。

3.碳排放權分配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碳排放權的分配是碳交易市場的前提，關系到整個碳交易市場的運行效率甚至是成敗。它需要解決公平問題，通過什么標準和依據公平分配，避免產生權力尋租和黑市經濟。同時要解決效率問題，只有碳交易價格高于減排成本，交易制度才能發揮其作用。國際上有無償分配、有償分配、按行業分配、按地區分配等形式，但無償分配可導致需求動力不足，無法體現稀缺性，可能導致碳價太低，呈現“沒有交易的市場”；有償分配則會增加企業負擔，將面臨企業比較強烈的反對。而且，對企業發放配額時，企業、產業和地區的發展速度也將受到限制。一旦分配不當，極易扭曲市場原則，可能導致新的配給經濟。

4.碳交易市場分散不統一

只有完整的碳交易市場，才有較好的穩定性和流動性，才具備發現價格、降低交易成本和規避風險的市場功能。國內碳交易機構存在規模小、設計標準不一、難以共享、重復建設等問題。自2008年北京、上海和天津成立了交易所后，杭州、武漢、大連、深圳、重慶、廣州等地紛紛跟進。據不完全統計，已建成近20家交易所，還有多家在建或列入當地規劃，遍及全國各省市，甚至到區縣。從實際效果來看，碳交易所大多無實質性業務，只有零星交易，尚未形成規模。北京環境交易所成立后真正的交易量約300萬噸，全國排名第一，但這還不到歐洲氣候交易所一天的交易量。同時，市場主體匱乏，目前國內企業對于碳交易并未形成統一概念，雖然也有很多企業自愿加入碳交易體系，但并非市場主流。

5.碳交易專業人才缺乏

碳交易人才主要包括：一是政府和企業的管理人員。二是能開發、運用衡量碳排放標準和方法體系（包括溫室氣體清單、碳盤查等低碳認證標準、碳交易及相關減排項目的核算標準和方法等）的技術人員。三是具體執行和實施相關標準的操作人員，包括碳排放統計與報告、第三方核查、登記注冊系統運行與維護、碳交易操盤等人員。然而，由于社會對碳交易的認識滯后，及教育體制不配套，我國缺乏全面了解碳交易的人才。如第三方核查核證人員，一要具備工業背景，二要英語水平高，符合條件的工程師很少。目前聯合國批準的中資第三方核查核證機構只有4家，即使再加上其他節能監測中心或者一些中資機構，對于納入碳交易的幾千家企業來說遠遠不夠。

三、國內碳排放權交易對策建議

（一）積極穩妥推進市場建設

建立碳市場是一項長期的任務，應留有足夠的“學習期”，循序穩步推進。盡管目前國內碳市場“有場無市”，但不能為了追求碳市場的繁榮而過快地推進全國性配額碳市場建設。按照先從自愿市場后強制市場、先現貨市場再期貨市場的順序推進碳市場的建設。在自愿與現貨市場階段，選擇部分重點、具有較好的溫室氣體排放統計基礎的行業、區域進行試點工作，對我國企業進行碳交易的實質、內容與程序等進行宣傳與引導，充分研究碳排放總量控制制度和排放權合理分配，逐步建立碳交易市場，探索市場規律。在強制和期貨交易階段，借鑒歐美碳交易所的碳期貨合約，設計適合中國的標準化碳期貨合約，建立完善的交易和結算機制。

（二）完善碳交易相關法律、法規與標準

立足中國國情，完善有關碳排放權交易的法律、法規，將碳排放權交易置于法律框架下，奠定法律基礎。加強與碳交易有關的配套政策建設，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對積極減少排放、積極出售碳排放權的企業從資金、稅收、技術等方面予以扶持，并開展績效評估。加強碳排放權計量標準研究，充分借鑒國際標準化組織的相關標準，充分考慮了國內實際，制定核查規范清晰、可實際操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化和報告規范及指南、溫室氣體排放的核查規范及指南，為區域、組織、項目、重點產業與產品等各層級的碳減排量核算提供權威依據，確保數據核算具有可比性，為建立跨行業、跨區域的全國易市場做準備。

（三）加強溫室氣體的盤查、統計與監測

建設溫室氣體移動采樣系統、檢測實驗室、數據監測與評估平臺，為編制溫室氣體清單，研究溫室氣體時空分布規律提供基礎。對交通、建筑、公共機構領域等重點企業和機構定期開展碳盤查，將溫室氣體排放納入現行統計調查制度，加強統計與核查，分年度、分行業進行加工和處理，準確掌握主要機構排放情況。探索建立基于部門分工統一的溫室氣體排放管理機制，加快監測、認證評估與核查機構建設，加強溫室氣體排放監管。

（四）科學合理分配碳排放額

按照碳排放強度約束指標（能源強度以及碳強度）要求，結合經濟社會發展實際，科學合理確定各地區碳排放總量目標，為碳排放權配額管理提供依據。綜合考慮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和重大項目建設情況，合理確定政府可監管的年度碳排放權配額總量指標。制定相應規則，向重點控制企業發放碳排放權配額，并將符合規模要求的有關新建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納入配額指標管理。

（五）加強人才隊伍建設

發揮政府在低碳人才支撐體系中的作用。在高校設置應對氣候變化、能源與環境等相關專業，加強應對氣候變化基礎研究和科技研發、戰略與政策、國際談判和低碳發展市場服務等人才隊伍建設。在政府主管部門設置低碳管理部門，督促重點企業設立相應部門，配備專業人員。組織實施重點人才培訓計劃，以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和政府相關官員為對象，以低碳理論、政策和相關實務等為內容。出臺從業人員資質標準，開展碳資產管理師、碳交易師、碳審計師等資質認證。鼓勵社會力量積極培訓低碳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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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企業碳減排工作方案范文

【關鍵詞】 碳稅； 博弈； 可行性

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國，采取相關措施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已成為我國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同時環境與資源的約束制約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我國正面臨著巨大的節能減排壓力。在國際和國內的雙重壓力下，研究制定相應的減排措施非常必要，開征碳稅作為一種減排途徑倍受青睞，下文將從博弈論的視角出發，探討開征碳稅的可行性。

一、可行性分析

（一）理論基礎

1.外部不經濟性問題與庇古稅

經濟力量的相互作用產生了外部性，外部性使資源不能有效配置。英國經濟學家庇古提出：國家可以通過稅收或補貼的辦法使得外部性內部化，這就是著名的庇古稅。按照碳排放量或化石燃料中的碳含量征收的碳稅就是一種庇古稅。合理的碳稅設計是將溫室氣體排放外部費用內部化的有效手段。

2.污染者付費原則

“污染者付費原則”是指排放污染物的單位和個體經營者繳納一定的費用，以使其污染行為造成的外部費用內部化。碳稅就可通過價格作用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3.雙重紅利

用環境稅來替代現行的扭曲性稅收，從而實現改善環境質量和降低超額稅負、增加就業等非環境目標的雙重功效，這就是所謂的環境稅的“雙重紅利”效應。

4.收入中性理論

要開征一種新稅就要保持稅收收入的中性。例如：基于雙重紅利理論，政府在增加與環境相關的稅收收入的同時，同比例降低從工資所得、財產或者利潤等方面的稅收收入。因此開征碳稅應注重多個稅種和稅制結構的調整。

基于以上分析開征碳稅在理論上是可行性。

（二）政策支持

2006年3月，我國“十一五”規劃綱要指出，“十一五”期間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

2007年6月，國家制定《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提出了實現節能減排的主要目標。2007年6月政府頒布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來減緩溫室氣體排放。

2007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加快污染減排技術的開發和技術產業化示范。

2008年“兩會”期間，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實施節能減排重大技術和示范工程建設。

開征碳稅可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并實現節能減排，我國已經出臺了相應的政策為其運行提供支持。

（三）技術保證

碳稅以碳的排放量作為稅基，直接按照各種能源的含碳量確定，計量比較簡單，同時我們可以借鑒其他國家碳稅實踐的豐富經驗。

總之征收碳稅在理論、政策、技術上都有其可行性，征收碳稅可以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

二、碳稅的相關博弈模型

（一）企業進入博弈

1.相關分析

與其他減排方式相比征收碳稅主要有以下優點：

其一，征收碳稅有利于企業間公平竟爭。一些企業向外界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將成本轉嫁給了社會，相對于無排放或者低排放的企業不公平。通過征收碳稅可以將企業的外部成本內部化，達到企業間公平競爭的目標。

其二，提高資源利用率和社會生產效率。征收碳稅，將企業的外部成本內部化，使得排污企業的成本提高。企業將不得不采取相應措施減少單位產出的能源消耗，從而改善資源配置，提高污染的治理能力。

其三，碳稅的行政成本低于管制和許可，相對于制定標準、實施罰則來比成本較低。

2.模型構建

筆者假設企業是否進入高碳稅的行業與政府是否征收碳稅密切相關。設兩個局中人為政府G和企業E，政府追求的是社會效益最大化，而企業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們全都是完全的理性人。下面構建一個企業是否進入的動態博弈模型。首先是企業選擇是否進入，其次是政府對于進入的企業選擇是否征稅，如圖1，如果局中人企業E選擇不進入那么博弈結束，它可以投資其他行業并得益g3；如果企業E選擇進入高碳稅的行業，政府G選擇不征收碳稅則雙方得益為（g2，0），選擇征收碳稅則雙方得益為（g1，T）。利用逆推法，對于政府G選擇征稅則得益T，不征稅則得益為0，因此政府G選擇征稅。企業E進入得益g1，不進入得益g3，因此當g1大于g3時企業選擇進入，反之選擇不進入。

可以看到，存在一個均衡使得政府征收碳稅的同時，企業也進入了高碳行業，雙方實現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開征碳稅達到了外部成本內部化，在企業進入的博弈中是可行的。

開征碳稅將導致生產成本的提高，并促使部分產生CO2多的企業失去行業競爭力，最終退出該行業。未退出的企業將引進先進技術，降低CO2的排放，減少化石燃料使用，更多地使用非化石燃料，如氫能和電能，也會利用更清潔的能源，如水電、核電和風電。這就促使企業不斷地探索與利用非化石燃料和清潔能源，研究和使用先進的節能減排技術，改善產業的不良結構，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與此同時，在降低能源消耗和加快節能減排技術的開發和利用過程中，還能催生一批專門致力于減排的新企業，促進新行業的發展。同時提高了資源利用率和社會生產效率，加強了污染的防治。

例如，我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蘇明等組成的“中國開征碳稅：障礙及對策措施研究”課題組提出碳稅實施初期根據國家的經濟政策等實際需要，在一定時期內對需要實施優惠的行業可以適度的減免稅，對積極實施CO2減排并取得成效的企業，給予減免稅優惠。

國外一些國家已經征收了碳稅，表1是1999年丹麥對不同企業征收碳稅的政策情況，對于不同的企業實行不同的政策，最終實現節能減排，達到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了產業的優化升級。

（二）政府稅率與企業產量的博弈

1.相關分析

碳稅稅率的設定將對我國的經濟產生一定的影響，下面將分析是否存在最優碳稅稅率，使得企業獲得利潤最大化。

2.模型構建

下面是政府和企業的博弈模型。模型假定稅率完全由政府決定，碳稅在生產環節繳納，企業（這里的企業主要指化石能源的生產、精煉、加工企業）根據產量繳納碳稅，并依據政府的稅率要求決定產量。政府不僅追求較高的稅率，還希望達到社會效益的最大化。政府效用應該是稅率和產量兩者的函數，即u=u（t，Q），其中t，Q分別表示稅率和企業的產量。同時假設企業只關心利潤最大化目標，這里假設收益是產量的函數R（Q），且企業的成本有稅負成本，等于產量乘以稅率再乘上一定的換算比率a，即t·Q·a；企業的其他成本假設為C且是固定的。企業的利潤函數?仔=?仔（t，Q）=R（Q）-t·Q·a-C。

假設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博弈過程是這樣的：首先由政府來決定碳稅稅率，然后企業根據碳稅稅率決定生產產量。為了簡便，假設生產產量和碳稅稅率都是連續且可分的，因此政府和企業都有無限種選擇。這是一個完美信息動態博弈，用逆推歸納法來分析這個博弈。

第一步：先求出第二階段企業對碳稅的反應函數Q（t）。企業選擇產量最大化的利潤函數即：

實現最大利潤需要滿足條件?仔對Q的導數。?仔'（t，Q）=R'（Q）-t·a=0。R'（Q）-t·a=0的經濟意義是生產最后一個單位產品所增加的收益等于增加稅收的邊際成本（稅率t），在收益函數R（Q）的圖形上反應出來就是使企業取得最大利潤的產量，Q*（t）對應的總收益線R（Q）上的點處的切線斜率一定等于碳稅稅率，如圖2所示。如果做出成本線t·Q·a-C與上述切線平行，這就意味著在切點處R（Q）與t·Q·a-C之間的距離就是企業的利潤達到的最大值。

第二步：回到第一步政府的選擇，由于政府了解企業的決策方案，因此他完全清楚自己選擇的每種稅率，企業的產量是由上述的Q*（t）決定的，因而政府需解決的決策問題是t*使其達到最大值。最大值函數為：

