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經濟學研究內容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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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經濟學研究內容范文
關鍵詞：諾貝爾經濟學獎;現代微觀經濟學;發展
通常微觀經濟學上的創始人被認為是亞當•斯密。自其以后，微觀經濟學有了十足的進展，至19世紀30年代，已經建立起微觀眾經濟學體系，但這并不意味著微觀經濟學如馬歇爾預言般達到高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微觀經濟學有了更大突破，其中顯著代表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諸多成就。從微觀眾經濟學理論出發，諾貝爾經濟學獎理論在管理經濟學上挑戰完全理性假設，公共經濟學上進行理論突破，管制經濟學上開辟實證研究，勞動經濟學上進行理論修正與補充，福利經濟學上深化不斷。諾貝爾經濟學獎從1969年開始，已有47年歷史。通過分析微觀經濟學研究領域，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理論成果上看有微觀經濟學理論的進步、研究領域的變化和研究方法的應用，發展趨勢更加綜合、多元、交叉。
一、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看微觀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應用
微觀經濟學在諾貝爾經濟學獎中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四個方面的應用創新。一是一般均衡理論應用。作為數理經濟學的一種重要創新，其從公理化角度研究經濟系統整體均衡的穩定性、有效性、存在性，被當作西方主流經濟學，其基本方法在微觀與宏觀經濟學中都應用廣泛。一般均衡體系由薩繆爾森提出，使其成為統一處理各種經濟問題的一般方法，希克斯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完善，動態一般均衡理論建立，并將規模報酬因素引入，結合起資本與投資理論。二是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應用。約翰•福布斯•納什通過不動點定理，使均衡點的存在得到證明，奠定了博弈論一般化的基礎，海薩尼對不完全信息博弈領域進行了新的開辟，讓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得到發展，維克里與莫里斯開創了不對性信息條件經濟激勵理論研究，并成為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基石。三是資源最優分配理論應用。通常資源配置的完成依靠價格體系的調整，康托羅維奇首次提出解乘數法，在資源最優配置問題中引入線性規劃方法，將定性研究發展到現實計量階段，赫克曼與麥克法登則建立了微觀計量經濟學理論，使統計方法與經濟學理論相結合，在個人、家庭、企業統計分析應用中廣泛，使經濟信息在反映社會本質上更深刻。四是行為經濟學與實驗經濟學應用。該經濟學研究領域新的開創依賴于卡納曼與史密斯的研究，提供了克服西方主流經濟分析方法關于基本方法論困難的解決出路，提出期望價值理論遵循條件，使實證經濟學方法的缺陷得到彌補，推動了經濟理論現展。
二、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看現代微觀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一）經濟學的解釋力因經濟學的放松與拓展持續增強
經濟學理論大多建立的基礎為一系列假設和假說，假設又是基于現實世界的一種非現實主義抽象理解。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歷年理論來看，研究微觀經濟學主要通過理論程度、信息確定性兩條主線，再結合放松假設，向現實世界不斷走近，以擁有更強的解釋力。在20世紀50年代后，人們逐步認識到依托“經濟人”假說的完全理性決策理論為理想模式，難以在實際中有效指導決策，而多數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重要理論貢獻，正是建立在逐步放松的理性假設上，讓更加復雜的人性假定來替代“經濟人”假設。此外，從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可以分析出，對于完全信息假設經濟學家已經開始逐步拋棄，轉而研究不完全性信息與其下的人類選擇行為問題，讓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的研究發展空間更大，并使其作為經濟學分支有更強的現實世界解決力。信息經濟學著重分析研究人性假設與外部環境的決策約束因素，數量化不確定性，在激勵理論、產權理論、契約理論的模型構建上給予方法論基礎。不確定信息對新古典主義理論前提進行改變，開創了新的經濟學理論空間。在放棄交易成本為零假定后，交易成本理論得到了更廣泛應用，在真實世界更準確審視上擁有了更有力工具。從該角度來看，微觀經濟學的發展道路為對非現實主義舊的假設不斷放棄，讓假說向真實世界更加靠近的成長過程。
（二）經濟學研究方法與領域綜合性、多元性、交叉性特征更加明顯
綜合諾貝爾經濟學獎近年來趨勢，微觀經濟學里獲獎理論在研究上更趨向于數理化，且分析方法顯現出綜合性、多元性的特征。在經濟學中數學的應用主要表現在：數學結合經濟理論，開創數理經濟學；數學、統計學結合經濟數據，通過計算機定量分析。諾貝爾經濟學獎在研究范圍上，學科研究越來越廣泛，并推進經濟學研究方法與研究范圍更加多元化。多元化的傾向表現使得經濟科學能逐步獨立并樹立一元化地位，逐步向人口經濟學、管理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勞動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實現多元化發展，使得微觀經濟學研究的多元性、綜合性、交叉性與前沿性特征更加明顯。
三、結束語
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看現代微觀經濟學的發展可以通過前人成熟的理論體系知識，更大程度地理解與掌握單個社會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對多樣化假定條件、非經濟化研究領域等發展趨勢更加透徹、了解，使學科知識能更好轉換成社會生產力與社會財富創造驅動價值力。
作者:夏侯健丹 單位:新余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第2篇：勞動經濟學研究內容范文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第3篇：勞動經濟學研究內容范文
【關鍵詞】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經濟學研究
研究是通過各種研究方法對事實或材料進行加工整理，以獲取新的可靠知識的思維活動。研究方法的選擇、運用和創新對研究工作至關重要。在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學家不斷引進別的學科研究方法或開創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為之服務。這些研究方法的引進和創新都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理論及相關科學理論的發展，拓展了經濟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然而我們也必須正確的認識和運用經濟學方法論中的研究方法，把握正確的尺度和方向才能使我們的研究工作事半功倍。但由于經濟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和復雜性，關于經濟研究中的兩種分析方法即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哪一種方法更科學、更合理，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在經濟學界，主張定量分析的觀點認為，采用數學語言，遵循數學所固有的邏輯程序，有助于清晰地表達思想，使概念精確，論證富有邏輯性，避免曲解和混亂，混亂，如經濟學家施蒂格勒認為這種轉換不僅值得搞，而且非搞不可。其轉換有助于經濟學與數理經濟學的發展。另一方面，與其對立的觀點認為，雖然嚴格地遵循數學邏輯程序，能使混亂的思想呈清，但數學只是經濟認識的輔助手段，不能取代質的分析，濫用數學手段，也會產生許多謬誤。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就認為，這種轉換不僅無益，而且涉及到一種陳腐的智力幾何學。結合國內經濟學研究中所出現的對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爭論，本文試圖就定性、定量分析的定義其各自的特點入手，分析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在經濟學研究中的相互關系。
一、定性分析的定義及特點
定性分析是認識事物的質、尋找事物的本質聯系，是對事物或事件的性質和特點的分析。所謂質，即指事物成為其自身并使之區別于其他事物的內部規定性。世間萬物之所以能呈現出多樣性，是其自身與他物相區別，具有自身的特定的質。只有正確地認識了事物的質，才能把不同的事物區別開來。而只有清楚地認識事物本身并把握其發展變化的趨勢，才能在實踐中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而定性分析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根據事物的現象、性質來確定概念，判斷其未來的發展程度，對事物進行非數量化的分析。如對方針、政策的反映，某些商品的價格調整引起的生產和市場形勢的變化，經濟體制改革對市場形勢的影響，國際化貿易帶動下購買力投向的變化等，這些都難以準確地用數量來表示，只能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做出估計和判斷。定性分析是建立在經驗和邏輯思維的基礎上的，主要依靠個人主觀經驗和直觀材料來進行分析，從而確定未來事件和趨勢的發展性質、發展程度。它對長期遠規劃、重大問題的發展前景、市場形勢的估計和判斷，以及制定工作計劃和企業經營活動，都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在經濟研究中，定性分析主要通過運用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抽象方法，將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經濟現象的本質上，歸納影響經濟運行機制的主要因素，然后通過對主要因素的分析和綜合，演繹出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回答各主要因素對經濟運行的影響，各主要因素間的抽象關系，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等問題，比較適合個案在不同層面進行深入的和多側面的分析研究。如專家調查法、主觀概率法、意見集合法、相互關系分析法、歷史經驗分析法等等，都是屬于定性分析的一些具體方法。
定性分析的特點是簡便易行，在缺乏資料的情況下也可以加以引用。它的不足之處是，缺乏量的分析，是粗放性的，不夠具體，有一定的主觀成份因此容易受分析、判斷者的情緒和形勢氣氛的影響。
二、定量分析的定義和特點
定量分析是指對事物進行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量是指事物的規模、發展程度、速度，以及其構成成分在空間上的排列組合等可以數量表示的規定性。它是用數量指標來分析研究事物的實踐結果和發展趨勢及其程度的。定量分析是建立在數學、統計學、計量學、概率論、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運籌學和電子學等學科的基礎上，運用數字、方程、摸型、圖表和計算機等進行分析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包括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兩方面。它可以應用于經濟活動中的市場預測、經營決策、經營動態分析、商品調運分析、庫存分析、成本核算、費用效益、經濟效果、勞動效率、市場動態分析等各個方面。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管理水平的不斷提高，經濟學研究中數理與計量分析的應用將越來越廣泛，其作用將越來越大。因素量、時間量和比例量的分析都屬于定量分析的范疇。定量分析的特點在于它的敏感性，精確性和客觀性。定量分析相對于定性分析的主觀性而言的，定量分析基于經驗事實，可以通過數學或計量模型所具有的抽象性和邏輯結構的嚴謹性，對事物的發展變化及狀態趨勢給予客觀的分析，并立刻做出相應的判斷。但由于并非所有的經濟現象都能夠以數量或數值的形式表現出來，也必然造成了定量分析的局限性。
三、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
