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量經濟學研究計劃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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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計量經濟學研究計劃范文

[關鍵詞] 美國華裔文學研究；經濟發展；影響

所謂的美國華裔文學研究是兩國的文學家對中外不同的歷史文化、國情、經濟制度等對此進行研究，美國華裔作為一個較為特殊的群體，其不同的生活情況、人生閱歷使得對其文化的研究變得更具特色，他們兼具中美兩國的雙重身份，作為社會發展的特殊群體，如何優化利用對其的文化研究，使得其促進兩國經濟的發展，推動兩國文化的交流，為其今后的合作與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一、華裔文學的發展歷程：

1、基于美國華裔文學所取得的優異成績，其歷史悠久，自二戰以后，對華裔文學的研究便成為一種積極的文學現象，代表人物：水仙花，以其特有的人生經歷和獨特的寫作視角，她的人生較普通華人稍有不同，其在美國出生，受到當地良好教育的栽培，借助華人身上的各種小故事逐步反映華人的真實生活與內心世界，繼水仙花之后，漸漸出現了許多華人的英語作品，林語堂的代表作《吾國吾民》則在當時掀起了不小的轟動，此書重點介紹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與人生態度，這讓更多的美國人逐漸了解中國人的真實生活；隨后，一些較為成熟的青年作家逐漸傾向于英語寫作，推動了華裔文學的發展與形成，杰出的文學家作為華裔文學研究的主要參與者，其自身的生活經歷以及對于中美兩國文化的理解在其研究華裔文學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2、美國特殊的地理環境、人文情懷、統治政策等使得華裔文學的研究獨具國家特色，縱觀華裔文學作品的受眾群眾美國人以及美國華人占據了絕大部分，長時間居住在一個環境里，每天面臨著同樣的工作、接觸相同的人，帶著強烈的好奇心閱讀與此相關的文章，以了解中國人民的真實生活，但剛開始這部分人較少，但華裔文學的發展與形成帶動了讀者量的增加，眾多的海外華人經過自身的努力，戰勝各種艱難險阻，推動華裔文學的發展。

3、華裔文學作為文學的一種，其形成與發展是歷史的必然。60年代左右，美國正在經歷其歷史上的革命巨變時期，反對戰爭、民權運動的蓬勃興起造成美國的各個階級、各個社會團體之間形成明顯的力量沖突，最后發展為著名的“亞裔運動”，其重在構建一個文化多元的新型理性社會，在這場激烈的運動中，華裔文學獲得了發展的先機；廣大的華人同胞在推動華裔文學的發展中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但在美國，華人并未真正享受到與當地美國人相等的獨立、自由人權，多數華人從事著美國的地基工作，包括鐵路工人、建筑員工等，但獲得的待遇卻不值一提，美國人對于華人的貢獻視而不見，這些現象在當時華裔文學作品里都可找到答案，這也表示華裔文學對于歷史的真實性研究有重要的借鑒作用，伴隨著大量的華裔作品的出現，美國開始認識到華人的重要力量，亞裔人民的自我認知也逐漸得以構建；除此之外，美國華裔文學的最終形成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當時，國際形勢趨于和平，中外國際關系也漸趨和平，追求民族獨立的形式主義也正在發展，各個社會團體、階層之間的力量也逐漸壯大，不同的利益追逐也逐漸顯露出來，華裔文學獲得空前發展的契機。

隨著對華裔文學研究已經發展為一種積極的文學現象，但其研究內容的確定將有待進一步考證，何為真正的華裔等也成為困擾人們的主要問題，有人認為作為一名真正的華裔人應該具有中國的血統，而有人卻反駁斷定其是否為華裔人的重要標準應是在美國出生、在美國長大，對此仍舊存在著眾多疑問。但不可否認的是，華裔文學已經發展為一門學科，并且在中作華裔作家、文學家的努力下，已經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在此研究過程中，對文學作品的中英翻譯，以俘獲中美兩國的眾多的讀者，這是推動華裔文學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中美兩國的作家要明確讀者的重要性，從而將作品翻譯成恰當的語言，使華裔文學得以蓬勃發展。

二、華裔文學研究對兩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1、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第2篇：計量經濟學研究計劃范文

關鍵詞:凱恩斯經濟學;后凱恩斯學派;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F0913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9)08000309

一、后凱恩斯學派以往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

后凱恩斯學派是在20世紀50年代一些凱恩斯主義者力圖通過復興古典經濟學傳統來推進“凱恩斯革命”,進而掀起反對新古典經濟思想回潮的“反邊際主義革命”(AntiMarginalist Revolution)理論運動中形成的。這一學派從一開始就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系列不同于新古典主流派的鮮明特征。

第一,他們拒絕抽象的、原子式的經濟人假設,代之以具有特定社會內涵的組合行為主體。經濟學如何刻畫和設定“人”這一行為主體,始終是一個爭議未決的問題。新古典經濟學將人視為脫離外部社會、歷史環境的簡單、抽象、均質的行為人,這遭到后凱恩斯學派的堅決反對。他們認為,人并非是一種抽象物,現實中的人總是處于特定的社會結構背景之下,這種社會結構包含了制度、慣例、階級和國家等等因素,而處于不同社會結構背景下的人們的行為方式將是不同的。如果抽象掉這些因素,將難以揭示人的行為方式的本質特征。不僅如此,人還是一種社會動物,社會經濟活動總是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只有在這種相互關聯的行為當中,才能準確地把握個體的行為規律與特征。所以,對于行為主體不能采用個人主義方法論,也不能采用簡單的集體主義方法論,而應當堅持“整體大于局部之和”的思想原則。

