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政策的實質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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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經濟政策的實質范文

關鍵詞：江蘇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專利；品牌

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科技競爭中，知識產權作為知識經濟時代最重要的新生產要素，在國際競爭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已經成為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支柱。企業是國家的細胞，在影響企業核心競爭力的諸多因素中，知識產權是其中較為重要的一項。圍繞知識產權進行的競爭將成為企業競爭的最高形式。

一、江蘇省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發展現狀

（一）江蘇高新技術企業發展概況

根據我國《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高新技術企業是指：在《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技術領域》內，持續進行研究開發與技術成果轉化，形成企業核心自主知識產權，并以此為基礎開展經營活動的企業。高新技術企業不同于傳統制造企業的突出特點在于企業的高科技含量。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帶動了現代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加速了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高新技術企業形成了一支有創新活力、有發展前景的產業群體。

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而以知識密集、技術密集、資本密集為特色的高新技術企業正在日益成為綜合反映企業創新水平的標桿。自2008年國家啟動新的高新技術企業認定工作以來，江蘇省共認定15批高新技術企業，共有6245家。在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的2013年國家火炬計劃重點高新技術企業中，江蘇省共有121家企業獲得認定，總數再居全國第一，成為提升自主創新能力、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中堅力量。

（二）江蘇省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競爭力水平

1.知識產權產出快速增長，但產品發明專利比重相對較小，缺乏核心競爭力。

截至2013年，江蘇省知識產權產出快速增長，全省企業專利授權60多萬件，連續四年位居全國第一。馳名商標達到400多件。通過馬德里體系完成商標國際注冊750件，注冊地理標志商標45件，行政認定馳名商標147件、著名商標999件，商標注冊量位居全國前列。版權作品登記量年均遞增46%，居全國第二位；國際版權貿易額年均增長10%，居全國第三位。植物新品種、計算機軟件、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等知識產權創造能力均位居全國前列。知識產權助推經濟轉型升級作用日益凸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術和新醫藥等10大新興產業實現產值占全國的四分之一左右。

在知識產權的各類產出中，發明專利的技術含量相對較高，其數量和技術含量較大程度地標志著擁有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創新能力。在按省份排列的發明專利授權量排名中，廣東、北京、江蘇分別以發明專利授權量22153件、20140件、16242件分列全國前三。江蘇省發明專利授權量在全國居于領先地位。但是從各類專利授權比較來看，2013年1至11月，江蘇省授予發明專利15675件，實用新型專利90462件，外觀設計專利116403件，三類專利中，發明專利所占比重仍然較小，這與國外三種專利授權狀況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江蘇高新技術企業在一些關鍵技術領域實力有待加強，體現基礎性、原創性的發明專利仍然比較少，原始創新能力不足使其產品缺乏競爭實力，企業發展存在“技術空心化”的危險。

2.高新技術企業產品產值增速較快，但企業創利能力相對薄弱。

高新技術產業是一個以高投入、高回報為特點的經濟系統，企業利潤額的高低取決于投入的數量和質量，以及投入產出的效率。近年來，江蘇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快速，2011年實現高新技術產業產值3.8萬億元，增長26.4%，占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比重達35.3%。企業知識產權產品產值不斷增加，但高新技術企業產品利潤額的增長速度卻遠不及產值增長的速度。江蘇高新技術產業的投入產出效率相對低下，與強大的研發投入不對應，說明企業知識產權產品創利能力相對薄弱。

3.知識產權運用能力逐漸增強，但品牌發展不均衡，沒有形成品牌效應。

江蘇省領先全國制定出臺首個地方知識產權管理規范，“十一五”期間，江蘇省組織580家企業貫徹規范，引導220家企業實施企業知識產權戰略，331家企業履行“正版正貨”承諾，1800家企業建立專利數據庫，企業知識產權管理部門、制度、經費等基礎條件不斷完善，運用知識產權戰略參與市場競爭能力大幅度提升，企業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產品產值占本土工業比重達到48%，企業獲得專利權質押貸款額2.9億元，形成目標產品3780個，累計形成銷售收入2902億元。企業年申請專利占全省的53 %，創新運用能力不斷提升，企業知識產權主體地位凸顯。

但江蘇省知名品牌數量排名遠不及其經濟總量的水平，且明顯低于北京、廣東、上海和浙江等地。2012年，發明專利授權量排名前十位的國內（不含港澳臺）企業中，華為技術有限公司位列第一，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限公司、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分列第二至第四位。在《2013年中國500最具價值品牌排行榜》中，江蘇僅以29個席位位于北京、廣東、浙江、山東、福建之后。江蘇省高新技術產業在品牌建設方面比較乏力。在品牌建設方面，江蘇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競爭力高的名牌產品很少。

二、知識產權與培育高新技術企業競爭力的聯動性

（一）高新技術企業以技術創新為主要特征，以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為認定標準

高新技術企業是以世界科學技術新發現和新發明為基礎，以知識、技術、智力和R&D資金密集為條件的高技術型企業。是知識密集度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具有高投入、高效益、高風險的高科技企業。高新技術企業是以擁有核心自主知識產權為主要的認定標準，因而自主知識產權是高新技術企業的靈魂所在。

（二）知識產權戰略對培育高新技術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作用

1.市場競爭優勢

知識產權可以幫助企業建立并維持相關領域的市場競爭優勢，這是知識產權對高新技術企業最重要的影響。一方面，知識產權可以保護企業的核心技術，進而將核心技術轉化為優勢產品，使企業獲得較大的市場份額和較高的利潤；另一方面，企業為了占領市場以實現最大的競爭優勢而將自己的專利、商標、以及商業秘密等置于知識產權法律的保護之下，充分利用知識產權的專有性特點，最大限度地阻止競爭對手的市場進入，營造一個合法的壟斷環境，獲取高增值率的超額壟斷利潤，從而形成市場競爭優勢。

2.財務優勢

知識產權是高新技術企業最重要的無形資產。知識產權不僅能幫助企業建立并維持市場競爭優勢，企業還可以把知識產權作為一種投資的手段來收取豐厚的利潤。從財務角度分析，知識產權的應用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直接經營為企業產生收入，二是為企業進行資金融通。高新技術企業可以通過專利許可與權利轉讓等方式直接獲取較高收益。企業可以通過權利質押獲取貸款，為其發展籌措資金，也可以直接利用知識產權投資，獲取股權收益。

知識產權的這種價值屬性能夠為企業創造財務收入、減少財務支出并且能夠吸引投資、增加企業的市場價值，為企業創造巨大財富。

3.低成本化與差異化優勢

知識產權作為技術創新的載體，能給企業帶來更高的生產效率與更高質量的產品，從而實現企業低成本化運作的變革。在實現企業低成本化的競爭優勢的同時，企業在進行產品研發時，利用研發產品與眾不同的新穎性、創造性等特性，形成一系列的知識產權特別是專利保護網。通過一系列知識產權的集聚，使競爭對手無法突破這道知識產權的“圍墻”，建立與維護了企業的差異化優勢。

三、培育江蘇高新技術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知識產權策略

（一）增加高新技術企業的專利產出，提高專利質量，爭取專利標準

1.從投入產出效率、競爭優勢角度制定企業專利研發、申請策略

企業擁有專利的數量并不能真實反映企業的競爭優勢。我國實施知識產權戰略以來，企業申請專利的數量突飛猛進，產品產值增速較快，但創利能力卻跟不上產值增速，原因在于知識產權產品量多卻質低。江蘇高新技術企業應著力研發企業基礎發明，從外形創新轉變為產品創造并圍繞外觀進行設計，強化知識產權產品靈魂設計與培養，形成擁有核心技術的知識產權產品，設計知識產權“圍墻”，完善產品的技術核心競爭力。

2.強化高新技術企業的技術標準產出意識

在當今世界的競爭中，賣產品已經成為一種最低級別的競爭方式，較高一級的競爭方式是賣服務，而更高級別的競爭方式是賣規則——技術標準。發達國家正利用其標準戰略將專利技術納入標準體系，推行標準的同時捆綁銷售自己的知識產權，收取標準涉及的專利許可費，謀取高額的壟斷利潤。

我國企業在技術標準產出的基礎專利研發方面還很薄弱，企業還未能在標準制定過程中轉變角色。江蘇高新技術企業應將技術標準制定納入其知識產權戰略之中，在進行技術研發時有一定的遠見，將標準化問題納入考慮的范圍。

（二）增加知識產權產品的附加值，提高產品盈利能力

擁有知識產權核心技術，能建立和維持企業的市場競爭優勢，但要壟斷市場，還需要進行知識產權營銷，生產迎合消費者需求，高性價比的知識產權產品。高新技術企業在知識產權產品的立項開發之前，應對所開發的技術的市場狀況進行調查與分析，在此基礎上，制定企業知識產權產品的營銷戰略。根據市場需求來決定產品的研發，增加知識產權產品的投資回報率。

在加大研發力度的同時，應壓縮產業鏈以降低成本，對市場需求的做出快速的反應，讓產品能夠跟上市場脈動。

（三）加強高新技術企業品牌建設，培育優勢知識產權產品

在產品同質化的今天，品牌競爭力是企業核心競爭力最持久的外在表現。相比國際、國內強勢品牌，江蘇高新技術企業還存在自主創新能力差、品牌管理水平低等缺點。加強江蘇高新技術企業品牌建設，首先要保證產品的質量。其次，品牌的生命力在于創新，品牌的運營必須源于創新，以創新提升品牌，使品牌更具感召力與吸引力。最后，當消費者不具備辨別不同品牌產品質量的能力時，提供差異化的服務就顯得特別重要。而差異化服務則是支撐品牌建設的重要內容。

參考文獻：

[1]趙喜倉，陳曉陽，吳繼英.江蘇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產品競爭力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1（06）.