綜上所述，在經濟學的研究中引入數學的方法是具有其必要性的。早在“邊際革命”時期，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瓦爾拉斯、帕累托、埃奇沃斯等人就大量的運用了數學方法對經濟理論和經濟現象進行研究分析。李嘉圖在其代表作《經濟學與賦稅原理》中，對等級地租、工資、資本周轉和比較成本等問題的論述，就多次運用了數學圖表分析。20世紀初，計量經濟學鼻祖費里希·丁伯根也將經濟理論、統計學和計量數學結合起來，運用數學模型研究經濟周期，并獲得了豐碩的成果。數學的抽象性可以使復雜的經濟關系變得清晰。數學的精確性可使經濟范疇之間的數量關系得到精確的研究和描述，也有助于經濟范疇得到精確的定義。數學的嚴密的邏輯性可使經濟學理論的推理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且使理論中的錯誤得到一定程度的匡正。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數學方法所存在的缺陷，數學方法畢竟只是一種工具，它的好壞全在于人對它的使用。同時作為進行量的分析手段，數學分析的運用必須以質的分析為前提。再者，在現實的經濟領域中，有不少經濟現象很難簡單的運用數學模型加以解釋和說明。強性使用數學模型將一些因素量化反會導致與經濟想象的偏離、失真或者脫離研究的現實意義的狀況。凱恩斯在其《通史》中，也批判了“將經濟分析體系形式化了的符號偽數學方法”，認為“在令人自命不凡但卻無所助益的符號迷宮里，作者會喪失對于真實世界中的復雜性與相互依賴的洞察力。”
然而，當今的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中對于量的認識和處理出現了不少的偏差。國內外許多學者由于在經濟學研究上很難迅速出成果，就紛紛在數學形式上大做文章，而忽略了所研究經濟現象或事物的本質，缺乏對經濟現象的直觀判斷和價值的認識，只注重數學分析的花哨的表面和模型的復雜性。更有甚者，為了使論文和研究滿足數學邏輯一致性，編造經濟數據，并拼湊參數范圍，從而得到“理想”的實證結果，最終不是使經濟研究的內容脫離現實或失去研究的真正意義。定量分析雖具有一定的優越性，但它本身只是對大量樣本的部分特征的精確研究，所以只能對經濟現象的比較表層的、可以量化的部分進行測量，但無法對其深層的原因和具體的細節進行深刻剖析。經濟研究的正確取向應建立在對經濟學本身的內容和研究對象的本質有了一定認識的基礎上。哲學認為，“任何事物都具有質的規定性與量的規定性兩個方面，都是質與量的統一體。質是具有一定量的質，量是在一定質的基礎上的量。不同質的事物擁有不同的量和量的界限范圍。一方面，質決定著一定的量，規定著量的活動范圍。另一方面，質必須以一定的量作為必要條件，它決定于數量的界限。量變超過了數量的界限，事物的質就會改變。所以，質和量是互相結合、互相規定的，并形成事物質與量的統一體，即度”。同樣的，在經濟研究中，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實質上是同一認識過程的兩個方面。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礎，是認識的起點。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深化，是認識的精確性。定性分析主要是通過理解和解釋，來把握教育現象的整體意義和價值關系的，它揭示的是教育現象中的價值性、歷史性和社會性。經濟學研究的問題提出、理論建構、假設驗證、結果評價都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展開的。定量研究中的邏輯命題、數學模型和統計分析都自然應當建立在對基本問題或理論假設的理解和解釋基礎之上。定量方法研究的是事物的量變過程，并通過研究事物所具有的度，即事物保持自己質的限度和范圍，來把握事物相對穩定的本質特征。因此，經濟學研究中，不應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割裂開來，對立起來，而應把它們統一起來，通過對經濟學現象本身的量變以及數量關系的分析，來達到對于經濟現象本質規律的認識。
四、結論
總之，經濟學實質上是一門研究在既定資源約束下人類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的科學。人的行為往往具有盲目性、社會性和主觀性等非理性特征，不是所有都可以用理性邏輯來進行量化分析并加以解釋的。同時人類社會又是一個多變量、多因素和多層次的復雜的動態系統。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決定了其研究方法不能單一，而應該容多角度的不同側面進行求證分析，經濟研究需要更加精密的研究理論加以深化。因此，決定了經濟學必須兼容其他自然學科與社會學科，作到定性與定量分析想結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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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勞動經濟學研究內容范文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之所以有別于其他經濟學而成為一門新的學科，關鍵不取決于它的研究對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與舊制度主義者一樣，新制度主義者也是從批判流行經濟理論“過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著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棄建立在確定性和無限理性基礎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論的基本假設。放棄這一基本假設的方法論無論是從整體上還是局部上說都是意義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關系，進而討論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特點，最后對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進行比較。
一、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關系
諾思指出：“我們應注意不斷地把傳統正規新古典價格理論與我們的制度理論結合起來。我們的最終目的不是試圖去替代新古典理論，我們的目的是使制度經濟學成為對人類更有用的理論。這就意味著新古典理論中對我們有用的部分——特別是作為一套強有力分析工具的價格理論應與我們正在構建的制度理論很好的結合在一起。”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產生的，但這種批判并非全盤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礎上加以繼承、發展和揚棄。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是一些有關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設，它隱含地假設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關注經濟的效率而忽略經濟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經濟學忽略的三個問題：(1)各種可供選用的社會法規和經濟組織如何影響經濟行為、資源配置和均衡結果。(2)在同樣的法律制度下，經濟組織的形式為什么會使經濟行為發生變化。(3)控制生產與交換的基本社會與政治規則背后的邏輯是什么，它們是如何變化的。而這些問題恰恰是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威廉姆森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從本質上說和微觀經濟學是一致的。新制度經濟學在一些方面對古典經濟學進行了繼承，但新制度經濟學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經濟學給出了充分假設，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重要性不僅在于技術本質，也在于其獨特的管理方式和結構。后者帶來了不同組織類型中信息傳遞和激勵的區別。(3)新制度經濟學使用的比較方法是兩種可行形式之間的比較，而不是將可行形式與抽象無摩擦形式進行比較。總之，新制度經濟學和古典經濟學的關系可表述為：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把制度作為內生變量的條件下，用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去分析制度問題，是對古典經濟學關于制度變量假設部分的進一步發展。
二、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特點
新制度經濟學流派在研究和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徑和傳統。新制度經濟學更注重從生活的實際問題出發，通過對現實生活的詳細考察，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表現出鮮明的特點：第一，重視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以經濟制度的產生、變遷及其作用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交易費用的存在必然會對制度結構及人們具體的經濟選擇行為產生影響。顯然制度的產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實的資源，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費用，然而這樣顯而易見的問題卻經歷了很長時間才被認識到。不僅是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即使是他們的批評者也都想當然地把這些制度和交易費用看成黑箱或無摩擦狀態。這與他們在經濟研究過程中舍棄制度變量緊密相關。第二，試圖從文化、心理、歷史、法律的角度尋找制度產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礎。制度的一種產生方式是通過人類的長期經驗形成的。當一種經驗或習俗被足夠多的人采用時，這種規則就會逐漸變成一種傳統并被長期地保持下去，鎖定為一種行為方式或傳統習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規則多數是在社會中通過一種漸進式反饋和調整的演化過程發展起來的。并且，多種制度的特有內容都將漸進地沿著一條穩定的路徑演變。學者稱這樣的規則為“內在制度”。凡勃侖把制度形成的基礎歸于思想和習慣，“制度實質上就是個人或社會對有關的某些關聯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習慣”，而思想習慣又是從人類本能產生的。加爾布雷思則認為，現實的“經濟制度”(私有制、貨幣、商業、利潤等)只不過是心理現象(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的反映和體現，起決定作用的是法律關系、人們的心理及其他非經濟因素。注重對包括習慣、思想在內的內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鮮明特點。第三，新制度經濟學一個重要特點是經驗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同時，對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問題的研究，必須注意這樣的事實，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發生改變。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中非常關注“微觀”問題，同時將個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層次。阿爾斯通指出：“借助關于制度的理論知識和現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動我們積累關于制度變革理論知識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準和理論工具