根據政府的效用函數u=u（t，Q）做出Q和t之間的無差異曲線，如圖3所示，位置越高的無差異曲線代表政府的效用越高，將企業的反應函數Q*（t）畫上去，那么企業的反應函數相切的無差異曲線就是政府能實現的最大效用。切點的縱坐標t*是政府要實現最大效用所必須選擇的碳稅稅率，橫坐標是企業對政府的t*的最佳反應Q*（t*）。博弈的均衡解就是[t*，Q*（t*）]。

從這個博弈過程可以看出，政府通過與企業的博弈可以制定出一個合適的稅率，既避免因稅率過低而造成的碳排放量過大引起環境污染，又可避免因稅率過高而抑制社會生產。政府在征收碳稅后，含碳量高且產量大的企業所繳納的碳稅就多，企業生產經營成本就會增加，利潤就會降低。因此在利潤的驅使下，征收碳稅可促使企業選擇最合適的產量。這樣就可以達到CO2減排的目的。因此從博弈的視角出發，稅收政策可以通過制定合適的稅率等方式引導和激勵納稅人實現二氧化碳減排。

例如，我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蘇明等組成的“中國開征碳稅：障礙及對策措施研究”課題組提出我國可以實行定額稅率，從量征收。在開始征收碳稅時以低稅率起步，可選擇10元/噸。CO2碳稅稅率換算關系為：1元/噸CO2=3.03元/噸原油=1.94元/噸煤炭=2.2元/千立方米天然氣=3.13元/噸柴油=2.95元/噸汽油。

表2是國外其他國家征收碳稅的稅率，僅以煤炭和焦炭為例。丹麥、挪威和瑞典三個國家征收碳稅較早，并且取得了顯著成效，我國可以借鑒其經驗，制定出一個合適的稅率，達到CO2減排并保護環境的目標。

當然，我國開征碳稅還面臨著具體稅率的制定，開征時機的選擇，稅收優惠的制定等一系列的問題需要解決；同時開征碳稅也可能會帶來收入低的居民難以承擔，企業的競爭力下降等問題，這些問題也需要協調，因此開征碳稅雖然可行，但仍有一系列的問題需要解決，本文在此不再贅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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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企業碳減排工作方案范文

摘要：低碳經濟是目前國內和全球的熱點研究問題。文章在對廣州低碳經濟發展現狀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客觀評價了廣州市與國外低碳市場的差距。同時，提出應該通過大力開發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調整產業結構、倡導低碳生活、植樹造林、鼓勵使用公共交通和低碳技術的研發等措施發展廣州的低碳經濟建設。

關鍵詞：低碳經濟；廣州；節能減排；可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F403.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10)07-0067-06　收稿日期：2010-04-17

一、低碳經濟的概念

作為具有廣泛社會性的前沿經濟理念，低碳經濟其實沒有約定俗成的定義，它涉及到廣泛的產業領域和管理領域?！暗吞冀洕币辉~最早是在2003年英國政府發表的能源白皮書《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Our Energy Future-Creatinga Low Carbon Economy)中出現，是指在不影響經濟發展的前提下，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降低能源和資源的消耗，盡可能最大限度地減少溫室氣體和污染物的排放，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金樂琴，2009)。低碳經濟的核心是低碳產業、低碳能源、低碳技術和低碳消費，它是繼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信息革命之后，世界經濟形態新出現的革命浪潮，成為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過渡的主要特征和未來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質量改善的主流模式。低碳經濟的實質就是能源效率和清潔能源結構問題，其核心是能源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目標是減緩氣候變化和促進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低碳經濟指的是依靠技術創新和政策措施，實施一場能源革命，建立一種較少排放溫室氣體的經濟發展模式，以減緩氣候變化(莊貴陽，2005)。隨著實踐的發展，低碳經濟的內涵還將不斷得到拓展，人們將從不同角度提出更多對于低碳經濟的理解。

這些年我國在低碳經濟的努力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90-2005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下降46％。在此基礎上，在哥本哈根會議召開前夕，我國又提出，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二、廣州市低碳經濟發展的現狀

世界上眾多的國家和城市就如何發展低碳經濟也制定了很多相應的政策和措施，歐盟將低碳經濟視為“新的工業革命”、英國將低碳產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美國將低碳產業作為重振經濟的戰略選擇。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雖暫時還沒有承擔二氧化碳減排的責任，但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世界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正面臨著巨大的國際和社會壓力，同時我國也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節能減排措施。廣州作為全國經濟發展的先進城市，在發展低碳經濟發面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一)廣州市發展低碳經濟的有關政策措施

發展低碳經濟的路徑，世界上無不是從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優化產業結構上下功夫，近幾年來廣州市也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低碳政策，現列舉如下：

1　節能減排?！稄V州市“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總量控制目標修訂方案》、《廣州市2008年主要污染物總量控制目標和工程任務》、《廣州市節能減排工作實施方案》、《廣州市小火電關停方案》、《廣州市“十一五”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工作方案》、《廣州市2007年能源及減排工作總結和2008年工作計劃》、《廣州市“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目標責任書(2006～2010年)》、《區循環經濟“十一五”規劃》、《蘿崗中心區能源綜合利用規劃和建筑節能規劃》、《節能中長期規劃》、《清潔生產審核管理辦法》和《重點行業清潔生產評價體系》、《廣州市交通行業節能減排工作方案》等。

2　循環經濟。近年來，廣州市結合創建國家環境保護模范城市、國家衛生模范城市、生態工業園區、新農村建設等活動，將節能、資源綜合利用、清潔生產等工作作為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內容，先后制定了《廣州21世紀議程》、《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方案》、《廣州市循環經濟發展規劃》、《能源發展“十一五”規劃》、《廣州國際生物島循環經濟技術規劃》、《強制回收的產品和包裝物回收管理辦法》和《城市生活廢棄物分類處理和再資源化辦法》等政策法規文件，為廣州市開展循環經濟工作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3　產業結構調整。近年來，廣州市按照生態城市發展要求，積極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努力實現經濟和環境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先后制定了《資源節約與利用方案》、《廣州市清潔生產實施方案》、《廣州市能源發展“十一五”規劃》，《廣東省工業產業結構調整實施方案》和《廣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等政策，發改委在深入調查研究和廣泛征詢各有關方面意見的基礎上，結合廣州市工業實際，也制定了《廣州市工業結構調整實施意見》。

(二)廣州市節能減排的現狀

廣州市高度重視節能減排工作，注重運用財政稅收的杠桿撬動市場大門，設立了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專項資金，對開展節能和資源綜合利用示范項目優先給予補貼和補助等方式鼓勵與促進企業進行節能降耗，2003～2004年共有123家企業進行了508項與節電相關的技術改造。廣州市節能減排效果顯著，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　企業層面上，加強了清潔生產的推進工作，全市已有7家企業榮獲廣東省清潔生產示范企業，37家企業進行了清潔生產審核，12家通過了廣東省環保局主持的驗收。有了政策和財政上的支持，越來越多的企業將節能減排作為提高能效的重要手段，不遺余力的進行技術改革。

2　區域循環層面上，已投資55億元，在增城新塘鎮建立了環保工業園區，園區企業實行資源共享，污染物集中處理，廢物綜合利用。

3　工業結構方面，通過整治、淘汰能耗大、產出低、污染嚴重、生產力落后企業，將汽車、機械裝備、石油化工、電子信息等先進制造業作為支柱產業，能效比大幅度提高，工業對環境的壓力已明顯減小。廣州市在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情況下，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持續下降。2005年新增工業總產值1000億元，工業廢水排放量卻比1998年減少了22.4％，工業粉塵排放量下降了97.66％，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了67.20％，萬元工業產值廢水排放量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7％，萬元生產總值能耗由2000年的0.91噸標準煤下降為2005年的0.78噸。2008年廣州開發區單位GDP能耗下降4％，萬元GDP綜合能耗降至0.43噸標準煤；萬元GDP水耗為6.3噸左右，達到國內先進水平；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超過55％；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為93.8％(國家統計局，2008)。

從圖1中可以看到情況還是不容樂觀的，整個廣州的萬元GDP能耗雖然逐年下降但還達不到全國

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作為廣州的近鄰深圳2005年的萬元單位GDP能耗為0.59，達到了新加坡和韓國水平。所以為了實現“十一五”的單位GDP能耗減排20％目標(即單位GDP能耗下降到0.66噸標煤／萬元)還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三)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現狀

廣州市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應用和產業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新能源占廣州市總能源消費的比重還較低，產業規模較小。目前廣州市太陽能利用主要是光熱利用，在工廠、醫院等公共建筑安裝的太陽能集熱板約40萬平方米，普及率約5％。完成了一批新能源的應用示范，如太陽能光伏發電、太陽能路燈、交通信號燈等一批新能源的示范項目。廣東商學院、愛群大酒店等開展了熱泵空調和制熱水節能工程示范，番禺中心區醫院將采用太陽能節能一體化技術和熱泵制熱水系統，南沙區安裝了風光轉換電三位一體的示范性路燈等。環保部門在全市范圍內推進飲食服務業“油改氣”，交通部門推廣使用LPG清潔能源，現已建成29座LPG加氣站，市內85％的公交車和100％出租車使用LPG。

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生產及裝備方面：南沙久泰能源公司年產15萬噸二甲醚項目已經投產；廣日集團垃圾焚燒發電成套裝備、迪森公司的生物質顆粒和生物質油項目試點初步成功；東方電氣(廣州)重型機器有限公司(核島關鍵設備)在核電裝備領域處于國內先進水平；新興的能源高新技術產業，如迪森能源集團(生物質油裝備、生物燃料鍋爐)、廣東同益電氣有限公司(熱泵)、廣州市雅圖風電設備制造有限公司、廣州紅鷹能源科技公司(小型風電機組、太陽能風電互補機組)、久泰能源(廣州)有限公司(二甲醚)、廣東中科天元再生資源工程有限公司(生物質燃料)等一批企業發展迅速，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技術和材料、熱泵、輸水儲水裝置等方面的裝備業發展有了良好開端。

(四)清潔發展機制項目《京都議定書》規定的碳交易方式有三種，即聯合執行機制(JI)、排放貿易(ET)和清潔發展機制(CDM)，前兩者主要針對締約國的發達國家和經濟轉型體，而唯一包括發展中國家的彈性機制就是清潔發展機制，簡稱(DMfclean DevelopmentMechanism)，它允許工業化國家的投資者在發展中國家實施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減排項目，從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履行發展中國家在《京都議定書》中所承諾的限排或減排義務，鼓勵企業通過cDM項目履行自身減排職責。到目前為止，廣州市參與CDM項目的企業還很少(見表1)，截至2010年2月，我國共批準了2411個清潔發展機制項目，而且同期廣東省獲批的CDM項目也達到60項。因而廣州在這一方面的發展還是很落后的。

(五)廣州市與國外低碳城市的差距

廣州市低碳經濟雖然取得了一點的發展，節能環保理念也越來越得到政府的重視，但與國外一些發達城市相比差距還是很大的。從發展低碳經濟的路徑來看，其中使用低碳或無碳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非常有效的辦法。但從廣州的能源結構來看，廣州市能源消費中煤炭的比例在50％左右，原油消費比例為40％左右，液化石油氣的消費不足3％，能源消費結構不合理，清潔能源所占比重偏低，與發達國家的水平有一定的差距(發達國家的煤炭消費一般小于30％)，以煤炭、石油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不但造成能源利用率低、能耗指數高，而且環境污染嚴重。這樣非常不利于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減排?！叭蜃瞽h保城市”的韋克舍市，2005年的能源供應中已有50.7％來自可再生能源，供暖系統更是有高達88％的能源來自于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僅占能源供應的37％，所以在二氧化碳排放中，從1993年到2005年，它的人均排放量年均減少24％。作為世界太陽能之都的德國弗萊堡，電力來源更是有65％來自于太陽能和熱點材料，并且熱點材料80％來自于碎木料、20％采用天然氣，這就使得二氧化碳減排大約60％。

從圖2可知，2000～2008年，廣州市GDP上升了3.44倍，電力消耗也上升了2.45倍，此期間廣州市的電力消耗對GDP增長的貢獻率與國外發達城市還有相當的差距，如果把能源結構考慮進去，在節能減排方面，廣州與國外這些低碳城市的差距就更加顯得遙遠了。

三、對廣州市發展低碳經濟的建議

(一)大力開發新能源、可再生能源

根據廣東省氣候中心《廣州太陽能資源評估報告》，廣州地區2005年至2006年太陽年輻射總量為4GJ／m2；每年日照時數超過6小時的天數為107天，廣州太陽能日變化不大，只要有太陽直射輻射，則在一天中的任何時段其利用效率均比較穩定。熱泵技術推廣應用條件好，2007年廣州市年平均氣溫已超過23℃，最低氣溫為5℃，濕度在50％-95％，非常適合利用空氣源熱泵生產生活熱水。此外，廣州市水資源較為豐富，從化市東北部的流溪河及增城市北部增江，河流的縱坡較陡，有一定的水力蘊藏量，珠江水和一些較大的地表水庫也可為附近建筑的地源熱泵應用提供水源。雖然廣州土壤與環境溫差不大，但地質條件較好(粘土層較深)的地方，也可以適度應用地源熱泵技術。南沙、萬傾沙沿海一帶的風能具有一定開發價值。廣州市地處珠江三角洲平原區，水力資源有限(廣州市新聞中心，2010)。

