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醫療網絡解決方案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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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智慧醫療網絡解決方案范文

世界變“平”了、變“小”了，在經濟、社會和技術層面，這個全球整合的世界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當前的金融海嘯、全球氣候變化、能源危機或者安全問題，迫使我們審視過去。也正是各種各樣的危機，使人類能夠站在一個面向未來、全新發展的門檻上―我們希望整個世界也變得更有“智慧”。我們有機會，同時也有能力建設更有智慧的系統，更有智慧的企業，更有智慧的國家，甚至更有智慧的地球。

三個智慧推動力

談到智慧之道，我想首先應該注意到一個重要的趨勢，那就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幾乎任何系統都可以實現數字量化和互聯的事實，并且在此基礎上我們能夠做出更加智慧的判斷和處理。

更透徹的感應和度量

例如，到2010年，全球每人將平均占有10億個晶體管，每個成本約耗資十萬分之一美分，而各種各樣的感應科技也開始被嵌入在汽車、家電等設備，以及公路、水利、電力等設施當中。這些晶體管和感應器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世界的運轉，讓我們能真切地看到究竟發生了什么，并能夠準確量化所產生的變化。

更全面的互聯互通

到2011年，互聯網用戶將達到20億人，并且以史無前例的方式與各種設備物件連接起來。未來互聯網將會變成物聯網，國際貿易壁壘逐漸消除，企業內外的整合日趨緊密，跨行業的聯系和合作也不斷加強。虛擬技術的大行其道，又加速了互聯互通的趨勢。這些都大力推進了協作和創新的廣度和深度。

更深入的智能洞察

同時，我們也看到，隨著信息技術的成熟和不斷發展，人們可以負擔得起使用大規模計算機集群及云計算去加工、建模、預測和分析海量的數據。人類將最大化地利用信息資源，從中獲得前所未有的洞察力，并因此更快、更好地作出決策。

這一切都意味著，經濟可行的智能技術能夠被應用到幾乎所有的行業，用于各種產品，催生過去無法實現的服務。在此基礎上，無論自然體系，還是行業系統，或者企業，甚至人類本身，都將更緊密地相互關聯整合，形成個各種各樣的智慧系統。

從四個關鍵挑戰入手

我們駕馭并把握這些趨勢，就能開創出通往“智慧的地球”這一美好愿景的通途。在這個進程中，我們必須考慮如何解答四個關鍵的問題：

第一，面對無數個信息孤島式的爆炸性數據增長，我們需要獲得嶄新的智能和洞察，利用眾多來源提供的豐富實時信息，以做出更明智的決策；第二，我們需要開發和設計新的業務和流程需求，實現靈活和動態流程支持下的靈活的運營和運作，達到全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第三，我們需要建立一種可以降低成本、具有智能化和安全特性、并能夠與當前的業務環境同樣靈活、動態的基礎設施；第四，我們需要采取行動解決能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提高效率、提升競爭力。

建設“智慧的地球”是當務之急

我認為，在目前的社會經濟環境下，建設“智慧的地球”是當務之急。

我們先看資源問題，在美國洛杉磯一個小社區，每年為尋找空車位所浪費的燃油高達4萬多加侖；而現有的油井中只能提取20％-30%的石油；在中國，約有1/3以上的工業廢水和90%以上的生活污水未經處理就排入河流，加劇可利用水資源不足。再看供應鏈，由于供應鏈低下，消費品和零售行業每年損失約為400億美元；中國每年物流所占GDP比重達20%，這個數字比美國高一倍。還有食品安全和醫療衛生方面，最近三聚氰胺度奶粉致使29.4萬人患病，84%的中國消費者聲稱對食品安全的關注度提高；美國一個國家，每年就出現220萬起由于手寫處方導致的配藥錯誤；這些問題觸目驚心，丞待解決。

對于這些問題，IBM也在進行認真思考，并且已經在努力進行探索和實踐，比如：

更加智慧的追蹤系統：IBM與挪威的Matiq公司正在開發一套更先進的食物追蹤解決方案。它采用RFID(射頻識別)技術，從農場、供應環節到超市上架，全程追蹤肉類和禽類食物，以確保食品保持最佳狀態。