第二,他們擯棄理假設,代之以“慣例”、“經驗”等行為規則。理是主流派經濟學的另一個重要假設,其分析體系往往從理性假設出發,推導出人們在各種經濟環境下的基本行為規則,諸如效用最大化、利潤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等等,進而運用數學優化方法論證實現這種最大化或最小化的均衡條件。可以說,理性假設是貫穿主流派經濟思想體系中的一條“紅線”。然而,后凱恩斯學派對此卻持強烈的批判態度。他們認為這一假說高估或理想化了人的行為能力,人們不可能總是經過謹慎的分析、明智的判斷、準確的預期和精確的計算,做出最佳的經濟決策。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社會經濟是一種處于歷史時間中的過程,其未來是不確定的,這種不確定性無法為人們所完全認識和把握。所以理性規則沒有用,現實中人們往往依據經驗規則(rules of thumb)、慣例(convention)、常規習俗(habits or routines)、甚至血氣沖動(animal spirits)等等來行事。這些程序看似與新古典的理格格不入,實際上恰是人們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明智選擇,它反映了一種“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因此,要想恢復經濟學的現實性品格,就必須用“慣例”、“經驗”的行為規則或者程序理性假說來取代完全理假說。

第三,他們堅持以生產、供給為重心,反對市場供求均衡分析方法。所謂以生產和供給為重心,就是不再把經濟學視為以研究市場交換和資源配置為中心的科學,不再采用供求分析的均衡方法和邊際分析的優化方法來確定價格決定、收入分配等問題,不再把供求分析方法簡單地推廣到宏觀層面,而是著重從生產和供給方面來研究這些問題。正是基于這種不同的分析視角,使凱恩斯經濟學家對于現代經濟的運行描繪出了與新古典模式不同的另一番景象。例如:資本主義不是單純的交換經濟,而是一種以貨幣為媒介的生產經濟(monetary production),這一經濟不可能有靜態的資源最優配置,它總是動態、單向地向前發展的,并且這種特點乃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中一切不確定性的根源。再如:經濟主體的角色主要表現為生產當事人,或者是工資勞動者,或者是資產所有者和投資者,他們之間在生產領域的關系決定了收入分配。這種分配關系既通過加成機制決定了微觀相對價格,也通過工資談判機制影響一般價格水平,而生產的部門結構關系會同時決定實際總產出及其分配格局。這樣,無論是傳統的馬歇爾剪刀式的定價模型,還是流行的總供求模型,就都無立足之地了。

第四,他們堅持從現實出發的方法論原則。盡管沒有哪一派學者公開否認經濟研究應該緊密聯系現實這一原則,但是在實際的經濟研究工作中并不是每一個經濟學家都能夠始終一貫地堅持現實主義的方法論。羅賓遜夫人曾指出,主流經濟學傳統中產生了“一些壞習慣”,“總是習慣于建立模擬的代表現實的模型”,而不考慮這些模型在多大程度上同現實相符合,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完全競爭模型。與此不同,后凱恩斯學派堅持從現實出發,不回避現實中的矛盾和難題,不屑于為了追求理論模型的完美性、對稱性而犧牲其現實性。當然,他們并不反對理論抽象。“經濟研究需要抽象分析和建立模型,而建模就意味著簡化”,1∶1的地圖對于旅客是沒用的。問題在于抽象要有科學限度,即必須保留現實的本質特征,像經濟制度以及與之相關聯的社會關系,就不能被抽象掉。而新古典理論之所以缺乏現實性,恰恰就在于它完全回避了這些特征,為了追求理論模型的完美性而犧牲了太多的現實因素,從而犯了抽象過度的毛病。

第五,他們反對將數學式的演繹建模(mathematicaldeductive modeling)方法普遍地應用于經濟分析。應該說,后凱恩斯學派一般地并不反對在經濟研究中使用數學方法,他們在自己的理論建構中也常常采用他們認為是適當的數學方法,無論是早期的卡萊斯基、羅賓遜、卡爾多、斯拉法,還是后來的許多學者,都是如此。他們這樣運用數學方法實際上是把它作為對復雜現實進行適當抽象分析的一種工具。所以,只要肯定科學的抽象分析的必要性,就不會否認適當運用數學工具的必要性。那么,他們所反對的是什么呢?他們反對的是濫用數學,即把數學作為研究社會經濟現象的普遍化的、甚至是惟一的工具。他們認為,在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便是主流派無歷史、無時間、無貨幣的所謂一般競爭均衡模型,它實際上不過是一種數學游戲,沒有包含任何有價值的思想。