[2]齊帆.論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性[J].現代經濟信息，2013（06）.

[3]戴美想，陳鐘文，胡偉偉.推進知識產權體系建設[J].促進高新技術企業培育. 江蘇科技信息，2013（06）.

[4]東曉莉.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保護的思考與建議[J].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 2013（06）.

第2篇：新經濟政策的實質范文

關鍵詞：高中政治；探究式教學；問題；對策

高中政治實施探究式教學活動激發了學生學習政治的積極主動性，使學生形成了全新的學習方式，但是實際中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即教學時間有限、教學任務繁重等，由于這些問題的存在，最終導致高中政治探究式教學中存在不少問題，因此，應發揮探究式教學的實效性，實現預期的教學目標。

一、高中政治探究式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政治教育者重形式、輕教學內容。隨著新課改的不斷深入，教育部明確強調教育者要轉變自身的教育教學方式。然而當前從事高中政治課程的教育者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對新課改的中心思想理解得不夠透徹。雖然也對學生采用了探究式的教學方式，通過小組討論、師生互動等靈活性高的活動來調動學生學習政治的積極性，但是教育者太過偏重教學形式，而不注重教學內容，導致學生難以學習到足夠的知識，也不利于學生探究能力的培養。

2.學生的參與積極性有待提高。眾所周知，對學生進行政治課教學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與綜合能力。但是，高中政治課程實施探究式教學模式時，有不少學生參與積極性不高，因為教育者擔心學生參與探究式教學活動后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所以教育者將自己放在了探究課堂教學的主體部分，不想浪費學生原本就不充足的學習時間，自己進行相關資料的查閱和收集，這完全與探究式教學的理念背道而馳。探究式教學的根本目的是讓學生在課堂學習中踴躍地闡述對問題的見解，而教育者的作用是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

3.教育者的變通能力差。隨著高中政治課程改革的深入，多數教育者均創新了自己的教學方式，并且也投入了一定的精力與時間用于探究式教育教學方式的研究，但唯一不足的是教育者實施探究式教學時，依舊根據學校教材或課本內容來開展探究工作，未結合學生所在學校實況予以適當調整。并且，有的高中政治教育者在日常教學過程中所采用的探究式教學方式一成不變，存在公式化現象，不能激發學生的探究興趣，而且，也嚴重阻礙了學生探究能力的提升。

二、解決高中政治探究式教學問題的措施

1.教育者應更新教學觀念，提高探究式教學質量。新課改背景下，高中政治教育者在探究式教學活動中應扮演指導者與引導者的角色，緊跟時展步伐，創新教學觀念，不斷提高探究式教學質量。傳統的教育教學理念大都是將政治教育者作為課堂教學的主導者，對學生采用灌輸式的教學方式。實際上，政治教育者應根據新課改的要求及現代社會的實際需求，制訂相匹配的教學理念，以學生為主體，制定多種高效的措施培養學生的探究能力。高中階段的學生常常會有不同程度的逆反心理，這就要求政治教育者在教學時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全面激發學生學習政治的意愿。

2.提高學生的參與積極性。學生可通過節假日主動參與一些社會實踐活動，以促進綜合能力的提升。到校后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說給同學、教師聽，課堂上踴躍發表自己的看法或者意見，和教師、同學互動，幫助自己更快更好地發展。

3.拓展探究性資源，將新課標與地方特色有機結合。教學過程中，教育者應仔細認真地選擇一個實效性高的探究問題，這不僅有利于學生綜合探究能力的提高，而且還可鍛煉學生良好的思維。因此，政治教育者應拓展探究性資源，將新課標與地方特色有機結合起來，幫助學生更好地探究，提高政治教學的教學效率。需要強調的是，教育者在明確探究性資源時，必須是所有學生都能涉及到的問題或者現象，唯有如此，整個班級的學生才會投入到探究活動過程中，才會共同提高學習水平。

4.創設良好的探究情境。如在教“政府的職能：管理與服務”一課時，教育者創設了這樣的情境：將課堂變為直播現場，教育者扮演主持人一角，學生則扮演嘉賓和觀眾，主要探究在社會經濟不斷發展情況下，人們的幸福感為何不斷下降，致使幸福感不斷下降的主要原因。學生由于從未扮演過觀眾和嘉賓的角色，產生了強烈的新鮮感，學習積極性增強，在寬松愉悅的課堂氛圍中知道了什么樣的民生問題會影響人們的幸福感，這不僅培養了學生通過所學知識，分析情境中所揭示的問題，而且為學習政府部門怎樣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綜上所述，作為高中政治教育者應嚴格按照探究式教學規律，不斷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促使他們養成良好的邏輯思維能力及分析能力。同時，充分運用探究式教學方式，貫徹新課程理念，推動師生的共同發展。

參考文獻：

[1]石丹.高中思想政治課探究式教學實施的指導[J].青年文學家，2010，（02）.

[2]鄭傳霞.高中思想政治綜合探究課教學研究[D].山東師范大學，2012.

[3]孫園園.高中思想政治課探究式教學研究[D].重慶師范大學，2011.

第3篇：新經濟政策的實質范文

困難、復雜、關鍵乃至2012年的糾結，都說明了經濟在進入新的趨勢性增長之前所面臨的陣痛、整合、轉型，乃至尋找新動力的現實狀況。

當前處于負向疊加中

盡管貨幣政策以三年來首次下調準備金率而開始實質性轉向，而在量變到質變的前一階段，市場的短期焦點還是放在小周期上尋找經濟階段性底的預期。在中期預期上，去地產化、經濟轉型和尋找新的增長動力的不穩定性，反過來，疊加到小周期的庫存調整階段。這樣的負向疊加，加大了市場估值的連續壓縮，從傳統的周期股，到反映新經濟和轉型的成長股或中小盤企業。

小周期上，經濟處于衰退階段應該比較明確，工業企業已經開始主動性去庫存進程。在這一階段，投資者可以大概率的預期大部分上市公司的業績預期將可能面臨不可避免下調，而且下調很可能超預期。

中期上，先不說經濟轉型和新增長動力尋找的不穩定性，單是去地產化，還是需要觀察對經濟的后續陣痛。在2012年上半年將是投資快速下滑和庫存沖擊高位的階段，這個過程對相關上下游行業的增長預期是可能有明顯壓制的。

期待正向疊加

指數在反應經濟加速下滑預期的時候，很可能下一階段的關注點在逐步改變。短期上，投資者似乎感受到經濟下滑階段性到底的預期。能改變經濟到底預期的要素，首先是經濟政策的推進。例如貨幣政策實質轉向繼續執行，連續降準，信貸溫和放大；政策本身逐步積累，市場短期的預期焦點將可能會轉移到經濟見底回升的預期上，股價的正向力量也就逐步開始累積。

中期上，投資者首先需要感受到地產泡沫的逐漸消化，至少是感受到房價的明顯回落。可能是2012年2季度末。隨著地產庫存高點來臨和拐點預期的憧憬，市場的中期正向力量也開始疊加。

第4篇：新經濟政策的實質范文

最近由中信《比較》主辦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與會者的結論驚人一致：進一步推進改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惟一出路，此舉不容拖延。與會不少專家還認為，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平衡中長期的增長策略與短期措施之間的矛盾。

事實上，即使沒有全球經濟危機，中國經濟也必然存在一個調整的過程。中國過去以出口為導向的戰略是一種小國的戰略。而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總需求萎縮，很難支持中國的出口規模。為了應對金融危機，中國大幅增加了政府投資，更增加了調整的難度。

本期的“新經濟研究”認為，剛剛度過危險期的中國經濟，2010年進入“調養”階段，經濟從短期刺激向中長期良性增長轉換的關鍵時期，需要更多考慮中長期因素，政策目標趨于多元化，更需要展現“走平衡木”的智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認為，2010年的宏觀調控需要對危機時的宏觀政策進行適度調整，也需要應對改革產生的各種沖擊和國際經濟政策環境可能變化帶來的影響，還需要呵護經濟內在的復蘇動力，為經濟結構調整進行支持。

第5篇：新經濟政策的實質范文

關鍵詞：財務管理；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規制路徑

一、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的革新

近些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的轉變，新經濟常態的出現和供給側改革的日益深入，事業單位會計制度的變革也隨之緊鑼密鼓的推進，其對事業單位經濟活動乃至宏觀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良好的正向促進效果，經過文獻梳理和實證案例經驗總結，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與“舊版本”相比較，其主要的變化概況為以下幾點。首先，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的適用范圍明顯的比其原先的會計制度的范圍大許多，原先的事業單位會計制度對事業單位的各個行業和經濟類型劃分相當明顯，其導致的結果是會計計量的口徑指標比較混亂，而新的事業單位會計制度鑒于當前事業單位各行業的日漸融合而將其各個類型的行業會計計量口徑標準化，范圍擴展化；其次是還添加了相當部分事業單位會計核算的內容，以積極的解決新會計制度下事業單位會計核算的更高要求，使其核算更加有針對性、更加細化，一定程度上也更加真實的反映事業單位的財務資金的運轉情況，也使其單位財務資金的使用和核算更加合理和實際，也響應當前政府簡化審批的號召，進一步提升了事業單位工作效率；再者，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的一個明顯變化點是更加突出會計質量的核心要求之一的實質重于形式的特征，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對傳統財務會計制度的實質重于形式的要求進一步深化，同時將實質重于形式的法條和規則直接納入會計制度的規定范圍內，對事業單位各類型資產的管理和歸屬進行了細化、完善和強化，更有利于資產的管理。在上述重要總結點的指導下，有必要對當前我國部分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難點和制約點進一步梳理和剖析，為提出可行的規制路徑，籌劃出可行的參考建議，以此最終實現事業單位高效運轉打好堅實的基礎。

