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規層級劃分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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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律法規層級劃分范文

關鍵詞：電子商務法；課程；教學方法

中圖分類號：G424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49X（2008）-04-0102-01

一、整體教學方法――模塊式教學法

1．模塊式教學法

模塊式教學法是按照教學過程的基本環節，把課程內容按多元目標進行系統綜合的教學方法。它旨在把一個復雜、相互交叉的課程內容分成若干個基本課程或教程模塊，把相互滲透的教學內容組成系列知識模塊。通過各模塊的優化組合，使教學盡可能適應不同層次和目標的需求，以達到提高教學效果為目的。

2．模塊劃分及模塊法應用

電子商務的交易過程可以分為交易前（指買賣雙方在Internet在供需信息）、交易中（指買賣雙方將雙方磋商的結果以口頭、書面或以、電子文件形式確定下來）、交易后（指買賣雙方各自履行合同）三個環節。所以，《電子商務法》課程的模塊相應地可以劃分為：（1）電子商務交易主體的法律制度（交易前）；（2）電子商務交易行為的法律制度（交易中）；（3）電子商務稅收的法律制度（交易后）；（4）電子商務信息資源的法律法規（交易前中后）。

在電子商務交易前模塊教學中，將交易當事人和交易參加方的權利義務形成一個網絡模塊關系。在電子商務交易中模塊教學中，進一步劃分子模塊，從而形成一個層級模塊關系。在電子商務交易后模塊教學中，講授可以按照國與國之間的差異對比來組織，從而形成一個并列模塊關系。在電子商務交易前中后模塊教學中，進一步劃分子模塊，如網絡信息資源提供、數據電文以及電子商務安全等從而形成一個遞進模塊關系。

二、各組成模塊教學方法

1．情景模擬法

情景模擬法把學生分為若干小組，每組代表一個企業，學生分別扮演企業決策者們和參加交易者的不同角色，訓練學生將所學理論運用到實際中，學生和教師對情景模擬情況評說和總結。情景模擬法與單純的說教相比，調動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大大地提高教學效果。

2．圖片演示法

在真正的電子商務交易中，很多概念比較抽象，如電子合同、電子簽名、電子錢包等，學生理解其法律制度較困難。以圖片的形式展示其外觀，讓學生留下直觀的印象，然后闡述相關法律規定，教學效果亦可以大大提高。

3．案例教學法

案例教學法是將案例運用于教學，通過教師展示案例，組織學生討論案例，教師歸納提煉，學生最后演練。優點是以互動的形式使學生掌握如同實際從業人員一樣的認識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

4．PPT演示法

PPT演示法是利用計算機處理文字、圖形、圖像等，以替代傳統板書教學的一種方法。優點是能將文本、圖形、圖像和動畫有機結合，清楚明了。在電子商務信息資源的法律法規教學過程中，數據電文與電子商務的法律法規均需要圖文并茂，即采用PPT演示法，才能使這些學生更好理解這些法律法規。

參考文獻：

[1] 黃筱調、鄭莉，模塊式教學法及其探索，江蘇高教，1998年第4期。

[2] 楊路明，電子商務法，機械工業出版社，2007。

[3] 吳凌嬌，《電子商務概論》教學方法探討，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4 Vol.3 No.3。

第2篇：法律法規層級劃分范文

[關鍵詞]經濟法；互聯網+；企業管理；現實問題；對策研究

互聯網對當今社會每一個人來說，并不是個新鮮事物，互聯網全息地融入人們生活，互聯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之今年兩會及“十三五”規劃對互聯網提出新發展，互聯網企業作為互聯網經濟的主體，考量其發展情況和存在問題成為不可避免的話題。

一、我國互聯網企業管理存在的現實問題

在“互聯網+”的戰略思想影響下，互聯網行業發展較以前更加具備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政策支持，使互聯網企業得到較快發展。在這一過程中，由于新興行業缺乏與之對應的法律法規規范，因此，企業發展出現諸多問題。

（一）管理規則缺乏全面立法

作為新興行業，互聯網行業的法律法規缺乏細致化規定。騰訊和奇虎分別是即時通訊和搜索引擎技術的引導者，是我國互聯網行業的代表性企業，兩者的壟斷地位對于雙方各自的利益具有較大的威脅，在兩者的網絡商戰訴訟中，騰訊訴奇虎不正當競爭，而奇虎則訴騰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兩者的矛盾既是技術上的沖突，更是商業利益上的沖突。處于市場壟斷地位的兩家企業在面對同一市場利益情況下，沒有采取合作協商的方式合理劃分利益，而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互相詆毀和相互懷疑，由于相關的法律法規缺乏對互聯網企業的控制和規范，面對不正當競爭的行為，反壟斷法因缺少較為全面的裁判標準而無能為力。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盛杰民表示：“很多人認為，市場份額多就是壟斷，其實不然，要判斷一個企業是否具有或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要考慮很多因素。”雖然在騰訊與奇虎的商戰判決上，法院詳細闡述了互聯網領域反壟斷法相關市場界定標準以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等一系列判斷標準，但這次商戰也明確顯示出，對于互聯網企業在管理過程中的反不正當競爭規范，經濟法的相關法條并沒有明確實質性的規定，使互聯網企業在落實時缺少約束，造成行業和市場秩序的混亂。一般說來，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是企業和消費者針對企業是否通過“壟斷協議”或“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損害消費者利益而做出判定和裁決的法律依據，但實際操作過程中，消費者針對壟斷的訴訟情況極少，提出反壟斷訴訟的常為互聯網行業的競爭雙方，出于相互爭奪市場份額和經濟利益展開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造成了司法程序的混亂，嚴重影響了行業內部的穩定秩序。

（二）管理部門缺乏行政監管

按照互聯網法律法規以及國務院相關文件的規定，我國各級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門都有監控網絡行業管理事項，由于部門劃分過細且行政層級的繁瑣，對于互聯網企業的監督和責任劃分不清晰，面對互聯網企業的不正當市場行為和消費者權益受損時，往往選擇推諉的消極態度，不能及時對行業資源和市場狀態做出整合，使不同部門的市場準入、原則和標準不斷降低，對互聯網企業缺少監管，當互聯網金融詐騙事件出現時，無法及時對相關的違法企業做出處罰，保障消費者權益。雖然國家互聯網信息辦的建立使我國互聯網管理的多頭體系得到基本的抑制和整合，但如何統籌協調互聯網行業管理部門之間的關系和責任劃分，依然是實際管理過程中的突出問題。

（三）法律環境忽視權益保護

對互聯網企業的發展，強調政府的監管和企業的約束是保護互聯網用戶和消費者合法權益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互聯網行業的管理體系中，政府部門的監管占據主導地位，但互聯網企業內部的自律約束卻十分孱弱。企業在追求高效的經濟效益時，往往忽視自身建設，而消費者在錯誤信息的引導下，使自身權益受到嚴重侵害。企業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審查的范圍廣，內容多，往往流于形式，更甚者被企業利用成為牟利的手段。我國一些立法，大多數側重規定管理部門的權限和處罰內容，強調網絡服務者的相關資質和權利義務，卻欠缺網絡用戶權利保障的規定，更缺乏企業的自身監管和自我約束。

二、經濟法視野下互聯網企業管理的對策分析

互聯網企業的管理主要表現在：嚴防企業壟斷、不正當競爭和侵犯消費者權益三個方面。因此，為了促進互聯網企業的良性發展，管理方向和管理措施的改革，必須突出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互聯網企業的行為做出實質性的規范。

（一）制定互聯網發展戰略，提供有效的法律保護

當代互聯網已不僅是信息交流的單一平臺，而是集金融、政務、民生為一體的綜合性生產生活工具，互聯網是國家經濟的重要驅動，又是文化傳播的重要途徑；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也是綜合國力提升的戰略制高點。面對互聯網企業創造的巨大經濟效益，應緊緊抓住互聯網轉型升級的戰略機遇，積極促進“互聯網+”戰略的深入發展。首先，對于互聯網企業，在立法層面上，必須強調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對發展環境做出硬性規定和要求。雖然市場份額并非是處于支配地位的唯一因素，但卻是最為直觀和明確的指標，容易造成矛盾和糾紛。建立有效的法律保護必須強調反壟斷標準的完善，防止反壟斷法的濫用。突出反壟斷法的嚴肅性和公平性，是立法過程中必須增強的重要方面。其次，在互聯網發展戰略的規范上，應緊緊抓住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大環境，將互聯網的發展提高到國家戰略和司法層面，加強統籌規劃和科學設計，明確互聯網行業的管理措施，加強政府和立法機構對互聯網企業的方向引導和資金投入。要著力提高網絡應用水平和網絡管理水平，實現互聯網環境優化和結構升級，“以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為基點，以提升自主能力為方向，以網絡信息安全保障為基本要求，以依法管理為根本保障，實現寬帶中國戰略。”