更加智慧的交通系統：IBM正在與布里斯班、倫敦、新加坡及斯德哥爾摩合作建設更為智能化的交通系統。通過一系列措施，斯德哥爾摩交通流量已減少20%，污染物排放降低12%，每天新增4萬人次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更加智慧的能源系統：IBM與全球11家領先的智能計費器企業中的7家共同攜手，通過實現設備智能化，為消費者降低費用。在西北太平洋國家實驗室通過將恒溫器轉換為可調控，幫助普通家庭降低10%的能源開支。

更加智慧的醫療保健系統：IBM正在幫助主動醫療網（ActiveCare Network）監控美國38個州的1.2萬多家診所，為超過 200萬病人提供注射液、疫苗及其他藥品的適當運輸網絡。主動醫療網采用IBM軟件降低治療費用高達90%，降低病人、診所應用費用達60%。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迄今為止，我們眼里的IT是數據中心、軟件、個人電腦、路由器和寬帶的世界；我們眼里的基礎設施是大樓、工廠、醫院、公路和管道的世界。現在，只有把實體世界和數據世界融合在一起，才能把世界變得更加智慧。

智慧地球的潛能不會自動釋放出來。需要來自各界的倡導和領導力，在商業、政府、學界、社區方面引領這些重大變化，當務之急是加快“智慧”的腳步，對每個行業、機構乃至個人而言都是如此。

第2篇：智慧醫療網絡解決方案范文

改變自己的行為，使每個員工都有責任感，使每個步驟都有責任感，不能把責任感當作一種空洞的口號，而應該變成客戶能夠直接享受到的服務。

把自己看成國家大系統的一部分，做國家想要做的事，做老百姓期望的事，我認為這就是社會責任感。

劉總，很高興在電話里與您交流關于社會責任方面的話題。這兩年社會上對社會責任的關注比較多，您怎么樣看待這個現象?您自己是怎么理解社會責任的呢?

劉積仁：我覺得，現在大家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熱烈討論，跟社會對弱勢群體的關注有關，也跟部分企業在財富創造過程中沒有承擔法律和道德的責任有關，社會希望企業能夠更多地承擔這些責任，將社會對企業發展支持所獲得的收獲來回饋于社會。比如說，某些企業為了企業本身的利益而忽略了投資人的利益，某些食品企業為了高額利潤而置產品質量于不顧，某些醫藥企業為了自己的生產而破壞環境，當然還有商業賄賂等問題。

如果談企業社會責任的話，我覺得這些就是底線了，一個企業最基本的責任就是對法律地依從，也就是說要用法律來約束企業的行為。對于一個企業來說，遵守法律應該是最基本的要求。

由于二十多年來我們一直處于國家經濟體系不斷完善的過程當中，人們對于企業在發展初期某些違背社會責任的行為比較諒解，但是走到今天就會出現一些問題，這也就導致了我們用今天的觀點來看，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不強。所以我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感跟社會的進步是聯系在一起的，隨著社會地不斷進步，企業的責任感會越來越強，越來越有一種歷史感，也就是說我們要對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負責任。企業是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除了創造效益之外，它還能夠促進社會和諧。企業在發展自身的同時，也能夠讓社會的其他部分得到和諧發展。

我剛才講的法律責任是一個底線。在法律這個底線之上，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感體現為它的素質、道德以及它對社會的一種關愛。這些方面并不是由法律和制度所約束的，而是企業自身為了創造更美好的社會，讓社會的各個部分都能夠共同發展而自覺地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企業的社會責任就像人一樣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心有法律，一方面是心有道德。

您剛才談到社會責任重的這個法律底線問題非常重要，在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最新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問卷調查結果中，企業家們對法律責任的認同度排在第一。

劉積仁：今天中午我看到電視上在討論所謂的“原罪”。“原罪”是經濟大發展初期必然會出現的，全世界都一樣。美國和日本在創業初期的時候，也都走過這個階段。道德水準是人類不斷追求的，比較抽象，是不能通過制度來約束的。這個社會走到今天，我想法律和道德是每個企業都應該重視的，而且應該越來越重視，要與企業發展同步的。

一些企業界朋友告訴我，現在不太愿意談企業社會責任這個話題，因為來自社會各方面對企業家的壓力和期望都越來越大、越來越高，您覺得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與企業家本人的認識水平關系密切嗎?