二、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下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瓶頸

首先，鑒于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核算和適用范圍的拓寬，也更加精細和規范化，短期內事業單位相關財務工作人員很難轉變和更新財務管理意識，理論素養和綜合素養亟待提升，一定程度上導致很多事業單位財務管理體系與當前的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很難交融，與實際經濟環境也存在較大的脫節，財務管理意識邊緣化現象突出。此外不容忽視的一點是，仍難以摒棄長久以來計劃經濟體制約束下事業單位財務觀念的詬病，加之目前反腐廉政力度的加大，有相當部門事業單位財務管理人員對財政資金的管理和使用過于死板而墨守成規，不注重實際和變通，資金使用的合法性成為主標桿，抱有不擴大事態少為事的想法進而導致對財務管理工作框架的改革和變化，如何使本單位的財務管理工作與當前的實際環境相融合而置之不理；其次，會計核算內容的增多和細化，導致一方面財務工作人員理論知識的急需“充電”，另一方面是財務管理制度由于滯后性而出現不完善的情況，這是由我國事業單位長期計劃經濟和傳統集中支付體系的約束導致事業單位財務管理制度變革較為緩慢，嚴重束縛了財務管理職能的施展，最終導致財務管理水平提升的遲滯，特別是財務預算這一財務管理的重頭戲容易出現問題，重點體現在不少事業單位對整體財務預算核算和管理整個過程的不夠重視，嚴重制約著資金使用高效合理性這一財務管理的重頭戲；我國新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瓶頸點上需要關注的是資產管理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固定資產和貨幣資金兩大方面，在固定資產方面主要是新舊事業單位會計制度過渡期內銜接的不通暢，比如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要求對事業單位固定資產進行折舊，并且明文規定了相關方法，但是不少事業單位仍用原來的會計科目核算，根本未設置專門的累計折舊科目等，在貨幣資金方面看主要是內部控制上的不規范和缺陷。

三、加強和完善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下我國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規制路徑

(一)提高事業單位相關工作人員和機構部門的財務管理的意識，加強和完善財務管理制度

提高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整體水平，尤其是在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框架下，首先必須重視新鮮血液的注入，緊隨國家政策的變化，從思想根源上樹立和變革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意識，事業單位要加大單位文化的改革力度，鼓勵和促使相關財務工作人員消除傳統的財務管理理念，而是要時刻關注經當前經濟政策的不斷變革和調整，與時俱進的調整自身的財務管理工作，使財務管理工作與制度鑲嵌，與現實經濟環境相融合，關注財務管理策略的使用和調整，進一步革新和完善財務管理制度。此外，參照相關標桿企事業單位，牢牢把握和進行財務管理框架的重塑，首先要對本單位實際情況進行細致的調研梳理，然后要依據本單位的實際情況在本單位宏觀整體層面上進行合理的規劃，主導方向必須明確。最后，不間斷的對本單位相關財務工作人員進行培訓，使其財務管理知識的輸入和更新成為常態化機制，提升財務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水平。事業單位要加緊構建和完善財務管理制度和強有力的執行體系，務必以本單位的長期發展為出發點，延遲財務管理制度與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脫節的情況，在新的財務管理制度的構建過程中要以各利益相關方最大平衡點為著力點。與此同時，對先前本單位的財務管理制度進行識別、挑選、測評，以此去舊換新，最大限度的保證財務管理制度的先進性和實用性。

(二)著力構建和塑造全面預算體系，優化財務預算的各個環節，強化資金的規范運轉

資金的運轉是否規范，使用是否高效是事業單位財務管理乃至任何單位財務管理的重要關注點，財務預算的合理與否是資金高效使用的重要保證，因此必須構建新形勢下全面預算體系，充分優化和融合財務預算的各個環節。在全面預算編制上，事業單位必須根據各個部門據實考量和規劃，以單位資金合理高效使用為著眼點，對各個單位的具體預算規劃進行詳細的編寫和測試，也要注意相關預算制度的規制和引導。在預算審批上必須引入內控措施，尤其是在重大預算項目上審批的權限等方面，最好采取聯審聯批的方法，嚴禁任何個人擅自更改。以此保證極其重大和重要的事項的可行性和公正性。在預算執行過程中，緊抓成本控制，預算的執行嚴格按照預算方案進行，不可隨意根據個人意愿變更，有限度的在實踐中根據實際情況在爭取相關監督部門允許的條件下可以進行調整，但是必須做好備案，較好的掌握財務預算執行中靈活性的尺寸。在預算績效的考核方面，塑造合適的考核和獎懲體系。基于最大限度增進員工福利和利益以及事業單位自身經濟利益等雙向利益線為中心點去重塑績效考評體系，做大考核結果公正，考核過程透明，考核獎懲公正。

(三)建立和完善事業資產管理和監督的力度

首先事業單位對本單位的資產著實建立一套適合自身情況的財產保護體系，對于本單位資產的流進、使用、報廢等各種情況實行統一口徑的管控，同時加大從內控和外審兩大角度構建和完善事業單位的財產監督的力度，確保財產的安全性和減少非法流失，最終建立起常態化而全輻射的監督機制，通過管理和監督兩大主要手段加強和完善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下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力度。

四、總結

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各個事業單位的指引和支持，在我國經濟發展轉型以及新經濟常態下，事業單位急需以新經濟環境為導向進行財務管理體系的重塑，使之能夠滿足當前事業單位自身乃至社會宏觀經濟發展的需要。在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下，事業單位急需依據現行的會計制度對本單位的財務管理模式進行以資金和資產管理為核心的整頓，同時反過來也就是在實踐中完善和深化與之相適應的財務管理管理制度，以此促進事業單位長久的發展。

參考文獻：

第6篇：新經濟政策的實質范文

“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對于知識的重要性進行了提出，強調力量的源泉在于知識，而這個力量又不是可以量化的，也并非為具體的某樣事物。在隨著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對知識的需求會越來越大，并且人力資源管理的發展也不可能離開知識的運用，所以對于其所發展的趨勢展開以下論述：

一、知識經濟時代的特色

所謂的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是一種不同于傳統經濟模式并以知識作為基礎的經濟。不過，對于知識經濟而言，仍需要對以下幾個特別的問題進行重視：

其一、對知識本身的測量。對于在經濟活動中知識的具體內容為何，卻很難得到說明。在一些研究腦科學的實驗之中，對于知識活動的發現，其實質上是一種自然的流露，并且諸如服務或者創造這些更加不能以量來計算。所以，服務的來源起于知識，而不是服務等同于知識，并且經濟活動到底是應該對服務還是知識進行測量，這樣就會有相關的問題出現。

其二、不再一樣的生產單元劃分線。使得生產模式在全球化經濟模式下發生了改變，結果為生產者之間的界線愈加不明晰。

其三、原本外部環境的改變不斷。傳統的經濟模式所帶來的各個好或壞的影響 ，對于這種變化，基于知識的經濟模式也許還會繼續，并有可能產生更大的變化。

其四、將更多的對投資之前所做的投資進行分析，并且這種投資同當前會計制度不一樣而需進行區分，并且由于在將來的無形投資會愈加增多，好比網絡流程等。

其五、對于創造性毀滅以及資本的確實使用，傳統的模式受經濟趨勢影響，早已遭到懷疑，并且創造性毀滅的醞釀之中也就為新模式所處的階段；資本價值所處的階段也正在轉換，所以對資本最大化的利用會是新經濟的最終勝利者。

二、知識經濟時代下人力資源管理的趨勢

這一趨勢下的重點在于創新能力和知識管理的哲學面向，而創新知識則來源于中階主管； 回到對管理的基本議題之上，對于HRM（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簡稱HRM）的趨勢來說，對以下幾點進行考慮尤為必要：

（一）正視知識工作者崛起的意義

當前，知識與信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對于能夠使用知識以及信息，這是得益于人類對信息的搜集以及使用，并且通過書寫的方式保存下來。并且知識工作者的形成也是開始于采集、使用信息，并將其予以實踐的行為人。而后，比較少部分的知識引介者并擁有新科學技術的，就成為了知識工作者，伴隨著，這些族群的規模將會不斷加大，該類工作者更是只增不減。更由于世界經濟的不斷發展，并趨向更復雜的形態、技術導向的形態。未來所需要的信息更是不斷上升，運用全新先進的科學知識，來改進企業的不足，輔助政府調和生活矛盾同樣日益上升。

再而言之，如果將任用知識工作者看做為競爭策略的一種，還有人才流動的無地域差別，這樣對于美國所使用的勞工之帝國主義式（ abor imperialism） 的政策來面向世界募集人才就可以發現。而且，根據相關數據得知，這一趨勢所延伸的范圍，已經擴散到整個開放國家在競爭策略的擬定以及利益取向上，人才向某些專業領域靠攏的形式也已對應群聚效應。對于上述的趨勢轉變，基于知識管理者或工作者得到發展的意義，我們就更應該深入了解，組織所轉化的方向，應以轉化為以服務為導向，提高組織成功的幾率，的風險得到降低，并且將不斷增加的智能資本作為依賴以及組織的競爭力。不過這些國家同樣需要解決一些問題，比如增加的失業人口數量與勞動力時代的結束的關聯。