（二）建立互聯網管理體系，形成高效的網絡系統

我國互聯網行業的管理已經具備了基本的體系和管理方式，但整體的規劃和細節處理，仍需要做出改善和提升。針對互聯網企業管理上職能部門多頭現象，從政府層面完善管理部門行政法規是促進其統籌協調的基本手段。由國家網絡主管部門帶頭，對各部門之間的職能和責任作出明確的劃分，強化管理部門之間的相互合作，對違反工作規范的部門和個人作出嚴肅的司法認定和行政處罰，形成各司其職、分工協作的互聯網企業管理體系。加強互聯網企業和行業的綜合管理，嚴厲打擊網絡違法犯罪活動，加強網絡部門與司法部門的合作，實現政法一體，協調發展。高效網絡體系的形成，是明確分工負責，加強部門配合，促進各環節有序運轉的結果，確保互聯網建設和互聯網管理的各項工作都能有效的落實；最大程度的滿足互聯網企業的發展環境要求，是政府職能部門的工作出發點，只有建立良好的互聯網管理體系，才能保障互聯網行業環境的優化和互聯網企業發展的順暢。

（三）完善互聯網監督環境，實施全面司法監管

針對互聯網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矛盾，建立全面司法監管體系是平衡企業效益和公民權利的有效手段。法律要明確互聯網行業管理的基本原則和互聯網利益各方的權利義務，一方面，對于互聯網企業的義務性和禁止性規范對優化互聯網行業環境有重要意義，有利于形成企部和行業間的自我約束。要保障網絡服務商和網絡用戶間的相互權利，明確網絡行為主體的法律責任、社會責任，使互聯網的法律法規覆蓋到網絡運行各個環節和各個階段，構成對互聯網企業的內外監督體系。另一方面，互聯網的管理涉及多個主體間的多層次法律關系，其中政府和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之間的共同參與和相互作用是實現互聯網行業有序發展并得到監督的重要措施。經濟法中對于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是促進互聯網行業管理的重要方面。現行的相關法律，對于公民維護行業安全和信息安全的各項義務中，禁止性條款較多而授權性條款較少，在面對互聯網經濟糾紛時，由于獨立個人的經濟能力較弱且法律意識淡薄，加之行政和司法救濟手段不足，面對侵權問題，公民提起行政訴訟的過程十分艱辛，因此，在互聯網企業的管理和司法監督中，應加強對公民個人消費權利的保護，建立綠色通道，處理好司法部門、個人、企業之間的權益平衡。形成完善的監督機制。

伴隨“十三五”規劃的進一步落實，“互聯網+”戰略的不斷深化，對于人們基本生活方式的改變、民生政策的轉變以及政務方式選擇等都具有重要的社會影響力。隨著“互聯網+”與教育、通訊、生產、行政、民生等多方面的融合和發展，互聯網企業的數量將會不斷的增多，互聯網企業的影響力也會不斷的凸顯，由此帶來的企業間競爭以及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利益矛盾也會進一步顯現。因此，從立法和司法的角度講，如何促進互聯網企業、政府職能部門、社會個人之間的權利平衡和利益均衡是發展互聯網行業必須面對的問題。這一過程，不僅需要公正透明的立法程序和完善的法律法規，也需要政府和企業共同完善的管理體系建立，更需要在保證基本權利不受侵害的基礎上來自社會范圍內的民眾，協同政府職能部門和企業管理層面的共同監督。互聯網企業管理的質量提升是社會各階層素質共同提升的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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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劉娟.互聯網企業商業行為的經濟法分析[J].蘭州大學.2013

[7]中國互聯網市場調研與反戰趨勢預測報告.報告編號：1700385.中國產業調研網.2016

[8]葉明.論互聯網企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判定原則[J].經濟法論壇.2014(1)

[9]漆澤平.從經濟法角度分析網絡消費及商場消費的異同[J].商場現代化.2016(6)

第3篇：法律法規層級劃分范文

關鍵詞：電梯檢驗制度 法律 問題

中圖分類號：D92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5）01（b）-0000-00

電梯的檢驗對電梯的運行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做好電梯檢驗工作，對電梯的安裝、維修及使用進行管理，不僅能夠為特種設備的開發提供技術支持，而且使電梯正常安全運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人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1 電梯檢驗制度的構建

我國對特種設備的管理有較為全面的法律體系，由于法律的位階不同，在各個層級的法律規范的地位有所不同，通過權力等級性、事項的包容性和權力的同質性三方面來確定法律的位階，對法律問題的探討也應該根據不同的位階來分點探討。

1.1 法律

根據特種設備的存在專門制訂出相應法律是十分必要的。我國的電梯數量逐年增加，增長迅速。電梯事故的發生頻率給社會造成非常大的影響，同時，在對電梯技術規范的應用中，缺少法律的支持，所頒發的關于特種設備的規范法律強制性低，得不到制約。一些企業對電梯等特種設備的不重視導致安全責任落實不到位，這一系列的問題都需要嚴格的法律體系進行制約，明確監管部門的職責，將安全放在第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特種設備安全法》的制定與實施，結合了我國的基本國情，并且與社會現狀相適應，從源頭上有效的防止、減少特種設備事故的發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行政法規

行政法規的效力在各部門的規章制度之上，并且要在實施中高于地方性法規，但是其效力低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特種設備安全法》。在法律頒布之前，對特種設備檢驗的依據主要是09年修訂的《特種設備安全監察條例》，在這一條例中，主要對設備的制造設計、安裝改造、維修檢驗等過程加以監督，對特種設備的有效管理，防止事故的發生，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1.3 地方性法規

地方權力機關可以根據法律法規對當地的特種設備進行地方性的法規。保證不與國家所頒布的《特種設備安全監察條例》沖突的情況下，結合當地的社會環境，制訂出具有當地特點的地方性法規。如山東出臺的關于山東當地特種設備安全監察條例，體現出民為根本的特點，結合實際、放眼未來。

1.4 規章

部門規章是必須經過國務院行政部長簽署，通過一定的形式向公眾公布。對于這種法律文件，地位較低，并且不能與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悖。這種規章制度被人們所熟知，在基層人民生活工作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貼近底層，能夠反饋出真實的情感與人民需要。

1.5 安全技術

安全技術規范是由特種設備安全管理部門提出制定的安全技術規范，對設備的設計安裝、維護等有了明確的技術要求，并且規定了檢測方法和技術規范，擁有一定的靈活性，能夠更加適應社會的發展，這種操作性文件清楚的體現了制度實施的具體方式。

1.6 標準

國家標準對全國范圍內對技術做統一要求，每五年重新制定一次。分為強制性和推薦性兩種標準，強制性標準就是對標準、法律法規等強制性執行，推薦性標準就是在檢驗和使用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市場調節性，可自愿采用的標準。

2 我國電梯檢驗制度的完善

2.1 完善立法

包括電梯在內的特種設備，我國還沒有對各種設備進行分門別類的進行法規和規章的制定，對技術規范等的制定時應該體現出技術的系統性和規范的可實施性。電梯在技術方面有獨特的地方，對技術標準制定時存在交叉，在實際的檢驗工作中，標準也不夠系統，對電梯問題的判斷需要技術人員自行整理歸納，不僅不能快速更新行業標準，而且貫徹執行方面也有待商榷。例如在特種設備的保險條例中，提出了要將有關的保險內容納入法規，但是保險的具體實施情況并沒有明確說明，規章制度內容上存在漏洞。電梯檢驗規則中下行制動試驗要求轎廂完全停止，不發生鋼絲繩的嚴重滑移而導致轎廂失控，但沒有要求滑移或制停距離多大才算嚴重，增加了檢驗難度，全靠檢驗員自己估摸，增加了風險系數。所以應該完善立法，形成一套完整的標準體系。

2.2 劃分職責

檢驗部門與監察部門應該明確劃分責任，各部門人員都能夠履行自己的職責，兩部門能夠一起發揮作用，嚴格控制市場的準入標準和審批資格。對工作人員進行培訓，保證能夠在短時間內處理電梯運行中問題的管理工作，使其具有高效和安全的特性。國家也應該加大對檢驗和監察的管理力度，不僅使部門人員保障了設備的的安全，而且要提高技術人員的整體水平，在符合條件的基礎上，要在電梯行業中培養出具有高水平的綜合性人才，增強行業的整體實力。

2.3 提高公眾認知

在電梯的使用與維護中，檢驗的標準應該提高，從源頭阻止不符合標準的產品進入市場。另外，電梯的使用者應該經常開展對危險事故的演練，制定出救援方案，保證在電梯發生事故中，能進行自救和互救。除此之外，對于單位中電梯的管理人員應該具有一定的專業水準，及時對電梯運行時出現的問題進行維修。監管部門應不定期的對安全管理員進行抽查考核，不符合要求的吊銷相關證件。與此同時，媒體對輿論進行適當的引導通過公共平臺對電梯安全進行宣傳，讓人們了解到電梯故障時的自救方法。有條件的話可以考慮組建多部門聯合維護及救援平臺類似110，讓老百姓及時得到救助和幫助。

3 結語

總而言之，我國對電梯這種特種設備的安全管理上還不夠完善，需要通過社會的不斷發展、結合人們工作生產實踐問題等對法律法規進一步的修訂，保障人們在使用特種設備時的安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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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馮杰，羅云，曾珠，等.特種設備安全績效與安全監管能力相關性研究[J].中國安全科學學報，2012（2）.