生活廢棄物等生物質資源有待開發利用。廣州市10區2市每天生活垃圾產量已達11000噸，每年垃圾產生量高達400萬噸，預計到2010年將達每天13000噸，每年垃圾產生量近500萬噸。廣州市地處亞熱帶，生物質資源比較豐富，木屑、秸稈等農林廢棄物資源較豐富且未得到有效利用。

因此，應在規?；茝V利用太陽能熱水器、空氣(地)熱能、水電、沼氣、垃圾綜合利用等技術成熟、經濟性好的可再生能源，以及二甲醚等新型替代能源，提高廣州市能源結構中的新能源比例；加快推進生物質成型燃料、生物質液體燃料、新能源公交車、屋頂光伏發電、太陽能光電(熱)與建筑節能一體化等應用示范和產業化發展，拓展和營造新能源利用的市場上下大力氣。

(二)調整產業結構，發展第三產業

由于在產業結構中，真正消耗大量能源的是工業制造業、建筑業及交通運輸業，而第三產業單位消耗的能源非常有限，表2為2000年到2008年廣州市的產業結構的變化情況。

從表2中可以看到，廣州市第三產業比重呈現上升趨勢、第一、第二產業的比重都有些下降，這符合近年來廣州市的發展規劃和政策方向，但與發達國家60％～70％的比重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例如，德國、日本、法國第三產業比重2002年分別為69.2％、68.1％和72.4％，而美國2001年就已達75.2％(畢偉玉，2007)。2007年新加坡比重為66.1％、臺北為90％和首爾73％，2008年的香港，第三產業(服

務業)占GDP比重更是高達92.3％。因此，未來廣州市應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減少國民經濟對工業增長的依賴，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基礎上，努力發展現代物流、金融、現代會展業以及文化產業，抓住廣交會這個有利的平臺，努力打造科技廣州，使其成為未來廣州的一顆明星產業。

(三)加大宣傳力度，倡導低碳生活

培養全民低碳意識，創新低碳消費文化。這要求政府通過一系列的媒體，包括電視、報紙、網絡、雜志、廣播等，對廣大民眾進行節能、綠色消費等方面的教育、培訓。以召開第16屆亞運會為契機，加大節能減排的宣傳力度，發放宣傳手冊提倡市民環保意識，倡導市民從我做起、從個人做起、從現在做起，點滴著手，也可以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或制定一系列的經濟措施來約束人們的衣食住行，倡導生活中節約每一滴水、每一度電、每一張紙、少用塑料袋，不使用一次性用品、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低碳生活方式，廣州作為我國先進城市的代表，節能減排也不能落在全國的后面，努力完成綠色亞運的承諾，讓全世界看到我們的綠色行動。

(四)保護和增加廣州市的森林和綠地，增加碳匯

“碳匯”通俗的講主要是指森林吸收并儲存二氧化碳的多少，或者說是森林吸收并儲存二氧化碳的能力。有資料顯示，森林面積雖然只占陸地總面積的1／3，但森林植被區的碳儲量幾乎占到了陸地碳庫總量的一半。所以，森林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與氣候變化有著直接的聯系。樹木通過光合作用吸收了大氣中大量的二氧化碳，減緩了溫室效應。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森林的碳匯作用，有資料顯示森林每生長1m3木材，大約可以吸收1.83TC02(朱廣菁，2007)。截止到2009年，廣州市(10區)建成區綠地面積達11392公頃，建成區綠化覆蓋率達到31.3％：全市有林地面積達到29萬公頃，廣州森林覆蓋率為44.4％，在廣州東北部山丘地區，有15.93萬公頃水源涵養林、水土保持林、森林公園和自然保護區；在城郊農村和東南部平原水網地帶，有1.16萬公頃鄉村風水林、農田林網和沿海防護林；在城市中心區，白云山、越秀山、海珠生態果園，以及綠樹成蔭、星羅棋布的191個城市公園、1000多個城市綠島，構成了市域范圍30多萬公頃的綠色生態屏障。

在發展低碳經濟的今天，廣州應充分利用山水環抱的自然地理條件，按照生態優先的原則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利用森林綠地的“碳匯”功能，構筑城市生態綠地系統的空間結構，完善城市各組成部分之間的綠化隔離帶，對低效林、低產林進行改造，實施“森林圍城”和“山水城市”建設戰略，構成“青山、碧水、綠地、藍天”的景觀格局，將廣州建設成最適宜創業和居住的生態型城市。

(五)加快發展公共交通，鼓勵市民使用公共交通

廣州市政府對交通行業創建環保模范城市責任提出考核目標，近年來，市交委大力推進以城市公交使用清潔能源民心工程、營運車輛排氣污染整治、水路運輸降耗為重點的交通行業節能減排工作，全市6759輛公交車和16700輛出租車使用液化石油氣清潔能源，成為世界上公交車使用液化石油氣清潔能源最多、最成功、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使廣州市機動車尾氣排放污染物一氧化碳(CO)、碳氫化合(HC)和氮氧化物(NOX)總量分別減少45％、40％和20％；嚴格依法查處營運車輛尾氣排放，使城區內營運車輛尾氣排放抽檢合格率從2005年初的60％提高到現在的90％以上；水路運輸單位能耗從2000年的5.17噸標煤／萬噸吞吐量下降到2007年的3.51噸標煤／萬噸吞吐量，下降了32.1％。廣州交通行業節能減排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

另一方面，廣州市目前的個人汽車擁有量在國內排在前列，家用汽車的每百戶擁有量由2005年的6輛增加到2009年的19輛，這給城市交通出了很大一道難題，在節能減排方面是很不利的，雖然目前的交通工具都是以節能為發展方向，但隨總量的增長，污染物的單車排放量是在降低，可總量卻一直在上升，隨著2009年國家開始征收燃油稅，這也是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人們過多使用個人汽車的措施。廣州市應抓住這個時機，通過制定一系列的法規進一步限制私人汽車的使用，鼓勵市民換乘公共交通。

進一步推廣液化石油氣(LPG)清潔能源的使用范圍，實現公共交通全部使用LPG,鼓勵更多的私家車使用清潔能源，加快向發達國家綠色車輛的技術的引進，加大自己的綠色燃油技術研發，進一步加大對低碳經濟發展關鍵技術投入的力度，努力實現全城綠色交通。

第4篇：企業碳減排工作方案范文

關鍵詞：激勵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組合；氣候政策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169（2014）04006007

政策工具是政策主體實現政策目標的手段。隨著國際社會對氣候問題的廣泛關注，各國在發展低碳經濟、促進技術革新和產業轉型時，除了運用命令管制措施之外，越來越注重激勵政策工具的運用。面對經濟發展和碳減排的雙重壓力，我國也在激勵政策工具方面進行了一些積極的嘗試。相對于強制命令型的政策工具，激勵政策工具因為可以給企業更大的靈活性，在減排中發揮積極作用，成為當前氣候政策中一種非常重要的手段。不過，不同類型的激勵政策工具是否可以同時運用？如果可以同時運用，應該如何組合以最小成本實現減排目標？這些是各國組合運用激勵政策工具時需要考慮的問題。作為氣候政策領域的先行者，歐盟在激勵政策工具的組合應用方面有很多的實踐和探索，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對歐盟激勵政策工具實踐進行分析，有助于我們更好地運用激勵政策工具，制定有效的激勵政策。

一、歐盟氣候政策概貌

歐盟歷來重視能源生產和消費的環境影響和氣候變化問題。歐盟能源消費量居世界第二，但自給率很低，主要能源中石油和天然氣的大部分需要進口，能源需求的持續增長和內部供應的逐漸減少，使歐盟對外能源依存度不斷加大。為了應對能源危機，1973年歐盟就制定共同體的能源戰略，強調發展可再生能源，改變能源消費方式。90年代，環保運動的發展和跨界環境污染事件的頻發，引起共同體內民眾對能源問題和環保問題的關注，也促使歐共體出臺一系列與能源有關的環境政策以及氣候變化戰略。與此同時，在全球的氣候行動中，歐盟積極推動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并承諾《京都議定書》第一期（2008―2012）內，15個成員國的總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8%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歐盟后加入的12成員國各自提出自己的目標，其中10個國家實現減排6%～8%的目標，塞浦路斯和馬耳他沒有具體的減排目標。，到2020年27個成員國溫室氣體排放量至少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20%，可更新能源占總能源消耗的比例占20%。

歐盟的氣候政策主要是圍繞減排目標分配及其實施來進行的。歐盟減排目標的分配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了確定歐盟成員國在《京都議定書》談判中的共同目標，歐盟按照公平和需求原則確定每個部門的目標，最后形成國家的排放目標。第二階段，由于一些新成員國的加入，歐盟的分配政策主要是解決新成員國的減排目標問題。這個階段由每個成員國自己先確定目標和分配計劃，再形成總量目標。第三階段，歐盟提出“氣候行動和可再生能源發展一攬子計劃”（2007），將氣候和能源政策一體化設計，并依據“努力分擔”原則，考慮各成員國的國情和歷史排放情況，對成員國的減排目標采取多種方法進行分配。

歐盟內部各成員國在能源消耗、碳排放數量、經濟水平、歷史排放、發展需求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別，使得歐盟在減排目標分配上面臨諸多難題。為此，歐盟采用激勵政策工具，以多樣化的經濟手段實施氣候政策，以達到平衡各成員國的利益，分攤氣候政策成本的目的。如歐洲應用歐盟溫室氣體排放交易體系（ETS）來推動成員國履行義務，還通過多種項目補貼推動各成員國的科技發展、能源效率提高和減排，如科技框架研發計劃、可再生能源項目、汽車減排項目、智能能源和智能城市項目等。歐盟成員國也積極響應，在國內廣泛運用激勵政策工具，促進減排和可更新能源的發展。從歐盟氣候政策的發展歷程來看，歐盟越來越依賴交易機制（碳交易和可更新能源許可證交易、CDM許可證交易）分攤氣候政策的成本，而且還進一步地將交易機制引入非碳交易領域和其他氣候政策目標如可再生能源交易，以提高政策效果。

二、歐盟激勵政策工具組合應用的形式

歐盟氣候政策中激勵政策工具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進行分類。以調控方式來劃分，激勵政策工具可以分為價格型調控工具（如稅費和補貼補貼有多種形式，包括直接補助、價格支持、稅收減免、貸款和擔保貼息、政府采購、獎勵等。）和數量型調控工具（如碳交易和可更新能源許可證交易）；從目的來劃分，激勵政策工具又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促進碳減排的政策工具，包括碳稅和碳交易；一類是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工具，包括補貼、可再生能源交易證書。由于激勵政策工具的類型多，在實踐中就出現了不同的組合方式（如表1所示）。

表1激勵政策工具組合形式及其功效

組合形式應用領域組合功效

稅費+稅費減免電力；以礦物油、煤、天然氣等為燃料的工業、商業、交通保證能源供應安全；減輕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引導能源消費。

碳交易+補貼電力；能源集中工業重點企業減排；減輕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

碳交易+能源稅電力；以礦物油、煤、天然氣等為燃料的工業、商業、交通重點企業減排；擴大碳減排范圍。

碳交易+固定價格或碳交易+可再生能源證書交易能源集中工業；電力生產和供應重點企業減排；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重。

碳交易+清潔機制能源集中工業；其他企業和行業碳交易體系內企業減排；碳交易體系外企業減排。

（一）稅費和補貼的組合

不同激勵政策工具在經濟效率、社會福利、環境效果、政治影響等方面會有不同的效果。能源稅或碳稅對經濟會造成不利影響，但如果能夠消除或減輕其對經濟的負面影響，能源稅和碳稅就不失為一個有吸引力的政策。通過環境稅收收入的返還可以實現“雙重紅利”，一方面可以改善環境質量，另一方面降低稅負扭曲程度，提高稅收系統的效率。

1980年代許多歐盟成員國都開征了能源稅，以節約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這些能源稅的差別非常大，最高和最低的稅率相差3倍。各國能源稅的差異造成各國在能源利用效率和環境保護上的差距，還影響了共同體市場的統一運行。因此2003年歐盟出臺《重構對能源產品和電力征稅的歐盟框架指令》，統一規定了能源稅的最低稅率，并授權各成員國依據本國的環保標準對某些能源產品實施稅收減免政策，以減小能源稅對國內生產的影響。

在這一組合類型中，德國能源稅的稅收減免政策具有代表性，具體包括：（1）對用作動力或者供熱以外用途的能源產品免稅；（2）對部分行業和產品實行稅收優惠。如對海運公司和航空公司中船舶或飛機運營所需的能源產品予以免稅；對農林行業中限額以下柴油只征收定額稅；（3）對超過一定稅額的生產企業給予稅率優惠，生產企業還可以根據繳納能源稅的數額相應減少在社會養老保險上的支出；（4）對能源消耗大，且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行業（供熱、公共交通）給予稅收優惠；（5）對生態能源的使用給予稅收優惠。通過這些稅收優惠政策，德國不僅保證了國內能源供應安全，保護了本國企業的競爭力，而且引導能源消費行為，減少了對大氣環境的污染。