劉積仁：作為一個企業的經營者或者說企業家，應該知道，社會的尊重是企業價值的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企業品牌的一個重要因素。不能把社會責任看成一種壓力，我認為它是一種投資，有投入就會獲得回報。如果能夠主動地像看待投資一樣去建立社會責任感，就會得到社會的尊重和信賴。

關于目前企業界履行社會責任的現狀，您剛才提到幾個行業的情況令人擔憂，那么從IT行業來看，高科技、知識型企業這方面的壓力是不是小一些呢?

劉積仁：知識型企業與那些行業相比要好得多，因為它是一個新型的產業，也是高科技產業，在發展的過程中更多的依賴知識的創新，對社會一些創造財富的物質資源依賴不大，在產品方面，它是純技術的，比較容易度量和檢測，所以在產品質量對客戶利益的傷害方面也沒有什么問題。

但是我們也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問題，比如說知識產權的問題。事實上，對知識產權的尊重也是一個社會責任的問題，尊重別人的勞動，而不是通過剽竊，通過使用別人投資取得的成果來建立你自己的事業，這是一項最基本的責任。相對于食品等制造行業，在技術領域，知識產權的問題是企業社會責任面臨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您怎么看那些讓家長們十分頭疼的、讓孩子們特別癡迷的電腦游戲，這有沒有涉及到商業倫理方面的問題?

劉積仁：在網絡不斷走入每個人的生活中，數字內容更容易獲得的今天，網絡信息內容對社會的影響，對年青人的影響已經是一個與社會責任相關的問題，還有個人隱私的保護、網絡社會對法律的尊重問題等等，都是我們在信息時代遇到的新問題。比如說，現在網上的很多不良內容對社會是有危害的，但是仍然有許多人通過它來賺錢。還有我們現在經常收到沒有經過使用者同意的廣告短信，個人銀行，手機信息的泄露，為了獲得利益而表現的對法律的不尊重，對社會的不尊重，對其他人的不尊重，使在新的形勢和環境下，產生了更復雜的社會責任感問題。

您是怎么理解企業家的社會責任的?

劉積仁：遵紀守法、為國家納稅、解決了更多人的就業問題，我覺得就盡到了一個企業家的社會責任。這是基礎。如果說還能在企業本身發展的同時做更多對社會有益的事情，就更好了，這里面有一個程度的問題。

很多人把企業的社會責任理解為捐贈、建希望小學，或者是解決某個地方的貧困問題等等，我覺得這種看法是相對狹隘的。舉一個例子，有的國有企業有幾十萬職工，企業能夠妥善地安置他們，同時為國家納稅，它就已經很好地盡到了一個企業的責任。這個時候再強調它還要做多少事就有點形式化了。在美國，如果你在當地建立了一個企業能夠為當地解決500人的就業問題，你就是一個很有責任感的企業家。如果你還能夠雇傭一些傷殘的員工，你就是相當有責任感的企業家了。如果你還能為地方的財政做出貢獻，政府就會得到更多的經費來支持公共事業和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一個企業如果從不給政府交稅，而僅僅是對社會的有限的捐贈，則是沒有做到一個企業的最基本的社會責任。

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方式有很多種，企業應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方式，而誰都不能推卸的社會責任是企業最最基本的責任：為社會創造財富。

您剛才提到社會上有不少人更強調企業應多關注企業之外的弱

勢群體和更多地參與捐贈，您覺得這反映出一種什么樣的社會心態?

劉積仁：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公眾認為企業比政府更有能力做這件事。事實上大家看到的企業，只是企業里面比較優秀的那一部分，這部分能占到10％就不錯了，剩下的企業大都是正在艱難奮斗之中的。這些企業的情況是有所不同的。

優秀的企業有著更好的盈利能力和社會影響力，所以大家認為企業應該幫忙解決這些社會問題。這種想法不能說過分，但是不能說企業依賴國家的環境和政策賺了錢就必須捐出來一些，不捐就沒有責任感了，這并不是社會責任感的基本衡量方法。因為你沒法知道這個企業承擔了多少社會責任，它是無法衡量的。同時，一個企業拿出錢捐給社會了，就一定有社會責任感嗎?