[3] 張領，施月濤，張健.特種設備安全管理中的問題與對策[J].中國科技信息，2011（17）.

第4篇：法律法規層級劃分范文

［關鍵詞］官僚制；困境；交易費用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22-0121-01

官僚制組織理論,是由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提出的。在韋伯看來這種組織是一種“理想的”行政管理體制,它具有熟練的專業活動、明確的權責劃分、嚴格的規章制度,以及“金字塔”式的服從關系等特征。從技術上說,這種體制具有明顯的優越性,能夠像一部機器那樣靈活運轉。但是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政府需要管理的事情日益增多,政府機構不斷膨脹,官僚體制已經開始嚴重阻礙政府的辦事效率。等級制嚴重,官僚作風嚴重,導致信息的傳輸緩慢。信息傳輸渠道嚴重受阻,其所要支出的交易成本就會增大。交易成本這個概念最早由科斯提出。交易費用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基本概念,并已被現代經濟學的各家各派所接受。西方學者對交易費用的定義并無質的區別,只是其側重點不同或范圍不同。考特將交易費用區分為狹義和廣義兩類。狹義上看,交易費用指的是完成一項交易所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當一項交易涉及處于不同地點的幾個交易參與者時,這種成本會很高；廣義上看,交易費用指的是協商談判和履行協議所需的全部資源,包括制定談判策略所需信息的成本,談判所花時間以及防止談判各方欺詐行為的成本。本文主要是從廣義的角度來談交易費用。

1 交易費用與官僚制的困境

(1)政府組織人際關系交流中的交易費用。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政府的職能不斷增加。其所涉及的范圍也不斷加大,政府的規模越來越大,人員隊伍不斷增加。由于政府內部嚴重的等級制度,政府內部在處理問題時,往往是層級匯報,各個部門之間則是一種競爭關系,因此各個職能部門只對上級負責,對于其他部門往往不去理會和溝通,當出現重大事情時就會相互扯皮,逃避各自的責任。另外,政府部門人員對外交流時,由于傾向濃重,往往把其他私營組織看得低自己一個等級,于是政府部門“臉難看、門難進、話難聽”。因此,上下級之間協調,平級之間的協調都會由于這個僵硬的等級制度而產生較高的費用。在這個過程中,即使上下級有了一定程度的協調,也會由于上級的關系而變得沒有任何意義,最終,在產生大量費用的同時得不到任何結果,還造成大量的資源浪費,阻礙了政府的效率和效果。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由于交易費用增加,社會成本加大,這將不利于官僚制組織的穩定。

(2)搜尋信息的費用。官僚制是現代文明所內含的維持法律、經濟和技術理性的必要條件或者組織手段。這種組織形式在工業化社會時期對政府效率的提高起了一定作用。隨著科技革命的發展,大量的信息需要政府自身來處理,這種體制明顯不能適應這種情況。從政府內部來看,官僚制“金字塔”式的組織形式,在自上而下傳播信息過程中,確實有效率。但是當信息從下自上傳播時,信息只能是一級一級往上傳播,在傳播的過程中信息明顯會失真。另外,“金字塔”式的結構自下而上,通道越來越窄,信息卻越來越多,造成了信息超載,政府的信息傳輸就會被堵塞。當大量的信息傳上來的時候,高層在分析這些來自各個方面的信息時,就變得很困難。政府要想從中獲得有用的信息,其所要花費的成本將會很高。重要的是,在信息自下而上傳播過程中,中級部門考慮到自己的利益,很可能把真正有用的信息本能地過濾,掩蓋真實的信息而去傳播虛假的信息。因此,從社會角度來看,當政府部門對外收集信息時,由于官僚作風嚴重,主觀主義濃厚,往往得不到真實而準確的信息,政府根據錯誤的信息作出的相關政策也必將是錯誤的。這就會造成很大的損失。

(3)執行和監督費用。當政策被制定后既需要執行,也需要監督。在政策執行上,我國的官僚制表現出自己獨特的一面。按照韋伯的看法,官僚體制在執行上是高效率的,然而在我國,政策執行往往存在較大的阻力,其執行費用也花費很大。首先,由于地方政府是“經濟人”,他們在執行政策時,往往首先考慮自己的利益,對中央政策進行修改或部門執行,以有利于當地的利益或部門自身利益。其次,由于政府機構膨脹,人浮于事,當需要執行政策時,各部門之間要么互相推諉,要么都去執行,如此必將產生較大的執行費用。因此，需要完善的監督體制作為政策執行的保障。我國的監督主體主要有政黨的監督、政府內部機構的監督、上級的監督、媒體的監督和群眾的監督等。雖然監督主體很多,然而,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很難對其監督,即使可以,也需要相應的技術和人員,其成本必然很高。如果監督的費用遠遠高于執行政策所帶來的效益,這樣的政策對社會沒有好處,反而造成一定的成本損失。因此,真正起作用的監督很少,難度也很大。

2 政府治理模式的變革

(1)加強立法,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完備的政府管理法制體系既是良好的行政管理體制的重要內容,也是有效和規范實施行政管理的重要保障。首先,建立健全規范經濟社會活動,為政府全面依法行政創造完備的法制環境；其次,建立健全規范政府行政活動,特別是涉及機構編制、職責權限、行為方式、獎勵處罰等的法律法規,以強化對政府行為的監管；最后,強化行政人員法律素質,切實提高行政人員執法能力,改革行政執法體制，實行執法責任制和執法過錯追究制,做到嚴格執法、公正執法和文明執法。

(2)壓縮政府層級,建立電子政府。由于官僚制組織層級過多,在信息傳輸過程中,往往出現信息失真,以致制定出的政策不能很好地反映現實情況。因此在政府內部應實行一種扁平化的政府層級,即壓縮政府層級,增加各層級管理幅度,使官僚制“金字塔”式的組織形式 “壓縮”成扁平狀。這樣在信息交流中,既容易,又不會失真,政府內部也可以很好的溝通。通過建立電子政府,群眾可以方便地知道政府所要執行的政策,了解政府動態,政府也可以及時和群眾溝通。

(3)進行適度放權,把政府的部門職能分出去。第三部門組織在管理社會事務方面,不僅有信息優勢和激勵機制,并且有高度的彈性。這對責任相對比較模糊的政府機構來說,無疑是一大優勢。這些組織的參與,可以彌補政府在激勵機制、等級制度等官僚機構中的不足,減少一些不必要的損失,提高政府的效率。“多頭管理”、“政策縫隙”說明政府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應發動更多社會力量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以彌補政府能力的不足,減少由于政府的不合理管理帶來的費用。

第5篇：法律法規層級劃分范文

從現有的文獻資料來看，社會保障立法模式的分類主要有三種：一是“四種模式”論；二是“三種模式”論；三是“兩種模式”論。具體如下：

(一)“四種模式”論

這種觀點以鄭功成教授為代表，四種模式分別是“單一立法”模式、“母子立法”模式、“平行立法”模式和“專門立法與混合立法并行”模式。第一種是指國家按高度集約的原則制定一部高度綜合的社會保障法律，規范各種主要的社會保障事務，如美國；第二種是指國家制定一部社會保障基本法或社會保障法典，作為社會保障法律體系的最高原則規范，在最高原則之下再制定各項專門的社會保障法律分別規范有關事務，基本法是母法，專門法是子法，基本法對專門法起統馭作用；第三種是指國家根據社會保障子系統及其各項目的需要，同時制定互不統馭、相互平行、相互協調的多部社會保障法律，分別規范某一類別的社會保障事務，如日本；第四種是指國家既制定部分有關社會保障方面的法律，同時又將另一些社會保障事務納入到其他部門法律體系中進行規范，從而是一種專門立法與混合立法并行的社會保障立法模式。