新制度經濟學最重要的理論基準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羅伯特·D·庫特對“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釋：“從強調交易成本解釋的角度說，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權利(即產權)的初始配置并不影響效率。”科斯定理是認識產權功能的理論基準。科斯定理說明，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條件下，就所有制來說，無論它是國有或非國有，誰擁有財產對效益并不相關。而在現實生活中，產權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關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尋找答案的路徑：究竟是現實生活中的什么因素與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設恰恰相反，導致產權與效益無關。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工具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費用理論是整個現代產權理論大廈的基礎。1937年，著名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費用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和市場是兩種可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機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機會主義、不確定性與小數目等條件，使得市場交易費用高昂，為節約交易費用，企業作為代替市場的新型交易形式應運而生。交易費用決定了企業的存在，企業采取不同的組織方式的最終目的也是為節約交易費用。他指出，市場和企業都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和分工的方式(即兩種不同的“交易”方式)，企業產生的原因是企業組織勞動和分工的交易費用低于市場組織勞動和分工的費用。一方面，企業作為一種交易形式，可把若干個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和產品的所有者組成一個單位參加市場交易，從而減少交易者的數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業之內市場交易被取消了，伴隨著市場交易的復雜結構被企業家所替代，企業家指揮生產，因此，企業替代了市場。由此可見，無論是企業內部交易還是市場交易，都存在著不同的交易費用。而企業替代市場是因為通過企業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費用比通過市場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費用低。所謂交易費用是指企業用于尋找交易對象、訂立合同、執行交易、洽談交易、監督交易等方面的費用與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談判成本、簽約成本與監督成本等構成。企業運用收購、兼并、重組等資本運營方式，可將市場內部化，消除由于市場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從而降低交易費用。科斯這一思想為產權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長時間內一直被理論界所忽視，直到上世紀60年代才引起經濟學家們的廣泛重視。盡管交易費用理論還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進之處，但交易費用這一思想的提出，改變了經濟學的傳統面目，給呆板的經濟學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經濟學建立在虛假假設之上的完美經濟學體系的一統天下，為經濟學研究開辟了新的分析視角和新的研究領域。它的意義不僅在于使經濟學更加完善，而且這一思想的提出，改變了人們的傳統觀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說：“認為《企業的性質》的發表對經濟學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們重視企業在現代經濟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錯了。在我看來，人們極有可能產生這種想法。我認為這篇文章在后來會被視為重要貢獻的是將交易成本明確地引入了經濟分析。”也許，該理論目前應用于現實生活中還有距離，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對經濟理論的巨大創新意義。四、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的比較
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區別在于：前者采用微觀、個體主義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觀、整體主義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費用為理論基準，后者以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為參照系。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以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為主。個人主義的方法論意味著所有的經濟績效最后必須由個人行為來解釋。新制度經濟學派對主流經濟學的“經濟人”的假定予以繼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現實世界中由于人所處的經濟制度環境的復雜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資源，因此總有意識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會導致：想達到理性意識，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經濟人行為的有限理性就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第二個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們仍繼承了古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同時就不可避免地使用與這一方法論相一致的經濟學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邊際、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對環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現實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費用概念論證了在存在交易費用的現實世界里，產權制度與資源配置效率之間的相關性，得出了經濟人活動其中的市場制度有改進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結論。其對市場現實分析得出的產權理論，成為支撐其整個制度變遷理論大廈的基石。但其整個學說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等經濟人命題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質上仍是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的制度理論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基本方法論，把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看成是一個自然發展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它既闡明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制度的產生、發展及變遷，揭示了制度的動態性、歷史性及其演變規律，又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角度闡釋了制度創新與技術進步、生產力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既分析了微觀層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觀層面的制度及其相互關系，體現了宏觀與微觀、抽象與具體的辯證統一。在理論分析中，堅持了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演繹分析方法。在理論和史實的分析中，堅持了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分析方法。馬克思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背景是他的社會歷史哲學觀。馬克思的社會系統觀、結構觀、發展觀、動力觀和社會經濟形態的演化觀，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學工具，使其制度經濟學形成了一個系統的、動態的、宏觀的理論體系。
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相似處在于：第一，都注重邏輯分析與歷史分析相結合，都對制度進行了系統的結構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曾說過：“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馬克思強調在有效率的經濟組織中產權的重要性，以及在現有的產權制度與新技術的生產力之間產生的不適應性。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貢獻。”新制度經濟學明顯地受到經濟學基本方法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新制度經濟學把制度作為分析對象，分析制度的產生、發展和變遷，提出制度的動態性和歷史性，這是借鑒經濟學對人類社會經濟制度產生、演變規律的分析。第二，都強調制度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馬克思定義的“制度”即經濟關系與豎立其上的上層建筑，它的變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而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它有自身的運動規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但制度對生產力有反作用，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安排能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發展與社會進步，反之則阻礙發展。新制度經濟學則認為制度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起決定作用。在1971年發表的《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一文中，諾思明確提出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十分重要的觀點。他說“制度安排的發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產效率和要素市場的歷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中進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也就是說，新制度經濟學更強調制度的決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技術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等各種因素都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它們不過是由制度創新所引起的某些變化，以及這些變化最終推動經濟增長的表現而已，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五、結論
第5篇：勞動經濟學研究內容范文
關鍵詞：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功利主義；關懷倫理；方法論啟發
中圖分類號：F061．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8)03-0025-05
對許多非經濟學專業的人士甚至許多經濟學家來說，經濟學這門學科好像是超越了與婦女權利運動相關的政治和社會斗爭。畢竟，經濟學總是力求成為一門客觀的科學，其模型和方法的設計保證了經濟分析的嚴密性。盡管有些經濟學家承認以往的經濟學研究和教學中可能存在一些性別歧視，但是他們認為其中大部分已經被克服。然而，受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的女性主義者卻認為，現有的經濟學知識本身也折射著價值判斷和權力關系。女性主義對經濟學界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進行了全面而嚴厲的批判，認為新古典經濟學主要是由男性創建的、反映男性社會信念的學科(注:女性主義經濟學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批判， 參見參考文獻［11］。)