（二）碳交易和補貼的組合

規定排放限額的同時對企業的減排投資予以補貼的做法，在污染物控制行動中比較常見。歐盟雖然沒有在碳交易體系中直接運用補貼，但是通過碳交易的設計，變相地對企業，尤其是能源企業實施補貼的現象則普遍存在。

在溫室氣體排放交易體系中，排放配額如何分配是碳交易的首要問題。在公平和公正原則下，配額的分配應當以排放和產出為基礎，與企業的實際排放活動相對應。此外，碳交易的前提條件是碳排放權可以作為商品，具有稀缺性，可以在市場上交易。企業減排的方式可以是自己減排，也可以是在市場購買碳排放配額，這種機會成本就形成市場價格。如果免費分配碳排放配額，那么政府實際是給企業免除了碳排放的成本，變相地給予企業補貼。歐盟的碳交易配額是依據企業產量分配的，但是免費分配方式將配額的分配轉變成一種產品補貼，服務于各成員國能源產業發展的需要，以避免碳交易對成員國的企業競爭力造成損害。

歐盟碳交易計劃的實施抑制了企業的碳排放，同時也為可更新能源的發展籌集了資金。不過隨著排放交易的推進，這種免費供應排放配額的方式無法再刺激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和革新，也對碳交易市場造成了扭曲。雖然第二階段2008―2012年有10%的排放配額實行拍賣，2013年不再向企業免費分配排放配額，但是前期超額供應的排放配額仍然嚴重影響了市場的正常運行，造成碳價格持續下跌，歐盟不得不采取應對措施。

（三）能源稅和碳交易的組合

相對價格型工具來說，數量型政策工具的適用范圍較窄。鑒于碳交易在產業領域取得的成效，以及交通運輸中的碳排放數量和比例的快速增長，一些學者試圖將碳排放交易計劃延伸至交通領域。不過，雖然歐盟已經或正在考慮將航空業和船舶業的碳排放納入交易體系，但是卻無法將其用于在交通中占比重最大的公路運輸。因此在實踐中，碳稅往往與碳交易混合運用，即采用雙軌規制方法，一些部門采用數量型的排放權交易制度，其他部門則采用價格型的稅收制度。在存在不確定性和總量控制的條件下，雙軌制的方法在效率上優于單一的排放權交易方法或碳稅方法（P171-192）。

歐盟能源稅指令對成員國的動力燃料、工商業的加熱燃料和電力規定了最低稅率，征收范圍是礦物油、煤、天然氣和電力等能源產品，涉及行業包括農林漁業和園藝、建筑和民用工程、私人交通等。歐盟碳交易最開始只限于電力和能源集中工業，2013年開始將其他一些排放二氧化碳的能源集中工業，如煉油、鋼鐵、鋁業、有色金屬、水泥石灰、陶瓷玻璃、紙漿和紙制品、制酸和有機化工等納入交易體系，還將產生氧化亞氮的硝酸、油脂、乙酸和乙醛生產企業和產生四氟化碳的電解鋁行業納入管制。兩種方式的結合，擴大了減排的范圍。

在歐盟建立碳交易體系之前，英國在2001年就已經向全國工業、商業及公共部門使用的燃料（電力、天然氣、固體燃料或液化石油氣等）征收氣候變化稅，對使用石油產品、熱電聯產和可再生能源的減免稅收。雖然沒有對居民家庭征稅，但是氣候變化稅將碳減排推及到商業和公共部門，不僅提高了能源效率，促進了能源結構的調整，而且減少了碳排放。根據測算，從2001至2010年，英國每年減少250多萬噸碳排放，相當于360萬噸煤炭燃燒的排放量。

（四）碳減排激勵政策工具和可更新能源發展激勵政策工具的組合

就碳減排而言，通常有兩種途徑，一種是提高可再生能源在整個能源消耗中的比例，減少傳統能源的消耗，從而實現碳減排；一種是提高能源效率，減少能源消耗，實現減排。可更新能源促進政策工具雖然可以實現碳減排，但是在能源需求增長的情形下，由于碳的影子價格不能確定，加之市場效率問題，不能保證碳減排目標的實現；排放削減政策可以間接地達到提高可更新能源比重的效果，但是碳排放交易是否能實現這一目標存在不確定性，因為碳交易還不足以減少傳統能源和可更新能源之間的成本差別，使可更新能源使用量增長到希望的水平，因此排放削減政策工具與可更新能源促進政策工具往往需要同時存在。

歐盟在碳減排方面實施統一的溫室氣體排放交易政策，而可再生能源政策在各成員國內展開，并形成兩種不同的類型，一種是以英國為代表的固定數量的可再生能源政策，一種是以德國為代表的固定價格的可再生能源政策。英國于2002年開始實施可再生能源證書交易，由政府根據可再生能源實際發展情況和市場情況確定每年可再生能源發展的總量目標，允許生產商和供應商自行開發或在市場購買證書，履行可再生能源義務。德國2000年依據《可再生能源法》，直接明確各類可再生能源電力的市場價格，采取固定價格的方式對可再生能源電力予以支持，通過市場調節可再生能源生產數量。這兩種方法都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效。自2002年推出可再生能源義務以來，英國的可再生電力水平顯著提高，占英國總供電量的比例從18%提高到2010年的74%；德國固定電價支持政策的成績則更為顯著，可再生能源電力占總發電量的比例在2010年達到164%，2011年達到20%。

（五）清潔發展機制（CDM）和碳交易的組合

CDM是一種抵消機制，允許限額交易的參與者跨體制進行減排，以抵消體制內的減排數量。如果通過抵消機制進行減排的評估標準合理有效，抵消機制就能維護政策的減排效果，同時對產業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并減少整體的減排成本（P23-24）。歐盟溫室氣體排放交易體系（ETS）沒有覆蓋到全部的部門和企業，其氣候政策目標的實現也需要那些沒有被覆蓋的部門和企業的減排。2008年歐盟在能源和氣候一體化政策計劃中，注意了CDM與碳交易體系的對接，允許ETS體系內的企業從體系外購買碳減排配額，還允許成員國使用相當于2005年年排放量3%的CDM信用額（一些成本較高的成員國為4%），實現ETS體系外部門和企業的減排目標。

歐盟非常注重利用CDM實現減排。早在2005年建立ETS體系時，歐盟就開始與中國建立氣候變化合作伙伴關系。2007年，雙方在《中國和歐盟氣候變化聯合宣言》的框架下，啟動了為期三年的中國―歐盟清潔發展機制促進項目，資助總額達到280萬歐元。但經濟危機后，這些機制的效果并不明顯，部分原因在于經濟不景氣使得歐盟ETS體系外和體系內企業減排的壓力減小，企業碳交易的積極性不高。

三、歐盟激勵政策工具組合應用的績效標準和協調方法

（一）激勵政策工具組合應用的績效標準

政策工具選擇有不同的視角，如經濟學視角、政治學視角、法律視角、行政學視角。在氣候政策中，歐盟組合應用激勵政策工具時，也會從多學科的視角，考慮一些重要因素：

1效果。衡量激勵政策工具的組合是否成功，首先需要看其實施的結果是否可以實現碳減排的目標。盡管碳減排不是唯一目標，卻是一個不可缺少的目標。能否實現碳減排目標是激勵政策工具組合應用時的一個重要標準。

2成本收益。實施某種政策方案的成本和收益，通常以效率作為評價標準。在實現減排上，碳稅和碳交易差別不大，碳交易因為目標的確定性更受到推崇，但是碳交易的成本會隨著確定性的增強而增大。為了獲得更高的效率，歐盟尋求工具的組合設計。

3對技術革新的激勵。從短期來看，技術創新不是一個有著較高成本效益的方法，但是長期來看可以從能源利用的源頭減少碳排放，有更顯著的效果。另外，低碳領域的技術創新可以使本國在國際市場上占據優勢，給本國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所以歐盟非常注重激勵政策工具對技術革新的推動作用。由于“技術進步可以使許可證更便宜，也產生比稅收更少的減污激勵”（P229-230），因此碳交易需要與其他工具進行組合。

4分配公平。如何公平地分配利益和成本，減少政策工具的不良影響，讓更多個人和群體接受并獲得政治上的支持，是歐盟組合應用激勵政策工具時考慮的重要問題。針對碳排放中約一半來自家庭能源使用和個人旅行的問題，許多研究人員對個人碳排放交易（PCA）計劃進行了深入研究，但是歐盟及成員國對此仍持謹慎態度。除了成本方面的因素外，個人碳交易還對傳統觀念提出挑戰，即政府應該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干預個人的消費行為。因此，個人碳交易計劃從研究到實施還有一個政策過程。

除了以上標準，還有一些因素，比如國家碳泄露程度、管理復雜性、尋租和腐敗問題、市場的穩定性等都是在激勵政策工具組合中需要考慮的。歐盟在組合應用激勵政策工具時通常綜合考慮以上因素，再選擇一個績效最優的方案。

（二）激勵政策工具之間的協調方法

政策工具的選擇除了考慮政策工具自身的特性之外，還要考慮其他影響因素，如政策主體、政策目標、目標群體等。歐盟在組合應用激勵政策工具時，同樣要考慮這些不同影響因素的相互作用。

1不同政策主體下政策工具的協調問題。政策工具是政策主體為解決政策問題所選擇的手段和措施。在歐盟，由于能源發展潛力、經濟水平、產業結構、科技發展和發展需求等不同，每個成員國為解決能源問題和氣候問題所選擇的政策工具會有所不同。即使在每個成員國內部，區域差異也十分突出，不同層面的政策工具選擇也會不一樣。在作用范圍和作用對象出現交叉的情況下，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效果之間可能會發生互相消解的情況。歐盟共同體與成員國在運用激勵政策工具時，會考慮地方的利益和成本，選擇能得到地方支持的多樣化的方案。如在使用ETS實現減排目標時，與保護環境、能源安全、綠色企業競爭力等政策目標下的補貼工具相配合，使這一政策得到各成員國和利益相關者的支持。

2不同政策目標下政策工具的協調問題。政策目標是政策制定者希望通過政策實施達到的效果。雖然隨著研究路徑的不斷拓展，政策目標不再是政策工具選擇的唯一因素，但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歐盟后期的氣候和能源一體化政策中有兩個目標：可更新能源目標和減排目標，相應地有兩類不同的政策工具。不過，碳減排政策可能會導致電力價格的增加，降低可更新能源促進政策的效果，這種情況下，歐盟往往考慮兩類政策工具的相互影響，協調統一能源政策的目標和氣候政策的目標，優化設計激勵政策工具的方案，使傳統能源價格和可更新能源價格同步調整。

3不同目標群體下的工具協調。目標群體是政策工具作用的對象。政策工具的作用范圍不同，所影響的社會成員及其行為的范圍不同。如果在不同生產部門和行業分別應用不同的激勵政策工具，就可能導致部門和行業之間的信號不一致，出現碳排放轉移的現象，難以實現碳減排的總目標。在歐盟，ETS體系內與體系外企業之間、非ETS體系外企業之間，存在一個激勵政策工具的協調問題。在溫室氣體減排交易體系建立之初，歐盟委員會不允許ETS體系內的企業與ETS體系外的企業之間的交易，以及成員國之間ETS體系外企業的排放交易。經過成員國之間的反復協商和談判，2009年歐盟委員會采用了瑞士的提議，允許成員國國家之間的非ETS排放配額的轉讓。另外，歐盟還建立了成員國內的補償機制，允許ETS體系內的企業從ETS體系外的企業購買減排份額。

四、啟示

我國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的激勵政策工具是伴隨著節能減排和低碳試點的進程而產生和發展的。目前，多種補貼形式在國家和地方層面出現，碳交易在一些省區和城市正在試點，國家層面的能源稅或碳稅還在研究之中。隨著激勵政策工具的逐步應用和推廣，也會出現多樣化政策工具之間的協調問題，因此歐盟組合運用激勵政策工具的實踐可以給我們提供以下啟示。

（一）認識激勵政策工具在目標分配中的作用

氣候政策中目標的分配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不僅有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分配，還有不同地區之間的分配。通常地區之間的目標分配是協商和談判的結果，面臨技術上的難題和政治上的分歧。在目標分配的過程中，歐盟在不同時期應用了不同的原則和指標，如公平（相同的邊際減排成本）、能力（碳強度）、需要（預期的增長速度）、責任（目前的GDP排放和歷史排放情況）等，但是仍然不能綜合考慮各成員國的實際情況，公平合理地分攤成本。通過激勵政策工具組合應用的方式，歐盟將地區之間的目標分配轉變成部門之間的分配，并通過市場調節實現減排成本均等化，有效地解決了地區之間的利益矛盾和沖突。早在2009年底，我國已經在國家層面明確了碳減排目標，但是目前還沒有將這一指標分配到不同地區。如何將國家的碳減排指標分配到各個地區，也面臨著同樣的難題。歐盟利用激勵政策工具調整地區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這種方法可以使我國對激勵政策工具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對于充分發揮激勵政策工具作用，解決地區之間碳減排目標的分配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二）探索運用激勵政策工具的多種組合形式