(二)“三種模式”論

這種劃分方法以王全興和樊啟榮教授為代表，三種模式分別是“多法并立平行”模式、“一法統馭多法”模式和“混合立法”模式。其中“多法并立平行”模式是指就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等社會保障項目，制定若干部平行的社會保障法律法規，分別調整某類或某一社會保障項目的社會關系，這種模式由德國首創；“一法統馭多法”模式是指統一制定一部法律綜合規定各類社會保障項目的基本問題，作為社會保障法部門的基本法，再依據基本法就各類社會保障項目分別制定若干單項社會保障法律法規，這種模式由美國首創；“混合立法”模式是指即頒布部分社會保障方面的專門法律法規，同時將另一些社會保障項目納入到其他部門法體系中進行規范，從而形成了一種混合性的社會保障立法模式。

(三)“兩種模式”論

這種觀點以余衛明教授為代表，他認為社會保障立法模式有兩種，即“分散立法”模式和“綜合立法”模式。“分散立法”模式是指沒有制定綜合的、統一的社會保障法典，而是按照社會保障的各項不同內容分別制定出不同的法律。這種模式以英國和德國為代表；“綜合立法”模式是指以一部全面的、系統的社會保障法律來規范社會保障事務，在這部法律之下，再有許多相關法律加以補充和具體化。這種模式以美國為代表。

基于上述社會保障立法模式的幾種分類和有關文獻，現有社會保障立法模式的分類標準可以歸納如下：

(一)隸屬關系分類法

這種分類方法是根據法律之間是否存在包含、交叉等關系為標準劃分的。由于法律之間的關系可以分為：隸屬關系、平行關系和交叉關系，那么立法模式就有：“單一立法”模式、“母子立法”模式、“平行立法”模式和混合立法模式四種。這種立法分類觀點強調的是法與法之間的包含或隸屬關系，而不強調立法的先后順序，筆者認為這種分類方法是最合理、最科學的。

(二)立法的先后順序分類法

這種立法模式分類是根據社會保障基本法出現的先后順序來劃分的。先有社會保障或社會保險基本法的立法模式，分別被學者稱之為“母子立法”模式、“綜合立法”模式、“一法統馭多法”模式，如美國。后有社會保障或社會保險基本法的立法模式，分別被學者稱之為“平行立法”模式、“分散立法”模式，如德國。這種分類明顯不恰當，比如，被視為民法之“母法”的我國《民法通則》就是后于《合同法》、《繼承法》、《婚姻法》而產生的。

(三)有無社會保障基本法或法典分類法

這種分類方法是根據一個國家是否建有社會保障基本法或法典為標準來分類的。凡是建立有社會保障基本法或法典的立法模式，則被稱之為“綜合立法”模式，如美國。凡是沒有建立社會保障基本法或法典的立法模式，則被稱之為“分散立法”模式。這種立法模式，忽略了社會保障立法是一個復雜、艱巨和長期的過程。

(四)其他標準分類法

除了上述三種標準分類法之外，還有學者把社會保障的制度模式當成社會保障的立法模式。如有學者把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和智利的私營化為主導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當成了社會保障的立法模式。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現有的社會保障立法模式的分類標準不夠嚴密和科學，如按照隸屬關系既把美國當成“單一立法”模式，又把它當成“母子立法”模式，這是不科學的。把基本法出現的先后作為“母子立法”模式的分類標準，這也不是很恰當，因為這種認識太過于注重字面意義和立法的“生理學”意義，即所謂“母子立法”模式，就必須得先有“母法”才能有“子法”。把有無社會保障基本法作為分類標準也不夠合理，如美國在社會保障基本法頒布之前，已經進行過社會保障方面的立法，如《工傷保險法》(1908年)、《緊急救濟法》(1933年)等。社會保障立法是―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不應該把立法的階段性特征看成是社會保障立法的標準范式。

二、關于我國社會保障立法模式選擇的爭論

關于我國社會保障立法模式選擇的爭論主要集中在：是選擇“一法統馭多法”模式，還是選擇“平行立法”模式；是先立基本法，還是先立單項法律。

(一)“平行立法”模式

這種立法模式的倡導者主要有：鄭功成(2000)；樊啟榮，王全興，黎棟(1999)；易虹(2005)；陳培勇，林琳(2006)等。他們倡導這種立法模式的主要理由是：首先，從中國的現實國情出發，由于社會保障的內容廣泛和多部門管理，以及以往的立法慣例、立法結構和經驗，要制定綜合性的社會保障法作為母法，在這些基礎上制定若干社會保障法子法，顯然既不現實，也無必要。因為這種立法模式會徹底破壞現行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格局，造成新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建設的成本高昂化；其次，從中國政府的社會保障立法規劃來看，《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等均是單獨立法計劃，表明國家事實上選擇了平行立法的模式；第三，他們認為，從社會保障制度運行的需要出發，亦并非只有母子法結構才是最佳選擇。

(二)“一法統馭多法”模式

這種立法模式的倡導者主要有：余衛明(1996)；成功(1996)；湯擎，嘯天(1999)；呂潤程，吳章法1999)；楊婉香(1999)等。他們倡導這種模式的共同理由是：首先，社會保障法是一項系統工程，它具有長期性、根本性和全面性，不是臨時的政策、具體的措施亦或局部的規定，必須由社會保障基本法作出整體規定，不能零星片段、不求統一、立一條算一條；其次，社會保障制度應在全國范圍內統一實施，因而社會保障法不應具有地方性，需要有一個基本法對地方立法進行統一、協調并指導其發展；第三，傳統社會保障立法在內容上

與市場經濟的要求格格不入，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保障的諸多問題需要重新規范。例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社會保障職責上的分工，多部門分管社會保障的協調，不同社會保障項目之間的職能劃分和銜接，社會保障基金的來源布局和統一管理等。這些問題都是單行法律法規不能解決的。

對于是先制定社會保障基本法，還是先頒布社會保障各項專門法律的問題。有學者提出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立法建設，應該先制定頒布社會保障基本法，再在社會保障基本法的規范下制定各項專門的法律，如《社會保險法》、《社會救濟法》、《社會福利法》等；也有學者提出我國的社會保障法制建設，應該根據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具體情況和社會保障制度立法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特征，先進性各單項法律的立法，等各項法律法規齊備之后，在統一制定社會保障基本法。

透過上述爭論，我們不難發現，爭論與分歧的焦點是走母子立法模式平行立法模式，要不要社會保障基本法，以及是先制定基本法還是先制定單行法律。筆者認為，產生爭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立法模式分類標準的不合理性，因此，應該重新規范立法模式的分類標準，再進行立法模式的選擇。

三、農村社會保障立法：標準重構、理性根基與模式選擇

以立法的先后順序和制度模式來作為社會保障立法模式的分類標準，是明顯不妥的。立法模式的分類標準有必要進行進一步的規范和重構。

筆者認為，立法模式的科學辨別應該基于法與法之間的隸屬關系，這種隸屬關系，既可以是以金字塔的形態出現，也可以是以倒金字塔的形式出現，還可以是以互相平行或單獨的形態出現。換句話說，只要法律之間存在交叉、隸屬、統馭關系的立法模式，都應該稱之為“母子立法”模式，不具有這種關系的立法模式應該稱之為“平行立法”模式，而各部法律之間存在交叉關系的則稱之為“混合立法”模式，只有一部主要法律的國家，應該稱之為“單一立法”模式。也即是，立法模式不應該以立法的先后來區分，而應該以法律之間的隸屬關系來判定，立法的先后屬于立法的順序問題，順序和模式是兩回事。一個國家一旦選定了立法模式，那么立法模式就是固定不變的，而立法的順序是靈活的。―個國家的立法順序可以根據這個國家立法時的條件、基礎與環境，靈活選擇，并適時作出調整，由于國家的具體國情不同，立法的模式可以相同，但立法的先后順序可以不同。因此，筆者建議，立法模式的劃分應該以法律之間的隸屬關系為標準，而不應該以立法的先后來劃分。