福利經濟學是從倫理的層面來闡述經濟學理論的經濟學分支。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看，新古典經濟學是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這一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面貌出現的，新古典福利經濟學主要包括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第二定理以及后來的社會福利函數理論、社會選擇學派福利理論等。女性主義者認為，盡管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理論有很多，但皆是以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為藍本，二者成為當代諸多國家福利政策和福利改革的基本理論依據，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也正是由此來批判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指出完全（競爭）市場（即信息對稱、物品具有完全分割性和可交易性、沒有外部性、沒有規模收益遞增和擁有標準性偏好的市場）會帶來產品（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狀態。因此，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主張建立市場機制，這是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家所提倡的。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指出，任何帕累托最優的資源配置（社會分配狀態）都可以通過完全競爭市場機制（即價格機制）來實現，人們所應做的一切只是使政府進行某些初始的總量再分配或進行合理的總量稅調節。
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思想是在女性主義和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思想碰撞和交融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女性主義的關懷倫理是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而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內在缺陷為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女性主義的關懷倫理認為，每一個人一生都離不開關懷和被關懷。從作為類的人來說，如果失去人與家庭之間的和諧關系、失去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關系、失去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人類就無法生存和延續下去。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認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內在缺陷在于它所追求的福利標準是以功利主義倫理原則為基礎的，不管是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的帕累托福利標準、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的卡爾多―希克斯虛擬補償福利標準，都是以功利主義的福利觀為基礎的。這種福利觀崇尚市場價值，把外在的功利或者是效用看作是福利的最高準則，把福利等同于效用，忽略福利的內在價值層面，貶低甚至是無視傳統上由婦女主導的家庭生產活動的價值，割斷了人與家庭之間的和諧關系（進而割斷了人與社會和自然的和諧關系），從根本上違背了女性重視關系導向、以關懷為主的倫理，反映了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男性中心主義的價值判斷和價值觀。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以關懷倫理為基礎從福利主題和內容、模型假定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提出了批判和挑戰。
一、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挑戰
（一）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福利主題和內容的挑戰
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主題是市場，而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標準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所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標準實質上是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效用最大化。換句話說，以效用為核心的市場價值標準構成了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標準。當“效用”達到不可改善的規模時，社會成就最大，社會的幸福程度達到頂點，這就是所謂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也被稱作帕累托經濟效率。
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指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把效用最大化當作福利的全部內容，追求所謂的經濟效率目標，混淆了效用和福利的概念，忽略了傳統上由婦女主導的家庭活動(注:當然，進入20世紀，特別是二戰后，隨著女性加入到勞動力大軍中，這種情形有所改變，但是婦女所承擔的家庭勞動份額仍然很重，同時即便這一點不存在了，家庭勞動本身具有內在價值，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惟效用性也有很大的缺陷。)的價值，忽略了家庭也是人類福利源泉的事實，從而使福利經濟學陷入了效用主義或功利主義的死胡同。新古典福利經濟學不把由婦女完成的家庭勞動看作是生產性活動，國民經濟核算（GDP）完全不考慮家庭生產的因素,從而排斥和貶低了婦女的非市場勞動對人類社會福利所做的貢獻。所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主題和內容帶有明顯的性別歧視色彩，其功利主義福利觀切斷了人的福利與家庭之間的和諧關系，切斷了人與其母體之間的關聯，違背了女性的關懷倫理福利觀。
從更高的層面來對關懷倫理加以拓展，女性主義的關懷倫理遠遠超出了家庭的范圍，從而包括對貧困和弱視群體的關懷，對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的關懷。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認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缺乏對貧困和弱視群體（特別是女性）的關懷，無法解決公平問題，因為符合帕累托最優標準的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可以是極度不均的，因而可能會把所有的產品或資源分配給某個人或某個特定階層（男性），而女性只能以二等公民的身份居于屈從地位。并且，由于測算帕累托最優必須考慮（男性）社會成員對產品初次分配的偏好程度，因此，如果他們傾向于更偏好初次分配，那么初次分配時的（男性）富人在最終分配中至少也必須是同等富有，而窮人（包括女性）始終在貧困的邊緣上掙扎。另外，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把生態環境看作是人類經濟的一個外生變量，僅僅是從環境能夠給人帶來效用的層面來界定環境的福利影響，忽視甚至無視生態環境的內在價值，因而缺乏對生態環境的關懷。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是通過忽視婦女的家庭價值將人類所依賴的自然生態環境外部化的，這一外部化抹煞了生態環境所固有的內在價值為人類福利所做的貢獻。所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主題和內容是以狹隘的功利主義福利觀為基礎，它只注重市場效率，從而把家庭、公平和生態環境等問題置于邊緣化的位置上，從而忽略了家庭生產、社會公平和生態平衡的福利內涵。
（二）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研究方法論的挑戰
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暗含著（經濟）效率問題和（公平）分配問題可以分開解決的“可分離性假定”（separability claim）方法論：如果市場是完全競爭的，那么就可以依靠市場來實現生產和分配的效率；而出于“公平或公正”考慮的分配目標則可以通過征收總量稅改變收入初次分配來實現。雖然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明確地把公平（分配）問題當作福利問題來解決，但是這種解決方法卻是以“惟效率標準”為目標的，把公平問題推托給稅收政策而草草了事。盡管現實中效率和公平的分離是不可能的，但是可分離性方法論在很多情況下被看作是一種恰當的研究方法框架。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家認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經濟）效率問題和分配問題的可分離性主張歸根到底是一種男性本位的務實性、工具性價值判斷。也就是說，當效率問題和分配問題的可分離性 (注: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對效率和公平的可分性假定(separability claim) 給予了嚴厲的批判， 他指出總額稅的缺失和委托―問題的存在使效率和公平的可分性成為幻想。)是一個偽命題的時候，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強詞奪理地把效率和分配分離開來，說明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含有的務實性價值判斷，而這一務實性價值判斷是男性本位的，因為所謂的效率問題實際上是男性本位的市場經濟效率問題。可分離性方法論追求市場效率標準而忽視家庭內部的公平分配問題，特別是婦女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問題反映了其男性中心主義的價值觀。所以，新古典經濟學（包括福利經濟學）所宣稱的價值無涉的客觀性是不存在的，新古典福利經濟學不僅有終極性的價值判斷，即信奉“看不見的手”（市場）的男性本位意識形態，而且還有務實性的、工具性或稱現世性的男性價值判斷，這兩種價值判斷都背離了女性的關懷倫理道德思想。所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問題不在于是否存在價值判斷和道德倫理，而在于其男性中心主義的價值理念，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客觀性亟待加強。
（三）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模型假定的挑戰
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是以理性經濟人、完全競爭、信息對稱、所有的物品都具有完全分割性（divisibility）、可交易性(tradability)和不存在外部性（externality）等模型假定為基礎。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認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模型假定非常苛刻，根本無法解釋女性主義者所強調的照護勞動和權利（如自立的權利、免遭歧視待遇和免遭騷擾的權利等）的內在價值的重要性。女性主義經濟學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模型假定的批判正是以這兩個主要的福利議題為基準而展開的。