您剛才的看法和認識可以說代表了部分企業家的意見，不能把企業參與社會公益事業當作一個交換關系，企業的存在就承擔了一定的社會責任，但在法律責任之外的捐贈等公益事業更多地應該出于自覺自愿。

劉積仁：也可能有的企業在以履行社會責任的名義來炒作、來推銷自己，但這些企業的產品質量卻未必可靠，而它卻被包裝宣傳成了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所以，我們不能拿捐錢來衡量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這種拜金的思維方式就有可能給邪惡者以可乘之機。大家都覺得錢就是一種象征的符號，拿這種表面的東西來評價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很膚淺的。

您覺得政府在促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方面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劉積仁：最基本的一點就是國家的制度和政策要更科學化、透明化，更有利于企業的規范操作和執行。這樣才能讓企業經營者創造一個健康的經營歷史和社會責任感的紀錄。在歷史上，他們曾經做過的某些與社會發展不和諧的事情也往往與當時的政策、法規及社會環境有直接的關系。比如說，過去批地、批藥的政策程序實際上有很多問題，與政府部門本身的建設與治理有很大關系。有些問題是企業與政府互動產生的，政府的治理水平也會使企業家的職業道德發生偏離。所以，我認為政府的決策水平和治理水平要提高，要更科學地制定整個治理的體系，更系統地設計有利于企業健康發展的環境。可能這個體系需要不斷的改進，但是要更長遠地考慮這個體系應該是什么樣的。因為有的時候政府部門之間分工的不同會導致企業在經營和發展過程中行為上的一些差異，這些可能會導致一些負面的、破壞企業社會責任的問題。

其次，捐贈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種表現方式，但是這種行為也是需要激勵的，比如說對捐贈的企業實行免稅等。先不說企業是否應自覺地奉獻社會，單從可行性這個角度來看，現在的公司，如果是正常的話，它不是哪個人能控制的，很多決定權在董事會。像我們公司董事長捐贈的額度是要經過董事會批準的，因為你用的是投資者的錢。如果我拿公司的錢去捐了，大家都說劉積仁是個有責任的企業家，但是股東們會說，這不是拿他的錢，而是拿我們所有股東的錢。

另外，政府還要制定相應的政策，比如捐贈過程怎么控制，捐贈的資金怎么管理。事實上這個東西一點都不難，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做了很長時間了，早就有這些制度，我們只需要把它拿到我們國家來，和現存的制度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說，政府應從系統的角度出臺一個解決方案，為企業搭建一個平臺。企業也是社會的一分子，這個平臺上如果有很好的章法，企業在這個平臺上做事就會順利多了。

“東軟”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有些什么樣的體會和經驗?

劉積仁：首先我們要從本職工作來看待我們的社會責任。拿醫藥行業的話來說就是你賣的藥要能治病。比如說現在“東軟”是軟件信息基礎設施的提供者，或者說解決方案的提供者，像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網通都是我們的客戶，客戶用我們的軟件，我就要保證它用著沒有問題，比如打電話不能掉線，記錄的話費單不能有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在技術上不斷創新，在服務上不斷與客戶溝通，來保證我們提供的整個系統的安全有效。中國的社會保障系統也在用東軟提供的軟件，在全國有50％以上的份額。大家到醫院看病的時候要拿醫保卡，這個卡上的信息就要通過我們這個系統來處理。如果我們這個系統不可靠的話，人家可能正好在醫院做手術卻交不上錢，這就會產生很大的問題。我們還有一些銷往全世界的產品，具體銷往哪里我都不知道，但我同樣要對產品負責。

我們要做一個可信賴的而且讓客戶尊重的服務提供者，我們要改變自己的行為，使我們的每個員工都有這樣的責任感，使我們的每個步驟都有責任感，不能把責任感當作一種空洞的口號，而應該變成客戶能夠直接享受到的服務。這是我從本職工作這個角度對社會責任的理解。

第二，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基礎上，“東軟”還力圖為社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過去中國的大型醫療設備都是進口的，比如CT設備，中國人自己不能造。出于一種社會責任感，東軟感覺到，我們中國有這么多人口，有這么多的醫院，如果買不起這些昂貴的國外設備，那些偏遠鄉村的病人就得不到很好的醫療服務，所以“東軟”應該用它的科技力量來研制這些產品。為了讓企業在這方面獲得業務的發展，同時也能夠服務社會，我們從96年開始就不斷投入來做這方面的產品，現在國內有5000多家醫院在使用“東軟”的CT、磁共振、X線機等醫療設備。