在新的立法模式分類標準的基礎上，可以把社會保障制度的立法模式劃分為四種，他們分別是：“單一立法”模式，也可以稱之為“單獨立法”模式；“母子立法”模式，也稱之為“一法統馭多法”模式或“縱向立法”模式；“平行立法”模式，也稱之為“橫向立法”模式或者“平等立法”模式；“混合立法”模式，也可以稱之為“交叉立法”模式。根據此標準，德國的社會保障立法模式，就不能再稱之為平行立法模式，而應該是一法統馭多法的“母子立法”模式(條件成熟時，可以再頒布社會保障法典)，美國的社會保障立法模式可以稱之為“嚴格意義”的“母子立法”模式，因為美國并非只有《社會保障法案》這惟一一部社會保障法律，它還有別的立法。由于社會保障制度本身的特征，選擇“單獨立法”模式和“混合立法”模式的缺陷是不辨自明的，因此爭論也無必要。至于綜合立法與分散立法分類，筆者認為沒有存在的必要，因為立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基于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現狀和國情，筆者認為，農村社會保障應選擇“母子立法”模式，其理性根基與具體選擇是：

(一)從社會保障制度的結構層次看

社會保障制度內容體系包括：社會保險(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等)、社會救助(農村五保、城市低保、農村低保等)、社會福利(從提供福利的主體分：有一般福利，也即國家普遍福利，如教育、衛生保健、公共設施等；企業福利，也即單位福利，如住房補貼、煤氣補貼、福利設施等。從對象分：老人福利、兒童福利、婦女福利、殘疾人福利等)和社會優撫(包括現役軍人及其家屬、革命烈士家屬、革命傷殘軍人及其家屬等)等。從社會保障制度的內容結構體系中，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出，社會保障制度具有明顯的縱向層級結構，各層級之間是隸屬關系，也可以說是包含與被包含關系或者統馭與被統馭關系。用數學符號表達則是：可以得出，其中A可以看成是社會保障的基本法，而B、C、D均可看成一部或多部單行的法律或法規或規章。而這種結構，正好符合社會保障立法的“母子立法”模式，也即一法統馭多法的縱向層級模式。

(二)從國外發達國家的立法演變趨勢看

縱觀世界各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發展，一般是先有社會保障立法，再進行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在此，以德國和美國為代表。德國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法制化的發源地，經過100多年的建立、調整與完善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備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并成為世界各國借鑒的對象。從1883年德國首次頒布《疾病保險法》開始，相繼頒布了《勞工傷害保險法》(1884年)、《老年及殘廢保險法》(1889年)，這三部法律于1911年合并，另增加《孤獨寡婦保險法》，成為著名的《社會保險法典》，是一種倒金字塔形式的“母子立法”模式。美國是首次使用“社會保障”一詞，并對其進行綜合立法的國家，1935年美國《社會保障法案》的頒布，在社會保障的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也開創了先從社會保障基本法立法的先河。其實，嚴格說來，美國在1935年頒布《社會保障法案》之前，也曾經有過單項的社會保障法律，如1908年的《工傷保險法》和1933年的《緊急救濟法》等，但由于相對來說單行立法較少，所以美國社會保障的立法模式可以稱之為金字塔形式的“母子立法”模式。

(三)從我國的立法實踐以及發展趨勢看

從我國的立法實踐和立法規劃來看，我國社會保障立法模式也具有“母子立法”的特征。以社會保險立法為例，社會保險的五大子項目，從不同的立法層次上已經出臺了多部法規或政策性規章，如《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退伍義務兵安置條例》、《軍人撫恤優待條例》、《失業保險條例》、《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國務院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中國人民士官退出現役安置暫行辦法》、《工傷保險條例》等法規。從隸屬關系上來看，應該都隸屬于社會保險法。從立法規劃來看，起草于1993年，并已經列入2007年立法規劃的《社會保險法》也可以看成是《養老保險條例》《失業保險條例》《工傷保險條例》《退伍義務兵安置條例》等母法。社會保險繳費管理辦法，對各個子項目的繳費做出了明確的規定，這本身也是一種一法統馭多法的具體實踐。從未來發展趨勢上看，立法的復雜性決定立法是―個漸進的過程，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也可能出現平行立法的階段，但最總仍將走向統一于基本法，這是立法成熟的標志。

(四)從“母子立法”模式的優勢看

“母子立法”模式，也稱之為“一法統馭多法”模式，法與法之間存在明顯的隸屬關系。這種立法模式的好處主要有：首先，有利于對社會保障立法進行整體、全面、系統的規劃和完善，從而推進我國社會保障法制建設科學合理地發展；其次，有利于通過社會保障基本法的統帥作用，克服社會保障法系統內部之間的沖突與矛盾，以實現系統內的整體協調和平衡發展；再次，有利于社會保障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在我國形成和發展，從而推進我國社會保障法理論的繁榮與發達。

另外，母子立法模式也符合國際勞工局對各國社會保障法制建設的總體要求，國際勞工局在《展望21世紀：社會保障的發展》中曾經建議將“分散的社會保障法律應綜合并盡可能匯集起來”，這也符合社會保障立法日趨成熟的發展軌跡。但必須強調的一點是，選擇“母子立法”模式，并不意味著一定要先制定基本法，先制定單行法再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制定社會保障基本法，也是母子立法模式。

基于上述幾個方面的理性思考，筆者認為，農村社會保障立法應該采取“倒金字塔”形式的“母子立法”模式，也即“一法統馭多法”模式。這種立法模式與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比較完備的國家――德國的社會保障立法模式具有相似之處。具體說來，社會保障立法，應該包括社會保障基本法，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社會福利法、優撫安置法等具體單項法律，同時還要制定，養老保險實施條例，工傷保險實施條例，生育保險實施條例，失業保險實施條例，醫療保險實施條例等具體法規，另外，再加上國家行政機關和地方立法機關制定的部門規章和實施辦法等，來具體調整與管理社會保障具體事務，使社會保障制度在法治的條件下健康運行。

第6篇：法律法規層級劃分范文

【關鍵詞】虛假廣告 代言 立法完善

虛假廣告代言，指代言人利用自己的社會美譽度或知名度，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為缺陷商品進行虛假廣告宣傳,不負責任地對并不了解或者從未用過的商品大加褒獎,從而誤導消費者。從《食品安全法》頒布之日起，代言人對于廣告代言就不敢貿然接受，究其原因，多是出于對虛假廣告代言連帶責任的“敬畏”。對于此種現象，部分學者強烈呼吁對“連帶責任”進行細化，否則對于虛假廣告代言問題的規制會由缺乏監管的無序混亂的極端走向規制過嚴、條款過粗而蕭條殆盡的另一個極端。

一、明確代言人的法律主體地位

我國現行《廣告法》從頒布之日起至今已有15年的悠久歷史了，在《廣告法》當時的立法背景下，以個人代言方式進行廣告宣傳并不普遍，故而沒有納入廣告法的調整范圍，在以《廣告法》為核心的法律法規調整的法律主體僅僅包括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和廣告者，而將廣告代言人的代言行為置于了法律調控的真空狀態。但隨著虛假廣告代言的日益泛濫，危害結果的日益加重，個人代言廣告的法律規制問題逐漸引起了各方的注意。

建議通過對《廣告法》的相關條文進行修改，明確廣告代言人的法律主體地位，并規定其在享受代言廣告帶來的各項不菲收益的同時，需要基于注意審查的基本要求履行與之對應的義務。以從根本上改變消費者在因虛假廣告侵權而向代言人尋求權利救濟時“無人可告”的尷尬局面。同時，明確規定享有特定身份或負有特殊身份象征的社會團體或者其他組織、個人不得參與廣告代言。

二、完善虛假廣告代言法律責任體系

我國《食品安全法》中論及虛假廣告的法律責任時，相應的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等，均規定援引相關的法律法規進行規制。而在行政法規、刑法中調整的廣告代言活動的主體仍然僅限于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和廣告者。因而，有必要系統的完善虛假廣告代言的法律責任體系。參照虛假廣告的法律責任，將虛假廣告代言的法律責任設置為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三個層級。按照代言行為的具體情形和代言人的主觀情節進行分門別類的區別對待。

對于情節較輕，危害不大或尚未造成損害結果的代言行為，僅需承擔民事責任。行政處罰形式可以包括：罰款、沒收違法代言所得、附期限的禁止廣告代言活動等；對于嚴重擾亂市場秩序，造成損害后果的代言行為，應追究行政責任，并依共同侵權理論，承擔連帶責任。對于情節嚴重，危害重大，構成犯罪的行為，則嚴厲的追究刑事責任，并允許在情況復雜，情節嚴重的代言行為中實行并罰。

三、合理分配違法責任

現有的法律法規整體對虛假廣告代言的“違法成本”門檻設置較低，從制度上縱容了虛假廣告代言行為的泛濫，可以借《廣告法》的修改為契機，設置一套綜合、科學的責任分配規則。