1．照護勞動（caring labor Care (關照) (注:一詞有兩重意思： 一方面指照護活動(caring activities)， 如換尿布或者提供“傾聽的耳朵”； 另一方面指關懷情感(caring feelings)，如關心者所表現出的關愛。 從內在關系上來說，照護活動是關懷情感的體現，關懷情感是照護活動的靈魂。從廣義上來說，照護活動包括對老、幼、弱、病、殘的照護，包括對生態環境的照護等等，同樣關懷情感也包括對人與自然等的關懷。 ）
女性主義經濟學的第一要務就是對家庭中照護工作和照護勞動的分析，因為照護勞動傳統上主要是由婦女完成的，它也是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包括福利經濟學）沖擊最大的領域。女性主義經濟學指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核心論題是市場，并把市場化作為福利經濟學研究邊界的標準，把市場活動當作福利的惟一源泉，從而忽略了主要由婦女完成的照護勞動的價值，也就否定了照護勞動作為人類福利重要源泉的價值。當然，福利經濟學的不斷發展也使經濟學家們逐漸意識到家庭生產、特別是照護勞動的重要性，試圖把照護勞動當作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品由政府或者其他組織來提供。但是，女性主義經濟學家認為，照護勞動是一種旨在為他人創造可行能力（capabilities）的勞動，很多時候都是完全受到內部動機的激勵而完成的。照護勞動由受到非貨幣動機激勵的個人（如父母）提供時，它具有獨特的屬性。照護勞動的受益人（如兒童）通常情況下不具備辨別其質量的能力或不具備訂立合同而獲得這一服務的資格。所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根本就無法解釋照護勞動的生產、組織和質量問題。如果強調兒童獲得優質的照護勞動和社會資本（表現為誠實、信譽、市民責任、互惠、遵紀守法等）生產的關系來說，照護勞動明顯具有公共品的屬性。同時，人力資本的形成依賴于可行能力（由照護勞動創造）的培養，而可行能力的培養具有正外部性。這種正外部性不僅使受照護的個人受益，而且還為社會培養了有涵養、高素質的勞動者和提供了創新資源，從而使整個社會受益。
照護勞動的復雜性特征意味著解決公共品和外部性問題的傳統方法已經不適合關懷照護勞動的分析。為了促進照護勞動的生產，就必須培育市場對照護勞動的有效需求。需求可以來自于照護勞動的受益人、照護勞動的供給者或者說來自于整個社會。但是，許多照護勞動的直接受益人卻沒有能力對照護的價值做出估價或不夠資格來進行照護勞動供給的交易（因為他們是兒童或患有疾病）。向這些受益人或其人進行收入（資源）轉移支付有可能增加照護勞動的市場供給量和提高照護勞動的質量，但是那些急需照護勞動的群體如果沒有有效需求，那么結果就不是最優的。
2．權利
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還以權利為基礎從法律的角度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觀進行了批判。權利，比如關于墮胎、訂立合同或被雇傭等獨立決策的權利或者免遭工作單位歧視和騷擾的權利，可以根據這些權利如何增強婦女獲得收入的可行能力和怎樣確保婦女享有平等的機會等可交易性層面來進行分析，也就是說它們都可以通過市場交易獲得。按照功利主義的傳統，婦女享有的墮胎、訂立合同、被雇傭等獨立決策權以及免遭工作單位歧視和騷擾的權利只是被當作獲取其它東西（增強婦女獲得收入的可行能力和確保婦女擁有平等機會）的工具。但是，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指出，權利本身是不可交易的，可以是價值的源泉，正如著名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所說的“傳統功利主義只是按照權利取得理想的結果的能力來判斷權利，而沒有賦予權利的滿足以內在的重要性，因此，權利滿足本身被忽視了。”[12]
權利不僅僅是獲得其它產品的工具，權利展示的是一種社會、政治和道德身份與地位，是尊嚴和平等關系的象征。具體說來，享有免遭騷擾權利的價值與免遭騷擾本身的價值大大不同，因為享有免遭騷擾的權利隱含著社會大眾（包括雇主、男性和有職權的人）的承諾和責任。享有權利賦予個人使用國家公共權力的身份和地位：有對壞事或不道德行為的知情權和起碼揭發壞事的權利。權利本身不可分割，也不能由市場來生產和交換。
二、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方法論啟發
女性主義經濟學從福利主題和內容、模型假定、研究方法等方面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提出了挑戰，這些挑戰對于正確理解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缺陷、對于福利經濟學的重新定位、對于正確理解市場活動、非市場活動和福利之間的關系及重構福利經濟學，都有非常重要的啟發意義。
（一）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福利主題和內容的啟發
女性主義經濟學對人類福利、特別是女利的研究表明，非貨幣或非市場經濟是人類特別是女利的重要來源，獨立、自由、權利本身構成了人類尤其是女利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傳統上主要由婦女完成的照護勞動等家庭價值是人類福利極為重要的源泉。新古典福利經濟學不能只研究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福利，還必須研究以家庭、社會、法律、倫理等為基礎的非市場福利。女性主義經濟學指出，現代福利經濟學應該把女性主義經濟學家、1998年諾獎桂冠得主阿馬蒂亞?森可行能力（capability approach）框架作為福利標準、福利主題和內容的基礎，這一福利框架不僅囊括了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家的福利主題和內容，還可以用來分析照護勞動、（性別）不平等、正義、貧窮、權力關系、婦女權利、獨立和自由等與女利息息相關的福利議題。
（二）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研究方法論的啟發
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是以可分離性方法來解決公平和效率問題的。可分離性方法實際上是只關注效率，而把公平或公正問題簡約為簡單的收入分配問題并推脫給稅收政策來解決，這也反映了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惟市場經濟效率的福利標準本質。女性主義經濟學對照護勞動的研究說明：當研究特定的法規政策對經濟中照護勞動供給的影響時必須完全拋棄可分離性主張。社會政策、法律或法規采用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惟效率標準是不充分的，原因不是惟經濟效率的福利標準在該領域不適用，而是以效率為標準的經濟理論本身就是失敗的。這一啟發有著廣泛的影響。現代公司治理經濟學的核心是公司治理結構的效率標準，表現為實現股東收益最大化。公司治理問題對于工作場所的組織結構有著重要的影響，同時對于照護勞動的供給更有深遠的影響。照護勞動的獨特屬性意味著不能僅僅實現股東收益的最大化（公司利潤最大化），然后通過收入再分配來實現照護勞動的社會最優水平，意味著必須在同一個層面上來實現利益攸關者（stakeholders）利益的最大化。同樣，工作場所的規章制度――工作時日法，產假政策，最低工資制等――必須從效率標準和社會對照護勞動生產和質量的需求兩方面來估價，絕不能僅僅依賴效率標準。拋棄可分離性主張有助于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家強調和突出照護勞動的社會價值，依據照護勞動在生產寶貴的社會人力資本的作用強調和突出照護勞動的效率。可分離性主張傾向于暗示人們：通過再分配來調整市場配置資源的惟一目標是調整個人之間的財富和消費水平。對于照護勞動進行更詳細的經濟分析使社會認清產假政策和工作規章制度的公平或公正程度，而且還使人們意識到從根本上對社會有益的東西。女性主義經濟學對權利特別是婦女權利的研究表明：福利經濟學解決正義、性別不平等不公平問題也必須拋棄可分離性方法。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主張公平或公正考慮的分配目標可以通過征收總量稅來改變收入初次分配這種純經濟杠桿而不是通過立法等法律手段有很大的缺陷，利用稅收政策這種經濟杠桿僅僅實現了法律權利的工具性價值，法律權利所體現的婦女尊嚴和平等關系等內在價值被忽視了。
（三）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福利”層次的拓展
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對照護勞動和權利兩個福利議題的研究說明，新古典福利經濟學要么忽視照護勞動和（婦女）權利等非市場產品的福利價值，要么只關注產品的工具性價值，因此，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觀是一種狹隘的“福利主義”福利觀。以可分離性主張的惟市場效率福利標準為基礎制定和實施的法律、法規、政策，僅僅實現了權利的工具性價值，權利的內在性價值（即權利作為權利所產生的價值）無法通過可分離性主張得以實現：無法通過收入再分配政策來糾正權利最終生產和分配中的市場扭曲問題。同樣，照護勞動的內在性價值（人類關愛、關懷、特別是女性的關懷倫理）也無法通過收入再分配的轉移支付等手段來實現。金錢不是萬能的。即使金錢（收入再分配）可以買到權利可以買到的東西，但是金錢買不到權利本身。新古典福利經濟學通過把平等、照護勞動等規范性的問題當作公平的事物或分配問題來解決，也就是說只通過收入轉移政策而不是立法和執法來解決，暗含著權利只有工具性的價值或者照護勞動的供給是照護勞動提供者在勞動／休閑之間做出的選擇而已。
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在某種程度上對福利問題研究做出了貢獻，但是沒有解決根本的福利問題。因為通過總量再分配或總量稅而實現的公平或公正是一種以效用或者功利為基礎的低水平公平或公正，通過轉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手段無法達到高水平的公平或公正，無法真正地使有關公正或公平的觀點和政策得以實施，也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女性主義者所關注的權利和照護勞動等問題。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家在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福利標準基礎上把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幸福、自我實現、公平、自由、良好的社會關系、生態平衡等作為人類福利的終極目標，拓展了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層次，彌補了功利主義的缺陷，體現了女性主義的關懷倫理福利觀和人類的終極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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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勞動經濟學研究內容范文
從“單獨二孩”到“漸進式延遲退休”，他研究興趣廣泛，不設；從“不是仇富而是仇不公”到“中國養老不缺錢”，他的觀點總能一針見血、正本清源；年過而立才涉足經濟學研究，他自嘲是“半路出家”，卻不到10年就收獲了中國經濟學界孫冶方經濟科學獎――他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張車偉。
“我從沒想過能上大學”
1964年10月，張車偉出生在河南。然而，他的祖上既不姓張，也不是河南人。“我祖籍在山西高平縣，祖上姓韓，家里是地主。當年的時候，爺爺聽到風聲‘跑’到了河南。之后，我父親打聽到我爺爺在河南教書，也跟去了。”上世紀50年代末，張車偉的爺爺在河南去世，他的父親接了班，繼續在村子里教書，又在當地找了貧農出身的妻子。“我爺爺一直認為大學生的地位是最高的，他的遺愿就是讓我父親考上大學。1958年，我父親高中畢業，成績不如他的人都上了大學，他卻因為家庭成分不好落榜了。”
“父母不希望我因為出身問題受到影響，于是讓我隨母親姓張，但我父親還是有點不甘心，苦思冥想，想出了‘車偉’這個名字。按繁體的寫法，‘偉’連在一起與‘韓’形似。盡管我不把‘車’寫成繁體，但一直讀作jū。”這簡簡單單的三個字，卻濃縮了一個時代的傷痕。
因為家庭出身不好，張車偉根本沒想到自己還能上大學。“那時候初中兩年，高中兩年。恢復高考的時候，我在讀初中。后來高考了，要報什么專業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學習好的當然都要學理科。又不知聽誰說學生物有前途，我就填了生物系。”
由于高考失利，張車偉16歲那年進入了河南師范大學生物系。“學的內容和醫學很類似，研究動植物、做解剖等，我不是很喜歡。大二的時候聽說還能考研究生，我覺得簡直太好了。”把研究生考試視為改變命運的關鍵，張車偉仔細閱讀了招生簡章，選擇了與本科專業相近又有距離的“科學哲學”專業。
“當年考研究生有三個科目，哲學原理、英語，還有一個叫做‘數理化天地生’的綜合考試，要求知識面非常廣，我印象很深。除了英語之外，另外兩科我都不用花特別大的力氣準備。”依靠大量的閱讀和反復的記憶，張車偉在研究生考試時英語科目拿到了70多分。“中國人民大學那屆一共招收了200多個研究生，按英語分數高低分了10多個班，我被分到了成績最好的1班。”