有一次內蒙的一個縣醫院裝了我們的CT設備，我親自去參加了剪彩活動。那個縣第一次裝這樣的設備，我看到整個街道都插著紅旗，看到老百姓歡欣鼓舞的場面，說真的，當時我特別感動，同時也為我的工作感到自豪。

有家醫院買不起這個設備，我們公司就捐給它一臺；不少醫生不愿意去偏遠地區的醫院，病人看病容易誤診，所以我們用自己的通信技術建立了一個遠程醫療網絡，使得小醫院的CT和X光的片子可以傳到北京，由北京的專家幫他們診斷，再給他們傳過去。

我們把自己看成國家大系統的一部分，做國家想要做的事，做老百姓期望的事，我認為這就是社會責任感。我們成為了全世界少數幾個可以做CT設備的國家之一，為中國眾多的醫院提供了這種服務，“東軟”也就因此變成了一個創新的、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所以，做好的產品，做社會真正需要的產品，也是社會責任的一種表現，是對社會的貢獻。讓別人能夠從中受益，從而使這個社會更美好也更和諧。

“東軟”入圍了2007年的CCTV年度最佳雇主，主要理由是公司內部的員工關系、員工的教育和職業規劃方面做得比較好，這方面您有什么特別的體會?

劉積仁：現在“東軟”有10000多名員工，我們不僅把他們看成是推動企業發展的動力，也要關注員工自身的發展，關注他們未

來的生活。這些年我們一直強調發展員工，一直不斷推進培訓計劃，讓我們的員工有不斷學習的機會。同時企業在這方面做了更多的投入，為每個員工都做了職業規劃。我們有一個知識系統，讓員工根據工作的需要來學習相應的、更多的知識，這樣到了下一階段就可以做另外一個工作。讓員工一邊工作一邊學習，這是我們企業發展的整體規劃。

另外我們為員工創造了一流的工作環境，把大家的單調的辦公室變成花園，變成運動場，我們的院子里有足球場，有小的高爾夫練習場，也有健身房，還有很多培訓教室等等。讓員工覺得工作在一個被關愛的企業里面。

同時“東軟”有一個愛心基金，這是一個互助基金。如果某個員工的生活出現了重大困難，這個基金就會開始運作，集合大家的力量來幫助他。比如說有一個員工的愛人得了白血病，只剩下6個月的時間。為了治療他妻子的病，我們工會就開始募捐，總共為他捐了26萬元，讓她在天津做了一個骨髓移植手術。我們救了一條生命，也維護了一個家庭。很多員工都曾接受過愛心基金的幫助，這也使得我們的員工更有愛心。許多員工和公司一道積極投身到社會公益行動中去，為偏遠山區的學校修繕房舍，解決電力問題，和困難的學生家庭結成幫扶對子；為來自貧困地區和家庭的大學生捐款，讓他們完成學業；資助防治艾滋病，治療唇腭裂的團體和個人；為受到大的自然災害的地區捐款等。這些行動都來自于員工和公司自覺地投入和行動，并成為公司倡導的文化的一部分。

在經營企業的過程當中，您感覺到最快樂的是些什么時刻?

劉積仁：創業15年來，讓我感到最快樂的時刻就是每年年終的總結大會。

每一年的總結大會都在告訴我，公司業務在成長，我們的員工在成長，特別是很多年輕的管理者不斷地在成長，而且大會的規模一年比一年大。看到這種欣欣向榮的景象，我就感覺到一種滿足。

如果讓您用一句話來介紹“東軟”，您覺得應該怎樣描述?

劉積仁：“東軟”是一個通過智慧、團隊和創新來創造價值的企業。

我感覺與同齡的企業家相比，您的心態特別平和，您過去的經歷比較順利嗎?您現在所形成的做人做事的原則和價值觀主要是來自哪些方面?