（1）合理設置廣告代言的責任期限。建議在《廣告法》的修改中，通過科學的計量，結合實踐經驗，對不同類別的產品，以代言合同年限為參照系合理的設定一個“脫責期”。在此責任期限內，代言人需要對其代言的產品承擔嚴格責任，而在“脫責期”之外，則以代言人確有過錯為前提，來承擔法律責任。與此同時，廣告主應當根據“脫責期”的長短向代言人支付相應的風險金。

即代言人在同廣告主簽訂代言合同時，需要涉及兩個時間期限，一個是廣告代言合同的有效期，另一個則是根據相關計算公式、在雙方協商一致的情形下設定的一個“脫責期”。

（2）細化廣告主體內部的責任分配。如將廣告代言的法律主體由“三主體”增加至“四主體”，則需要重新通盤考慮各個主體之間的責任分配。雖然其對外都一致向消費者承擔連帶責任，但其內部也應該明確責任分配的標準。具體可包括如下內容：

1）責任主體的劃分標準。明確是按照各個不同主體之間，還是各個不同類別的主體之間來分擔責任？在多個代言人同時或先后為同一品牌、同一產品進行代言的時候責任又如何劃分？2）明確規定內部協議中霸王條款無效。禁止廣告主體之間簽訂“完全免責”、“由此產生的法律問題，由XX全部承擔”之類的霸王條款，并明確規定此類條款一律無效，但不影響該協議其他合法條款的效力。3）確定責任梯度。廣告主、廣告經營者、者和代言人之間在具體的廣告代言活動中，各自的主觀過錯程度是不一樣的，因而有必要為其內部責任劃定一個責任梯度，廣告主是虛假廣告的最詳實的知情人，因而對虛假廣告肩負的過錯最大，承擔主要責任；廣告經營者、者按其過錯大小承擔相應的責任；廣告代言人對虛假廣告的傳播有重大影響，其責任居于廣告主和廣告經營者、者之間。

（3）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懲罰性賠償，是指由法庭所做出賠償數額超出實際損害數額的賠償，它具有補償受害人損失并且懲罰和遏制不法行為的作用。在對虛假廣告代言行為進行規制中，借鑒《侵權責任法》第47條的相關內容，明確規定代言人在參與代言活動中時，若明知代言產品存在缺陷或廣告內容包含虛假信息，仍然進行代言，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

此制度旨在對廣告代言人主觀具備故意要素的虛假廣告代言行為產生威懾作用。而賠償的具體數額，本文贊同與代言費、廣告制作費、實際發生損害的價值等量化浮動標準掛鉤，從而在制度上為虛假廣告代言的違法成本設置必要的懲罰梯度，加大對惡意虛假廣告的懲罰力度，更加有效地凈化廣告代言市場。

三、鼓勵代言人采取糾錯補救措施

在代言人參與廣告制作的過程中，代言人依照相關規定極盡了審查注意義務，主觀上無過錯，因為專業技術、能力及條件等主客觀原因，沒能及時辨別出廣告內容的虛假性，而在廣告之后得以暴露，代言人本著避免危害結果進一步擴大的初衷，主動終止代言合同，并積極采取補救措施的，可以酌情減輕代言人在與其他承擔連帶責任的廣告主體分擔法律責任時的責任份額。但代言人需要舉證證明自己在廣告的前期審查和制作過程中的“無條件、無能力、無過錯”。

參考文獻

第7篇：法律法規層級劃分范文

建設服務型政府關鍵在于轉變政府職能。黨的十六大報告把政府職能明確地定位為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四個方面，尤其強調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了服務型政府建設的目標和要求。轉變政府職能體現了黨的宗旨，反映了時代特色和人民要求。建設服務型政府必須以政府職能轉變為核心和重點。政府職能是指政府權力所扮演的角色和應有的作用，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問題，是職權產生、機構設置和人員定額的主要依據，是政府管理活動的起點。職能定位正確與否，是政府能否正確行使權力，發揮政府作用的關鍵，我國政府職能的轉變不斷深化，日益科學。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采取了全能型的職能模式，扮演了生產者、監督者、控制者三者合一的角色，弱化了為社會和公民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和角色。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迅速推進，國有經濟布局的戰略性調整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政府的生產者角色逐步轉變，政企、政資逐步分開；事業單位的自日益受到重視和保護，政事逐步分開；社會自我管理和調節的作用得以發揮，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的作用日益突出，政府在加強監管的基礎上與中介組織迅速分開。只有緊緊抓住轉變政府職能這個重點，才能有力促進服務型政府建設。

轉變政府職能必須在制度建設上下功夫。政府職能轉變是在國際經濟政治一體化、國內市場經濟推動下由政府主動進行的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破舊立新、逐步演變的過程。它首先是一場思想解放和觀念更新的運動，實質上是一個行政管理體制創新和改革的過程。加強制度建設就是要在法律、法規的指引下，加強規章、政策、規范性文件、政府及其部門內部的議事、決策、執行規則等一系列規則體系的建設。制度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協調的規則體系，具備較強的規則性、普遍的遵守性、持久的穩定性等剛性特點，是一種硬性的指標體系和責任體系。制度建設首先將反映時代特征和歷史任務的認識、理想和目標等觀念成果轉化為明晰可行的行為規則；其次提供一個公正透明的程序機制保證規則合法制定和順利實施；最后通過激勵、責任機制，使制度的遵守者受到尊重和鼓勵，使制度的違背者承受不利后果，從而促使人們按照制度辦事。制度的功能和作用表明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須臾離不開制度。政府及其部門部門在制度建設上的主要任務是結合本地本部門的實際，在法律法規、國家政策之下制定、完善具體的辦事規范。“著力完善各項工作制度，規范工作程序，優化辦事規則”是實現服務型政府基本要求，是制度建設的基本方面。

加強制度建設必須明確服務型政府所需要的制度建設理念。在制度建設中，首先要將執政為民的服務理念貫穿始終。行政管理所涉及的根本問題是人民與政府的關系問題。我們的政府是人民政府，公民權利是國家權力之本，是行政權力之源。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是行政管理的根本要求。因此，在制度建設中，必須將執政為民的宗旨和精神蘊含其中，通過一系列規則體系規范行政行為，確保行政行為維護好、發展好、實現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保障好人民群眾的各項權益，提高公務員自身素質，增強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的服務意識，提高政府的執行力和公信力。

其次，制度建設必須堅持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在法治國家，法律是公民行為的基本準則和評價標準，法律對人們的社會生活起著最基本、最可靠的規范和約束作用。我國《憲法》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在制度建設中堅持法律至上，必須保持各項規章制度不與法律法規抵觸，并且自覺接受法律法規的規制。徐光春書記在省委八屆八次全體會議上提出了“和諧社會是法治社會”的科學論斷，并態度明確、立場堅定地指出，各級黨委、政府特別使領導干部要增強法治理念，不斷提高依法決策、依法行政的能力，“使法律手段成為執政行政的根本性手段”。在制度建設中堅持法律至上，就要做到政府及其部門以制度之嚴彌補法律法規之疏，以制度之細彰顯地方與部門特色，以制度之準促法律法規在本地本部門的充分實現，使政府及其部門的全部行政行為有章可循，全部行政行為都依規則和程序進行。

再次，制度建設必須堅持高效便民、簡化手續的程序優化理念。高效便民，既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行政機關履行職責所應遵循的基本準則。行政機關在行使其職能時，要力爭以最短的時間、最少的人力、最低的成本耗費，為公民和社會辦盡可能多的事，為公民和社會提供最優質、最便捷的服務，從而取得最大的社會、經濟效益。制度建設是提高行政效能、落實執政為民的根本手段。在制度建設中，在保證公開、公平、公正、廉政、高效的前提下，必須堅持優化簡化程序的原則，實現制度正義，最大限度地減少公民接受行政管理的成本，最大限度地促進公民權益的徹底實現，提高行政效率和公民的滿意度。

最后，制度建設必須堅持協調統一、操作性強的科學理念。制度建設的質量是制度生命力的根本，制度結構協調、操作性強是制度質量的重要標志。制度的協調統一表現在各項制度之間要界 限明確、相互銜接、緊密配合，各項制度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前后左右不重復、不矛盾、不沖突，形成行政為民的合力。制度的可操作性要求在建章立制中做到民主和科學相結合、總結借鑒和科學預見相結合、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客觀條件與主管條件相結合、法律規定與政府日常工作相結合等，使制度規則既合法合理，又具有針對性和實效性，增強政府服務職能的可實現性。