然而，上第一節英語課，張車偉就發現自己一句都沒聽懂。“從這時起我就知道，我的英語雖然考試很好，但卻是‘啞巴英語’。”
1987年畢業到社科院從事人口學研究以后，張車偉經常找機會練習英語。“社科院和國外的交流很多，也很鼓勵我們參與各種培訓。記得當時到第二外國語學院培訓，遇到了不少外國人。我一見外國人就主動和他們聊，大概過了半年，英語水平突飛猛進。”
“半路出家”研究經濟學
現在回過頭看自己的經濟學研究之路，張車偉深深地感到，他其實“占了英語好的便宜”。
1996年，一家叫做溫洛克（WINROCK）的國際非營利組織與中國農業大學合作，在中國舉辦了第一期純公益性質的博士培訓項目：延請美國名校的經濟學教授，完全按照美國的教材和課程設計，為從全中國農業經濟博士中選拔出的30余名學員授課。
彼時，不滿32周歲的張車偉已經在社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擔任副研究員，同時準備攻讀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經濟學博士學位。“雖然我研究的不是農業經濟，但時任所長蔡當時在搞農業經濟研究，是他推薦我去參加這個項目的。”
就在博士培訓項目選拔前1個多月，張車偉拿到了Willis L. Peterson主編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本英文原版參考書。這是他第一次接觸經濟學。
“我不是經濟學專業出身，考試用的又是全英文的教材，從筆試到面試也全是用英文。”張車偉回憶，“當年面試的考官都是大牌經濟學家。我還記得考試小組的組長叫D. Gale Johnson，是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任，也是林毅夫的導師，曾經多次獲諾獎提名，那時候已經80來歲了。”
考試結果令張車偉大吃一驚：他居然在眾多專業學生中名列第一。“當時真的很高興，也奠定了我后來學習經濟學的信心。”
張車偉之所以能在選拔中拔得頭籌，是因為當年國內外經濟學研究體系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我確實沒受過經濟學專業訓練。但實際上，當時中國的經濟學和西方差別很大，我們國內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學的都是政治經濟學，也不比我多學了多少專業知識。否則，這么短的時間，我怎么考得過學了好多年的人？”
在接受溫洛克項目培訓的兩年時間里，張車偉不僅掌握了西方經濟學理論，還接受了先進研究方法的訓練。“當時，國內基本上沒有人做經濟學的計量分析。但我們學完以后，掌握的知識、方法和國外的博士完全一樣。等到我寫博士論文時，對方法的運用已經很規范了。我非常感激這個項目，讓我真正地受到了經濟學的訓練。”
2000年，張車偉前往密歇根大學做訪問學者，與他搭檔研究的兩位青年學者分別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博士。“我一直在想，半路出家做經濟學研究到底行不行？我和別人差的有多遠？心里真是沒底。后來和他們交流，無論是思想還是方法，都覺得聊得來，他們也很認可我。這個對我的影響很大。”
在美國期間，張車偉主要從事健康經濟學的研究。其博士論文《營養、健康與效率――來自中國貧困農村的證據》研究的就是中國貧困地區的營養怎樣影響其勞動生產率，“當時我用的資料，就是我的外國伙伴在中國做的調查”。這篇研究后來發表在2003年第1期《經濟研究》上，還獲得了第十一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那時是《經濟研究》雜志推薦申報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能得獎我也覺得很意外。”
從1996年5月開始學習經濟學，到2005年9月獲獎，張車偉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一步一步邁入了經濟學研究的殿堂。“我總結，之所以能獲獎，是因為我在一個方面研究得很深入。”
不過，現在張車偉已經不再把自己的研究局限于某一個領域了。“社科院的定位是思想庫、智囊團，這要求我們必須時刻關注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現實的需要。”
張車偉告訴《經濟》記者，他現在最關注兩個大問題。“其一是中國的城鎮化。當前中國城鎮化的度量，依賴的是行政統計，缺乏一套科學的評估辦法。這個領域，我從10年前就開始準備了，已經積累了大量的數據。最終我希望能做到，用衛星照片把中國每一個城市的邊界解析出來。然后再來定義，上面到底住了多少人。這些人才是真正城鎮化了的人。初步得到的結果，比統計局公布的城鎮化結果稍微高一些。”
第7篇：勞動經濟學研究內容范文
關鍵詞：《通論》 凱恩斯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091 文獻標志碼：A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的金融經濟危機似乎已經遠去，但由危機所引發的人們對經濟學理論的質疑和反思卻還遠遠沒有結束（Romer，2012）。[1]在這場反思中，凱恩斯的名字被越來越多地提及，經濟學研究應該“回歸凱恩斯”成為了一種新的研究熱點。《凱恩斯傳》作者斯基德爾斯基的新作《重新發現凱恩斯》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作者伊特韋爾和米爾蓋特宣稱主流經濟學理論事前沒有預測到危機的到來，事后也沒能提出有效解決危機的政策方案，因此理應被拋棄，現在是凱恩斯經濟學重新興起的時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倡導現在應該是“蕭條經濟學的回歸”。貝特曼將危機后十幾位著名經濟學家闡釋凱恩斯經濟學的論文匯編成冊，出版了《回歸凱恩斯》一書。但仔細分辨這些經濟學的觀點卻會發現，他們所倡導的回歸凱恩斯的內容存在非常大的差異。或者說，他們所倡導的現有經濟學應該改進的方向是不一致的。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在經濟學文獻中，關于什么是凱恩斯經濟學本就存在著諸多爭論。
本文旨在梳理在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出版后，經濟學界存在的主要的幾種對凱恩斯經濟學的解讀，并簡要介紹他們之間的爭論。接下來第二部分介紹《通論》出版的背景及凱恩斯革命性的觀點，第三部分介紹IS-LM模型的出現以及新古典綜合派對凱恩斯經濟學的闡述，第四部分介紹新劍橋學派對新古典綜合派的批判和他們對凱恩斯經濟學的解讀，第五部分介紹現在主流宏觀經濟學對凱恩斯經濟學的理解，包括新凱恩斯主義和新-新古典綜合派，第六部分是總結。
1929年大蕭條后，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陷入衰退，失業率大幅攀升，而正統經濟學（即以馬歇爾、庇古等經濟學家的理論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對失業的解釋是名義工資沒有及時得到調整，這顯然不能令人滿意，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解釋不能對當時的經濟危機提出對策。凱恩斯明確指出這是經濟學本身出了問題，在他給蕭伯納的信中，凱恩斯寫道他要寫一本書，要在未來十年的時間改變人們思考經濟問題的方式。這本書便是后來引發“凱恩斯革命”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可見，凱恩斯寫作《通論》的目的就是要反對原有的經濟學，提出新的經濟學研究范式。1936年1月，凱恩斯把《通論》的最終書稿交付出版商，不到一個月，這本書便出現在了各大書店，引發了人們的熱議（King，2003）。概括講，《通論》的核心觀點是批判原有的經濟學忽略了貨幣的作用，所分析的是一種實物經濟，而現實世界的根本特性恰恰是貨幣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的基礎上，凱恩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現實的貨幣經濟的研究范式――有效需求原理。其實，《通論》并不意味著凱恩斯思想的突然轉變，而應該看作是他學術思想的自然演變。眾所周知，凱恩斯經濟學三部曲是《貨幣改革論》、《貨幣論》、《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三部著作題名都以“貨幣”作為中心詞，突出了凱恩斯對貨幣在經濟分析中的作用的重視，也體現了凱恩斯經濟思想的連貫與傳承。
1933年，凱恩斯在《通論》的寫作過程中，闡明了現實經濟和新古典實物分析的經濟的區別，認為現實經濟是“貨幣工資經濟”，企業家雇傭勞動從事生產的目的是獲得貨幣利潤。凱恩斯在《通論》中是在批判傳統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他把傳統經濟理論稱為“古典經濟學”，內容實體是馬歇爾、庇古、埃奇沃思等經濟學家的理論，實際上是今天人們指稱的“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通過勞動市場上實際工資的變動決定就業量的就業理論和實際不符，因為現實中工人和企業簽訂的是貨幣工資契約，工人會抵制貨幣工資的下降，但鮮有聽說有工人因物價上漲導致實際工資下降而罷工的情況。在凱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轉而強調現實經濟最大的特征是不確定性，認為貨幣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現在和未來的聯系，進而強調企業家在決定就業和產出方面的主導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問題所在：
我認為，傳統經濟學的捍衛者們大大低估了貨幣經濟狀態下的結論和簡單得多的實物交換經濟狀態下的結論之間存在的差異，這些差異影響深遠，在某些方面，已經成為本質上的不同（凱恩斯，1930）。
1936年10月，在牛津舉辦的計量經濟學協會的會議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個簡單的圖表示這一模型。IS-LL模型作為對《通論》的解讀，立即得到了與會者的認可。實際上，揚（Warren Young）指出，哈羅德和米德對IS-LM模型的貢獻同樣重要，但他們只用了聯立方程組而沒用圖形，使得他們的貢獻沒有得到廣泛認可（Young，1987）。
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質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強調多個市場同時均衡，用聯立方程組的方式求得最終均衡解。LM曲線代表貨幣市場均衡，貌似加進了貨幣，但卻是建立在貨幣外生的基礎上，其背后仍是實物分析的商品貨幣理論。IS-LM模型經過漢森的《<通論>導讀》的推廣，作為《通論》的規范表達方式迅速流傳開來。漢森的學生，薩繆爾森將凱恩斯的宏觀理論同新古典的微觀經濟理論結合起來闡述經濟學，在他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綜合”一詞，1970年時，薩繆爾森在第八版《經濟學》中將“新古典綜合”改稱為“主流經濟學”（蔣自強、史晉川，2008）。新古典綜合派以“正統凱恩斯主義學派”的身份占據了主流經濟學的位置，從二戰結束到上世紀70年代初，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對《通論》的解釋和后來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賓等對這種解釋的修正，甚至曾一度達到了宏觀經濟學中除了“凱恩斯主義”，再無其他理論的程度。之所以能夠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綜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費函數、索羅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線，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綜合派推論出的政策主張被認為和凱恩斯如出一轍，或者說人們認為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完美的解釋了凱恩斯的政策主張。此外，新古典綜合理論能夠很好地解釋戰后歐美發達國家經濟穩定、快速增長的事實。三是，新古典綜合派為勞倫斯?克萊因和考萊斯委員會（Cowles 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規模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提供了基礎。這些計量模型使得經濟學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對經濟的各種影響路徑（斯諾登等，1994）。
四、劍橋資本爭論與后凱恩斯經濟學