實際上，在1960年以來，歐洲就業率所呈現的還是較為穩定而上升的現象，而此趨勢所維持到的時間為1980年的后期。并且當前歐洲又有需要解決的問題，即失業人員的數量由于科技的創新而不斷增加，其主要原因還是因為這些失業人員大多數不能夠同時代同步。在歐洲轉換為獨特的市場之后，對于改善結構和增長就業導向的總體經濟政策也有益。同時，有效的管理工作轉換流程進行。根據信息社會的科技，工作者不斷地跳槽，如果可以有效的管理，就同時需要再適應新環境、新的適合的工作，這也是政府以及群眾中所有人的責任。并且，政府還必須對因失業或這轉業所面臨的技術落差進行有效地解決。

（二）重視國際HRM

受Knowledge Economy的擴散效應，以及全球化的浪潮影響，HRM的議題也不斷地向國際間的探討層次拓寬。并且企業日益全球化，人力資源的策略、組織結構以及管理技巧也在不斷的在移轉。針對于國際HRM的角度，HRM 的相關部門所重視的內容不能夠再單單為企業策略，而使得全球化對在不一樣的文化的每個人而應采取的管理模式得到忽略。

對于人力資源管理而言，需要掌握的原則為：

首先要要對國際之間的互動關系予以重視；

其次，管理新議題定然會受到文化的影響以及沖擊，而不斷出現。

同時，對于Knowledge Economy時代中較為看重的知識移轉，在國際間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中也一定會受到看重。

對此，Alder 等學者提出，以微觀角度的探討有效的人力資源管理，建立的目標在于個人的管理之上，而有效定位組織則基于何種的層次之下。并且宏觀的人力資源管理的管理架構也為層次的界定。而這個層次又可分為多國的、跨國的、國內的和國際的。所以，討論的主流可能變換為HRM 中的國際管理以及國內管理。因為不同文化的交流以及對話的必然性，知識經濟時代的同時，對核心能力以及創新價值予以強調，有效投資與善用人力資本，超出國家的認同以及文化的對立的可能性也非常之大。

（三）反思多元化管理

對于多元化管理而言，其背景源于保護弱勢族群，以及對“弱勢優先原則”的彰顯，一直到當前的反省，對于發展多元價值潛能的落實，以及期望政府在政策制定上能夠有積極的作為。

在多元化管理中弱勢優先的論調，其主要的觀點是： 多數地方官員反對弱勢者優先的概念，以致現在的弱勢者優先法案同過去基本沒什么變化，并且其策略也會隨之改變。不過其所帶來的好處則為：一方面能夠使組織績效得到促進；另一方面則是使得公共利益得到培育以及增進。

（四）管理哲學與人文精神反思

在新經濟時代，階級改造是由經濟時代所帶來，而我們又不得不生活在這種時代下，并同人文思潮展開長期的斗爭。另外，對于西方的科學價值主流甚至信息科技的應用，抄襲的非常嚴重，反而不重視思考以及研究科學哲學，最終淪喪了人文價值以及詆毀了學術研究，并使之成為當前社會所存在的隱憂之一。

當前，同knowledge economy相關的一些科技業，基本上視代工為重要內容，如果不能夠研發和創新，那么我國的知識經濟將會持續性的對美國進行依賴，并不會高于其價值。而代工實際上是一種無奈卻不利于長期的科技發展的手段，雖然說專利數量很多很多，不過往往這個只是一個表面現象，真正的科技實力并沒有展現出來在很多時候只是假象而并不是科技實力，對比于加州硅谷，其的技術門坎高、進入的條件限制較多以及創新能力也非同一般，我們處地位仍較低，如果要使發展得到持續和穩固，重視高等教育就顯得尤為必要；而建立學術研究倫理同樣為核心。

第7篇：新經濟政策的實質范文

關鍵詞：沿海地區；服務業集聚；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F7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4）05-0084-07

一、引言

產業集聚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最典型的空間分布特征。對產業集聚的理論研究可以追溯到新古典經濟學時期馬歇爾（1920）[1]的外部經濟理論，以及后期即20世紀90年代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理論（Krugman，1991）[2]。產業集聚吸引了國內外眾多學者的關注，就目前的文獻而言，對其關注的重點以制造業領域為主（Gerald A.，1982[3]；張威，2002[4]；文玫，2004[5]；金煜等，2006[6]；殷德生等，2007[7]；楊洪焦等，2008[8]；趙果慶等，2009[9]；劉長全，2010[10]；雷鵬2011[11]；韓峰等2012[12]；Klimis&Theodore，2013[13]），而對服務業領域的研究則相對較少。

與制造業相比，服務業的產出是無形的，對知識、人力資本要求較高，而對自然資源稟賦的依賴程度相對較低。因此，相對于制造業，服務業對于城市經濟發展具有其自身獨特的推動作用。Dorothy I. & Martin H.（1984）[14]指出，相對于制造業，服務業對經濟的持續發展具有更加關鍵的促進作用，不管是從歷史分析的角度還是從近期經濟數據的角度都表明，服務業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持續的關系，并對太平洋沿岸地區進行了實證驗證。Thomas A.（2004）[15]對亞太國家和地區的服務業進行了研究，指出服務業尤其是“高級服務業”會從就業增長、人力資本形成、城市經濟發展、生產體系運行等方面對城市發展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洪銀興（2003）[16]，曾鏘（2012）[17]指出，只有服務業中心才能成為經濟中心，只有服務業大市才能成為經濟強市，服務業的發展對城市發展是質的影響，能夠強化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趙楠（2006）[18]提出，與其他產業相比，服務業對外資投入更加具有吸引力。夏杰長（2009）[19]認為，發展服務業是擴大內需的重要途徑。樊秀峰、周文博（2011）[20]將服務業與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納入到一個分析框架之下，指出服務業發展是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提高的原因，并且指出三者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伴隨著服務業在經濟中重要性的日益增加，國內外也出現了服務業的集群化以及集聚發展的現象，比較典型的如硅谷的IT產業集群、法國的電影電視集群、北京中關村的中介服務集群等。服務業在一定地理空間內的集聚發展也逐漸開始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關注。Jeffrey P.&Catherine（2008）[21]研究了華盛頓的醫療服務，發現了顯著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現象，指出醫療機構的地理臨近可以通過勞動力的“蓄水池”效應和知識溢出效應降低成本。Su Weidong&Li Baohua（2011）[22]指出，城市化和工業化均對服務業集聚有明顯的正向促進作用。Stephan（2013）[23]對地理集群的新形式――知識服務集群，進行了研究，認為從長遠來看，相對高技術集群和低成本制造業集群而言，知識服務集群更加能夠吸引客戶項目。由于我國服務業集聚發展起步較晚，國內對于服務業集聚的研究相對較少。李文秀、譚力文（2008）[24]構建了服務業集聚的二維評價模型，即從行業為區域集聚和行業內企業集聚分別進行評價，并對美國服務業進行了實證研究。程大中、陳福炯（2005）[25]，楊勇（2008）[26]，陳立泰、張祖妞（2009）[27]，金榮學、盧忠寶（2010）[28]，管馳明、高雅娜（2011）[29]等對我國的服務業集聚進行了實證研究。更進一步，還有不少學者對服務業分類中的生產服務業的集聚現象進行了研究，如唐鈺嵐（2004）[30]指出，生產者服務業在大都市集中能增強集聚效應；劉志彪（2008）[31]、張益豐等（2009）[32]認為，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下，制造業要攀登產業鏈的高峰，必須高度重視高級生產者服務業的集聚發展；盛龍、陸根堯（2013）[33]結合新經濟地理學和生產業的產業特性，研究了生產業集聚的影響因素，并進行了實證檢驗。

就目前的文獻而言，在一個理論模型或框架下對服務業集聚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的相對較少，另一方面對服務業影響因素的研究又大多集中在了生產業，而對其它類服務業則很少涉及。與既有文獻相比，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本文運用外部經濟、新經濟地理等相關理論，并進一步結合了對外開放因素，構建了影響服務業集聚的分析框架；其次，將服務業細分為生產業、消費業和公共業，運用2003―2011年我國沿海城市的面板數據，分別檢驗了上述因素對三種服務業集聚的影響作用①。

二、分析框架與研究設計

（一）服務業集聚影響因素的分析框架

對于服務業集聚的影響因素，從理論的角度一般來說會涉及到馬歇爾（1920）的外部經濟理論、克魯格曼（1991）的新經濟地理理論等，同時考慮到本文分析的是沿海地區服務業，因此在前面兩類理論的基礎上又加上了對外開放因素。

1. 馬歇爾的外部經濟理論。馬歇爾的外部經濟理論將產業集聚歸結為三個方面：勞動力市場共享、企業間的前后向關聯以及知識溢出。第一個因素表明，相關企業在一定地理空間范圍內集聚，可以通過共享的勞動力市場，降低企業的人才搜尋成本和招聘成本。第二個因素表明，集聚在一起的企業可以利用企業間的上下游關系，通過專業化服務市場和中間投入品等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但是對于服務業而言，其大多是無形產品或服務的投入和產出，企業間的前后向關聯相對較弱，企業間相對獨立，因此，第二個因素不太適用于解釋服務業集聚。至于第三個因素，這里本文將重點分析，即知識溢出對服務業集聚的影響。產業在有限地理范圍內集聚，可以大大縮短集聚企業間知識、技術的傳遞與擴散半徑，促進企業間的模仿和學習。通常學習行為涉及兩種類型知識的獲取，即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顯性知識較易被傳遞和擴散，而隱性知識不易被編碼化，一般隱含在企業行為之中，不易被獲取，而集聚企業間地理位置相臨近，互動、合作、正式、非正式交流頻繁，這在無形中促進了隱性知識的轉移擴散。對于服務業來說，尤其是服務業中的知識、技術密集型行業來說，隱性知識的獲取對服務業集聚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2. 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理論。根據新經濟地理理論，規模報酬遞增和交通運輸成本是解釋產業集聚的兩個關鍵因素。從數據的可獲得性方面規模報酬遞增這一因素難以被準確具體的量化，所以本文在此不予考慮。關于交通運輸成本，新經濟地理理論認為，當地區之間的交通運輸成本較高，以至于會阻礙地區之間的貿易時，企業會傾向于分散布局，這時的產業集聚程度較低，而當交通運輸成本進一步降低，企業便會傾向于向某一地區集中布局，產業集聚程度加深。交通運輸成本實質上反應的是空間距離對產業集聚的影響，而對于服務業而言，由于其產品具有無形性和生產消費同時性的特征，因此運輸的空間距離對其集聚的形成僅是其中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則體現在空間距離對于信息“運輸”的影響。鑒于此，上述兩方面的共同作用實質上可以理解成一種包含傳統運輸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廣義運輸成本。