歐盟的激勵政策工具有多種組合形式，而且隨著發展，歐盟還將進一步擴大這些形式的適用范圍，探索ETS體系外企業的碳交易、可更新能源證書交易（RES）、CDM證書交易等。這些政策工具不僅給予企業減排選擇的靈活性，在制度設計上也注意不同政策工具之間的銜接，使得這些制度得到支持。在激勵政策工具方面，我國正處在探索階段，國家和地方雖然在節能減排和新能源產業發展方面普遍運用補貼手段，但是限于政府財政壓力難以普遍推廣；碳交易試點雖然逐步推進，但是一些企業的表現并不積極；碳稅的研究已經開展了多年，正在尋求出臺的時機。要減輕激勵政策工具的負面影響并將其降到最低程度，可以學習歐盟經驗，探索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如稅費和補貼組合、碳交易和稅費、CDM與碳交易組合等，通過組合工具中的設計和優化，實現經濟和環境的“雙贏”。

（三）建立適宜政策工具組合應用的政策網絡

政策工具的選擇是多種利益主體通過復雜的關系聯接參與決策活動的結果，這些復雜的關系聯接形成了政策網絡，其主要特征表現為：行為者之間的互動強度、行為者對各自目標的同情程度、信息的分配、行為者的權力分配等（P85-104）。面對政策問題，不同的政策網絡下行為者有著不同的互動和溝通模式，相應地會有不同的政策工具的選擇和組合情況。在歐盟，共同體、成員國、企業、個人、非政府組織等各種行為者之間建立了合作關系，實現了良性的互動、目標的理解、信息的共享、權力的合理分配，為激勵政策工具的協調統一奠定了基礎。為了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我國能源產業存在大規模的化石能源補貼。逐步取消化石能源補貼，并將節省的資金用于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可以優化能源結構及補貼結構。同樣，征收能源稅或碳稅的同時，國家和地方相對應地在產業優化升級、節能減排、新能源開發等重點領域實施稅收優惠政策，也可以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不過，在組合運用這些激勵政策工具時，需要保持多種激勵政策工具作用方向和效果的一致性。學習歐盟的治理理念，建立適合激勵政策工具協調的政策網絡，加強不同層次政府和部門之間、政府及其部門與其他組織和個人之間的合作，對政策工具協調具有積極意義。

第5篇：企業碳減排工作方案范文

近一個世紀以來,隨著世界人口的激增、工業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生產生活方式的無節制,世界氣候面臨著越來越嚴重的問題,尤其是由化石燃料過度消耗所導致的全球變暖,引起了世界范圍的廣泛關注。1992年6月4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環發大會上150多個國家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在1997年12月又在日本京都召開的《框架公約》第三次締約方大會上通過了《京都議定書》,其目標是“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一個適當的水平,進而防止劇烈的氣候改變對人類造成傷害”,《京都議定書》在2005年2月16日開始正式生效,強制要求附件I發達國家減排,這說明了世界各國對溫室氣體的排放越來越重視,越來越關注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即可持續發展。在此背景下,企業CO2等氣體排放、交易及節能減排等特定環境問題的會計處理規范探討也愈加熱烈,日漸引起會計學界的關注和重視,碳會計思想隨后在全球興起,2008年,StewartJones等最早在相關會計文獻中將與碳排放、交易及簽證等的會計問題稱之為碳排放與碳固會計,即碳會計。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自2006年一躍而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國。截止到2010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比重上升為23%,經濟增長和與氣候變化之間的矛盾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視。在可持續發展觀的引導下,2012年1月13日,國務院《“十二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明確了“十二五”減排目標。同時,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也通知,同意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慶市、湖北省、廣東省以及深圳市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為了與國際接軌,我國也應該加緊建立碳會計體系,搶占國際話語權。

二、碳會計的核算

(一)碳會計核算內容分析

隨著企業社會責任越來越受到重視,碳排放的問題也越來越受到關注。由于碳排放問題的根源在于它的外部性,如果企業不承擔碳減排責任,碳排放產生的負的外部性就必須由社會公眾來承擔,這很顯然對于公眾來說是不合理的,而要解決碳排放的負的外部性的有效方法就是把它的外部效應內部化,將外部成本包括在企業的私有成本中。這就催生了碳會計,碳會計核算的具體內容成為我們需要研究的必要內容。楊博(2013)認為碳會計核算的內容應當包括碳排放會計、碳固會計和碳排放權交易會計。而徐愛玲(2014)認為企業層面的碳會計的研究內容應當包括碳排放和碳固會計、碳財務會計、碳會計擴展。綜上所述,碳會計核算的內容主要是對碳固、碳排放、碳排放權交易進行的確認、計量、記錄與報告,包括碳固會計、碳排放會計和碳排放權交易會計。

(二)碳固會計

碳固主要是通過一定的措施將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轉化成其他形態存儲起來,從而減少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排放量,達到碳減排的效果。按照固碳的方法不同,碳固可分為生物碳固、物理碳固和化學碳固。生物碳固是是一種自然碳固的過程,主要通過植樹造林、草原修復、保護和優化土地利用等進行。物理碳固和化學碳固都是通過特定的技術將溫室氣體封存起來,在這個過程中,企業需要掌握碳固技術、購置設備以及投入人工等。當企業購買碳固設備時,我們應該將其確認為企業的資產,按照購置成本借記“碳固定資產”,貸記“銀行存款”等,如果在購置時未達到可使用狀態的,應當先計入“在建工程”,待達到可使用狀態時再轉入“碳固定資產”。在后續計量中,碳固設備應該計提折舊,借記“碳固成本”,貸記“碳固定資產累計折舊”,發生的其他與溫室氣體儲存相關的人工、碳排放費用等都計入碳固成本,借記“碳固成本”,貸記“應付職工薪酬”等。企業根據不同的碳固方法所得到的碳減排量,可以確認為排放權,根據公允價值借記“碳排放權”,貸記“碳固成本”,差額計入“營業外收入”或“營業外支出”。為了能使企業更愿意使用碳固設備進行減排,政府也可以給予相應的稅收優惠,比如在繳納企業所得稅是可以將碳固定資產的累計折舊進行加計扣除。

(三)碳排放會計

碳排放會計是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氫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等溫室氣體進行的核算,包括:生產電、熱或蒸汽時產生的燃料燃燒排放;物理或化學處理過程排放;為了運送材料、產品、廢物和員工而使用公司擁有或控制的運輸設備所帶來的排放等等。從企業層面角度來說,碳排放會計核算的主要內容是精確地計量企業的實際碳排放量及碳減排量。在對企業的碳排放量的識別和衡量時,我們通常會用到碳足跡這一概念。碳足跡目前已被普遍用于測量一個國家、一個行業、一家企業或者一個個體在活動中釋放的或是在產品或服務的整個生命周期中累計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的總量。目前核算碳足跡的方法最常用的就是生命周期法(LCA),從企業的原料采購、產品生產、倉儲、運輸各環節的碳排放量進行核算。

(四)碳排放權交易會計

由于《京都協議書》的法律約束,各國的碳排放額開始成為一種稀缺的資源。碳排放權交易也就是碳減排購買協議,合同一方通過支付獲得二氧化碳減排額,用于減緩二氧化碳效應從而實現其減排目標。通常來說,碳排放權交易分為兩類:其一是基于配額的交易,我國由于主體交易市場尚不具備而進展緩慢;其二是基于項目的交易,買主向可證實減排的二氧化碳排放的項目購買減排額。此類典型的交易為CDM項目交易。執行CDM項目產生的二氧化碳減排量為核證減排量(即CERs),其可在碳交易一級市場進行交易,即原始碳排放權交易。隨后與核證碳減排量掛鉤的碳期貨、碳期權等碳排放權相關的衍生金融產品也相繼面市,形成了與碳一級交易市場掛鉤的相關碳金融衍生品的交易。目前國內外學者認為碳排放權應該確認為資產,但具體確認為何種資產還沒有形成一致意見,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確認為無形資產,二是確認為存貨,三是確認為交易性金融資產。存貨是有形資產,而碳排放權是無形的,而且碳排放權也不是日常生產經營活動中所必須的,所以將碳排放權單一地確認為存貨是不合理的。從定義來講,將碳排放權確認為無形資產是比較合適的,在2004年12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曾經頒布過IFRIC3將排放權確認為無形資產,但最終IASB又撤銷了IFRIC3,可能是由于這種處理方法導致確認的無形資產以歷史成本計量、負債卻以市價計量,二者之間存在“不配比”的問題。所以把碳排放權確認為無形資產也不盡如人意?，F階段我國的金融市場還不是很完善,定價機制還有待發展,而且企業持有碳排放權不全是為了交易,所以將其碳排放權單一地確認為交易性金融資產也不合理。綜上所述,我認為我們隊碳排放權的確認不應采取單一計量屬性,應該根據企業的持有目的的不同來確認。從核算簡化以及各企業可比性角度來考慮,我認為可以引入“碳排放權”這一新的會計科目來進行核算。當企業取得政府無償分配的排放權時用于企業實際生產經營的,我們可以使用凈額法,在初始取得時不予確認,年末時,根據無償分配額與企業實際排放量的差額再進行確認,差額大于零時,我們將其確認為碳排放權,根據公允價值借記“碳排放權”,貸記“營業外收入”;差額小于零時,需要從其他企業購買,按購置成本借記“碳排放權”,貸記“銀行存款”,在使用時,應借記“營業外支出”,貸記“碳排放權”。同時,政府也可以配合使用碳稅政策,對于排放量超出無償分配額的企業可以征收碳稅,借記“營業稅金及附加”,貸記“應交稅費——應交碳稅”。如果企業購買碳排放權是為了持有待售,我們應根據購置成本確認為交易性金融資產,借記“交易性金融資產——碳排放權”,貸記“銀行存款”。

三、結語

第6篇：企業碳減排工作方案范文

隨著“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的推三出，如何實現金融業的綠色轉型，發揮金融業提高資產配置效率、降低減排成本的巨大潛能，成為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金融發展理論是否適用于低碳經濟這一新型經濟發展模式，也成為值得思考的理論問題。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市場解決方式，碳金融自《京都議定書》生效短短幾年來呈幾何級數增長。根據英國新能源財務公司2009年6月報告的預測，全球碳交易市場2020年將達到3．5萬億美元，以碳排放權為基礎進一步衍生的金融資產交易額也在迅速擴大。(1]世界銀行的碳交易報告也說明，碳交易增長迅速并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和采用。[2]然而，由于碳金融發展時間短及相關數據匱乏，金融發展理論在低碳經濟發展中的適用性未能得到證實。PaolaGarrone等基于13個國家1980-2004年的面板數據的研究證實，能源領域的R&D公共投入有助于提高能源效率，一國二氧化碳排放量與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支持有負相關關系，但影響并不顯著。[3]阿斯普特朗指出清潔能源領域或行業的投資將有助于降低單位GDP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4]然而，也有學者質疑碳金融的作用，認為碳金融是發達國家重新構建世界格局的武器，是一種重新控制國際經濟走向的金融陷阱。(5]雖然，國內學者已就碳金融的內涵和整體框架、發展碳金融的必要性、對策建議及路徑選擇進行了闡釋，但卻少有涉及金融發展理論對低碳經濟的適用性問題的研究，更缺少相關的實證分析。本文力圖運用金融發展理論辨析碳金融對低碳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明確碳金融的職能，進而基于歐盟14個國家2005-2009年的面板數據證偽“碳金融陷阱”，證實金融發展理論的適用性。

二、碳金融支撐低碳經濟發展的應然功能

正如健全的金融體制能夠分散風險、優化資源配置、促進資本的形成和技術進步，刺激全要素生產力的增長[6]，碳金融也憑借其資金融通、信息傳遞、分散風險、降低成本和將外部性內部化等功能成為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支撐。碳金融框架體系涵蓋了碳排放權定價和交易體系的建立等市場微觀層面，金融體系的信貸、保險、資本市場資源配置等中觀層面以及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政府宏觀層面。[7]可以說，碳金融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在宏觀層面主要體現為低碳經濟的發展和金融體系的完善，在中觀和微觀層面則主要體現在金融機構本身及碳金融相關企業的功能上。低碳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來源于企業切實采用新能源與減排技術，在低消耗的同時實現高發展。這就需要節能減排技術與資本的更高層次的結合。作為碳金融領域最基礎的融資形式，碳貸款以能源鏈轉型的資金融通功能，滿足企業實現減排和技術創新所需求的融資需求。作為最重要的市場杠桿，碳金融市場將社會資金有序地導入減排技術的創新領域，成為低碳技術開發、利用的平臺，激勵企業開發利用新能源、使用并創新節能減排技術。金融機構圍繞現行的碳交易體系開展的中介服務，如CDM(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的識別設計、為項目業主尋找碳購買方以及協助辦理減排量的核證等[8]，則發揮了碳金融機構的信息傳遞功能，打破了企業進入全球碳交易市場所面臨的專業知識與信息渠道壁壘。此外，伴隨著金融機構在信貸、衍生品設計上逐漸向低碳領域的傾斜，碳金融產品與服務所蘊含的理念也會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企業家精神，形成低碳氛圍。碳交易和碳匯保險則以氣候風險管理和轉移功能分擔了碳交易各環節的風險。碳交易期權、期貨和其他衍生產品所擁有的規避價格波動風險的套期保值功能，使其成為碳金融市場上最基本的風險管理工具。碳排放權交易機制則發揮了減排內部化功能，企業間交易(或政府拍賣)代表污染權利的權證，使得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問題通過企業成本內部化來解決，也就避免了外部性所導致的市場失靈。[9]