上述共同特征是后凱恩斯學派在反邊際主義的旗幟下所形成的基本傾向,它們構成了這一學派研究方法的重要基礎。當然,其內部不同學者由于思想背景與研究視角不盡相同,也存在著具體研究方法上的若干差異。這些差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短期分析與長期分析的區別。雖然后凱恩斯學派的理論分析中一般都包含有短期分析與長期分析兩方面的內容,但是他們在時間視角方面的著重點卻不一樣。美國的后凱恩斯學派,即所謂凱恩斯學派中的原教旨主義者(Fundamentalist Keynesians),以及由卡萊斯基羅賓遜等人發展起來的理論體系,基本上屬于短期分析,而斯拉法等人為復興古典傳統所從事的理論建構則主要屬于長期分析。前者更注重對于經濟運行的波動性、不穩定性、非均衡性等等狀態的分析,后者主要是沿襲古典學派的“引力中心”(centre of gravitation)分析傳統,注重探討經濟在恒常的穩定狀態下所可能有的各種性質與特征。其二,關于貨幣的經濟作用評價不同。注重短期分析的學者十分強調貨幣的重要性,認為貨幣是現代社會中應對不確定性的重要制度工具,在經濟運行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注重長期分析的學者則不大重視貨幣的作用與職能分析。在他們看來,在引力中心的狀態下,貨幣對于商品自然價格的決定是不起作用的。其三,對于預期因素的關注程度不同。注重短期分析的學者必然要重視預期因素的作用,因為在這里經濟主體的決策離不開預期。這就需要研究預期的形成機制、經驗、慣例、未來不確定性與預期的相互影響,血氣沖動與創造性等等因素對預期的影響。而在長期分析的體系中,經濟具有自動趨向“引力中心”位置的特性,故而預期因素的作用空間基本上消失了。

二、近年來方法論思想的主要發展與演進

總體來說,直到最近一二十年以前,后凱恩斯學者尚缺乏對于方法論的系統探討。由此使得他們盡管已形成若干不同于主流派的鮮明特征,卻難以將其提升至方法論的高度,而其內部在研究方法上的差異也難以實現統一。這就導致后凱恩斯學派始終難以形成統一完備的理論體系來與主流經濟學相抗衡。

近年來,第二三代后凱恩斯學者開始重視關于統一的方法論的探討。他們認為,新古典主流派學者擁有統一的方法論,即實證主義的均衡研究方法,而后凱恩斯學派還缺乏自己的一套統一明確的方法論原則。所以,要真正實現經濟學變革,后凱恩斯學派就必須要闡明自己獨特的方法論原則是什么,它與新古典的方法論原則有何不同,它又對觀察經濟世界提供了哪些更新、更好的視角。在這種認識的推動下,后凱恩斯學派的方法論研究在近年來便有了長足的進步。

(一)提出了非遍歷的經濟世界觀

這是后凱恩斯學派在統一方法論探討方面的一個重要成果,由PDavidson系統闡述。Davidson認為,如果將后凱恩斯學派不同學者關于現實的觀點加以概括提煉,形成一種基本的經濟世界觀,那么就應當引入“非遍歷”(nonergodicity)的概念,把經濟世界視為一種非遍歷體系,以此作為后凱恩斯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原則。所謂非遍歷是與遍歷(ergodicity)相對而言的。遍歷的概念本身源自統計力學,而遍歷理論則是隨著隨機過程理論而發展起來的。遍歷指的是這樣一種性質:對于一個無限次的觀測系列而言,得自任何數據收集過程的時空平均數都是同一的。這意味著,由過去的結果得出的平均數所反映出來的客觀概率分布支配著當前和未來的結果。在這種條件下,過去顯示了未來,時間的流動并未影響支配現實過程的聯合概率法則,歷史絕對是無關緊要的。換言之,在這里歷史時間被等同于邏輯時間。而非遍歷概念的含義正好與上述相反,它指的是過去不能準確顯示未來,從而過去的平均數不能準確顯示未來的概率分布這樣一種場景。這時,現實過程將是不可逆的,歷史時間也就變得至關重要了,它將導致結構的變化。

Davidson借鑒自然科學中關于遍歷過程與非遍歷過程的技術區分的思想,提出非遍歷的經濟系統的重要觀點,旨在與主流派的經濟世界觀相抗衡。他指出,主流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及其整個理論體系,實際上隱含著遍歷的世界觀,不論是凱恩斯主義主流派,還是推行理性預期革命的新古典主流派,都是如此。而后凱恩斯學派的各種經濟理念如果歸結到一點,則都屬于非遍歷的經濟世界觀,他們都是以此為基點來展開理論演繹的。雖然現實中的某些經濟關系也許是遍歷的,但是經濟社會的基本運行過程肯定是非遍歷的。至于導致非遍歷的基本原因,Davidson將其歸于創造性的關鍵決策制定(creative, crucial decision making)。這一概念源自奧地利學者Shackle,指的是在歷史時間中發生的非常規決策,它通常包括大規模交易和沉淀成本,具有不可逆性。這實質是表明經濟世界的非遍歷性質乃來源于人類創造性活動本身。后來,圍繞著有關復雜性理論和混沌理論的發展,Davidson又重新闡述了非遍歷經濟觀。他將經濟過程區分為永恒不變的(immutable)過程與可以嬗變的(transmutable)過程兩類。前者包含了遍歷和排序的公理,在這里歷史是前定的,并無真正意義上的選擇。后者則涉及到歷史的創造性和突發性,在這種環境中選擇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選擇。他強調,關于經濟過程可嬗變性的概念從基本方法論的角度凸顯了后凱恩斯學派在有關經濟過程的理論與模型建構方面與其他經濟學流派之間的根本區別。