信息技術水平對服務業的行業布局影響較大，尤其是其中的知識、技術密集型行業而言。特別是在這信息技術迅速發展的時代，互聯網更是打破了區域之間的空間地域限制，使很多交易可以通過無形網絡的形式進行，這無疑降低了交易成本，從而有利于集聚的形成。另一方面，對于服務業來說，交通運輸成本雖然難以全面解釋其集聚現象，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交通運輸成本對服務業集聚沒有影響，例如，交通運輸業、郵電倉儲業、批發零售業等行業對交通運輸條件的依賴程度還是比較高。所以，本文通過交通運輸條件和信息技術水平兩個方面檢驗廣義運輸成本對服務業集聚的影響，

新經濟地理理論還認為，由于存在本地市場效應，因此市場規模的大小也會對產業集聚產生重要影響。大的市場蘊含著高的消費需求，對企業的吸引力相對較強。因此，市場規模越大，消費需求越高，企業越傾向于向這一地區集聚。

3. 基于對外開放因素。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貿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對外開放是解釋產業集聚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別是對于沿海地區而言。對外開放對產業集聚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對外開放能夠優化產業分工，促進專業化生產，使當地企業迫于外來企業的競爭壓力，優先發展自身的優勢產業，從而促進產業集聚的形成。第二，對外開放有利于引進國外的資金、優秀的人才以及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法等，有利于促進產業在當地的集聚。第三，對外開放能夠增加產品或服務的需求量，擴大出口，吸引產業的集聚。因此，在分析沿海地區影響服務業集聚的因素時，對外開放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二）研究設計

根據上述服務業集聚影響因素的理論分析框架，本文主要檢驗以上不同因素對服務業集聚的影響情況。在計量方法上，采用的是面板數據模型估計方法對上述影響因素進行實證檢驗。

結合上述理論分析及服務業集聚的影響因素，本文設定模型如下：

lnlqi=c+？茁1lnlabi+？茁2lnkli+？茁3lndxi+？茁4lnyzi+？茁5lnydi+？茁6lninteri+？茁7lnkyi+？茁8lnhyi+？茁9lnagdpi+？茁10lnfdii+ui

其中，c為常數項，？茁1、？茁2……？茁10為變量系數項，ui為誤差項。

相關變量說明如下：

1. lqi表示第i個城市的服務業集聚水平。產業集聚有多種測算指標，不同的指標側重點不同。李文秀（2008）[34]分別用空間基尼系數、赫芬達系數和EG指數對美國服務業各行業的集聚水平進行了測算；陳立泰、張祖妞（2009）[27]用赫芬達爾指數和熵指數測算了我國服務業集聚的總體趨勢，并用區位熵和熵指數從區域的角度，以及用空間基尼系數從行業的角度對我國的服務業集聚水平進行了測算。考慮到數據的限制和本文的研究對象，此處采用區位熵來衡量城市的服務業集聚水平，即（第i個城市的服務業就業人數/第i個城市的就業總人數）/（所有城市的服務業就業人數/所有城市的就業總人數）。

2. labi表示第i個城市的年末單位從業人數，衡量的是外部經濟理論中的勞動力市場共享因素。

3. kli表示第i個城市每萬人擁有的普通高等教育專任教師人數，衡量的是外部經濟理論中的知識溢出因素。李金滟、宋德勇（2008）[35]認為，高等學校在產學研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相對受教育年限和成人識字率等，這一指標更具有解釋力。

4. dxi、yzi、ydi、interi分別表示第i個城市的電信業務總量、郵政業務總量、移動電話用戶數和國際互聯網用戶數，衡量的是新經濟地理理論中廣義運輸成本中的信息成本因素。陳建軍等（2009）[36]在衡量信息化水平時，從移動電話方面進行了度量，本文從電信、郵政、移動電話和互聯網四個方面，綜合衡量了城市的信息化水平。

5. kyi和hyi分別表示第i個城市的客運總量和貨運總量，這兩個變量衡量的是新經濟地理理論中廣義運輸成本中的傳統運輸成本因素。

6. agdpi表示第i個城市的人均GDP，即（第i個城市的GDP總量/第i個城市的總人口數量），衡量的是新經濟地理理論中的市場規模因素。金榮學、盧忠寶（2010）[28]指出，服務業發展較快的時期一般都是從中低收入水平向中上等收入水平轉化的時期，其在衡量市場容量時，也用了人均GDP作為變量。

7. fdii表示第i個城市的當年實際利用外資數額，反映的是城市的對外開放水平。衡量地區FDI水平指標主要有外商新簽合同書數、外商協議合同書數和實際利用外資數額，外商新簽合同書數無法全面反映FDI的規模水平，而協議合同數存在偶然因素，在反映集聚效應上有所不足（楊曉明、田澎、高園，2005）[37]，所以本文用實際利用外資數額來衡量城市的FDI水平。

由于我國在2003年重新調整了行業分類，使得服務業所涵蓋的行業發生了變化，即由原來的11個行業變為現在的14個行業，因此，為了保證數據的完善性和一致性，本文樣本數據采用我國96個沿海城市2003―2011年的面板數據，數據的時間跨度為9年。原始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②。

三、服務業總體及不同類型服務業的實證結果

本文首先對計量模型的選定進行了F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無論是服務業總體還是三種類別的服務業都接受了原假設，這表明本文的計量模型都應拒絕混合模型，選擇變截距、不變系數模型，即固定效應模型或隨機效應模型。

上述檢驗表明了服務業總體及三種類別服務業的計量模型都拒絕混合模型，應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或隨機效應模型，而對于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的選擇，本文又進一步進行了豪斯曼檢驗。從豪斯曼檢驗的結果來看，服務業總體、生產業和公共業都顯示拒絕接受原假設，而消費業的結果顯示接受原假設，因此，服務業總體、生產業和公共業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消費業選擇隨機效應模型，各個模型的具體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從回歸結果的總體來看，外部經濟因素、新經濟地理因素以及對外開放因素對服務業總體、生產業、消費業和公共業的集聚都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是每種因素對各類服務業集聚的影響程度又有一定的差異，這表明影響服務業集聚的因素是復雜多樣的，在分析時應盡可能的考慮到各種因素，而且，同一種因素對不同類別的服務業的集聚程度影響不同，如果在研究中忽視了這一點，很可能對實證結果的完善程度和可信程度造成影響。具體來看，外部經濟因素、新經濟地理因素以及對外開放因素對各類別服務業集聚的影響分析如下。

（一）服務業總體的計量結果分析

從外部經濟因素來看，勞動力因素和知識溢出因素對服務業集聚的影響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知識溢出因素的回歸系數為正，而勞動力因素的回歸系數為負，這表明我國沿海城市的知識溢出效應的發揮能夠有效促進服務業集聚，而勞動力的共享抑制了服務業的集聚。這是由于，在服務業的14個行業中，生產業和公共業有12個，在總量上占有很大的優勢，而生產業和公共業的勞動力因素系數都為相對較大的負數，分別為-0.477 6和-0.563 9，因此這就影響了服務業總體的勞動力因素系數，至于生產業和公共業勞動力系數表現為負數的原因，下文中將給出詳細解釋。

從新經濟地理因素中的交通運輸條件來看，客運量對服務業集聚表現為顯著的正向作用，說明客運量的增加能夠有效促進服務業的集聚；而貨運量對服務業集聚的影響表現為負，且回歸結果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服務業總體來說提供的是無形的產品或服務，對交通運輸條件的依賴程度相對較低，同時較大的貨運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地區工業較高的發展水平，相對來說其對服務業集聚的影響也就自然不明顯。在信息化水平方面，郵政指標和移動電話指標對服務業集聚的影響顯著為正，而電信指標和互聯網指標顯示為負向影響，但卻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原因可能是相對于快速發展的經濟來說，我國沿海城市的電信和互聯網供給水平仍然不足，而同時工業的快速發展也對其存在著巨大的需求，從而使得服務業對其的需求受到抑制，自然也就未能有效發揮出對服務業集聚的推動作用。在市場規模方面，市場規模對服務業集聚的影響表現為正，但回歸結果不顯著，這說明總體而言我國沿海城市的市場規模還沒有有效促進服務業的集聚。

從對外開放因素來看，對外開放對服務業集聚顯示出了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這表明，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不斷實施，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有效地促進了我國沿海城市的服務業集聚。