新古典綜合派對凱恩斯《通論》的解讀遭到了英國劍橋大學一批經濟學家的強烈反對。這些經濟學家包括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卡恩（Richard F. Kahn）、斯拉法（Piero Sraffa）、卡爾多（Nicholas Kaldor）。除卡爾多外，其余幾位都是“劍橋學術小組”的成員，這個小組是凱恩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召集起來的當時劍橋大學最優秀的青年經濟學家，目的是為他的寫作出謀劃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稱得上是《通論》的合作者（Kahn，1984）。劍橋經濟學家批評新古典綜合派用新古典經濟學解讀凱恩斯《通論》，認為這有違凱恩斯革命的本意，因為新古典經濟學正是凱恩斯《通論》批判的對象。批判由瓊?羅賓遜發起，針對新古典綜合派的資本理論，但很快擴展至經濟學研究的方方面面。
這場爭論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理論爭論，史稱“兩個劍橋之爭”、“劍橋資本爭論”。當時幾乎所有一流的經濟學家都參與了這場爭論，有關文章也都發表在國際一流經濟學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薩繆爾森宣布“無條件投降”，承認新劍橋經濟學家對新古典綜合的邏輯批判是有效的，“技術再轉轍”和“資本倒流”等違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現象在異質品模型中會經常出現，從而不能夠當作反常現象來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國經濟學協會（AEA）的新奧爾良會議（New Orleans Meeting）上，瓊?羅賓遜發表題為“經濟理論的第二次危機”的演講，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綜合派的危機時刻到來了（Robinson，1972）。之后，羅賓遜出版了和她的學生伊特維爾（John Eatwell）合作的教科書《現代經濟學導論》，試圖提供另一種經濟學分析范式，取代薩繆爾森的教科書――《經濟學》。但事與愿違，《現代經濟學導論》因其難度不適合初學者，而且選題和整體設計方面都有不足，從教科書流行的角度看，并沒有取得羅賓遜期望的效果，主導經濟學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綜合派觀點的薩繆爾森的《經濟學》（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羅賓遜夫人顯然是過于樂觀了。當時，新古典綜合派仍是主流經濟學，所謂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和頂尖經濟學期刊的主編仍是新古典綜合派經濟學家，他們不會僅僅因為受到邏輯批判就放棄自己的“經濟學陣地”。進入八十年代后，隨著羅賓遜、斯拉法、卡恩、卡爾多等劍橋經濟學家相繼去世，新劍橋學派一時后繼乏人，形勢陡轉直下，對主流經濟學批判的聲音大為減弱，甚至被完全湮沒。劍橋資本爭論被擱置，主流經濟學得以繼續使用遭受嚴厲批判的生產函數等理論工具研究經濟學。
新劍橋學派后來多被稱為“后凱恩斯經濟學”，成為了宏觀經濟學中的一個流派。羅賓遜夫人和她的劍橋同事們精心構建了其包含價值理論、分配理論和增長理論在內的經濟理論，拓展和完善了凱恩斯經濟學（王璐，2014）。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綜合派因為不能解釋現實中的滯漲問題而遭到了貨幣主義的強烈批判。根據菲利普斯曲線的結論，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存在一定的替代關系，這給政府留下了政策選擇空間，即政府可以選擇犧牲一定的物價穩定而謀求較低的失業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國經濟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同時高企的現實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線的結論。弗里德曼等貨幣主義者轉而攻擊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認為政府根據凱恩斯主義推論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擾亂了經濟體系本身的自我調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業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適應性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認為人們會根據上一期的預期和實際的差距調整本期的預期，從而政府犧牲物價穩定謀求較低失業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長期則只會提高價格水平。如果政府頻繁使用擴張性的政策則會損害經濟體系本身的職能，提高自然失業率，造成長期來看物價水平和失業率同時上漲的后果。盧卡斯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經濟學家則在弗里德曼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理性預期，認為政府的政策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都是無效的。
無論是貨幣主義還是理性預期學派都是從經濟主體行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綜合派，進而“正統凱恩斯主義缺乏微觀基礎”成為學界共識。部分新古典綜合派經濟學家開始努力構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微觀基礎，逐漸形成一個新的學派――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引入不完全競爭理論作為凱恩斯失業均衡的微觀基礎。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預期假說，即經濟行為人會利用自己掌握的關于經濟的信息和知識做出最優決策，同時經濟行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從而不會出現瓦爾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場出清均衡。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宏觀經濟學完全打破了二戰后至七十年代之間的“統一”狀態，出現了激烈的爭論，特別是在真實經濟周期經濟學家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之間。但是進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觀經濟學出現了新的綜合和統一的狀況，誕生了“新-新古典綜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綜合融合了新古典經濟學的跨期最優、理性預期和新凱恩斯主義的不完全競爭、有成本的價格調整等理論。至此，凱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轉了，凱恩斯在《通論》中批判的新古典經濟學重新成為了經濟學研究的主流。
六、總結
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經濟學界對現在的主流經濟學提出了質疑，并出現了倡導“回歸凱恩斯”的研究動向。其實不同經濟學家所倡導的回歸凱恩斯的內容并不一致，而這根源于《通論》出版后，不同學派的經濟學家對什么是凱恩斯經濟學有著不一樣的答案。本文梳理了《通論》出版后，幾個不同版本的凱恩斯經濟學的發展脈絡。《通論》的寫作背景是，大蕭條后正統經濟學（從內容實體看即是現在的新古典經濟學）不能對現實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凱恩斯試圖指出經濟學本身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一種全新的經濟學研究范式。《通論》出版后引發巨大反響，卻也因內容晦澀難懂引起了很多爭論。希克斯等經濟學家提出用IS-LM模型作為《通論》的規范表達方式，并迅速流行開來，以此為基礎產生了戰后宏觀經濟學的主流學派――新古典綜合派。新古典綜合派對《通論》的解讀遭到了新劍橋學派經濟學家的強烈反對，引發了曠日持久的劍橋資本爭論，并孕育產生了后凱恩斯經濟學派。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后，新古典綜合遭到了新古典經濟學家的批判，演變成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九十年代后，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開始融合，出現了新-新古典綜合派。
基于這種認識，本文認為今后的經濟學研究應該回歸以后凱恩斯經濟學為主體的經濟學研究傳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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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蔣自強，史晉川等.當代西方經濟學流派[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12] 凱恩斯.貨幣論（第二卷），譯[M]. 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第8篇：勞動經濟學研究內容范文
關鍵詞：商業經濟 商業理論 立場 歷史方法
經濟理論的研究方法是建立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獨特的研究方法可以形成一個學派或流派。從分析方法的角度分類，經濟理論以及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的諸理論組成的理論體系或經濟學，大體上包括三大類別：靜態分析與動態分析的區別；均衡分析與非均衡分析的區別；純經濟分析與制度、結構分析的差別。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業是計劃經濟時期商業的傳承，同時在社會制度方面有別于資本主義，決定了商業經濟理論的研究方法是世界觀，歷史觀和發展觀的辨證統一。
商業經濟理論研究的立足點
當前我國商業經濟理論的危機，表現在西方經濟理論的涌入，反映西方經濟思潮的市場營銷學替代了商業經濟學，而市場營銷學主要研究流通領域人和物的關系，忽視了流通領域生產關系的研究。在揭示生產關系的運行規律方面，由于社會制度的不同，商業經濟理論只能是以為指導的，解決我國實際問題的，中國式的商業經濟理論，是西方經濟理論無法取代的。我們認為，作為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征的商業經濟學研究對象是生產方式，首先要研究流通產業所有制結構、國有商業的地位、商業勞動的地位、商業企業人與人的關系，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的，科學發展觀就是以人為本的發展觀，也是建立和諧社會的需要。
政治經濟學與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對立，在于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對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成分表現在它提出了與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類似的理論命題。但是，它不能揭示勞動價值是創造商品價值的惟一源泉。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根據“新的活勞動價值一元假設”以及馬克思關于勞動創造為市場交換而生產的商品價值的觀點，商業勞動價值同樣也是商品流通領域創造商品價值的惟一源泉。我國社會主義的性質決定流通產業要充分肯定商業勞動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地位，保護和解放勞動者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固有職責和根本任務。必須尊重勞動，尊重勞動者，不斷提高商業勞動者的素質和勞動效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業，承認商業企業獨立商品經營者的地位，同樣也承認商業資本追逐剩余價值的本性和在增進社會財富的作用，不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有制企業都表現為企業人格化資本的特征。也必須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正確處理好勞資雙方的利益關系，切實保障商業勞動者在分配領域的合法權益。
比較的動態分析的歷史方法