在Davidson看來,這種非遍歷的經濟觀可以在方法論層面對主流經濟學提出挑戰,它提出了一種關于人類行為的與眾不同的新觀點。在非遍歷的環境中,以均衡分析為特征的新古典的三個傳統重要命題都被否定了:一是理性及理性預期;二是中性貨幣;三是總替代定理。因為這時,從過去抽樣將毫無意義,即使行為人有能力組合與占有關于先前結果的所有相關信息,未來的事件也不會自動地顯示出來。而貨幣作為人們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工具,不但會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而且其影響之大簡直不可估量。此外,這時不僅跨時的替代或理性選擇不可能,而且現時的替代也大大受限。取而代之的將是非理性、貨幣非中性、總互補定理三個新命題。

(二)系統闡述了批判實在論的方法論原則

如果說非遍歷觀主要是針對主流派盛行的均衡分析方法論而進行的一種新的方法論建構,那么明確地將批判實在論作為其方法論原則將意味著要根本顛覆主流派所奉行的傳統的實證主義方法論,故而其挑戰意義更為重大。

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是指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而在最近一二十年發展成熟起來的一種新的社會科學哲學理論。實在論(realism)是一種本體論哲學學說,本體論(ontology)哲學是探討世界的本源或存在(being)的本質這樣一種思想體系,它與認識論、實踐論分屬于哲學研究的不同層面。作為本體論學說的一個分支,實在論強調存在的本質乃在于其客觀真實性。實在論又有經驗實在論(empirical realism)與超驗實在論(transcendental realism)之分:前者屬于傳統的實在論,強調經驗層面的存在的意義,認為現實世界是由原子式的事件以及人們對于事件的感覺經驗所組成;后者則是由英國哲學家RBhskar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新提出的理論,它試圖超越經驗主義的淺層次,去探討潛藏于事物表象之下的深層實在。根據超驗實在論,實在不只是由原子式的事件以及對事件的經驗感覺所構成,而是有結構、分層次(stratified)的復雜實體。從本體論的視角看,可將實在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一是經驗域,包括經驗與印象;二是實際域,包括經驗、事件及事態;三是真實域,它除了經驗、事件以外還要包括結構、機制、趨勢等。經驗域屬于最淺層次,它是憑感官可以覺察到的。實際域是較深的層次,這里的事件不一定能被感覺到。真實域則是最深層次,這里的機制是完全感覺不到的。傳統的經驗實在論完全以經驗來界定實在,僅僅承認前兩個層次,而忽略了最深層的真實域中的機制,這是錯誤的。因為認識的真正意義就在于揭示這種隱藏于深層結構之內的機制的作用,僅僅拘泥于表象或依賴經驗主義的評價,將使科學喪失其存在的價值。

Bhskar將這種超驗實在論運用于社會科學領域,便產生了一種新的名為“批判自然主義”(critical naturalism)的社會科學哲學,也就是“批判實在論”。所謂自然主義是指按照自然科學的模式來研究社會這樣一種傳統的實證主義觀念。批判自然主義雖然不否認自然主義的基本觀點,但是強調由于社會對象與自然對象的不同,必須采取不同于傳統自然主義的形式與方法。Bhskar指出,每種社會結構與當事者都是突現的分層(emergent strata),它們相互之間不能歸約(irreducible)。社會結構的這種突現特性使它不同于自然世界的結構:一方面,社會結構與人類活動相互影響、互為依賴;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對這一系統的研究不能采用傳統認識論中要么個體論、要么整體論的單一視角,而應當采取個體與整體相融合的分析視角。特別地,由于在這里基本上不能夠進行控制性實驗,社會科學家就只能從社會實踐以及社會結構中獲取先入之見(preconception)來作為替補,再以這些先入之見為前提去對那些產生這些先入之見的“深層”社會結構進行理論假說的建構。這種從先入之見到深層社會結構的思維過程,被稱為“溯因推理”(retroduction),它主要是借助于類比和隱喻,從表象回溯到深層結構并揭示其作用機制,因而不同于實證主義的演繹方法和歸納方法。

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以TLawson為首的一批劍橋大學經濟學家,進一步系統闡述了批判實在論的基本思想及其對于經濟學的意義。Lawson指出,批判實在論的根本要義就在于通過強調客觀實在的結構性與縱深性,揭示出社會過程不同于自然過程的復雜性。社會經濟結構是一個不可控實驗的開放系統,在這里人類思想、社會活動與社會結構之間存在著互動,正是這種互動才使社會結構得以形成并存續,并呈現出動態、開放的特征。面對這樣的過程,那種基于休謨的傳統經驗實在論的演繹主義方法,即按照“只要X(類型)事件發生,就會有Y(類型)事件發生”的方式進行推理的模式將不再有效[1]。而批判實在論則開辟了社會科學研究的新思路。批判實在論強調科學的使命不是局限于找出事件的恒常聯系,而是去分辨與解析那些左右或促發經驗事件的深層結構、機制、力量和趨勢。為此必須采取不同于傳統實證主義的思維方法,諸如溯因推理或者“外展推理”(abduction)一類的“仿佛是”推理的方法。具體來說,人們關于結構和機制的認識只能通過前述所謂“先入之見”的知識來獲得,這些知識對象包括事實、觀察、理論、假設、猜想、預感、直覺、沉思等等,它們促進了社會科學實踐,同時通過社會科學實踐也在不斷地被改變。這種方法反映的是從表面現象到深層因果聯系的認識運動。