（二）服務業分類的計量結果對比分析

1. 外部經濟因素。（1）回歸結果顯示，勞動力因素對三種類別服務業集聚的影響結果都是顯著的，但是具體的影響性質存在明顯差異。對消費業而言，勞動力因素對其集聚起到了正向促進作用，而對生產業和公共業而言，勞動力因素對其集聚反而起到了抑制作用。這很可能是因為，消費業包括批發、零售業和住宿、餐飲業，這幾個行業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相對較低，簡單勞動力的共享便會有利于其集聚的產生。而對生產業和公共業來說，對勞動力的專業素質要求較高，如生產業中的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以及公共業中的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這兩個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更傾向于是高技能人力資本的共享，而現在我國各沿海城市的總體勞動力素質還相對較低，專業知識水平也相對不高，因而導致其對生產業和公共業集聚的促進作用尚未體現出來，相反卻因為消費業的集聚對勞動力的較大需求而擠壓了上述兩類服務業的發展空間。

（2）以每萬人擁有的普通高等教育專任教師人數衡量的知識溢出因素，對消費業集聚和公共業集聚的回歸結果顯著為正。這表明知識溢出因素對消費業和公共業的集聚都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是影響其集聚水平的重要因素。然而，對于生產業來說，知識溢出因素對其集聚表現為負向作用，但回歸結果卻不顯著。原因可能在于，相對于其他服務業來說，生產業所涵蓋的行業大部分為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因此其對知識和技術的要求相對較高，其溢出路徑較消費性和公共業而言則更為復雜。而我國各沿海城市目前的知識、技術水平雖然較以前有顯著提高，而且也發展迅速，但是就目前的水平來說，距離能夠有效推動生產業集聚的水平仍有較大差距。也就是說，雖然從理論上而言知識溢出因素會對生產業集聚應該具有促進作用，但由于消費性和公共業的集聚對相關資源的爭奪而影響了其復雜溢出路徑的形成，從而沒有更好的發揮其促進作用。

2. 新經濟地理因素。（1）在衡量交通運輸條件的兩個指標中，客運總量對三種類別的服務業集聚都顯示出了顯著的正向作用，這充分說明城市人口越多（無論是常住還是暫住）其對服務業的需求越大，自然其越對服務業集聚的影響也越大。而貨運總量只對消費業集聚的影響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顯示出的是負向作用。這可能是因為，貨運總量表明了本地區工業的發展程度，而從產業關聯的角度來說，這主要會促進到生產性和公共業的集聚。因此在城市各類資源一定階段保持大體不變的情況下，較大的貨運量自然會對消費業集聚產生“擠出效應”，自然也就會有負向影響。所以，在交通運輸條件的兩個指標中，與貨運總量相比，客運總量更有利于促進消費業的集聚。

（2）在衡量信息化水平的四個指標中，郵政指標對三種類別的服務業集聚都顯示出了顯著的正向作用；電信指標對消費業集聚表現為促進作用，而對生產業集聚和公共業集聚表現為抑制作用，并且三種類別服務業的回歸系數都未通過顯著性檢驗；移動電話指標對三種類別的服務業集聚的影響系數都顯示為正，但是消費業和公共業的回歸系數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移動電話使用水平并沒有有效促進消費業和公共業的集聚；互聯網指標對生產業和公共業顯示出了正向作用，但是回歸結果不顯著，而對消費業顯示出了顯著的負向作用。

總體而言，根據衡量信息化水平四個指標的回歸結果來看，其對三類服務業集聚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但同時也存在著差異，這也體現了信息化水平對各類服務業集聚影響的復雜性。生產業是為制造業提供設計、創意和技術等中間服務的產業，其發展對信息、技術等要求較高，因而相對其他兩種類別的服務業來說，生產業的集聚對信息化水平的依賴性最強。消費業為人們提供的是最終的產品或服務，目前的交易方式仍以面對面的實體交易為主，因而信息化水平對其集聚的影響力相對較弱。公共業是為人們提供生活服務和保障的產業，目前仍是實體參與為主，信息化服務為輔的服務方式。因此，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進其集聚，但是作用效果相對不顯著。

（3）從回歸結果來看，市場規模只對公共業集聚表現出了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對生產業集聚雖然也表現為正向影響，但是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我國沿海城市的市場規模還沒有有效促進生產業的集聚。其原因在于市場規模的擴大主要表現為最終需求的變大，首先受到影響的是最終產品，其次才會對與最終產品生產有關的生產業產生間接影響。這一相對復雜的路徑使得其對生產業集聚的影響并不是非常容易體現出來。而對于消費業而言，市場規模對其集聚顯示出了顯著的負向影響。市場規模促進產業集聚的機理可簡單表述為：一定的市場規模形成后，生產者們為了滿足市場需求和提高效率，會根據需求特點進行分工協作，隨著分工的擴展與深化，很多生產者為節約因過長的分工鏈產生的高成本，會將部分分工環節內部化，從而形成企業，而這種分工又會吸引配套或互補企業的入駐，進而實現資源共享規模化，最終促進產業的集聚（馮偉，2011）[38]。消費業中的各行業所涉及的分工鏈相對較短，這就使得整個分工連所涉及的配套或互補企業相對較少，因此，促進其集聚就需要相對較大的市場規模，而較小的市場規模會因為達不到臨界點而對其集聚產生負向影響。同時，消費業一般具有個性化比較強的特點，總體市場規模的擴大僅會吸引更多類別的服務業向本地區集中，但往往缺乏細分市場的針對性，從而也就難以形成集聚效應。

3. 對外開放因素。對外開放水平對消費業和公共業集聚的回歸結果顯著為正。這表明，對外開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促進消費業和公共業的集聚。而對于生產業來說，對外開放水平對其集聚表現出了負相關系。生產業主要服務對象為制造業，而伴隨著東部地區相關制造業外資的進入③，由于東道國生產業與外資的匹配度存在差異，因此其對生產業的需求主要來自于母國，從而對其需求會較少，也就不利于其集聚。但對消費性和公共業來說，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對其的需求，因此也就促進了其集聚。

通過上述服務業總體及三類不同服務業集聚影響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外部經濟因素、新經濟地理因素和對外開放因素都是影響服務業總體集聚、生產業集聚、消費業集聚和公共業集聚的因素，但是每一種因素對各個類別的服務業集聚的影響程度有很大差異。具體而言，知識溢出、郵政業務總量、移動電話用戶數和客運量的增加以及對外開放有利于促進沿海地區服務業的集聚。生產業集聚主要受新經濟地理因素的影響，交通條件的改善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都能夠促進生產業的集聚。勞動力市場的共享、知識溢出、郵政業的發展、客運量的增加和對外開放有效促進了消費業的集聚，而受消費業自身交易方式和市場需求等特點的限制，目前互聯網的發展和市場規模對其集聚作用還沒有發揮出來。外部經濟因素、新經濟地理因素和對外開放因素都是影響公共業集聚的主要因素，這三種因素條件的改善或水平的提高都將益于加快公共業的集聚。

四、結論及啟示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比較注重沿海地區的發展，從而使得沿海地區的經濟基礎、產業發展、投資環境以及基礎設施等大都優于內陸地區。同時，在地區公共政策方面也給予了沿海地區更大的支持，這就促使其服務業集聚程度要明顯優于內陸地區。正是基于這一現實，本文對我國沿海地區服務業集聚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

通過我國96個沿海城市2003―2011年的面板數據，基于外部經濟理論、新經濟地理理論和對外開放水平建立了服務業集聚影響因素的分析框架，并實證檢驗了三種因素對我國沿海地區服務業總體集聚、生產業集聚、消費業集聚和公共業集聚的不同影響作用。對于公共業而言，三種影響因素都體現出了較好的解釋力。對于生產業而言，外部經濟因素和對外開放因素對其集聚的促進作用尚未體現出來，新經濟地理因素是促進其集聚的主要因素。對于消費業而言，相對于新經濟地理因素，外部經濟因素和對外開放因素對其集聚的促進作用更加顯著。

通過本文的對比分析可以看出，外部經濟因素、新經濟地理因素和對外開放因素對我國沿海地區服務業總體集聚及三種類別服務業集聚的影響方向、影響程度都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性。在未來促進服務業集聚的進程中，應根據每種類別服務業集聚的不同影響因素，有針對性地區別對待，從而更好的發揮城市服務業的集聚效應。

注釋：

①之所以選擇沿海地區，是因為相比內陸地區而言，其服務業發展的相對更快，集聚態勢也更明顯。

②參考陳建軍等（2009）的做法，本文將服務業分為三類，分別為生產業、消費業和公共業。其中，生產業包括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房地產、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和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教育；消費業包括批發、零售業和住宿、餐飲業；公共業包括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和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

③外資的引入是東部地區制造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之一。

參考文獻：

[1]Marshall，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Macmillan press，1920.

[2]Krugman，P. Geography and Trade，MIT Press. 1991.

[3]Gerald A.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s returns to scale：A production function approach[J].Paper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1982，（50）：95-108.

[4]張威.中國裝備制造業的產業集聚[J].中國工業經濟，2002，（3）：55-63.

[5]文玫.中國工業在區域上的重新定位和聚集[J].經濟研究，2004，（2）：84-94.

[6]金煜，陳釗，陸銘.中國的地區工業集聚：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與經濟政策[J].經濟研究，2006，（4）：79-89.

[7]殷德生，唐海燕.中國制造業集聚的決定因素與變動趨勢――基于三大經濟圈的實證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2007，（12）：3-9.

[8]楊洪焦，孫林巖，吳安波.中國制造業聚集度的變動趨勢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8，（4）：64-72.

[9]趙果慶，羅宏翔.中國制造業集聚強度與顯著性――基于方差假設檢驗[J].經濟管理，2009，（7）：28-36.

[10]劉長全.中國制造業集聚經濟特征與最優集聚問題――對112個三位數產業的實證研究[J].上海經濟研究，2010，（9）：3-13.

[11]雷鵬.制造業產業集聚與區域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J].上海經濟研究，2011，（1）：35-45.