劉積仁：我今天的人生態度是在不順利的經歷中形成的。

我認為一個人在同形形的人打交道的時候會越來越變得平和，因為當你看到形形的人、形形的事，特別是當你了解了整個社會的發展歷史的時候，你就不會抱怨你所在的處境不好了，你就會越來越樂觀，越來越愿意面對困難。因為你知道，所有的輝煌都來自于對這些困難的克服。回顧一下美國內戰結束后的那一段歷史，尤其是那時的社會環境和經濟環境，我們對中國今天形形的情況大概就不會感到奇怪了，因為我們正在重走他們走過的路。

平常遇到的困難和壓力對我來講就像是一種修煉。修煉就是讓你受一些折磨，經歷各種各樣的困難，經歷過以后你就會變得更沉穩，看問題就不會太極端，原來的困難也許就不成為困難了。所以我認為困難一定是可以改變的，如果有一件事情永遠不能改變，或者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不能改變，我就把它看作客觀而不是困難，上天就是這么安排的，就不用琢磨它了，反而會放心一點。所以我想一種復雜的環境對企業來講也不一定是壞事。

我是1955年出生的，經歷過政治動蕩的時代，見識過人們的思考和行為，高中畢業之后在鋼鐵廠里當過煤氣工人、電影放映員、電工，后來到大學讀書、到國外學習，在50年間經歷過國家的巨變、生活與工作環境的巨變、人的巨變，社會給了我一個修煉的過程，對各種各樣的困難和環境的適應成為了我的財富。

您認為在中國，什么樣的企業家才稱之為優秀的企業家?

劉積仁：可能中國的企業家還沒有像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家那樣顯赫，但如果你了解了他們的成長過程，他們所擁有的創業條件和他們所成長的社會環境，你一定會對他們刮目相看，他們是很了不起的，他們用最短的時間為中國做出了世人矚目的成績。

我們有海爾、華為這樣的在世界擁有影響力的企業，使中國人制造的家電、通信設備走向了許多發達國家的市場。比如說中國的移動通信企業用最短的時間創造了一個有相當覆蓋面的網絡，基本上服務到了中國的每一個角落，使得中國成為了世界移動通信大國。這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講都是奇跡，足以表明他們在管理、技術等方面的綜合能力。

中國有幾家非常不錯的汽車制造廠家，他們敢于挑戰國外汽車巨頭，創新求異，不僅搶占了相當的市場份額，而且打出了自己的品牌。我認為他們是非常優秀的企業。

中國有幾百種產品占世界份額第一，但是這些企業家們并沒有名字，或者根本沒用品牌。過去我們覺得有品牌就是優秀的，沒有品牌就不是優秀的，但是我認為，拿數據標準或者市場份額來衡量一個企業家的話，結果會更客觀一點。

您剛剛談到的都是優秀企業的特征，如果具體到這些企業的領導者，您覺得他們都是一些什么樣的人呢?有沒有一些共同特征?

劉積仁：我覺得他們共同的特征就是有理想，并且可以不斷超越自己。他們的追求通常是完全超越了他所擁有的資源的，今天還認為不太可能的事情，他要在明天或者后天做到。我想這就是中國優秀企業家所走過的路線。如果你問他們過去是怎樣設計今天的，大部分人會說過去根本沒有想到能有今天。正是一次次打破不可能的經歷使得他們的能力不斷提升，不斷超越自己，最后把企業做大了。

這是一種什么樣的精神?

劉積仁：首先是堅忍不拔、不怕困難，并且把克服困難當作一種樂趣，把能在更大的舞臺上表演當作一種追求。他在工作中是積極而主動的，無論遇到什么困難，他們都能快樂而有追求地往前走，這是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是他們從來不沿著別人的成功之路走，他們都是在參考別人的成功經驗的同時走自己的路，都是用自己的戰術取得戰略的成功。比如說他可能制定了和最強大的競爭對手一樣的戰略目標，但是他使用了最適合自己發展的戰術。這是中國的革命歷史對他們的啟發，所以他們愛看、愛談革命歷史，尤其是的思想。

這兩個特點是有聯系的。正如農民軍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侵略者的飛機大炮，民營企業家打敗了受過很好的西方教育的企業家。異曲同工之處就在于堅忍不拔的拼搏精神。企業家的精神就是能夠克服種種困難。創造性地找到一條生存和發展的道路，使得他能夠用比較短的時間走完別人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走完的道路。

比較來看，那些沒有過這樣的經歷或者說對中國的艱難困苦的歷史沒有親身感受的年輕一代企業家，他們的特征有什么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