三、碳金融支撐低碳經濟發展的實然功能

基于金融發展理論，我們討論了碳金融應該發揮的功能，但理論分析得出的應然功能是否在現實中真正得以實現還需要進一步的實證檢驗。

(一)樣本與數據說明

碳生產率(GC)即單位二氧化碳排放的GDP產出水平，也即“碳均GDP”，被認為是考量低碳經濟的核心指標。[1o]本文采用碳生產率作為被解釋變量，代表低碳經濟發展狀況，碳生產率的提高意味著用更少的物質和能源消耗產生出更多的社會財富。作為一種經濟形態，低碳經濟發展水平與發展階段密切相關。[11]因此，本文采用各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對數形式作為解釋變量，代表各國經濟發展的水平。由于直接衡量碳金融的數據匱乏，本文將采用間接計算的方式獲得代表碳金融的指標。自2005年起，《京都議定書》附件I的國家開始承擔減少本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責任。為了以最小的成本實現最大的溫室氣體減排量，《京都議定書》納入了三個基于市場的機制，即排放貿易機制(ET)、聯合履行機制(JI)及清潔發展機制(CDM)。前者是基于配額的交易機制，后兩者是基于項目的交易機制。以配額為基礎的交易主要買賣市場創造的碳排放許可權(AAUs)，即在附件I的國家中，一國如果需要超過其被許可的排放量，可以從擁有富裕排放量的其他國家以現貨交易的方式購買AAUs?；陧椖康慕灰资侵父郊蘒的發達國家或其國內企業到其他國家投資具有減排效益的項目。因此，成員國實際排放的二氧化碳如果多于核定量，其多出的部分將通過ET、JI、CDM三種方式彌補。而成員國實際排放的二氧化碳少于核定排放額時，會通過上述方式將多余的量賣給其他國家。這使得二氧化碳的核定排放量和實際排放量之問存在了一個差值(記作CarbonFi—nance，簡稱為CF)，本文選擇這個差值作為解釋變量，代表碳金融發展狀況的指標。當一國CF大于零時，說明該國核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于實際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該國將會通過碳金融交易市場出售碳排放權，并獲得轉移排放權的收入；當一國CF小于零時，該國核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實際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即超過了規定的量，該國必須通過碳金融交易市場購買碳排放權，并支付獲得碳排放權的使用費。因此，以各國實際減排量與核定減排量的差額代表該國碳金融發展水平是合理的。作為全球碳減排急先鋒，歐盟在低碳經濟與碳金融發展上全球領先。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ETS)是世界最大的碳交易體系，歐元也成為碳金融交易最主要的計價貨幣?；跀祿目傻眯?，本文選擇了奧地利、比利時、丹麥、斯洛文尼亞、德國、希臘、匈牙利、愛爾蘭、意大利、葡萄牙、芬蘭、西班牙、瑞典、英國14個歐盟國家作為樣本集。時間跨度為2005年到2009年。數據來源于歐盟委員會公布的各國碳排放權分配統計表和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庫。面板數據中，當截面單位數(N)大于時期數(T)時，數據的平穩性可能成為問題。[12]如果數據不平穩，則需要采用面板協整的估計方法，否則估計結果會有偏差。所以我們運用Eviews6．0對各個變量的平穩性進行檢驗，以便采用合適的方法估計模型。如表1所示，Levinetal(2002)的t檢驗以及Maddala＆Wu(1999)的Chi—sauqre檢驗都在1％水平上呈顯著性。因此，所有變量既不含普遍單位根也不含個別單位根，均具有平穩性，可用于估計。

(二)模型的選擇

面板數據分析主要有三種模型，即普通混合回歸模型、變截距模型和變系數模型。模型形式設定的協方差分析檢驗表明，F1的數值小于臨界值，而F2的數值大于臨界值，因此采用變截距模型。由于本文所使用的面板數據截面單元遠大于時序單元，所以初步認為差異主要表現在橫截面的不同個體之間，即模型選擇參數不隨時間變化的固定效應模型。但冗余固定效應檢驗結果顯示橫截面和時間的F統計量和Chi—square統計量的相應概率都低于1％的顯著性水平，說明應拒絕“效應是冗余的”零假設，應選擇截面和時間均固定的模型。即14個國家具有各自的截距、五年時間具有各自的時間效應。模型回歸的結果顯示回歸方程的調整較高、F統計最的P值接近于0、解釋變量的t統計量均大于2，方程的擬合程度很好。上述計量結果表明：

1．碳金融與碳生產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碳排放交易中的賣方每出讓一噸二氧化碳排放權就會使單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GDP產出增加178萬美元。這是因為，碳排放權的出讓國作為超額實現減排目標的國家已實現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相應降低，而且出售二氧化碳排放權的收益有助于支持該國進行新能源的開發、清潔能源的發展以及環境保護方面的投資，這進一步提高了該同的碳生產率，促進其低碳發展。

2．經濟增長率與碳生產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經濟增長率每提高1％，碳生產率將提高54％，即當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一定時，經濟增長率每增加1％，平均GDP相應會增加5423．8萬美元。這說明經濟增長有助于提高碳生產率，促進低碳經濟發展。

第7篇：企業碳減排工作方案范文

碳排放權初始分配方式是影響碳排放交易有效運行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局部均衡框架分析了三種不同碳排放權初始分配方式的經濟效應，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中國在碳排放交易發展初期采取可升級的免費分配和拍賣分配相結合的混合分配方式的建議。

關鍵詞　碳排放交易碳排放配額初始分配

我國“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指出要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場，降低能源消耗強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2011年1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的《“十二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進一步提出了2015年碳排放交易市場逐步形成的具體要求。構建碳排放交易市場已經成為未來中國實現減排目標的重要工具。因此，分析碳排放權的初始分配及其經濟效應對與中國碳排放交易市場的建立，實現“十二五”減排目標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碳排放權初始分配的方式及應用

碳排放權的初始分配是指管理機構采用一定的方法來規定企業或者個人碳排放數量。碳排放權的初始分配方式主要有免費分配、公開拍賣以及兩者結合的混合分配。由于市場非完全競爭和國際經濟合作2012年第3期存在交易成本，不同的碳排放權初始分配方式會產生不同的環境、經濟效果，將影響市場配置的效率。

(一)免費分配

免費分配是指管理機構依據一定的標準將碳排放權配額免費分配給廠商。可以依據歷史產量或碳排放量水平，也稱為祖父制分配(grandfather)，也可以以當前的產出為基礎或者其他管理標準進行分配，主要是管理機構依據廠商當前產出水平向廠商免費分配配額，管理機構首先計算出單位產出所需配額，然后根據廠商產出進行配額分配，總的配額就等于單位產出配額乘以總產出水平。除此之外，還有學者提出了可升級的免費分配(updated freeallocation)，即配額分配不僅僅依賴于歷史數據，還可以隨著時間依據一定的規則不斷升級(Bohringer和Lange，2005；Stern―er和　Muller，2008；　Fowlie，2010)。部分研究發現免費分配在促進創新和促進市場有效運行方面有顯著作用。Requate和Unold(2003)和Requate(2005)認為免費分配可以激勵企業環境友好技術創新。Cong和Wei(2010)分析了碳排放交易對中國電力部門的潛在影響，發現基于歷史排放的分配比基于產出的分配會帶來更高的電價和碳價格，在基于產出分配的情況下，生產者會更傾向于環境友好。因此基于產出的分配對減少中國電力部門的碳排放更有益。

但是大部分研究則認為免費分配不能產生正確的價格信號，會導致市場效率損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妨礙競爭，而實踐中多采用免費分配方式多是因為利益集團的壓力及免費分配的政治可控性(Stavins，1997；Kehoane等，1998；Cramton和Kerr，2002；Betz等，2010)。

由于無論采用哪種標準免費分配初始碳排放權，企業都不需要付出任何的成本，而且隨著碳排放交易市場的逐步發展，碳排放權配額可以在市場上出售，能給企業帶來一定的利潤，因此實踐中免費分配初始碳排放權在排放交易市場設計中運用較多。排放交易發展的初期多數采用免費分配方式分配配額，1990年美國“酸雨項目”和2005年開始的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第一階段大部分配額均通過免費分配的方式發放。

(二)拍賣分配

拍賣分配是指管理機構規定一定的拍賣方式，廠商通過競價的方式來獲取碳排放權配額。根據定價方式的不同，拍賣可以分為兩大類：密封競價拍賣(sealed-bid auctions)和上升競價拍賣(ascending-bid auctions)。

密封競價拍賣下，競價者同時提交需求方案，拍賣者將需求加總形成總需求曲線，總供給外生給定，總需求和總供給交點處決定了出清價格。大于該出清價格的需求都可以得到滿足，等于該出清價格的進行定量分配，低于這一價格的就被拒絕。根據競價者對其競價數量支付價格的不同，密封競價拍賣又可以分為統一定價(uniform pricing)，根據個人出價定價(pay-your-bid price)和Vickrey定價。

上升競價拍賣下，價格和分配都是通過開放競爭過程決定的，每個競價者有機會提高其出價，最后，愿意出價最高的獲得配額。多單位的升序拍賣可以分為需求方案(demand schedules)拍賣和上升時鐘(ascending clock)拍賣。

多數研究認為拍賣分配在價格發現功能、市場運行效率、促進創新、提高政府收入以及減少利益集團之間的爭議方面要優于免費分配(Cramton和Kerr，2002；Boemare和Quirion，2002；Betz等，2010)，但是并不是所有形式的拍賣分配都可以取得有效率的結果。Ausubel和Cramton(1996)認為統一定價和根據個人出價定價形式的密封競價拍賣分配下，競價者會隱藏其真實出價，會導致低效。從效率角度考慮，Vick―rey定價是最好的密封競價形式。另外，當競價者不存在顯著的市場勢力時，統一定價和Vickrey定價的密封競價拍賣效果相同。Ausubel(1997)提出了可選擇的上升時鐘拍賣，在上升拍賣形式下采用Vickrey定價，可以重新實現效率而不喪失上升競價形式的優勢。

(三)混合分配

免費與拍賣混合分配是指部分碳排放權配額免費分配，其余部分進行拍賣分配?；旌戏峙鋵τ谑苡绊戄^大企業(煤炭發電、化工、冶金等高耗能產業企業)來說比完全拍賣更容易接受，受影響較大企業有較充足的時間來調整其產出，逐步減少排放。另外混合分配還可以降低碳排放交易體系引入對整個宏觀經濟影響的波動。

即使主張實現完全拍賣的學者也認為，需要逐步實現完全拍賣，碳排放交易初期有一定比例配額通過免費分配來發放，一部分拍賣分配發放，逐步降低免費分配比例，直至完全拍賣為止。碳排放交易發展過程中存在許多混合分配的實踐，歐盟排放交易體系第一階段(2005-2007)，拍賣分配占配額分配總額的5％，其余均采用免費分配(CEC,2003)；美國區域溫室氣體倡議中拍賣分配占了90％以上，其余也是采用免費分配；澳大利亞的碳污染減少方案也明確指出一些配額采用免費的方式分配給強烈受影響的行業，比如煤炭發電行業，拍賣分配在2012―2013開始實施。

二、碳排放權初始分配的經濟效應分析

不同碳排放權初始分配方式，其減排成本和收益也不同。假定碳排放權配額市場完全競爭，廠商必須提交其需求配額方案。

當不存在碳排放交易時，產品供給曲線S。和需求曲線D的交點a決定了初始均衡，均衡價格和產出分別為P。和‰。

碳排放交易體系的引入會增加產品成本，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生產調整成本和碳排放成本。引入碳排放交易體系時，無論采用何種形式進行碳排放權的初始分配，當企業碳排放減少，企業都可以通過出售多余的碳排放權配額以獲取利潤，因此企業有減少碳排放的激勵。企業通?？梢酝ㄟ^改變投入組合(使用碳排放更少的原料)、安裝凈尾裝置或者減低產出水平以減少碳排放。我們僅考慮前兩種情況，假定這兩種調整企業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使單位產品生產成本提高P。另外由于企業不可能實現零碳排放，所以需要一定的碳排放權配額，單位產品碳排放成本為P。(等于配額價格乘以單位產出的排放量)。最終導致企業供給曲線S。左移至S一，假定需求不變，b點為新的均衡點，均衡價格和產出分別為P。和Q。產出為Q，時，初始的邊際供給成本為P。新的均衡價格與初始邊際供給成本之間的差額為碳排放交易體系所引致的企業成本增加量。不同碳排放權初始分配方式的經濟效應如下：