Lawson進一步論述了批判實在論這種方法論思想對于經濟學研究所具有的啟示意義。首先,經濟學研究的首要任務決不是預測事件,而是認識和理解支配并控制事件的結構與機制及其所產生的趨勢。如果說承認預測存在的必要性,那也只是預測事件的趨勢,而決不是事件的恒常聯系。其次,為了認識這種隱藏在事件背后的結構與機制,需要發現某些粗略的經驗事實或不完全的經驗規律。廣泛的事件恒常聯系在社會領域中極少見,但這并不妨礙在某些有限的時空區域存在著局部或“半規則”(demiregs)式的事件聯系,它們可以幫助經濟學家將注意力指向基本的社會結構和機制所在。再次,考慮到經濟系統的變化特性,相對穩定的社會經濟結構必定是受到時空條件限制或具有時空依賴性的,這表明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具有歷史的、地理的特征,從而經濟學的所有分析都將是不完整的,需要根據新出現的問題、研究興趣以及其他因素不斷地加以深究。最后,關于經濟學的政策含義及其社會使命,如果說傳統的實證主義經濟分析將控制以及改善事件及事件狀態作為重要目標的話,那么批判實在論的方法論則強調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標在于人類解放,其含義是要不斷改變社會結構以拓寬人類潛力得以實現的范圍和機會。

顯然,這些啟示的直接含義是,主流經濟學所長期奉行的從自然科學研究中借用來的實證主義方法論,特別是它的演繹主義,以及熱衷于確定性分析、均衡分析、靜態分析等等的所謂科學主義原則,應當從經濟學領域中被清除出去。取而代之的,將是非實證主義的、非演繹的、非均衡的溯因推理式的思維法則。據此,Lawson等人認為批判實在論開創了一種新的本體論研究思路,同時又從認識論的角度探討并回答了社會科學研究的使命與方法論原則等重大問題。它從根本上動搖了正統派的方法論基礎,因而可以被視為 20世紀末期社會科學哲學的重要變革。正因為如此,它也可以成為一直以來堅持同主流派相抗衡的后凱恩斯經濟學統一的方法論基礎。盡管后凱恩斯學派內部不同學者之間在分析視角等方面存在著較多差異,但是在本體論以及認識論層面上,他們是可以統一于批判實在論的。因此他倡導,應當將后凱恩斯經濟學在實質上作為一種批判實在論的研究計劃,以此來實現其內部的統一連貫性。

當然,也有后凱恩斯學者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們認為批判實在論尚不足以完全涵蓋后凱恩斯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因為后凱恩斯學派內部也有側重采取演繹主義方法的分支,比如新李嘉圖主義。不僅如此,這樣做還可能使后凱恩斯經濟學與其他非主流學派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故而,他們對于將批判實在論作為后凱恩斯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仍持有異議或保留的態度。盡管存在著諸多爭論,且批判實在論自身也包含著許多有待于深入細化的問題,但是這一新的社會科學哲學顯然在近年來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它對于修補后凱恩斯學派在方法論研究上的空缺,以及促進后凱恩斯經濟學嚴謹一致的理論體系的形成,確實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關于巴比倫思想模式的探討

所謂巴比倫思想模式,指的是這樣一種知識建構原則:將復雜的現實整體分解為各個片斷來分別加以研究,以便完成對于復雜現實給出完整解釋的理論建構。“巴比倫式”這個術語曾經為凱恩斯所使用,他曾指出牛頓并非是理性時代的第一人,相反倒是最后一位巴比倫式的人物。物理學家Feynman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談到了巴比倫思想方法,其含義是從多個出發點進行論證,形成對于物理規律的多重推導。他認為,與將所有論證都維系于一套公理的歐幾里得式的方法相比,巴比倫式的方法對于物理學更合適。經濟學家MStohs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將巴比倫思想方式引入經濟學當中,他指出,根據巴比倫的研究方法,不存在單一的從公理到定理的邏輯鏈條,所有的只是若干個相互平行、相互糾纏又相互加強的邏輯鏈條的集合,從而沒有哪一個具體的公理能夠作為邏輯上的基本公理。后凱恩斯學者SDow 等人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進一步明確闡釋了巴比倫思想方法的性質與含義,以便使人們加深理解后凱恩斯學派與主流派之間在方法論上的差異[2]。