加強制度建設是實現政府職能轉變的根本措施，是政府履行服務職能的可靠保證。在制度建設理念指導下，政府及其部門在依法行政工作中應當著力加強制度建設，使政府自身建設和管理盡快適應加快發展的新要求、和諧穩定的新挑戰、改革攻堅的新任務、對外開放的新形勢。

第一，加強制度建設首先要繼續解放思想。徐光春書記在省委八屆八次全體會議上全面深刻地論證了思想解放的哲學內涵，他指出，解放思想既是不斷認識未知事物、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過程，也是一個從各種既有的已經不合時宜的認識中擺脫出來的過程。解放思想關鍵是要通過思想觀念的轉變和創新，敢于突破思維定勢，把思想觀念從不適應、不利于科學發展的認識中解放出來，使認識得到飛躍。繼續解放思想使我們深刻認識到“緊持經濟社會發展和政府自身建設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是政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必然要求，是時代和發展的必然要求。回顧自1987年黨的十三大正式提出政府職能轉變，到20__年黨的十七大更加明確地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的任務，其間我國政府共經歷了四次大的行政機構改革和四個政府職能轉變階段。每個階段的政府職能轉變過程都是解放思想先行，都貫穿著與時俱進、制度創新。建設服務型政府就要加快實現由經驗決策向科學決策轉變，由“人治”向“法治”轉變，特別要重視民主集中制、專家咨詢、社會公示與聽證、決策評估、合法性審查等各項制度建設。

第二，加強制度建設必須圍繞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等四項政府職能進行。服務型政府要求其職能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相適應。在經濟調節方面，通過制度建設完成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和社會中介組織分開，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通過制度建設賦予和維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在市場經濟中的自主地位和各種權利；在市場監管方面，制度建設要保證市場監管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打破部門保護、地區封鎖和行業壟斷，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為政府實現“把主要精力放在為各類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提供制度保障；在社會管理方面，建立健全保障與人民群眾密切相關的就業、就學、就醫、社會保障、社會治安、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等各種權利的制度，建立健全利益協調、社會糾紛處理、應對突發事件等各種機制和制度，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務水平和公共服務能力。

第三，加強制度建設必須理順行政機關之間的職能和權限。各級行政機關及其內設機構的職能劃分是政府行政行為合法、合理、有序、高效的前提，政府部門及其內設機構職能和權限制度化至關重要。行政職能和權限劃分包括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在縱向層級之間要按照必要的集中與適當的分散相結合的原則，合理劃分各級政府部門的職能范圍，明確各自的權力和責任；在橫向部門之間要按照相同或相近的職能由一個部門承擔的原則，合理配置和劃分政府部門之間的職責分工。加強制度建設既要實現又要維護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行政機關“三定”規定、政府內部權限沖突裁決機制。制度建設要在“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的運行機制”上下功夫，著力解決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權責脫節、政出多門等問題，確保“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的順利實現和制度化。

第四，加強制度建設必須強化行政程序。行政程序有公開透明看得見、人們行為合乎規范并保持連續性、行為結果可預測、排除外部干擾等特點，因此，行政程序的價值在現代民主法治社會被提升到很高的地位。實現政府職能轉變，保證行政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規范行政決策的自由裁量權，減少決策過程中的隨意、專斷、不科學現象，必須建立行政決策公示制、專家論證制、合法性論證制、社情民意反映制、跟蹤反饋和責任追究制等制度體系，健全權責一致的決策體制，保證行政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行政執行行為具有復雜多樣性，無論多么嚴密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法規都不可能對其一網盡攬，因此，行政執行的自由裁量權普遍存在，而行政自由裁量的空間較之司法自由裁量的空間既大又多，政府及其部門必須著力建設行政裁量基準制度，規范、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權，才能確保行政執行行為符合法律法規和行政決策的要求。行政程序設計是經過吸納各方意見、平衡各方利益、計算各種成本，并根據社會發展規律理性創制的一種規則，它兼具效率、公平價值。依據行政程序辦事，做到同類事務同等對待，既能使行政管理相對人對行政權力運行過程和處理結果感到滿意，行政任務得以順利完成，又能使行政效率得以提高和保持。因此，高度重視并著力加強行政程序方面的制度建設首當其沖。

第8篇：法律法規層級劃分范文

關鍵詞：食品　食品安全　政府執行力

食品安全是國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食品問題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健康和生命，影響社會安定和經濟增長，關乎我國的國際形象和信譽。由于在食品生產和消費領域中存在信息不對稱和信息不充分的現象，政府作為公共產品的主要供給者，必須參與到食品生產和消費過程中，通過積極的干預來促進食品產業的健康發展。政府在干預過程中牽涉到食品安全政策體系的構成、食品安全政策的執行、政策監督等問題。由于一直以來，正確的公共政策都是政府管理的根本和核心，也是備受學者和政府關注的重點，政府職能此時的一個重要體現便是對食品生產和消費過程進行管制，制定相應的公共政策。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化建設的不斷推進，我國的食品安全政策基本框架已經構建好，相關法律法規也逐步完善，但現在我國食品安全形勢仍然非常嚴峻，筆者認為主要還是政府執行力度有待提高。懷特(LeonardD.White)指出政府的“公共行政，就是公共事務的執行：行政活動的目的，則是使公共計劃得以最迅速、最經濟、最圓滿地完成”。由此可見，強有力的政府執行力可以確保行政權力的有效運行和提高政府效能，是避免政策執行的失效和公信力受到損害、保證公共政策和行政決策得以實施的重要條件和手段。

一、有關食品安全法律法規的簡要回顧

針對食品安全問題，我國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制定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譬如，1999的“提倡綠色消費：培育綠色市場，開辟綠色通道”三綠工程，以提高食品質量，維護消費者利益，保障人民群眾身體健康與生命安全為宗旨；2001年提出“無公害食品行動計劃”：2002年“食品安全關鍵技術”被科技部列入國家“十五”重大科技專項，以及2002年國家質檢總局推行了“食品質量安全市場準入制度”；2003年開始推行食品生產經營企業食品衛生管理員制度；2004年開始建立食品生產經營企業誠信公告制度；2005年制定并實施不合格食品收回管理規范及食品安全溯源管理規范；2006年國務院辦公廳“全國食品安全專項整治行動方案”，旨在抓好農村食品安全，治理農產品污染源頭，強化食品生產加工監管，完善食品安全監管機制等；2007年10月31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草案)》，以及這幾年出臺的各種實施細則以及各種食品的衛生管理辦法等等的一系列政策和舉措反映我國政府對食品安全問題的高度重視，也反映了政府狠抓食品質量安全的決心和力度。

目前，我國食品安全的政策體系就是以一系列法律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形成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為主導，《食品衛生行政處罰法》、《標準化法》、《產品質量法》、《進出口商品檢驗法》等數部單行法律為基礎，《食品生產加工企業質量安全監督管理辦法》、《食品添加劑管理規定》等以及諸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傳染病防治法》等涉及食品安全要求的技術標準等法規為主體，以各省及地方政府關于食品安全的規章為補充的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的框架。

二、政府執行力在食品安全問題中的體現

提高行政組織和人員在食品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執行力水平，是解決當今食品安全問題的一個有效途徑，同時也體現了我國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的迫切要求。關于影響政府執行力的要素，有四要素說，認為要從政府組織結構的嚴密性、制度規范的有效性、人員素質的優良性和財力資源的基礎性等四要素來增強政府執行力。謝慶奎、陶慶兩位學者認為，政府執行力的強弱與領導體制、執行體制、執行資源、干部素質四個方面有關。筆者擬從組織和個人兩個層面，通過分解執行力大小的三個合成因素――流程、技能和意愿，來分析政府執行力在食品政策中的表現，進而探索食品安全仍然存在諸多問題的原因和解決途徑。

(一)流程

在政府管理領域中，流程包括政府內部的各項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以及內部的機構設置、人員配置、權責劃分、機構之間彼此的關系等涉及政府組織建設的各項內容。在政府組織中設計規范合理的執行流程，是規范政府執行行為和提高政府執行力的保證。

出現食品安全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在于食品安全政策體系的缺陷。作為政策執行的基礎，我國有關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規雖然數量比較多，但是現存法律法規之間的銜接存在很大問題，一些法律法規缺乏清晰準確的定義和限制，有的單個法律法規調整范圍過窄。