(一)免費分配

如果管理機構免費分配初始碳排放權配額，同初始均衡相比，生產者剩余減少了陰影面積POPsca，消費者剩余減少了面積PP0ba。因為企業免費獲得碳排放權配額，因此企業獲取了碳排放權配額的全部租金，即企業本應支付的碳排放成本，為陰影P，edb的面積(等于單位產品碳排放成本P。乘以產出Q。)。對于企業來說，其總收益就等于陰影P。edb的面積減去陰影PoPsa的面積，如圖示該差額為正值，即企業在免費分配初始碳排放權配額下可以獲得正的收益，而消費者則福利受損。

(二)拍賣分配

考慮采用拍賣分配方式，假定不存在市場勢力影響拍賣結果的有效性。拍賣分配下，同初始均衡比，生產者剩余減少了陰影面積POPsca，消費者剩余減少了面積PP0ba。與免費分配方式最大的區別在與，企業必須通過參與競拍才能獲取碳排放配額，企業生產帶來的碳排放存在成本，即陰影Pedb的面積，管理機構獲得了這部分收入，即碳排放權配額租金。這部分收入可以降低政府對其他稅收的依賴性，減少扭曲性稅收，同時也可以用于其他政府公共開支，改善公共服務。

(三)混合分配

混合分配中部分碳排放權配額免費發放，部分通過拍賣方式發放。碳排放配額租金要大于企業生產者剩余損失，只需通過免費分配部分配額以補償企業損失即可，其余配額通過拍賣分配。

免費分配用于補償企業參與碳排放交易的成本損失的配額數量取決于企業可以多大程度上將該成本轉移到消費者身上，這取決于：第一，供給彈性和需求彈性之比。一個更高的相對供給彈性意味著可以將更多的成本轉移到生產價格上，生產者剩余有較少的損失，較少的免費分配配額就可以使受損企業保持利潤。第二，要求減排的程度。一方面，要求減排的程度較低時，碳排放配額租金P。edb比生產者剩余損失PDPsa要大得多，較少的免費分配配額就足以維持企業利潤；另一方面，較低的減排要求通常意味著較低的配額價格，就需要更多的配額免費發放以提供足夠的價值保持利潤。最終免費分配配額數量取決于這兩種力量的對比。

綜上，免費分配下，企業獲取碳排放權配額全部租金，消費者遭受較多損失；拍賣分配下，管理機構獲得了碳排放配額的全部租金，管理機構可以將這部分租金用于減少扭曲性稅收，改善公共服務等方面，部分程度上抵消了消費者遭受的損失；混合分配下，碳排放配額租金在企業和管理機構之間分配。

三、對中國碳排放交易下碳排放權初始分配的啟示

不同碳排放權初始分配方式的經濟效應不同，構建碳排放交易體系時需慎重地選擇碳排放權初始分配方式。

首先，從推行阻力來看，免費分配推行阻力最小，其次為混合分配，最后為拍賣分配。免費分配下，企業獲取全部配額租金，不僅可以彌補碳排放交易帶來的成本，還可以為企業帶來更多的利潤；而拍賣分配下，企業除了承擔碳排放交易的成本外，還需要支付碳排放成本?；旌戏峙鋭t介于二者之間。因此企業更加青睞免費分配方式，推行阻力最小。

其次，從分配方式的有效性來看，拍賣分配最具有成本有效性，其次為混合分配，最后為免費分配。拍賣分配的收入可以用于削減現有的扭曲性稅收，這可以避免稅收帶來的過多的負擔和效率損失。而免費分配下，管理結構不能獲取該部分收入，必然更加依賴于普通的扭曲性稅收(比如消費稅，工資稅等等)來滿足公共支出，進一步提高了政策成本。另外，拍賣分配將配額分發給其最需要的企業，能夠推動碳排放交易市場價格機制的有效運行?；旌戏峙鋭t可以取得部分配額租金，部分抵消碳排放交易給企業帶來的成本損失。因此從運行效率來看，拍賣分配最優。

可以看出，碳排放權推行阻力大小和有效性之間存在一定的權衡。目前碳排放交易體系實踐中往往更加關注推行阻力大小，比如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體系，歐盟碳排放交易的第一階段絕大部分碳排放配額通過免費分配的方式發放，但是已有研究表明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的第一階段運行效率相對低下，且存在過度發放配額的情況(Ellerman和Buchner，2008；Anderson和Mari―a，2011)。因此，中國在構建碳排放交易體系時，需結合實際情況，兼顧考慮初始碳排放權分配方式的推行阻力及有效性問題。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增長質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產業在中國經濟中所占比重仍然較大，完全拍賣分配方式會增加這類產業成本，造成經濟波動，因此，在碳排放交易發展初期應采用部分免費分配方式發放碳排放配額，部分拍賣分配。隨著碳排放交易的發展，要逐步減少免費分配的比例，直至完全拍賣。因為完全拍賣分配是保障碳排放交易市場有效運行最優的碳排放權初始分配方式。

其中，免費分配可以采取可升級的免費分配(updated flee a1一location)，分配配額數量不僅僅取決于歷史數據(歷史產量或者排放)還取決于企業當前發展情況，有利于避免過度免費分配配額。拍賣分配可以采用標準升序時鐘拍賣。從較低的配額價格開始拍賣，出價者在每一輪被詢問他們在該價格需求的數量，價格傳遞到拍賣時鐘上。如果存在超額需求，價格會增加，這一過程會一直持續到所有超額需求降為零。除此之外配額的二級市場必須是開放的，可以保證許可分配的高度有效。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

第8篇：企業碳減排工作方案范文

關鍵詞: 低碳經濟;綠色金融;綠色信貸

一、低碳經濟的由來及內涵

(一)低碳經濟的由來

低碳經濟的產生與世界各國應對全球性氣候變化的認識和行動緊密相關。低碳經濟的發展理念最早起源于英國。2003年2月24日,英國頒布了能源白皮書 《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成為世界上最早提出“低碳經濟(Low-Carbon Economy, LCE)”的國家。作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先驅和資源并不豐富的島國,英國充分意識到了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的威脅,它正從自給自足的能源供應走向主要依靠進口的時代,按目前的消費模式,預計2020年英國80%的能源都必須進口。因此,英國政府為低碳經濟發展設立了一個清晰的目標: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減少20%,到2050年減少60%,到2050年建立低碳經濟社會。

(二)低碳經濟的內涵

所謂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

低碳經濟的特征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為目標,構筑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經濟發展體系,包括低碳能源系統、低碳技術和低碳產業體系。低碳能源系統是指通過發展清潔能源,包括風能、太陽能、核能、地熱能和生物質能等替代煤、石油等化石能源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低碳技術包括清潔煤技術和二氧化碳捕捉及儲存技術等等。低碳產業體系包括火電減排、新能源汽車、節能建筑、工業節能與減排、循環經濟、資源回收、環保設備、節能材料等等。

二、綠色金融是低碳經濟的金融支持

從整體上看,綠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門把環境保護作為一項基本政策,在投融資決策中要考慮潛在的環境影響,把與環境條件相關的潛在的回報、風險和成本都要融合進銀行的日常業務中,在金融經營活動中注重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以及環境污染的治理,通過對社會經濟資源的引導,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與傳統金融相比,綠色金融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它更強調人類社會的生存環境利益,它將對環境保護和對資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作為計量其活動成效的標準之一,通過自身活動引導各經濟主體注重自然生態平衡。它講求金融活動與環境保護、生態平衡的協調發展,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綠色金融有兩層含義:一是金融業如何促進環保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另一個是指金融業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前者指出“綠色金融”的作用主要是引導資金流向節約資源技術開發和生態環境保護產業,引導企業生產注重綠色環保,引導消費者形成綠色消費理念;后者則明確金融業要保持可持續發展,避免注重短期利益的過度投機行為。

低碳經濟是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一個目標和方向。發展低碳經濟,金融服務要先行。金融業將成為實現這場新的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創新優化重要的推力和重要的杠桿。同時,金融作為一國經濟的核心,在引導資源、優化配置方面發揮著核心作用。一國的金融越發達,其資源配置的效率就越高越能促進經濟的發展。以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為前提的低碳經濟要大發展,自然離不開金融的支持,金融的綠色化經營就是對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最好的支持。綠色金融就是將環境保護納入金融功能的服務范疇,在投融資決策中考慮潛在的環境影響,把與環境條件相關的潛在的回報、風險和成本進行融合,以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是環境經濟的一部分,也是金融功能拓展的一個重要領域。

三、發展綠色金融的途徑

發展綠色金融,不僅是發展低碳金融,也是發展支持科技創新、產業升級的金融;不僅需要金融企業有所作為,還要有政策扶持和理念引導。

(一)理念上倡導低碳經濟和綠色金融

1、發展綠色金融需要地方政府徹底轉變觀念,徹底轉變唯GDP、唯短期效益的政績觀。

各級政府要加大排放權交易的政策扶持,特別應綜合運用財政貼息、費用補貼、稅收優惠等多種政策方式,合理分散金融機構加大對環境保護項目融資支持的信貸風險。各地區、各部門應充分認識加強節能減排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相互配合、共同努力,切實采取強有力、見效快的政策措施,確保實現“十一五”節能減排目標,逐步將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引入健康可持續的良性軌道。

2、提升金融業的綠色金融理念,謀求長期可持續發展

首先,銀行應充分利用自身對企業具有的引導、鼓勵或約束的作用,支持環保產業發展,提高社會公眾的認同度。否則,片面追求短期利益,支持高耗能、高污染企業,將損害銀行自身的競爭力。

其次,隨著我國銀行業的逐漸的開放,國內銀行將與外資銀行處于同一競爭平臺。競爭的內容不僅包括技術、產品,而且上升到企業社會責任理念和商業倫理和道德水準的競爭。銀行踐行社會責任,易于不斷改善自身形象和信譽,增強利潤水平和國際競爭力,并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共贏發展。

最后,銀行踐行社會責任應通過政策引導,市場激勵的通道實現。政府部門和監管機構需要樹立長期穩定的政策導向,建設適合企業社會責任中長期持續的外部環境和平臺,有利于綜合平衡商業銀行可能產生的短期利益損失和長期整體收益。我國商業銀行應積極承擔其對社會、經濟和環境的三重責任。重視并實踐社會責任投資與商業銀行經營發展有著共同一致的價值取向。社會責任投資已經逐步成為全球社會的共識,也應該是我國金融行業和社會群體的共識。實現“產業環?；?、環保產業化”。

(二)政策上鼓勵綠色金融創新

各級政府要加大排放權交易的政策扶持,特別應綜合運用財政貼息、費用補貼、稅收優惠等多種政策方式,合理分散金融機構加大對環境保護項目融資支持的信貸風險。

中國銀監會旗幟鮮明地支持低碳金融服務創新。從政策指引和具體舉措來看,銀監會的確頗有作為。早在2007年7月,國家環?？偩帧⒀胄?、銀監會三部委聯合了《關于落實環保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首次提出將環保調控手段通過金融杠桿來具體實現的政策,這標志著綠色信貸全面進入節能減排的主戰場。通過在金融信貸領域建立環境準入門檻,對限制和淘汰類新建項目,不得提供信貸支持;對于淘汰類項目,應停止各類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并采取措施收回已發放的貸款,從源頭上切斷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無序發展和盲目擴張的經濟命脈,有效地切斷嚴重違法者的資金鏈條,遏制其投資沖動,解決環境問題,通過信貸發放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隨后,金融管理層相繼了一系列政策法規,要求金融業全面加強綠色信貸建設。銀監會制定了《落實“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具體措施》,并于2007年11月公布了《節能減排授信工作指導意見》。自此開始,國內銀行業金融機構相繼制定了一系列綠色信貸政策和管理制度。兩年多來,信貸政策服務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一總體目標還在不斷深化。2009年12月23日,央行聯合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關于進一步做好金融服務、支持重點產業調整振興和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指導意見》,明確信貸投放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嚴格控制產能過剩行業貸款,加大綠色信貸和對重點產業的支持力度。

(三)發展綠色信貸,鼓勵企業碳減排

綠色信貸是環保部門和銀行業聯手抵御企業環境違法行為,促進節能減排,規避金融風險的重要經濟手段。根據《關于落實環保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對不符合產業政策和環境違法的企業、項目進行信貸控制,遏制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盲目擴張。與一些行政手段相比,綠色信貸這樣的市場經濟手段往往非常有效。綠色信貸已經顯現的作用是逼迫企業必須為環境違法行為承擔經濟損失?，F行法律允許環保部門對污染企業罰款的額度只有10萬元,這樣的處罰與企業偷排結余的成本相比是杯水車薪,而綠色信貸在某種程度上豐富了環保部門的執法手段。

具體而言,在綠色信貸方面,應結合我國到2020年的總體碳減排目標,針對不同行業制定不同的減排要求,承諾達標企業獲得融資;將排放權減排額作為抵押物,來為環保企業進行融資;開辦專項治理節能減排技術改造和設備升級換代的項目貸款業務;開辦排放權交易購買方專項貸款。在發展直接融資方面,應支持符合條件的環保企業或項目發行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資產支持票據等債務融資工具籌集發展資金。采取多種優惠措施,鼓勵私募基金、風險投資、社會捐贈資金和國際援助資金加大對環境保護和節約資源的資金投入。