Dow 等人在與笛卡爾/歐幾里得思想(Cartesian/Euclidean)的對比分析中進一步論述了巴比倫思想方法的特點及其經濟學意義。Dow指出,笛卡爾/歐幾里得思想方法的基本特點是依據單一一套普遍公理建構封閉的邏輯體系,它為了獲得普遍解而抽象掉了實際問題。巴比倫式的思想方法與此不同,它看到的是一種開放的現實體系。在封閉的經濟體系中,所有的交易都是預先規定好的,未知的東西則被假定為隨機變量。而開放的經濟體系則不然,這里既有穩定性,也存在著發生創造性移動的空間。封閉型的體系具有二元論和原子論兩個重要特征。二元論體現在,所有要素都被分解為具有固定的典型特征的兩大范疇:變量分為內生與外生,價值分為完全確知與完全未知,關系分為因果性的與隨機性的,經濟當事人則分為理性和非理性,等等。原子論則是指,在最小的單位基礎上建立理論體系,這些單位既彼此相互獨立,又與包含它們的整體相獨立,它們在經濟學中便是所謂理性經濟人[3]。而巴比倫思想方法則沒有這些特征。在這里,變量與范疇的劃分是不確定的。在一個擁有多種多樣相互無法通約的論證線索的思想體系中,在一種線索上是內生變量的東西到了另一種線索上卻會成為外生變量。而知識一般來說總是被人們以某種不確定的程度持有的,因而分析必須指向不確定程度。此外,某些論證線索是與個人相關,而另一些線索則涉及團體層面,因為因果關系的作用力可以沿著不同的方向起作用。這表明個人不是獨立的,他們的行為也將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制度與慣例的功能則在于,為處于不確定環境中的人們的決策提供一種穩定性條件。簡言之,按照巴比倫思想方法,社會將被理解為一種有機體系。

Dow認為,上面所描述的巴比倫思想方法的概念原則,顯然是與后凱恩斯經濟學的基本觀點、研究方法以及理論風格相通的,因而也可以用這一方法論原則來概括后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方法論,而所謂笛卡爾/歐幾里得主義則可以用來概括作為后凱恩斯經濟學派批判對象的主流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這樣,后凱恩斯經濟學便可以在基本方法論上獲得一種與主流派相抗衡的新的理論支撐。因而,引入巴比倫的方法論思想模式補充并豐富了后凱恩斯經濟學的體系。不僅如此,巴比倫思想模式也為后凱恩斯經濟學內部方法論的多元化提供了合理的解釋。無論是基本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還是具體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都有其合理性。因為,如果現實世界被理解為有機結構,不受統一規律的支配,那么就必然會存在著一個方法論的集合。巴比倫思想模式特別強調,應該針對不同的推理鏈條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方法組合。當然,為了保持可操作意義,這種方法論的多元化必然是適度的,它將與特定的開放思想體系相呼應。也就是說,對現實世界的理解方式決定了特定的方法論選擇,進而決定了具體采用的研究方法的范圍。它并不是后現代主義意義上的純粹多元論,而是一種根據后凱恩斯經濟學派的特定原理加以修正和重構的多元論。

(四)關于經濟學方法論的其他研究進展

除了上面所述關于基本方法論的研究以外,近年來后凱恩斯學者還在較為具體的層面上對以往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反思,進一步探討了經濟學研究應當采取的一些具體操作方法、研究策略與實際步驟等問題。

第一,LPasinetti提出了“分離定理”(separation theorem)[4]。作為后凱恩斯學派第二代的最重要學者,Pasinetti曾經對后凱恩斯經濟學未能取得預期的成功頗感遺憾。究其原因,他認為主要是由于以往方法論策略的失當。Pasinetti指出,后凱恩斯經濟學的使命就是要用一種新的生產范式(production paradigm)的經濟學體系取代流行的交換范式(exchange paradigm)的經濟學體系,這是一項艱巨的理論任務。過去后凱恩斯學者關于生產范式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只是未能加以系統地整合。而要推進這種系統的理論整合就必須采取“兩步走”的方法,即所謂“分離定理”。第一步是“純理論”建構,即抽象層面分析,主要是以斯拉法理論為基礎,提供一種基本的經濟理論。它與阿羅―德布魯體系屬于同一層次,但實質卻不相同,它是開放的體系,可以闡明基本的客觀聯系,但存在多個自由度,并不提供惟一解。第二步是具體層面分析,引入各種現實因素對經濟運行的影響,最主要的是“制度分析”,個人或社會行為將被納入分析。不過,與主流派范式不同,這里不僅不局限于“市場體制”一種制度,也不拘泥于“個人理性”一種行為,而是涉及到諸如貨幣、廠商、工會、工資安排等等多種制度安排。可以感覺到,Pasinetti提出的這種兩階段研究方法與馬克思在其《資本論》的創作中所使用的從抽象到具體的研究方法,在形式上頗有相似之處。而著名后凱恩斯學者Harcourt則高度評價這種研究計劃,認為它可以為從斯密、李嘉圖、馬克思到凱恩斯、斯拉法以及卡爾多等后凱恩斯學者的著述提供一個綜合的新理論框架。