[12]韓峰，柯善咨.追蹤我國制造業集聚的空間來源：基于馬歇爾外部性與新經濟地理的綜合視角[J].管理世界，2012，（10）：55-70.

[13]Klimis，Theodor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 Greece：Sectoral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J].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2013 （21）：1853-1872.

[14]Dorothy I，Martin H. Service Industries as Growth Leaders on the Pacific Rim[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1984：190-199.

[15]Thomas A. Service industries，globalization，and urban restructuring within the Asia-Pacific：new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and planning responses[J].Progress in Planning，2004，（61）：1-74.

[16]洪銀興.城市功能意義的城市化及其產業支持[J].經濟學家，2003，（2）：29-36.

[17]曾鏘.基于關聯規則客流分析的商業集聚效應研究[J].商業研究，2012，（1）：29-35.

[18]趙楠.中國服務業吸引國際直接投資的現狀與對策：基于1998年～2003年經驗數據的分析[J].經濟經緯，2006，（5）：39-42.

[19]夏杰長.大力發展服務業是擴大內需的重要途徑[J].經濟學動態，2009，（2）：61-64.

[20]樊秀峰，周文博.服務業與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的動態研究――基于VAR 和VEC 模型的分析[J].經濟問題，2011，（9）：10-13.

[21]Jeffrey P，Catherine. Agglomeration and Cost Economies for Washington State Hospital Services[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08（38）：553-564.

[22]Su Weidong，Li Baohua. Urbanization，Industrialization and Service Industries Agglomeration：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of Chinese Provincial Regions[J].Canadian Social Science，2011，（4）：186-189.

[23]Stephan Manning. New Silicon Valleys or a new species？ Commoditization of knowledge work and the rise of knowledge services clusters[J]. Research Policy，2013，（42）：379-390.

[24]李文秀，譚力文.服務業集聚的二維評價模型及實證研究――以美國服務業為例[J].中國工業經濟，2008，（4）：55-63.

[25]程大中，陳福炯.中國服務業相對密集度及對其勞動生產率的影響[J].管理世界，2005，（2）：77-84.

[26]楊勇.中國服務業集聚實證分析[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8，（10）：64-68.

[27]陳立泰，張祖妞.我國服務業集聚的變動趨勢及成因[J].國際服務貿易評論，2009，（3）：149-161.

[28]金榮學，盧忠寶.我國服務業集聚的測度、地區差異與影響因素研究[J].財政研究，2010，（10）：41-45.

[29]管馳明，高雅娜.我國城市服務業集聚程度及其區域差異研究[J].城市發展研究，2011，（2）：108-113.

[30]唐鈺嵐.國際化大都市與生產業集聚[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11）：64-65.

[31]劉志彪.生產者服務業及其集聚：攀升全球價值鏈的關鍵要素與實現機制[J].中國經濟問題，2008，（1）：3-12.

[32]張益豐，劉東，侯海菁.生產者服務業產業集聚與產業升級的有效途徑――基于政府規制視角的理論闡述[J].世界經濟研究，2009，（9）：3-7.

[33]盛龍，陸根堯.中國生產業集聚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基于行業和地區層面的分析[J].南開經濟研究，2013，（5）：115-129.

[34]李文秀.美國服務業集聚實證研究[J].世界經濟研究，2008（1）：79-86.

[35]李金滟，宋德勇.專業化、多樣化與城市集聚經濟――基于中國地級單位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08，（2）：25-34.

[36]陳建軍，陳國亮，黃潔.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的生產業集聚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來自中國222個城市的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2009，（4）：83-95.

[37]楊曉明，田澎，高園.FDI 區位選擇因素研究――對我國三大經濟圈及中西部地區的實證研究[J].財經研究，2005，（11）：98-107.

[38]馮偉.基于本地市場效應的產業集聚機制研究[J].產業經濟評論，2011，（3）：53-81.

Influencing Factors Analysis of Urban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Coastal Areas of China

Ji Yujun， Ding Kehua， Zhang Peng

（School of Economic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 China）

第8篇：新經濟政策的實質范文

關鍵詞：經濟自由；市場調節；國家干預；市民社會；經濟法制化

中圖分類號：F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19-0087-02

在皮埃爾?羅桑麗隆所著的《烏托邦資本主義》中，他主要闡述了對于市場觀念、市場經濟和市場社會的看法，作者指出了市場經濟的特性和作用主要體現在使決策權分散化，并可以進行自動調節。而市場調節并不僅僅是簡單的經濟調節，還需要具有廣泛的社會調節作用的方式來完善市場經濟。通過建立社會的問題論述，引出從“神建”到“人建”的轉變，最終達到“小政府，大社會”，有著適當政府干預的社會。因此，我們要想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要遵循歷史的線索，通過學習與理解經濟自由與國家干預的理論與實踐的背景來進行研究。這樣，通過深入了解理論背景變化的同時，開拓市場經濟下的新模式，從而促進我國市場經濟有序快速的發展。

一、經濟自由的解讀

自由，有史以來都是一個令人向往和追求的崇高信念和理想。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歷史是為自由而斗爭的歷史。經濟自由直接關系到社會經濟關系中人們經濟利益的分配與實現，而且經濟自由的實現還決定社會成員的社會政治自由權利的現實狀況。

經濟自由是經濟自由主義的產物，并且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變化。在15世紀到17世紀，代表了資本原始積累的重商主義是商業資本利益和要求的經濟學說和政策體系。他們政策倡導帶有極端的國家干預主義色彩，認為國家這只“看得見的手”是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所不可缺少的手段，并且應該落實有利于商人的政策。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封建自然經濟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建立。但隨著英、法等國已經相繼完成工業革命，這一國家干預的政策已經無法滿足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了，取而代之的是古典經濟自由主義。

在18世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從幼年進入青年時代。亞當?斯密就提出了一種完美的“自由放任”的經濟自由發展模式：每個人都是“經濟人”，以謀取個人利益和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因此社會要為個人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國家應該放任經濟自由發展，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要讓社會公共資源得到自發的優化配置。這個想法在新興資產階級中代表了一種信念：沒有封建君主專制的國家干預，他們也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物。這時，封建君主專制國家逐漸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障礙。但斯密的思想，對后世100多年自由主義思潮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19世紀末20世紀初，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了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這種背景下，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就取代了經濟自由理論。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后，出現了提倡自由放任為主，政府干預為輔政策的新經濟自由主義，這使得凱恩斯的“看得見的手”的政府干預理論得到了新的挑戰。但新經濟自由主義提倡的自由，在某種程度上很好地對古典和新古典學派的完全自由放任和完全排斥政府干預的經濟主張進行了修正。

通過研究經濟自由主義發展的歷史軌跡，我們得出經濟自由是符合人性的，并且應是任何法律制度要加以保護的自由。

二、經濟自由與國家干預

資本主義發展到現在，市場調節和國家干預一直是資本主義國家調節經濟所使用的兩種手段，只是每個時期的側重有所不同。重商主義強調國家干預，亞當?斯密偏重市場，到凱恩斯主義時期的偏重國家干預，又到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回歸市場。這種側重的不斷變化，總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后進行的，也正是在這種側重面不斷變化的過程中使資本主義得到發展。

當經濟自由主義無力面對經濟危機、大蕭條時，國家干預主義就應運而生，各有自己的成就和輝煌。但面對“滯脹”，國家干預主義也無能為力，此時，自由主義似乎顯現出活力。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經濟自由與國家干預是兼收并蓄，互相滲透的，國家過多的干預和一個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場，都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從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和各國的現行政策看，單一的國家干預或者是經濟自由是不存在的，應該形成有著有適度國家干預和科學計劃指導的，二者相融合的現代市場經濟。一方面，國家干預主義逐漸承認了市場經濟的效率，同時注意了將宏觀經濟政策同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相結合；另一方面，相對于完全自由放任，適當的國家干預也得到了大多數的經濟自由主義倡導者的認可。

然而在現實中，市場并不符合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所設想那樣的“有效市場”，因為經濟的相互作用十分復雜，市場參與者也遠不未能夠完全理性。盡管國家具有一定的強制力優勢，但在解決信息的不對稱和不完全而導致合作難以達成的問題時，同樣產生了相互依賴性的其他沖突和矛盾。因此，傳統的市場經濟理論下國家和市場的組合，在實際相互依存的人類合作中有難以克服的局限性，這就要求我們要超越這種方式，去重新認識我們熟知的“市場經濟”。

三、基于市場、市民社會和國家協調下的市場經濟

在青木昌彥的思想中，協調是指“經濟主體間各種行為間的調整，各經濟主體為了使決策能夠彼此調和從而達到有效地利用稀缺資源的目的，應如何共享信息和分享利用的問題”，可見，如何更有效率地獲取和利用信息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同樣，市場和國家在市場經濟活動的協調過程中存在諸多信息失調的問題，諸多這樣問題的解決就需要不被重視的社會組織來做。社會的發展需要兼顧個人與公共利益，同時也不能忽視各種社會組織與社會團體的利益。如同馬克思所說：“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

市民社會在17至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西歐真正走向成熟，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和不同的歷史環境中都有著不同的內涵，可以定義為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糅合國家利益、個人利益以及代表小范圍內特殊領域中的集體利益的特殊工具。市民社會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它不僅僅體現了群體和組織內的認同與協作，通過形成內部的信息共享，來降低小范圍內成員間合作或者沖突的交易成本，進而降低市場交易風險。同時，市民社會組織也可以成為國家協調公共利益的有利工具，從而減少過多的國家干預，更利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有序發展。