在實務中,興業銀行率先進行了綠色信貸的實踐。2006年5月,興業銀行和國際金融公司合作推出了能效貸款的創新型金融產品,簽署了能源效率融資項目(CHUEE)合作協議(即《損失分擔協議》),成為國內首家推出“能效貸款”產品的商業銀行。2007年10月,興業銀行正式加合國環境規劃署金融行動,鄭重承諾遵循相關環境法規,將環境因素納入商業決策考量范疇,支持可持續發展。2008年10月31日,興業銀行宣布采納赤道原則,成為目前中國唯一一家赤道銀行。在12月22日啟動了中國銀行業首個適用赤道原則的項目融資――福建華電永安發電有限公司2×300MW擴建項目,貸款總額7.3億元。

(四)發展碳金融,為企業碳減排建立良好的平臺

碳金融,是指由《京都議定書》而興起的低碳經濟投融資活動,或稱碳融資和碳物質的買賣,即服務于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等技術和項目的直接投融資、碳權交易和銀行貸款等金融活動。據測算,“十一五”期間我國節能投資總額累計可達6000億元以上,潛在的節能市場規模達8000億元。因此,我國銀行應該大力發展碳金融業務,為企業減排建立良好的平臺。

1、健全碳金融交易法律法規和制度建設

完善的法律法規、政策制度框架是碳金融健康發展的前提,尤其是中國這樣的新興碳交易市場,市場需要透明、長期、明確的法律法規、政策制度來規范碳金融的發展。只有這樣,銀行和企業才有碳金融創新動力,才能制定相應的長期計劃。一方面政府在制定氣候變化、環境保護、可再生能源發展等相關的法律、法規、政策、條例、標準時,應考慮金融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加快推進我國碳金融發展的相關法律、法規、行業準則、政策制度與國際接軌。

2、積極參與碳交易市場建設

目前為止,中國無論是二氧化碳排放的總量,還是CDM(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的供應量,都是世界上排名第一的國家。但是,中國的主要交易買主都在歐洲,國內至今還沒有形成真正的碳交易市場。盡早建立碳交易市場,可以避免投資的高碳路徑依賴問題。我國消費仍然不足,GDP仍主要靠投資拉動。投資形成的固定資產會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形成持續的碳排放。因此在投資初期就必須要考慮到低碳排放的問題,否則就會被固定在相對高碳的路徑上。如果早一些向企業下達碳排放限額,建立了碳市場和碳價格信號,企業在投資決策的時候就會考慮減排收益和超排處罰的問題。

3、增強商業銀行碳交易中間業務創新能力

首先,優先發展與碳排放權交易掛鉤的理財產品業務。利用近年來我國銀行理財業務無論是市場規模、投資范圍、還是產品種類都發展迅速的市場優勢,繼續深度發展與碳排放權交易掛鉤的理財產品業務。其次,發展碳交易、融資擔保、咨詢等中介服務業務。為了使商業銀行積極地參與到低碳項目融資過程中來,可以施行“比例擔?！薄Ｔ陧椖砍跗?銀行為項目提供一個較高比例的擔保,隨著項目的深入逐漸減少擔保的比例。再次,引導和鼓勵銀行項目融資,探索銀行CDM項目融資模式。目前,我國項目融資模式還處于不斷摸索階段,以CDM模式來實現低碳項目,低碳產業融資的具體模式還處于試驗和示范階段,缺乏規范且可資借鑒的經驗。

4、積極開發與碳排放權交易相關的產品

目前國際碳交易市場仍處在發展初期,市場的流動性較低,而且不同市場之間也存在分割現象。商業銀行業通過開發各種連接不同市場的套利產品,如CERs和EUAs之間以及CERs與ERUs之間的互換交易,基于CERs和EUAs價差的價差期權(Spread Option),加速國際碳交易市場的一體化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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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倩. 發展綠色信貸助力低碳經濟[N].金融時報,2010-5-7 (第001版).

第9篇：企業碳減排工作方案范文

長期以來，經濟依賴投資拉動獲得快速增長，由此帶來的產能過剩問題，在我國主要工業行業顯得日益嚴重。為此，作為全國最重要的制造業城市之一的東莞，尋得了新的突破口――通過探索建立綠色供應鏈，推動供給側改革，實現產業鏈分工中產業結構和產品的綠色轉型升級。

先行先試：全國唯一示范城市

2015年12月，東莞市正式成為全國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一個獲得環境保護部批復同意開展綠色供應鏈管理試點工作的城市。

2016年初，東莞市綠色供應鏈項目被列入“十三五”廣東省與環保部的省部共建示范項目。

2016年6月，《東莞市綠色供應鏈環境管理試點工作方案》（以下簡稱《工作方案》）正式出臺，為今后3年的工作指明方向。

……

為了摸清底細，在組織多次企業調研座談的基礎上，東莞篩選了一批實施綠色供應鏈管理意向企業，深入企業調研，與相關企業進行廣泛交流，同時，從家具行業入手，探索建立綠色供應鏈管理的可行性。

在中環聯合認證中心等技術單位的協助下，東莞選擇了光潤家具、美時家具、長豐家具3 家家具龍頭企業作為第一批試點單位。其中，光潤家具是辦公家具龍頭企業，為了推行綠色供應鏈管理，企業對產品結構進行調整，大幅度減少了油性油漆的使用，提升環保、能耗管理水平，年節約電費100余萬元；作為美資企業的美時家具，為推行綠色供應鏈管理，則通過提升環境績效、能源績效，結合產品結構調整，整合廠區資源，對生產流程進行重新布局，實現生產工藝的最優化，收到了良好的經濟效益。

“根據《工作方案》，今年的任務是探索摸底，夯實基礎，構建綠色供應鏈管理制度、管理指標評價、管理服務支撐三大體系?！睎|莞市環境保護局相關負責人介紹說：“目前，東莞總結第一批試點企業經驗的基礎上，在家具、制鞋；電子、機械制造；零售服務業三大類的企業中建立第二批試點，批量開展試點工作?！?/p>

以家具、制鞋企業為例，東莞從VOCs減排入手，引導企業升級改造，采用“光解+吸附”或轉用水性涂料等先進技術，減少生產過程中的污染物排放；電子、機械制造行業方面，則通過提升電子、機械制造行業廢水處理能力，推動企業及產業鏈上游供應商提升環?？冃?；對于零售服務業，大力推廣綠色包裝和綠色物流，優化交通運輸方式，鼓勵企業加快發展產品與包裝和廢棄物回收，促進資源節約與循環利用。

“我國的綠色供應鏈管理仍處在起步階段，百廢待興。許多做法和經驗需要探索和借鑒，試點的工作也紛繁復雜，因此光靠環保局的力量還不足夠?！睎|莞市環保產業促進中心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說：“東莞為此組織調整人員，充實相關機構，并努力尋求‘懂行’的機構予以支持?！?/p>

作為推行綠色供應鏈管理試點執行機構，11月8日，環保部綠色供應鏈管理東莞示范中心正式投入運作。示范中心由東莞市政府、廣東省環保廳、環保部東盟中心三方共建，專門負責試點工作，通過總結分析，完善試點工作機制，確保試點示范項目有序高效推進。此外，示范中心還將建立、維護綠色供應鏈環境管理信息數據庫，并向企業和公眾開放；定期重點行業綠色供應鏈環境管理指數（東莞指數），為綠色采購商計劃和公眾綠色消費提供信息支撐。

“我們的目的是要打造出一批綠色供應鏈管理試點示范企業，充分發揮示范企業的帶動作用，鼓勵其他企業參與試點工作。”

建章立制：“東莞指數”評價體系

“政府的引導固然重要，但供給側改革最終還是要交給市場，所以建立一個合理的、行之有效的綠色供應鏈管理評價體系尤為重要。”東莞市環保產業促進中心相關負責人介紹：“因此，試點階段，東盟中心、美國環保協會、東莞市環保局等聯合研究創立了以‘東莞’冠名的綠色供應鏈管理評價體系――‘綠色供應鏈管理東莞指數’。”

據了解，“東莞指數”從綠色設計與采購、綠色生產與物流、綠色消費與回收等三個維度對企業綠色供應鏈管理進行評價，其中綠色設計與采購相關指標14項，綠色生產與物流相關指標22項，綠色消費與回收相關指標11項。涵蓋了環境績效、能源績效、和低碳發展三大方面。

其中，每一類指標分別包括基礎指標、行業特征指標和特別加分指標3類分指標?；A指標是企業在環境管理、能源管理和碳排放管理方面守法合規情況；行業特征指標是某些行業特有的、有利于企業實現節能減排等目標的情況；特別加分指標是企業通過自愿參加國家和地方節能環保項目，或企業主動實施節能改造、污染物減排和碳交易等活動來改善環境行為和能效的情況。

“比如綠色生產與物流項目，當中的污染防護管理、環境管理兩項屬于基礎指標，均是占分比重最大的項目之一，這就要求參評企業在廢水、廢氣、危險化學品、危險廢棄物、噪聲等污染物排放方面，以及在排污申報與排污許可、污染治理設施運行、內部環境管理、環境風險管理等方面，必須達到地方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東莞市環保局相關負責人介紹說。

又以綠色消費與回收項目為例，該項則要求企業應該對設計、試生產、生產、包裝、儲存、運輸、銷售過程產生的所有廢品及廢棄物進行回收利用處理；采取措施，提高再使用、再制造、再利用的零部件或材料的使用率；在產品上標識綠色環保消費回收提示……

“‘東莞指數’的評價結果將選取上述三類評價指標，考慮各項指標重要性，進行綜合評價，結合上游供應商評價后得出。”東莞市環保產業促進中心相關負責人表示：通過該指數，政府部門可以深入了解各行業整體綠色化程度，發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優秀案例，探索可推廣、可復制的綠色供應鏈管理模式，并為今后制定城市發展戰略、編制產業規劃，調整工業布局，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量化的工作依據。

另一方面，企業也可以在實施綠色供應鏈指數評價過程中，有效識別企業在環保、節能以及低碳三方面存在的問題，通過與同行業其他企業的比較，明確企業行業定位，找到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對于利益相關方而言，如大型買家，可運用該指數作為供應商的評估依據，在采購活動中，優先考慮指數高的企業；同時也利用指數促使問題供應商作出整改，品牌能夠憑借該數據檢索和推動所有直接供應商，并向更上游的材料供應商推進。

“‘東莞指數’不同于一般的企業綠色化程度指數，它在評價企業自身行為的同時，還將上游供應商的綠色化程度納入評價體系中，并且沿供應鏈向上游逐級擴展。一個企業的綠色供應鏈東莞指數反映了整個供應鏈的可持續發展水平?！敝袊D東盟環保合作中心相關負責人表示說。

“目前，東莞已在家具、制鞋行業內的28家企業內嘗試進行“東莞指數”的測算，具體的結果將在近日舉行的首屆中國家居綠色供應鏈論壇上公布?！?/p>

政府支持：立足企業，引領潮流

“對于通過綠色供應鏈管理評價體系認證的企業，考慮通過財政補助的形式予以獎勵”東莞市環保產業促進中心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現在具體的實施方案還在研究制定中，將分階段對試點行業中實施綠色供應鏈管理，并參與東莞指數測評，測評結果優秀的企業，給予10-15萬元不等的補貼，增強其參與綠色供應鏈管理工作的意愿?！?/p>

萬事開頭難，為了進一步加深企業對綠色供應鏈管理的認知度，加強企業參與的積極性，東莞可謂使盡“看家本領”。

2016 年 4 月21日，東莞聯合東盟中心、美國環保協會、沃爾瑪公司舉辦東莞市綠色供應鏈能效管理項目培訓班。培訓圍繞綠色供應鏈促進綠色轉型、“十二五” 節能回顧和“十三五” 展望、企業新能源政策、企業能源管理與計量等相關內容開展，并解讀了東莞市綠色供應鏈管理試點方案。2016年9月22日，東莞聯合東盟中心等技術支持單位共同舉行東莞市綠色供應鏈管理試點工作培訓會，從綠色供應鏈管理政策要點、工作安排、評價體系、實施方法等多個角度進行專題演講，向在場代表詳細、系統地介紹了我市開展綠色供應鏈管理的項目背景和工作部署，并號召企業緊跟時代潮流，積極加入東莞市綠色供應鏈管理試點工作的行列中。與此同時，通過舉辦“綠色供應鏈管理與東莞產業發展機遇”等一系列主題沙龍，積極組織推動企業參與東莞市綠色供應鏈管理試點工作，引導企業加入綠色轉型。

“光有補助和培訓還不夠，鑒于企業的逐利性，關鍵還是能否給予企業實質的好處。”為此，東莞著手研究制定《東莞市綠色供應鏈產品政府采購制度》。由市環保局牽頭，聯合相關職能部門研究制定綠色供應鏈產品的鼓勵引導政策，并根據國家和省有關部門的相關政策，按照國家綠色產品政府采購管理以及環?！邦I跑者”制度實施方案的相關規定，倡導優先采購綠色商品，擬逐步推動強制采購綠色商品。

具體的做法是希望運用新鮮出爐的“東莞指數”作為供應商的評估依據，鼓勵企業在采購活動中，優先考慮指數評分高的企業。采購商可以利用本指數推動問題供應商做出整改，并由直接供應商向更上游的供應商逐級傳遞，促進企業綠色采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