歷史和現實的比較是總結經驗、展望未來的重要分析方法。安崗（2005）的研究表明歷史方法的重要地位：中國經濟學界的首要問題是了解國情，發現經濟學研究中的問題，找到問題的結癥，并尋求解決問題的思路。這就需要我們應特別重視歷史方法，從實際出發來研究問題。不容否認，計劃經濟時期的商業結構模式存在許多缺陷，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商業理論，離不開計劃經濟商業的歷史背景，一味否定并不是歷史辨證的觀點，既然是計劃經濟時期商業的傳承，就要定性和定量的比較相結合。既吸收歷史的長處，又展望未來。我國公有制為基本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發展歷程經歷了計劃經濟、轉型經濟、市場經濟三個階段。計劃經濟時期的商業，從總體上說，符合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對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在轉型時期表現出來的企業小型化、極度競爭等問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補課”，是邁向市場經濟過程中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反映。是對計劃經濟流通模式的第一次否定，是極不成熟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建立以后，商業的競爭必然走向商業的壟斷則是第二次否定。經過否定之否定，是計劃經濟時期流通模式的揚棄。計劃經濟時期的大流通觀點，經過所有制改造以后拓展為國際市場商品流通之勢。
第9篇：勞動經濟學研究內容范文
論文摘要：有些學者已經運用數理方法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進行研究，數理方法研究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使研究表述簡潔清晰，使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更加條理化、邏輯化和明了化。本文主要對已有的幾種研究方法進行述評，從中找出它時研究經濟學的現實價值，進而豐富和發展經濟學。
近些年來，國內學者開始用數理方法度研究馬克勞動價值論，經濟學中，數理分析方法就是通過建立數學模型說明經濟運行中變量之間的關系，運用數學符號和數字算式的推導研究和表示經濟過程和現象的研究方法，是現代經濟學通行的方法。數理方法的引人使經濟學研究方法更加清晰、準確，邏輯性更加嚴密。數理方法已成為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主要組成部分，那么用數理方法研究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使研究表述簡潔清晰，使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更加條理化、邏輯化和明了化。馬克思也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
一、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簡要回顧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多年理論研究的結晶，該理論是在批判繼承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提出了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揭示了商品經濟的本質。這里的勞動是指，物質生產和創造價值的無差別的抽象勞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主要內容包括:
商品的二重性。馬克思在《資本論》開始寫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馬克思關于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論述繼承了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思想，對價值和交換價值進行了區分。價值是交換價值的基礎，沒有價值就不會有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
勞動二重性。勞動二重性是勞動價值論中的重要內容，馬克思關于勞動二重性的總結，“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的價值。一切勞動，從另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作為具體的有用的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
價值規律。商品經濟的客觀規律就是商品交換以價值為基礎，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必須按等價原則進行交換。商品的價值是通過價格表現的，價值是價格的內容和基礎，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是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包含的內容不是相互獨立的，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是由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創造出來的，其中商品的價值由價值量表示，而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所以它們之間構成了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
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新表述及方法創新述評
勞動價值論的新表述和方法創新，并不是要否定經濟學曾采用過的表述和方法。勞動價值論是科學理論，是隨著實踐的變化而發展的，為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實證的要求，經濟學必須使自己的理論精確化，數學方法的運用會使經濟學的研究變得更加精確。
在一些學者所做的有關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某些研究中，已有運用數學模型的較好范例。如吳易風、馮金華、白暴力、何明等人都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用數理方法進行分析，對該理論進行了新表述。
(一)吳易風運用數理方法對勞動價值論中的商品二重性、價值規律等理論進行了定量分析
使用價值生產過程中的定量模型。由于具體勞動反映商品的自然屬性，所以使用價值的度量只能從量數量上反映，函數式表示為Q=f(L,K)。其中，Q表示使用價值量,L為勞動力數量，創造了使用價值，K是生產商品所需要的生產資料的數量，生產資料包括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
價值形成的數學模型。因為決定商品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1;是個別勞動時間的數學期望，所以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V是個別價值V的數學期望，價值形成的數學模型表示為V二V(1)二}V;}(1;})P},P}表示概率分布函數，其服從的分布形式由具體生產情況決定。
商品二重性的綜合模型。商品二重性模型反映了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的過程，抽象勞動創造新價值和轉移舊價值的過程，前面二者結合構成了商品二重性的綜合模型;V=V(L)=V(Le+L})=V(1,+1t)Q(L,+K)，其中，L。表示投人的活勞動量,Lt表示物化勞動量，一方面，L。使勞動資料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生產出使用價值的數量為Q的商品，抽象勞動創造產品的價值，由于舊使用價值形態被具體勞動生產性地消費后生產出新使用價值，舊使用價值包含的價值V(Lt)被保存下來，被活勞動L。轉移到新的使用價值中，所以，商品價值中既包含活勞動創造的價值，又包括活勞動轉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
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吳易風用數學方法對價值規律進行了重新的闡述。商品的價值量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必須按等價原則進行交換，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是價格，價格自發地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當某種商品價格高于價值時，會導致該種商品的生產擴大，引起市場供給增加和價格下跌，當價格低于價值時，會導致該種商品生產縮小，市場供給減少，價格上升。
勞動價值論分析的意義:使用價值形成過程模型從物質生產角度考察了生產力和使用價值量的關系，價值形成模型說明了商品的本質和價值量的確定;商品二重性模型概況了勞動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的關系;價值規律模型闡明了市場機制的作用和盲目性。
(二)馮金華根據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提出了價值函數的基本假定z二L+Q和基本公式Z二ziQ=LiQ十c。其中，L代表必要勞動，K為生產資料，z代表價值總量,z代表每一個商品中包含價值量，它是由平均的新價值量和平均的轉移價值量組成。馬克思說:“如果僅僅就價值創造和價值變化本身進行考察，也就是說，進行純粹的考察，那末生產資料，這些不變資本的物質形態，就只是提供一種物質，使流動的、形成價值的力得以固定在上面。”〔略〕可見，根據研究的需要，公式簡化為:z=L/Q。
馮金華在此基礎上引入短期生產函數Q=Q(L)，得到短期價值函數:=L/Q(L)，根據數理推導得出短期價值函數是一條從某個大于0的值開始、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線。當引人長期生產函數Q=Q(L,K)時，得到長期價值函數z=L/Q(L,K)。并詳細談論了勞動變化、資本變化、勞動和資本同時變化和同比例變化以及生產函數變化對價值量的影響。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數學原理的意義:根據價值函數的基本假定推導出了短期和長期的價值函數。
(三)白幕力以生產函數存在“資本量度和生產函數存在性問題”和效用函數存在“效用量度問題”為出發，在發展了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上構建了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模型
白暴力首先分析供紙曲線，設勞動耗費函數，分析假定勞動耗費與產量之間是非線性的，邊際勞動耗費和平均勞動耗費不是常量，而是變量，所以稱為“非線性勞動價值學說”或“變量勞動價值學說”，在此基礎上推到出了市場供給曲線。廠商生產產品的平均勞動耗費為生產該種產品的廠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廠商生產成本就是勞動耗費的貨幣形式表現，成本函數就是勞動耗費函數的貨幣表現形式。由此得出，在假定廠商利潤最大化和均衡分析的基礎上，完全競爭廠商短期供給曲線就是邊際成本曲線向上傾斜的部分，也就是邊際勞動耗費曲線向上傾斜的部分;當存在外部效應時，勞動耗費曲線會向上或向下移動，完全競爭廠商長期供給曲線有三種可能的情況。綜合前面的分析，完全競爭市場短期供給曲線由短期廠商供給曲線水平相加而得，完全競爭市場長期供給曲線，當無外部效應是是水平線，當存在外部效應時一種是向上傾斜的，另一種是向下傾斜的。
其次分析需求曲線，提出用生產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量度邊際效用來解決效用無法量度的問題，而且兩者成正比例關系。在社會是理性和邊際效用遞減的假定下，使等量勞動生產的效用相等實現社會最大效用配置，達到效用均衡。當生產某種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多，產品出售價值較高，對應的邊際效用也較高，這時消費的數量就會較少，反之.消扮的數量就會較多。因此，產品的出售價值與消費產品數量成反比關系，所以市場需求曲線是一條向右下方傾斜的曲線。
最后分析市場均衡，由前面得出的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相交的交點就是產品的市場價值或價格。短期市場均衡價格是邊際勞動耗費的貨幣表現形式，長期市場均衡價格是部門平均勞動耗費的貨幣表現形式即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案的表現形式。短期市場均衡價格圍繞著長期市場均衡價格波動，也即圍繞著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格波動。
非線性勞動價值學說的意義:推進了市場價格理論的構建。
三、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