第二,ESLee 論述了所謂“根基理論”(the grounded theory)[5]。Lee是美國的新一代重要后凱恩斯學者,他認為無論是批判實在論還是巴比倫模式,都還缺乏可操作性,而根基理論可以成為更富有實際意義的具體原則。根基理論是與所謂“整體主義”(holism)、“典范模型”(pattern model)、“結構焦點比較法”(method of structuredfocused comparison)以及“參與觀察方法”(participationobserver approach)等等相似的研究方法,它具體是指經濟學家直接從資料中發展理論和建構體系這樣一種過程。在這里,資料收集、理論分析與理論建構同時進行。其操作的流程是:首先, 擁有前定的觀點與概念等思想背景的研究者不斷地收集、理解、評估與比較其感興趣的資料。其次,匯集可比的經濟事件資料,從中提煉出特定的范疇、概念、相關特性,進而識別其相互關系。最后,從這些范疇、概念中識別出核心的東西來,并以核心的概念為基礎發展出一種具有復雜的分析性解釋的理論,這一理論應該能夠解釋資料中所代表的各種經濟事件的序列為什么以及是怎樣發生的。研究者不能為了使理論簡化而拒絕特定的資料,而是應抓住資料的復雜性,根據經驗建立起許多不同的次級概念與關系,將它們與核心概念環繞在一起,納入結構與因果機制當中。這將保證所建構的理論具有因果的解釋力。篩選中心概念和發展理論的過程會使人們發現次級概念與關系,而它們需要進一步的經驗支撐,此外,純粹分析性的概念與關系若要納入理論之中,也需要經驗支撐。這樣,便完成了有關社會經濟過程的一種獨立的實質性(substantive)理論的建構。這樣的理論并不是對于資料的一般化推廣,而僅僅是來源于資料,即它并不妄稱所謂的普遍性。一種獨立性的實質理論只解釋一種中心因果機制,各個實質理論的組合所形成的正規(formal)理論則可以解釋經濟過程的多個方面、多種因果機制。正像獨立的實質性理論必須植根于經驗資料一樣,正規化的理論也是歷史性地狀態依賴型的,其分析性解釋絕不是經驗外推。并且,由于經濟世界是非靜態的,一種正規的理論永遠也達不到完成狀態,總要經歷不斷的修正。不僅如此,這種根基理論還承認研究者事前的知識背景會對資料收集與篩選識別過程進而理論結果產生影響,以及理論結果的不可證偽性。不過它也強調,通過不斷地發現新資料,總會在各種相競爭的理論中區別出優劣來。

第三,重新審視計量經濟學的經濟研究功能。

計量經濟學自從誕生以來,就一直成為主流經濟學驗證理論假說的主要的、甚至是得心應手的工具。與此相反,后凱恩斯學派以往是基本上完全否定計量經濟學的任何積極意義的。首先,是由于他們受到凱恩斯本人影響的緣故。凱恩斯當年曾經對丁伯根在宏觀經濟問題分析中使用統計計量分析技術提出懷疑,他指出計量經濟學只能對已知的、已經定性的經濟關系給出定量的描述,由于人類行為的變化無常性,它不可能對經濟的未來走勢提供精確預測。凱恩斯的基本思想是反對把經過良好定義的概率分布概念普遍地應用于社會科學領域。其次,后凱恩斯學者排斥計量經濟學,當然也是與他們反對主流派形式主義的正規化方法論傾向一脈相承的。

然而近年來,一些后凱恩斯學者對計量經濟學作用的認識也出現了新變化,他們開始有限度地承認計量經濟學的積極意義。這里只簡要提及三個方面:其一,SPressman強調了描述性統計分析技術的積極作用。他把統計分析區分為推理的統計學(inferential statistics)與描述的統計學(descriptive statistics)兩大類,前者是主流派所慣常采用的那種,后者則不然,它不以揭示所謂經濟內在機制或規律為目的,其功能只是描述,力圖準確地提供世界在某一時點或幾個時點的圖景。采用描述性的統計學,首先要實際地收集數據,其次是需要描述數據的性質,進而來分析導致這些差別的可能原因。這種統計分析技術完全可以應用于經驗研究之中,并且提供某種理論驗證功能。

其二,PDownward等人從計量經濟學方法論的角度進一步探討了應該如何建設性地利用計量分析工具的問題[6]。Downward指出,主流派運用計量經濟學的根本目的是要提供對于闡釋所謂事件規則的理論模型的證明,從而使它成為一種推理工具。但實際上,計量經濟分析提供的證據往往起不到這種作用。以關于定價的經驗分析為例,即使利用同樣的數據,不同學者得出的有關價格決定影響因素的結論也不一致。這表明完全根據計量經濟學結果來篩選和識別理論是行不通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計量經濟學對于經濟學理論就全無用處。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借鑒凱恩斯關于定性分析要先于形式化分析(即定量分析)的思想,在進行計量分析時應當將作為主觀“先入之見”的理論與作為“客觀因素”的事實證據結合起來,實現理論與證據的互動(interaction),通過對于計量經濟學的結果不斷地予以修正和精煉,達到對于深層機制的揭示[7]。Downward等人后來又指出,計量經濟學將有助于“溯因推理”,能夠提供“半規則”。這個見解與Pressman關于推理的統計學與描述的統計學劃分的觀點有所不同,他指出了計量分析技術在揭示深層經濟機制方面的有限性,但并未完全否定它的推理作用,而是強調要將理論分析與計量分析以互動方式相互促進。