其次，在食品生產、加工、流通和消費等各領域中，缺乏合理高效的行政組織架構。當前食品安全的突發事件日益增多，只有高效靈敏的公共管理系統，才能及時有效地應對新情況、新問題。食品安全是一個跨越了食品衛生、質量和農產品質量等多個范疇的領域，形成部門職能交叉的模糊地帶。“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在共同執行政策的過程中缺乏統一協調，經常出現單打獨斗、互不配合甚至相互拆臺的現象。”例如，全國在對食品安全登記的界定上沒有統一的標準，各部門按自己的標準制定，沒有互通情報，沒有采取統一協調行動，消費者在市場上名目繁多的食品安全等級面前不知所措，政府的公信力無形中被削弱。

(二)技能

技能是政府內部各個部門每個工作人員的業務能力和素質，包括對工作的理解力、溝通協調力以及入崗匹配三個方面的內涵，

首先，理解所承擔的工作，準確把握政策的內涵，正確認識并熟練運用政策，是防止執行偏差的基礎。作為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食品安全是一個比較特殊的領域，政府有責任為公眾提供信息，例如熟悉食品衛生法，了解每一個專項的政策，解決食品領域中的信息不對稱和信息不完全的問題，如果對政策理解不透，就會導致政策貫徹起來“走樣”、“變形”。譬如。食品質量標準體系和檢測體系是食品安全管理的前提和基礎，作為一個監管人員，只有準確把握其內涵，才能判斷監管對象的行為，并采取及時、有針對性的措施。他們不僅要懂得國內的各項標準，還要加強對國外食品安全法律標準的研究、消化，幫助建立和完善我國食品安全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法規、行政規章、規范性文件等多層式法律體系，探索和發展既和國際接軌，又符合國情的理論、方法和體系。再譬如，在食品法規的監管和運行中，需要高素質、訓練有素的調查人員的工作為基礎，他們的專業水平是維護食品管理體系聲譽和公正性的前提和保證。

所以，政策執行者要具備正確執行政策的知識結構、政治素養、組織和管理能力以及道德水準等，進而提升政府執行力。

其次，在執行過程中，要能夠運用靈活和富有創造性的方法有計劃地執行任務，并且充分調動經濟、信息、社會、文化等各種社會資源，注重在執行過程中的溝通協調藝術。食品從生產、加工到最后的消費，經歷多個環節，參與到其中的人群從農民到工人，到企業家，層次復雜，文化知識水平參差不齊，所以地方政府對食品政策的執行力是政策實施到位的基石，是根本上解決食品安全的源頭。例如由于我國執法監督體系不完善，現有的衛生執法隊伍和力量難以覆蓋到所有地區，地方立法與食品市場的發展現狀不協調，許多地方并沒有制定食品衛生安全監管的地方性法規，尤其是針對農村地區，對農村食品的完全統一監管存在許多困難。這樣就不僅要求各級政府都要根據自己的現實情況，制定符合自身的相配套的執行國家政策的措施：還要求具體執行人員有靈活性和變通性，有應對多變狀況的能力，充分考慮執行對象的知識水平、當地的文化等因素，可以采取補償、獎勵等方式，達到監管的目的。

再次，政府執行力的大小不僅僅與執行人員本身的能力有關，他們的能力和素質是否同其所承擔的工作職責相適應往往決定著政府執行的效果。

(三)意愿

意愿包括公務員和社會公眾兩個層面的內涵，政府的業務流程是否科學、是否與他們的技能匹配以及政府政策制定的合法性都影響著公務員和社會公眾的意愿，

一是政府各個層級的公務員的主動性和熱情，指其在正確認識和理解自己工作的基礎上遵守職業操守，合理行使國家法律所賦予的公權力，努力維護并促進社會公共利益最大化。自由裁量權是這個層面上值得關注的問題，“一個公共官員擁有自由裁量權，意味著無論對他的權力有怎樣有效的限制，他依然具有在作為和不作為的可能系列中作出選擇的自由。”

二是社會公眾對政府及其所制定的公共政策的認同感。社會公眾是政府的管理對象，他們的認同感強，就會自覺遵守政府制定的政策，并主動監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有利于政府執行力的提升，反之則削弱政府執行力。統計數字顯示，我國現有45萬食品生產者、288.5萬食品經營者。顯然，讓監管部門以“盯人”方式來保障食品安全不現實。不僅要把基層單位和干部發動起來，還要把群眾發動起來，形成人人關心質量安全、人人維護質量安全的良好氛圍。只有當每一個食品生產經營者真正承擔起應負責任，認識到“食品工業”是“道德工業”，主動把住安全關時，我們的食品安全才有保障。而在我國，2007年10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草案)》中，才強化了生產經營者作為保證食品安全第一責任人的責任，清晰區分了生產經營者和地方政府兩者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的責任。

第9篇：法律法規層級劃分范文

（一）完善保障性住房法律制度建設

世界各國普遍采用住房保障制度幫助低收入的國民取得住房的所有權或使用權，這一制度有利于緩和社會矛盾。美國是通過立法保障來實施各項措施最具特色的國家，美國住房方面的法律對入住保障性住房的申請者作出了明細的準入標準和保障水平規范。與美國比較起來，我國住房保障制度起步比較晚，保障性住房立法落后，法律法規無法滿足現有保障性住房市場需求，已有的保障性住房相關法律法規又存在權威性、銜接性、約束力、執行力問題。一個國家要完善其法律制度，最好的方法就是制定優良的法律。為了改變當前我國住房保障法律現狀，從根本上來說要加強保障性住房基本法的立法工作，提高住房保障法律層級效力，明確法律規范。當然，需要注意的是僅有一部基本法并不能解決我國保障性住房在現實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問題，需要及時制定配套的實施法律規章。另外在執法和司法上也要同步跟進，使得已制定施行的法律落到實處，保障公民的居住權利，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的居住權利。保障性住房法律應以基本法的地位示以世人，建設公民公民基本住房生活，明確公民住房保障的權利和義務，進而保障社會穩定和經濟穩定發展而。明確制定該法的立法原則在于遵守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分層次保障和促進社會公平效率。在住房的供給對象以戶口為界來首先確定保障性住房的享受對象違反了平等原則，公民的居住權應被受到公平對待。建立專門的住房保障管理機構有效落實住房保障法律制度，明確權限劃分。

（二）加強法律監督，充分發揮法律監督作用

本文說的法律監督，是指國家機關按照法律具體規定，對公權力機關行為的合法性進行的監察和督促。做好保障性住房制度，必須完善其準入和退出機制，充分利用政府的保障資金。保障性住房的目的就在于為中低收入群體提供居住環境，實現居者有其屋的政策。當前我國在界定中低收入家庭上的標準上仍沒有科學的規定，這一方面由于居民收入統計難以有效實現，公民的真實收入難以掌握，個人存款實名制落實情況還較差，做好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工作，必須建立嚴格的家庭收入登記及征詢制度，在存款實名制的基礎上結合其他制度，使得保障性住房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在保障性住房退出機制方面，有關部門需未雨綢繆，搜集多方經驗，早做政策準備。所以強化退出機制，增強懲戒力度，通過行政、司法手段對弄虛作假者進行處罰，對于違法轉租轉售行為加強監督，情節嚴重的追究其法律責任。保障性住房的目的在于保障住房難群體的居住權，必須防范和懲罰任何人以非法的手段侵犯那些弱勢群體的權利的行為，對于那些隱瞞或者虛報人口、戶籍、收入、財產和住房等狀況的方式弄虛作假的，應當由主管部門駁回其申請或者取消其輪候資格，并處高額罰款，并從此不再允許其申請保障性住房，建立誠信和諧的社會。

（三）加強律宣傳，提高公眾法律意識

有效開展住房保障制度，必須做好工作工作，加強保障性住房方面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宣傳，讓公眾知悉保障性住房申請知識，暢通渠道，保障公眾對住房保障制度的知情權；建立健全公眾參與的工作制度，保障公眾的居住合法權益，提高公眾保障責任意識和法制觀念和守法意識。保障性住房法律制度的產生在我國沒有經歷生根發芽茁壯成長的過程，它是“舶來品”，在移植國外的保障性住房法律制度時，要充分考慮中國國情，特別是一些具體制度的實施條件和方法舉措方面要進行深入調查研究，試點研究。現有保障性住房保障制度必須嚴格審查程序，確保保障性住房物盡其用，發揮其真正效用具有重要意義。在標準制定方面要統一，明確收益對象條件，擴大覆蓋范圍，使保障性住房真正做到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居住需求。符合本土國情的保障性住房法律制度容易被廣大民眾接受，推動人們內心的主動遵從，有效合理提高公眾參與熱情，維護我們居住權利。

（四）提高環境執法、司法水平，強化責任追究