現今的市場經濟，最大的目的是進行稀缺資源有效并且合理的分配，進一步來講就是要促進人類歷史的文明和普遍提高社會成員的福利水平。這一偉大目標的實現，無疑要依靠國家和市場在不同領域解決問題的不同優勢，但是因為信息不完全的缺陷所制約，會出現普遍的協調失靈。這時候通過市民社會組織的協調，利用其信息和成本的優勢，為平衡市場和國家提供了有利條件。因此，按照人類社會相互依賴性所要求的協調機制而言，市場經濟實質上應該是基于市場調節、市民社會組織和國家干預這三位一體的聯合協調機制。

四、我國的實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市場和國家干預相協調的機制來發展經濟，使得國民經濟水平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十報告最新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特別強調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三個平等”原則，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這個經濟理論創新是要把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定位為處理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這“兩只手”的關系，做到不同市場主體競爭的“三個平等”。這就要我們在法律的監督下，兼顧國家、市場和市民社會組織的平等協調，來促進我國市場經濟正常、有序、優質的發展。

現代經濟法的基本價值在于保障經濟自由，維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經濟法作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范和裁判規范，是經濟自由行使的邊界和國家干預合法性的源泉，做到有限的政府和經濟的法制。所謂有限政府就是要求國家在干預市場時必須遵循有限權力原則，即行政權力的授予意味著權力行使應受到法律的限制，受到行政相對人的限制，同時也受到其他權力的限制，因而一切行政權力都是有限的。

在法律范圍內，市場本身可以解決的問題，政府不必插手；而市場自身面臨的無力解決的問題或者解決成本過于昂貴的問題政府要介入去幫助市場解決難題。通過市民社會組織的和市場、國家干預的協調，限制政府機關的權力，平衡各個競爭主體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來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這也保證了市場的自由與競爭和政府服務于公共社會利益。這樣才能從現實的角度實現我國市場經濟健康、有序、快速的發展，真正實現在十報告中提出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

參考文獻：

[1]何文強.經濟自由與國家干預[J].云南社會科學，2007，（1）：45.

[2]樊一發，郝士宏.市場調節與國家干預―西方的理論與我國的實踐[J].生產力研究，2004，（7）：22.

[3]張孝遠.關于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之間的關系、意義[J].甘肅社會科學，1998，（1）：46.

[4][日]青木昌彥，等.市場的作用，國家的作用[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2：87.

第9篇：新經濟政策的實質范文

隨著社會的發展金錢一定程度上代表著社會發展的速度與進程，所以有一個合理的管理經濟的方式。而且，在近代一些銀行等機構的成立也為金融證券化創立了條件。1997年7月2日，亞洲金融風暴席卷泰國，泰銖貶值。不久，這場風暴掃過了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等地，打破了亞洲經濟急速發展的景象。金融風暴成為了襲擊整個世界的主要因素，當然中國也沒有幸免于難。在我國金融的發展迅速，相比對國際的發展國家也很落后，因此，對我國金融證券化與中國金融創新策略的研究非常必要。

一、 金融證券化

（一） 金融證券化推行的條件

金融證券化在我國以及全世界范圍內能夠推行并不是一種偶然，而是有一定條件的。金融證券化的實質就是各方資金的合理調配。要對資金調配首先是要有足夠多的資金。然而，資金并不是可以憑空產生的。因為世界上資金的積累是人類財富的積累。首先，是人類在一定的發展前提下，尤其實在近現代重工業迅速發展的前提下，人類的財富才得以迅速的積累，從而出現資金的積累。然而，在工業等各行各業迅速發展的情況下，資金問題的短缺和閑置以及不可分配的現象。在某一行業或者某一企業中，資金被大量閑置，而在另外一個企業中則出現了資金嚴重不足的現象，金融證券的出現正好可以解決各行各業經濟領域中出現的這些問題。同時，經濟問題的出現也同時帶動了銀行等各種金融機構的出現。但是，這些金融機構的出現也為經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為國家統一管理經濟、解決金融問題提供了方便。而且，這也金融機構的出現，解決了生產生活中的資金問題，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各行各業的迅速發展，也成為了人類進步的階梯之一。

（二）金融證券化的意義

對企業而言，直接發行證券的形式在市場上籌集資金既便利融資，成本又低，還可享受發行證券本身的許多好處。對社會公眾而言，有價證券在流動性和收益率方面比銀行存款更有吸引力。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推動了公司融資證券化趨勢的形成。在企業中，解決金融危機的主要手段就是“融資”。融資是公司注入流動資金的重要方式。當公司出現危機的情況下，任他方式的資金注入與使用即證券相比較而言都表現出一定劣勢。然后，當今世界，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人們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人們對生活中的食物的追求越來越趨向完美化。所以，人們在資金的運轉過程中也越來越青睞于金融證券的使用。金融證券是資金流動的最佳方式，相對于經濟貨幣化，金融證券化的優勢顯而易見。

金融證券化的出現帶來的好處并不僅僅是對國家以及公司帶來利益。金融證券化也給許多個人帶來了利益。比如，許多財產比較多的人可以將自己的財產、資金等通過金融證券的媒介投入到經濟市場中進行管理，因此而獲得財富。這樣也給一部分有不動產的群體帶來了利益。當然，金融證券化帶來的利益并非只有這些，只要能抓住金融證券化大形勢下的機遇，每個人、每個集體都可以享受金融證券化帶來的利益。

二、 金融證券化的發展情況分析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重工業開始進入了迅速發展階段，隨之我國的經濟情況也出現了好轉。尤其是將我過的經濟與全世界接軌，市場經濟進入了全球的發展階段。金融證券化也隨之進入了我國經濟發展中。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我國的經濟發展進入了全盛的階段。機遇與挑戰并存，雖然我們從改革開放中抓住了經濟發展的大好機會，但是，依然不得忽略經濟發展給我們國家經濟管理帶來的挑戰。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真正的勇士不是不能夠發現深淵，而是明知是深淵還要跳下去。我們作為一個經濟發展中的用著跳下了深淵，我們的挑戰就是將這個深淵轉化成為我們經濟發展的另外一個機遇，使我們得以在全世界范圍內得以生存，并且可以優于其他國家。然而，我們的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深水區，我們不知道發展的方向，稍不留神就可能將之前的經濟發展帶入毀滅中去。那么，這也就意味著我國的經濟發展需要得到良好的管理。但是，我們國家經濟發展也處于實驗階段，出臺合理的經濟管理政策還比較困難。但是，國際金融證券化將我國的經濟也帶入到金融證券化的行列中來。這樣的經濟也為我國的經濟管理提供了方便。因為在宏觀管理經濟的情況，資金的調集等是必不可少的程序，金融證券化恰是市場經濟自動調節的重要方法，為我國的經濟管理確實提供了許多便利之處。金融證券不僅是國家經濟管理的良策，也是對各行各業公司的調集資金解決資金周轉問題的考驗。當公司內出現經濟危機時，解決資金問題成為需要解決的首先問題。公司是否能夠在短時間內利用金融證券化的局勢解決公司的資金問題是每一個公司都會面的挑戰。

三、 金融證券化的弊端

金融證券化的出現確實為國際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提供了便利之處，但是金融證券化的出現對經濟的發展并不是百利而無一害。首先，金融證券化是社會節奏變快的一種經濟發展產物，所以，金融證券化首先在經濟發展節奏上比較快。雖然，這迎合了快節奏生活下人們的生活和工作需求，但是，快節奏意味著給公司帶效益快，讓公司破產也比較快。而且，在節奏比較緩慢的情況下，公司可以有比較充足的時間考慮、找出對策以及想到方法籌集資金應對經濟危機。但是，在轉眼即逝的情況下，公司很可能來不及商量對策公司就破產了。對于公司而言，公司破產必然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當然，公司破產也必然帶來公司員工的大規模失業。公司員工的事業對國家來說，這也意味著有一個大負擔降臨。因為，下崗員工的生活質量難以保障，而且下崗職工再就業造成的就業負擔對于我們國家來說并非一件容易解決的事情。

四、 金融證券化帶來國家經濟管理的挑戰

我國經濟的發展相對世界平均水平而言并非前端國家，但是進入國際化的軌道之后，我們必須在經濟管理中與世界水平同步。這就需要我們國家在經驗不足的情況能夠悟出更多道理、找到更多適合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政策和制度。

五、 我國經融證券化的新形勢和創新

我國金融證券的發展隨著國際形式而來，但是，我們必須有自己的創新的發展方式和管理方式去應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首先，我們要對我國以及國際的金融形式進行分析。因為，我們國家要有自己的發展方式，但是，我們國家是國際經濟形式發展下一個重要成員，我們就要去迎合國際經濟發展形勢。而且，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要跟著國際發展形式走，否則掉隊就會導致我們國家的落后，最終使我們成為遭受蹂躪的對象。曾經的閉門造車已經給我留下了教訓，在我們國家也有這樣的古話，“知彼知己才能百戰不殆”。我們是一個大國就要有大國風范，不能在國際經濟的發展下輸給任何一個國家。

國家的經濟發展并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過程，在國際經濟發展的同時，我們要根據我們國家以及各國的發展形式及時調整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當然，我們國家經濟政策不能夠照搬照抄其他經濟發達國家的發展政策。因為我們是一個獨立發展的國家，有適合自己的經濟發展政策，必須要學會創新經濟政策，才能促進我們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1]巴曙松，吳博，劉睿.金融結構、風險結構與我國金融監管改革[J].新金融.2013，（05）：11-15.

[2] 韓大濤.高職金融證券專業人才體系培養教學改革研究――以南寧職業技術學院為例[J].市場論壇.2015，（04）：87-89.

[3]岳紅池.淺析我國金融業分業經營向混業經營的過渡[J].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0，（07）：7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