其三,BGerrard的論述[8],他與Downward觀點有些相似,結合近年來計量經濟學的若干新進展,主要是由倫敦經濟學院所發展起來的LSE方法,論述了某些計量經濟學方法可以成為后凱恩斯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一部分。所謂LSE方法是一種從一般到特殊的計量建模方法,它從形成一個極為一般的模型形式開始,然后通過同時施加理論方面與數據方面的限制條件,使一般模型逐步簡化。LSE方法與主流派通常采用的平均經濟回歸方法(AER)具有很大差別:前者將建模過程視為設定問題的過程,后者則給定將要估計的問題使之保持不變;前者將診斷性質較差的情況歸結為模型的規定可能有問題,后者則往往歸之于不適當的估計程序。LSE方法的這種理念與傳統的計量經濟學思想不同,它超越了人們以往將計量經濟學或者視為理論驅動型、或者視為數據驅動型的簡單二分法,允許理論與經驗之間的互動,故而可以成為經濟學家利用計量經濟學工具的有效方法。

三、應當怎樣看待后凱恩斯學派的方法論思想

方法論研究是經濟學的基礎問題,不同學派在理論觀點乃至政策主張方面的分歧往往源于其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差異。方法論研究同時也是經濟學的難點問題,它常常涉及到哲學世界觀與認識論等等思辨領域。能否真正形成統一明確的方法論原則,是一種思想流派或研究范式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后凱恩斯學派既往的獨特研究方法(盡管尚不統一)曾經在一段時期內有力地支撐了它與主流經濟學的論戰。而其近年來關于方法論研究的若干新成果,則代表了其經濟思想體系的重要新發展。

后凱恩斯學派方法論思想的新進展具有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后凱恩斯經濟學者已經普遍重視方法論研究問題,將方法論建構視為自己獨立的經濟理論體系建構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不再像以往那樣,僅僅滿足于對主流派經濟理論體系及其方法論的批判,而是開始系統地思考可以替代主流派方法論體系的東西是什么,以及如何將它們系統地闡述出來的問題。這種轉變既是后凱恩斯經濟學者對自身理論發展狀況深入反思的結果,也標志著后凱恩斯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大進步。

第二,后凱恩斯學者在方法論研究中,更加注重統一基礎與方法論原則的建構,包括哲學與認識論基礎的探討。他們逐漸認識到,要想與近乎完美的主流派思想體系相抗衡,必須從方法論的哲學基礎或基本層面入手,形成一種新的系統一致的方法論基礎,去替代主流派的方法論基礎,進而取代整個主流經濟學體系。局部的、具體的、淺層次的方法論研究既缺乏震撼力,也無關宏旨。因此,不少第二代、第三代的后凱恩斯學者便潛心于這種深層次的方法論探討。不論是非遍歷的基本經濟觀,還是批判實在論以及巴比倫思想模式,都體現了這種方法論研究的主導思路。這些新的方法論原理,有的是后凱恩斯經濟學的獨創性研究成果,有的則是他們從其他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中借鑒過來,然后再加以系統闡述而形成的新的理論再造。它們雖然在提法上及論證細節上不盡相同,但是都試圖從最基本的層面為后凱恩斯經濟學提供一種根本不同于主流派的統一的方法論原則。應當說,這種努力是有成效的,盡管目前在后凱恩斯學派內部關于究竟何謂自己統一的方法論基礎仍然存有爭議,但是就實質而言,非遍歷觀、批判實在論以及巴比倫思想模式三者所體現的世界觀、認識論及方法論原則乃是基本相通的。所以,它們實際上代表了近年來后凱恩斯經濟學統一方法論研究的最重要成果。

第三,后凱恩斯經濟學近年來的方法論思想明顯地具有反實證主義的傾向。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原則基本上是實證主義,在這里價值判斷因素被視為科學研究的障礙物。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實證主義也往往被看做是客觀主義的同義語。所以,盡管老一代后凱恩斯學者,像羅賓遜、卡爾多等人,也反對主流派的靜態均衡等分析方法,認為其脫離了經濟現實基礎,同時主張采取動態非均衡等更加具有現實性的方法,但是他們一般卻堅持實證主義。這表明,在早期后凱恩斯學者那里,現實主義與實證主義是不矛盾的。但是,近年來后凱恩斯學者關于方法論思想特別是其哲學基礎的研究,卻顯示出反實證主義的傾向,這最明顯地體現在批判實在論的理論之中。這種對實證主義討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對客觀實在的看法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實在不再被視為簡單的經驗感知的封閉體,而是具有不可感知的深層復雜結構和內在機制的開放系統。于是,實證主義,不論是邏輯實證主義還是經驗實證主義,在這里都變得不可靠了。科學認識可能更多地仰賴于溯因推理一類的抽象、類比等方法。這樣,新一代后凱恩斯學者就與老一代不同,他們從堅持現實主義出發,最后達到了基本否定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地步。這是他們對方法論的哲學基礎進行深入探討而得出來的一個必然結果。當然,這種反實證主義傾向主要是體現在基本的方法論層面上。就具體的研究方法而言,他們似乎也不反對采取實證主義的方法。,比如經驗實證研究,再比如對于計量經濟學方法的某種運用,乃至于對于數學模型的運用等等。這種情況并不意味著有什么矛盾,因為第一,具體的研究方法與基本方法論不屬于一個層次,擔負著不同的職能,縱然是以溯因推理為主線,也需要以某些具體的實證方法相輔助。第二,就其倡導的巴比倫思想模式而言,也為具體的實證研究方法的多樣化提供了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